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展望精选(九篇)

第1篇：数字经济的展望范文

据GIV2025预测，随着万物感知和万物互联的升级，一切都将被带入万物智能的世界。到2025年，个人智能终端数将达400亿，全球联接总数达到1000亿，并创造23万亿美金数字经济。

华为董事、战略Marketing总裁徐文伟说：“华为第一次GIV全球产业展望，以面向未来为牵引，以数据和预测来展望，希望在ICT所驱动的智能世界打开产业版图，为多元化的ICT产业生态搭建迈入智能世界的基础桥梁，并与全球的合作伙伴共同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GIV 2025提出三大展望：

展望一：智能感知，唤醒万物，把一切带入智能世界

GIV2025指出，迈入数字世界的第一步，是万物感知和万物互联的升级。预计2025年，个人智能终端数将达400亿，全球联接总数达到1000亿，这1000亿将从消费互联网迈向产业互联网。万物感知带来的数据洪流将与各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工业物联网、车联网等新兴产业。

此外，联接升级也将带来大视频为数据主体的大流量增长模式；至2025年“云VR” 的市场空间将达到2920亿美元。

未来，智能终端和智能机器人将从工具向助理的角色升级。2025年智能助理普及率将达到90%，12%的家庭成为智能服务机器人用户。全球3900万盲人和2.46亿低视力人群将在导盲机器人的辅助下，正常地融入到我们的世界。

展望二：“+智能”催生商业新物种，助力产业跨越式发展

GIV 2025指出，以高速联接为传导系统、以IOT为神经感知系统、并以云上部署的AI为中央大脑的“+智能”平台，通过智能分析、决策和辅助行动，将助力实现各行各业跨越式发展。

到2025年，联入5G网络的车辆将超过6千万，100%新车都将连接网络，实现“交通+智能”。此外，通过“制造+智能”，将加速ICT与OT融合，形成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和产业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通过“城市+智能”，城市规划者在安全治理、交通规划等方面开辟可持续发展新途径，让市民享受到数字民生带来的安全、便利和幸福。

展望三：万众创新，掘金23万亿数字经济

华为预测，未来数字经济将达23万亿美金的市场空间，由“+智能”所带来的价值，将普惠到制造、服务、交通等各行各业

第2篇：数字经济的展望范文

关键词：数字经济;OECD;国家战略;ICT

一、 引言

我国拥有13亿人口，网民规模达7.1亿，是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陆续部署了《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来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也都在积极制定相应的数字经济战略，力图抢占数字时代的制高点。特别是以经合组织（OECD）为代表的相关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跟踪数字经济发展，在政策制定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OECD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政策范围到底有多大，有哪些主要聚焦方面？显然，以上问题对把握全球数字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合理制定我国相关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二、 OECD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和政策范围

经合组织（OECD）是由35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巨大影响力日益显现，OECD各国政府愈加认识到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大部分成员国陆续把数字经济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希望通过战略性举措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截至2015年，34个OECD成员国中有27个制定了国家战略。部分国家虽然没有总体战略，但分门别类制定了若干针对特定领域和部门的政策，这些部门政策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数字经济国家战略的框架。

1. 根本目标。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是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例如日本宣布到2020年要成为全球最l达的IT国家。澳大利亚目标到2020年成为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国家。英国则聚焦优势领域，希望通过数字经济重构英国的全球竞争力。德国强调发挥数字经济的创新潜力来实现国家长期增长和充分就业。意大利强调在全社会传播数字理念，提高居民信息化技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丹麦在支持信息产业发展的同时，着力构建信息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基于信息产业下的增长。

2. 政策范围。数字经济战略通常建立在信息产业政策基础之上，与现有宽带网络、数字政府、网络安全等信息产业政策存在交集。例如《奥地利数字议程》就是基于奥地利宽带计划、数字健康、数字教育等若干信息产业政策建立的。《瑞典数字议程》同样是基于国家宽带计划、数字政府、数字健康等信息产业政策而建立。然而数字经济的跨部门融合特征，使数字经济战略的政策视角相比传统信息产业政策要更为宽广。政策范围从关注信息产业自身发展进一步拓展到商业创造、生产率提高、公共治理、居民就业、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各领域。

三、 OECD数字经济战略的主要聚焦方面

OECD数字经济战略主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在供给侧，包括大力完善通信基础设施、提高ICT产业国际竞争力。在需求侧，则包括加强电子政务、鼓励中小企业部门购买信息产品和服务，扩大信息技术普及率，提高老年人、残疾人网络使用率。总体来看，OECD数字国家战略主要聚焦于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推动ICT部门发展、建设数字政府、推动ICT部门与教育医疗融合、构建网络安全五大方面。

1. 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宽带网络是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构建快速、高效、便捷、低价的宽带网络对于加快发展新产业、促进形成新业态、不断构建新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支撑作用。OECD宽带战略主要聚焦于三大方面：一是提高宽带网络连接速度;二是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三是改善现有宽带基础设施弹性。

在提高宽带网络连接速度方面。英国提出到2015年底使全国2Mbps宽带覆盖率达到100%，到2017年底使全国24Mbps超高速宽带覆盖率达到95%。美国提出到2020年为至少1亿个家庭提供最低100Mbps的实际下载速度和最低50Mbps的实际上传速度。瑞典提出到2020年实现世界级的宽带基础网络，保证全国90%的家庭和企业能够享受至少100 Mbps速度的宽带服务。捷克计划使所有捷克居民的网速达到30Mbps，并使至少一半家庭的网速达到100Mbps。

在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方面。加拿大提出“连接每一个加拿大人”――保证农村地区的居民能接入高速宽带网络，充分享受廉价的无线服务，参与并受益于数字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加政府计划在五年内投资3.05亿加元来完善宽带网络设施，让28万家庭享受到至少5Mbps的宽带服务。澳大利亚计划在2020年以前，缩小首都和其他地区网速鸿沟。葡萄牙旨在通过促进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民网络访问情况，为此葡萄牙政府启动了五个农村地区高速网络公开招标，项目覆盖超过100万人，投资价值高达1.56亿欧元，力争到2020年前使宽带速度超过30 Mbps。

在改善现有宽带基础设施弹性方面。卢森堡尤其关注超高带宽领域，希望保证冗余光纤的使用。挪威通过强化交通运输部、通讯部、供应商、邮电管理局在网络安全上的协作，提高电信网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日本提出在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时，ICT部门可以借助冗余的ICT基础设施而正常运转。为此日本做出了三方面部署：一是提高国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如海底光缆）的冗余;二是调整数据中心布局，将目前集中在东京地区的数据中心分散至其他区域;三是推动区域合作，鼓励建设分布式网络。

2. 推动ICT部门发展。ICT部门是数字经济的基础，OECD各国数字经济战略普遍提及推动ICT部门的发展，重点在鼓励研究和实验开发、标准制定和推广、吸引和扩大民间投资三方面给予政策引导和支持。

在鼓励研究和实验开发上。各国非常关注新兴技术，特别是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法国计划投资1.5亿欧元支持物联网、超级计算机、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方面的研发。德国提出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建立两个大数据中心，推动大数据创新在“工业4.0”、生命科学、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并促进ICT、信息安全、微电子、数字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日本强调支持超高速网络传输技术、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技术、传感器和机器人技术、软件开发和无损检测、多语种语音翻译系统。加拿大则计划向“加拿大研究基金”注资15亿加元来增强高校科研能力，特别是ICT领域的研究能力。

在ICT标准制定和推广上。欧洲数字议程提出“信息技术标准和兼容性”的概念，以确保新的信息技术设备、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库和服务之间无缝交互。英国也强调了标准和兼容性的重要性，提出英国政府需要联合标准制定领域的相关机构、一系列利益相关者来共同推进“英国标准”，抢占国际标准的制高点，提高英国未来的全球影响力。同时，英国还呼吁为“云计算”、“5G移动”、“移动物联网”等现阶段常用概念制定更为准确地定义，使这些概念更容易被纳入标准和服务中。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数字战略中，提高标准只涉及一些特定领域。例如，德国主要在“工业4.0”框架下，重点关注ICT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与“传统”制造业在相关标准上的协同与优化。

在吸引和扩大民间投资上。法国计划投资2亿欧元在巴黎市13区建设世界级的数字企业孵化器“弗雷西奈敞厅”，规划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超过1 000家初创企业。并拨款1 500万欧元用于国际推广，来吸引潜在投资者。卢森堡旨在为现有ICT公司保持积极的营商环境，吸引新的数字业务。埃及数字国家战略旨在吸引投资，来扩大现有ICT公司规模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3. 建设数字政府。数字政府是数字经济的“催化剂”，开放公共数据、建立子档案是建设数字政府的两大重点任务。诸多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里都提出要公开政府数据，例如爱沙尼亚提出开放公共部门数据推动业务创新，促进技术和数据的联合使用。日本提出“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IT国家”，其中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一站式电子政务门户访问公共部门数据，享受公共服务。许多国家数字经济策略都提出，要以政府牵头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通过建立所有公民的数字身份和电子文档验证系统（包括电子账单系统），提高各方面对数字经济的信任，来促进电子健康、电子商务应用平台等新产品、新业态的发展。

4. 推动ICT部门与教育、医疗融合。人口老龄化是OECD国家面对的共同难题。近年来，ICT部门的快速发展为相关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机遇。OECD数字国家战略提出将ICT创新成果与教育、医疗领域深度融合，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最终提升人口素质、改善人口质量。

推动ICT与教育领域的融合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同时展开。在硬件方面，政策重点在于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增加学校计算机硬件设施数量。美国每年专项拨款39亿美元用于建设和改造宽带网络，以保证各地区学校和图书馆都能享受高速稳定的宽带连接。加拿大计划在四年内投资3 600万加元支持学校更新计算机硬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数字设备和技能培训终端，以支持个性化学习。在软件方面，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在于增加在线授课内容。英国旨在促进大规模网络公开课（MOOCs），来支持ICT学习、劳动力再培训。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战略提出加快开发新课程，通过促进产业间合作来推动数字化学习，并将网络学习资源扩展到家庭和工作场所，提供在线虚拟学习机会。

数字健康是数字经济战略关注的另一个目标领域。将ICT应用于医疗行业，能够提高诊疗的质量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并构建全新的医疗模式。电子健康档案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它能够在整个医疗系统内实现医疗信息实时共享，使患者得到更加及时有效的护理。意大利计划投资7.5亿欧元来减少过度医疗和低效医疗，提高与健康有关服务的预防成本比率。具体措施包括为所有公民建立电子健康记录、电子医药处方、发展远程医疗、推动在线预约以优化卫生资源和减少等待时间。奥地利建立全民电子健康系统，旨在协调电子健康财务、互操作性、卫生机构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简化医疗费用结算手续和流程。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战略同样聚焦电子档案和远程医疗。计划到2020年之前把老年人、母亲、婴儿、和那些慢性疾病患者能够访问的共享的个人电子健康记录比率提高90%。逐步推广远程医疗保险计划、全科医生视频会诊热线、孕妇婴儿帮助热线等远程医疗服务。

5. 构建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措施也频繁出现在OECD数字经济策略中。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局的《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指南》提出了构建网络安全的几条关键举措：发展网络防御能力、增加网络弹性、降低网络犯罪率、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资源投入和研发支出、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英国反复承诺保障国家网络安全，重点在研发和人才方面加大投入。牵头11所高校开展网络安全研究、资助78名博士、为2个研究机构提供资金，加强网络安全人才在各研究机构、行业、政府通讯总部之间流动。德国计划推广使用安全的通信基础设施，促进信息技术安全产业发展，强化在线服务的安全性。澳大利亚的数字战略旨在通过一些专项行动，如“国家打击网络犯罪计划”、“数字公民最佳实践原则”，来解决数字安全问题。匈牙利拨款1 700万欧元用于信息技术安全，以最大限度保护网络、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公共管理电子服务和传播信息过程中的数字风险管理。

四、 主要启示

本文总结回顾了OECD主要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政策范围、主要聚焦方面。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一些先进理念、成功经验、成熟做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启示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一，必须将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数字经济是当今世界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把数字经济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必须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辐射带动作用，顺应趋势、把握历史机遇，将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科学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抢占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制高点。

第二，高标准建设宽带基础设施。宽带网络是发展数字经济的硬件基础，要提高网络速率，降低网络资费，扩大网络覆盖范围，降低人均网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破除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瓶颈。要抢占宽带网络发展先机，加快下一代互联网部署和商用，加强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地址管理、标识管理与解析，构建未来网络创新试验平台。推动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融合发展。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的研发、标准和产业化布局。

第三，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政府先行。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深入推进政务公开政府。目前，我国80%的数据掌握在政府手中，稻荨吧畈毓胫小笔羌大浪费，要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加快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避免重复建设和数据“打架”，增强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先推动交通、医疗、就业、社保等民生领域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在城市建设、社会救助、质量安全、社区服务等方面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第四，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引导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以融合促创新，最大程度汇聚各类市场要素的创新力量，推动融合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和新支柱。重点推动“互联网+”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普惠金融、高效物流、益民服务、电子商务、便捷交通、智慧能源、绿色生态、人工智能、创业创新等十一大领域，在跨界融合中，逐步建立产业组织服务体系，改变产业发展规则和路径。

参考文献：

[1] OECD.OECD Digital Economy Outlook2015[J]，2015.

[2] OECD.OECD Internet Economy Outlook2012[J]，2012.

[3] 蔡跃洲，张钧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J].经济研究，2015，（12）：100-114.

[4] 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135-146.

重点项目：国家统计局2012投入产出研究课题“从投入产出表来看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项目号：IO12-ZD06）。

第3篇：数字经济的展望范文

继续经济新常态下的探索或许依然会是这一年印刷企业的工作主流，因为唯有找到与企业条件相匹配的市场定位与商业模式才有可能步入良性循环。

经过多年的摸索，部分企业已经明确了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战略，比如资本实力相对雄厚的印刷版块上市公司大都有了自身的发展计划，但对于绝大多数印刷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印刷企业而言，这项工作依然还在进行时，处于犹豫观望状态。在对宏观形势有了相对清醒的认识以后，在榜样力量的鼓舞下，2017年这项工作的成果必定会更显丰硕。

经济低迷的状况难有变化

记得还在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副院长在《全球智库经济观察2013》的撰文中引用美国耶鲁大学斯蒂芬・罗斯教授的话说：“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将长期进入一个下行阶段。2008～2025年，很可能人类会经历一个极长、将近20年的下行期。”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段话的接受程度也变得趋高，这个世界因为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普及应用，让原有的比如经济危机8年一个周期的规律显得不灵，全球性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

对于全球经济，总理在2016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也有那么两句话：“世界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和“不能离开世界经济环境谈本国发展”。有鉴于此，我们显然不能对宏观经济复苏的期待过高，认为“2017年（银行业）净利润增速或进入零时代”的分析已经见诸报端。因此，“依然处于艰难徘徊中”将会是2017年全球经济的基本状况，那作为现代服务业一部分、已经发展到为产品提供内外包装服务为主体的印刷业自然不可能独善其身，调整、创新将是2017年印刷企业工作的主旋律。

至于内容印刷就更难期待有所突破，或许报纸的发行量并未在2016年见底，下滑还将处于进行时，因为这不是新闻工作者努力与否的问题，而是互联网的普及导致整个市场在变，阅读习惯在变，特别是在2015年已经支撑起国内45%消费市场的年青人，他们更是走在这场变革的最前列。

有人用数据证明图书印刷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但关键在于如何提升图书质量，让读者乐意购买、热爱阅读。就整体而言，2017年的图书印刷可能也就是延续上一年度的状况，难言大步向前。

有一则刊登于2016年11月14日《工人日报》的文章引用中国版本图书馆公布的数据指出：“2013年至2016年8月数据统计显示，文学、哲学、军事、历史、古汉语启蒙、生物、林业类图书都有重复出版现象，文学类图书重复出版数量最多，占到80.4%。而且重复出版图书数量在不断增长。”文章进一步引用媒体资料指出：“2016年1～9月在售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有1200多种，《红楼梦》有1600多种，《三国演义》有1300多种，《西游记》有1600多种。”事实上，被出版社看好的儿童图书的出版情况也类似，这样的出版现状理所当然地导致一边是图书的品种数上升，但另一边则是图书的库存积压现象日益严重。坦率地说，这种局面并非在2017年就能得到根本改变。

结论：2017年全球性经济低迷的状况难有改变，企业领导与其对经济复苏抱有太多的期待还不如把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做得更充分些。

成本上涨的状况难有变化

从2016年第四季度起，印刷企业生产必需的原辅材料――从纸张到版材出现了一波较为汹涌的涨价潮，有人说这是一段时间以来经济不景气造成不切实际的低价销售后的市场反弹，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个别规模企业的领头操作，但不管怎样，对印刷企业来说，原辅材料的上升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上升，如果没有转移成本的对象就意味着企业利润的进一步下滑甚至是出现亏损。

按照有关报道，以包装用瓦楞纸为代表的纸张价格几乎每吨上涨达千元，最厉害的仅是下半年以来就超过1500元，甚至出现一个月内数度宣布上涨的情况，以至有消息称“全国73家纸箱厂停单自救”，不敢生产居然成了大气候萧条情况下的又一种奇特景观。

版材则因为铝锭的吨价从以往每吨1.1万元升至1.4万元，让版材生产企业难以招架，以至在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版材专业委员召开年会期间，代表们每天关注的就是铝锭的价位变化。顶风不涨，版材生产厂缺乏承受能力，无力消化新增成本，反之，随风跟涨，又担心市场被硬着头皮不涨价的竞争者夺去，事情就是让人如此无奈。

那么，印刷企业有可能向客户转移原辅材料上涨的新增成本吗？答案是，基本不能。因为只要产能大于市场需求的局面得不到改变，只要依然有企业为了生存宁愿贴近甚至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承接业务，那要求客户提高工价、向客户转移成本就是一种奢望，逐利的驱动使得任何经营者都会比质、比价下单，都不会把自己有可能获得的利润放手让给别人。

事实上，由于宏观经济的不容乐观，尽管这几年印刷企业已经懂得应该在差异化经营上下功夫，但低价竞争的现象依然存在，除非残酷的行业洗牌最终逼着落后对象出局，或是富裕的产能寻找到合适的新出路，“去产能”在国内达到了实际成效，那根据产品成本加社会平均利润率确定最终价格才有可能成为最基本的定价原则。

结论：涨价风潮虽有可能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趋平静，但2017年印刷企业的成本上升已是难避的事实，企业唯有继续在设备代人、广泛使用软件以提升生产效率上取得成果，才有可能保持原有的竞争能力，因为简单意义上的增产挖潜、降本增效这几年每家企业都已经前后捋了多次，很难再有大的作为，反倒是在软件应用，提升系统管理水准上大部分企业可能还刚刚起步，可以大有作为。

环保高压的状态难有变化

环保部门把印刷与石化业列为VOCs排放征收费用的试点行业，无形中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成本支出。其实，印刷除了烟包等个别产品外，就整体而言还是一个低毛利的行业，宏观经济不振加剧了印刷企业的生存困境。但毫无疑问，加强环境保护是一个趋势，时至今日，抱怨、委屈都无济于事，重视环境治理必然是印刷企业2017年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2016年公布的很多行政措施将会在新的一年得到落实。

弄清印刷企业各类生产工艺的有机挥发物排放情况是有效开展治理工作的前提，需要的是用数据说话，有针对性地做好治理（如凹印）或推广（如应用水墨的柔印与数字印刷）工作，这毕竟是利国利民、有助于行业长远发展的大事。代表着投资人利益的行业协会应该成为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代表企业客观公允地向政府反映情况，而且要认真总结治理工作中的成功经验。治理的关键是适用，要帮助企业花小钱办大事、办成事。

向印刷企业征收VOCs排放费用已经引发了与区位定位相关联的企业搬迁现象，比如北京的印刷企业向河北等地搬迁，上海的印刷企业向江浙皖搬迁，搬迁对企业来说同样耗费庞大费用，而且一定程度上还会导致人员流失。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既然治理VOCs的目的是保护环境，降低排放，减少雾霾，那近在咫尺的两个地区间相差巨大的收费标准最终能否达到设定的期望？这值得引起关注。

再则，为了真正达到减少大气污染的目的，那就应该认真研究平衡VOCs排放与采用水墨印刷需要增加热烘干装置客观上增加了能耗与碳排放两者间的关系，切莫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怪现象。

结论：将会在2017年付诸实质性执行的向印刷企业VOCs排放增收费用的工作势必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笔者虽然指出了诸多现存的问题，但对于企业来说关键还是眼睛向内，着眼于治理，工作做到位，成本消化了，那才算把这项工作真正意义上做好了。

数字印刷的市场拓展成为新常态

由2016德鲁巴印刷展引发的数字印刷热潮在2017年势必还将持续发酵：

原因之一是所有的数字设备供应商都希望借此机会能够进一步拓展国内市场，尽管这块市场同样面临着经济不振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就全球状况看，这还是一块令人向往的、有着发展前景的庞大市场。

原因之二是数字技术在印刷领域的应用步伐有可能得到加速，尤其是在严苛的环保压力下，加之个性化市场的发展趋势让人期待，所以在“胶印机卖不动了”的背景下，数字印刷机挤进传统印刷企业可能正是时机，对传统印刷企业而言，这也是做技术储备的时期。

时至今日，尽管数字印刷在全球市场的占比上升得很快，有说已经达到总印刷量的18%，但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看，即便是较之2013年的103亿元上升了73.2%的2015年，国内数字印刷总产值也不过就是176.2亿元，占比1.57%。加上没有列入国家总局统计口径的数据，估计也就在3个百分点上下，与国际市场的差距依然较大。

出现与国际市场落差较大的这一状况，虽然与国内小胶印市场做得较好夺走了部分本属数字印刷的短版产品有关，但最本质的问题是与数字印刷设备与耗材至今基本依赖国外，缺乏在这领域的话语权，唯有改变这一状况才可能迎来国内数字印刷发展的春天。

正在追求大幅面、高速度，向望着进入包装印刷市场的数字印刷设备现在的市场售价都还普遍高于已经做到极致的传统胶印设备，加之掀起了大型数字设备进入图书或包装领域的印企至今都还难以获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抑制投资人购买大型数字印刷机的热情，2017年数字印刷在国内还难以爆发。

结论：我们应该关注数字技术在印刷领域的应用与发展状况，选择适当的时机接受并进入这一崭新的领域，在现时，注重软件在设备、流程、管理上的应用，对提升生产效率的作用可能更为明显。

继续探索前行成为新常态

既然经济低速增长已经成了新常态，既然印刷企业的转型工作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都还处于艰难的探索中，那么以行业内已经成功完成转型升级的样板企业为榜样，继续已经开始的转型升级探索之路就成为了大多数企业2017年要做的重要工作。

转型升级绝不是丢弃我们已经熟悉的传统生产方式，需要的是突破传统、突破边界，去做更多这个行业可以左右又有能力去做的事；是转变经营理念，由历史上的被动等客上门变为主动地为客户提供需要的帮助，成为帮助客户成长的左膀右臂；是坚持差异化经营，深耕自身企业擅长的某一点，做成这一方面的专家、名家，伴随着客户的成长共同成长；是利用数字技术为企业的经营、管理、业务拓展、服务客户提供帮助，切实在提升效力上下功夫；是朝着已经确定的印刷业“十三五”的“四化”（绿色化、数字化、融合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去努力。

第4篇：数字经济的展望范文

为应对全球经济增速低缓、复苏乏力的挑战，中国作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G20创新增长蓝图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并于2016年9月在杭州峰会上通过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这是全球首个由多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也是首个数字经济的全球规则。

半年后，一场助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大会又在同一地点幕起。4月8日，新华三Navigate2017领航者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G20杭州峰会主会场）举办。这场以“新IT，新经济”为主题的峰会，吸引了近8000名行业代表和IT专业人士现场参与活动，超20万人在线观看直播。峰会现场，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公布了“应用驱动，云领未来”的最新战略。

新华三品牌重组成立还未满一年，国家层面达成的数字经济全球共识仅半年，新华三集团率先召集“领航者”展现战略雄心的底气究竟何在？接受本刊独家专访时，于英涛道出了新华三推出“应用驱动，云领未来”背后的深意。

2万亿市场驱动

2016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新经济”概念，要求百行百业培育新动能，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2017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数字经济”作为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再次引发热议。

在于英涛看来，本次领航者峰会，从“新IT，新经济”的主题到助推数字经济发展的议题设置，正是顺应了当下新经济与数字经济间的紧密关系，而新华三的“新IT”解决方案也将助力百行百业弯道超车，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

这个能助力百行百业转型发展的“新IT”，自2013年由华三首次提出后，已经成为集团的品牌烙印，新华三品牌成立后“新IT”概念也实现了全面升级。

“新华三眼中的‘新IT’就是IT的全面云化。”于英涛说，“传统IT的简单云化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云必须要满足各行各业传统与新兴应用的需求，让‘新IT’为各生产要素做乘法，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引擎’。”

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现场演讲。

于英涛强调，新IT是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化技术变革的聚合，它从IT基础设施的虚拟化、资源池化开始，融合了大数据、大互联平台、大安全防护以及创新的服务与模式，为应用的创新提供支撑，由此“新IT”也将迎来市场全面爆发期。

国际数据公司（IDC）中国区总裁霍锦洁在峰会现场分享的数据也证明了于英涛对市场的预判。“到2019年，全球企业将支出2万亿美元用于实施和管理数据转型，到2020年全球企业对云产品的支出将占整体IT基础设施和软件支出的2/3。”

目前，全球IT市场总规模是2万亿美元，而在不久的将来，基于云平台数字化转型的市场规模就可达到2万亿美元。市场需求成为新华三“应用驱动，云领未来”战略最强劲的驱动力。

四大核心技术支撑

在于英涛看来，新华三的最新战略不仅表达了未来企业的发展方向，更包含了企业实践的方法论。要想让“新IT”真正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就必须重视技术和应用。

“数字经济的前进动力必须依靠技术和应用两个相辅相成的核心，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的创新交替引领、彼此促进，就能形成一个精密而坚固的双轮驱动结构，为数字经济发展不绝提供动力。”于英涛说。

“应用驱动，云领未来”战略正是将新华三的“新IT”与“双轮驱动”理念进行结合后的高度概括。让应用驱动IT的云化，在广义的新IT环境中，实现技术与应用的双轮驱动，持续引领、推进数字经济走向未来。

于英涛表示，在最新战略下，新华三将自己的“新IT”技术能力归纳成为云计算、大数据、大互联和大安全四个方面，并在峰会现场分别公布了相应的技术战略和最新成果。

以大互联为例，新华三作为第一个商业数据中心SDN的解决方案的企业已经具备技术的先天优势，现阶段BAT三大互联网巨头60%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是由新华三提供的。

然而，伴随信息化技术的快速更迭，对网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在峰会现场表示：“网络到底能不能经受得住，现在看来，大概在三年之内是可以应付的，五年可以凑合应付，超过五年就难以应付了。”在他看来，信息通讯业发展40年后，摩尔定律的技术红利即将消失，下一步网络架构的变化才能实现更大突破。

针对这一现状，新华三也为网络的进化与升级提供了解决方案，以“应用驱动，万物互联”为目标，打造数字经济的神经网络。面向应用驱动的业务模型，新华三利用SDN对网络进行重构，通过新的AD-NET2.0解决方案集群，让网络更加柔性和可扩展，并借助绿洲操作系统联动各个层面，实现万物互联的泛连接网络，在一个统一的万物互联网上承载各种不同的业务和应用。

先进的技术实力离不开强大的研发保障，据介绍，目前新华三研发团队有5500人，专利7200个，平均每个工作日诞生3个发明专利，研发团队人均专利在中国排名第一。

“新华三是技术导向型公司，在研发方面必须进行持续的投入。过去每年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15%，2017年新华三的研发投入将增长到34%。”于英涛说。

领航者生态助力

本次领航者峰会是新华三品牌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创新融合式盛会，今后，领航者大会也将成为新华三的保留项目，联合百行百业的领先厂商共谋发展大计。

于英涛表示，领航者除了指新华三是新IT领域的领航者，更多是指参与本次峰会的行业代表。“参加峰会的所有合作伙伴，都是各自所在行业的领航者，这是一个领航者和合作者共赢的大会，新华三希望能和他们携手共赢打造一个开放、融合、共享的新IT生态。”于英涛说，“我们希望携手百行百业共同促进中国IT技术的进步，促进全社会向新经济、数字经济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新华三将发挥自身的研发和市场优势，为各方搭建平台，让他们的优势得以发挥。”

在于英涛看来，新华三的新生态不仅为初创企业提供了机会，更满足了社会多样化需求。而新华三也将更加专注于自己优势，“专注做平台，是工匠精神的充分体现，是新华三持之以恒专注技术创新又一体现。我们将集中精力，聚焦主航道，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由此可以预见，在新华三营造的新生态中，将会有更多领航者诞生。

第5篇：数字经济的展望范文

关键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建设不断取得突破，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开始朝数字化方向转型升级。但立足国际视野，我国关于数字经济建设还需要拓宽领域、加快进度。尤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引导者，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需要进行长远规划、细致布局。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相关问题，就是为了客观分析当前的困境，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帮助沿线国家打开数字经济大门，并带领中国企业取得数字经济领域的更大进步。

1研究背景

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数字经济”指的是通过云计算、物联网、金融科技、大数据等技术，进行信息存储、信息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共享，逐渐形成“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经济形态。目前，数字经济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是“数字产业化”，另一个是“产业数字化”。要想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产业数字化”是方法、路径，“数字产业化”是基础、前提，两者需要相辅相成、协调发展，才能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建设[1]。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是我国高度重视的问题。2017年3月，数字经济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政府报告中。2017年10月，报告指出要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实体经济之间的融合发展，打造“智慧社会”“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国家的一系列倡议，大大加快了企业的数字化建设，使国内的数字经济呈现出崭新面貌。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数字经济建设不仅取得了重大突破，还带动沿线国家一起发展。关于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建设的思考，中国发出《“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倡议》《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2]，这是中国声音，也是中国方案。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正式形成，由中国与塞尔维亚、沙特、泰国、老挝、阿联酋、土耳其等国家共同发起。这份倡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技能培训”“数字经济政策”“信息通信技术”“电子商务”“扩大宽带”“网络空间”“创新创业”等多个方面，明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不仅高度重视国内的数字经济建设，还积极参与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活动，希望通过中国力量，解决沿线国家遇到的种种问题，加快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建设，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数字经济健康发展[3]。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非洲地区

非洲地区约占全球17%的人口，网民数量仅占全球的2％。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与非洲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有关。目前，非洲部分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数量少、准确性低、安全性差，很难满足当地的网络需求。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网络环境。在网络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会失去基本的条件，难以大面积铺开[4]。非洲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面临此类问题。

2.2东南亚地区

由于地形分散，东南亚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参差不齐，各个国家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具体来说，这个地区的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1)网络空间话语权弱。占地面积小、人口比较少的国家，拥有的网络空间话语权比较弱，无法为本国企业创造数字经济发展机遇。(2)数字化生产力不高。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有些国家尽管想发展数字经济，但很难落实下去。在“一带一路”的影响下，阿里巴巴、华为等知名企业，开始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合作[5]，有效推动了东南亚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2.3中东欧地区

在中东欧地区，大部分国家已经具备比较成熟的网路基础，拥有发展数字经济的巨大潜力。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安全问题”。基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这个地区的国家容易遭受“战乱”和“恐怖袭击”[6]。这种不安定的国家环境，会加大数字经济的风险，阻碍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尤其是处于边境地带的国家，数字经济建设相对缓慢。因此，发展中东欧地区的数字经济，关键问题是“安全防护”。

2.4中亚地区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位于中亚地区。在这些国家中，哈萨克斯坦的数字经济水平相对领先。但总体来说，这些国家的数字经济建设都处于起步阶段。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缺乏数字经济领域的专业人才。比如，数字经济开发型人才、数字经济建设型人才、数字经济维护型人才等。在人才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建设很容易落后。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策略

3.1布局网络设施建设

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去调整：一方面，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是要实现“信息化”覆盖。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再来拓展智能化领域、数字化领域，循序渐进地铺开。要解决信息化覆盖问题，首先要增加网络基础设施，保证网络基础设施“数量多”“准确性高”“安全性强”。比如，沿线国家可以积极引进“新兴通信技术”，均衡覆盖宽带。或者，沿线国家可以铺设海底光缆，加强各个国家之间的信息互联。另一方面，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强调云计算与数字经济的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建立“云计算中心”，为各项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便捷的云计算服务。在经济交流过程中，中国企业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帮助网络基础设施不足的国家，共同成立“中国+沿线国家云计算中心”，缓解部分沿线国家网络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3.2加强网络安全体系

开展多样化的数字经济建设时，如何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安全体系？具体来说，第一，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在“一带一路”环境下，沿线国家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越来越频繁。如何构建网络安全防护体系，成为沿线国家关注的焦点。目前，中国企业在网络安全建设上，已经形成“PC安全”“移动安全”“云安全”三方矩阵，可以将成熟的网络安全体系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帮助沿线国家构建强大的网络安全体系。尤其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出台后，国家更加关注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强调要保护中国企业的数字化安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化安全；第二，制定网络安全防护规则。有些不法组织会通过网络技术，攻击数字经济企业，给这些企业带来重创。积极构建“数字经济网络安全防护规则”，可以规范沿线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提醒沿线各国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开展本国的数字经济活动。对于那些利用数字经济企业、数字经济活动，强行干预其他国家政治，破坏其他国家和谐的行为，“数字经济网络安全防护规则”也可以起到惩罚作用。

3.3培养数字经济领域人才

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离不开大量优秀人才的助力，尤其是高科技型人才。那么，如何培养数字经济领域专业人才？具体来说，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加强“合作办学”。比如，沿线国家可以与中国高校展开广泛合作，成立“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基地”“数字经济学习小组”“数字经济调研团队”，让不同国家的数字经济领域人才汇聚在一起，彼此学习、相互分享，共同提升数字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在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各个国家要以合作办学为契机，加强双方沟通，除了要关注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培养工作，还要重视数字经济领域的多样化教育合作，为今后更长远、更稳定的合作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除了合作办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可以加强“校企合作”。这种校企合作的形式非常多，可以是“中国企业+外国学校”“中国学校+外国企业”，也可以是“多国企业+多国学校”。在校企合作过程中，重点要把握以下两点：(1)锻炼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让学生可以发挥所学，适应不同国家的数字经济环境，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建设作贡献。(2)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数字经济是一个很广阔的范畴，“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个很宏大的事业。作为新时期的高校学生，不能只是立足本国数字经济现状，要着眼于世界领域的数字经济，树立长远的职业规划，不断提高自身综合能力，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有崇高的理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4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安全保障

4.1完善数字经济市场监督制度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安全保障，首先要完善相关制度。具体来说，一方面，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时，各个国家之间难免会有摩擦。为了更好地处理国际纠纷，可以成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纠纷解决制度”。这样一来，即使发生纠纷问题，也可以参考具体的制度，第一时间解决纠纷，保障各个国家数字经济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为了共同推进数字经济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开展各种各样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公平、公正、公开，合理维护沿线国家的正当利益，可以制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监督制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监督制度”的作用下，还可以规范相关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的言行，避免出现人为因素的经济风险，进一步保障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安全。

4.2提高数字经济核心技术

要想提高安全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抓住核心技术。具体来说，第一，数字经济建设主要依托于高科技，例如：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要想确保数字经济安全运行，就要加强这些高科技的抗风险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成立“数字经济建设防风险小组”，从技术性层面，维护数字经济运行平台、运行环境，对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提前预估、提前防备，最大程度降低数字经济的相关风险；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数字经济建设，可能会有很多交集。面对同一个数字经济项目，如何追查不同主体的责任，这是沿线国家需要思考的问题。沿线国家可以采取“大数据跟踪技术”，对数字经济项目进行合理跟踪、定位，明确各个主体的责任。这样一来，即使出现突发状况，也可以督促相关主体迅速处理。

4.3培养数字经济专业人才

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需要有专门的“沟通型人才”“组织型人才”。具体来说，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每个国家都需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在共同合作的过程中，具有沟通能力的人，可以了解各个国家的需求，整合各个国家的建议，起到“纽带”的作用。尤其在各个国家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沟通型人才可以协调各个国家的需求，避免出现纠纷，避免数字经济建设受阻。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沿线国家会组织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有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很成功，而有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会产生不良影响，使数字经济建设陷入困境。这个时候，组织型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具有较强组织能力的人才，可以在有限的成本里，组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更多商机，吸引资本入驻，吸引人才入驻。由此可见，培养人才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6篇：数字经济的展望范文

一、“东数西算”将优化西部算力资源，支撑东部数据运算

当前，人类社会生产力已由人力时代和马力时代转向动力时代，现正加速转向算力时代。算力，如同农业时代的水利、工业时代的电力，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我国对算力的需求十分旺盛，预计未来每年仍将以2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但是我国东西部算力资源分布极度不均衡，供求矛盾突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拥有众多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公司，算力需求旺盛，但是东部地区资源有限，尤其是电力、土地价格高企，不利于大型数据处理中心的建设和运营；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电力、土地、人工便宜，气候适宜，而算力需求较少，具备发展数据中心、承接东部算力需求的潜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应势而生。“东数西算”工程中，“数”指数据，“算”指算力，“东数西算”通过构建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一体化的新型算力网络体系，旨在利用西部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建设数据中心，承接东部的算力需求，打通东西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和东西部协调发展。我国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根据地理位置和发展定位不同，可分为两大类，详见表1所示。一类枢纽节点是位于东部地区的京津冀枢纽、长三角枢纽、粤港澳大湾区枢纽和成渝枢纽。这四大枢纽节点计划布局六大国家数据集群中心，其地理位置与我国四大城市群高度重合，所在地区用户规模大、算力需求旺盛，主要用于满足本区域算力需求，需要进一步统筹好城市内部和周边区域的数据中心布局，实现算力部署与当地资源的协调可持续，不断优化数据中心供给结构，拓展算力增长空间。另一类枢纽节点是位于西部地区的贵州枢纽、内蒙古枢纽、甘肃枢纽和宁夏枢纽，计划布局四大数据集群中心。这四大地区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是算力设备的天然冷却场所，同时土地、电力、劳动力等成本低廉，数据中心绿色发展的潜力较大，用来打造面向全国的后台加工、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延时要求低的非实时性算力保障基地。“东数西算”工程对于优化西部算力资源、支撑东部数据运算、提高数据要素利用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位于东部地区的四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布局在我国四大城市群内部或者周边地区，主要服务于东部地区延时要求较高的电子商务、在线支付、在线游戏、金融证券、灾害预警、视频通话等业务；位于西部地区的四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可以充分利用当地丰富资源，承接东部地区延时要求较低、价格敏感度高的数据运算、存储服务，比如存储备份、后台加工、网站维护、制造业研发设计等业务，分担东部地区算力压力，更好服务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二、通过算力设施向西布局，带动相关产业有效转移转化

业内人士预计，“东数西算”工程启动后，对相关产业的拉动杠杆效应达到1∶8。十大数据中心集群建设前期有望涉及到温控设备、电力设备等机房配套设施采购，后续随着流量及算力需求的增加或将为服务器、交换机、光模块等IT设备带来进一步增量。“东数西算”投资总额度目前没有官方数据，类比“南水北调”“西电东送”和“西气东输”，可以预见的是，“东数西算”项目建设将是一项长线工程，同时作为重资产投资项目，投资体量或在数千亿级别。根据相关机构测算，到2025年“东数西算”工程仅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建设的总投资规模就有望达4000亿元～5000亿元。根据投资的杠杆效应，“十四五”期间，“东数西算”工程每年将带动4000亿元以上的相关投资，被誉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南水北调”工程。“东数西算”工程有助于进一步激发东部地区产业创新，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断加快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东数西算”工程可以缓解东部地区能源资源紧张局势，将有限资源集中用于发展科技含量更高、技术前景更广的产业，有助于东西部产业分工和协调发展。“东数西算”工程叠加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整个数据通信领域将是确定性较大的机会，将带动数据中心相关的IDC、ICT、光模块、运营商、温控设备、光通信等领域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而这些产业及核心技术大都分布在我国东部地区，这些企业将会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随着“东数西算”工程的推进，数据要素及其配套资源将在东西部之间跨域流通。一批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和基础设施以及人才、技术等将会从东部地区转移到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企业将会在中西部地区布局，使中西部地区逐渐开始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数据加工、数据清洗等数字产业，将自身资源丰富的“瓦特”经济转化为科技含量高、未来发展潜力大的“比特”经济，从而拉动和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实现产业升级，拉动当地就业，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数据集群中心的产业链条长、涵盖门类广，将有助于培育和打造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数据集群中心的产业链条既包括传统的土建工程，还涉及信息技术设备制造、信息传输、基础软件、清洁能源供给等。“东数西算”工程将带动相关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技术向西部地区转移，拉动西部地区的新基建投资，加快西部地区通信设施升级，实现云网协同，提升算力服务品质。当数据中心向西部地区集聚之时，数字经济产业在西部地区便有了萌芽乃至发展壮大的可能。以贵州为例，贵州早在2014年便开始布局大数据产业，目前已有阿里巴巴、华为、苹果等5000多家企业落户，数字经济产业增速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成为当地五大支柱产业之一，贵州也跻身全国数字经济重镇。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同样有望借助“东数西算”工程实现数字经济产业的腾飞，从而带动本地乃至整个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

三、我国算力网络创新体系建设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东数西算”工程将为我国数字经济和东西部协调发展带来诸多裨益，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国数据跨域流动和算力网络体系创新建设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引起关注。问题一：数据作为继劳动、资本、土地、技术之后新的生产要素，具有可复制性、易传播性、产权界定不够清晰等特点，这给数据的跨行业、跨地域流动和数据共享带来诸多阻碍，一些保密要求高、靠数据构建竞争壁垒的政府组织或企业出于安全考虑可能不愿将数据交由其他机构进行处理，尤其是远距离异地处理加工和存储。问题二：西部地区存在的数字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网络带宽有限、产业配套不够齐全、人才技术缺乏等短板，会制约西部地区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对东部地区算力需求的承载力和吸引力，无法满足东部地区对数据计算、存储、运输等较高的延时性、准确率等方面的迫切要求。问题三：由于运营商竞争、地方保护主义等人为因素导致数据传输和跨网转换环节出现阻碍，使数据跨域流动和处理时间过长，无法满足部分对延时性要求较高企业的急迫需求。此外，数据处理的结算和定价标准等制度不健全也会导致网络延时问题时有发生，不同数据类型、不同企业对数据处理和传输的速度和准确率要求不同，未建立精准的算力资源供需分配机制。

四、如何提升我国算力网络创新体系建设能力

第7篇：数字经济的展望范文

【关键词】语言；平等；社会；和谐

【作 者】蒙元耀，广西民族大学博士、教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006-005

A Study on the Equality of Languages and the Constrution of Harmonic Society

Meng Yuanyao

Abstract：This paper will disscuse the issues in the constrution of harmonic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ethnic regions education.The problems equality of languages are related to the rights of minorities and protection multiculture.It is necessary to save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 of the minorities if the nation’s economy and culture will develop harmonically.Therefore the space is provided for minority languages and culture to survive and develop.

Key words：Equality；Languages；Harmonic

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是我国的一贯政策，各级政府都不允许民族之间的语言歧视问题出现。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地方，各族人民友好和睦相处。长期以来各族人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开拓进取，繁衍生息，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民族之间这种和谐相处的环境，得益于国家民族政策的合理引导以及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可。

根据宪法，我国各族人民有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在广西，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略多。世居的少数民族中，壮、瑶、苗、侗、仫佬、毛南、京、彝、水、仡佬等十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回族已经转用汉语作交际工具。其中，壮、侗、毛南、水、苗、瑶、彝、京等八个民族均有自己的传统老文字。虽然这些传统的老文字使用领域有限，但它们保存了不少民族民间的珍贵文化资料，特别是那些代代相传的手抄歌本，可以说是民间文学的瑰宝。政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给壮、侗、苗等民族创制了拼音文字，帮助彝族改进了彝文。直到如今，广西的民族语文工作者还一直在为瑶文的创制而作努力。

民族语文工作长期以来都纳入民族工作序列而当作一项重大工作。然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民族语文工作事实上却不大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有许多东西很值得认真总结，特别是一些政策层面的东西，更值得我们深思。

国家为什么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语言文字?

早在1950年代初期，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问题就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当时主要任务是要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尤其是政治上的不平等。政府在百废待兴之际，依然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摸清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状况，为壮、苗、彝、侗、布依、哈尼、佤、傈僳、纳西、黎等十个民族创制了文字，为景颇、拉祜、傣等民族改进了文字。并通过行政力量在民族地区大力推行使用民族文字来扫除文盲。现在回顾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却颇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因为当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发展差异问题，以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翻了身，当了家，再给文艺工作队到民族地区学习一些民族歌舞，多多巡回演出；办一些民族院校，培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就能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政治理想了。至于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如何把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办好，都没有通盘考虑，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峻性。直到1980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搞活经济，这才发觉少数民族地区根本就不具备现代经济的竞争力。待到沿海地带的经济长足发展之后，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发展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

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少数民族的教育、文化、经济、政治水平真的就能很快提高吗?他们的权益因有民族文字就得到切实的保障?

几十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问题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少数民族民众在很多领域并不因为拥有了民族文字自己的权益就得到相应的保障。于是人们便以猜疑的眼光来评价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功能。这种猜疑扩散开来就形成一种很不利的看法，似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除了政治象征外再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用处。

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不发达，表面上看是经济条件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制约。但其深层却还有认识上的偏差，有行政关系的不顺畅，有教学体制的失当，更有民族语言规划策略上的失误。种种问题堆积在一起，必然导致民族语文工作的艰难。宪法虽然赋予少数民族人民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但因语言文字规划策略不到位，最终的实惠落实不到少数民族民众的身上。平民百姓只讲实惠，得到好处的东西才有用。民族语文的工作成效距离人们的期望目标太远，因而人们就得出民族语文无用的看法来。

少数民族文字究竟有没有用处?若是有用，能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要让少数民族得到切实的好处，如何发挥少数民族语文的作用?濒危的弱势语言文化应该怎样保护?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摆在民族语文工作者面前必须认真考虑的难题。

作为少数民族一分子，作为长期从事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研究者，我对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功能是深信不疑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除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外，还有许多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同时还是维系民族感情的纽带，我在许多文章里都曾反复申明过这一点。在我看来，民族语言文字主要作用表现在如下这几方面：

(一)基础教育阶段的双语教学；(二)双语师资的培养；(三)民族古籍整理；(四)民族医药与民族植物研究；(五)民族文化研究；(六)农村科普推广应用；(七)影视文艺演出；(八)时事政策宣传。①

如今看来还需要加上一项：濒危语言文化保护。语言也是一种文化资源。濒危语言自身就是一种濒危文化。要保护濒危的弱势语言文化，首先就要研究和描写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与社会主流语言相比较，少数民族的语言处在事实上的弱势地位。我们应该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来，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经济、文化发展结合起来给予综合考量。多保存一份语言资源，即多给子孙后代保留一份文化财富。

既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为什么几十年来几代人的努力奋斗一直都得不到理想的成效呢?我以为问题就出在“通、懂、用”三个关键环节上。

“通”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要通。领导者，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领导者，要对自己辖区内的民族语文工作有充分的认识。少数民族地区多半地处国家边陲，民族语文工作涉及国家边疆的安定与安全。另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若是长期发展滞后，就会拖国家建设的后腿。经济要发展，首先要提高人的素质。而民族语文在民族地区人才素质教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说，民族语文工作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的兴旺大业，其实也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基础性建设。国家要兴盛，要长治久安，要和谐发展，就必须重视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

“懂”是民族语文干部要懂行，要精通业务。民族语文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是这项工作的成败关键。干部的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工作才能打得开局面。有为才有位。假若民族语文工作没有一支过硬的队伍，不出人才，不出成果，不重视自身队伍建设，自然在主管领导心目中也就没有这项工作的位置。事业要发展，人才培养是关键!

“用”是民族语文要派上用场。学了民族语文，就需要有使用它的领域和机会。若把民族语文仅仅理解为民族平等的政治需要，或者把这项工作当成谋取一些办学经费的渠道，那是无法把工作做好的。政府要通过行政行为，有意识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升学、就业、职称评定等方面用上民族语文，在新闻媒介、影视宣传等方面拓宽民族语文的应用领域；有目标地制定民族语文发展声望计划，进而提高少数民族语文的声望和地位。②

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问题上，我们多半还是停留在说说而已的状态上。基层干部曾经诙谐地开着玩笑：这项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我们有实际效果的措施还是相对比较少。可以说，民族语文工作效果不显著，绝非民族语言文字本身没有用，那是我们未能把工作做好!

在中国，汉语和汉字是主流语言文字。汉语传媒是全国最大的信息源。不仅汉族人民在使用汉语汉字，就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也要使用汉语汉字。但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使少数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模式。只要不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少数民族就需要自己的语言文字来维系本民族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可在大多数民族地区，人们连用母语接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母语不是汉语的少数民族，他们的语言跟接受文化教育的学校教学用语不一致，然而他们却跟母语是汉语的儿童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教材来学习，这中间的差异太大了。

汉语为母语的儿童七岁入学时，他的语言能力已经相当强了。在小学启蒙阶段学习，他主要是在认字这一环节上下工夫。字义和用法对他来说不是困难，因为他会听、会说、会用那些词。而相对于少数民族儿童，他要认识一个字，同时还要死记字的读音、意思、写法和用法!因为平时他所说的不是这一套语言系统。他与生俱来的思维工具和表达机制完全不同于教材用语。从零岁到七岁所积累的那点生活知识得暂时放过一旁。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小学启蒙阶段不论是自觉或是不自觉，教师都必须使用民汉双语教学来对小学生进行启发，否则小学生们是无法理解课本内容的。在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克长乡的新合村，小学语文教师告诉我们，他们给学生讲解课文，先用普通话朗读一遍，然后用壮语解说一遍，因为班上的小孩以壮族居多。接着再用苗语讲解一遍，班里的学生也有不少是苗族儿童。临要下课或下了课，还得赶紧用仡佬话再跟仡佬族的儿童解释课文的内容。对个别彝族儿童只好个别辅导了。可想而知，在这种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教师付出的精力绝对比单一用汉语来教学的学校教师要大出许多倍!也可以推知，这类地方的学生学习知识要比发达地区的学生要慢上许多年才能达到相同的水准。根据我们的研究，壮族地区的学生一般要到初中二、三年级时才能比较顺畅地使用汉语来思维和表达。换一句话说，这类母语为非汉语的学生，他们要转换思维机制和语言表达工具，需要到初中阶段后方可完成两种语言的顺利交替使用。③

在这种先天不足的学习环境里，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要在初中毕业时完全掌握好课本的基础知识依然是十分困难的。个别优秀的学生也许能够出类拔萃，但多数学生的成绩普遍不太理想。除了语言因素在制约外，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学设备、师资力量等各方面都不太如意。所以，要指望这些地方的教学质量能跟城镇、跟发达地区相比，实在是一种奢望。

对母语为非汉语的少数民族来说，政府虽然给少数民族十分二十分的照顾分数，但这点分数远远解决不了少数民族语言与受教育语言不一致的文化差异问题。愚意以为，这十分二十分只是一种权利的象征而已，它无法解决少数民族母语思维和受教育用语不同的根本问题。少数民族学生一开始就处在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上。他们要用第二语言来学习知识，这原本就无法体现公平。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交通、信息均欠发达，受教育的条件远远不如发达地区那么优越。不加区别要把他们放到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用同样的试题参加统一考试，这是貌似公平实失公允的做法。

在国外，发达国家很注意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护。他们施行多元文化策略，鼓励非主流语言族裔的人学习主流社会的语言，同时也鼓励他们学习自己的母语文字。政府也鼓励主流语言为母语的人学习第二门语言。

比如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提倡学习英语以外的第二种语言对国家与人民均有好处。虽然澳大利亚的人口有83%是以英语为母语，但其中有不少文盲。而且，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中很少有人精通其他语言，就是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国家的语言也很少有人学习。由于能说英语以外语言的家庭在家中忽视了小孩有学习双语的潜在能力而导致澳大利亚语言资源的减损。随着多种土著语言的消失，澳大利亚将失去文化遗产中很重要的部分。因此，精通英语之后再学习另外一种语言，至少可以使澳大利亚在四个方面受惠：(一)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有使用主办国语言能力和了解他们的文化，澳大利亚会占有优势并将因此而受益。(二)在澳大利亚多语言社会中以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为辅助工具，将之利用以提供全民服务。(三)能在国际事务上尽更大的职责(即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际声望与地位)。(四)机会均等，克服不利处境使社会趋向公平(语言平等即受教育机会均等，亦即就业机会均等)。所以，澳大利亚政府的语言政策目标就是让所有的澳大利亚居民有机会学习至少两种以上的语言：英语和另外一种。同时能提供英语以外的语言服务来营造这些语言的使用环境。

为实现这一目标，澳大利亚政府提倡学生在受教育期间应有机会至少学习一门英语以外的语言。如有可能，每个人应有机会学习自己的母语；为了国家利益，最好学习国家所需要的语言。并且强调，每个学校所要教授的任何语言在教育上和文化上都应该受到肯定并加以鼓励。在高中三年级时，各州或各领地当局应测试尽可能多的语言。在高考中，对非英语母语的考生设另一套相对比较浅易的考题，而且把考生母语列作一门考试内容，成绩按比例计入高考总分。对公认学习难度较大的语言(如希伯莱语等)，加分的比例还要更高一些。④

在德国，学校至少要开设一门外语课进行双语教学。他们在十三年义务教育阶段都坚持进行双语或多语教学。实施双语教学，为的是能够用母语在日常生活场景中进行口头或书面的交流并与讲同样语言的人交流；能够用母语对错综复杂的事实情况进行思考；能够掌握双语就意味着择业机会增多并有助于国际间的交流。所以学校选择的外语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因为这些语言在欧洲共同体内使用人数最多。德国的少数民族都是移民进入的，其语言文字是来自国的官方语言和文字。这部分人的双语教学跟德语为母语的人又有所不同。非德语母语的少数民族双语班的学生比普通班的学生要多学习一年。即先学一年母语后再进行双语教学。一年级时使用母语教材，进行扎实的母语训练。二年级后使用双语教材进行双语教学。低年级时母语成分多一些，随年级的升高，母语成分逐渐减少。然后逐渐过渡到德语与外语的双语或多语教学。少数民族的母语教育贯穿整个中小学的教学过程。到中学阶段时还要开母语补充课，进一步传授母语知识。使学生从单一语言过渡到多种语言，实现培养多语型人才的目标。⑤

西班牙被认为是鼓励少数民族语言与国语共同生存和繁荣的范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加里西亚三个地区都以当地语言为官方语言。这些地方语言在公共机构、学校及传播媒介当中得到广泛使用。加泰罗尼亚语还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官方语言。而在佛朗哥独裁的时候，加泰罗尼亚语是被禁用的语言。⑥

可见，少数民族语言能否得以生存，政府的态度和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相比之下，我国的民族语文政策是正确的，少数民族所处的语言环境氛围也是宽松的。现在关键是如何制定明确的措施来实现国家宪法规定的民族语言平等目标。语言文字的平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少数民族若长期处在语言、文化的劣势地位上，整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繁荣。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发展经济，首先需要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以提高人口素质。而要解决教育问题，则必须解决双语师资和母语接受教育的问题。后面这两个问题，实际就是如何公平发挥民族语文在国民教育上的作用问题。

实施双语文教学，这是民族地区教育改革的一条出路。没有双语文教育，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文化素质就不会大面积得到提高。少数民族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也不会得到长期保持。特别是现今社会经济转型，经济观念改变，市场经济的大浪潮强烈地冲击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实施双语文教学，首先要有合格的双语文师资。培养合格的双语文师资是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基础，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举措。国家政府要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这是重大的行政行为。政府应以行政决心下大本钱来解决民族地区的教育落后问题。

与主流语言文字相比较，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功能和应用范围相应是比较窄小的。而且因地理位置上的边缘化和社会功能的层次不高，我国目前多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都处在发展不利的位置上。在广西，即便是拥有1800多万使用人口的壮语和壮文，依然也摆脱不了弱势的地位。一些只有几千或者几百人的濒危语言，它们的生存空间已经非常窄小了，甚至到了非紧急抢救不可的地步。若不再着重加以保护，这些语言很快就会消失于无形!

借鉴国外的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多元文化资源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我们应该把民族语言文化当作重要的文化资源和人类文化遗产来加以重点保护。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繁荣发展当做国家社会整体的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有机部分。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许多地方都不能把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民族教育事业上来。这项事业只能依靠国家加大投资的力度来解决。现在国家暂时无法投入太多，但相应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改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环境总是应该可以的。比如从高考、招干考试等政策上将按民族成分给人平均照顾分改为将民族语文增列作考试内容。在高考或招干考试里设上四五十分民族语言文字的题目，让民族考生变照顾为争分。学好民族语文者，应该得到相应的实惠。在职称评聘之中，懂民族语文者可以免试一门外语。以政策诱导民族语文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在民族文化教育和师范教育上，设一些专用的名额指标给相关的民族院校和师范院校，给学习双语准备从事民族地区教育工作的人才予以一定的优惠待遇。比如少数民族学生减免学费，或定岗定向培养人才，给民族地区或贫困地区保证一定的编制指标，让学了双语文的大中专学生有就业的保障等等。甚至一些民族地区农林医性质的大专院校也应该按一定比例开设民族语文课，为民族地区培养一些实用型的科技人才，改善民族地区科技人才极端匮乏的状况。

总之，宪法和教育法都赋予少数民族学生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教学的权利。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政策，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国家政府要加大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步伐，加大对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就必须在政策措施的层面上给予明确的规划，有目标有计划地提高民族语文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实施双语或多语教学来提高少数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让少数民族从社会进步中获取相应好处的同时又不至于丢失自己的传统优秀文化。

第8篇：数字经济的展望范文

一、凯恩斯主义主张增加政府性债务

凯恩斯主义认为，增加投资、政府购买、转移性支付、举债、出口和减少进口、税收等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增长。凯恩斯认为，收入对消费若成线性关系，消费c等于自发消费？琢与引致消费？茁yd的和，yd为可支配收入，？茁为边际消费倾向。则有：c=？琢+？茁yd。若令t表示政府税收，t0表示固定不变的定额税，t'表示边际税率，此时税收函数为： t=t0+t'y。令tr代表政府转移性支付，则居民可支配收入为yd=y-t+tr。进口由本国收入决定，随本国收入的改变而改变。令m0为自发性进口，γy诱发性进口，γ为边际进口倾向，m为进口。则进口可以写成本国国民收入的函数m=m0+γy。在居民、企业、政府、国外并存的四部门经济中，i为投资，g为政府购买，x为出口，则国民收入y为：

y=c+i+g+x-m

=？琢+？茁（y-t+tr）+i+g+x-（m0+γy）

=■（？琢+i+g-？茁t0+？茁tr+x-m0）

（1）政府购买支出乘数是国民收入y针对政府购买g的偏导数Kg，也就是：

Kg=■=■（？琢+i+g-？茁t0+？茁tr+x-m0）'

=■（0+0+1-0+0+0-0）

=■

（2）投资乘数是国民收入y针对投资i的偏导数Ki，也就是：

Kg=■=■（？琢+i+g-？茁t0+？茁tr+x-m0）'

=■（0+0+1-0+0+0-0）

=■

（3）税收乘数是国民收入y针对政府税收t0的偏导数Kt0，也就是：

Kt0=■=■

（4）政府转移性支付乘数是国民收入y针对政府转移性支付tr的偏导数Ktr，也就是：

Ktr=■=■

（5）对外出口乘数是国民收入y针对出口x的偏导数Kx，也就是：

Kx=■=■

（6）对外进口乘数是国民收入y针对进口m0的偏导数Km0，也就是：

K■=■=-■

据此推理，增加政府购买g、投资i、政府转移性支付tr、出口x；减少税收t0、进口m0分别使国民收入增加Kg、Ki、Ktr、Kx、Kt0、Km0倍。中央政府打出这样的“组合拳”，有利于刺激全国经济的发展。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打出这样的组合拳也是有利于其经济增长的，同样地，中国的其他地区也在努力尝试着这样做，也一定程度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事实上，增加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购买、政府投资、政府转移性支付）、减少税收，会使得财政赤字增大，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是如此。中国的法律法规对除港、澳、台以外的地方财政预决算，明确了“无赤字”政策，而一些地方先后尝试了“禁果”的味道，获取了不同大小的经济利益，所以才出现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

除此以外，减少税率t'、边际进口倾向γ，会使1-？茁（1-t'）+γ减小，使■增大，从而使得Kg、Ki、Ktr、Kx、Kt0、Km0增大。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实际操作时，减少税率t'、减少边际进口倾向γ的做法，由于税源、税额多、配置和利用经济资源的能力强大，加之检查的限制性等原因，而比较容易达到。而对于经济资源贫乏、税源、税额少的地方几乎不可能实现。

凯恩斯主义表现出的主要理念是，扩大财政赤字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财政赤字扩得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的进程中，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财政赤字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持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财政债务庞大，是其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和见证。自然而然地，人们在诱惑面前，不断地增加债务扩大投资和消费。凯恩斯的理论并没有给出政府性债务的“警戒线”，只是强调了其发展经济的功能。事实上，并非如凯恩斯理论模型所推断的一样那么理想，例如美国“政府关门”事件、底特律市破产等，对本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二、中国国学对政府性债务“零容忍”

中国的国学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借钱做事是不被主张的。并且进一步地认为，“借钱享受、奇耻大辱、再穷再苦、不能借钱、还不上钱、走投无路、灾难罪生”。因此，国学的思想，主张非不得已时才可以借债，而不主张肆意借债、搞财政赤字、扩大财政赤字、搞政府性债务。也不主张老百姓借钱买车、借钱买房、借钱高消费，对于政府性债务几乎是“零容忍”。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任国家总理的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既无外债，也无内债，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条件。相反，如果举债不断增多，必将自取灭亡。美国政府性债务不断地增多，最终引起了“政府关门”事件，如果仍将继续增加债务，最终有可能导致政府的破产。欧洲一些国家也是因为债务问题而引发了“欧债危机”，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受到国学思想的感化，一些学者进一步主张，人们不仅不能向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其他国家或地区借债，也不能向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借债”。由于人们借债后的一段时间里会讨得一定的利益，而得到欲望的满足，从而不断地刺激了欲望，又会再次借更多的债，如此循环。人们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最终的满足，所以会一再突破债务“警戒线”，从而借债无限度。物极必反，最终导致因为欠债过度，可能会受到毁灭性打击。也就是说，人们向别人借债而还不清、向地球过度要资源而不能恢复，最终导致人们无债可借、地球上无资源可用的时候，人们也就只能面临灾难。因此，也有些西方学者提出，主张控制欲望，让经济“零增长”，否则，公元2100年将是“世界末日”。中国古代社会的老子早就提出主张人类应当“道法自然”，回归自然，不主张追求功利，而主张重视人的“质”，加强个人自身的修养，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政府性债务审计标准选择

鉴于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当前中国经济现实状况下，如果面对政府性债务仅分别虔信这两种极端观念的某一种，则所采取的措施或方法会大相径庭，最终结果也会是霄壤之别。实际上，选择是多样的。如果以国学“零容忍”政府性债务为原点（定为0%），以凯恩斯主义主张增加政府性债务为终点（定为100%），则人们可以选择[0%，100%]之间的任意一点。如图1所示，则有：

A∈[0%，100%]；B∈[0%，100%]

A+B=100%

按“四舍五入”原则，对于百分点数取整，则有：

INT（100A+0.5）+INT（100A+0.5）=100

也就是说，百分点数取整的情况下，INT（100A+0.5）+INT（100A+0.5）=100代表着101种选择。如果考虑任意百分数的情况，则选择的方案将会有∞种。

由此迁移性设想，可以把A的取值命名为政府性债务“警戒线”，或者定义为政府性债务审计标准。就具体形式而言，定义政府性债务“警戒线”时可能是一个绝对数，代表欠债的具体金额；也可能是一个相对数，比如是债务与财政收入的百分比，也有可能是债务与心理预期中的肆意借债金额之比。事实上不能单纯地考虑A取值的数字问题，也不能单纯地就“零容忍”政府性债务与肆意增加政府性债务两种方案进行选择，更应考虑的是数字以外的问题。比如借债要有借债计划、还债计划、还债途径等方面。

总而言之，举债投资发展经济是正常合理的好事，但违规搞财政赤字还不清债务则成了坏事、不合法的事，而对于政府性债务审计标准而言，仍存在较大的不可预见性。也就是说影响政府性债务审计标准的主要原因较多、较为繁杂：一是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二是国外或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对本国本地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三是人们投资和消费的心理具有不确定性；四是经济资源的流动性和不可预见性；五是不同经济主体偿债能力不同；六是不同级别、类型政府的财政与金融把控权力不同。诸如此类的原因，使得不同地区的政府性债务审计标准也应有所不同。因此，政府性债务审计标准的确定，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举债额度不同，还债能力不一致，各地区审计部门在确定政府性债务审计标准时不可以搞一刀切，而应正确对待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矛盾问题、全部与局部的问题。鉴于此，现拟有三个备选的审计标准设想：

（一）中央政府性债务设定合理债务率，地方政府性债务仍坚持“零容忍” 国际上通常认定债务率（政府性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负债率（政府性债务占总资产的比重）的“警戒线”分别为100%和60%，中国中央政府以此确定合理债务水平，拟定赤字的财政预算，是可取的，但仍需要考虑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诸多影响因素，而且设定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地方政府性债务仍坚持“零容忍”，即地方财政不设列赤字，地方发展经济主要依靠招商引资、营造好的投资环境，依靠中央财政的支持，这样有利于稳固中央政权的建设，不需要修改现行的《预算法》，也无需补充一些条款。但是，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有较大程度的限制。采用这种审计标准开展政府性债务审计，只需要严格按照法规进行，但来自地方财政部门等单位的压力较大。因此，最好采用异地审计、多方交叉审计、联合审计、上审下的方式，开展此类审计。

（二）中央政府性债务设定合理债务率，地方政府性债务经中央财政核定 在参考国际上债务“警戒线”的基础上，在考虑诸多因素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性债务设定合理债务率、地方政府性债务经中央财政核定，这样能够显示中央财政的权威，但是增加了中央财政核定地方政府性债务额度的工作量，由于各地区情况特点不同，也很难做到统一性、公平性，很可能形成地方上要求增加赤字额度的“竞技”，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公平的问题会更为突出。一旦把关不严，地方财政有可能肆意扩大赤字而产生危机，从追索责任的角度来看，中央财政也应承担监管不严之责，从而可能会要求中央财政来弥补地方财政的赤字。另外，需要对现行的预算法规进行补充或说明，增加地方政府性债务经中央财政核定的详实条款。这种设想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活动空间，从而可能一定程度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采用这种审计标准开展政府性债务审计，按照中央政府性债务设定的合理债务率、中央财政核定地方政府性债务额度进行审计，既有数据根据、又有文件依据，来自地方财政部门等单位的压力相对较小些。采用的审计方式可以灵活一些，因为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监控是经常性的、是要负责任的。

（三）中央与地方政府性债务各自设定合理债务率 中央政府性债务与地方政府性债务均各自设定合理债务率，对于债务各负其责。也就是说中央与地方均设合理额度的财政赤字，多级赤字预算。上级财政可以放开对下级财政的管理，工作量减小，有利于提升地方财权的活力。但不利于财政预算统一化管理，不利于财权统管。一旦地方财政肆意扩大赤字而产生危机，要求上级财政弥补本级财政的赤字，有可能形成要求上级财政弥补本级财政赤字额度的“竞技”，从而很难做到统一性、公平性。而且在债台高筑的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城市或地区的破产，经济的衰退。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市破产就是先例。这种设想，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不利于上下级财政的沟通和统一。另外，还需要对现行的预算法规进行修订，全国设多级财政赤字预算，并且各负其责。但是如果处理得好，也是很理想的选择。采用这种审计标准开展政府性债务审计，只需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债务设定的合理债务额度进行审计，如果有数据根据或修订好的法规依据，则来自地方财政部门等单位的压力相对最小。采用的审计方式要求多样化，审计的频率要求高些，才能严格监控政府性债务的风险。

特别提出说明的是，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搞政府性债务，不同于内地省份搞政府性债务。比如内地各省份不可能象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一样发行本地区的货币，更不能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用基础货币创造出货币乘数，创造更多倍数的货币，去适应本地区财政的赤字。按照中国的国学思想，举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要及时还，还得了。因此，中央政府性债务与地方政府性债务是两种不同“质”的范畴，这里的“质”表现为是否拥有包括货币政策、货币发行在内的许多财权等等。国外，“欧债危机”和美国“政府关门”、底特律市破产均因财政赤字或政府性债务引发，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应覆蹈前辙。对此，在确定政府性债务审计标准时不可不关注。

第9篇：数字经济的展望范文

新年伊始，经济疲软像瘟疫一样在很多国家传播，但印度经济一枝独秀地在春天绽放。在这一耀眼增长的背后，外界注意到其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加大、财政赤字率走高的新动向。

过去数月，伴随印度经济走强，是外界的各种将信将疑。3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印度经济“公证”，IMF指出，印度2016/2017财年经济增长率应会提高至7.5%，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印度，在3月31日结束的2015/2016财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7.3%。IMF驻印度代表托马斯・理查森（Thomas Richardson）表示，总体而言，以国际标准来看，印度经济增长轨迹相当强劲，更不用说与发达经济体相比。

印度高层官员一度为该国需求下降而烦恼，于是想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救驾。曾有提议希望将印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3.5%提升至3.7%或3.9%;也有建议希望推迟一年实施“到2017/2018财年将财政赤字控制在3%的目标”。不过在2月29日，印度政府公布2016/2017财年的预算方案，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从2015财年的3.9%下降至3.5%。

在印度已经考虑用3.5%的赤字率支撑7.6%的经济增长之际，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经济体，则祭出更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拯救低迷的经济。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近期中国财政部和央行有关人士，亦对提高中国的财政赤字率齐齐发声。

看起来，在全球经济困窘之际，以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又回到决策者视野中，提高赤字率成为一个主要选项。

美国咨询公司蓝水资本顾问（Blue Water Capital Advisors）创始人及CEO 凯文・威尔逊认为，很多经济体的负债率都上涨了很多，而且处在一种不可持续的水平，新兴经济体情况更糟糕，它们的负债率增加了一倍多。威尔逊对《财经》记者说，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是，债务要从经济增长中做减法;同时，很高的负债率似乎总会与不当投资相关联。目前全球存在的大问题是由不当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这又要归结到廉价信贷上。

货币政策失灵了吗

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场发出的信号混乱而令人不安，经济增长更明显的放缓，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悲观论调。

投资者发现，收益率曲线变平。今年初，全球各大资本市场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糟表现。原油库存过剩的阴云笼罩市场，1月份原油收盘价一度跌破30美元，下探12年以来最低点。虽然近来原油市场不断地忽略不利消息和数据，但基本面预示着油价降至30美元/桶左右也不令人意外。

在经济动荡之际，避险投资品种黄金则迎来30年来最好的开年。COMEX 4月黄金期货涨幅在盘后交易中扩大涨幅至超2%，刷新2015年2月以来高位至1269.30美元/盎司。3月的第一周黄金有望累计上涨3%。美元走软以及疲软的经济数据推动金价创一年多来最高收盘价。

距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有七八年之久，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仍然冲在刺激需求的最前沿。但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疲软，通胀率依然低迷。全球经济可能卷入新一轮衰退。各经济体避免衰退的对策似乎黔驴技穷。

在通货紧缩的泥潭中苦苦挣扎多年的日本，其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广泛质疑。在2008年一季度至2015年三季度的连续31个季度里，有14个季度日本实际GDP季环比增长年率为负，其中有四次出现了连续两个或以上季度负增长的情况。

情急之下，日本央行寄希望于负利率政策。但在负利率政策实施一个多月以来，通胀迟迟没有起色，日本1月份家庭支出同比下降3.1%，企业利润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首次下滑。日本央行进一步实施宽松政策的空间也不大，通胀目标似乎也遥不可及。

欧元区需求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欧元区2月通货膨胀五个月来首次降至负值，欧元区已重返通缩状态。2015年12月，欧央行将关键利率下调至-0.3%的历史低点，并承诺在2017年3月之前继续其每月600亿欧元的债券购买计划，显然，欧央行通过延长空前的货币宽松来重振欧元区经济的最新努力，并未大力提振欧元区经济。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降，IMF的数据显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在2015年仅勉强取得1.92%的产值增长，比发达世界1.98%的增长率还低。过去，新兴市场强劲的增长支撑油价，油价通过石油美元循环支撑资金流动，相应地，大量的资金流入又支撑了经济增长，如今这一循环已经由良性变成恶性循环。有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贬值引发输入型通胀，使其国内货币政策陷入两难。

以中国为例，2016年开局中国就显出实体经济乏力的症候。分析人士预计前两个月工业生产可能有所放缓，虽然通缩压力开始有所缓解，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对《财经》记者说，在通货收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效力有所下降。

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少有的亮点之一的美国，美联储褐皮书报告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描述相对黯淡。

2月份最后一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加，有报告显示2月份美国服务业增长速度放缓，且1月份工厂订单的增幅不及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指向经济衰退的指示灯开始闪烁。

一个重要而常被忽略的指标是劳动生产率指标。2015年四季度，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下降2.2%。美国政府上个月报告称，2015年最后三个月内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化数字下降3%。但修正后的数据表明，这些企业生产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实际上更多。即便如此，这些生产率的增长最多也只能说是温和的。

过去一年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仅有0.5%的增长，2015年全年仅微涨了0.7%，2014年的数据是0.8%;自2007年-2008年以来，平均每年劳动生产率大约增长1.2%。

摩根大通一位不愿具名经济学家对《财经》记者说，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只是温和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强劲。同时，尽管就业机会在增长，但就业增长并未进入到制造业领域，而制造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核心。如果劳动就业的增长进入非制造业领域，资本性支出将保持较低水平，这会使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情况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取代;而面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淤滞的问题，货币政策束手无策。

争议3%的赤字法则

在威尔逊看来，由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一系列的股市泡沫孕育成形，膨胀之后破裂。而近年来，主要经济体的财政部门也把权力让渡给了中央银行，这使得各国债务大量叠加，在全球范围内，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而靠债务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变得越来越差。 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场发出的信号混乱而令人不安，经济增长更明显的放缓，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悲观论调。

如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行必须同轨的声音正在汇聚。IMF和经合组织都对全球增长停滞发出警告，并敦促各国利用财政支出提振需求。威尔逊指出，很多经济体采取紧缩政策，恰恰积极地抵消了货币刺激的负作用。这些方面的范例国家是冰岛、爱尔兰和印度，这些经济发展得可圈可点的国家的经验表明，非凯恩斯主义的方式似乎在起作用。

在巩固财政后，爱尔兰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非常强劲。虽然同欧元区经济体其他成员一样，受到英国脱欧和欧洲难民危机的影响，但爱尔兰的失业率和赤字都在明显下降，银行情况在好转。冰岛在控制通胀、削减公共债务、降低失业率以及解除资本管制方面都让人侧目。

冰岛统计局曾有一份经济报告显示，预计冰岛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4.3%，2016年经济增长3.5%。报告说，由于民众工资提高以及政府推出的减税政策，预计冰岛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将大幅增加和提高。

冰岛、爱尔兰和印度的复苏策略有其不可复制性。在可选的财政工具中，很多国家选择了提高赤字率。环顾全球主要经济体，目前美国赤字率达7%、日本6.2%，俄罗斯2016年财政赤字将会高达4%。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年度赤字率已从2009年至2010年的高点10%以上逐年递降。2016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发表报告，预计该国2016财年赤字率或升至2.9%，是六年以来首次增加。

报告亦提出，美国政府在2015年8月决定长期执行一系列减税措施，是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同一时期的英国也录得9%至10%的高赤字率。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对《财经》记者说，从全球角度来看，赤字率在提升，但赤字扩大可能会有债务风险，提高赤字率的捷径对经济体是否适用、是否有债务风险，还要看具体的宏观经济条件以及债务可持续性指标。

以新兴经济体为例，在经济复苏的路径选择上，多数新兴经济体大幅增加了杠杆。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对《财经》记者说，在过去十年间，许多新兴经济体杠杆的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施加了很大压力，因为大部分新增债务用于支持制造业和大宗商品生产部门的投资，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等影响，已经陷入泥淖。另外，相当大的债务是以美元计价，随着美元升值这也变成了更大的麻烦。新兴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应着手减缓杠杆的增加，在某些情况下，去杠杆是重要的。

财政稳健的新兴经济体会有更大弹性空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侬（Joseph Gagnon）给《财经》记者举例说，巴西负债率很高，利率也比较高，而且巴西有通胀水平过高的历史趋势。巴西的利率水平已比中国高出很多，利率水平越高，意味着财政赤字的成本也就更高。目前尚不清楚多少经济体的负债率不可持续，也许有少数几个国家是这样。负债率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但是如果这些经济体的利率较低，它们可以适度地增加负债率。

欧元区因整体政策导向，1999年欧元区建立以后未见有年度赤字，直至2009年才开始出现，但都维持在3%左右的安全水平。有观点指出，欧盟各国现在的实际赤字率水平高于3%的标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说，欧盟3%的赤字红线及60%的国债警戒红线被写入欧盟的法律中，所以成员国在法律上有义务尽其最大努力守住这一红线。实际上，一些欧盟成员负债率已不限于60%，有的达到100%甚至还要高，对这些国家来说，运行更大的赤字难度很大。尽管经合组织等一再敦促欧元区展开更多的刺激措施，但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压力使得欧盟成员国遵守3%的赤字率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