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扶贫的概念精选(九篇)

第1篇：旅游扶贫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农业旅游；扶贫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3-000-01

我国政府主导旅游产业与农业扶贫的有机结合，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开发旅游产业，通过旅游产业带动当地的经济水平，推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并取得明显效果。农业旅游虽然已经帮助很多贫困群众脱贫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应该不断改进与优化，促进农业旅游更加规范、标准和安全。

一、农业旅游的概述

1.农业旅游的概念

农业旅游是将农业与旅游有机结合，利用农业景观和农村空间吸引游客前来参观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即以农业资源为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具有当地风俗特色服务的旅游。我国旅游局2002年《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中将农业旅游设定为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农民劳动和生活场景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欧活动。

2.农业旅游的作用

农业旅游的作用主要从三个角度去诠释：一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农业旅游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新的体验，回归大自然，给予其精神上的享受，切身体验农村的环境、生活以及文化。在旅游高峰期间也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解决可人满为患的困扰，这类新型的旅游模式更受到城市人们的欢迎；二是从商户的角度出发。农业旅游的扶贫模式有利于扩充农业的市场空间，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动周围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商业，很大程度上开发农业的附加值；三是从农业的角度出发。农业生产采用农业旅游模式的经营模式，必然要对农业的生态环境进行改进与美化。

3.农业旅游的特点

农业旅游主要具有农业特性、生态特性和娱乐特性三个特点。农业特性是农业旅游最为突出的特点，农业旅游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开发的，农业生产也是农业旅游吸引游客的主要特色，但是在建立农业旅游的扶贫模式时，要注意把握分寸，农业旅游仅仅是将局部的农业生产进行改造，并不意味着破坏农业生产的主要结构；生态特性是农业旅游模式的主题，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调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农业旅游也是以优美的生态环境、自然的天然景观、淳朴的乡村生活以及当地文化为特色，因此在其旅游景观开发的过程中尽可能减少人为的干预，保持原有的自然景观，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系统；娱乐特性是旅游的一大特性，人们参与旅游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享受身体上、感官上或精神上的愉悦，而农业旅游则是以农村的生态环境、人文风俗、农业生产体验等给予人们一种全新的体验，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

二、r业旅游的扶贫效应

农业旅游是农业扶贫工程的重要内容，其是针对农业贫困地区现有的资源为基础，建立行之有效的农业旅游项目基地，以农业生产为主体，以旅游开发为载体，带动周围衣食住行等多方面的经济水平，从而实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目标。下面我们主要介绍农业旅游带来的相关效应：

1.驱动效应

农业旅游的扶贫对策的驱动效应主要从体现在两个各方面：一方面是国家政府以及地方机构越来越重视，为其项目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当地贫困地区开发农业旅游项目，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水平，解决当地的“三农”问题。农业旅游改变农业传统的生产模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农业旅游项目的开发在促进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同时，也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换，鼓励农民走向城市，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另一方面是农业旅游项目的开发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丰富农民的收入来源，鼓励农民主动参与旅游活动，从而提高农产品的销量与价值，从带动农产品的第三产业以及加工产品的发展，形成农业与旅游服务业两者共赢的局面。

2.乘数效应

乘数农业旅游的乘数效应是指农业旅游项目的开发可以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以及我国经济的发展。针对农业旅游项目而言，其本身就是综合性十分强的服务项目。在农村开展农业旅游项目可以吸引发达城市的人们在当地进行旅游、消费，其包括衣、食、住、行、娱乐、购物等多方面的消费，从而促进当地市场的发展，充分将农业与旅游业、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有机结合，逐步带动当地产业的转移，实现当地贫困居民脱贫致富的目标。

3.辐射效应

农业旅游项目的辐射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域辐射效应，即当地农业旅游项目的成功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农业旅游行业的发展，开拓周边的旅游市场，树立成功范例，从而不断有农村地区开展农业旅游的项目，逐渐成网状扩散，产生辐射效应；另一方面是功能辐射效应，农业旅游产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产业，其具有劳动密集性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吸收农村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当地的就业压力。除此之外，旅游行业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产业，是农村向外宣传自己的有效途径，农村通过各种媒体招商引资，打开农村与市场的通道，也增加农村居民与外面世界接触的机会，接触外界的新观念、新文化，改变贫困地区农民传统的观念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促进当地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三、农业旅游扶贫的优化

农业旅游是我国新兴的旅游产品，其本质是改变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利用当地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的优势，设计、规划、施工，增加当地农业产业的附加值，从而丰富农业旅游休闲娱乐的内容，结合现代科学以及农业情趣给予游客全新的体验，即观赏品尝的趣味性、动手实践的体验性、当地文化风俗的知识型、农业产品的商品性等，总而言之，就是让来自城市的游客体验到其它旅游形式体验不到农业艺术，在为他们创造娱乐、休闲、健康、新奇的精神与物质的享受，同时，也带动当地农村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水平。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业旅游对当地农业扶贫起到显著效果，主要对当地经济起到驱动效应、乘数效应和辐射效应，改变当地以及周围地区的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和当地居民的生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从而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高我国经济的综合水平。

参考文献：

[1]张志刚，肖建红，陈宇菲.面向贫困人口旅游扶贫的国外研究述评[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4）：184-188.

[2]李会琴，李晓琴，侯林春.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区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研究――以陕西省洛川县谷咀村为例[J].旅游研究，2012（3）：1-6.

第2篇：旅游扶贫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旅游扶贫；欠发达地区；汉中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73-02

扶贫开发一直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国外不少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通过发展旅游而脱贫致富的不乏其例[1]。我国对扶贫工作也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开展至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内外的扶贫开发实践表明，在各种扶贫开发方式中，旅游扶贫开发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如提高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降低区域发展的机会成本、促进观念更新、吸引外资、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等多种扶贫优势[2]4。本文尝试对汉中旅游扶贫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以期能对汉中地区旅游扶贫开发有所帮助。

一、汉中旅游扶贫开发工作概况

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北依秦岭，南屏巴山，与甘肃、四川毗邻，中部为盆地，汉江横穿全境，全市辖汉台区、南郑、城固、洋县、西乡、勉县、宁强、略阳、留坝、镇巴、佛坪11个县区，其中镇巴、洋县、西乡、宁强、略阳县被列入部级贫困县，留坝、佛坪、城固、勉县被列为陕西省级贫困县。全市总人口380.14万，其中农业人口304.58万，市域总面积2.72万平方公里，其中盆地占6%，浅山丘陵占36%，中高山区占58%。在汉中现有的4个部级贫困县、5个省级贫困县中，贫困家庭18.8万户，贫困人口80余万人。基本分布在丘陵地带和山区。汉中的贫困地区，往往山高林密、区位偏僻、交通不便，自然景观与人文习俗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拥有种类繁多的地方土特产和高品位的、丰富的旅游资源。

近几年，汉中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如2011年，全市贫困人口减少8.12万人，超额1.5%完成省下达的脱贫任务；2011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 283元，同比增长26.3%，高出全省平均水平3.8个百分点。积极实施旅游扶贫的“雨露计划”，不断创新培训方式，全年培训4 550人，其中在旅游景区和农业观光园区举办“农家乐”技能培训班，提升餐饮服务质量水平，促进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2011年全市农村劳动力参加职业技术培训8 500人，较上年增长6.25%，共举办农家乐培训班5期，培训600多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3]。

二、汉中旅游扶贫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

1.思想观念比较落后

比较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状况，最大的差别在于开发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2]7。因此，对于汉中旅游扶贫开发而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落后的开发运行机制，转换成有利于本地区旅游开发的新机制，加速培育市场经济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于汉中贫困地区的人们而言，因为文化意识落后，他们认识不到自然山水、名胜古迹、民俗风情、土特名产等资源的重要性，殊不知，这些资源是能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的，可以造福子孙后代，但人们不知道如何开发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

2.资金极度匮乏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院长马耀峰认为：“陕南包括汉中、安康、商洛三市，面积占全省34%，人口占23%，是我国集中连片贫困的地区之一。像这样的贫困地区要求发展，所面临的巨大障碍，是如何将经济进步所必不可少的四大要素：劳动力、资本、资源和创新结合起来。”其中，资金问题是构成包括汉中在内的陕南地区旅游扶贫开发的最大障碍，资金的匮乏导致了陕南丰富的资源优势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

从总体上看，汉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加之地处秦岭巴山的内陆地域劣势，使得其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利用的模式、景区景点的运营管理、旅游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等方面都落后于陕西其他地区。资金的匮乏使得其无力进行科学、细致的资源普查和科学规划，以至于资源开发水平不高、形式单一、档次低下、盲目开发、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突出。

3.旅游扶贫开发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尚未建立

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交易、协调、利益让渡和责任分担而进行社会建制的过程，因此，旅游资源的经营需要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4]46。汉中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政府资金投入旅游扶贫开发中，更多的是采取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模式，这种模式下，经营者对基础性要素和经营性要素的一体化经营，就使得经营者逐渐掌握了旅游资源的实际控制权，最终会导致架空政府的控制和监督，加快对旅游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他们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更多的时候是受到损害。

4.缺乏专业旅游人才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源及其创造力正成为价值创造之源，在景区发展中的贡献越来越突出；加上旅游景区竞争范围迅速扩大，竞争程度日趋激烈，我国旅游景区经济效益的提高必须依靠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高。目前，汉中唯一的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陕西理工学院开设有旅游管理专业，此外，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也开设有酒店管理专业，但因为专业开办时间短、师资匮乏等原因，培养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导游方向和酒店方向上，缺少必要的旅游规划和开发的专业方向，而且，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选择到社会经济和旅游业较发达的省份去，没能将这些人才留下来为汉中旅游业发展所用。绝大多数的景区人事管理比较落后，缺乏应有的人才引进机制和竞争机制。专业管理人员十分缺乏，人员整体管理素质和管理水平很落后。许多景区都处在边远地区，难以吸引人才，造成景区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极为缺乏。

5.对当地居民的关注不够

旅游扶贫开发是以贫困地区旅游资源为核心，寻找最有利于贫困地区经济和人口发展的旅游开发项目，解决贫困地区温饱问题、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实现脱贫的一种区域发展途径[2]4。旅游扶贫关注的对象是当地居民，而汉中在旅游扶贫开发中，政府部门、投资主体、银行、税收、行业管理等部门对当地居民的关注不够，没有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而是政府在行使职能，开发商在操纵景区景点的运营和管理，很少关注当地居民就业、增收，很少吸纳当地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开发、参与景区的运营和管理，当地居民获益甚少，没有起到旅游扶贫开发应有的作用。

三、汉中旅游扶贫开发问题的解决对策

1.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树立正确的旅游扶贫观点

人，因其具有社会属性，常常用情感、观念和形象思维来构筑社会经济区域。致使扶贫不仅要达到经济脱贫，还需要使关键脱贫、文化脱贫、心理脱贫等人文事项脱贫，才能使贫困彻底消失[2]4。为了提高旅游扶贫开发的效率，旅游扶贫首先要做到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打破原有的落后思想观念，构建脱贫的内在动力。地方政府改变对国家和省级贫困县过度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树立自力更生的观念，牢固树立旅游扶贫的新观念和依靠发展旅游业脱贫致富的信心与决心，转变观念，把落后的思维方式、发展管理和开发运营机制，转换成有利于本地区旅游扶贫开发的新机制。

2.拓宽融资渠道，多方筹措旅游扶贫所需的资金

汉中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旅游扶贫开发启动资金的缺乏，如果没有资金的投入，旅游扶贫工作就会搁浅，就会错失旅游开发的良机。笔者认为要解决旅游扶贫资金匮乏的问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金融机构应加大对旅游企业的融资力度[5]。第二，保险公司可以介入对贫困地区旅游企业或旅游项目的长期融资，并可以借助旅游企业开拓的业务范围。第三，优化环境，招商引资。第四，抓住机遇，争取旅游扶贫专项基金。贫困地区要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机遇，结合汉中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国家贫困”的名义，积极争取上级政府对旅游业的引导性投入[6]。

3.建立科学、合理的旅游扶贫开发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旅游开发和发展中涉及政府部门、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环保组织、媒体、旅游规划者等众多方面。他们的利益诉求各有侧重，诉求实现方式也各不相同。为此，旅游扶贫的核心是责权利分配，理清不同主体的责权利分配关系，保障贫困人口的利益，有助于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在各方利益均衡协调的前提下，建立科学、合理的旅游扶贫开发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

4.重视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专业人才的缺乏，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不足，是制约汉中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如在导游环节，由于缺乏人才，到了旅游旺季，各大旅行社、景区景点人手不足，不得不降低用人标准，一大批没有从业资格证的“导游”和速成的“导游”走上导游岗位。为了保证汉中旅游扶贫人才队伍建设，笔者建议：第一，在人才引进方面，可以通过工资的薪金补贴，提高来汉中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第二，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吸引国内外的专门人才；第三，争取旅游扶贫开发建设项目和研究课题，为人才实现自我价值提供良好的平台。

5.对当地居民给予足够的关注

旅游扶贫关注的重要对象应该是当地居民，要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为当地居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使其从经济上脱贫，而且还要增强当地居民的商品意识，改变发展观念，提高文化素质，从观念、文化、心理等方面脱贫[2]8。使得当地居民能从旅游扶贫开发中得到切实的好处，提高其收入水平。旅游扶贫开发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会大大增强旅游扶贫开发的效果。

参考文献：

[1]C.D Cooper and A.Lockword.Progress in Tourism .Recreation and Hospitality Mangement[M].John Wiley and Sons Ltd New Yory ，1994：56-57.

[2]李永文，陈玉英.旅游扶贫开发的RHB战略初探[J].旅游管理，2004，（6）.

[3]汉中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汉中市扶贫开发工作考核自评情况汇报[Z].2012-06-01.

[4]杨勇，楼嘉军.内生机制下旅游资源经营者行为分析[J].旅游管理，2008，（11）：46.

第3篇：旅游扶贫的概念范文

2007年8月18-20日，“社会性别平等与反贫困”专题年会在内蒙古赤峰召开。本次会议由内蒙古赤峰市妇联承办，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教师和行动者近三十人参加会议。这是GAD网络最具跨领域特点的一次年会。本次年会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专题展开讨论。

1．贫困概念与社会性别

在这一专题中，来自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蒋永萍研究员在《中国农村贫困与社会性别分析的理论框架》一文中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集中对贫困的定义和理论、社会性别与贫困、贫困的测量方法与指标进行理论梳理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和完善中国分性别的贫困监测调查体系的建议和理论框架，为建立和完善中国具有性别敏感的贫困监测统计调查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云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赵群在点评时指出，蒋永萍首先对概念予以梳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反贫困中采用哪种贫困概念，关系到人们怎样认识贫困、怎样看待贫困的原因，以及采取何种解决办法。运用拓展的贫困概念可以看到制度性的原因，探寻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在其中各自的责任和关系。拓展的贫困概念同时也拓展了反贫困的策略，如从单纯的经济扶贫发展到文化扶贫、教育扶贫、制度扶贫、能力增长和开发等。拓展的贫困概念也包括有关社会性别建构的内容，关注社会易受损害的性别群体。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学者运用拓展的贫困概念，更清晰地看到了女性边缘化与女性贫困之间的关系。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研究生范向丽与其导师合作的《论女性在旅游扶贫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从旅游扶贫战略的演进与发展现状人手，通过对女性在旅游业就业状况的分析指出，近年来女性在旅游扶贫战略中开始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将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旅游是一把“双刃剑”。旅游扶贫战略的实施也给当地女性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女性商品化问题、“双重工作日”问题等。但点评人同时认为，作为研究者也应看到，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的商品化不仅仅是由于女性个人素质方面的原因，这是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事实上，即使是妇女个人素质方面的原因，我们也可以探讨是什么因素型塑了妇女的这些个人素质。

2．赋权与妇女组织

西北工业大学妇女发展与权益研究中心李亚莉的《西安家政网络项目研究与行动支持模式总结》一文，介绍了西安市非正规就业女工权益支持与研究项目的背景以及项目开展的基本情况，并总结了项目执行中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法。 赤峰市昭乌达盟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郝金莲的《小额贷款扶贫与妇女发展的有益探索》一文，介绍了赤峰市昭乌达盟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进行的参与式小额信贷扶贫。他们通过开发适宜的妇女小额贷款产品；完善内控系统，保证贷款质量；强化性别意识，扩大服务范围；把妇女的参与程度和变化作为考核工作的重要指标，等等，将妇女、家庭、社会紧紧地联系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贵州省黔东南传统知识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吴俭新的《侗族传统妇女组织重构与反贫困策略》一文，通过对侗族妇女组织的历史渊源、目前状态以及功能的研究指出，侗族传统妇女组织具有极强的行动能力，具有社会传统和文化传统的深厚资源。若对侗族传统妇女组织进行重构，并与政府组织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侗族妇女可以胜任反贫困的重任。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牛芳副教授介绍了其参与的在甘肃进行的“中英大龄女童合作伙伴项目”的基本情况、所取得的成果，以及甘肃省妇联在开展培训西部贫困地区失／辍学大龄女童工作中的主要经验与做法。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李迎喜副研究员的“贵州农村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中的社会性别问题研究”一文，就从现行小额扶贫贷款政策、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两性在项目中不同的作用、妇女参与的机会与限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湖南女子监狱的监狱长赵兰、干警周婵、杨菲菲的《贫困与女性犯罪》一文通过对该监狱中的罪犯的调查，分析了女性罪犯犯罪的特点及其犯罪原因，认为物质贫困、文化贫困、能力贫困、认知贫困、心理贫困是导致女性犯罪的五大重要因素。因此，在引导、帮助罪犯进行反贫困的实践时也应围绕着这五个因素开展工作。

本单元评论人李洪涛肯定了以上6个发言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行动思考，并与参会者分享了自己对于赋权予妇女的理解。首先，妇女不仅仅是被教育、援助的对象，还应该把她们作为有能力的行动主体。在项目中如何定位主体和客体以及相互的关系，尤其值得我们在今后研究以及行动中反思。其次，有关社会性别理论需要不断发展，不断吸纳本土的经验，我们的行动才能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最后，如何在妇联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发挥妇女草根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共同推进妇女发展，是今后妇女反贫困工作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3贫困与反贫困的社会分层

国家老龄委徐勤研究员在《老年贫困的性别差异》一文中利用调查结果证明，老年人群体在经济保障以及生活质量方面存在明显的“男高女低”的性别差异，进而提出提高老年妇女经济地位的途径。

云南省社科院童吉渝研究员在《艾滋病、贫困与性别不平等一反贫困的社会性别分层分析》一文中指出，贫困与性别不平等加剧了女性在艾滋病感染中的脆弱性，艾滋病也加剧了女性的贫困。因此，主张进行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与艾滋病防治相结合的反贫困干预。

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赵叶珠副教授在《妇女教育与反贫困》中探讨了妇女教育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教授王金玲在点评时指出：贫困不仅具有物质性，也具有精神性；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困境，也是社区和地区的压力；并且妇女的贫困也会因生存环境、健康状况、就业状况、年龄等等的不同而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因此，对贫困进行分层分析十分必要。如属于社会意义上的分层―年龄；属于结构一功能上的分层――教育资源结构和功能；属于交叉的分层――健康资源分配＋健康状况等。而从现有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看，添加性别变量、重新概念化、区隔化等都可以引入妇女与贫困研究领域。如，在贫困统计中添加性别变量；对贫困以及相关概念进行重新界定；从妇女的自我认定、知识、经验、生活经历等方面重新建构有关妇女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和行动。就目前的研究看，除了将性别添加到妇女贫困领域中，更应注意重新概念化和区隔化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无论因果分析还是过程分析，贫困都可以看作社会排斥的运作。运用社会排斥理论分析妇女贫困，就可以更广泛、更深刻地理解贫困，理解妇女的贫困，形成新的观念、新的观点，新的理论。

4．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反贫困政策和机制的主流

贵州省供销合作社郭梅红通过对村级综合服务站建设相关政策文本的分析指出，宏观政策制定时的无性别差异，将造成政策实施过程中“性别差异”弱化对待，以致农村妇女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也使得政策在实施效率和效益上都受到不利影响。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杜鹃副研究员在《云南整村推进扶贫模式中社会性别主流化应用探索》一文中，探讨了云南省过去实施或正在执行的整村推进扶贫项目与社会性别主流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认为加强政府扶贫发展项目管理人员的社会性别意识，在扶贫政策中引入社会性别的理念，可以更好地推动扶贫项目的开展。

贵州大学民族与妇女发展研究中心张晓教授介绍了贵州省雷山县西江苗族村寨“民族文化传承与妇女发展”项目的实施情况，探讨了“民族文化传承”与“妇女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妇女反贫困的意义。她指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应该成为妇女反贫困的策略之一。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郭虹在《关于高校的“学生贫困”与反学生贫困的行动研究》一文中指出，“高校学生贫困”是中国目前的新贫困现象之一，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她主张通过制度创新和资源整合的有效方法与途径，探索高校贫困生问题的解决之道，进而打破校园中现存的贫困循环现象。

广西妇女理论研究会刘旭金教授在《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我见》一文中分析了广西农业女性化状况的凸现问题，针对农村妇女的思想生活状况和民生方面的诉求，提出了赋权农村妇女的建议。

陕西省妇女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高小贤在点评中指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研究是一个赋权、倡导的研究，其目的是让政府接纳。作为研究者应清楚地知道性别主流化只是一种策略，最终是实现社会性别战略性需求。在开展项目的过程中，还应注重项目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

第4篇：旅游扶贫的概念范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困问题这个世界性的研究议题开始受到业界的关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始了旅游在消除贫困问题上的研究和实践。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突出。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旅游扶贫成为解决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

一、旅游扶贫的内涵

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在1999年一份报告中提出了“扶贫旅游”（PPT，Pro-Poor-Tourism）一词，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作为发展旅游的一种途径，它不仅强调要让贫困人口不仅获得经济利益，更要使其获得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发展机会。

我国对于旅游扶贫定义说法不一。自1991年贵州省提出“旅游扶贫”口号后，众多专家学者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吴忠军（1996）提出旅游扶贫就是借助于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办经济实体，使得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李并成（2002）指出，扶贫旅游要对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和利用，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及其相关产业，从而改善自身发展及投资环境，达到脱贫致富的最终目的;郭清霞（2003）指出，旅游扶贫要以贫困地区特有的旅游资源条件为基础，以市场导向，政府和社会资本大力扶持引导旅游业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良性循环;隆学文、马礼（2004）认为，旅游扶贫作为一种全新的扶贫模式，通过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扶贫旅游，有利于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进而脱贫致富，而且认为这是贫困地区完成经济流程转变的路径选择之一。

综上，旅游扶贫是在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贫困地区，通过新办经济实体，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使得旅游业形成支柱产业，从而带动地区相关产业发展，实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二、国内外旅游扶贫发展研究现状

国外扶旅游扶贫理论研究较国内更加成熟。国外扶贫旅游理论的发展受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批判阶段、可替展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并不断得到演化，并以此更好地推动了旅游扶贫的具体实践。其次，国外旅游扶贫的研究内容涵盖了自然旅游、遗产旅游、农业旅游、住宿业及社区旅游等扶贫内容，这些扶贫方式都与研究区域的资源类别和文化相关。甚至包括国际发展组织、非政府组织及政府和企业在内的旅游扶贫专题研究，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此外，在研究区域和方法上，国外旅游扶贫主要集中于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但也不乏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等诸多研究方法蕴含其中，旅游扶贫量化研究成行，形成了大量数量化、体系化和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成果。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致经历了旅游扶贫研究起步阶段（1987-1996年）、初步发展阶段（1997-2001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02-2007年），1987年发表的《湖南省大庸市广开门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当时最早涉及研究旅游扶贫问题的学术论文。中国旅游扶贫研究重点重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政府、社区、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中的作用研究;旅游扶贫战略和模式研究;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等。其次，中国旅游扶贫研究区域主要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山区，如云南、广西、湖北、贵州及甘肃等人口大省，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议题;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定性研究，也有运用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进行的量化研究。与国外相比，中国在旅游扶贫专题研究方面稍显不足。

三、中国旅游扶贫发展研究趋势

（一）着眼于微观层次研究，聚焦旅游扶贫核心

贫困地区人口作为旅游扶贫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仍然是旅游扶贫研究的重点。从微观视角入手，把握旅游扶贫的核心，有助于在进行旅游扶贫研究的过程中，兼顾旅游扶贫战略、旅游扶贫发展模式对贫困人口经济利益和发展机会的影响，协调产业发展和相关者利益，使得旅游扶贫真正发挥脱贫致富的作用，造福贫困地区。

（二）研究方法创新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通过对旅游扶贫体系涉及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环节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加之实证研究，有助于理清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找出中国旅游扶贫的症结，进而探寻适合区域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可行发展模式和利益保障机制。同时，引用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更多新颖的研究方法参与到旅游扶贫研究中，运用反贫困理论和博弈论等新的理论，着力解决贫困地区旅游扶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创新更多体系化和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成果。

（三）旅游扶贫专题研究加强

未来，随着旅游扶贫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不断加强，城市贫困问题、旅游扶贫效应、消除扶贫与旅游发展的互动机制、旅游扶贫相关利益主体研究、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将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成为今后旅游扶贫研究的重点。这些相关专题研究将为今后旅游扶贫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也将为中国旅游扶贫模式和具体实践提供指南。

第5篇：旅游扶贫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旅游扶贫；贫困人口受益；贫困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6年河北行政学院年度课题（课题编号：2016XYKT062）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9月25日

“贫困人口及其发展”是旅游扶贫的核心目标，也是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但由于实践中扶贫目标被置换，旅游扶贫开发虽然促进了贫困地区的整体经济增长，但贫困人口的受益程度却未得到显著提升，旅游漏损、旅游飞地甚至加剧了部分人的贫困。在精准扶贫的政策要求下，如何让贫困人口受益成为各级政府开展旅游扶贫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探索，发现在旅游扶贫中存在诸如贫困人口参与障碍、参与内容边缘化、受益分配不公等共性问题，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建议。笔者将在此基础上，对与贫困人口受益相关的旅游扶贫适宜性问题、扶贫目标对象的靶向问题、上访和维稳博弈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是旅游扶贫实践的难点，希望通过本文分析为我国旅游扶贫工作提供一点参考。

一、旅游扶贫的适宜性问题

旅游扶贫谋局的正确性是一个地区贫困人口受益的基础，不是任何地区都适合开展旅游扶贫，也不是任何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就适合在当下开展旅游扶贫。但这一前提在很多贫困人口受益研究中被忽视了，旅游扶贫的开发被赋予当然的合理性，由此形成的建议只能是隔靴搔痒，解决问题事半功倍。有些地方政府也有同样的疏忽，看到临近县市开发旅游效果颇佳，就头脑发热、盲目投资，结果开发的景点冷冷清清，贫困人口从中受益更是无从谈起。

我们在新闻报道和论文中经常看见类似的表达，“旅游资源富集区与贫困地区在空间分布上的高度重合性，使得旅游成为反贫困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之一”。这句话没错，但是若将其奉为准则，那么与旅游扶贫的初衷就背道而驰了。丰富的旅游资源仅仅给贫困地区脱贫提供了可能，如果将这种可能当作必然、将旅游资源视作反贫困的充分条件，就会使旅游扶贫成为一场黄粱美梦。其代价是巨大的，政府损失的不仅是金钱、时间和精力，还有群众的信任以及对后续扶贫的参与、支持。中央一再强调，精准扶贫要因地制宜。同样，旅游精准扶贫也要量力而行。

如何判断一个地区是否适宜开展旅游扶贫？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评估。第一方面是贫困地区自身的资源条件，包括旅游资源、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旅游资源仅富集是不够的，还要看旅游资源能否对游客产生吸引力，与周围地区形成哪些特色差异，在旅游市场上是否具备竞争力等；第二方面是客源市场条件。大量实践表明，除自身因素之外，贫困地区能否通过旅游开发脱贫致富还取决于外部援助地区的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及其旅游欲望的增强。因此，在进行旅游扶贫开发决策时，必须进行客源市场调查、客源市场预测，以判定旅游扶贫开发的可行性；第三方面是配套条件，如贫困地区的交通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是否到位，有无住宿餐饮等相关产业支撑，是否有与扶贫和旅游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和合理的管理体制等。这三个条件构成了旅游扶贫开发的基本判断框架，如果将某地区具象化为一个三角凳，那么资源条件、客源市场条件、配套条件就是这个凳子的三条腿，只有贫困地区在这三个方面都达到一定程度才适合开展旅游扶贫。

二、旅游扶贫的靶向问题

在旅游扶贫实践之初，人们更多的是将旅游扶贫对象定位于贫困区域，往往更青睐于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宏观效益，而缺乏对贫困人口及其发展的应有关注，造成旅游扶贫目标被置换。随着国内PPT理念的推广，国内学者开始将旅游扶贫的对象和目标逐步转移到贫困人口层面上来。

要注意的是，当前我国贫困人口是一个异质性很高的群体，所以若将旅游扶贫对象指向“贫困人口”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其目标靶向就会不够精准。比如，有的地方政府考虑到国家扶贫办提出的“到2020年让7，000万极端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要求，便无差异地将所有贫困人口纳入扶贫范围，结果却事与愿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忽略了旅游扶贫的经济性――旅游扶贫作为一种产业扶贫形式，除了完成扶贫的公益性目标外，它还要求有投资回报。相应的旅游扶贫对从业人员也有一定的门槛要求，包括资金、知识、技能等。因此，笔者认为旅游扶贫的目标人群应该定位于那些既具有劳动能力，又同时具有参与旅游扶贫意愿的贫困人口，即扶“可扶之人”。而对不具有参与旅游扶贫比较优势的贫困人口，则可以通过其他替代性扶贫形式进行帮扶。

扶贫目标精准识别之后，旅游扶贫政策的靶向也要精准。目前，大多数旅游扶贫的“可扶之人”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旅游参与障碍，如经济基础差、缺乏物质资本，素质低、缺乏人力资本，组织能力弱、缺乏社会资本等。对此，政府部门应该通过资金、物资援助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能力，通过政策法规和制度设计上的“赋权”增加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的机会，如在旅游扶贫规划中要求在景区实行本地贫困人口优先就业，旅游企业采购优先考虑本地贫困人口的供应，设置“贫困人口受益的比例”、“旅游创造就业机会中的贫困人口比例”等硬性指标要求，使得贫困人口能更好地分享旅游发展的成果，最终实现脱贫致富。

三、上访引发的扶贫资源分配问题

群众上访一般是为了解决问题，维护自身权益。但旅游扶贫引发的上访和维稳博弈，却起到了反效果。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扶贫，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大减少，但与此同时相对贫困人口数量激增，普通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太明显，因此让绝对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村民没有异议，但是要将一些相对贫困户作为建档立卡户来扶持的话，就会引发村民的不满，有些村民为了获得扶贫资金甚至会以上访为要挟。为避免矛盾，有的地方通过“轮流坐庄”、“以人代户”、“人为分户”等方式将全部农户变相纳入扶贫对象，有的则将所有贫困户人为“脱贫”，不再接扶贫项目。很显然，不论哪种方式都在挑战扶贫工作的公平性，也损害了有真正脱贫需求的贫困人口的利益。

在现有的地方治理格局中，“维稳工作压倒扶贫工作”，扶贫工作虽然很重要，但它是主要领导负责制，而维稳实行“一票否决制”，作为属地化的最终承载者的基层政府在考核重压下，对农民的上访行为非常忌惮，惯常的对策是“以不影响稳定为底线与当事双方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那么一些扶贫资源就成为了治理上访事件的“良药”。如此一来，不仅把一些应定的贫困人口挤出扶持范围，使旅游扶贫回到“扶农不扶穷”的老路，而且让扶贫工作失去合理性和正义性。从长久来看，以扶贫资源换安定显然不是个好办法，掣肘如何破解，还应通过更好的维稳制度设计来实现。

除了以上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如一个地区在旅游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如何调整扶贫机制能让贫困人口更多受益；如何满足不同特质的贫困人口的反贫困需求；如何提升贫困人口的参与等级并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持续获益；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在保障旅游扶贫目标实现的同时使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收益均衡。这些问题需要在旅游扶贫实践中逐步解决，也需要学者在以后的研究中给予更多关注。

主要参考文献：

[1]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

[2]欧阳群涛.Y镇的维稳：“一票否决制”下的乡镇治理[D].南昌：南昌大学，2011.

[3]邓小海.旅游精准扶贫理论与实践[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第6篇：旅游扶贫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30-0115-03

1 概 述

现今，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已成为民众衡量幸福指数的一项重要标准，旅游业业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产业。旅游业作为与第一、二产业快速融合的现代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达10%左右，成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产业。贵州也将旅游业定位为服务第一、二产业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自十以来，党中央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到国家战略实施层面，在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贵州省，扶贫攻坚的“当头炮”已经打响。而今，旅游业特别是乡村旅游的方兴未艾，旅游业逐渐成为实施精准扶贫的新动力和新机遇，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有助于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还有助于提升贫困群众的文明素质，有助于保护当地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有助于实现农村社会的全面小康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成为建设美丽乡村主要原动力。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助力精准扶贫成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的新路子、新举措。

2 旅游产业的战略定位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政策 保障

2.1 国家层面对旅游产业的战略定位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指出“将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目标。《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出：到“十二五”末期，把我国的旅游业初步建设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力争到2020年，使我国的旅游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基本达到世界旅游强国水平。

2.2 贵州省对旅游产业的战略定位

2012年1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将贵州建设成“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的战略定位，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了贵州旅游业的战略方向，并把“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作为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的一项重要任务、支柱产业来培育。贵州省委省政府已经确定：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推动贵州经济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以及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服务业，使贵州由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转变。同时还确立了“十二・五”时期将贵州省建成旅游大省，到2020年建成旅游强省的“两大战略目标”。“十三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建设山地旅游大省、打造国际山地旅游目的地的新部署，把旅游业列为全省“三大长板”之一。

旅游产业战略地位的提升，不仅得益于旅游业对GDP的贡献，更得益于旅游产业链的扩展壮大，对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就业率的提升和发展绿色经济的贡献。

3 旅游产业对GDP的贡献为实施精准扶贫提供坚实 的依据

3.1 近三年旅游业对全国GDP的贡献

2000年以来，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实现了从旅游资源大国向世界旅游大国的历史性跨越。旅游产业规模、接待能力和发展实力不断提升。

2014年，国内外旅游37.28亿人次，全年旅游总收入约3.25万亿元人民币。

2015年，国内外旅游人数达40亿人次，全年旅游总收入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

2016年上半年，国内外旅游人数达22.36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0.47%，旅游总收入2.25亿，增长12.4%。旅游业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3.2 近三年旅游业发展对贵州经济发展的贡献

近年来，贵州省旅游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2014年贵州接待游客3.21亿人次；旅游接待总收入2 895.98亿元，旅游业增长在全国名列前位。2015年贵州省接待游客3.76亿人次，同比增长21.30%，旅游总收入3 512.82亿元，同比增长17.12%。2016年上半年，贵州省接待游客2.57亿人次，旅游总收入实现

2 241.35亿元，同比增长41.10%。其中仅2015年一年，贵州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1.593亿人次，占全省旅游接待人数的42%，旅游收入705.9亿元，年均增长31.7%。

“十二五”期间，贵州省旅游总收入已位列全国15位，接待总人次位列全国17位。旅游战略支柱产业地位明显提升，基本实现建成旅游大省的阶段性发展目标。

而今，国家从战略层面为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务实有效地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的政策措施，为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一缕春风。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产业大发展的一股生力军，不仅有利于带动GDP的增长，还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

据《全国乡村旅游扶贫观测报告》显示，乡村旅游正成为促进农民就业的主渠道，吸纳农村贫困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推动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力量和实现农村增收的重要增长点。

4 现阶段发展乡村旅游已有的措施及成效

今年，国家旅游局会同发改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等十二部门正在制定《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该方案提出力争在“十三五”期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25个省2.26万个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全国各省纷纷针对旅游扶贫特别是乡村旅游扶贫频频出招。

通过乡村环境综合整治、旅游规划扶贫公益、旅游电商推进、万企万村结对帮扶、乡村旅游创客、旅游扶贫人才素质提升等专项行动，大力推进推广乡村旅游扶贫模式，为旅游扶贫在全国的推广积累了经验、树立了典型。

目前，贵州省深化旅游产业供给侧改革各项工作逐步完善。100个景区建设将陆续竣工；全省旅游资源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开发，景区景点打造进一步深掘；旅游接待设施进一步完善；省际、省内高速公路、高铁的迅速拓展，为发展乡村旅游，吸引省内外游客提供了根本保障。

伴随着旅游供给侧改革成效的初显，贵州发展乡村旅游的自然村寨已突破3000个。近5年来，乡村旅游的发展带动贵州近64.7万人脱贫。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打赢扶贫攻坚，助力剩余劳动力转移，关系民生的关键，也为生态保护、脱贫攻坚插上了旅游的翅膀。

同时贵州通过构建以产业为基础、园区为平台、企业为龙头、农民为主体的总体思路，构建的“园区+”的发展模式在全省范围内得到试点推广。

目前，全省农业龙头企业2 686个，农民合作社31 434个。省级工业示范园区385个，从业农民484万人。省级以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110家。为贵州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发展、推动精准扶贫提供了良好示范。

5 乡村旅游扶贫仍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瓶颈

5.1 游客的井喷与乡村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矛盾

2015年贵州乡村旅游共接待1.593亿人次，乡村旅游呈现井喷式增长。然而，游客的激增使旅游地的承载能力受到严重考验。为应对猛增的游客数量，大量对游客预期数量估计不足的经营户不顾长远利益，以提供价高质低的产品和服务应对扑面而来的游客。

同时，对游客预期的估计不足，导致乡村旅馆严重超载、餐饮质量大打折扣；随着私家车出游的人数增多，乡村旅游地停车位的容载量也经受严峻考验。旅游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引致游客的不满，对乡村旅游地品牌形象的塑造、增加游客二次旅游的兴趣等方面都带来不利因素。

5.2 游客需求的多元化与旅游服务质量亟待提升的矛盾

乡村旅游形式的主要以农家乐、农产品采摘、、垂钓等方式经营。单一化的旅游产品使得乡村旅游虽在一定程度上占据地理位置等优势，但伴随着游客需求的多元化，复杂化，单一的旅游形式已不足以吸引游客。

同时，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服务意识的欠缺，导致服务质量不能达到游客的预期，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及单一化的旅游产品成为制约乡村旅游长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5.3 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与旅游扶贫思想认识不到位的 矛盾

由于部分地区特别是贵州部分地处偏远的山区，经济发展滞后，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对发展乡村旅游及旅游扶贫战略及措施的认识不到位，致使部分地区缺乏发展乡村旅游及开展旅游扶贫的政策支持、自然条件和发展动力。少数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户和商户也由于缺乏大的范围和政策环境、处在自主化经营、简约式经营的境地。由于缺乏有力的政策引导、农民从事乡村旅游的积极性也不高，经营的产品难免同质化、单一化。加之对外的宣传不利及经营手段的单一，导致部分地区特别是贫困偏远地区发展乡村旅游并以此实现旅游扶贫显得困难重重。

5.4 对全域旅游发展模式的不了解及乡村旅游宣传不到 位的矛盾

发展乡村旅游、将旅游与扶贫有效结合、单靠农户、企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迫切需要政府的引领和政策支持，现如今，贵州许多地方政府已将当地的旅游业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或支柱产业。实施供给侧改革，助力旅游扶贫，政府应充当“抬头兵”应“打头阵”，然而，部分地区处在产业转型的过渡期，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旅游经济的责任意识还不到位，政府疏于对发展乡村旅游、实施旅游扶贫措施的重视。

此外，部分地区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从业人员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还停留在过去对景区景点的开发和扶持上，而今，旅游产业发展已迈入新时期，因此转变旅游发展思路、变革旅游发展模式，推动景区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成为实现旅游扶贫的新理念、新方式。

此外，部分地区虽坐拥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然而由于缺乏对乡村旅游资源的挖掘整理和打造，致使旅游资源未能转化为经济效益；此外，由于缺乏对乡村旅游宣传平台和措施的打造，也成为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环节。在知识经济及信息爆炸的当下，“藏在深闺人未识”及“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营销宣传模式已不适用当下发展的需要，如何探索出一条既解决宣传成本又起到宣传效应的发展模式，成为需要深思的问题。

5.5 旅游电子商务人才的匮乏和剩余劳动力素质亟待提 升的矛盾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也步入大数据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旅游业相关产品借力电子商务进行营销和推广已成为宣传推广和营销的主流，线上线下的一体化同步经营也成为旅游营销的发展趋势。

然而，乡村旅游的营销和推广由于从业者文化水平较为低下，对旅游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尚处于不了解状态，传统营销模式下的乡村旅游已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旅游电子商务人才，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实现百姓富、生态美，让外出务工的农民能寻回乡愁、推动农民返乡致富、走一条既符合生态发展、又增加农村收入，推动贵州地方经济的发展的绿色经济发展之路。

实现旅游扶贫必然要依托乡村旅游的发展，面对现阶段乡村旅游发展遇到的困难和瓶颈，笔者认为需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和思考。

6 发展乡村旅游、实现旅游扶贫，助力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的建议及对策

6.1 政府主导、加强顶层设计、整合实力、深掘及打造好 贵州旅游产业整体品质

随着贵阳到广州、长沙、上海、北京等地高铁的相继开通，贵阳已进入“高铁时代”，结合“县县通高速”的契机，政府可依托高铁、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建成，加强对外宣传及景点打造。以政府牵头、村民参与、企业加入等形式打造高速公路沿线景点，为推动乡村旅游开发和旅游扶贫做好基础设置建设。

同时，政府和企业利用大数据为基础对乡村旅游地游客量进行有效的预测和监控，通过开展区域间的合作、互惠等方式，避免出现游客在知名旅游地区扎推的情况，提前做出有效预测、为游客的分流做好预案。

6.2 打造运用好新时期网络平台建设，助力乡村旅游的 宣传和营销

以“大数据”为基础，加强对农村地区旅游从业者的网络营销技能培训，利用大数据将贵州旅游商品、农产品、特色民主文化推向世界。同时，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新契机、加强对旅游网站、旅游APP、旅游公众号等的维护和开发，联合农村淘宝、去哪儿、携程、地方电子网络营销平台等新的营销平台，为地方乡村旅游的营销和推广找准运营商，解决“走出去”的问题。

6.3 树立“旅游+”的创新发展模式和理念，破解乡村旅游 自主经营、独立营销的困境

贵州在近年的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探索，形成了“旅游协会+农户”、“政府+公司+农户”、“政府+公司+旅行社+农民旅游协会”、“农村合作社+村民”等多种富有个性的，社区参与、民主管理的贵州乡村旅游模式，使乡村旅游成为贵州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之一。政府牵头，应将上述模式发展的经验和成果汇集成案例库和培育成示范点，在全省各乡村旅游地区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培训。

同时，可探索结对帮扶及合作交流等形式，开展区域之间发展乡村旅游的交流和合作、形成结对帮扶、合作共赢的良好态势。

6.4 树立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推动旅游产业供给侧改 革和转型升级

结合贵州“县县通高速”的契机，将原来分散各地的景区、景点集中连成一片，打破地域之间的地理限制，为发展全域旅游提供坚实保障。

此外，旅游产业及企业的转型升级对发展乡村旅游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加强对乡村旅游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推广、通过寻找乡愁、美丽乡村、四在农家等建设，丰富旅游生态和人文内涵，助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6.5 以市场为导向，加大乡村旅游地服务产品的研发，加 强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乡村旅游服务水 平和提升旅游地品味

通过免费向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发放《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知识读本》，分级分类定期培训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帮助从业者树立文明服务、主动服务理念，掌握接待礼仪礼节，更好地服务游客。夯实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服务水平和服务技能。

7 结 语

综上所述，要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必须走推动乡村旅游全域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服务国家扶贫战略，带动农民通过从事旅游脱贫致富、顺利完成剩余劳动力转移。

发展乡村旅游、实施旅游扶贫同时也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客观要求，是旅游业改善民生，提升幸福指数，服务广大群众的有效方式，代表着今后旅游业及社会发展的大方向。

通过探索“大数据+全域旅游+电子商务”的发展理念和方式，推动旅游产业供给侧改革和转型升级，通过旅游产业升级转型促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通过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提升旅游品质、通过提升旅游品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使农民的腰包真正鼓起来、农民的信心真正树立起来、农民的生活真正富裕起来，真正打赢脱贫致富这场大战。

第7篇：旅游扶贫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西部 旅游扶贫 乘数效应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5年的2365万，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5%，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现有贫困人口的分散化以及脱贫又返贫现象的存在，使我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越来越慢，扶贫难度也越来越大。

无论从贫困人口的总数还是从贫困发生率上看西部都是最高的，解决西部贫困问题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发式扶贫是我国目前扶贫工作的主要方式，实施开发式扶贫的关键是找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中、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具有明显的优势，旅游扶贫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旅游扶贫理论。在旅游扶贫理论中旅游乘数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通常被用来说明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旅游乘数效应的概念在西部地区的体现

乘数这个概念是由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1931年）提出来的，后来被凯恩斯采用并进一步完善。所谓乘数，是指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即因变量的变化量与自变量的变化量之比。由于各个经济部门在技术和经营上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经济量的变化，可以导致其他经济量的相应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连续发生的，最终可导致数倍于最初经济量变化的结果，所有变化产生的最终总效应称为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是指旅游消费在经济系统中导致的直接、间接和诱导性变化与最初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旅游经济影响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旅游乘数理论是评价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发展最具说服力的工具。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是指旅游者在贫困地区或者贫困人口所在地消费，最终可带给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多少收入、多少就业机会。由于旅游活动涉及的部门行业很多，旅游消费在经济内的流转又过于复杂，各项数据难以获得，要精确的计算旅游乘数难度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对旅游乘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的大小主要受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诱导效应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这三种效应的影响因素并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效应。

（一）直接效应

直接效应是指旅游消费对经济系统中直接给旅游者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或部门在产出、就业方面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的多少，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又取决于旅游业本身的发展水平。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如何呢？

通过对西部12省区的旅游收入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的分析来看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仅从国际旅游方面来看，2005年全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同比增长13.82%，旅游接待人天数同比增长21.17%，而西部12省区在旅游外汇收入上除了四川和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旅游接待人数上，除了四川、陕西、青海、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尽管西部地区旅游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规模上，与全国其它省区相比西部地区旅游的规模还很小，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292.96亿美元，西部12省区旅游业外汇收入合计为258358万美元，占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的8.82%。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138411276人天数，西部12省区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合计为15091044人天数，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数的10.9%。所以从现阶段来看，整个西部旅游业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贫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更低，所以西部贫困地区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会比较低。

（二）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是指直接旅游收入在目的地经济内流转过程中对当地相关企业或部门的收入、就业的影响。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并且是综合性很强的第三产业，它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第一、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对旅游业贡献最大的产业，其产出的10%以上都提供给旅游业；电力、石化、金融保险业产出的6%左右贡献给旅游业；而邮电通讯、食品制造、房地产、公用事业及服务业等产出的30%左右都贡献给了旅游业。在旅游业依赖这些产业的同时也给这些产业带来了收入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这种间接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旅游目的地整个经济供给水平的高低或者说是整个经济的漏损程度的大小。漏损程度和间接效应的大小呈反方向变化，漏损程度越大间接效应越小，漏损程度越小间接效应越大。

西部贫困地区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相应的整个经济供给水平也很低。从总体水平来看，2003年末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内生产总值7493.2亿，元仅占全国6.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29.4元，而全国为907元。从产业发展来看，在国家扶贫重点县，第一产业是主导产业，但受自然条件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产量较低，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22591千公顷，产量只有7893.7万吨，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22.7%，产量只占全国18.3%。人均粮食产量458.1公斤，全国为658.9公斤，其它农作物的产量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所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低，剩余产品少，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很难满足旅游消费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大量输入来解决，从而造成经济的漏损。

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虽然有较快增长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差、缺乏区位优势，同时劳动力文盲率高，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仍低于全国县域的平均增长速度。

在基础设施方面，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发展旅游业的地方大多是偏远山区，基础设施条件差，所以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当地资金又不足，西部贫困地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扶贫贴息贷款、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省级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占整个资金来源的78.2%。从2003年的数据看，以上来源的扶贫资金为2166678万元，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县只有3659万元，资金本来有限，而资金的1/3以上投向了第一产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农田建设等）剩下不足2/3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业。这对于解决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会有一定的作用，但要支撑旅游业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西部贫困地区要发展旅游业首先是解决资金问题，主要的方法就是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就意味着经济漏损的增大。在旅游者所需要的产品提供方面，贫困地区又力不从心，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在产品质量、类型、档次上都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要，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商品输入，这又意味着漏损的增加。在人力资源方面，贫困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而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一批专业的高级管理人才，人才的引进又形成经济的漏损。

从以上分析看，在间接效应阶段，由于西部贫困地区三大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存在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供给限制，这种供给限制使整个经济体系无法提供为提高旅游消费水平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导致乘数效应值下降，影响间接效应的发挥。

（三）诱导效应

诱导效应是指所有直接和间接向旅游者提品或服务的企业或部门的职工，把其以工资或其他形式分享到的旅游收入用于当地的生活性或服务性消费支出时，对当地相关部门和企业产生的影响。很明显，这一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地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或企业的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当地，所以需要计算当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本文通过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各年的收入消费资料，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测算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将其与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比较。

根据消费函数c=a+by，c为人均消费性支出，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分别构建出全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以及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及检验结果如下：

从回归检验的结果来看，可决系数（r2）和调整的可决系数（）的检验结果来看，检测值均在0.98以上，表明模型拟合的非常好。t统计量的值均大于t分布双侧分位数，表明回归系数通过检验，此外从f统计量的检测值看，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进一步代入相应数据对模型进行模拟检验，三个模型的实际值与模拟值的绝对误差很小，表明模型的模拟精度很好，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显著性很好，拟合程度很高，其结果是可信的。由此可以得出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及西部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57、0.709、0.772。

从本文测算的结果看，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和全国农村居民，也就意味着西部贫困地区直接和间接旅游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所以在这一环节，旅游的乘数效应会比较大。

结论

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业的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应会提高，由于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导致消费水平较快提高，在投资、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净额不变的前提下，会导致当地国内生产总值以较快的速度增加，所以从理论上说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比较大。很多地方旅游扶贫的成功经验说明，旅游业在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具有巨大乘数效应，发展旅游业对于消除贫困有重要作用。

边际消费倾向对国内生产总值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当地居民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收入的多少，而当地居民获得收入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旅游收入的高低，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旅游收入有多少留在了当地。旅游收入的高低取决于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旅游收入留在当地的比例取决于经济的漏损程度，漏损的多少又取决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要有一定条件，会受到其本身旅游业发展水平及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旅游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某些地区会被削弱，这样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扶贫”的对象区域当然也包括在内。

分析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的意义不仅在于正确认识旅游扶贫的作用，还在于要为贫困地区提高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指明努力的方向。贫困地区旅游乘数效应发挥的制约性因素主要是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比较严重，经济漏损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导致的，而在短期内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从一些细节入手来相对减少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一方面，应尽量利用区内资金。给区域内资金投入一定的优惠，比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地区利用外资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一些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其利润再投资，从而使其利润用于发展当地的产业。人员聘用方面，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人员，虽然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但由于旅游业的大部分岗位的就业门槛比较低，比如保洁、基层服务等等。要减少漏损还可以走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相结合的方式，走纵向一体化的道路，拉长旅游产业链，形成旅游大产业，从而相对提高旅游经济的自给自足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屹山，王广亮.资本的泛化与权力博弈[j].中国工业经济，2004.7

第8篇：旅游扶贫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土地经营权；农民；旅游扶贫；配套机制

中图分类号 F5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4）03-04-08-03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指出实现目标的关键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在资源和条件具备的农村地区发展农业科技、休闲观光、体验娱乐等乡村旅游项目，是通向产业扶贫的最便捷、最现实的途径。

我国旅游产业扶贫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关于旅游扶贫概念、对象、意义等基本问题的研究。郭清霞[1]指出扶贫不能仅限于物质上的，也包括观念上；高舜礼[2]提出旅游扶贫的意义还在于提升了旅游业的社会影响力等。二是旅游扶贫的资源及条件研究。王玉玲[3]将贫困地区“三农”中的旅游资源，分析整理为3大类9分类以及若干小类；谢彦君[4]提出，旅游城市巨大的客源输出力是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基础。三是旅游扶贫政策研究。龙祖坤对旅游扶贫政策进行了论述，提出应改革产业组织管理模式，配套使用相关经济政策，还要兼顾旅游环保和民族特殊性；赵小芸[5]对旅游投资在我国旅游扶贫过程中的效用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投资是保证旅游扶贫延续性的基础。四是旅游扶贫模式及效益研究。白凤峥[6]等提出旅游扶贫试验区模式，胡锡茹[7]总结出云南旅游扶贫实践中的3种模式；赵小芸对西部地区旅游的经济贡献做了定量分析。

上述研究解决了一些基本而重要的问题，包括旅游扶贫的意义、政府与社区的作用和地位、“三农”资源的基础地位等问题。但实践中有些地区旅游扶贫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其根源并非上述常规研究所涉及。适逢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我国未来农村指明新方向，并在随后有权威领导做了精神解读，该《决议》的实施将有助于我国贫困地区农民受益于乡村旅游的开发，并真正实现旅游脱贫。因此研究深化土地政策改革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开发新模式及其配套机制建设，对今后的旅游扶贫有着前瞻性及指导意义。

1 我国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的对应关系

我国中东部贫困县主要集中在江西、福建的红壤丘陵、沂蒙山区、大别山区等丘陵地带；中西部的几大高原向平原过渡的一二级、二三级阶梯交界处，如秦巴山地及陕豫川鄂4省交界地带，贫困县50多个；横断山、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形成的高山峡谷区，贫困县约有40多个；西南以贵州为中心的黔、滇、桂、鄂、湘的喀斯特地区，贫困县多达130多个，北方农牧交错带贫困县约130个[8]。

上述地区由于交通不便、生态原始、民族特色等因素，其旅游资源的乡村性指数全国最高。因此，我国最贫困农民聚居区，恰恰是乡村旅游资源最富集、优质、特色的地区，也即最宜发展农业及人文生态观光、乡村度假等乡村旅游建设的地区。

2 我国旅游扶贫效果的影响因素

在中国特有的农村土地政策下，以往上述资源富集区发展乡村旅游项目时长期存在以下3方面问题。

一是因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常由地方政府集体征收并作为谈判代表与开发商洽谈，将整个地区出让给投资商，农民获得征收补偿以及优先景区就业权。农民土地被征收后丧失了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甚至有些宅基地权；农民身份名存实亡，大多转变为收入少、地位低、就业难的城镇居民或失地农民，详见图1所示。

二是征收集体土地对农民的补偿在物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显得标准较低，且过程的透明度也很低，这些对农民显失公平。由于只有政府才有权流转土地，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常有、低价征收、强行拆迁行为，导致只有政府和开发商获利，结果完全违背了发展惠民的初衷。

三是由于大多数农民稳定的收入来源较少，又缺少必要的融资渠道，因此大多没有能力与外来投资商竞争，广大农民处于利益链的最末端，往往只能受雇于外来投资，或成为当地旅游开发利益的局外人，很难从旅游开发项目中获得大的收益。

综上所述，3方面的影响使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实践中并非是最丰厚受益者，有时甚至因显失公平的利益分配而致贫，成为新一代城乡“边缘人”，没有真正达到旅游扶贫的愿望和效果。

3 新方向及其与旅游扶贫的关系

3.1 深化农村土地政策改革新方向及其解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基本阐明了未来我国新方向：一是要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二是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

2013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对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专访，专访中进一步明确了对上述两点的解读：一是将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旨在对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内在机制、定价原则等方面统一规定和管理，避免、暗箱操作、对农民利益显失公平现象；二是根据《决议》精神，将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允许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产业化经营，这与过去的规定相比是一个突破；尤其强调允许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单独分离出来，用于抵押担保，但承包权作为物权依然不许抵押。

3.2 深化土地政策改革对乡村地区旅游扶贫的促进 上述新政及解读对今后农民参与乡村旅游有着诸多促进，也将使旅游扶贫成为可能，详见图2所示。

首先，因为将在规划用地机制、定价原则等方面统一规定和管理，新政后乡村旅游项目建设用地流转程序和定价标准将有据可依，增加了旅游用地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有效避免项目操作的随意性、征收及补偿的暗箱操作等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出现。

其次，新政后农民在乡村旅游建设中的身份地位将与以往不同。因为有国家统一管理的土地定价原则和机制，在旅游开发中，农民土地经营权可合理估值折算为股份，农民一方面可以股东身份按所持股权获得分红，另一方面也可以公司员工或产业农民的身份在受雇于乡村旅游景区，获得旅游开发的双重收益，而不像以往因土地征收而变成无业市民的失地农民，成为项目利益的局外人。

再次，新政既给农民开发乡村旅游提供融资渠道，又给农民生活提供了长期风险保障。因为允许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单独分离出来用于抵押担保，这样既能缓解以往农民开发项目贷款难的问题，给农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融资渠道，又能做到风险可控，即万一到期不能还贷款，农民失去的仅仅是几年的土地经营收益，并不影响其承包权，保障了农民的长期利益。

基于上述状况的改变，新后的乡村旅游开发既能激活新的农村资源和资产，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利益，使国家在乡村地区通过旅游开发促进扶贫的愿望真正得以实现。

4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旅游扶贫所需配套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新土地制度将积极促进乡村地区的旅游建设，更是对农民扶贫致富的有力保障，给旅游扶贫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愿景。但是一项新制度的落实往往会遇到许多实际的障碍和困难，需要诸多相关配套机制的建设支撑。旅游扶贫所需的最迫切、最基本的配套机制建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4.1 土地经营权估值机制建设 在不改变所有权仍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经营权价值得到公平的评估，是旅游开发中农民利益的首要保障。这就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建立一套完善的、面向全国的、详尽的农村土地经营权估值系统，并且要明确评估的类似事务所的法定执行部门、制定评估规范程序等，以使评估工作有据可依、规范管理。

4.2 土地经营权抵押机制建设 按照现行法律，农民对承包地并没有处分权，而中农民如果参与乡村旅游建设需要资金，因商业银行贷款都必须有效抵押物，造成农民贷款难困境，新中的经营权抵押能够解决这一难题。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经营权抵押规范管理机制，包括确定哪些机构或企业有权接受抵押问题（目前看可以考虑有资质的某些银行）、抵押的相关程序、法律细则等问题的需确定，以便给新政的落实提供依据，并避免带来新的矛盾和混乱。

4.3 农村土地确权机制的建设 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已执行几十年，这期间农村人口数量、户籍流动、土地状况、开发利用等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地方当年登记的权属信息与现实状况不对称，造成旅游开发工作流程不流畅、不公平、甚至纠纷现象时有发生，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首先是建立在有清晰的确权机制基础上的，因此这项工作也是旅游开发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基本机制问题之一。

4.4 法律援助机制建设 新土地制度下农民参与旅游开发势必涉及的行业和部门、投资主体更多，也势必会打破以前的投资合作与利益分配模式，当各方因此出现矛盾时，农民往往是最柔弱无力的一方，而土地利益又是农民的最后一道生存保障，因此，新政下旅游开发的法律援助机制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为农民的旅游扶贫起到的保驾护航作用。

5 结语

总之，新制度精神对农村地区的旅游开发是巨大利好，旅游扶贫的效果也将进一步体现。但是，它也给相关配套机制的建设提出了更复杂、细致的要求，需要在今后进一步研究完善。

参考文献

[1]郭清霞.旅游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地理，2003（04）：91-93.

[2]高舜礼.旅游扶贫开发的经验、问题和对策[J].旅游学刊，1997（04）：65-69.

[3]王玉玲.“三农”资源的旅游开发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13，29（11）：208-212.

[4]谢彦君.以旅游城市作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J].财经问题研究，1999 （10）：79-81.

[5]赵小芸.旅游投资在西部旅游扶贫中的效用分析[J].旅游学刊，2004（01）：10-13.

[6]白凤峥，李江生.旅游扶贫试验区管理模式研究[J].经济问题，2002（09）：41-44.

[7]胡锡茹.云南旅游扶贫的三种模式[J].经济问题探索，2003（05）：75-77.

第9篇：旅游扶贫的概念范文

反贫困与保遗产耦合的新视角下，老少边穷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应坚持纳入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即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依靠科技进步和生态创新，统筹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条件，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社会、经济成本实现最大综合效益的发展。只着眼于反贫困，而不承担保遗产的使命，或者过于强调保遗产而放弃旅游开发的努力，均为偏于一隅、因噎废食之举。

总的说来，在反贫困与保遗产耦合的新视角下，老少边穷地区旅游开发的模式应为涵盖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多元目标，包括宏观、中观、微观即政府、企业、居民多元主体，适应市场、创新开发、注重保护、穏速高质、尊重文化个性特色的一种模式(见图1，图略)。图1老少变穷地区旅游开发模式的转变

上图可以看出，要在老少边穷地区完成反贫困与保遗产两项艰巨任务，复杂的现实要求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自我发展的核心实力，找到适合各自客观情况的发展保护途径。

其一，与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就是发展红色旅游，在反贫困与保遗产耦合视角下革命老区旅游开发的目标模式为:红色资源(利用+保护)+其他优势资源+社区参与+区域联动的主题服务模式。

加强红色资源与区域内其他优势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要注重多种旅游产品的组合，延长产品链，满足旅客多样化的需求。一是“红红”组合，将主题相关的红色旅游目的地组合起来。如武汉农讲所—黄麻起义—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探寻之旅”;二是“红绿”组合，即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相结合，如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与—大洪山生态旅游;三是“红古”组合，即红色旅游与历史文化、古迹古址旅游相统一，如徐州淮海战役红色旅游—两汉文化旅游;四是“红土”组合，将其与民俗文化、少数民族风情相融合，例如，贵州的“一条长征红线，穿起一个多彩贵州”实现旅游收入大幅上升。［1］由此，有助于克服革命遗物量少陈旧、零星分布、主题单一的难题，全面提升革命老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在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开发与保护，形成联动效应。比如，2004年1月，赣、京、沪等七省市签署了《七省市共同发展红色旅游郑州宣言》，10月再次联合15个省市成功举办了“新世纪、新长征、新旅游———中国红色之旅万里行”大型宣传活动。诸如此类的举措大大有助于区域形象提升、革命传统教育和旅游业发展。

在红色产品深层次开发和革命文物古迹保护中实现社区参与。根据《2004———2010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旅游社区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区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方法和手段，是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旅游发展计划、项目以及其他各类事务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是居民对旅游业发展责任的分担和对社区旅游业发展成果的分享。这一概念说明在传统的强调政府及相关文物保护部门作用的基础上，社区参与有利于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服务和开发、致力于革命老区资源的继承、保护和发展的积极性。

其二，少数民族地区应以发展民族旅游为主导，其在反贫困与保遗产耦合视角下旅游开发的目标模式为:整合细化的各项民族文化旅游要素+生态博物馆模式。

民族旅游是指以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为主线，以民族风情、民俗传统、自然风光等为内容的旅游形式。关于民族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较为深入，著述颇丰。例如，丁健、彭华(2002)通过分析，影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因素包括民族特色与知名度、交通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客源市场、旅游地民族感知形象空间集聚与竞争力、决策者行为、当地居民态度等，并认为民族旅游开发模式从空间上可分为原地开发模式(又可进一步分为原地自然式和原地浓缩式)和异地开发模式，从时间上可分为短期节庆式和长期固定式。

观察文献，发现有大量的研究是研究者结合具体区域，选取民族民居、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民族地区的生态旅游和民俗旅游、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等若干组成要素，通过个案分析而成。这些研究成果为少数民族地区“量体裁衣”地规划了旅游开发模式。例如，龙先琼、蒋小梅(2010)在以土家族为个案的文章中考察了作为民族文化遗产活体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为旅游开发中的旅游经营者、消费者应当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确认并坚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基本原则及开发运作模式。主要包括有效性、保真性和系统性三大原则以及保护存续空间、优化传承机制和增效社会价值三种路径模式。民族文化事像，在旅游开发中既是本土生活所需，又是旅游市场所需，号召旅游经营者、旅游消费者和文化持有者形成合力，完整地把握历史环境遗存、传承载体、和精神内质三个内涵层次，根据系统结构特征选择不同的适当方式进行保护和开发。

实践中，我国曾经出现过民族博物馆、民族村等文化旅游开发形式并在一定时间内促进了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但它们缺乏真实性和参与性，流于商业化和庸俗化。生态博物馆模式则更好地适应了新的条件下民族旅游持续发展的要求。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乔治•亨利•里维埃界定了生态博物馆概念，即生物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设想、修建、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民族生态博物馆就是把某一民族的自然、社会、文化进行整体保护、传承和研究的生态博物馆。”采用生态博物馆模式开发民族文化资源，遵循其保护性、原生态、选择控制、社区参与和效益回报原则，实现民族旅游开发和保护的共同发展。这一模式在原地内生于民众的社区里，可提供整体的、自觉的、发展的保护，因而保护了民族文化的原生性，它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科学合理的开发方式而被广泛接受和运用。毋庸置疑，只有保护好民族文化原生态土壤，民族旅游之树才会长青。

其三，反贫困与保遗产耦合视角下边疆、边远地区旅游开发的目标模式:既在文化自觉的涵义上加强民族文化保护，又在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

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不乏对美轮美奂的边塞风光、淳朴善良的边疆人民和美妙隽永的神秘氛围的描述和赞美，这对于居住在都市、工作生活压力大的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由于我国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所以边疆地区旅游开发也应以文化旅游为主要发展方向，并借鉴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扬长避短，以实现旅游发展、脱贫致富的目标。但是，中西部边疆民族文化开发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许多问题，例如原始村落、民族文化遗址遗迹遭到器物性破坏;民族文化简单、粗放开发带来的过度商品化、肤浅化、庸俗化;外来高势能文化影响下自身民族文化认同感、自豪感淡化，诸如此类的报道常见诸报端。费孝通先生曾于1997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意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这无疑为边疆地区民族文化保护提供了发人深省的视角。#p#分页标题#e#

其四，反贫困与保遗产耦合视角下贫困地区旅游开发的目标模式:PPT+政府支持+企业主导+社区参与+复合型扶贫方式。如云、桂、鄂、贵、甘等贫困人口较多、旅游资源丰富的省份，在反贫困与保遗产耦合的视角下探寻其旅游开发模式，就要求在减轻贫困压力的同时又不损害其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

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研究者业已提出的有益旅游开发模式有:政府主导模式、亦农亦旅模式、景区帮扶模式、异地安置模式、整体租赁模式、城企相助模式、先富助贫模式、旅游扶贫试验区模式、网络复合治理模式、政府+公司+旅行社+农民旅游协会模式、利益分配模式、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地方自主开发型旅游扶贫模式、政府扶持国际援助型旅游扶贫模式，等等。［3］但贫困地区旅游业开发尚存在诸多弊端，比如，教育落后导致人才资源短缺，信息落后导致观念闭塞，贫困人口和社区承担了开发的机会成本却享受不到其所产生的利益，存在只注重当前利益的短视行为导致资源、文化、环境得不到有效保护……

贫困地区的旅游业开发需要建立起自成一体的体系，包括目标系统、决策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执行系统、成本系统等。选择何种开发模式，直接制约着旅游业的发展进而影响旅游的扶贫效果。因此，除了坚持PPT+政府支持+企业主导+社区参与+复合型扶贫方式，这一总体设计思路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必须贯穿于旅游发展规划、设计、实施、管理这一系列活动的始终。

其五，事实上有一些地区是由以上类型地区不同比例地混合而成。反贫困与保遗产耦合视角下混合地区旅游开发的目标模式:在科学规划、健全行业管理体制、保护旅游赖以存在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可酌情综合上述几种模式，如整合始祖文化—民间文化—红色革命文化。

旅游开发中的实现路径与机制设计

上述关于老少边穷地区旅游开发的目标模式，在探讨其实现方式时，一直存在着两难抉择———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机制?

旅游业是老少边穷地区至关重要的经济部门，关系着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各个方面。遗产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旅游生产和消费环节存在着外部不经济状况。旅游产品是包括行、游、住、食、购、娱六大要素的统一体，旅游活动也是跨区域和跨产业进行的。这一系列特征决定了只有政府才能在如此广泛的区域范围和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加以统筹规划、优化配置。政府可以采用经济和行政的手段实现调节目标。(1)经济手段，包括观念引导和资金引导。政府应当以各种宣传媒介向包括居民、企业、政府机构以及社会团体宣传讲文明、负责任的良好环境意识，使社会公众群体形成绿色旅游消费方式与行为习惯，爱护遗产资源。还可以建立和增加关于环保旅游、遗产维护、旅游公益设施建设以及支持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科学研究的专项资金，对老少边穷地区重大旅游发展项目、遗产维护项目给予直接拨款、政策优惠。(2)行政手段，包括政策法规规制和管理引导。例如，政府必须首先建立和完善促进旅游开发，尤其是符合老少边穷地区开况的法制框架，制定科学合理的、健康有序的旅游开发与保护发展规划，力争从法律层面事前地减少直至杜绝旅游开发中低水平重复建设行为、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不得当的拆迁破坏行为。其次，对旅游管理部门、环保管理部门、旅游咨询机构进行体制创新，运用问责制、考核表等形式实现奖惩分明、合法合规和公开公平。最后，培养旅游开发、遗产保护方面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加强对旅游开发、旅游环境、遗产资源的管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初步设想的汇报＞的通知》指出:“大力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充分利用西南、西北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发展旅游业，努力将其培育成西部的支柱产业。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开发并保护旅游资源，通过发展旅游脱贫致富。”不难发现，在开发老少边穷地区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实现反贫困目标具有难得的政策机遇和政策环境。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在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领域依旧发挥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个旅游企业和游客，都是旅游活动的直接行为人和旅游效益的直接相关方。第一，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明晰产权，健全价格机制，使遗产资源的边际外部成本内在化。第二，通过消费需求加以引导。旅游通常具有视觉享受、娱乐消遣、探险、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功用，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人们出于养心、启智、怡情的情感需要，会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和遗产资源，捍卫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第三，景区、餐饮业、旅行社、交通运输、住宿业、旅游购物以及旅游娱乐等旅游企业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则，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对环境和遗产资源的保护，承担相应的社会文化责任。开发过程中尊重遗产资源的原生态性、多样性，保护过程中注重其整体性和传承性。第四，市场在产品开发和促销方式上形成合力，引导旅游市场朝着环境友好、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只有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反贫困与保遗产的双重目标才能得到真正实现。

按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确立老少边穷地区旅游开发的目标模式的实现方式，要防止“一刀切”地看待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观点。前者不是排斥市场调节和行业自律的计划经济体制，后者也不是完全与政府职能割裂开来的自由放任主义。一般来说，旅游业在发展规划制定、基础设施建设、整体形象宣传和市场环境优化等方面，要充分依靠和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旅游投资、产品开发、市场价格和服务质量方面，要充分运用和发挥市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