公务员期刊网 论文中心 正文

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关系的发展与启示

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关系的发展与启示

摘要:在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工业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从彼此独立走向协同。总体而言,英国、德国、美国等国的实践经验证明,工业革命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新的契机,而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工业革命提供新的动力。而英国、德国、美国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关系的差异,源于各国经济发展及文化的不同。认识二者的发展历程及其各国之间的差异,对于我国推进工业强国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工业革命;高等教育;关系

一、引言

综观人类发展史,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范围都覆盖多个方面,尤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不可忽视。大学诞生于11-12世纪,作为少数存在至今的社会组织,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常青藤”。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发起,称为“工业1.0”;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从美国、德国蔓延,称为“工业2.0”;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40、50年代,从美国开始蔓延,称为“工业3.0”;第四次工业革命始于2013年,德国率先提出,称为“工业4.0”。德国“工业4.0”战略旨在提高德国工业竞争力,是德国联邦教研室与联邦经济技术部在2013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的新概念。[1]美国提出以工业互联网为核心“再工业化”,中国提出“制造业2025”,英国政府科技办公室《英国工业2050战略》,各国纷纷进入“工业4.0”时代。在工业革命升级过程中,高等教育与工业革命的关系经历了从彼此独立到逐渐协同。随着“工业4.0”概念的提出,相关的研究开始增多,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关系,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周洪宇等,2013),工业4.0时代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李立国,2016),走向工业4.0时代的大学人才培养耦合机制(刘欣,2017);也有学者探讨了第三、802018年第12期(总第81期)教育第四次工业革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改革(顾明远,2013),第三次工业革命:缘起、本质及对高等教育的启示(方晓田,2015),第四次工业革命时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应对与启示(谭少娟,2017)。但是,对于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的系统研究不多,对于各个工业领先国家的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更是鲜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上述两个问题做进一步探索。

二、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一)“工业1.0”与高等教育

“工业1.0”以蒸汽机发明、改革与应用为显著特征,蒸汽机的发明发生在大学之外,其发明者瓦特仅仅在蒸汽机的改良方面得到过大学老师的帮助。“英国的经济发展与教育,尤其是中、高等教育联系有限,或者说二者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关系,或许与初等教育有一定关系。”[2]310“工业1.0”时代,英国的办学理念较为保守,以牛津、剑桥为首的英国传统大学固守培养精英的理念,认为大学不应该为满足工商业的发展而进行技能类培训,招收的学生主要来自皇室、贵族、富家子弟等“有闲”阶层,课程内容以古典学科及人文主义为主。如18世纪的牛津大学,文学系第一年学习的基本课程包含传统的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课程设置尽显绅士教育思想学说影响。[3]46当时的大学培养目标是牧师、医生、律师、绅士和国家行政管理人员,设置哲学、神学、法学、医学等专业,技术应用性知识被排斥在大学教学之外,毕业生超过一半进入教会,进入工商业的少之又少。德国在“工业1.0”时代大学理念受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大学的内部学院主要是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四个学院,是德国培养官吏及专业人员的主要机构。早于“工业1.0”的德国大学发展较快,哈勒大学(1694)、哥廷根大学(1737)已区别于中世纪传统大学,并影响了后期柏林大学的创建。受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形成的“洪堡理念”,倡导大学的学术自由及科学研究,为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职能提供了思想基础。柏林大学时期,科学研究正式取得教学的中心地位,哲学得到空前发展,哲学下设神学、法学、自然科学,讲座和习明纳的教学形式以哲学院为大本营扩散到其他学院。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验科学被接受,为德国在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美国建国后,统一的民族文化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前殖民地时期的学院位置多在美国偏远的东部,规模小、接纳人数少,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兴起了创建州立大学运动,弗吉尼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等纷纷崛起,至此,学生可以进行专业化的训练和自由选科。随着工业的发展,技术学院和专业学院得到发展,布鲁克林技术学院(1854)、库珀联合学院(1859)、麻省理工学院(1861)等院校先后成立。19世纪40年代后,美国的理工教育兴起,大量毕业生涌入工商业。美国大学在德国讲座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学术组织——系,帮助学生可以专注于专业化的课程,为研究生教育奠定了基础。随着《莫里尔法案》的颁布,“赠地学院”兴起,农业、机械、矿业等专业开始繁荣,大学的古典课程开始向实用性课程过渡。“工业1.0”时代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大学为代表,与社会交流少。英国大学的人才培养方式仍然是绅士模式,德国、美国虽然工业化进程落后于英国,但是高等教育进步速度较快,促进古典大学向近代大学发展,为“工业2.0”时期领先创造条件。

(二)“工业2.0”与高等教育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技术的发明使用、内燃机的出现为代表,不同于“工业1.0”时期的技术发明家,“工业2.0”时期的发明家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新工业革命的诞生。“工业2.0”时代,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在一批热心办大学的企业家的推动下,英国出现了众多的城市学院,如阿姆斯特朗自然科学学院、伯明翰梅森科学学院、诺丁汉大学学院和利物浦大学学院等。城市学院注重技术人才与专业人才的培养,突出应用性、技术性、职业性等特色,开设工程、机械、采矿等课程,旨在为工商业培养高级专门技术人才。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并行,接收对象为普通百姓及中产阶级,大学办学规模增大,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城市大学的出现推进英国传统大学改革,带动了城市区域经济的发展。法学、现代史、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等课程地位日益显著,奖学金向平民倾斜,学费及生活费的减少,为传统大学从精英化向平民化过渡提供了可能。剑桥大学建立就业指导机构,推荐学生到工商业工作的比重每年占到8%到14%。德国为大学的科学研究提供保障,大学的科学研究和教学范围在“工业2.0”时代已适应工业的发展,大批的工业学院、工科大学和一批专门学院在此时兴起,传授技术及自然科学类课程数量开始超过人文学科。伴随社会的高度工业化,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且趋于成熟,许多科技术学校升级为工业大学,并且成立化学、化工和食品等研究所,推进科学研究,促进新式大学的形成,开创了科学研究与教学并重的新时代。到19世纪末期,基本形成由研究型大学、工科大学以及商业、经济、林业等专门学院组成的高等教育体系。据西方国家统计,“在1820-1919年期间,40%的医学发明是由德国人完成的;1820-1914年,生理学中65%的有创建的论文出自德国人;德国人在1821-1900年期间在物理学(热、光、电子和磁)方面的发明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4]美国在“工业2.0”时代兴起以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强调研究生教育,课程结构体现古典学科与理论学科的结合,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体制开始结合,私人、企业投资大学热情高涨,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兴起。新型大学的诞生,终结了美国没有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历史。美国经济的发展促进初级学院的形成,为转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提供了可能,并且促进了美国多元化教育体系的形成。初级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变成社区学院,其灵活的机制、较低的入学门槛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提供了帮助。1929年,震动美国教育界的“芝加哥计划”实施,改组原先所属的学院模式,将大学分成人文科学部、社会科学部、自然科学部和生物科学部四个部,有利于学生进行跨部和跨系学习。这种综合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为美国在“工业3.0”时期领先创造条件。“工业2.0”时代工业的发展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为工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对内部专业结构、课程内容进行调整,促进了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人才培养模式转向“专才”的培养,高度的专业化培养方式,适应了“工业2.0”时代经济的发展。

(三)“工业3.0”与高等教育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电子信息技术变革为主要内容,“数字化”“信息化”是其显著特征,生产自动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发展方式也由以前依靠物力资本转向依靠知识资本、智力资本、人力资本,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性与实践性交融的人才需求大,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工业3.0”时代,在政府的引导下,英国高等教育将重点放在科学技术教育上。英国政府于1946年发表《巴洛报告》,支持《珀西报告》中关于高等科技教育扩展及创办技术学院的相关工作。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主导创办十所新大学、十所技术大学、一所开放大学,课程以应用性专业为主,在工科大学实行工程教育与职业训练交替进行的课程,实现高等教育的培养与企业需求对接。接受大学专业教育的毕业生就职于科技专业职业部门,使高等教育与工业积极主动联系的需要进一步强化。1969年,剑桥大学与企业合作形成新的模式,走上“联姻”道路,形成著名的剑桥科学园。随后,在政府的倡导下,高等教育不断发展与产业界的合作关系,依托大学的资源,在20世纪80年代,在剑桥、伯明翰、牛津、爱丁堡等地形成“科学公园”。德国联邦政府在“工业3.0”时代积极推动高等教育的扩张,并建立科学审议会,德国的工科教育发生显著改变,相比以往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变成了宽口径、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如柏林科技大学成立人文学院,并开设与人文科系相关的课程,如哲学、音乐、语言等,文理交融的学科教育,使学生能够掌握深厚的学科知识。柏林科技大学改变以往理工科以数理化为基础、社会学科以人文和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界限,由科技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迈进,设置跨学科的新学科,适应了产业发展需求。在“工业3.0”时代,以哈佛大学为首的美国高校掀起一场通识教育运动,因为高度专业化的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迅速,“1993-1996年间,全世界共有35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和经济学奖,其中25名诺贝尔奖得主为美国人,占获奖人总数的71.4%,在获奖的25名美国科学家中,有23人来自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占美国获奖总数的92%,占世界获奖总数的65.7%。由此可见,美国研究型大学对美国科学的重大贡献。”[5]为适应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高等院校开设新的系科和课程,工业的发展又为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研究提供了经费支持。“工业3.0”时代,高等教育破除以往人才培养过度专业化的弊病,重视跨学科培养。同时,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中的服务意识增强,服务社会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高等教育与工业联系更加紧密。

(四)“工业4.0”与高等教育

第四次工业革命,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创造的“物理系统”,与第三次工业革命逐渐成熟起来的“信息系统”,形成“物联网”,即信息物理系统(GPS)。“工业4.0”核心思想是整合,产业的再一次升级,对高等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对人才要求更加复合、综合化,凸显对于人才创新性、实践性及扎实的基础知识的要求。“工业4.0”时代,英国政府推动高等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的改革,《作为知识经济体的成功:卓越教学、社会流动性和学生选择》政策白皮书,并推动《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的修改工作,颁布《高等教育与科研法》。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政府监控教学质量的方式推进终身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对于工业的贡献度;通过校际学分的互认,实现学生转学的可操作性;通过明确高校信息公开的责任,提升学生专业的知情权,提高学生与所学专业的适配性。精湛的工业技术、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高等教育促使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工业4.0”体现的“整合”思想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教学、研究及研发技术转让等,推进技术类专业与经济类、社科类专业实现合作,推进不同教育路径的相互渗透性,同时加强与企业继续教育的合作,推进终身教育的发展理念。针对不断推进的“工业4.0”,2015年12月,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了名为《工业4.0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的报告,对未来岗位及人才需求进行预测。针对德国处于优势的职业教育,德国联邦政府拨出专项资金,设立“继续教育政府奖学金”“继续教育津贴”“升级援助计划”等专项基金促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对接。在“工业4.0”时代,美国通过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大型制造业的回归,借助已经形成的人力资源红利,领跑新的工业革命。同时,在政府牵头下,逐渐形成政府—产业—学术伙伴关系,政府科技部门、公司研发部门和学校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科技创新,形成国家牵头下的创新体系。企业的技术需求是产学研的引擎,政府起到牵头和投资的作用,最终实现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作为高等教育强国,美国继续落实人才强国的战略,吸引更多的国际化人才,并运用各项优惠政策将高端人才留在美国,继续为“工业4.0”服务。同时高校直面社会的需求,产学研合作方式继续优化升级,不断适应工业发展新的需求。“工业4.0”时代,高等教育对产业升级起支撑作用,大学成为提供新经济增长动力、进行正规人才培养的主要机构。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对于急需人才的预测及培养指导计划,以此来适应“工业4.0”人才的需求。

三、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关系的经济、文化归因

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从彼此独立逐渐走向协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不可或缺。工业革命的爆发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人类文化遗传机制的高等教育,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在科学技术的连接下,从彼此独立走向协同。经济中心的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呈现相关性,当世界经济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高等教育的中心随之也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工业社会时期,工业的发展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动力,但随着工业的发展,各国的高等教育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最终影响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被超越就体现文化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制约。英国工业革命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动力,催生了注重实效的中产阶级文化。然而,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及自由主义的理念促使英国大学的变革呈现缓慢、渐进、连续式的特征。18世纪,欧洲大学正值反对宗教、提倡理性的历史时期,英国的宗教却得到强化,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须在入学时及毕业前进行宣誓。“工业1.0”时代,英国高等教育固守培养精英的理念,拒绝开放大学的门户,影响高等教育对工业的响应速度。直到19世纪20年代,功利主义哲学开始盛行,英国的大学才加快了平民化的进程。自《牛津大学法》(1854)、《剑桥大学法》(1856)颁布直到1863年,英国开始通过法案推动科学发展及学术进步的进程。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制造业已落后于德国,在中产阶级的呼吁下,国家开始干涉高等教育。1919年,英国政府一改不干预大学的原则,成立大学拨款委员会,通过资助促进大学的近代化进程。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地的英国,虽然经济发展盛极一时,但是受其保守的传统文化影响,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落后于德国、美国,直接影响后期工业的发展进程。德国在18世纪建立的大学已经有近代大学的特征,其学部的名称、学部之间关系以及学部教授的内容明显领先于英国。19世纪初,德国经济落后、政权分裂,加之普法战争失败,在以洪堡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及文化国家的观念影响下,德国大学开始改革,开创文化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先河。[6]145所谓文化国家观念,即高等教育属国家事业,目的为发展理性。19世纪中后期,随着德国工业的发展,工科大学和专门学院相继崛起,工业的发展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保证,在理性理念支撑下的高等教育促进了经济发展。在“工业3.0”时代,高等学校校长联合会、科学审议会等机构的建立促进了高等教育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环境及国内政治的变化,德国高等教育先后受到“社会本位”“教育机会均等”及“市场本位”思想影响,推动高等教育扩张,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德国高等教育为应对经济危机,呈现出实用主义的倾向,为德国保持制造业强国地位提供了保障。美国最初是英国的殖民地,最初的殖民地学院和建国初期高等教育奉行英国式的绅士教育,强调学校自治和人文主义教育。18世纪后期,美国的高等教育受到启蒙思想以及法国革命的影响,世俗、普及以及国家举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兴起,办学理念从为宗教服务转为世俗化。20世纪,美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工业经济跻身世界首位,受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美国高等教育与本国国情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介入高等教育。1945年,《科学:无止境的疆界》勾勒了政府与大学合作的蓝图,也预示着政府成为高等教育的最大资助者。美国整体文化呈现实际性,所以高等教育职业化发展倾向明显,大学和工业之间的关系紧密,为反映企业实际需求的课程进入大学创造条件。高等教育层级结构丰富,有以研究生培养为目标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为社会输送职业人才的短期大学、社区学院和成人大学等,灵活适应工业的发展需求。人们对于公平的追求、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及多种文化共同促进美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保证。

四、结论与启示

“工业1.0”时代,工业革命发生在大学之外,高等教育没有对工业革命做出直接贡献;“工业2.0”时代,工业革命为高等教育的变革提供动力,促进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工业3.0”时代,工业革命依赖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服务社会职能凸显;“工业4.0”时代,工业革命依赖高等教育的支撑,已演化为各国科技竞赛。从“工业1.0”到“工业4.0”,科学技术逐渐成为第一生产力,虽然文化的不同影响工业革命与高等教育结合的速度,但是两者的关系通过科学技术的“粘合”从独立逐渐走向协同。自科学技术登上人类舞台以来,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从19世纪的每50年增加一倍,到20世纪50年代的每10年增长一倍,再到今天,仅3—5年就可以增长一倍。工业革命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人类社会依赖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与此同时,虽然新科学技术的诞生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繁荣,但是也助长了技术理想主义势头。技术理想主义倾向曾一度引发学界关注,如尼尔•波兹曼教授所提出的“童年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观点,警醒媒介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呼吁通过培养媒介素养来减轻媒介技术发展带来的负效应。面临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工业革命不断升级,与工业结合紧密的高等教育应担负重任,帮助人类形成科学技术素养,从而能够享受科技发展成果,规避过度依赖科学技术带来的风险。我国工业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也经历了多个阶段,其中1952年的院系调整,“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完全培养学科类型比较配套的工程技术人才的落后状况,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7]100,高等教育为当时的工业建设提供大量的人才。随着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速度加快,科学技术教育在高等教育的地位日益重要,导致人文素质教育失落,在1998年教育部教高司2号文件《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了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以后,各高校开始加强人文素质教育。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实践经验证实,只有工业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走向协同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所以,我国在工业强国的建设过程中,应保持与本国经济发展阶段及文化特色的协调,同时加强工业与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慧欣.“工业4.0”,制造业未来之路[J].自动化博览,2013(10).

[2](英)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3]黄福涛.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法、英、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

[4]王英.美国研究型大学早期发展研究—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为中心[D].保定:河北大学,2006.

[5]战弋.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多样性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6.

[6]陈学飞.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7]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八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陈•巴特尔 马卫方 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