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财政经济论文范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转贴于（）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第2篇：财政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财政教育投入;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一、引言
分析的方法是:对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从统计量上看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最终分析讨论了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变动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引入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从1996—2008年的面板数据,其中因为要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故选西部各省市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GAE)作为教育投入的代表变量,同时,选取西部各省市的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二、模型与计量方法
(一)模型与数据来源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本文亦采用Apergis等(2007)模型来检测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
yit=α0i+α1iFit+μit(1)
其中,yit人均GDP的对数值表示经济增长,Fit是西部财政教育投入,X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二)计量方法
1.面板单位根检验
开始协整检验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考察模型中的变量是平稳的还是非平稳的,即每个序列是否包含有单位根。Im、PesaranandShin(1999,2002)提出了异质面板数据(Heterogenous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简称IPS检验。IPS单位根检验与其他面板单位根检验相比存在较少的限制和更有效的优点。IPS检验的检验式为:
yi,t=ρiyi,t-1+φijyi,t-j+zi,tγ+εi,t(2)
其中,yi,t代表模型中的每一个序列;zi,t是一系列包含固定效应或时间趋势的决定变量。IPS检验放松了各横截面时间序列的一阶自回归系数必须相同的这一约束条件,检验的零假设是H0:ρi=0(i=（）1,2,…,N)备则假设为:ρi<0(i=1,2,…N1),ρi=0(i=N1+1,N1+2,…,N)。IPS统计量在是对单个ADF检验平均的基础上构造了统计量的。
2.面板协整检验
我们采用由Pedroni(1999)提出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是因为Gutierrez(2003)指出当T变大时,Pedroni检验比Kao(1999)和Larsson等(2001)检验更有效。Pedroni检验对不存在协整关系零假设的检验主要是通过计算假定协整回归的回归余项。
Pedroni以回归残差构造了七个统计量,其中四个是用联合组内维度(withindimension)描述,记为Panelv、Panelrho、PanelPP、PanelADF,这四个统计量是假设不同横截面具有相同的自回归系数,另外三个用组间维度(betweendimension)描述,记为Grouprho、GroupPP、GroupADF,这三个统计量是假设不同的横截面具有不同的自回归系数。考虑到本文数据的小样本性质,在Pedroni检验中PanelADF和GroupADF统计量较其他统计量有更好的小样本性质,因此在小样本的模型中主要参照PanelADF和GroupADF统计量来判断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面板协整估计
给定变量是协整的情况下运用Stock和Waston(1993)的动态最小二乘法来估计长期关系,主要是由于协整回归方程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值由于内生变量和序列相关是有偏的。在DOLS的估计方程中,解释变量一阶差分值的提前和滞后阶数包括在方程中。
三、计量方法与实证检验
1.面板单位根检验
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来检验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另外,Granger因果检验也需要数据的平稳性。因此,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也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表1是面板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所有的变量是水平值时我们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当取一阶差分之后,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因此我们的序列是以I(1)为特征的。同时,这种结果也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验证是否确实存在协整关系。
表1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代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代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2.面板协整检验
从表2可以看出,组内统计量中除了panelv-Statistic和Panelrho-Statistic、PP-Statistic统计量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其余统计量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组间三个统计量分别都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经济增长、西部财政教育投入的协整检验中,PanelADF和GroupADF统计量都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因此可以判断出,在经济增长、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之间拒绝了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表2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3.Granger因果检验
在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时,首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Granger因果检验的滞后期的选择,而检验的结果有时对滞后期的选择非常敏感,不同的滞后期的选择往往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论。本文报告了多个滞后阶数的分析结果,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面板数据Granger因果检验结论的稳健性。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一到二期他们之间几乎没有相互影响,而在四到六期,却表现出比越来越强的相（）互影响,因此,就检验结论的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综合判断得出,在全国范围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
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人均GDP与财政性教育经费均为一阶单整变量,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并且从长期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并且结论非常稳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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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财政经济论文范文
[摘要]财政主体是财政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国家出现后，国家成了财政主体的抽象物，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者，是活动着的财政主体。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以及群体规模的扩大，财政主体作为财政活动的决策者和实施者，经历了公众一君主一公民的演进过程。深化对财政主体演进的研究，不仅对指导中国财政实践适应经济社会转型要求，而且对发展中国财政学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财政主体；演进；中国财政学
财政主体、对象、目的、方式是财政基础理论的四个要件。在解放后关于财政本质的争论中，财政主体是重要指向之一。20世纪90年代，经过“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公共需要论”的激烈论战，理论界对于财政主体没有形成基本共识。近年来，应对经济体制与社会转型的挑战，财政理论界对西方财政理论进行了引进，开展了大量的对策研究。但立足中国传统与现实，从制度演化角度，对财政主体的决策、执行过程开展动态研究依然较少，导致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弱化。为增强财政对策研究的针对性，有必要从财政主体这一财政理论基本要件入手，就制度环境变化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影响开展研究。
一、中西财政理论关于财政主体的评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长期占主流地位的财政理论“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国家集中性的分配，财政分配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国家在财政分配中居主导地位，国家在社会分配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社会公共需要论”则主张，财政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组织以及原始社会后期的农村公社也是财政分配的主体。当国家产生后国家成为财政分配的主体。就现代财政而言，各种财政学说关于财政分配主体的不同意见趋于统一(陈共，1994)。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财政理论注重对财政本质的研究，强调财政主体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国家分配论”以暴力工具论为基础，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财政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之一。统治阶级控制着国家的权力，与被统治阶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抽象物，政府是执行国家意志的载体。国家开展财政活动时，总是以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中心。即使受到制约，制约的力量也只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来自社会大众的制约力量往往是被动的、间接的、滞后的。“社会公共需要论”虽然强调财政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目的性，但也认同阶级社会中财政活动被统治阶级所主导，对于社会公共需要如何才能得到反映和保证没有过多阐述。
西方财政理论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具有浓厚的公共经济论色彩，认为财政主体是社会契约意义上的“政府”，是分析市场失效时涉及的“政府主体”(李炳鉴等，2005)。西方财政学论及财政主体使用的大体上是“政府”，而不是“国家”一词，仅从国家政权的一个部分即政府直接分配的角度来把握“财政”概念和分析财政问题。政府在市场中只是与企业和私人处于平等地位的活动主体，公共经济受到私人资本的根本决定和约束监督(张馨，2004)。西方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的研究已不限于总体上的政府，而是运用方法论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选民、利益集团、官僚行为等影响政府决策的结构性因素人手，剖析具体财政项目决策过程。西方财政理论产生于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经历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阶段，牢固树立了市场优先原则，着力于为弥补市场不足服务。作为财政主体的政府，是和企业、个人处于同等地位的法人，其强制性权力使用受到严格制约。对财政范围的研究中形成的公共产品论，为政府“有限”干预构造了一个界线。社会抉择论从财政决策视角，对代议制民主下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致力于提高政府财政行为的“有效性”。
改革开放后，西方财政理论的引进以及我国财政改革实践的深化，引发我国财政理论界的争鸣，对财政主体的认识出现融合的趋势。贾康主张，财政的主体是掌握“公共权力”的社会权力中心。国家存续阶段，国家成为社会权力中心和财政主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家职能的转变，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行为也发生了一些内在变化。所谓公共财政是一个政府和财政职能调整的基本思路和导向(贾康等，2005)。广义财政在现象形态上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以社会性的权力中心为主体的理财活动，包括国家出现之前的原始财政、国家出现之后的国家财政，以及将来国家消亡之后的公共权力中心的财政(蔡江南，1994)。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财政学教科书在涉及财政主体时，往往国家与政府交替使用，不加区分。
总体上看，财政主体作为财政理论的核心要件，是中西财政理论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定位在“国家”层次；西方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定位在“政府”层次，精于结构和运行分析。两者的融合，汲取西方关于财政运行层次的知识，有利于促进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中国传统财政理论的本质论，对于解释大历史中的财政现象，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穿透力。特别是对经历了漫长的农业帝国社会。后，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从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我国而言，如果能从财政史角度发掘出有用价值，将对走好“财政转型”之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西方财政理论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相匹配，对于财政在市场经济各个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应发挥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于我国建立和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财政主体演进的特征
人类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水平最终决定财政的演进过程。财政主体随着人类分工广度和深度的变化而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财政主体的本质层次——公共权力中心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很小，人与人的联系主要限于氏族或部落内部，公共事物与私人事物混沌不明，分工不明显。由于人群范围小，朝夕相处，利益和文化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人际关系具有重复博弈特征。财政活动是零星的非日常性活动，财政主体是公众推举的、临时的、非专业化的公共权力中心。在具体运行中，原始财政活动决策或由“长老”主持，或采取轮流坐庄的方式。
人类分工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促使了国家的产生。这时，人类的联系超越了氏族和部落，以区域划分国民，人与人联系的广度不断扩大，国家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化，不仅出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工，也出现了生产和暴力的分工、物质产品生产与精神产品的分工。财政的主体“国家”在名义上是公共权力中心，履行了部分社会公共职能，即所谓的“公家”；但其主要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及国家权力的萌芽与发展时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贾康(1998)认为，国家财政与国家政权的职能及其集中代表的阶级利益有不解之缘，财政即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毫不含糊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同时也在“扣除”。中兼顾“公共需要”的一定程度的满足)。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扣除中，前三项生产领域的扣除，可以在由企业为主体的情况下完成，而后三项社会层面的扣除，则需由政府来完成，即通过财政手段处理。如果放到一定的抽象层次上看，则任何政府的职能总是可以划分为一般社会职能与特殊统治职能两个方面，但回到具体、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更重视和强调后者。
按照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人类阶级社会先后出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财政主体就本质层次而言，体现为“国家”，实质上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财政是“国家”实施阶级压迫的重要工具之一。人类历史上国家兴衰的演变，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国家统治者在处理“一般社会职能与特殊统治职能”时，是否做到了“长期理性与即期理性的统一”，是否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共容利益”(曼瑟·奥尔森，2005)，保持社会处于“正和博弈”状态。这时候的财政活动，体现了以君主为总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般是被动地、间接地得到体现。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在实现一般社会职能方面，能力得到逐步提升，被统治阶级的自由度和对公共事物的参与度都有所增加。
(二)财政主体的运行层次——“公众一君主一公民”
历史演进中，财政主体运行层次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原始人类时期，公众直接参与是运行中的财政主体的突出特征。国家存续期间，财政主体表现为国家权力机构——政府。在王朝专制社会，政府的总代表是国王。在农业帝国时期，政府的总代表则是皇帝。这里为了简化的需要，将专制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总代表统称为“君主”。由于君主集立法、执法、司法权力于一身，独裁成为财政决策、执行的突出特征。在西欧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社会阶段，财政决策是奴隶主、农奴主阶级内部的事情。严格按照等级划分权力，在同一等级可能采取民主方式，君主是最后的裁夺者。在中国秦至清漫长的农业帝国时期，财政主体的执行代表——政府的主持人宰相，由开始时皇帝权力的制衡者，地位每况愈下，直至明清遭到废除，皇帝集国家财政最终代表权、决策权和执行权于一身。
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在共和制政府体制下，财政运行主体出现了新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分界渐趋明晰，政府在财政活动中受到市场力量的制度化约束。二是财政活动参与者范围扩大。起初仅贵族和有产者有资格参与财政决策。随着时代变迁，财政参与者逐步扩大了范围。财政参与的方式可能通过公开表达意见的方式，也可能采取代议制选举政府的形式，甚至直选政府首脑或直接投票表决财政方案的方式。政府组成人员的身份等级制特征逐步淡化直至消除，社会阶层的等级固化现象减弱，不同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比以前更明显。三是财政活动的层次化、分权化特征更加明显。越向社会基层，公民对具体财政事项的参与决策越直接。中高级次政府，多采用代议制民主形式管理财政事物。四是对财政运行过程及结果的监督更加广泛、约束力更强。这时，“政府不是那种独立于其公民而行动的有机的或整体的事物，而是一种通过它私人公民集体地做出决策的工具”，人们“牺牲自己享用的货物和服务以获得公共提供的货物与服务”(詹姆斯·布坎南，1991)。
(三)小结
在国家出现以后，“国家”和“政府”是不同视角下的财政主体，分别反映了财政主体的本质层次和运行层次。财政主体的演进，与人类活动范围以及群体规模的扩大密切相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这一财政主体具有阶级性特征的同时，其作为公共权力中心，维护全社会“共容利益”的能力和意识有所提升。从对财政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程度看，从原始社会开始，财政主体经历了公众一君主一公民的演进过程。“政府”作为国家产生后活动着的财政主体，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决策方式，反映了财政实现“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程度，进而对国家兴衰产生巨大的决定作用。
三、中国财政学的发展需要深化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
财政理论产生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曾盛行的“国家分配论”与当时计划体制运行方式相适应，对当时财政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财政理论在几百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演化中形成，和西方的经济社会运行具有很强的契合性和相容性。吸收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与西方财政理论的有益成分，发展我国的财政学理论，对处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在吸收西方理论方面进展很快，在服务财政改革实践过程中承担了繁重的任务，在财政对象、财政方式、财政职能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大量的应用性对策。但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纵深方向，对西方财政理论中财政主体运行层次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如果能够通过对财政主体演进的研究，形成不同制度环境下财政主体行为逻辑的理论，特别是制度变迁过程中财政主体行为逻辑的理论，对指导中国财政改革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转型社会的实践特征。要求加强对财政主体的理论研究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发达国家的经验能够更便利地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和应用，以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西方财政理论的成长，伴随着历经400多年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与其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的磨合，相容性很强。我国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农业帝国社会、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多种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变迁和转型频繁，财政制度也随之频繁变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变迁都保留了部分原来的运行方式和观念，同时又吸收和借鉴了发达国家的部分制度和理念，两者的冲突与中国社会当时的需要纠结在一起，造成中国发展方式和理念投射在财政改革方面呈现出复杂性。
当前，我国面临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的多重转型，对财政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更复杂和更高的要求。财政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财政不但连接着政治与经济两大社会领域，同时也是国家政权活动的重要枢纽(王军，2006)。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财政称为“庶政之母”。公共财政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主体与财政经济社会需要的适应性程度，决定了财政效能的发挥程度。建设公共财政为契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需要深化对财政主体的理论研究。
(二)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需要加强对财政主体的应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改革成绩斐然。为适应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要求，我国开展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支出改革、预算管理改革，实施的财政政策也取得巨大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但还应该看到，我国财政运作别强调政府的权威地位和财政的生产性，相对忽视对政府权力的制度约束，强调纳税人义务而对公民的权利保护不足。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财政新老问题表现得相对突出，因而继续深化财政改革的任务仍十分繁重。
我国的财政改革，较多从经济角度出发，比较重视技术环节的改革，对财政主体的权力结构调整及权力应用的程序性改革相对滞后。
要推动财政改革继续深入，需要从财政主体着眼，加强对政府权力结构及权力运用的程序改革的应用性理论研究。张馨(2008)提出，公共财政是人民群众决定、规范、约束和监督的财政。人民群众拥有财政活动的直接决定权，是将财政改革进程直接置于市场的约束和控制之下，确保形成的是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的根本条件。如纳税人的权利保障体系、公民对预算活动的参与、开征财政收入及预算支出安排权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分工制衡等，都是与财政主体紧密相关、对当前财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需要在理论应用研究上有新的突破。
(三)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为中国财政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第4篇：财政经济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财政收入，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财政是政府发挥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和监督管理职能的手段。财政收入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的大小。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制度浓厚的计划色彩，使得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导向作用被人为割裂。忽视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更不利于发挥财政的职能与作用。因此研究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能为政府制定财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及建议，防止政策制定的盲目性。
二、国内外研究方面
关于财政收入规模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方面，国外对此研究大都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收入规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或弱相关的关系。如Sculley(2001)和Grossman(2002)分析美国的经济情况，得出政府的税收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Karras(2003)通过对11个国家税率和GDP增长率的分析得出，税收短期内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但这种相关性在长期内的趋势会减弱。国内学者大都研究财政收入与GDP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结果一般认为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呈高度正向线性相关性。如徐菁（2007）通过绘制杭州市20年财政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散点图，并建立回归模型，得出财政收入与GDP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关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方面，国外学者多认为财政收入应占GDP有个合理的比重，超过这一临界值就会对经济有负影响作用。如Sculley(1991)分析了103个国家七、八十年代税收占GDP比重的数据得出，当税收占GDP比重低于19.3%时，能促进经济最大化增长，而当这个比重扩大到45%以上，经济增长率接近于零。国内学者研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方面多从该比重过低的原因以及确定该比重的合理规模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如董承章、蒋东宇、娄正良（2000）利用我国6年数据，得出工业企业中非国有经济比重、预算外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和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利税率的下降是导致近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重要因素。
目前，国内研究财政收入绝大多数针对的是全国的财政收入经济论文，地方性财政研究较少。研究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大都侧重经济增长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忽视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因此研究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以及如何依据地方经济发展特点来促进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增长具有很高的理论现实意义。本文以下以江苏扬州为例来研究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扬州市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分析
（一）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1．主要指标
（1）国内生产总值
GDP是公认的衡量国民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也是衡量国民经济的通用指标，它能综合反映国民经济总量，民经济速度、规模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2）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的统计口径较为复杂，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统计方法不同，一般来说，一国政府的收入包括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本文中所指的财政收入仅指纳入政府预算内的那部分财政收入，即财政总收入。按目前扬州市财政体制的划分，财政总收入包括一般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和上划中央收入三个部分。
2．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均来自于扬州市统计年鉴以及扬州市财政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部分数据是经搜集整理后计算所得。
（二）模型建立与结果分析
为清楚揭示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现通过扬州市1989-2008年相关数据，并利用SPSS11.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模型分析。
1.财政收入与GDP总量的关系分析
（1）模型分析
由散点图我们已经能够很直观的观测到二者之间的线性关系，为进一步探究二者关系，笔者建立一元回归模型。以GDP(X)为自变量，财政收入（Y）为因变量，
得方程：Y=a+bX+ε
其中a、b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变量。
图1 财政收入总量与GDP总量观测值与线性模型拟合状况
以扬州市1989-2008年财政收入与GDP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值，利用SPSS11.0分析软件进行回归分析，估计出的回归方程：Y=0.173X-29.369()
其中弹性系数b为0.173，表示GDP值每增加1亿元，相应的财政收入将增加0.173亿元，经济总量与财政收入总量的person相关系数为0.979，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为0.979， r2为0.959，经方差分析，F=423.944
2.财政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关系分析
（1）散点图分析
由上面的总量模型可以得出财政收入与GDP总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理论上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之间也应存在着相关性。但笔者通过对扬州市1989-2008年财政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数据进行绘制散点图，却发现观测点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两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2）关系对比描述
以上分析出财政收入与GDP都呈高速增长，但二者的增长率并不同步，为进一步把握二者增长规律，现对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长率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3年以前，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基本上是低于GDP的增长率的，财政收入弹性小于1；第二阶段是1993-1994年间，财政收入的增长率猛增，大大超过GDP的增长率。第三阶段是1994-1997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又低于GDP的增长率，财政收入弹性再次小于1；第四阶段是1997年以后，财政收入加快增加，其增长率又超过了GDP的增长率经济论文，财政收入弹性大于1，尤其是2002、2003、2006、2007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率都超过了30%，远远大于GDP得增长率。从1989-2008年的平均增长率来看，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22.02%，GDP的平均增长率16.93%，财政收入平均弹性为1.30，这表明近20年来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还是不同步的、非均衡的。
图2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对比关系图
（3）模型分析
下面对1989年-2008年期间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进行分析，以财政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Y，以GDP增长率为自变量X，利用非线性多项式回归模型，作了初步测算:
系数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Sig.
B
标准误
Beta
gdp
0.865
1.233
0.592
0.702
0.492
-0.298
2.972
-0.085
-0.100
0.921
（常数）
0.085
0.110
第5篇：财政经济论文范文
一、国外财政对农村金融扶植政策的借鉴
(一)各国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
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
信贷决策以基层信用社为主，资金清算以上层信用社为主。最基层的信用社是信贷决策的主体，上一层次的合作银行或联合社不进行干预，中央合作银行或中间层次的合作银行则发挥“信用社的信用社”作用，为基层信用社提供资金清算和融资服务，主要是解决“小”信用社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单个信用社法人主体没有像大商业银行一样庞大的分支机构，缺乏自己的结算网络，业务受到限制；二是单个信用社规模小，如果备付金过多，影响信用社的盈利水平；备付金过少，容易发生资金流动性不足问题。这样，基层信用社和上一层次的信用社就形成了有效的业务合作关系。
(二)财政扶植农村金融进而间接补偿农业成为重要通道
各国政府制定了一整套扶持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的政策和措施。由于财政的力量是有限的，各国政府制定农业金融法规，建立农村金融制度，对公营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和监督，并通过他们贯彻农村金融政策。同时，为了保障农业信贷资金的投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发达的农村金融体系，除了政府的银行，也有私人银行、农村信贷协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还有非正式金融组织。政府通过税收、补贴、担雹基金、信贷政策和利率等手段进行调控，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支持农业开发项目和农业现代化。
各国政府通过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其目的是以农村金融为渠道，把财政的补偿输导给农村经济。通常采取的方法有税收优惠、利差补贴、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资金、提供担保等等。例如，财政贴息后，银行执行低利率的政策，目的是降低农业发展的融资成本。那些坚持合作金融组织基本特点和性质的国家仍然维持了对合作金融组织的优惠扶持政策。为了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国政府还对那些向农民提供优惠贷款服务的银行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和补贴，并随着贷款的增加，补贴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1．美国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
美国只有3％的农业人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是与其高度发达的农村金融制度分不开的。美国拥有强大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是政府对农业保护度极强的国家，粮食生产过剩在美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问题，为了保护国内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粮农利益，美国政府一方面在粮食压库和销路不畅时，就组织农民休耕和粮食出口，由政府出资补贴农民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过健全的金融制度对农业进行间接补贴。
美国的信用社是发放个人贷款，向社员特别是同一个公司的雇员提供消费信贷的非盈利性组织。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法规放宽，允许信用社提供类似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一样的金融服务。联邦注册的信用社能够发放信用卡和住房抵押信贷。许多信用社也提供生息的结算账户(ShareDraftAccount)。信用社免除联邦和州的税收，能够高于市场利率吸收存款，并低于市场利率发放贷款。1984年对信用社会员资格的管理放松了，允许吸纳新的会员，并通过缴纳股金增加信用社的营运资金。目前美国拥有信用社11000多个，有社员7600多万人，约占美国人口的1／3。自愿入社的人只要填一份表格，交5美元股金，即可成为信用社的社员，享有存贷款、获利分红和选举的权利。
美国合作金融的核心是把非盈利性作为其发展的基本宗旨，其主要目的为通过传授金融知识，帮助无力获得商业银行的正规金融服务的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培育良好的金融意识和理财能力，提高生活水平，促进社区合作和经济发展。美国的第一家信用社是1909年成立的圣玛丽教区居民信用社。由于当时正规的商业银行既不愿意接受小额存款，又不愿意发放小额贷款，这些“小存款人和小借款人”就自发地联合起来，以互助合作精神为宗旨，吸纳社员的存款，服务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和低收入家庭，为这部分特殊群体提供小额消费性贷款。美国信用社对社员有一个基本要求——共同联合要求，规定信用社必须建立在某种共同联合关系的基础上，例如，同属一个雇主，同属一个组织，同属一个社区。美国信用社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为社员提供各种便捷廉价的服务，这些服务是其他商业银行所不愿或无法提供的，目的是互助合作，改善社员生活，促进社区发展。关于是否保留信用社特点的问题，在美国有很大争议。1998年4月美国众议院以411比8票通过HRll51法案，允许信用社接收新会员，维护信用社的合作性质和会员扩展计划。
美国信用社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法规体系。最主要的法律是1934年通过的《联邦信用社法案》，法律规定了联邦信用社管理局的职能与作用、信用社股份保险以及中央流动性安排等具体内容，信用社管理局1998年修订的《准则与规章》对信用社的具体运作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1937年美国国会决定信用社享受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的待遇，并在《联邦信用社法案》中作了明确规定。后来当此项政策受到银行业的普遍反对时，国会多次审查信用社的免税资格，以“信用社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合作互助组织，其收入均用于帮助社员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社区的协调与发展，因此它的收入不构成利润”为由，也就可以免征联邦收入所得税。美国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其社员的储蓄性股份，作为一种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由储备、公积金和未分配的盈余这三部分组成，不包括储蓄性股份。社员存放在信用社的资金在名义上仍被称为“股份”，所以社员来自股份的收益也就称为“红利”，而不是“利息”，从而得以免征个人利息所得税。这两大免税特点使信用社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金融机构，而社员规模的不断庞大又进一步增强了信用社的政治影响力，使信用社在与商业银行关于税收待遇的长期斗争中，能避免储蓄与贷款协会及储蓄银行的结局，而始终保持着它的税收优惠。
2．法国通过贴息贷款扶植农业
法国对符合政府政策要求及国家发展规划的贷款项目，都实行低息优惠政策。向农业经营者直接发放贴息贷款，鼓励农业经营者积极向农业投资，而优惠贷款利息与金融市场利率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贴。农业信贷互助银行是法国惟一一家享受政府贴息的银行。贴息资金，一直固定由农业部从政府拨给的农业年度预算中统一支付给农业信贷互助银行。贴息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借款者的利息负担，很受农业经营者的欢迎。此外，也增强了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竞争能力，扩大了信贷业务，提高了收益。贴息贷款，在期限上只限于中、长期贷款，在放款用途上，主要用于生产开支和生产设备投资，在行业上主要是对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农村市镇小手工业等放款及住房放款。贴息放款的用途、期限和数量均由农业部按信贷原则确定，具体放款办法则由银行根据农业部制定的基本原则和该行放款章程确定。每年的放款指标由总行逐级分配给省行及基层行，至于贷给谁、贷多少、贷款期限长短、贴息期限长短、贴息幅度大小，则由经办行自主确定。贴息贷款并非整个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而只是在一定贷款期限内享受贴息。比如，购买土地的贴息放款，对年轻农民的贷款期限最长为25年，享受贴息期限10年，对一般农户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7年；对扩大经营的农场主贷款期限最长为20年，享受贴息期限只有5年。
二、建立以农信为载体、扶持三农的通道
“金融体制缺乏效率的问题，不可能只由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的改善而得到解决。金融体制的改革应与其他非金融政策的改革配套进行。在改革金融制度时如不同时采取正确的国内税收刺激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仅仅改革金融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爱得华·S．肖)扭曲的财政政策将减少社会的金融资产，制造金融业内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建立财政政策补偿金融、金融扶植农村经济的渠道，就是国家把扶植农业经济发展的补贴和保护政策，更多地通过对农村金融的扶植和补贴，改善金融业的融资环境，增强农村金融抵抗风险的能力和信用创造功能，发挥对经济的亲和力和推动力，以及对经济资源的组织和调节能力，并把对金融的补贴，以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增加信贷额度、扩大贷款范围等方式，输导给需要扶植的农村经济部门，达到反哺农村经济的目的。这是一种直接补贴金融，间接补贴农业的方式。
(一)补偿金融优化财政补农政策效果
财政政策给予金融机构的补偿，同样的财政资金，效用是不同的。财政补偿银行，银行支持经济的方式，其目的是财政能够利用较少的补贴支出推动数倍的农业贷款的投入。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种是财政直接投资与间接补偿的效用比较。例如，有5个农业项目，需要投资的资金总额都是100万元，共需500万元。由于项目的投资周期长，前期的现金流量不足以偿还贷款利息(但项目完成后可收回本金)，商业银行因现金流量不足“不情愿”贷款。假如财政资金只有100万元，由财政单独用于直接投资，只能投资其中一个项目。现在财政用100万元分别对5个农业项目进行贴息，则商业银行看到收回利息和本金有了保障，愿意给这5个农业项目分别贷款100万元，那么5个项目共500万元的筹资完成了。
另一种是对金融机构补贴的效果。假设某县有10家农村信用社，其中5家亏损，原因是存款都只有800万元，均达不到盈亏点最低存款1000万元的限额。在无人弥补亏损的情况下，只有把5家农村信用社全部撤销，以降低金融风险，则该县农村信用社可能减少存款4000万元。现在通过减免农村信用社税收措施，使农村信用社经营成本下降，盈亏点降到了存款800万元的水平，这5家农村信用社能够盈亏持平了，可以继续营业。那么该县就有了这4000万元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经济发展。
以上举例省略了其他因素的干扰，但可以说明利息补贴有利于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意愿、改善贷款条件，从而增加信贷资金供给；减免税收，有利于降低银行营业费用、扶植偏远和落后地区金融机构的发展，也能够起到增加信贷资金供给的效果。
(二)财政多渠道支持金融实现对弱势农业的扶植
笔者认为目前主要可以采取以下财政对金融的补偿渠道，以恢复和提高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功能，并增强对农村经济的贷款意愿。
1．适当的税收补贴
1996年8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城乡信用社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把城乡信用社当作城镇集体企业来对待，征收所得税、营业税和其他各种税赋的规定对农村信用社是不公平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公益法人与非公益法人不分的继续，是把合作制等同于集体制错误观念的继续。应该借鉴国外发展合作金融的成功经验，对合作金融必须明确其为公益法人，非纳税团体，免征税赋。可行的方式有：(1)给予支农贷款税收政策优惠，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牺牲的利润和承担的风险进行合理补偿；(2)根据农村信用社是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金融组织的特点，加之其服务的对象与部门本身需要政策补贴，信用社应当免除营业税，减免或降低所得税税率，或返还所得税；(3)农村信用社存款作为社员存款，视同股金，免缴利息税，减少农民的税收负担，增强信用社的竞争力。
2．合理的收入补偿
目前农业投入机制的致命弱点之一是缺乏投入补偿机制，通常是投入高、产出低，这与农业的高风险、低收益的产业特征密切相关。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都较低，农业的自我积累功能低下，积累效益差，造成投入的资金不能较快地形成投资收益，投资主体投入的积极性遭到打击。由于投入补偿机制缺乏，尽管有政策约束，也容易造成资金对农业的假投入，虽然统计在农贷科目中，实际上投入到其他方面。因此，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和制度，维护农村资金的完整性，调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保证农业投资的连续性、有效性，降低投资的风险，使有些项目投资的回报率能够基本达到全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吸引商业银行直接投资。(1)建立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例如，建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2)建立向农业倾斜的信贷激励机制，主要是国家对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而使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的农业金融部门给予必要的奖励，从利益上鼓励金融部门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有效供给；(3)建立贷款项目的配套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一些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农业项目贷款贴息和资金配套，降低单独由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支持的项目风险；(4)对农村信用社历年垫付的保值补贴利息支出给予补偿；(5)?砸恍┟飨源姓咝苑銎豆δ艿拇睿缍ê侠淼恼咝钥魉鹂占洌湔咝钥魉鹩刹普Σ埂6岳仙俦咔畹厍呐逍庞蒙纾┟袢肥敌枰执锊坏焦婺Pб娴木魉穑捎傻胤讲普植梗?6)财政补贴除了补贴金融机构外，还要继续运用财政补贴杠杆对农产品市场进行调控和管理，对边远地区、山区等实行特定的补贴政策，改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环境。
3．贷款利息补贴和免缴存款利息税
存贷款利率是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政府通过干预利率的结构，把它作为征税和作为补贴的一种途径。如存款利率的补贴，在金融机构储蓄短缺的情况下，对储蓄补贴有利于增加储蓄总量，“使储蓄可以从现金窖藏中提取出来”(爱得华·S·肖)；存款利息税的免税；对贷款利率的补贴等等。这样，利率由金融手段转变为财政金融综合手段。
商业银行支农贷款的利率安排比法定利率低一些；农村信用社可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项目，降低贷款利率上浮的幅度，以降低融资成本，达到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减负的目的。给予信用社财政政策优惠的目的，不是提高信用社的利润率，而是通过降低融资费用，从而降低贷款利率水平，反哺农村经济，发挥政策的杠杆效应。
存款利息税是利用利率环节征税的一种形式。我国征收存款利息税，在农村刺激消费的正效应不够明显，反而带来抑制农村经济的负效应。由于农民对金融工具的选择就是存款和现金，其他方面的投资农民得不到，征收利息税不会发生投资的转移，等于增加了财政预算收入，减少了农民的现金收入，同时抵消了贷款利率补贴的作用。免缴利息税可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可以作为扶植农村信用社的措施。巩义、新密农村信用社化解风险过程中采取了利息税由当地政府代缴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剥离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
下决心解决农村信用社由于体制、历史等因素形成的当前信用社存在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补偿其为农村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鉴于财政有困难，可首先解决有支付风险的信用社。第一步，农村信用社在账务方面把与农行分家前(含展期)形成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第二步，由省一级政府成立地方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农村信用社剥离的不良资产。其中，财政部门收购资金的来源：一是把从金融机构取得的税收，返还给农村信用社，作为收购资金的一部分；二是从财政支出中切出一块专项资金；三是经中央政府批准发行地方财政债券；四是直接向中央财政借款。第三步，把不良资产的清理责任按属地划分落实给各级政府，清理收回的现金作为当地农业贷款的担保基金。
5．建立信贷担保基金
地方政府牵头，在县(市)和乡(镇)一级，由地方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成立信贷担保基金，其余可在当地企业中募集，作为以工补农的渠道。盈利的信用社可把部分盈利用于认购担保基金。担保难问题也是农民贷款难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贷款担保基金，解决农民贷款条件不足的问题。
通过金融渠道，把对金融的补偿转变为以间接补偿方式为主的对农业的补偿，由经济主体对国家政策的被动依赖，转变为市场主体能够清醒地判断和把握市场规律，自主做出经营决策，主动进行投资选择，这是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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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贵乐．合作金融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6)．
[3]谢安等．德、美、日三国农村信用合作制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0,(4)．
第6篇：财政经济论文范文
我乡根据县局有关实施意见，认真做好各项衔接准备和组织实施工作，进一步做好政府收支分类和部门预算编制改革。按新旧科目编制年度财政预算，完善部门预算管理办法，深化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将各单位资金有效地纳入乡财县管，同时，有效地实现了项目支出预算滚动管理，也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一直存在的“重分配、轻管理”问题。
二、加强财政鉴督，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过去，我们在资金监管方面力度不够，存在“重分配、轻管理”问题，有时会出现项目重复、资金浪费、资金挪用现象，严重影响广大干部群众劳动生产积极性。对此，我们在县局和乡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调研，建立了项目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制度。近几年来，我们有重点、分层次地制定出绩效评价方法标准，对项目资金的申请、分配、使用、效益，实行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科学论证评估。并建立相关人员责任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责任人的业绩考核相挂钩，不断强化绩效评价工作的力度，确立了以“结果”及“追踪问效”为导向的财政支出管理模式。今年，我们重点对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筹安排，科学合理编制和各单位预算和预算的执行、落实情况进行追踪问效；对公教人员工资、民政抚恤、遗属补助发放过程中的“吃空饷”现象进行检查、清理、监督和纠正；对财政管理方式进行改革，推进“镇财县管”，取消镇属单位帐户，规范了财政资金的运行，切实提高了使用效益。
三、坚持艰苦奋斗，认真抓好勤俭节约工作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我们还突击抓好“三公经费”整治工作，不断降低政府机关工作运行成本。坚持一支笔审批制度，建立健全更加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狠杀铺张浪费之风。去年，我们在镇机关内切实加强了政府公务接待、公车使用、公务出差以及食堂、材料打印等工作管理，取得明显成效搞好增收节支。如今年公务接待费用比上年同比减少50%。为了推进政府采购工作，我们认真贯彻执行《政府采购法》和《招投标法》，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积极推行“管办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机制，大力推进“阳光采购”，政府采购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去年以来，我们在乡党委乡政府正确领导下，加强对各部门各单位物品采购、工程建设监督管理，凡大宗物品都由财政所统一招标购买，统一招标施工。我们进一步在镇机关内实施了政府食堂、材料打印、车辆燃油修理“三项改革”，取得明显成效。通过招标改革管理，近几年来全乡各部门办公经费、机关建设费用比过去下降了30%。以上。
四、强化内部管理，全面激活财政工作
近年来，我们始终把强化管理、规范运行摆上突出重要的位置，义无反顾，抓实抓好，向管理要效益，靠规范上台阶，全面激活财政各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规范管理。制定月、季财务工作计划，定期开展内部审计。建立固定资产管理的台帐、卡片、清单制度，确保了资产的安全完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二是着力抓好人员分工和管理。做到管帐不管钱，管钱不用钱，对现金支票、转帐支票、公章及私人印鉴实行分别管理，互相监督，相互制约。同时，对人员进行细致分工，细化目标，强化责任，使全所工作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做到人人有事做，个个想做事，并千方百计做成事。三是突出抓好惠农政策的落实。去年以来，通过涉农补贴“一折通”，共发放水稻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增支综合补贴、民政优抚、农民低保、村干部报酬、计划生育家庭奖励等惠农资金，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了搭建好为农服务的新平台，我们在中国农民网上创建了农民补贴“一折通”十问十答，每天都有专人管理，专人接待。
五、加强学习教育，不断提高财政干部素质
第7篇：财政经济论文范文
作者：付达杰 单位：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政信息化建设人才财政信息化建设是预算编制、财政监督等各个财政业务的信息化，涉及信息技术学、财政学、会计学、管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目前，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同时具备以上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极少,严重制约了该区域的财政信息化的建设与发展。缺乏完备的财政信息化基础设施拥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硬件设备是财政信息化建设与实施的必要条件，而信息化基础设施典型的特点是设备购置价格高、维护成本高、更新换代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内各县（市、区）原本财力有限，使得财政信息化建设往往限于一些简单的财政办公自动化设备，其他配套的网络基础设施、管理制度、安全体系等尚未有效推进。缺乏必要的财政应用软件当前，大部分财政部门基本上将财政网站建设视为财政信息化建设主体内容，缺乏必要的财政应用软件。即便拥有相应的软件，也往往是购买软件企业开发的标准化软件。这些软件一方面价格昂贵，成本过高；另一方面由于企业面临客户的多样性，开发出来的功能过多，操作繁琐，往往与实际工作需求不相适应，造成软件资源浪费。
根据各县（市、区）现有的财政信息化建设现状，由省级政府主导，各县（市、区）政府积极推进，召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制订统一的管理标准、业务标准、技术标准，为后续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奠定基础。必须强调的是，标准体系的制订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完善的过程，特别是管理标准、业务标准的制订，直接影响了未来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一线财政人员工作，有必要从不同角度、不同部门、不同层面进行广泛的调研，从而保证标准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构建基于区域一体化的网络基础体系没有区域一体化的网络基础，就没有区域一体化的财政信息化体系。构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网络基础，应立足于区域财政一体化，为实现区域内财政核心业务系统资源的充分共享、应用连贯和信息流畅奠定基础。在宏观上，以南昌为中心，以景德镇、鹰潭、九江、上饶等地级市为主结点，进行网络拓扑与集成，实现38个县（市、区）财政部门的网络互联：在微观上，设立专项资金，按照制订的统一标准，对各县（市、区）财政部门、乡镇财政所网络设备等基础设施进行更新、升级，保障部门内网的完备性和健壮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政、企、校三方合作方式，带动区域内企业发展和高校相关专业建设。开发基于区域共享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是财政管理和应用支撑平台，其功能的完善性、网络的可靠性、操作的简易性的强弱是其能否成功应用并迅速推广的重要影响因素。系统必须能够覆盖所有财政性资金、辐射各级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同时能实现各业务环节的无缝衔接、协同工作以及财政数据的统一交换和集中共享，为提高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切实提供技术保障。[2]考虑到各地财政部门财政信息化基础水平不同，可在当前各财政部门网站基础上，构建基于WebService的区域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平台，一方面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另一方面，形成一体化应用与操作平台，以便实时查询到当前财政运行情况的所有真实数据，从而增强人大、监察、审计等部门对财政运行情况的监督力度，保证财政运行质量。形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财政决策中心以核心业务环节为中心，分别建立预算编制、集中支付、工资统发、预算执行分析等基础数据库，以产业基地为中心，按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分别建立光电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铜冶炼及精深加工产业、炼油及化工产业、航空产业、汽车及零部件生产等基地数据库。同时立足于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经济示范区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先行区目标，开发生态与低碳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生态、低碳经济专门数据库，从整体上实现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在此基础上，依托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建立财政经济统计综合数据中心，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开展财政经济预测分析和政策研究提供支撑，同时也为区域内建立财政信息化相关专业、培养财政信息化专业人才、形成财政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长效机制提供资源支持。
从而实现财政信息化与财政管理、财政信息化与财政业务、财政信息化与区域发展的相互促进与深度融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江西省3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省近50%的人口，创造了60%以上的经济总量。[3]从这一层面上讲，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归根结底是区域财政管理质量建设。财政信息化建设，可以提高机关财务人员办事效率、增强干部理财能力、提升财政管理与决策水平，带动财政改革，从而为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科学、健康、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8篇：财政经济论文范文
一、政府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重大
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过去的15年中，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1%，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然而，我国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忽视环境保护，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解决我国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造成的后果，政府责任重大。
1.我国生态环境严峻形势必须改变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环境恶化。一些地方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结果，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五分之一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时期是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环境状况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环境保护的主要目标：到2010年，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使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些目标，体现了防治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国家长远利益的要求，政府必须下定决心确保完成。
2.经济增长的高环境成本必须降低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土地退化”等现象。许多地方生态脆弱，环境承载力降低。2006年我国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指出：仅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可见，如果再不重视保护环境，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会更高，政府必须下决心改善生态环境。
二、政府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税收手段
保护生态环境，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律，针对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灵活运用财政税收手段，提高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性。
1.财政税收手段引导绿色消费保护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在消费环节要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政府通过制定财税政策，鼓励使用、消费环境标识志产品、环境认证产品、能效标识产品、节能节水认证产品、绿色标志食品和有机标志食品，有利于消费环节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政府机构实行绿色采购、消费者选择绿色消费，全社会自觉抵制非环保产品的消费，增加对环保产品的需求，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1)财政资金转向绿色采购
形成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政府财政资金要优先购买对环境有利的绿色产品，形成政府绿色采购。政府绿色采购就是在政府采购中选择那些符合国家绿色认证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政府采购的绿色标准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技术标准，而且要按照产品生命周期标准使产品从设计、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再利用到废弃的全过程均符合环保要求。政府所购物品：电话、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车辆等办公用品，都必须达到特定的环保标准，符合国家绿色认证标准。这有利于带动企业生产绿色环保产品，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实施政府绿色采购，必需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政府绿色采购标准、清单和指南。2006年11月我国公布了第一份政府采购“绿色清单”。它涉及汽车、打印机、彩电、板材、家具等14个行业获得中国环保标志认证的上百种产品的采购清单。它规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在用财政资金实施政府采购时须优先选择“绿色产品”，不按规定采购的单位，财政部门可以拒付采购资金。
（2)税收政策促进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避免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节约资源和能源。消费者作为绿色消费的主体，进行绿色消费还存在一些障碍，还需政府出台财税加以引导。
①减少税收鼓励购买环保产品
环境标志是一种标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签，它表明该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在生产、使用和处理处置过程中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要求。实施环境标志认证，实质上是对产品从设计、生产、使用到废弃处理处置，乃至回收再利用的全过程的环境行为进行控制。它由国家指定的机构或民间组织依据环境产品标准及有关规定，对产品的环境性能及生产过程进行确认，并以标志图形的形式告知消费者哪些产品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更为有利。
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环境标志产品受到重视，消费者更注重购买环保产品。但是有很多不法厂商，擅自在产品包装上印刷环保认证标志，消费者难辨真假。本来，发放环境标志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环境，一方面通过环境标志告诉消费者哪些产品有益于环境，并引导消费者购买、使用这类产品；另一方面通过消费者的选择，引导企业生产对环境有益的产品。但是市场上假冒的环境标志产品，产品质量低劣，成本低、价格低，不利于消费者对真环保产品的购买。
鼓励绿色消费，政府不仅要加大对假冒环境标志产品的打击力度，而且要对获中国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减免税收。通过减免税收，增加其竞争优势。目前我国共有近200家企业，40多个大类，500多种产品获得了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对这些产品减免税收，降低其生产成本，增加其降价空间，使其在价格上处于有利地位。不仅能鼓励消费者购买绿色环境认证产品，而且能鼓励生产者生产绿色环保产品。
②消费税限制购买非环保产品
促进绿色消费，减少对非环保产品的消费，必须完善消费税制度。去年4月1日，我国对木质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大排量轿车提高了消费税，限制对其消费。还有许多产品，消费者看不出它对环境的危害，然而，生产中对环境危害巨大。例如，消费者在购买黄金首饰时，很少知道它对环境的危害。黄金生产中的氰、砷、汞、浮选药剂、悬浮物、重金属，腐蚀性气体、粉尘、尾渣、废石及放射性物质，对环境危害极大，尤其是汞和氰，严重污染空气和水。对这类生产中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政府应提高消费税，限制百姓对它的消费。
2.财政税收手段引导绿色生产保护环境
改善生态环境，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推行绿色生产。企业是绿色生产的主体，政府要制定财税政策对企业加以引导。
（1)财政资金支持企业绿色生产
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就要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一方面，强化从源头防止污染，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现状，就要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清洁生产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就要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提高环境保护的水平。鼓励企业在环境保护关键技术、环保相关技术、共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切实提高我国环境保护的科技含量；鼓励企业发展环保装备制造业、参与污染治理和环保产业发展，政府财政资金都要予以支持。
①财政资金支持绿色发电
国家环保局公布，去年上半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增长4.2%，大大高于“*”规划环境目标所要求的每半年降低1%的目标。2006年11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了《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单位GDP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以1000美元GDP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计，中国2.9公斤，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为1.1公斤。我国煤炭消费高速增长，导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大幅度增加。燃煤电厂又是二氧化硫排放的主要来源，而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控制二氧化硫污染的问题，一方面，加快现有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建设，推进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二氧化硫综合治理；另一方面，必须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财政资金要支持绿色发电。政府财政资金重点支持企业使用大型高效清洁发电装备、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财政资金投向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绿色发电项目。
②财政资金支持绿色交通
我国汽车尾气和烟尘、噪音等造成的交通污染，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目前公交车辆使用的燃油普遍含硫较高，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三氧化硫等，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控制城市空气质量恶化趋势，财政资金要支持发展绿色交通。财政资金项目资助企业研制清洁、廉价新型环保公交电动能源，财政资金补贴公交公司使用尾气零排放，无污染，低噪音的新型电动公交车辆，淘汰老旧车辆。
第9篇：财政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财政效率； 财政职能；评价体系
一、引言
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解决好当前财政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关键。冯兴元（2011）提出，财政支出效率低下是当前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1]。众所周知，财政活动分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项，因此在对财政活动效率的考量上也可以从财政收入效率和财政支出效率两个方面考虑。然而，现有文献并无“财政收入效率”的提法，仅有较为普遍讨论的财政收入的使用效率（财政收入的使用效率其实质就是财政的支出效率）和谭建立（2010）从政府财权事权角度讨论过财政收入的划分效率问题[2]。由此可见，财政活动的效率并没有涉及到财政收入方面，即在一般性讨论中财政支出效率基本等同于财政效率。下面本文将从内涵定义和度量指标两方面来说明财政效率。
在内涵定义方面，对于财政支出效率，陈冬红（2010）将财政支出效率定义为“财政支出在用于市场失灵的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所实现的财政职能的程度”，并认为要想提高政府的效率应从财政支出抓起[3]。而王旭东（2006）提出“财政效率实质上反映的就是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和政府行政运行效率，且追求财政效率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财政职能”[4]。可以看出，两位学者提出的“财政支出效率”和“财政效率”从概念上来说，在“实现财政职能”和“反映政府效率”两个主要描述上并无太大差异。在评价指标方面，唐齐鸣（2012）构建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评价体系中的指标[5]与才国伟（2011）选择的财政效率度量指标[6]也大部分趋同，两位学者都选择人均财政支出作为唯一的投入指标，而产出指标主要都体现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
二、财政效率与财政职
财政效率是一个特殊的效率范畴，是效率在财政领域的体现。追求财政效率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财政职能。因此积极探讨财政职能的内涵有利于深入理解财政效率的本质和选择合理的财政效率评价指标。纵观我国财政职能的理论发展轨迹，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大背景下，依次出现财政使命观、财政功能观、财政职责观、政府经济职责观四类主要观点。前三类的理论基础是“阶级国家论+再生产理论”，而政府经济职责观立足于“契约国家论+混合经济论”[7]。财政的使命观认为，财政仅具有“分配”和“监督”两个职能，这一财政职能观其实质仅是计划经济财政的职能。而后在八十年代初，邓子基（1980）确立了财政功能观，同期叶振鹏（1980）提出了三职能观：分配职能、监督职能、调节职能[8]。到了九十年代，经济转轨的大背景决定了“财政职能”内涵的转变[9]。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学者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所提出的财政三职能：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财政监督职能逐渐在我国理论界受到认同。
然而，由于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主要议题，且收入分配又是资源配置的一部分。因此，马斯格雷夫对财政职能的概括显得大而无当。李茂生（20005）认为，目前我国已基本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这种体制下的财政职能可以概括为四项：（1）提供原生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和产品；（2）调节收入分配和实行社会保障；（3）纠正外部不经济（负的外部效应）和促进广义效率的提高；（4）调节经济和促进经济发展[10]。基于评价指标的可描述性，本文在财政职能的概括上持相同观点。
三、财政效率体系构建
首先由于地方政府财政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并不服从严格的的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本文选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要想较为准确的测算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依据财政职能设计投入产出指标则显得十分必要。地方政府的投入归根到底就是地方财政支出[14]。因为财政支出的组成份额是内生的，理论上地方政府为了提高财政效率应该自行调整相应比例。所以本文采用文献[6]中仅将人均财政支出作为唯一的投入X（单位：亿元/万人），并不去区分财政支出中各项支出所占份额。
本文参考根据文献[10]概括的财政职能，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仅选用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作为政府效率的产出指标：
Y1文化教育：非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单位：百分比）
Y2医疗卫生：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单位：万张）
Y3基础建设：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单位：平方米）
Y4环境改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单位：百分比）
Y5社会保障：社会失业保险覆盖率（单位：百分比）
Y6经济发展：人均GDP（单位：亿元/万人）
其中Y1、Y2、Y3主要体现财政职能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由于外部不经济因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理论界常提到的环境污染、资源滥用等方面， 所以将Y4作为衡量纠正外部不经济的指标。Y5用于体现财政的社会保障职能。Y6作为度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此选作衡量经济产出情况的指标。
参考文献：
[1]吴丽.中国发展道路的政府竞争逻辑——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J].商务周刊.2011（5）
[2]谭建立、马宁.关于我国财政收入经济效率问题的实证研究[J].山东经济.2010（5）
[3]陈冬红.基于DEA的财政支出效率分析——以宁夏为案例的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0（3）
[4]王旭东.财政效率问题初探[J].山东社会科学.2006（10）
[5]唐齐鸣、王彪.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2）
[6]才国伟、钱金保.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效率竞争[J].统计研究.2011（10）
[7]崔潮.论财政职能的演进：理论、历史与启示[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12）
[8]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谈论会文选[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