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精选(九篇)

第1篇：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逻辑矛盾和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和宏观经济学（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马歇尔在英国学派、奥国学派和洛桑学派基础上创立的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坚持“经济人”假设和“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主张自由竞争能够达到市场出清、实现充分就业，反对国家干预。在宏观层次上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学说(派）主要包括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但真正能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相衔接的宏观经济学乃是理性预期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虽然在政策主张上与新古典主义不谋而合，但其理论内核则是完全相背或不完全等同的。

二、新古典主义理论宏观体系的发展过程

1.货币学派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坚持经济自由原则，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理想的经济制度，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但也并不主张完全放任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货币主义者强调“惟有货币要紧”(only money matters）,而凯恩斯主义者则强调“货币也要紧”(money matters too),两句话不过一字之差而已。托宾就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人会主张：“货币不要紧，货币政策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形成过程没有关系。”

虽然货币主义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同凯恩斯主义在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是相背的，但两派都坚持“需求创造供给”，都属于西方宏观经济学需求管理的范畴，这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供给创造需求”是不相容的；并且以friedman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更注重于经验数据的统计检验，在逻辑和内容上仍然缺乏微观基础，所以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不能看作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宏观扩展。

2.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失败的产物，反映了美国各阶层对现实经济不满的情绪（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和高税收），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早期从事于演艺的里根总统在1946年收入已达17万美元，当时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高达82%～91%，里根以后常说，只要再拍四部片子收入就达到最高税率等级，再拍就等于白干。这使得他对高税率深怀不满，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更合他意思，所以里根总统的推动成为供应学派走红的关键。

供给学派在财政方面主张包括对富人在内的全面减税，特别是削减边际税率，同时根据“李嘉图-巴罗等价”政府减税的同时必须减少政府开支包括社会福利开支，所以供应学派政策也被人称为具有“劫富济贫”性质。在货币政策方面，核心是重视货币质量，稳定币值，认为货币政策不应该成为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手段，应减少国家对货币经济的过多干预。供给学派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虽有重合也有根本区别（否认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也不可能称作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

3.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试图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缺陷：资源始终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经济周期问题。理性预期学派恢复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均衡分析方法，重新解释了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假设政府在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情况下，突然增加货币供给量，这时生产者可能会把一部分未预期到的一般价格水平误以为是他们生产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从而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经济进入繁荣时期；由于“人们认识到真理，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他们这样做时，就抵消了政策所期望达到的效果”，一旦生产者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立刻调整理，结果导致繁荣走向萧条，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

理性预期学派在坚持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基础上，解释了经济周期爆发的原因，并提出:为了保持经济稳定，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这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一脉相承，是对新古典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在宏观层次上很好的衔接起来，名副其实的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至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框架内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在逻辑结构上完美的结合起来。

三、辨证地认识两套理论体系

第2篇：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1 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及其继承变化关系概况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 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

 

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 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 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

 

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

 

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4 总结

 

自亚当·斯密从西方传统的重商主义中脱离出来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几经变迁，发展到了目前最新的理性预期学派，其中的过程和主张也有回归的现象，但总体看来，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主张自由经济到主张国家计划和调整作用的发挥再到手段和方法的改进这样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过程。本文就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史上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流派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其产生的背景、原因、主张及其政治经济影响，试图找出人类经济思想演变的规律和背后驱动因素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等规律性的东西，接着对于西方经济思想的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影响进行了合乎推理逻辑的预测，认为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在宏观上从重视物质财富的个体自由积累到重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应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微观上从贸易保护主义等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上的应用到对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和心理行为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等细节问题上的考究。

第3篇：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二、IS-LM模型与新古典综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三、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尔多（Nicholas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Orleans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四、新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古典综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五、总结

第4篇：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关键词：《通论》 凯恩斯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但由危机所引发的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质疑和反思却还远远没有结束（Romer，2012）。[1]在这场反思中，凯恩斯的名字被越来越多地提及，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凯恩斯”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热点。《凯恩斯传》作者斯基德尔斯基的新作《重新发现凯恩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作者伊特韦尔和米尔盖特宣称主流经济学理论事前没有预测到危机的到来，事后也没能提出有效解决危机的政策方案，因此理应被抛弃，现在是凯恩斯经济学重新兴起的时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倡导现在应该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贝特曼将危机后十几位著名经济学家阐释凯恩斯经济学的论文汇编成册，出版了《回归凯恩斯》一书。但仔细分辨这些经济学的观点却会发现，他们所倡导的回归凯恩斯的内容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或者说，他们所倡导的现有经济学应该改进的方向是不一致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本就存在着诸多争论。

本文旨在梳理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后，经济学界存在的主要的几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读，并简要介绍他们之间的争论。接下来第二部分介绍《通论》出版的背景及凯恩斯革命性的观点，第三部分介绍IS-LM模型的出现以及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第四部分介绍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批判和他们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读，第五部分介绍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解，包括新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古典综合派，第六部分是总结。

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

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 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

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四、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卡恩（Richard F. Kahn）、斯拉法（Piero Sraffa）、卡尔多（Nicholas 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 Orleans 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 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

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

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六、总结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学界对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并出现了倡导“回归凯恩斯”的研究动向。其实不同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回归凯恩斯的内容并不一致，而这根源于《通论》出版后，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有着不一样的答案。本文梳理了《通论》出版后，几个不同版本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脉络。《通论》的写作背景是，大萧条后正统经济学（从内容实体看即是现在的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对现实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凯恩斯试图指出经济学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通论》出版后引发巨大反响，却也因内容晦涩难懂引起了很多争论。希克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用IS-LM模型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并迅速流行开来，以此为基础产生了战后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学派――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对《通论》的解读遭到了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剑桥资本争论，并孕育产生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新古典综合遭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演变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九十年代后，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融合，出现了新-新古典综合派。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认为今后的经济学研究应该回归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为主体的经济学研究传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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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凯恩斯.货币论（第二卷），译[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5篇：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20世纪70年代面对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现象，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束手无策，面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和质疑，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秉承了古典主义传统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核心思想，或者说其理论内核是一致的，即都相信市场的不完全性，新凯恩斯主义的关键步骤是通过吸收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的某些思想，对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全新的诠释，用粘性理论代替了凯恩斯主义的刚性学说，即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调整其理论的保护带对凯恩斯主义作了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新凯恩斯主义对其理论保护带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产品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引入菜单成本(menucost)、长期合同(long－runcontract)、信息不完全(non－perfectinformation)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riskanduncertainty)等概念，从微观层面证明了商品市场的非出清可以是一种持续状态;二是对劳动市场的非均衡(失业)，新凯恩斯经济学家们通过效率工资(efficiencywage)、内部人———外部人模型(inside－outsidermodel)、隐性合同(implicitcontract)和交错合同(staggeredcontract)等理论证明了劳动市场的工资既不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完全弹性，亦不同于凯恩斯所说的刚性，而是粘性的;三是对于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引入了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证明了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亦可以是一种常态。粘性理论说明，自由经济并不能保证各类市场的瞬时出清，价格在调节供求关系方面并不总是有效的。在粘性条件下，当经济面临各类外部冲击时，如果任由价格和工资自行调整达到新的均衡，且不说能否实现均衡目标，即使能够达到新的均衡，这一过程也将是缓慢并且痛苦的。这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减轻社会的痛苦。

无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其研究对象均是市场经济，任何一种理论或者说学派的成长都离不开与竞争对手的碰撞和相互借鉴吸收。20世纪70年代末，理性预期主义的标志性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评”(LucasCritique)①，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微观行为个体的加总，而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却找不出任何微观行为个体的影子，即凯恩斯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这样，一旦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或偏好发生了改变，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就会出现系统性偏差。“卢卡斯批评”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一重要问题，并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化，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的界线日益模糊，出现了一体的趋势。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来说，个体的理性预期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主要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也正是在建立其微观基础的过程中，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新凯恩斯主义者从市场缺陷出发，力图通过考察这些缺陷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来解释价格和工资粘性以及它们与失业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承认货币在长期中是中性的，但是货币政策在短期仍然可以起到平滑经济的作用。通过对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我们发现前者比较适合于长期分析，而后者则更适用于中短期情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二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经济虚拟化:对主流经济理论内核及其保护带的改变

20世纪70年年代初，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人类正式进入虚拟货币时代，即货币的发行不再有相应的储备要求，完全成为国家信用的一种表现。货币的虚拟化打开了世界经济虚拟化的大门。所谓的经济虚拟化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以有价证券、金融衍生产品和房地产等为主要表现的虚拟资产，其种类和数量以及交易规模不断膨胀和扩张，以虚拟资产为主要载体的虚拟经济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并且成为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现象。经济虚拟化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运行模式，并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内核及其保护带形成了巨大冲击，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经济虚拟化的影响:

(一)价格是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吗?

主流经济理论认为价格或者说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资源的流向，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一般均衡理论正是通过找到一组价格来实现整个市场的均衡的。应该说在实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而在经济日益虚拟化的今天，这一结论就不能完全成立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两套完全的经济运行系统，对于实体经济系统来说，边际成本对于价格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实际价格形成过程中，实体经济部门的价格一般遵循成本加成定价规律，而对于虚拟经济系统来说，主要是人们的心理预期而不是边际成本决定了价格，这对于虚拟经济系统内的资源流动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微观层面来说，当前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涉足金融领域，比如，对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以及像通用电气(GE)这样的标志性传统制造企业，其下属的金融公司所创造的利润已经占到整个公司利润的半壁江山。2007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性公司当年所实现的利润占到了全美公司当年盈利的40%以上。从国际层面来说，对于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基本格局的解释，不管是绝对优势学说、相对优势学说、资源禀赋学说，还是新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均是认为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贸易的产生和流向，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本质上是美国凭借其发达的虚拟经济系统从全世界吸取资源供其消费，使其已经高度虚拟化的经济得以持续运转，而这种格局与相对价格没有关系。因此，随着经济虚拟化的深入，以预期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日益成为另外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价格所决定的只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源流向，其重要性在不断下降。

(二)虚拟财富是真实财富吗?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国外购进来的物品。”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一开头就明确阐明了其对国民财富性质和源泉的理解。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效用价值理论是当前主流经济学认识财富本质的基础，该理论认为某种物品的边际效用越大，其价值就越大，其所代表的财富量就越大。长期以来，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对财富的认识本质还停留在实物阶段，即财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反观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财富构成，我们发现以各类有价证券、不动产和金融衍生产品等构成的虚拟财富占整个家庭财富的比例持续升高，在大多数国家都达到了50%以上②。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信用经济，财富作为一种社会范畴，本质上所反映的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价值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虚拟经济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成熟和完善，信用逐渐成为价值关系或者说财富的核心。一方面，以信用为核心的银行制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财富的社会表现形式，以信用为载体的虚拟财富逐渐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信用在广度和深度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就是其重要表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财富与有形的实物财富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因此，我们可以将财富定义扩展为:财富是能够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某种价值属性，该属性即可以是有形的客观实体，也可以是某种观念上的抽象存在。

(三)资本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吗?

对于经济增长动力和源泉的探讨是当前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詹姆斯•托宾曾说:经济增长是一个永远使经济学家们着迷和神往的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从早期的哈罗德———多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到后来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估算实际上都是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技术给定，得出经济增长率由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决定。从实际情况来看，一国的劳动增长率在一定时期大致是稳定的，因此，经济增长率主要决定于投资。而从当前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来看，要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均衡，储蓄必须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储蓄应该等于投资。因此，我们说在短期，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投资率，也可以说取决于储蓄率。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该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超低储蓄率的国家，1995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仅为5.7%，2005年至2007年这一数字则接近于零，1992年至2007年，美国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3.2%，美国是如何在如此低的储蓄率的情况下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呢?显然如果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逻辑我们找不到答案。长期以来，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其总产出的比例一直在70%左右，也就是说美国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对于拉动美国经济增长起头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陈志武的测算，美国家庭总资产约为73万亿美元，其中约有35万亿美元来自过去10年的价值增值，劳动收入年积累的储蓄只有1.5万亿美元③。另外，2003年至2007年美国繁荣的房地产业由于价格的上涨而为美国家庭财富的增长贡献了6万亿美元。家庭财富的大幅增长刺激了私人部门的消费，并拉动了经济增长。因此，对于美国这种经济已经高度虚拟化了的经济体来说，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力量，既不是劳动和资本，也不是技术，而是虚拟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一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力量。

主流经济理论与当前的金融危机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不同理论学派之间的斗争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9年和1981年英国保守党人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共和党人里根先后上台执政，为解决失业和经济停滞问题，他们分别采取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自由化运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古典主义开始复兴，并在与凯恩斯主义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机构的经济学家们组成的咨询专家为这些国家开出了以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建议，并被采纳，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面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救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开出了私有化的先决条件。经过这一系列事件，以自由化、私有化为典型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开始在经济理论界和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流行开来。从本质上来说，“华盛顿共识”就是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重现，它坚信市场这只看不手的力量，试图恢复萨伊定律。但是，从最后的政策实践结果来看，“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运动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但这并没有影响新自由主义前进的脚步。例如，格林斯潘曾担任美联储主席达18年之久，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巨大，其一贯理念就是深信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认为如果市场中出现了泡沫，理性个体会形成准确判断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使泡沫和风险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即理性个体的自利行为会产生一个高效运行的金融市场。但是，如果央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例如为戳穿资产泡沫而提高利率，就很可能带来经济的衰退。由此，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预防泡沫的产生，而是一旦泡沫破裂，央行应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以避免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实体经济带来过大的破坏性冲击。而且，格林斯潘还进一步认为，金融机构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能够实现股东和社会的长期利益，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多干预会窒息该市场的创造力与活力，进而会影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正是秉承这一理念，美联储及相关机构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金融创新行为不但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反而积极进行鼓励。例如，1999年美国颁布了《银行现代化法案》，废除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实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业经营的规定①，鼓励银行向全能型的金融控股集团方向发展;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则取消了联邦政府相关机构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200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取消了关于投资银行经营不得超过15倍杠杆比率的上限规定。21世纪初，随着以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新经济”的破灭，美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为防止经济的衰退，2001年美联储在一年之内就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降至2%以下，与此同时，美国巨额经常性贸易逆差带来了大量回流美元，这两个关键因素使美国国内流动性异常充裕。以金融和房地产为主体的虚拟经济部门的发展吸收了大量流动性，因此，并没有出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大幅上扬，但是却使得金融市场和房地产部门出现了“非理性繁荣”，特别是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上出现的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创新的最初动力来自于对金融监管的规避和分散风险，但是，所谓的分散风险其实只是风险的转移，即将个别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的风险转移到整个社会，这反而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并由“次贷”事件引发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巨幅动荡。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思想在政策层面的实践导致了这场被称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经济虚拟化与未来经济理论的演化

第6篇：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税收四原则；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9-0115-08

一、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形成的渊源

考察西方财税理论的发展史，可追溯到公元前的古希腊时代。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也是经贸活动的聚集处，西方各种早期的财税思想在此汇聚。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写作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一书，就专门论述了财税理论问题。这可能是西方国家学者论述财税问题最早的著作。从公元前4世纪左右一直到中世纪，在长达近2000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西方财税理论没有从经济理论中分离出来，而经济理论又包括在哲学或神学当中。所以，在作者阅读的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著作里，鲜见这一时期专门介绍西方财税理论的著作。

到了重商主义①时期，由于欧洲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财富获得了极大的增长，商品货币经济也迅速发展。在这一大背景下，有关财税理论也得到了相应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贸易顺差”为核心的重商主义财税观(曾康华，2007)。

(一)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渊源之一：重商主义的财税理论

重商主义是西方最初的、比较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它试图对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论上的阐述。由于当时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自然，重商主义者也摆脱不了这个大前提来论述财税理论。

重商主义者强调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一国的财政收入，主张建立强大的国防来保护一国对外贸易发展与繁荣。他们认为，为了维护一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国家必须实行有利于出口贸易的保护关税政策，即主要对出口产品课以轻税，对进口产品课以重税。这一时期盛行保护关税政策，成为重商主义者最重要的财税政策主张。

可见，重商主义的财税理论是以“贸易顺差”为核心来展开的。但因生产力发展因素的制约，在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所以，重商主义财税理论也没有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

(二)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渊源之二：重农学派的财税理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于是，代表生产资本利益的重农学派应运而生。重农学派的财税理论主要由魁奈建立，而魁奈的财税理论又是建立在他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只能是农业，国家要谨慎而合理地使用财政收入。“如果说重商主义的财税观是一种贸易财税观的话，那么，重农学派的财税观则是一种农业财税观。所以，从根本上说，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一定时期的财税理论观(曾康华，2009)。H

虽然重农学派的经济理论对欧洲国家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由于该学说诞生在法国，是法国经济学家为了振兴法国经济，尤其是法国的农业发展所形成的理论，自然，重农学派侧重从促进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财税理论，把农业看成是财富的惟一来源，也是财政收入的惟一来源。在财政支出问题上，他们主张辩证地处理增收节支的关系，不主张政府举借公债。在重农学派盛行时期，法国的经济学家们主要论述的是国家财政收入问题，较少论及财政支出问题，而且他们把财政问题置于农业生产活动中去考察。

(三)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渊源之三：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

古典经济学派的财税理论是伴随着古典经济学派的产生而产生的，而古典经济学派是欧洲资本主义(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适应当时欧洲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学说。它萌芽于17世纪的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是在重商主义之后出现的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威廉・配第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他在其论著中把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且其著作几乎对当时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进行了研究，对创立古典经济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中，斯密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体系勾勒出一副近乎完美的架构，古典经济学派的财税理论也就是在这一架构下成型的。

二、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的发展轨迹

本文对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的发展轨迹作了整体考察，即对古典经济学派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研究财税理论的情况进行分析，具体见表1。

威廉・配第的经济理论构建了古典经济学派理论体系的雏型，而他的财税理论构成了其经济理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7世纪中叶，威廉・配第开始研究财税问题。他在1662年出版了《赋税论》，集中分析和探讨的就是国家财政收支问题；并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观点，反映了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是古典经济学派最基本的经济思想。

威廉・配第生活的时代正是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时期，这使得威廉・配第的财税理论夹杂着重商主义的色彩。但不能不承认，他对财税理论的阐述勾勒出了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的轮廓。因此，威廉‘配第也是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的主要创始人。

威廉‘配第研究财税问题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实证分析。他对财税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时，尽管还处于探索阶段，采用的数据多为估计，既没有现代统计方法的运用，更没有数学模型的建立，但他的这种研究方法，至少可以说开创了实证分析的先河。就连他自己也说，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可能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

与威廉・配第同时代和之后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泰特莱・诺思(1641～1692)、约翰・洛克(1632～1704)和大卫・休谟(1711～1776)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传承和发展了威廉，配第的财税理论，却没有超越威廉・配第财税理论的分析架构。突破威廉・配第财税理论分析架构，创立财政学体系的人是亚当・斯密，其标志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他从古典经济学中分离出财政学的基本架构。因此，亚当・斯密被称为“财政学之父”。

李嘉图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是一位奇才，因为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成为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1799年，李嘉图偶然接触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此步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殿堂。1817年，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该书以严谨的逻辑、透彻地分析、缜密的论证和完备的体系而著称。因此，李嘉图被称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在该书中充分诠释了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的财税理论。

西斯蒙第被称为是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他早年信奉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后受法国大革命和欧洲社会经济深刻变化的影响，开始研究英国产业和古典经济学说的变化情况，逐渐引起了他对古典经济学说认识上的变化；到后来，他开始怀疑和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西斯蒙

第的财税理论并没有多少创新，最具特色的部分是对政府干预理论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

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关于财税理论的论述，许多观点具有开拓意义，尤其是他关于政府职能和政府干预的论述，发展和充实了自威廉・配第以来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财税理论。

庇古是英国20世纪初期著名经济学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财税理论独具匠心，对财政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从增进社会福利的角度去研究财税理论。因此，他的财税理论被称为福利财税观。

三、主要古典经济学家财税理论的比较

(一)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若干财税理论观点的对比分析

这里对几位主要古典经济学家的财税理论观点进行对比分析。这些理论集中在税收原则、公债、地租税、利润税、什一税、关税、政府干预理论、财政支出等方面。

1　税收原则

威廉・配第最早论述税收原则，但正如经济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他没有系统地论述税收原则，只是在论述某一个具体的税种时，才隐约地反映出他的税收原则观。而且从他的著作来看，他在《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都对税收原则有过论述，但他关于税收原则的论述主要还是在《政治算术》中为多。

亚当‘斯密关于税收原则的观点最为系统和全面，他从平等、确实、便利和最小征收费用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税收原则。这一观点依然是当今世界各国制定税收制度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他的精辟论述，至今依然闪烁着理论智慧的光芒。

西斯蒙第主要从轻税和促进社会福利两个方面论述税收原则。他认为，人们讨厌税收，所以他特别主张政府征税一定要轻，不要侵蚀资本，不要损害社会福利。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提出了税收要按照收入多少比例承担、要按照受益原则纳税、最适宜征税的对象是收入等观点。

穆勒的税收原则观没有什么新意，他特别推崇亚当・斯密关于税收原则的基本观点，并认为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已经非常完备，无需做什么补充；但穆勒特别强调公平原则，他花了大量篇幅全面地阐释了税收的公平原则。

庇古关于税收原则的基本观点与前几位古典经济学家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财税理论发展过程中，在税收原则的论述上，形成了客观学说和主观学说两大阵营。显然，前几位古典经济学家应该属于客观学说阵营中的人，而庇古则是属于主观学说阵营中的人。庇古以基数效用论为理论基础，把效用和福利联系起来，用效用的大小来衡量福利水平。他认为，政府征税是人们的福利牺牲，是一种负效用，这种负效用应当是越小越好；他还认为，对所得课税比对商品课税更容易贯彻最小牺牲原则。

2　公债

亚当・斯密一方面从自由放任的观点出发，不主张发行公债，因为发行公债会影响人们的储蓄，进而侵蚀资本；另一方面，他认为在非常时期，政府发行公债不失为一种筹集财政收入的手段。”

西斯蒙第也不主张政府发行公债，这一观点与亚当・斯密相同。西斯蒙第分析公债的弊端有其独特的地方，即他分析了公债的代际负担问题。

穆勒可能是对公债持反对观点最强烈的一位古典经济学家，他和亚当・斯密分析公债的弊端有相似之处，即公债侵蚀资本和伤害产业。不过，在穆勒生活的时代，欧洲各国发行公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穆勒只能是正视现实；但他主张，人们只能用非生产性的资金购买公债，并且在偿还公债的问题上。主张用财政盈余或遗产税来偿还公债，而不是通过征税来偿还。

到了庇古时代，各国发行公债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了，而且各国都把公债作为一种调节经济的手段来运用。所以，庇古对公债的发行持一种赞同的态度。但在公债的用途上，庇古主张公债不能用于经常性和非生产性开支，也不能用于教育和社会福利开支，只能用于突发事件中的支出。

3　地租税

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但英国农业仍居主导地位，亚当・斯密自然非常关注地租税，他论述地租税时始终按照他确立的税收四原则来展开。他认为，地租税如果采取定额征收的话，刚开始核定定额比较客观，税负比较合理，但到后来，因生产改良，土地产品提高了，地租税的这种征收方法就不太公平了。尽管如此，地租税最符合确实、便利和最小征收费用原则。

李嘉图对地租税的观点与亚当・斯密有很大差别，尽管李嘉图非常赞同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但李嘉图用他独特的级差地租理论来分析地租税。如果土地不缴纳地租，就不存在地租税。按照他的这一理论，最低等级的土地没有地租，自然也就没有地租税了。李嘉图还分析了地租税的转嫁问题，认为地租税只影响地租，负担落在地主身上。

穆勒也比较重视地租税转嫁问题，他认为地租税不能转嫁，由地主负担。从这个角度出发，由于地主承担了地租税，地主从土地上获得的利润就会减少，必然影响到地主向土地投入资本进行改良土地。可见，穆勒对地租税的分析侧重在地租税的转嫁，即地租税对地主和耕地者的影响上。

4　利润税

亚当・斯密对利润税的分析是从界定利润税概念开始的，这说明亚当・斯密分析经济问题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他认为，利润税是对资本收入的课税，不会侵害资本，利润不适宜作为征税对象；如果征收利润税会造成资本的侵蚀，是不可取的。从亚当・斯密的观点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非常关注资本，认为一切侵害资本的做法都不可取，不管是税收还是公债。他还认为，即使征收利润税，也应当用较低的税率进行征收。

李嘉图则从征收利润税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方面进行分析。他认为，如果货币不征税，对其他商品征税，或者货币不征税，货币价值不变，对各行业利润征税，都会引起价格上升。

穆勒则从转嫁的角度来论述利润税。他认为，利润税的负担落在纳税人身上，不能转嫁到其他人身上。因为按照穆勒的理解，利润税是一种直接税，直接税是不容易转嫁的。再者，穆勒分析了利润税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他认为，利润税的征收会减少人们的收益，而这种收益的减少既然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获得补偿，那就只能通过内部吸收，由此可能会激发人们的发明创造和对生产技术进行改良，因为这样做可以降低税收对生产者利润的影响。

5　什一税

威廉・配第认为，什一税就是十分之一税。什一税可以对物征税，也可以对收入征税；可以用实物缴纳，也可以用货币缴纳。

李嘉图认为，什一税是课加在土地总产品上的税，负担落在消费者身上。什一税不仅能影响到土地的改良，而且能影响到农产品的价格。因为不管是优等土地产品，还是劣等土地产品，都按一定比例征收什一税，则什一税是一种均等的税。既然什一税是课加在土地总产品上的税，那么，这种税的负担就必然通过涨价转嫁出去。李嘉图还认为，什一税不会影响地主的货币地租，但会影响谷物地租。对于什一税来说，因为它是课加在总产品上的税，税收随总产品的增加而增加，落在净产品或净收入的税收就会越来越重。什一税可能对本国的地主造成伤害。要使什一税存在，又要做到公平，最好的办法就是对进口的农产品课以同国内农产品一样的税收。

西斯蒙第则认为，对土地实物征什一税，因为在土地上生产的实物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决定了什一税的征收也具有季节性。他还认为，税负落在消费者身上需要有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发生

在农业歉收年，因为在农业丰收年是不可能把税负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西斯蒙第还认为，什一税是从农业收入和流动资本中征收，它对农业生产会产生不利影响，因而是一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税收。况且在任何情况下，什一税都不能少征，它总是对穷人最为不利，对最需要受到保护的人也征得最多。

6　关税

威廉。配第的关税观带有浓郁的重商主义色彩，他主张关税应起到奖出限入的作用，且关税的这种保护功能能够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但威廉・配第也注意到了关税的弊端，如国内存在使用原料不经济、生产成本高和诱使走私等。西斯蒙第则认为，关税实际上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国家之间也会因为关税而彼此孤立。穆勒不主张通过关税保护本国产业，因为关税的负担一部分落在外国人身上，一部分落在本国人身上；他主张实行非保护性关税政策。可见，威廉・配第、西斯蒙第和穆勒都认识到了关税的保护功能，但对于保护关税的态度则迥然不同。穆勒对保护关税持反对观点，西斯蒙第对保护关税的观点具有两面性，威廉・配第则赞同保护关税制度。

7　政府干预理论

西斯蒙第对英国古典经济学派自由放任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一国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生产不需要政府干预的说法是绝对不正确的。如果政府对社会发展和财富生产完全自由放任，则会引起社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压迫和使人们遭受痛苦；如果政府能把人们对财富的欲望进行适当的调节和控制，政府会变成一个理性的政府，社会也会更加和谐。西斯蒙第主张，在尊重个人最大自由的情况下，政府要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政府干预会使社会更加和谐；政府赋予专卖权会产生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

穆勒也认为，对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问题采取完全自由放任的态度是行不通的。可见，穆勒对亚当・斯密的观点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穆勒始终强调政府干预的前提是要充分考虑个人的自由和能力。凡是能够通过个人解决好的问题都应该由个人去解决，政府绝对不应干预；只有个人不愿做或不能做的事情，政府才有干预的必要。为此，穆勒特别强调政府干预时要弄清楚对象，如果以错误理论进行干预会有害于经济，并认为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事务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来指导。

庇古的政府干预理论，已经不只是局限于对应该不应该干预进行讨论了，而是研究政府究竟该如何干预的问题。他认为，对价格管制可以有效改善供给，优化资源配置；政府干预能够促进产业的发展；政府对垄断的控制，有利于竞争。

8　财政支出

威廉・配第认为，财政支出是增进经济福利的重要工具，它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财政支出也是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可见，威廉・配第对财政支出的观点主要体现在经济功能上。而亚当・斯密比较侧重对财政支出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由此引申出他对财政支出的基本观点。庇古则从增进社会福利的角度来阐述财政支出的效应，并认为财政支出是促进国民收入均等化、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值得强调的是，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在具体论述财政支出的内容上，都把国防费的开支列在各项财政支出之首。可见，在他们看来，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是财政的首要职责。

四、古典经济学派财税理论评价

古典经济学派在18世纪上半叶趋于成型，之后经过工业革命时期，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衰落。在近两个世纪中，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财税理论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就对财政收入的各种形式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赋税问题的探讨较为深入；同时，他对财政支出也进行了悉心的考察，极大地丰富了财税理论。但是，在对待公债的问题上，威廉・配第仅仅是把政府借债作为政府零星的筹款方法略加提及，没有深入研究。显然，国家公债问题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所以，他的财税理论缺乏财政收支对比的深度分析，即没有探讨财政收支平衡问题。这一财税理论的空缺是由亚当・斯密补上的。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构建了财政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亚当・斯密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税收原则、各种赋税以及公债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论述，尤其是他把财税理论从经济理论中分离出来研究，并形成了财政学体系，是他对财税理论的最大贡献。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认为，在此后100多年时间里，并没有多少创新的财税理论充实到亚当・斯密构建的财政学体系的基本框架里，他甚至说：“60年以前，讲述财政的经济学教科书读起来几乎与亚当・斯密时代相同。从1776年到1929年没有多少明显的进步。”显然，这与事实不符。实际上，从亚当・斯密时代起到现在为止，财税理论不仅获得了发展，而且财政学体系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

正因为亚当・斯密构建了财政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财政学才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从这个角度上看，亚当・斯密关于财税理论的学说和分析框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亚当・斯密持有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观，比如他认为平衡预算就是最好的预算、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反对政府发行公债等观点让现代人不敢苟同，但他的财政观影响了那个时代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其影响力之大前所未有。

亚当・斯密对公债的利弊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可以视之为他对财政收支平衡问题的首创性研究。如果把亚当・斯密的公债论基本上看作是“公债有害论”的话，那么此后的经济学家对公债的看法，又出现了“公债有利论”和“公债利弊兼有论”两种观点。可以说，这些都是在亚当・斯密关于公债理论基础上的一种自然延伸。

亚当・斯密首次对税收原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致于当今关于税收原则的研究也只是在亚当・斯密关于税收四原则基础上来展开的。

依笔者之见，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对财税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税收转嫁问题的研究；(2)对公债理论的拓展。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李嘉图得出的结论过于宽泛：几乎所有的税收都可以转嫁，俨然是一个“绝对转嫁论者”。就后一个问题而言，李嘉图在其著作中隐蔽地提出了所谓“李嘉图对等定律”；但遗憾的是，李嘉图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阐述，使他的这一伏笔留给了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不同的诠释，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公债与税收问题的认识。

李嘉图对政府补贴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依然是放在一国的对外贸易中来进行的。可以看出，李嘉图的政府补贴论带有浓郁的重商主义色彩。

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古典经济理论趋于成熟，由此，古典经济学说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庸俗成分，演化成庸俗经济学理论，并且使这一学说开始占据西方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从而创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穆勒对财税理论的主要贡献表现在政府必要职能和选择职能、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划分、政府适度干预论以及政府公债利弊兼有论等方面。应当说，穆勒的财税理论有许多创新之处，对财税问题的论述更深入、更全面；他的这些财税理论不仅丰富了人们对财税理论的认识，而且为现代财税理论奠定

了基础。

如果说在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所处时代以前的经济学家对财税理论的论述，是从财税理论本身以及财税理论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来研究和拓展的话，那么，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却从整个社会如何增进福利水平的角度来论述财税理论问题。可以说，庇古开辟了研究财税理论的“新领域”。他认为国家财政分配的目的，是增加社会的福利；认为评价国家财政分配是否发挥了良好的效果，就要考察是否增进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同时，庇古也深受19世纪经济学上“边际”和“效用”等概念的影响，在他的财税理论中，引进了“效用价值观”和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财税问题，从方法论上看有了新的开拓。

政府干预理论兴起于19世纪初。当产业革命的进程到了19世纪的时候，英国城市化的步伐也加快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失业问题以及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带来的公共卫生、教育、住房等问题，引起了英国朝野的普遍关注。古典经济学派完全自由放任的思想受到了来自实践的挑战，人们对政府不干预的主张提出了质疑。于是从19世纪初起，一场围绕着政府应当干预还是不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争论在英国展开。西斯蒙第是较早论述政府干预理论的人。

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不主张政府干预，尤其是亚当・斯密及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十分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人们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出行为选择，最符合自然法则，也最能增进人们的福利和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但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教育不公、失业问题、贫困现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公共基础设施不足以及经济波动等的抱怨越来越多，这也引发了欧洲各国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普遍干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穆勒从理论上对政府的职能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以错误理论为依据的政府干预进行了理论分析。同时对政府应当干预的事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庇古主张政府应当积极干预社会经济发展事务。他从国家对竞争价格的管制、对供给的管制等方面分析了政府干预的方式和利弊，从而形成了后期古典经济学家独具特色的政府干预理论。

五、结语

1　古典经济学派创立了财政学体系，这是对财税理论发展的最大贡献。如果把威廉・配第创立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视为经济学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话，那么，亚当・斯密把财政学分析体系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在财税学说发展史上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税收原则臻于完善。亚当・斯密系统地论述了税收四原则，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各国建立税制和改革税制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尽管当今社会在诠释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时，归结为公平和效率原则，但这只是亚当，斯密税收四原则理论的现代表述，其思想精髓源自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

3　政府干预理论的兴起。实际上，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思想，在重商主义时期就已经出现；但重商主义所倡导的政府干预，仅在对外贸易的具体问题上提出政策主张，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到了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进入尾声，由于工业化进程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仅靠市场机制难除其弊，人们自然把眼光转向政府。于是，关于政府是否应当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如何干预、在哪些领域进行干预，学者们展开了大讨论，政府干预理论开始逐渐形成。

第7篇：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　政府干预

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这两个经济学古老却重要的命题贯穿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始终,两种看似对立的基本经济思想及相应政策主张贯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新古典经济学沿着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论证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价格理论论证了自由竞争的和谐经济市场图景自动实现人们所预期的均衡,无需任何政府干预。但新古典经济学为描述市场经济有效性提供基础的诸多假设条件无法由市场个人实现,只有求助政府力量,需要政府根据市场经济原则不断调整和纠正偏离市场规则的行为,如外部经济、垄断等。不过新古典经济学派把政府干预限制在较窄的范围内。

一、古典经济学的政府干预思想回顾

15-18世纪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盛行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强调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绝对重要作用,主张国家应大规模地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les,1588-1679)在其关于国家理论的专著《维利坦》中提出通过社会契约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国家是自然秩序的守护者,国家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政府论》中提出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政府干预的限度;孟德维尔(BernardMandeville,1670-1733)在《蜜蜂寓言》中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干预在个人自利行为中有促进公共利益的作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提出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认为自由竞争使自利的个人由自利实现了公共利益,但在考察自由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时,斯密强调政府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在“看不见的手”支配的社会经济景象后面,政府成为“守夜人”,政府应该象个守夜人那样防止外来暴行和侵略并维持公共治安,但斯密主张政府应当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事务,政府只需要提供诸如法律和秩序的最低限度的职能,没必要干预具体的经济活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一些“赶超”国家里,如美国汉密尔顿、德国李斯特等人提出了政府应该干预经济的主张,提出政府干预在一国经济实力上升和向工业化转变时期是有必要的。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从哲学、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明确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一般逻辑,详细论证了政府职能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并同样细化了“政府干预”的范围。

二、新古典经济学与政府干预

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基本上是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观察阐述经济学道理,没有严密的分析工具,无力解决一些纯理论问题,也解释不了工业革命后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呼唤超越经验研究的方法。

边际分析方法由杰文斯(WilliamStanley Jevons,1835-1882)、门格尔(Karl Menger,1840-1921)、瓦尔拉斯(Made Espsit Leon Walras,1834-1910)开创,经由埃得沃斯(FranneisYsidroEdgeworth,1845-1926)、维克塞尔(Johan Gustav Wieksell,1835-1882)、

帕累托(Vilfreds Pareto,1835-1882)等人发展和完善,最后由马歇尔(AlfredMarshall,1835-1882)集大成,形成新古典经济学。

(一)自由市场经济实现自动均衡的条件

1.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自动实现均衡

新古典经济学沿着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探索出的一揽子分析工具给斯密“看不见的手”提供了精致的微观基础和实证分析,其理论核心是论证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试图用边际分析方法解决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的价格决定问题。马歇尔通过完善边际效用理论提出了均衡价格理论,按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由某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相等时决定的均衡价格象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消费者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进行消费决策、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生产决策,形成一幅自由竞争的和谐经济市场图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自动实现人们所预期的均衡,无需任何政府干预。

把马歇尔的某一市场或某一价格局部均衡扩展到整个经济中所有市场或所有价格形成的均衡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同其它各种商品的价格联系着决定下来,当一切商品的价格恰好达到它们的供给和需求全部相等时,形成市场的一般均衡,得到一个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市场经济体制自动运行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结果,依然不需要任何政府干预。

无论在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还是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中,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自动实现市场均衡,实现资源配置最优,任何政府干预都是对自由竞争经济的破坏,破坏了它的均衡。

新古典派经济学家视国家为“Leviathan”(意指一种难以控制的怪兽),希望最大限度地制约政府的作用范围,政府应起作用的领域必是非起作用不可的领域,政府若不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整个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这些领域涵盖:①维护和领土完整;②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③界定产权;④监督合同的执行;⑤维系本国货币价值。这五种功能之外的事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用不着政府来操心。

2.马歇尔局部均衡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实现均衡的条件

局部和一般均衡分析都建立在许多假设条件之上,这些条件如下:(1)经济中所有当事人都遵循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2)经济是完全竞争或自由竞争的;(3)市场信息完全;(4)无数的买主和卖主使所有经济当事人都只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5)所有经济资源都具有充分的流动性。

均衡分析的严格条件在现实社会中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按此假设条件建立起来的市场必定存在某些缺陷,需要非市场的力量主要是政府的力量来加以纠正。如果没有政府的存在,这种自由竞争的经济显然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政府对经济的适当干预以不断修正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自由竞争的经济不可能维持下去。上述假设条件的严格性提供了政府干预经济

的基本原因。

(二)新古典经济学承认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

新古典经济学为描述市场经济有效性提供基础的诸多假设条件是信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人们要努力达到的理想目标,该目标个人无法实现,只有求助政府力量,新古典经济学在此给政府留出了空间,需要政府根据市场经济原则不断调整和纠正偏离市场规则的行为。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大量偏离完全竞争的现象如外部经济、垄断等迫使新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市场存在的问题,不得不接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庇古提出的外部不经济揭示出私人边际经济福利偏离社会边际经济福利、私人边际成本偏离社会边际成本,而自由市场中的个体厂商或个人按私人边际收益与私人边际成本来决定生产或消费,使结果偏离最佳的社会结果,完全竞争的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政策如补贴或征税干预经济,使得私人按社会边际福利与社会边际成本来定出最优的社会资源配置。

马歇尔认为垄断者为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为引起价升量减、消费者剩余减少、社会福利无谓损失,显然垄断妨碍自由竞争,唯有政府出面禁止任何导致不正当竞争的垄断行为。张伯伦(Edward Hasngs Chamberlin,1899-1967)提出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1903-1983)提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均认为现实经济常处于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但同样造成价升量减等结果,市场不能出清,政府有必要干预经济,刺激经济的增长。

第8篇：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古典经济学缘何遭到失败？我们只要明白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源自哪里问题就一下子清楚了。原来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的利润来源都具有外生性，资本主义经济的维持离不开一个庞大的国际殖民地市场和早期富有的掌握极权的封建主贵族。早期的封建主贵族和后期的更加庞大的殖民地市场为资本家的工业化大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利润来源。资本家的利润m既来自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夺，也来自对殖民地市场的掠夺，因此自由资本主义天生具有寄生性和利润来源的外生性。 

    而一旦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趋向退化、利润源泉趋于枯竭，这种建立在利润来源外生性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全面崩溃。要维持并发展资本主义必须保证这个世界上有足够供资本追逐的利润源泉。而凯恩斯主义正好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舍去了资本利润来源的外生性，着重建立一种具有利润来源内生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了自我维持的能力，这种制度我们现在称为改良资本主义或福利资本主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制度至少从两大方面实现资本主义的自我维持能力。第一方面，通过扩张货币供应量，主要是以政府财政支出和中央银行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量，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扩大社会需求。主要原理是以纸币的投放完全取代殖民地市场取得的货币金银作为资本基础的利润源泉；第二方面，通过对资本和利润的分解实现从资本积累到利润源泉的再次转化。主要是用超额累进税的办法对高收入群体和富人遗产征收巨额税收，利用征收来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实行收入再分配，增加社会福利，使贫困的或失业的低收入群体把新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扩大社会总需求，从而实现从资本积累到供资本追逐的利润源泉的再次转化。当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还包括降低利率直接刺激投资，使资本收入增加，从而刺激社会总需求等等方面的政策。 

    总之，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张货币供应量和对资本的分解两个重要的手段实现改良资本主义的自我维持能力。可以这么说，改良资本主义一开始是相当成功的，他直接促成了可循环的资本主义第三消费金字塔的形成，从而使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迅速恢复了元气，进入二十年左右的经济高增长期，并极大地缓和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矛盾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时期里同时爆发了以电气化和自动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凯恩斯主义的弊端逐步显示出来，那就是出现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很少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现象。我们分析其政策可以发现不论是用扩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还是对资本进行分解的方法都使社会上的货币总量扩大了，也就是可供资本追逐的利润增多了；而同时对资本进行分解的政策，不论是所得税不是遗产税都极大的压制了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出现了弗里德曼所说的“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的通货膨胀现象，其实应该说是过少的可用资本追逐过多的利润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产生。 

    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有效解决高通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经济难题，不可避免一受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攻击，称其为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也同时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新古典经济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该派继承了亚当·斯密“看不见手”的理论，主张依赖市场而不是政府干预调节经济。新古典经济学派最看得见的成就就是战胜了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在《对货币数量论的研究》中说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政府可以通过放慢货币增长率来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因此该派也被称为货币主义学派。 

    我们在前面业已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初随着世界殖民地市场的全面崩溃而遭到重创，其根本原因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利润来源具有外生性，不能自我维持其经济制度，那么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9篇：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现代环境经济学从总体上说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的拓展和运用，因此大部分环境经济学家属于新古典学派。当然，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们在政策方法上并不一致，广义地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称为干预学派，其出发点为“市场失灵”，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亚瑟·庇古等人为代表。第二类，主要关注“产权”的建立和分配问题，通常称为“芝加哥学派”，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为代表。在这两类政策主张中，迄今为止还是干预学派对环境政策的影响更大。

不过，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环境政策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主张是不恰当的。把环境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的观点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完全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其结果会适得其反，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害将有增无减。例如，新古典对所有环境影响都能通过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因为有许多环境影响是不可逆或有限可逆和不确定的。另外，环境问题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伦理和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即使接受新古典关于环境影响可以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但这类交易中的价格也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资源配置的正确价格问题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例如，按照伦理学观点，自然资源不可逆转的退化，对赖以生存的后代子孙来说其代价是无限的，而且现实早己说明，这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后果不是例外而是常例。更一般地看，新古典方法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本身就值得商榷。有些作者指出，功利主义回避了人的需要差别问题，忽略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影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新古典理论仍然似乎是经济学家们唯一可行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种在主流经济学思想之外的可行的方法来更好地体现环境问题的特征。目前看来，比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更有效地进行环境分析的方法是制度经济学方法（也称演化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方法）。在通常情况下，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围更广、包含的变量更多（货币的、非货币的），更侧重于整体性和演化性。米勒对制度经济学方法的特点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制度经济学是演化的、整体的、跨学科的和非预言性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冲突而不是协同，关注损害而不是效率，关注不确定性而不是完全知识。他们一致反对把市场机制看作为无偏见的资源配置和分配机制，并一贯坚持认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和利益之间存在差别。特权与权力的客观存在和滥用与分散的单个个体行为相比，会形成一种利益中心。”（Miller，1978）

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经济问题争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看，似乎确实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环境问题方面提供了更加丰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卡帕、加尔布雷斯和米善等制度经济学家对现代环境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期这方面作出贡献的制度经济学家有布罗米雷、施密特、苏特保坶以及斯旺内等。然而，尽管制度经济学方法提出了与新古典方法不同的见解，但迄今为止制度经济学文献还主要集中在对新古典方法的批判而不是提出建设性意见上。新古典方法尽管其前提假设和研究方法都成问题，但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一贯的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借此决策者可得到某种看似“客观”的决策依据，这是新古典方法得以占据环境问题研究主流地位的重要法宝。因此，很明显仅靠批判还不足于取而代之，即使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也如此。制度经济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要想取代新古典方法，必须提供一种为决策者所用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才行。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回答以下问题：

1、制度经济学家在提供更有建设性意见建议必须做些什么？

2、在环境问题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制度经济学要提倡的环境政策理论基础是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安排如下：首先，概要介绍制度经济学方法。主要描述制度经济学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一般研究范式。其次，描述制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运用，主要讨论前面讲到的制度方法主要特色在环境问题运用上的作用，回顾总结现有的制度经济学家从理论角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考虑，特别是卡帕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他为制度经济学在环境经济问题分析上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研究框架。第三，通过与新古典方法的比较，阐述用制度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政策意义。最后是总结。本文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与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方法不足相比，制度方法这种非传统的方法涵盖的面更广，制度方法确实能够提供一个比新古典的环境问题分析方法更丰富、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概述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传统的静态均衡价格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代表人物要数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康芒斯（mons）和米契尔（WesleyC.Mitchell）。这三位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跨越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也是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克拉克（J.M.Clark）、阿亚雷斯（C.E.Ayres）和加尔布雷斯拓展和运用了制度研究方法。分析“古典”制度学派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他们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都很不一致。凡勃伦主要关心经营中的权利关系以及消费者行为心理，康芒斯感兴趣的是从法律基础角度来分析经济系统，热衷于制度安排（私有制）的重要性和演化性质研究，而米契尔专注于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集中精力搞实证研究（他也是美国NBER的创始人）。实际上，不仅是美国制度学派，其它的制度学者在研究主题、方法和重点方面也各不相同，要一两句话说清楚他们的共同特征并非易事。

正是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制度主义并不代表一种单一的精确定义或统一的理论体系、方法或研究程序，甚至认为压根儿也不存在这样一场标新立异的经济学运动。但无论如何，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有这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自称为制度主义者，并认为他们在追求经济学中的同一目标，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不存在一些共同的原则。因此，米勒（Miller,1978）指出：“制度经济学……虽然方法和重点表现特征迥异，但显然有一种共同线索，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把他们联结成为一个学派。”要完整地分析描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原则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是对制度经济学“共同线索”的粗浅概括：

1、制度经济学把经济看成是一种演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均衡过程。因此认为经济中的累计因素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2、制度经济学家喜欢用开放式模型，并以此联结社会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要素。因此制度经济学即使在讨论某个特定经济问题时其模型也是整体性的。

3、制度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总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变量，包括经济的非经济的变量都考虑在内。

4、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因此，市场也不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的解。为此，他们强调对市场产生强大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的重要性。

5、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学科间开放的，广泛吸收和接受其它科学的成果。

6、制度主义是其研究方法的标准，并认识到经济分析中价值的重要性。

7、制度主义者赞成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需要，因此也对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干预表示赞同。

8、在方法论的偏好方面，制度主义者一般选择使用描述性模型（模式模型），反对新古典的预言性模型；把制度作为分析单位，反对新古典的个体消费者或企业最大化方法；接受行动主义心理预期，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主观主义心理预期（个人主义）。

二、环境经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基本原则

制度经济学家面对特定的研究主题在方法和重点上会有所差异，因此对问题的定义和政策建议有时也会持不同观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上也不例外，制度经济学家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上有时会采取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制度研究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一些共同原则和主张。

1、作为演化过程的环境经济问题：累积因素和共同演进原则

在制度主义提倡的演化方法中，累积因素原则是经济研究的核心。把这种概念运用到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位制度经济学家卡帕，他在凡勃伦和缪而达尔的基础上在环境问题研究中首先运用了累积因素原则，他把这项原则定义如下：“累积或循环因素原则强调，社会过程表现为受经济的和非经济诸多变量的交互影响，在其共同结果下导致系统偏离平衡和均衡状态。事实上，社会过程不是所谓的自动自稳定化趋势，而可以说是服从于一种社会惯性，这种惯性使系统朝着初始推动的同一方向移动。”（Kapp,1965）根据这种观点，他认为环境经济研究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引起物质和社会环境突变的因果关系过程。虽然卡帕认为物质因素在因果关系过程中非常重要，但他更强调社会因素在因果链中的作用。特别地，他强调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关系对理解环境突变因果关系过程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指出：“只注重物质因果链或脱离问题发生的制度框架孤立地看问题只能得出不完全甚至错误的结论。简单地说，因果链既是一种物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Kapp,1970a）

既然环境问题是物质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共同结果，因此卡帕认为要特别关注这两个过程的相互关系。他强调指出，假定自然物质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结构并由特别的法律来监控，任何不遵守有关法律的人类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虽然可能对这种行为会依法判决和处置，但这种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已既成事实。因此，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依赖性。与卡帕一样，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斯旺内（JamesA.Swanney）也认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必须基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共同进化的认识基础上。（Swaney，1987a）。为此，斯旺内提出“可持续共同演进”原则，即“在发展路径或知识运用上，应避免对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兼容性造成严重威胁”。可持续共同演进清楚表明环境系统的演化与发展路径的相关性。可持续演进原则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在环境问题研究上的直接运用，许多制度学家采用这种思路来研究环境问题。因此，很显然，在卡帕之后，制度经济学家们对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关联性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环境研究方法的核心观点之一。这一点与新古典方法形成鲜明对照。到目前为止，新古典方法还很少注意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在其经济分析中还在继续构建静态均衡模型。

2、作为开放系统的经济：社会与生物种群的相关性

根据社会和生物种群相互关联的观点，许多制度经济学方法可运用到环境问题研究上。首先，制度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过程描述为一个开放系统，认为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制度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立论基础是：生产和消费可能性完全依赖于当前可用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而当前和今后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又受到当前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这种观点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分析价格形成过程时把经济看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即企业销售商品和服务，然后对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支付报酬。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过程看成为一种封闭系统的观点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米尔和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也不同。古典经济学也认为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同时，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争论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限制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是卡帕（1950,1963）关于社会成本的研究，他首次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对环境所产生的长期不利后果问题。总之，制度学家把真实世界经济看成为一种开放系统，这种系统为了发挥功能必须从环境中吸取资源并把大量的废物又转嫁给环境。

3、多维度思考：环境问题分析中的货币和非货币因素

对生态与经济系统循环关联性的认识也意味着制度经济学方法涵盖更广泛的环境问题分析变量，既有货币的也有非货币的变量。这一点对注重整体性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家来说是共同的，他们强调多维度而不是单维度思考。因此，制度经济学认为环境问题中的众多相关因素中往往是非市场特点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虽然这类因素难于进行价格量化和测量，但仍然必须纳入到分析中。在这类“非市场”因素中通常提到的有人类、社会关系、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源等等。这一点上，应注意的是虽然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接受这类变量的重要性并把它们纳入其分析中，但他们倾向于把所有的变量简化为货币形态，因而其提倡的仍然是单维度方法。而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分解策略，分别观察货币和非货币影响，反对把所有因素或影响都简化为某种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对成本收益分析和诸如显示性偏好或表述性偏好等估价技术并不抱多大希望。对此，卡帕（1970a,1970b）进行了简要评价。在他看来，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环境突变原因的高度差异性和不可比因素，以及环境控制收益的差异性和不可比性，很难对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他认为决策者应寻找市场价值之外的其它方法来评估环境问题。他认为环境决策具有明显的政治特点，反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来帮助决策者决定最合适的环境政策选择。换句话说，卡帕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既不能对环境变化的社会成本进行正确评价，也不能对环境控制措施的社会收益进行有意义的衡量。更进一步，制度学家认为把所有因素或影响简化为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必须用分解策略来代替，也即货币和非货币影响要分别加以分析而不能混为一谈。例如，瑞典制度经济学家彼得·苏德保坶（Soderbaum，1987）提出用环境影响综述和各种系统分析方式来替代成本收益分析等合计方法，在他的许多文章别推崇“位置分析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他把非货币影响描述为“流量”（相对于时段而言）和“存量”或“位置”（相对于时点而言）。在一般条件下，位置分析的主要目标是揭示决策情形的所有冲突而不是以一种无异议的途径“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价值观结论也会不同。因此“这种方法的结果对价值和伦理都是开放的”（Soderbaum,1987）。

4、市场背后的环境经济问题：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对环境政策的重要性

通过供给和需求来进行市场分析是新古典方法的核心。但按照整体性方法，制度经济学者不同意把经济分析简化为市场分析，反对市场能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观点，而一贯强调对市场反应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在分析环境经济问题时采用更广泛的方法，强调所有种类的社会规则都潜在相关，这些规则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只是一种重要但特殊的情形。制度学者把市场看作为一种有用的分散机制，但他们不同意接受市场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解决之道的假设。（Bromley,1985）。在这种保留意见的背后，在制度经济学家眼中市场不是资源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的中性机制，相反，它在很多重要方面会发生偏离。主要是由于市场受既存势力控制，因此交换条件只是谈判者既有优势的反映而已（Miller,1978）。货币和非货币成本与收益总是依附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新的制度和博弈规则意味者不同的成本收益分配。（Bromley,1989）。

这样，在环境政策方面，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问题。在制度研究方法中，“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博弈规则、权力关系等对资源的控制。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赞成认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者常常表示怀疑。例子之一是关于效率的制度经济学观点。新古典把效率表述为与价值无关的概念，制度经济学家则认为效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本质上与价值有关的概念（Swaney,1987b）。因为效率的计算依赖当前的制度安排结构，而后者决定了什么是成本以及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按照布罗姆雷的说法，“没有孤立的效率政策选择而只有在各种可能的制度设定前提下的效率政策选择。选择一种效率结果也同时是选择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方式。问题不是有没有效率，而是对谁有效率？”（Bromley,1989）。因此，有些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评估环境政策的结果提出质疑，因为新古典方法没有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而是把分析建立在特定制度设定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理论更适合于环境政策评估，因为它提供了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确实，按照制度理论，为了解决问题应改变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利益目标。在环境经济学中，这意味着用于监督环境资源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关注环境问题的目标更新也必须相应作出调整。卡帕在分析环境突变的主要原因时也认识到社会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强调，认为市场活动对环境总是有益的想法是危险的。特别地，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决策习惯有一种“固定化”趋势，漠视诸如空气和水污染的负面效应，常常把它们看成是决策单位的“额外”因素（Kapp,1970a）。因此，任何经济单位为了减少其活动的环境负面效应，必然要提高运行成本，或必然降低其边际利润和盈利能力。然而，在按照投资利润最大化原则运行的决策系统中，对任何经济人而言，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会想方设法把视为“额外”的污染治理成本转移给其它经济人或作为整体的社会来承担。

沿着这种思路，卡帕认为社会成本是企业一般不考虑在内而对其它社会成员造成损害的成本。他指出（Kapp，1965）：“社会成本概念是生产活动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有害影响，它们在企业成本中没有反映因而往往为私人决策所忽视。也就是说，社会成本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由私人行为产生的，往往转嫁给其它部门、第三方或整个经济社会承担的有害后果。社会成本表现为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损失，会或快或慢地以其它部门的生产成本提高反映出来，会因为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而额外增加的开支。”因此，卡帕定义中的社会成本很接近于外部性的概念，与一般经济学家把社会成本定义为“总的社会机会成本”相比，卡帕的社会成本是社会机会成本扣除私人成本之后的部分。卡帕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成本是市场活动的直接和系统性结果，它不仅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同时也对工人和其他人产生危害（Kapp,1970b）。卡帕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对市场活动具有强大影响，特别是权力对市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转嫁给谁来承担具有决定性影响。

5、环境经济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考虑到自然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以及在环境问题分析中涉及众多变量（货币和非货币），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单个学科都不能独自胜任环境变化因果过程的研究，必须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担当此任。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制度经济学一直相信在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优势，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尤其如此。对此，有些学者把制度经济学提倡的跨学科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提倡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方法进行了对照。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可以划分为许多分支，在“其它情形不变”的假定下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研究一个变量。因此，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可以与其它经济学和政策领域合理区分开来。关心环境问题并提出合理的环境政策建议是环境经济学家的事，其它经济学家勿庸多虑，原来干什么就干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倾向于整体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则强调学科间的联系，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相互间都有交叉。苏德保坶认为，经济学家应力求在专业知识和综合性的跨学科知识方面进行平衡。在环境问题研究上，按照整体研究观点，各学科要相互渗透，要考虑到环境政策和交通政策、能源政策、食品政策等的相互交叉关系（Soderbaum,1992）。早在苏德保坶之前，卡帕就强调在环境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对此各传统学科从各自特定的目的出发所进行的孤立研究远不能揭示其内在运行规律。任何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或公共卫生专家，都只接受了本学科的训练，只熟悉本学科范围的狭窄概念和理论，都不足于从总体上厘清和解决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因果关系，因而必须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Kapp,1970a）。

6、环境经济研究的立场问题

另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十分强调的是所谓“研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问题。这个观点主要出自纲纳·缪而达尔。缪而达尔认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描绘成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但在经济研究中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制度学者看来，在方法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天真的实证主义者”，经济学家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隐含的价值判断，并在研究中把所包含的公众利益揭示出来，使非专家的决策者（如政治团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经济学家应根据不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意识形态从多角度加以分析研究。这是制度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研究环境问题方法的立场。作为一种更加规范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制度经济学认为应该对当代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进行伦理判断。

7、环境政策的社会控制需要

最后，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共同观点是需要对环境政策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这一点与制度经济学反对由市场来解决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按照制度经济学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之所以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至少有以下两点理由：首先，社会是个有机组织，即社会从需求总量到个人要求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社会附加到自然资源和环境上的价值不仅仅是所有个人价值的总和。社会要比任何个人的预期寿命长得多，作为整体的社会其价值与个人的价值一般来说是不一致的。另外，基于个体偏好汇总的方法可能意味着种群和生态系统不同特点的消失。第二，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下，权力的分配对个体而言既不可能是平均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环境问题的市场方法只能反映社会当权者的利益，而当权者的利益与希望保护环境的人的利益往往并不相同。

三、制度经济学的环境政策主张

在概述了环境问题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之后，接下来分析这种方法对环境政策的意义。这里并不是研究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特定政策，而是试图提出并讨论制度经济学在构建环境政策上的理论基础。

总的看来，制度经济学构建环境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关键是在外生决定的偏好函数下经济人最优选择问题，因而基本上提出的政策基于对个体的激励和约束措施。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是，通过可计算的货币激励和约束，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会改变其行为，使环境退化和资源损害降低到最优水平。换句话说，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建立经济激励和约束措施使得环境服务的使用者把其行为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内。这种政策主张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对这类政策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例如，有些学者指出，环境政策只建立在奖励和惩罚基础上忽视了个体的正直、守信和围绕其身边的社会关系等因素。换句话说，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定义表示怀疑。认为人的动机并非是完全自利的，其合作和利他主义也并非只是在效用最大行为基础上产生的。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利的，因而基于金钱和经济激励的政策手段是环境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类政策通过道德价值诉求的补充会更加巩固。实行促进社会承诺和诚信等文化价值的政策能有效补充基于经济激励措施的环境政策（Hodgson,1997）。另外，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另一项政策主张即“污染者付费”原则，就是污染者承担排污费用，直至其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停止排污。其政策缺陷也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批评，特别是在把他人不可让与的权利和保护子孙后代不受长期环境损害影响的权利考虑到环境政策分析中时，上述政策缺陷就更加明显。制度经济学反对把功利主义作为环境政策的唯一基础，而倾向于站在环境变化对人类生活潜在影响的科学依据基础上，讲求人和自然的平衡（Swaney,1987b）。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相关性和脆弱性，为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采取小心谨慎的保护性政策。制度经济学家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观效用上，而是提倡对社会过程进行科学调查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很明显，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依据个体的欲望总和提出环境政策，而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应通过科学分析和公众讨论来制定环境政策。为此，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创始人卡帕提出了基于“人类必要需求”概念的环境和发展政策主张。他强调应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需求角度重新设置公众行动的指导方针，应按照人类必需的物质要求来利用资源而不是按市场导向来运用资源。他认为可制订出符合环境最大容量限制或可接受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客观标准，通过这类安全限制，来决定对环境和人类构成威胁的活动的类型和程度。卡帕承认，这种“社会最小值”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状态，也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然而，它为改善决策提供了某种操作性标准或指标。在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成本和收益情况下，这种操作性指标比按照市场成本与收益分析而形成的“最优解”要好的多。卡帕认为，一旦诸如最大污染浓度许可水平等安全限制体现到决策的政治过程之中，就能将其纳入到更广泛的生产函数（或物质投资模式）中，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明确投入规模和生产技术，并按照所谓的既存最小需求来确定产出规模（Kapp,1970a）。

上述“人类必要需求”方法要求某种形式的“制度调整”以确保环境和生态保护、恢复与延续。为了实施基于人类必需要求的环境政策，有必要调整当今社会与自然环境保护不相容的某些行为方式，以确保关系到人类生存繁衍基础的生命支持系统不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基于凡勃伦的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两分法，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某种“制度调整原则”。特别是福斯特（Foster,1981）提出了以下三项原则：1、技术决定性原则；2、相互依赖性原则；3、最小错位原则。福斯特的原则描述并推进了制度结构调整，特别是对技术引致型的社会结构调整问题更有用武之地。在福斯特的研究中，假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技术改变。这样，他提出的制度调整原则也主要倾向于帮助社会根据技术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斯旺内对此提出异议，他强调环境变化（无论是自然或人为因素）也同样会影响到制度结构，因此，在技术改变情况之外，还有环境引致型因素（Swaney,1987a）。所以，斯旺内在福斯特的三项原则之外，又提出了第四项原则，即“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用于强调生态环境不是给定和静止的事实。根据斯旺内的看法，在环境政策方面，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提出了某些特殊的政策目标和方针。

特别地，他认为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发展要求：1、对个人、利益集团和企业进行特殊的环境教育；2、为了弄清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3、为刺激和响应知识更新并相应地引起行为调整，需要一种更加灵活和敏感的制度结构（Swaney,1987a）。在这些建议中，显然新知识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快速渗透对巩固环境政策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Dietz和vanderStraaten(1992)拓展了斯旺内的分析。他们指出，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怀疑和抵制，在环境政策上新知识和新观念不见得会被采纳。因此，在环境问题上平衡各种社会势力应引起环境经济学家的更多重视。这一点对环境政策制度经济学方法相当重要，因为它强调了制度经济学在社会层面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基于生态和经济问题，也要考虑社会问题。

五、总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