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财政政策范文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第2篇：财政政策范文

[摘要]我国的财政政策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未将满足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的政府支出分开而造成财政政策力度难以衡量；政策目标定为经济增长造成政策未能有效地通过经济目标的实现而推动社会总目标的实现；政策目标设定不合理造成政策效应持续性差，经济增长对政策产生强烈的依赖性。

财政政策在支撑我国经济增长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对其进行一番全面审视的话，还是会发现一些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却鲜有人研究。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国情决定了我们在设计财政政策时，政策的力度、目标、效应这三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令人遗憾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设计一直未能与国情很好结合，致使财政政策存在一些先天不足。

一、财政政策力度难衡量

财政政策是通过调整税收和支出两个手段来实现经济稳定的，由于这两个手段都可量化，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就存在一个力度大小的问题。政策力度衡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政策力度大小只有同经济不稳定程度相适应，才能取得较好的政策效应。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不同，财政政策力度的衡量也与发达国家不同。在发达国家，政策力度衡量很简单，政府支出越多一般就可理解为政策力度越大，然而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情况则不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当然要增加支出，但不能说政府增加支出就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按罗斯托的观点，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非常大。由此决定了政府出于经济发展考虑，需要提供大量公共品，如道路、教育、环境卫生、法律秩序等。社会对公共品的巨大需求会导致政府支出逐年增加，而这些与经济稳定无关的财政支出的增加，不能视为财政政策的实施。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很快，社会对公共品的需要非常大，由此决定了政府的投资支出也非常大。可以这样说，即使政府未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由于经济发展引起的对社会公共品需求的增加，也会导致政府支出逐年增加，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政府支出的增加全部视作稳定经济的需要，理解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否则就会影响对财政政策力度的衡量。为了准确衡量政策力度，一定要将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计划增加的支出和为了经济稳定而相机抉择增加的支出区分开来，不能单纯根据政府支出的多少来衡量政策力度的大小。同样，也不能单纯根据国债发行规模的大小来衡量政策力度大小。

经济不稳定或出现衰退时政府收入就会下降，运用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就只能采用债务融资，所以自1997以来我国国债发行数量年年增加，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发债规模来判断政策力度的大小。实行稳定经济的财政政策当然要增加国债发行，但发债增加并非完全为了稳定经济，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对公共品的需要也会增加国债发行。另外，为了满足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需要以及非金融企业和居民对无风险资产的需要，也要大量发行国债。在满足经济发展的国债和经济稳定的国债未分开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单纯根据发债规模大小来衡量财政政策力度的大小。

那么如何准确衡量我国财政政策的力度呢？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在财政政策设计时，对政府预算账户采取分类核算，以便将稳定经济的支出、发债与其他的支出、发债区别开来。具体做法就是将政府账户分为三类———经常账户、投资账户和稳定账户。经常账户包括经常性支出（包括国债利息支出）和除政府借债之外的经常性收入，它表明了政府在日常业务方面的责任，遵循个人和企业的理财原则即收支相等。投资账户显示政府的非经常性支出，主要是为满足经济发展的公共品投资支出，这种支出可通过发债来满足，其债务偿还和公共品运营及维护成本归属于经常性成本。稳定账户是政府纯粹为履行稳定经济职能而设立的，在稳定账户中政府根据经济的不稳定状态，分别机动地选择预算平衡、盈余或赤字。当经济不稳定时，人们很容易根据稳定账户中支出的变化，清楚地看出财政政策力度的大小，因为这些支出完全是为了对抗经济不稳定，支出的多少自然也就反映了政策力度的大小。政府预算分为三大账户还可明确政府的三种不同责任，更为重要的是，还可看出稳定账户中任何预算状态，无论是平衡还是不平衡都无所谓好坏，不必因采取财政政策出现赤字而担心，实际上经济稳定和预算平衡两者不可能同时实现。

二、财政政策目标欠合理

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稳定经济，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然而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还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这可用社会总目标———自由、公正、安定和富裕的实现来说明。由于社会目标的实现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于经济目标的实现，在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情况下，经济目标的选择就非常重要。政府在设计政策目标时，需要认识到经济目标的从属性和工具性，需要考虑政策的不同经济目标对社会目标的不同影响。例如财政政策目标设计为充分就业，则有利于社会安定、公正和经济持续增长，而政策目标如果设计为经济增长，则仅在短期可较快促进经济增长。

在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设计为经济增长，据此单纯从经济增长这个目标考虑，可以说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达到了。自1997年以来，政府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在1998—2004年有效地将GDP增长保持在7%以上。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并未向安定、公正的目标前进，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收入分配悬殊。如此看来就社会总目标来说，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并未达到。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总目标，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应作出调整。

政府在设计经济目标时，一定要选择一个更能促进社会总目标实现的经济目标。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政府在设计财政政策目标时一定要考虑人口众多、社会失业率高和收入分配悬殊的现实状况，选择一个最能实现社会总目标的经济目标。根据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经济目标中最重要的且对社会总目标影响最大的应是充分就业。

从经济稳定目标来说，虽说经济稳定是用四个目标来描述的，但真正决定经济稳定的只有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两个目标，也就是说只有这两个目标才是经济稳定的可调整目标。在一个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条件下，具体是用财政政策刺激就业，用货币政策保持物价稳定。而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并非稳定经济的可调整目标，前者是一个独立的目标，后者是一个中间目标，政策不能通过调整独立目标和中间目标来实现经济稳定。即使就增长和就业这两个目标而言，就业也比经济增长重要，就业率提高会使经济向潜在产出（也就是充分就业产出）靠拢，相反，产出增加不一定带来就业相应增加，在产出增加所引起的就业增加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损耗，效果并非“奥肯定理”所言，这也可从我国产出和就业的关系变化的实例中得到证明。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就业弹性为0.308，而到2000年该指标却下降到0.139，产出增加所引起的就业增加越来越少。不仅如此，仅就目前失业和增长两者反映的问题看，前者也远大于后者。在1998—2004年的七年中，我国失业率从6.0%上升到11.5%，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不稳定状态。

从社会总目标来看，就业率提高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公平目标的实现，而依赖政策支撑的经济增长仅在短期内有利于代表财富的GDP的增加。另外，社会成员对就业率的关注也远大于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广州市统计局2003年8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对该市万户居民的调查中，问到政府的最大政绩工程和最重要工作是什么时，多数广州市民回答是增加就业、改善就业环境。发达地区尚且如此，落后地区更不待言。可见，社会对增加就业的要求非常强烈，这一点不应在设计财政政策时被忽视。

因此，在我国目前人口众多、失业率高和收入分配悬殊的情况下，政府在设计经济稳定目标时，无论是从社会总目标还是从经济稳定目标自身考虑，都要特别重视就业率这个经济稳定目标，唯如此，经济才能稳定，社会才能安定。

三、财政政策效应不稳定

经济政策的直接目的是否达到要依政策效应而定，而我们在评价政策效应时要从两方面入手。如果从静态的角度看，政策实施达到目标值，说明政策产生了效应。但更为重要的是从动态角度看，如果政策停止实施后目标值能保持连续，即政策效应具有了持续性，这时政策的直接目的才算真正达到。财政政策的难点也在于此。

那么，自1997年起实施的财政政策效应究竟如何呢？从静态看，政策是产生了效应的，表现在每年政策的实施都带来了7%以上的增长。但从动态看，政策效应还缺乏持续性，典型表现为，随着旨在保持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总需求的增加相当部分是政府投资，而维持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消费需求和生产性投资需求长期启而不动。消费需求不足可从大量商品供过于求得到证明。据统计，1997—2003年，商品供过于求的比重分别从31.8%上升到85.3%.生产性投资需求可从同期反映贷款不能转化为投资的银行存贷比的变动中得到证明。据统计，1997—2003年，银行存贷比从90.9%下降到76.2%.显然这些数据清楚地说明了政府投资在总需求中的重要性，政策若停止实施，总需求减少将难以避免，增长将难以持续。这说明政策效应还缺乏持续性。政策效应缺乏持续性又使政策实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经济的长期稳定主要依赖于经济的内在机制，政策不可能长期实施，另一方面在政府支出占了总需求相当部分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又对财政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

那么为何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缺乏持续性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在设计财政政策时对经济目标的选择不合理。经济目标的不同选择，可带来政策的不同效应，如果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定为经济增长，那么政府通过增加公共品的投资支出，就可直接增加总需求以增加GDP，用这种方式增加GDP虽然简单直接，但效应的持续性差，因为增加的产出中相当部分来自政府的非生产性投资增加，由此引起的未来产出增加有限。如果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定为充分就业，那么政策手段就应通过减税和增支来增加劳动需求和劳动的有效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增加GDP虽然复杂间接，但政策效应的持续性好。

实际上经济的稳定源于要素市场的稳定，也就是厂商投资和就业的稳定。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减少税收和增加支出，在要素市场上刺激厂商投资，如此从静态分析，投资增加带动就业增加，进而在商品市场上产生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从供给看，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增加、产出增加；另一方面从需求看，劳动者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增加，产出增加。这两方面作用的结果是，可极大地减少周期性失业，使经济向充分就业产出靠拢。特别是提高就业率能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从而不仅有利于消费需求稳定增长，保证政策效应的持续性，而且也有利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极大地增强政策效应。从动态看，投资增加不仅有利于短期总需求增加，而且还有利于长期总供给增加，从而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同时政府也应通过增加支出保证劳动的有效供给，这主要是提供免费的培训和就业信息，使技能和岗位相适应，以减少结构性失业。

由此可见，只有在刺激厂商投资、提高就业率的情况下，经济才能稳定，政策效应才会持续，政策也才可鸣金收兵。也只有在充分就业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才是适度的增长，才能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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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财政政策范文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在通过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expansionaryfiscalpolicy），运用减税、增支（包括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

中国自1998年以来应对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proactivefiscalpolicy）。应该说，从实施背景和具体内容上看，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先，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投入，用于加快农林、水利、公路、铁路、粮食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家于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1999年，国家又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包括：（1）继续增发国债，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的办法。（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需求。（3）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税，收入专门用于城镇低收入居民和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

增加国债发行，提高投资水平，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国实行了以国债政策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中国首次发行了建国以来的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同时，又增发了1000亿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并且配合中央银行准备金制度的改革，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423亿元。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继续增发国债。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之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在年初决定发行1000亿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国债。新增国债重点投向五个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二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教育设施建设；四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五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大科技项目。

税收对投资、储蓄和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财政政策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国1998年以来所采取的积极财政策中，税收政策只是处于辅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外，几乎没有动用税收政策。自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才开始逐步扩展到运用税收政策，包括继续提高出口退税、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征税等。

从总体上看，在近年来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我国把扩大需求的短期政策与改善供给的长期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经验及若干约束条件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讲，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第一，将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将刺激需求与调整分配政策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第三，注重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并没有完全按照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关于实施减税的教条，而是通过保证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时通过推行税费改革，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第五，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带动银行贷款的增加，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第六，将松中有紧的财政政策与紧中有松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在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有效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初步执行结果与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预期目标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约束条件，制约着政策效应的发挥。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购买）的乘数效应不足。近年来，中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所启动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一些相关的投资产品，而对真正非政府的民间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则不很明显。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侧重点依然是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建设国债，增加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建设投资以及企业技术改造、科研开发投入等支出水平。实践表明，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建设性支出，对于稳定经济发展，实现国民经济预期增长目标，的确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未能得到真正解决。政府投资对于启动社会总需求的效应不足，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投资需求来看，经过20多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步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越来越硬化。所有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够再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分析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缺乏需求冲动的原因，应该说其中既有因大多数商品结构性供给过剩和技术创新能力的约束，使得企业无从选择投资项目的因素，也有因企业缺乏自有资金和社会资金供给渠道的问题。

应该说，中国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现有生产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都是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设备技术更新投资的潜在需求应该是很大的。出现工业投资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原因，固然与企业找不到好的投资方向、难以得到银行贷款有关，但也不能排除近年来税收增长过快可能导致的民间投资“挤出效应”，使得企业更加缺乏自有投资资金。

从消费需求来看，最终消费不足的问题是由居民消费结构进入升级换代期，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等原因造成的。但是，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分配体制的缺陷，收入分配关系未能及时调整，未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的要求。首先，尽管原有体制下居民收入实物化、集团化和福利化程度降低，货币工资程度提高，但收入分配的规则仍然受到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观念的影响，致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总是持续滞后于GDP的增长，导致了居民消费增长率以及消费率的下降；其次，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趋缓的同时，社会居民当中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拉大，带来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就使得农村消费市场发展迟缓。东西部地区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也造成地区之间消费市场发展出现不平衡。再次，随着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工资结构没有根本改革的情况下，居民的消费性需求也难以对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迅速地作出反映。

二是税收负担方面的约束。从理论上讲，即使不动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由于财政制度所具有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应放慢，而且其增长幅度应当低于经济增长的幅度。但实际情况却是，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不断提高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然而，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扩大举债规模刺激国内需求，另一方面又因为提高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而可能约束了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这在政策效应上难免出现“内耗”和政府收入与支出成本加大的损耗。税收收入的增长，虽然主要是由于税收机关采取了严厉打击走私、严厉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坚决查处企业的偷漏税案件等措施，但是，也不排除个别税务机关为了扩大税收收入，采取“预征”税款等方式征税，这不仅不利于税源的成长，而且也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是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来自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对无收入和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转移性支出受“瓶颈”的制约。随着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与此有关的对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补偿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此类再分配问题的解决，包括对下岗、转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对职工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和必要购买力的维持等，都应由国家的转移支付体系来支持。而从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看，还难以满足此类转移支付方面的资金需求。其次，中央政府在实行财政纵向平衡方面也存在着约束条件。1994年实行分税制时，采取了照顾各地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办法，这种过渡性的非规范化的转移支付方式，对各地财政能力差异的平衡作用十分微弱。1995年实行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则因其投入的财政资金数额很小，亦起不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央财政可支配财力的制约，使其财政纵向平衡、纵向调控能力较弱，这既不利于为全国各地提供大体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也对刺激公共投资需求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三、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由于对经济形势有不同的判断，所以，也导致了财政政策取向方面的分歧。按照调整方向的不同，治理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从需求管理入手和从供给入手两个方面。其中，前者强调刺激经济的有效性，而后者则强调经济的长期活力。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从1998年起实行的，它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抑制通货紧缩趋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2000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收效，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指数止降趋稳和回升的转机。但是，由于需求增长乏力的问题仍未解决，稳住经济增长速度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国家有限的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作间接手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除了银行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外，应引导和鼓励发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发行公债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并且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实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进而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因此，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转向了有节制的效率型财政支出政策。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4篇：财政政策范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也就是膨胀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种类型政策的不同组合。现在我们从松紧搭配出发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组合效应。

(一)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

松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松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扩大信贷支出的规模，增加货币的供给。显然，“双松”政策的结果，必然使社会的总需求扩大。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扩大就业，但却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

(二)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

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税收、削减政府支出规模等，来限制消费与投资，抑制社会的总需求;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提高法定准备率、提高利率来压缩支出的规模，减少货币的供给。这种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地制止需求膨胀与通货膨胀，但可能会带来经济停滞的后果。

(三)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

紧的财政政策可以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旺和制止通货膨胀;松的货币政策在于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就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过松，也难以制止通货膨胀。

(四)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

松的财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对克服经济萧条较为有效;紧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是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通货膨胀。但长期运用这种政策组合，会积累起大量的财政赤字。

从以上几种政策组合可以看到，所谓松与紧，实际上是财政与信贷在资金供应上的松与紧，也就是银根的松与紧。凡是使银根松动的措施，如减税、增加财政支出、降低准备金宰与利息率、扩大信贷支出等，都属于“松”的政策措施;凡是抽紧银根的措施，如增税、减少财政支出、提高准备金率与利息率、压缩信贷支出等，都属于“紧”的政策措施。至于到底采取哪一种松紧搭配政策，则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及其所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一般说,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小于总供给，就应采取松的政策措施，以扩大社会的总需求;而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大于总供给，就应采取紧的政策措施，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到这里，我们的分析主要还是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放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上，实际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还是紧的政策措施，在调节需求的同时也在调节供给。同样的道理，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既可用紧的政策措施来抑制需求的增长，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来促进供给的增长。因此紧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从结构方面看，问题就更清楚。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在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情况下，同样也会出现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门的产品供小于求。这样单纯地采取紧的或松的政策调节，都不可能使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因此，还要从结构失衡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或紧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调节。由此可见，当我们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时，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还要兼顾供给的一面。当然也要看到，采取紧的政策措施在压缩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给方面往往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见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摘 要】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得好坏直接影响经济运行。不同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相应的搭配模式。一般在不同时期中央政府会对既定的政策模式下的政策手段、政策侧重点给予调整，即纵向协调;在某一时期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政府不仅要调整政策本身，也要注重政策配合系统的整体优化，即横向协调。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一、文献回顾

在调节范围、调节手段、调节的侧重点以及作用机理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必须紧密结合，扬长补短(贾中慧，2009)。我国加入WTO后，加大了与世界市场的关联度和互动性，不仅要防患外部经济的冲击，也要重视本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随着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这将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好地协调配合，但是会暂时出现的脱节现象，这就需要加强两大政策的配合(贾康，2009)。在两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都赞同“财政政策调结构、货币政策控总量”的观点，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选择相应的政策组合方式，即对“双紧”、“双松”、“松紧”和“中性”四种模式的选择(任碧云，2009)。毕海霞(2006)分析了过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基本轨迹，发现两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时，缺乏更深层级的配合，包括调节分工不明确、配合效果不明显等。影响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术因素和非技术因素两方面，前者是指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手段和工具紧密联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实施的宏微观环境和政策执行能力等。技术因素由于其对政策配合效果影响的直接性而更为重要(任碧云，2009)。对于两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侧重两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运用(王国林，2004)，同时注重政策配合环境的建设，主要是相关财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设，健全货币市场，从而提高政策实施主体和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贾康，2009)。

在文献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在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模式上，只是简单地描述IS-LM模型，并没有突出“协调”，而且单纯地从目标与现实的不合，理论性地评价政策配合的效果。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方法缺乏科学性，并没有真正发现两大政策的不协调之处，因此政策建议也缺乏针对性。在一定的经济时期，要优化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通过某种更有说服力的方法寻找两者之间配合的不足以及影响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对协调和配合进行重新界定，并尝试将协调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通过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纵向对比，探讨两次危机时的政策配合的差异，并分析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试图寻找现实中两大政策的配合与协调。

二、政策协调――以两次金融危机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辞海》中，配合是指通过各方面分工合作来完成共同的任务，协调不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当。二者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间关系的理想状态，也可以指实现这种理想状态的过程，强调“理想”。那么政策协调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针对分工合作中出现的与任务目标相悖的问题进行政策手段的调整，以达到政策配合的最优化。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协调，而不是配合。本文将协调分类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时期相似经济环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标、政策有无调整;后者则指在某一的经济环境下，由于经济形势的“左”(与政策调控方向相反)变化或者政策效果与目标相悖时，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会出现某些政策手段的调整。

2.纵向协调――两次经济危机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是近年来两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其根源是相同的，过度金融创新而忽视了安全性，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尽管二者在影响力度等方面有所差异，然而都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造成的消极影响广泛，主要表现为出口贸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资情势恶化、内需不足、经济增长放缓。

199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支出，主要是购买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鼓励投资消费，刺激出口的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稳健的货币政策涉及存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的调整，以扩大社会总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增加财政支出，税制改革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

与前次金融风暴不同的是，面临本次经济危机，在财政政策方面，我国政府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将支出重点倾斜于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以及中小企业;税制不再是小修小补的改良，而是变动了增值税这一主体税种，即真正意义上的税制改革。总的来说，财政政策特别着力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保障民生，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货币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更大，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和力度都明显增加，为了吸引投资，优化投资结构，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优化信贷结构。这不再是只关注货币政策调节总量的一个转变，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节经济结构。

通过对比，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虽然1997年金融风暴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其目标也是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费的财税力度不大，且消费人群更关注城市居民民，尽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对低收入人群消费的转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点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忽略了乡村居民的消费培养;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拉动经济增长三大马车的结构不协调问题，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倾斜。事实也证明，前一次经济危机暴露的问题，接下来的这一场经济危机中依然存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风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选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手段、调节对象等方面需要改进。第二，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经济政策不仅刺激投资，更关注内需的扩大，不仅要出口数据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税政策限制“三低一高”产品的出口;不再将收入分配的重点置于城镇居民，对低收入者和农民给予充分关注。这种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侧重点的转变和调整表明我国进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纵向协调――不同时期相似经济形势下的政策协调，以期更好地解决经济问题。

3.横向协调――2008年经济危机

如上所说，2008年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失业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贸易逆差，出口企业大量倒闭;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凸显;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外汇储备风险增加;证券市场受挫等。面对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中央政府果断实施了“双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强劲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国整体经济复苏速度较快。当然，其成绩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无缝”?

首先看一组宏观经济数据。到2010年5月份，CPI为3.1%，首次超过3%的调控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维持高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9%，比预测高0.2个百分点;5月份出口增速达48.5%，大幅超预期。再看2010年以来中央银行调控准备金的频率：2010年1月18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010年2月25日，国内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16.5%(上调0.5%);2010年5月10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暂不上调。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出口逐渐回升、居民消费持续上涨、整体经济回暖。但是进入2009年下半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货币和信贷的高速增长为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是也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的负面作用。因此，2010年货币政策更侧重于“适度”。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货币供应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贷货币，保证经济运行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在“适度宽松”基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回收流动性。

这一事实说明了两点：第一，我国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在现实经济出现了与目标相悖的情况下，对政策手段和侧重点进行调整，以达到预期目标。但是这种调整只是货币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没有涉及财政政策，忽视了配合系统的优化;第二，不管是货币财政还是财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调控宏观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更应该注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才是保持经济长久增长的关键。而不应该只关注形式上的经济数据，即关注促进经济质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单纯地刺激数量。这两点也应该是今后两大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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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方式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第5篇：财政政策范文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2.项目建设与相关方面协调衔接关系的处理，应符合科学规划和施工合理规范的要求。

3.保证已确立的项目资金不被挪用和按进度拨付到位。

4.切实保证工程质量。

几年来，政府国债资金以及带动其他配套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效果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根据国家综合部门派出的检查组对建设项目的稽查，从选项、配套规划、资金专用到工程质量，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还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设工程是在原有项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上马的，可行性论证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项目建议书还没批，就已大张旗鼓干起来；第三，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深度不够，不具备开工条件也硬开工；第四，有的城市规划存在明显欠缺，连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考虑都未做到；第五，个别项目的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标、监理方面的地区、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往往比较严重；第七，少数地区还发生了国债项目建设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建立明确的责任人制度，对在监督稽查中发现有问题的项目，在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停止拨付资金，发生挪用资金的项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拨资金和追回被挪用资金，追究责任，等等。

这些稽查、监督、纠错、惩处和加强管理的措施，对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两年，国债项目资金被挪用和工程质量低下方面的问题相对减少。今后，仍有必要对相关环节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因为总体而言，我们相关管理经验的不足、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施工监理、质量保证体系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的差距，毕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关于减税问题的基本认识

关于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争议问题，是“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按照一般逻辑，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大方面。1998年后，中国的财税政策却是在扩张导向下增支而不减税严格地说是不以减税为重点，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从宏观税负看，减税已无空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国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说总体上不具备减税的空间。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负担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和减轻负担的强烈呼声，但具体分析，其原因在于税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同时各部门与权力环节通过“四乱”征收的财力大都是放在预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丛生。所以我国现在急需对症下药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清理“四乱”，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不是减税。

第二，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使减税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税即所得税的调控作用，而现阶段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1997年前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以上，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也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业亏损经营，降低所得税对他们毫无意义。减免间接税，则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经济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加之间接税的减税有向下拉动物价的作用，对通货紧缩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第三，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以实行减税为重点。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管理部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

应当指出，认为税收增长绝对不能高于GDP增长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GDP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税收的持续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前十年税收占GDP比重下降过头之后的正常回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分权改革和减税让利安排，使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大至为20%以上，发达国家更要高得多。经过近年来的回升调节，我国目前税收占GDP比重也仅达到接近15%，所以说宏观税负并不高。1999年税款征收总量超过万亿元，与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以前的欠税大户感到冲击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应将弹性征收减少，加强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为依托的税收约束。打击走私而增加的税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作为具体案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蛮横征收、“征过头税”的现象，所以提高征管队伍执法水平，加强对其监督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也发现有“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单纯为保证税收达标而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一种建设性的建议是下一步在承认需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加强征管的前提下，创造配套条件，将税收指标转为像GDP一样的预测性、指导性指标。在依法纳税、依法征税的基础上，届时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用短期国债调节税收预测数与实征数的差额所可能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虽然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减税空间不大，但并不排除在具体项目上的税收减免，如近年已出台的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企业投资抵免新增所得税40%等政策，都会产生鼓励投资、刺激消费的积极效应。

关于国债风险问题的探讨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国债规模随赤字规模及其他变动因素而扩大之后，是否仍控制在适度区间内和是否能保证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也与政策的总体效果的考察紧密相关。从名义指标看，我国财政虽然处于困难境况，但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1998年末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0.3%，如果再加上当年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这一比重也不过13.6%左右，明显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目前，国债余额／GDP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未达到20%。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当年举债额／当年支出额偏高已在70%左右，以及名义指标远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对此，看来应至少考虑到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首先，国债余额／GDP比重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我国在这一指标很低的情况下却出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与现时体制因素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等和政府财力分散程度相当大量的预算外政府性资金不在债务依存度指标的分母中反映关系很大。

第二，这几年增发国债用于政府投资，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财政措施，并不意味着长期所持的控制债务规模、压缩赤字的原则被放弃，换言之，这种反周期应急举措决不可引为常例，放开手脚年年使用。

第三，举债扩大投资规模的支出安排同样具有支出刚性即“棘轮效应”，抬高了的支出基数和建设盘子，会形成要求后续年度有更多财力投入的压力，也包括安排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因此必须精心协调衔接短期调节与中长期发展，合理运筹资金，避免形成过于陡峭的偿债高峰以至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支出盘子难以为继状况。当前条件下增发国债，应当多发长期债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长，利用低通胀的时机降低国债筹资的总成本。

第四，举债筹得的资金如何合理运用，使之产生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个关键问题。前已述及，应当承认这方面我们的管理水平还不高，经验还相当有限，有必要充分重视、切实改进，探索专项国债形式，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通盘科学规划、可行性研究与贯穿全过程的严格的责任制。

第五，现时中央财政的脆弱性值得引起高度关注，要通过必要的体制调整和加强管理措施，扭转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连年下降局面，增强中央财政的调控实力。

第6篇：财政政策范文

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第7篇：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 财政政策； 财政补贴； 政府干预； 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8-0088-06

一、引言

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作为国家的财政调控政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的经济结构条件下，有效的财政补贴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引导经济走向、维持社会稳定等，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和社会绩效，实现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财政补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资金流向（哪些企业可能会获得补贴）以及资金流量（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获得补贴数额的不同）对补贴的有效性有着不同的影响。

针对财政补贴资金流向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的学者从微观层面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Faccio（2006）研究表明相对于非政治关联的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国内学者余明桂等（2010）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比无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但其经济效益与社会贡献却越低。同时，政府倾向于向成长性好、出现亏损和规模大的公司提供财政补贴，地方政府影响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申香华等，2010；陈冬华，2003）。也有研究表明，政府的财政补贴比例与上市公司的员工比例、上市公司提供公共产品、上市公司的高税率等呈现正相关关系，与上市公司是否是当地重点企业呈现负相关关系（唐清泉、罗党论，2007）。这些研究都阐述了财政补贴的资金流向，即在补贴总量既定的情况下政府会优先向哪些企业发放补贴。然而，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对政府发放的财政补贴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各级政府可能倾向于发放更多的财政补贴；而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政府倾向于削减财政支出，从而导致财政补贴的减少。因此，不同的财政政策影响着财政补贴的资金流量。同时，不同的财政政策下，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的边际效应不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财政补贴的有效性。考虑到在我国市场进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地方制度环境出现了不平衡发展，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补贴时受到当地制度环境的限制。制度环境较差的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较多，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将社会目标转移到有财政补贴的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财政补贴的有效性。

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上对财政补贴的动机、影响因素以及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探讨，对理解财政补贴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尤其是影响国家财政补贴总量的财政政策的角度来考虑企业财政补贴的获得及其经济后果。同时，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受到严重的所有制歧视，如信贷歧视等，政府补助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宏观财政政策与政府干预两个角度考察其对民营上市公司财政补贴有效性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财政政策与财政补贴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我国的宏观财政政策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从1979年开始，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采取了“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实现调控目的。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对微观企业行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姜国华等，2011）。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则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沈巍等，2010）。同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经济权利也由集权转向分权，各级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财政权利，如税收自和财政补贴发放权等。

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补贴、赤字、国债、收入分配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是政府进行反经济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工具，也是财政有效履行配置资源、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等职能的主要手段。财政补贴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不仅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影响着微观主体行为。当经济增长滞缓、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时，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刺激最终消费需求，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政府倾向于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和财政补贴来刺激企业的发展，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同时政府补贴也向企业传递了积极的信号，激发企业的发展热情，进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当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严重、经济运行主要受供给能力制约时，政府倾向于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通过减少财政支出、缩减政府开支、压缩投资规模等方式来稳定物价、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因此，相对于紧缩的财政政策，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政府向企业支付更多的财政补贴，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企业也就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企业更容易获得财政补贴。

（二）财政政策、财政补贴和企业绩效

企业在获得财政补贴后是提高了企业绩效还是降低了企业绩效？在微观层面上，企业基于寻租行为的财政补贴并不能提高企业绩效。邹彩芬等（2006）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产出无明显效应。唐清泉等（2007）研究发现，从补贴效果来看，政府补贴没有增强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但却有助于上市公司社会效益的发挥。同时，余明桂等（2010）通过研究民营企业财政补贴发现，有地方政府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企业的经营效益和社会贡献越低；而无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越多，企业绩效和社会贡献越大。这说明地方政府基于政治联系的财政补贴扭曲了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已有研究发现，企业绩效除了受到行业、公司自身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Brown& Ball，1967；Magee，1974；King，1960）。靳庆鲁等（2008）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以及经济政策显著影响了上市公司业绩，扩张性财政政策与公司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

在不同的财政政策下，企业获得财政补贴所带来的企业绩效是不一样的，笔者认为，相对于宽松的财政政策，财政补贴带来的企业绩效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更显著。一方面，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来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也相应减少。由于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出现过热的现象，通货膨胀比较严重，过度的无效投资造成生产能力过剩，从长远发展来看，政府更倾向于补助那些有较好投资项目的企业或者附加值较高的企业，如高新技术企业。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补助的效率性，进而提升了企业绩效。相反，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政府通过增加补贴、降低银行贷款利率等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企业投资机会增多，现金流充足，企业在拿到政府补助后更容易导致企业管理者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进而导致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降低了企业绩效。

另一方面，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为了缓解经济过热，政府和中央银行通常会提高利率，企业进行外部融资的成本大大增加。张敏等（2010）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民营企业在很多方面都面临严重的所有制歧视，其中信贷歧视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民营企业在贷款时面临着贷款难、贷款利率较高、严格的贷款抵押等问题。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银行贷款利率上升，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融资困难的程度。这时，对公司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企业融资不足问题，刺激了公司的投资需求，进而改善了企业的经营业绩。相反，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虽然政府发放的财政补贴在总量上有所增加，但补贴对企业绩效的边际效用在递减。相对于紧缩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财政政策下企业更容易从其他渠道进行融资，从而降低了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的边际效用。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相对于宽松的财政政策，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三）政府干预、财政补贴和企业绩效

在一定的经济结构和外部环境下，有效的财政补贴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引导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然而，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制度环境具有较大差异。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09）编制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反应了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特征，不同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市场环境以及法制环境等差异较大。而各地区制度环境的巨大差异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对财政补贴的分配。原因在于，经济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主要的经济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在决定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时具有很强的自由裁量权。但地方政府也承担了较多的政策性目标（潘红波等，2008），如增加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地方政府为了其政策目标的实现而有强烈的动机对地方企业的经营进行干预。洪银兴等（1996）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使用补贴政策可以显著地促进地区投资增长，大投资在短时间内就会使得地区经济总值迅速提高。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向企业提供补贴可能并不是基于企业绩效或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很可能是政治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双向贿赂和寻租活动（Shleifer and Vishny，1994）。因此，在政府干预下，财政补贴不仅没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反而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寻租降低了企业绩效。政府干预越强的地方，寻租的可能性越大，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后更大程度上损害了企业绩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政府干预越强，民营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后的企业绩效越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及数据的来源

本文以2006―201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每年被ST和PT的上市公司；（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4）剔除2008年数据。由于2008年上半年我国实施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该年的财政政策对研究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故将其剔除。经过以上筛选，最终得到1 480家样本公司。

本文所使用的财政补贴数据通过企业披露的年报手工收集而来，财政政策数据来源于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制度环境数据采用的是樊纲等（2009）在《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一书中编制的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其余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变量定义

1.财政政策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2006―2010年，根据年度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财政赤字，笔者发现，2006年和2007年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而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持续到2011年。由于2008年我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财政政策由比较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变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其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故本文将这一年的样本剔除。相对于2006年和2007年，2009年和2010年的财政政策较为宽松，因此把2009年和2010年作为财政宽松年度，赋值为1，将2006年和2007年作为财政紧缩年度，赋值为0。

2.财政补贴

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在新旧会计准则下处理方式不同，2006年企业从政府获得的财政补贴反应在利润表 “补贴收入”科目中，而从2007年开始，新会计准则取消了“补贴收入”这一科目，有关政府补贴形成的收入，在“营业外收入”科目中反映。这里，将财政补贴定义为企业从政府获得的补贴收入除以营业收入。

3.政府干预

本文采用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标各地区得分来衡量各地区政府干预强度。该指标的值越小，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越差，政府干预越强。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三个假设，笔者构建了以下模型来考察财政政策对财政补贴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的财政政策和制度环境下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Subsidyt = ？琢 + ？茁1Fiscalt + ？茁2Aget + ？茁3Sizet +

？茁4Leveraget+？茁5Growtht+？茁6Industryt+？着t （1）

ROAt=？琢+？茁1ROAt-1+？茁2Fiscalt +？茁3Subdidyt + ？茁4Fiscalt

・Subdidyt+？茁5Aget+？茁6Sizet+？茁7Leveraget + ？茁8Growtht+

？茁9Industryt+？着t （2）

ROAt=？琢+？茁1ROAt-1+？茁2Indext+？茁3Subdidyt+ ？茁4Indext

・Subdidyt+？茁5Aget+？茁6Sizet+？茁7Leveraget + ？茁8Growtht+

？茁9Industryt+？着t （3）

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财政政策和财政补贴

表2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Fiscal）与财政补贴（Subsidy）负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政府通过增加投资和财政补贴等刺激经济的发展，因此企业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比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更容易获得财政补贴。回归结果验证了假 设1。

（二）财政政策、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

表3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Fiscal）与企业绩效（ROAt）正相关，但不显著。财政补贴（Subsidy）与企业绩效在10%的水平上正相关，说明企业在获得财政补贴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绩效。财政补贴和财政政策的交乘项（Fiscal・Subsidy）与企业绩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更显著。该结果支持了假设2。

（三）政府干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

表4报告了政府干预下财政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表中可以看出，政府干预指数与财政补贴的交乘项（Index・Subsidy）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地方政府干预指数越小、政府干预程度越强的地方，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后的绩效越差。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3。其余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五、结论

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国内外的一些研究将经济周期（Kora jczyk and Levy，2003）、货币政策（祝继高等，2009；靳庆鲁等，2012）等宏观经济政策引入到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迄今为止，已有研究很少关注到宏观财政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互动关系。本文基于宏观财政政策的视角，研究财政政策对民营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在不同的财政政策和政府干预情况下，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我国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相对于宽松的财政政策，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在紧缩的财政政策下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同时，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方，财政补贴降低了企业绩效。

本文从宏观财政政策的视角对现有的文献进行了拓展，丰富了将宏观到微观传导机制的研究。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鉴于没有可参考的文献，本文根据年度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财政赤字来判断某年度财政政策是宽松还是紧缩，并采用0-1变量进行度量，没有考虑该年度财政政策宽松或紧缩的程度，因此该度量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周期性较长的特点，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为2006―2007年以及2009―2010年，跨度较小，今后研究可以扩大样本的跨度，从而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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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香华.成长空间、盈亏状况与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绩效――基于2003―2006年河南省和江苏省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J].财贸经济，2010（9）：64-69.

[4] 陈冬华.地方政府、公司治理与补贴收入――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数据[J].财经研究，2003（9）：15-21.

[5] 唐清泉，罗党论.政府补贴动机及其效果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07（6）：149-163.

[6] 姜国华，饶品贵.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J].会计研究，2011（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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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Kora jczyk R. ， A. Levy.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68）：75-109.

第8篇：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赤字；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一、财政赤字在我国的历史运用

2013年3月5日，《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与地方预算草案》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草案提出2013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保持必要的支出力度。为增加保障改善民生支出，保持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需适当增加财政赤字，中央和地方财政相应增加发债数量。对于财政赤字多少才是适合，我国政府自建国以来就有实践。

新中国建国后实行计划经济，财政预算实行较保守收支平衡的原则。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家底子薄，财政收支出现财政赤字是无奈之举。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预算发生重大转折，主动利用财政赤字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在2001年为2596亿元，而在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4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达到1.3万亿元，如此大幅度地增强财政赤字力度，其目的是着力保持投资稳定增长，努力拓展外需，调整中央预算内投资在有可能出现经济下滑威胁时刺激经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财政赤字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国家是不需要通过财政赤字来满足其财政支出呢？单纯从财务上来说，财政预算需要实行收支平衡，只有国家在存在战争等危及情形下，国家才会运用赤字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来应对。但在正常经济建设的和平时期，就存在是否要实行财政赤字，这是需要通过综合考虑的，这个综合考虑是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来共同作用，因此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赤字和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财政赤字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都会形成不同的评价结果。其中，最根本的评价标准是财政赤字的实行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

通过财政赤字推动积极财政政策，究竟是否对经济发展有害，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认为财政赤字是有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是损害的；第二种是有益论，这种观点认为财政赤字的运用不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第三种是目前主流的适度财政赤字观点，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要看国家的具体环境、国家如何运用财政赤字和财政赤字的规模，而不是简单地认为财政赤字是否有害有益。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国内学术界主流的是财政赤字有害论，在当时环境中考虑到财政赤字会不会造成国民收入跟不上分配、消费大于生产。

财政赤字会导致收入跟不上分配，在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的特定条件下，国家有决定社会扩大是否再生产和生产数量的权利和直接控制工人工资的多少，财政收支的余额不能超过社会剩余产品的总价值。计划经济下财政赤字不允许出现的，如果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这就代表在计划经济下原来安排好的国民收入在政府部门和个人作出平衡分配后，财政赤字体现在政府部门另外在计划外增加了支出。但是这部分支出由于当时经济水平低，政府没有更多的收入，政府入不敷出，对有限的产品超额分配了，造成了计划经济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国家控制市场价格的条件下无法自我调整，加速财政赤字的危害，损害经济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改革开放后，我国作出了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当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决定，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投资需求和社会消费需求旺盛的环境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加剧供需矛盾，由于市场经济的价格不再由国家固定，而是自由浮动，那么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由此财政赤字有害的说法也不是没理由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个人得到的收入日益迅速增加，除了消费投资外的余钱用于储蓄，这就为政府扩大财政赤字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条件，而这时的财政赤字在适度控制范围内是有益的。

三、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

理论上财政赤字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弥补：利用过去的财政盈余、向国内外进行借债和利用银行进行透支。而财政利用银行进行透支来弥补又有三种方式：压缩一般性贷款、增发货币和过量增发货币。由于我国建国后经济发展较差，历年没有财政结余来利用，同时1994年起禁止利用银行进行透支。所以当前我国靠发行国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方式。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出现的财政赤字目前只能通过增发国债。从表面上简单来看，财政赤字是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以弥补国家财政支出所造成的，所谓的入不敷出。但结合国家的发展策略和经济发展环境，就会发现财政赤字是国家为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来实现宏观目标，利用国家政权的权威来进行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推动投资拉动内需有关键的作用，尤其在经济低迷和需要持续发展的经济周期上，但积极财政政策意味着国家需要加大财力的投入，那么在财政收入没有得到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产生财政赤字。因此，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实现既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目标，靠稳定的国家信用保证来调控和推动经济，这也是国家发挥国家职能的重要手段。

四、总结

我国自1998年来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进行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至今已经持续了8年的时间，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已经通过实践证明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如财政赤字的适当规模，资金如何更好运用和配置，如何调整各利益主体的关系，以至于财政赤字对投资对消费的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财政赤字的是非黑白不是单纯的简单判断，而是需要在不同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通过多因素的综合分析理解，并作出合理有效的对策。（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市财政局）

参考文献：

[1]陈共著.积极财政政策及其财政风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吴俊培编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财政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第9篇：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风险 国债 金融风险 财政制度 公共支出 财政政策

    1998年8月以来,我国为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持续五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至2002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国债项目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约1万亿元,启动5000多个建设项目。国债项目总投资(含西部大开发)规模达32800多亿元。一方面,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累计国债余额越来越大,财政领域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引发财政风险的因素不断积累。目前,我国存在大量显性和隐性的财政风险,防范财政风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财政风险的定义及表现形式

    一般而言,财政风险是指政府在财政分配活动过程中,由于财政政策、制度、手段本身的缺陷和多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而给政府进一步的财政活动和社会经济带来的各种潜在危害的可能性。财政风险是社会、经济矛盾在财政方面的集中反映。财政风险属于可能性的范畴,不是必然要发生的,相反,若事先采取有效措施,财政风险是可以防范和化解或者予以规避的。

    1.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

    财政赤字可能引起的财政风险。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还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然而,自1979年以来,除1985年以外,连年赤字,1980年我国政府预算赤字为25.5亿元,而到2002年全国财政赤字已达3098亿元,22年间增长了120多倍。

    从笔者收集的数据上看,1991年—1995年,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赤字率年平均为3.8%;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土耳其),赤字率平均为6%;我国的赤字率从1994年1.4%上升到2002年的3%,我国当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已接近国际警戒线标准(3—4%)。从赤字依存度来看,1990年—1995年发达国家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1%,赤字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3%,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这表明我国中央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偏低,财政状况本身不佳。近年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也比较严重,尤其是一些地方搞“假平衡、真赤字”,通过向银行单位借款周转、虚收税款、挪用专款和欠拨支出等形式,使许多财政赤字得不到真实反映,如再加上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企业养老金欠帐等隐性债务所引起的赤字,实际赤字率高达8—9%,大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国债可能引起的财政风险。国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大量国债。从国债依存度指标看,1991—1995年,发达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为25%,我国为53%,这表明,我国中央财政支出过于依靠债务收入,财政状况脆弱。

    从衡量外债指标来看,我国的外债规模不断扩大,从1981年的57.9亿美元,到1990年的525.5亿美元,直至1995年的1065.9亿美元,2000年的1457.3亿美元,20年增长了25倍多。1999年我国外债偿债率、负债率、债务率分别为11.3%、15.3%、19.5%,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25%、20%、100%的水平。但是从速度指标来看,发达国家目前的国债累积额是几百年发行的结果,而中国仍然处于发债的初级阶段,我国国债负担率增长速度过快,已大大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到1999年末我国外债余额已达1518.3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第三大债务国。

    金融风险可能引起的财政风险。当前构成政府隐性债务情形:一是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因非法从事证券回购业务而出现的流动性风险;二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因抵御风险能力严重不足,造成大量不良资产;三是大量企业债券、国企养老金欠帐、粮食企业亏损欠帐等,形成政府潜在风险。四是商业银行大量的坏帐,如“拨改贷”形成的坏帐、政府通过种种行政干预让银行发放贷款导致的坏帐、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运转,给国有企业的补贴而形成的坏帐等等。目前,如果按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口径计算,中国国有银行的坏帐占GDP比重是25%左右,如果再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000亿元的资产(扣除出售部分,还剩13000亿元),坏帐总额大约占GDP的比重为40%,银行坏帐、政府债务、外债均属于国家债务,这三者的累计余额占GDP大约73%,将形成了企业银行财政之间的风险传导。所以,若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无疑将加大财政风险。

    2.财政制度的风险

    事权划分不明确。事权的明确划分是实施分税制体制的重要前提。只有事权划分清楚,财权的划分才有科学的依据,而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是一个很不彻底的分税制,只将财权的划分作为改革的重点,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不明确,造成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的随意性较大、约束力较弱、支出规模很难控制。

    税种划分不科学,税种归属混乱。既按税种划分又按行业划分;既按行业划分又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这种划分界线不清,一个税种几种归属,交叉征管,不符合税制规范化原则。

    中央税种单一,功能缺位。地方税种繁杂,缺乏主体税种,收入规模小,税收法制建设明显滞后,加剧两大税收体系的各种矛盾。

    政府行为不规范。财政违规担保过多,举债不慎导致大量财政包袱。形成了企业借钱,财政还债的局面,结果是财政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

    3.财政收支的风险

    源于财政收入的风险。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是政权机关正常运作和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1980年的25.7%下降到2002年的18.5%。这个水平,无论是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都是比较低的。它说明我国政府的财政实力较弱,财力集中度偏低。倘若这种情形得不到有效控制,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源于财政支出的风险。(1)财政支出持续刚性增长,加重了财政负担。由于我国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旧体制的贯性使得公共性支出越来越呈刚性,比如人员经费、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支出不断增长,农业、科教等法定支出按比例不断扩大。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9%上升到1999年的12%。(2)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导致财政支出结构的风险。由于我国财政职能范围还未按公共财政的要求作相应的调整,财政职能的“越位”现象严重,财政继续承担着一些不应由财政承担的开支。另一方面财政职能的“缺位”现象普遍。比如社会保障支出等使得本应该由财政承担的公共支出没有完全承担起来。这种支出的“越位”和“缺位”并存,加速了财政风险的形成。

    积极财政政策方式的调整。

    根据我国目前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由财政直接投资拉动投资需求增长转变到解决长期性、战略性、体制性的问题上来。

    1.财政政策方式调整的基本思路

    应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和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合理确定财政投资的方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是公共财政,财政政策方式的调整,应纳入公共财政的框架内来考虑。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责是弥补市场失灵;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提供服务、保障和监督,建立健全执法保证体系、社会监督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作。当前,应逐步调整财政投资领域,退出原先“越位”的领域,进入原先“缺位”的领域,这一进一退,正是为了充分发挥财政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2.当前我国财政政策方式调整的主要内容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改变财政投资方向。按照“调整结构,确保重点,压缩一般,强化管理”的方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第一,适当减少财政对基础设施的直接投入,挤出一部分财政资金,可以通过财政担保、贴息等形式吸纳民营、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既可以收到良好的政策扩张效应,又可以减轻财政负担。第二,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目标,除了保证国家重点基础设施投资,还应支持工业战略性改组、优化与升级,特别是利用税收政策扶持技术装备工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支持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协调和促进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和均衡发展,重点是要盘活存量资源,使存量资源在不同产业、地区之间流动。而存量资源的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组合的结果。问题是我国目前一方面缺乏资本退出的必要条件即产权的市场化;另一方面还缺乏资本补偿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结构调整和升级相联系的资本补偿就需要财政支援,财政可以通过发行长期专项国债,收购、封存或淘汰那些生产能力过剩的资本,使过剩领域的资本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财政政策应在资本退出的补偿上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