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贸易理论全文(5篇)
第1篇：古典贸易理论范文
一、引言
旅游业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创汇产业，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旅游流也是一种贸易流。据WTO统计，2009年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到431亿美元，仅次于欧盟和美国，2000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达到10%①。旅游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贸易产业之一［1］。对于贸易现象的产生，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等因素决定着国家和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后者则用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来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服务贸易发育水平是由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信息等技术条件决定的。随着地方专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旅游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解释性日渐减弱，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成为推动旅游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新贸易理论表现出更强的适用性。
传统的旅游产业研究多从供需视角展开，以解决旅游供需矛盾为主要研究导向，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旅游产业发展普遍规律的研究相对较少。巴特勒的旅游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其他学者对生命周期理论的补充与发展［2］更大程度上仅是对“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演化规律的总结，很少关注“旅游产业组织”的演化规律。全球旅游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旅游景区和目的地从本地市场融入到全球旅游贸易网络，这一过程是否受到某种旅游产业组织发展规律的影响?而其中传统贸易理论里的要素禀赋、技术条件，新贸易理论里的规模报酬递增和本地市场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现有研究把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和出口贸易视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这种现象也曾经存在于整个产业经济学研究之中［3］。克鲁格曼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假设［4］，将三者之间通过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联系了起来，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的融合为产业组织理论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然而，对于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是否也适用于分析旅游产业组织的发展演化，仍待旅游学术界进一步厘清。为此，本文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经济和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假设，转向新经济地理和新国际贸易假设，尝试运用本地市场效应模型验证中国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探讨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因素在旅游产业中的作用力规律，以期为旅游产业组织的研究寻找新的切入点，亦为中国旅游产业经济的优化发展寻找新的理论支撑。
二、文献回顾
对于推动旅游产业组织演化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得到两种不同结论:一是受传统经济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影响，认为是供需关系、要素禀赋和技术因素决定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二是在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的影响下，认为地方化、产业空间集聚、规模递增效应引起了旅游产业组织的变化。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地方旅游产业的组织以旅游需求的变化为基本参照，旅游客源地的收入、人口、生活水平和旅游地与客源地之间的汇率等因素影响着旅游流的大小。旅游需求模型相当长时间是国际学界研究旅游贸易问题的最重要分析框架［5］，但从需求视角解读地方旅游产业组织的基本规律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它相对忽视了资源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而后者对游客忠诚度和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更为重要。Geyikdagi对土耳其的案例研究就证实:“作为供给变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旅游产业的影响明显高于人均旅游收入、旅行成本、汇率等需求变量”［6］。尽管固定资产投资是与要素禀赋相关的供给变量，但并不能由此推出供给变量相对需求变量而言，对地方旅游产业组织变化有更大的推动力。
Crouch和Ritchie借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刻画地方旅游产业的竞争力，提出“正是旅游资源不断改变着目的地的禀赋条件，从而影响着目的地的相对竞争优势”［7］，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旅游业存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由于与旅游供给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取，使得传统的旅游产业组织的研究更加关注需求因素。随着技术和方法的不断更新，数据的可得性不断提高，基于要素禀赋的供给视角的研究也逐渐增多。Jie Zhang和Camila Jensen从供给的视角分析了全球旅游产业，指出资源禀赋、价格、资本投入、技术等是影响旅游服务贸易的主要因素［8］，理论上验证了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是催生旅游流的主要动力，从传统经济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之中为全球旅游业发展寻求到了理论支撑。国内也有学者关注到旅游供需与旅游贸易的联系，如刘林青、李文秀等在研究中就指出“丰富的自然与文化景观资源是中国旅游服务贸易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9］，指出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贸易存在相互关联。吴玉鸣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探讨了中国省域层次的旅游产业弹性，得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是中国目前旅游产业增长的主动力”的结论［10］，再次验证要素禀赋在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但在模型构建时未考虑需求变量的作用，对旅游需求、旅游供给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关系上的解释上存在局限性。孙根年不但提出了“旅游-贸易互动”的假设［11］，后续研究中又指出旅游资源丰度、区位指数和贸易联系度对于日本游客到访率的解释度高达97%［12］，验证了旅游与贸易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此研究中强调的“旅游资源”和“区位指数”两个解释变量属于要素禀赋因子，符合新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发展的解释。尽管区域旅游与对外贸易的互动性得到了证实，仍需进一步探讨旅游业本身作为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其产业组织发展演变的内在机理。
对旅游地而言，从吸引本地旅游者到入境旅游者集聚的旅游贸易产生过程中，其内生影响因素除资源禀赋外，旅游产业组织状况是否也发挥着作用?传统经济学多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分析，而许多事实证明了这种前提假设不合适，因为内在的报酬递增效应和外在的循环累计效应会使得产业组织出现空间集聚［13］。产业集聚理论的创始人Porter在对美国乡村区域竞争力的研究中证实了旅游产业集群是典型的产业集群型态［14］。Julie Jackson和Peter Murphy进一步指出“旅游集群通过差异化和创新发展促成合作性、互动性的竞争机制，使得要素禀赋向更有利于区域的优势发挥”［15］。旅游业作为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产业，产业集聚能极大地增强中小型旅游企业的竞争力［16］。然而，旅游产业集群给旅游流带来的扩大效应到底有多大，理论上缺少一种分析框架。根据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产业集聚是由于规模报酬递增而引起的，克鲁格曼为此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假设，认为“由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在满足本国或本地需求之外，还能捎带出口的现象”。最早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运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17］，随后大量的制造业［18－20］和国家双边贸易［21－22］研究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相对而言，很少有研究运用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来探讨旅游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集聚以及本地市场效应带来的贸易出口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如果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是推动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唯一因素，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禀赋成本将会增加，中国旅游将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如果本地市场效应存在，中国旅游业发展势必会经由依赖旅游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进入到依赖地方旅游产业集聚，满足本地市场需求(国/区内旅游发展)后旅游产品大量出口(即入境旅游发展)的阶段。显然，将旅游要素禀赋、旅游产业集群与旅游服务贸易看成是相对独立的研究命题已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为此，下文着重验证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旅游业是否存在。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模型
综合参考Krugman和ZhangX．L等的本地市场效应检验模型，假设一国或地区的超常旅游需求是决定其旅游产出和旅游服务贸易的基础，那么该国或地区的超常需求(需求差异)将带来本地旅游业的规模经济，并在旅游出口贸易中形成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需求的变动差异引发生产的再扩大”是本地市场效应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需求在0～1之间的变动会带来大于1的产出变动。另据文献分析，资本禀赋和劳动禀赋的差异性对于旅游产业组织会产生较大影响，为减少变量遗漏所造成的误差，在模型中增加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变动差异两个解释变量，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度。具体检验模型如下:（略）。等式左侧表示本地旅游业产出相对各地区产出均值的偏离程度，是等式右侧(Xr－Xr)/Xr(本地旅游需求相对各地区旅游需求均值偏离)的函数。劳动力禀赋和资本禀赋作为检测变量。按照方程，某地旅游业产出相对地区而言，不仅受到该地区资源禀赋、劳动禀赋的比较优势影响，还受到旅游需求规模的影响。如果两地具有相同的旅游需求规模，则旅游产出模式将由要素禀赋决定，如果某地区对某要素的积累快于其他地区，则该地区的旅游生产甚至旅游服务贸易将主要依托这些要素禀赋。本文将方程中不包括要素禀赋的部分称为模型Ⅰ，包括要素禀赋的部分称为模型Ⅱ。参照Donald和Weinstein对本地市场向效应验证模型的解释，因为方程的理论框架预测了旅游产出对旅游需求变动的正反应将大于1，因而b1在检验模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当b1=0时，表示处于无摩擦状态，旅游产出主要受劳动力与资源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影响;当b1∈(0，1］时，表示处于有摩擦状态，旅游产出除受劳动要素禀赋、资本禀赋的影响外，目的地与客源地的空间距离成为摩擦因素，不存在规模经济;当b1＞1时，表示处于规模经济状态，空间摩擦效用趋小，出现本地市场效应，规模报酬递增影响着旅游产出的区域组织。
(二)空间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样本覆盖我国31个省域单元，g主要包括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星级饭店和其他企业等四个旅游子行业，据此可建立31省*4=124个旅游产业样本。其中，产出变量用“旅游营业收入”表示;需求变量由“旅游人次”表示;劳动要素禀赋变量由“从业人员数量/企业总数”表示;资本禀赋变量用“固定资产投入”表示。以上变量原始数据源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0》、《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2010》、《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2009》以及各省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山东、广西、天津缺失的部分数据参照三地旅游局的公开数据。
(三)回归方法说明
由于旅游需求变量的数据没有细化到各旅游行业，本文将每个省的旅游需求加权分摊到四个子行业，假设各省旅游需求的行业构成是相同的，以营业收入权重为系数①，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和其他旅游企业的加权系数分别为0．4、0．4、0．17、0．03。由于各省的旅游需求总量不同，上述方法解决了数据缺失的问题，但也可能会缩小不同旅游行业的省际差异性。为达到无偏、一致和有效的计算结果，本文对回归模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逐个排除。考虑到旅游需求、产出和出口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依赖性，从而引起自变量与误差项相关，违反高斯假设，因此用最小二乘法回归(OLS)难以表达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影响;另外，旅游全行业的原始数据还可能存在序列相关或空间自相关，因为地方法规、利率和技术等影响因素会共同影响不同产业，但方程却将其放入残差项中，违反了高斯假设的无序列相关，使OLS回归法虽然无偏、一致但却不再有效。鉴于此，本文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法，并利用Stata11．0统计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四、计量结果
本地市场效应检验的关键是观察需求偏差系数对产出偏差的影响关系，首先用模型I来检验，然后加入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禀赋解释变量，使用模型II来检验，观察两组的需求系数。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无论是仅考虑HMEs因素的模型I，还是将劳动力和资本两大因素也考虑进来的模型II，需求偏差指数均小于1，且通过1%的z检验，表明中国的旅游全行业不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尚未形成规模集聚效应，说明中国旅游业的产出除受需求变化、劳动和资本禀赋的影响外，还受其他摩擦因素影响。然而，“全行业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并不意味着“旅游行业层面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见表2):(1)根据模型Ⅰ，除了旅游景区(g3)的需求偏差为1．442外，其他三类部门的需求偏差均小于1，除其他旅游部门(g4)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系数都显著通过1%的z检验，说明旅游景区存在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2)根据模型Ⅱ，除了旅行社(g1)的需求偏差系数小于1之外，旅游星级饭店(g2)、旅游景区(g3)和其他行业(g4)的需求偏差系数都大于1，全部系数都显著通过10%的z检验。此结果说明在同时考虑要素禀赋和本地市场需求的条件下，除了旅行社外(g1)的中国旅游行业已经普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旅行社业的产出变化并非仅受旅游需求因素影响，也未显现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模型Ⅰ和模型Ⅱ的检验表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和本地市场效应的规模经济同时存在于中国旅游业中，且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仍占主体地位，因此仅以比较优势或仅以本地市场效应来解释目前的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都是欠妥的。因为仅考虑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结果只有旅游景区行业(g3)符合要求，而同时考虑这两方面变量的检验结果除了旅行社行业(g1)外都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这与中国当前旅游业从“要素禀赋依赖”向“产业集聚”升级、规模效应逐渐显现的现状相吻合。
五、结论、建议与展望
(一)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检验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旅游全行业和分行业的存在性，探讨旅游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与本地市场效应的相互关联，研究得到以下基本结论:(1)中国旅游景区行业(g3)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已经出现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即便是不考虑劳动力和资本禀赋因素，旅游景区的本地市场效应依旧明显。换言之，中国整个旅游景区行业已经从要素禀赋依赖，进入到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带动产业集聚阶段，对景区的旅游需求带来了规模化的收益递增。(2)中国旅游饭店行业(g2)和其他行业(g4)只有在考虑要素禀赋的情况下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表明这两类行业相对依赖于要素禀赋因素，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入都会直接影响行业的产出效率，要素禀赋与本地市场效应共同发挥着作用。(3)中国旅游全行业和旅行社行业(g1)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说明中国的旅游全行业和旅行社行业(g1)尚未形成规模集聚经济，这是因为本地市场效应尤其强调要素的本地空间集聚，而旅行社业(g1)的需求与产出空间之间的耦合性较弱，加之旅游全行业又是由旅行社(g1)、旅游饭店(g2)、旅游景区(g3)和其他行业(g4)叠加而成，更加复杂的空间关系造成集聚效益被削弱。(4)由于本地市场效应带来的较高规模经济效应和较低的贸易成本，使得旅游饭店、旅游景区等行业在空间集中，通过建立前后向联系使其他相关企业也趋向集中，从而形成旅游产业的优势聚集区，进而带动旅游经济发展、旅游目的地空间的拓展和旅游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变。
文献分析表明，学界对于旅游产业组织的研究多是基于要素禀赋的需求视角，以解决旅游供需矛盾为主要研究导向，侧重关注旅游客源地的收入、人口、生活水平等需求变量，尽管近年来有少量对旅游资源禀赋、资本投入、技术等供给因素的研究，但大多还是把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和出口贸易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在全球旅游网络多向扩张、旅游地方化和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产业的地方集聚、旅游贸易发展之间的联系更加错综复杂，显然传统的研究思路已经不适应现实需求。
为此，本文立足新经济地理和新国际贸易的基本假设，通过验证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的存在性，探讨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因素在旅游产业中的作用力规律，这种力求兼顾旅游产业“供需平衡”与“从本地市场到区域市场”的分析思路把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和出口贸易紧密联系起来，也是对现代旅游产业组织研究的创新和发展。研究结果表明，除旅游资源禀赋外，旅游产业组织状况是影响旅游地贸易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其中本地市场效益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对旅游产业组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的旅游要素禀赋、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本地市场效应存在关联性，尽管“旅游全行业不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益和规模经济比较优势”，但旅游景区、旅游饭店等部分行业则出现了“规模经济比较优势”对“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替代趋势，以上观点对中国旅游产业的优化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二)政策建议
鉴于以上分析，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应当高度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立足本地市场需求、嵌入大区域旅游网络”的旅游目的地发展战略。根据本地市场效应原理，本地旅游需求是旅游地得以生存的前提，而来自区外的“超常旅游需求”则是支撑旅游地成长和旅游产业优化提升的动力之源。因此，建设旅游目的地，需以保护和维护能迎合本地乃至更大区域需求的旅游资源禀赋特征为前提，加强旅游产品营销推广，培育需求市场，从而嵌入更大区域的旅游网络。二是确立“培育旅游产业集群，发挥规模经济比较优势”的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根据检验结果，目前中国适合以旅游景区为核心着力培养旅游产业集群，避免将旅行社业作为主体进行产业集群的孵育，而旅游饭店及其他行业应在要素的投入与改善的基础之上引导关联企业的集聚，从而更有序地推动旅游全行业的规模集聚效应的发挥。
第2篇：古典贸易理论范文
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自跨国界商品、要素流通和生产分工发展伊始几个世纪以来便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及前沿问题。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到今天的新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历经五个阶段已逐步形成完整而成熟的理论体系。与之相比，大数据却是理论界较新且同样具有前沿研究价值的概念。虽然，数据作为世界的本原和人类认识世界的客观标度，对其认知历史可追溯到人类科学发展的起始（黄欣荣，2014），而大数据这一名词却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提出后直至2008年9月Nature刊登的一期以“Bigdata”为主题的专辑才得以广泛传播。此后，理论界虽以大数据为研究主题，从不同视角和学科、交叉学科领域对其进行探索，但这些研究或集中于对其概念和特点的探讨，相关文献如陶雪娇等（2013）、黄欣荣（2014），或集中于其技术具体运用途径和方向的分析，如黄晓斌、钟辉新（2012），李莉、顾春霞和杨亚楠（2014），邵鹏、胡平、齐杰（2014）等。将大数据与国际贸易学这两个前沿研究问题结合研究的文献资料很少。需求催生供给，近年来随着交通、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方式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实体物品资源和数据流通速度加快、流通方式日趋复杂，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挖掘信息以促进贸易发展成为大势所趋。王碧宏（2014）、李连飞（2014）等从跨境电商、在线国际贸易等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发展的角度解读了大数据海量规模及其挖掘技术和利用效率的提升对于我国国际贸易管理及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及相关挑战；曹云、王东（2014）和谢健明（2014）则选择紧跟时事，将大数据研究置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和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具体操作案例中，研究大数据对国际贸易的重要作用；还有研究将大数据与贸易进出口直接关联起来，辩证地对大数据时代下进出口贸易发展的机遇及所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如薛静辰（2014）。从上述文献梳理分析可发现，目前学者对大数据下国际贸易发展的研究虽不是空白，但研究的角度比较单一，多停留在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信息分析及其挖掘技术运用到某一具体贸易流通环节（如消费者行为分析、营销模式变革或物流效率提升等）而促使贸易企业效率提升的表象上，并未涉及其深层作用体制或传导体制的分析，因而所得出结论的普遍指导性不强，对大数据时代国际贸易学理论及架构变化的研究稍显不足，也无法形成对国际贸易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的全面而系统的认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大数据下国际贸易学发展的研究还处于基本空白而亟待理论研究者们的探索与创新。已有的国际贸易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发展创新，经过总结大都可以沿着贸易动因、贸易结构和贸易结果等层次进行归类总结（彭徽，2012），沿用这一研究主线，本文将就大数据时代下国际贸易在贸易动因、贸易方式、贸易内容、贸易结果和贸易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发展进行探讨，通过抽象具体商务和贸易操作中的大数据运用，深入剖析其深层作用理论，希望能从理论发展的层次去分析大数据时代给国际贸易学带来的新发展，填补研究空白。
二、大数据时代国际贸易学的新发展
随着数据信息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推广，我们所能分析和利用的数据的4V特征日益明显：数据总量规模增长巨大且呈指数级增速；来源和类型不断增加；数据价值突显。大数据的强大影响力已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科技、经济、卫生、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有学者称大数据将成为开启人类社会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红旗手”，更有甚者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直接意味着“第四次科技革命”。那么，就国际贸易学而言，大数据究竟在多大范围、多深程度上影响其理论发展呢？
1.大数据提供了贸易动因的新来源
深层解构国际贸易理论不难发现，无论基于何种发展层次的理论，贸易主体间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开展的动因这一结论已成为不可撼动的真理，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贸易主体的具体比较优势来源不同。已有的理论或从技术、要素禀赋等供给的角度，或基于相互需求、产品生命周期等需求的角度论述了贸易主体的优势来源。而数据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它是知识的源泉，是企业创造价值和利润的原材料，是知识竞争的重要支点。拥有海量规模的大数据已为国际贸易主体带来新的优势来源：基于国家主体层次，庞大的数据资源储备被各国提到战略高度，将成为新的“知识基础设施”，构建国家综合竞争力；基于行业或企业主体层次，大数据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和发展机遇，并作为新的、重要的生产因素成为行业或企业发展的“未来新石油”，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些新的比较优势的培育，将成为新的贸易动因，推动贸易进程。
2.大数据促进了贸易方式的多样化
传统的贸易平台为实体贸易，商品或贸易主体需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特定交易地点以供选择或进行面对面的磋商，这样大大加大了贸易的成本和风险。而今，大数据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所带来的商品参数的可传递性、消费市场需求的精确分析和交易货币的电子化等巨大变化已突破了传统交易的时间、地域限制，使得交易流程数据化；此外，大数据技术的推广促进了跨境电商或在线国际贸易平台的构建，完善了国际贸易的供需链条。大数据时代下，国际贸易突破了传统实体贸易形式，发展出了跨境电子商务或可称为在线国际贸易的新型虚拟网络贸易平台，这种贸易平台的强劲发展丰富了国际贸易方式，成为实体贸易方式强有力的补充。
3.大数据充实了国际贸易的内容
在以往，商品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相关的要素流动占据国际贸易的全部内容，人们或有注意到由贸易所产生的贸易主体间的信息流交换，但也未将其放置在与商品、服务、要素等贸易内容同等重要的地位以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而是将其笼统地掺杂在贸易商品或服务商品内做细小的分析研究。大数据时代的诞生革新了这一现象。作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所衍生的“数字贸易”、“信息贸易”便是基于日益频繁及扩大的国际贸易中对信息流重要性的强调及价值分析，认为数字所包含的市场定位分析、消费者行为分析、生产者供应行为分析等重要信息是比具体商品更为重要的贸易内容。一旦某一国家或企业能够掌握这些信息，那么其市场决策及预测的有效性便可大大提高。因此，许多知名企业纷纷投入到数据库收集及分析的行列中，大数据也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许多大型跨国企业在进行市场分析与产品定位等决策前，花费大量成本进行数据采集及购买，这也成为了商品成本的构成部分。数字信息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内容。
4.大数据为改变世界贸易格局提供了机遇
自二战以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便形成了南北两极分化的格局，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或资源因素占据着贸易优势地位，主导着世界贸易长达一个多世纪并呈长期保持优势的态势。近百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曾尝试多种改革手段，企图实现贸易额的快速增长、贸易条件的改善和贸易地位的提升，但一直收效甚微。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大数据发展的大环境下，国际贸易并不太多强调国家的天然资源基础而依赖于数据信息技术的开发利用，其优势的获取能力具有后天的可培育性，这为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大数据信息的充分识别和挖掘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对国际市场消费需求的合理定位和预测，从而减少供求失衡的可能性，实现资源的最合理配置。这样，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的贸易竞争中有望提升其竞争力，获取贸易地位的提升，进而改变世界二元贸易格局。
5.大数据带来了新的贸易风险
大数据作为一种符号，在拥有大量科学标示符号所共通的优点之余，也包含着致命的隐患。除却大数据运用中所包含的提取数据信息的技术壁垒，大数据作为即时、快速的信息，其高速的流动性在便利贸易流通、拉近贸易主体距离之余，也增加了贸易信息扩散或被贸易对手恶意攫取的风险，这将带来不可预估的贸易损失。更为严重的是，贸易的数字信息中包含有大量与居民生活、国家安全、军事防卫等安全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一旦被恶意破解、攫取和利用，将对国家关系、国家安全提出挑战。大数据背景下，贸易安全应该是国际贸易理论关注的重点。
三、结论与展望
第3篇：古典贸易理论范文
20世纪70年代面对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现象，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束手无策，面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和质疑，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秉承了古典主义传统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核心思想，或者说其理论内核是一致的，即都相信市场的不完全性，新凯恩斯主义的关键步骤是通过吸收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的某些思想，对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全新的诠释，用粘性理论代替了凯恩斯主义的刚性学说，即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调整其理论的保护带对凯恩斯主义作了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新凯恩斯主义对其理论保护带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产品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引入菜单成本(menucost)、长期合同(long－runcontract)、信息不完全(non－perfectinformation)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riskanduncertainty)等概念，从微观层面证明了商品市场的非出清可以是一种持续状态;二是对劳动市场的非均衡(失业)，新凯恩斯经济学家们通过效率工资(efficiencywage)、内部人———外部人模型(inside－outsidermodel)、隐性合同(implicitcontract)和交错合同(staggeredcontract)等理论证明了劳动市场的工资既不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完全弹性，亦不同于凯恩斯所说的刚性，而是粘性的;三是对于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引入了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证明了金融市场的非均衡亦可以是一种常态。粘性理论说明，自由经济并不能保证各类市场的瞬时出清，价格在调节供求关系方面并不总是有效的。在粘性条件下，当经济面临各类外部冲击时，如果任由价格和工资自行调整达到新的均衡，且不说能否实现均衡目标，即使能够达到新的均衡，这一过程也将是缓慢并且痛苦的。这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减轻社会的痛苦。
无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其研究对象均是市场经济，任何一种理论或者说学派的成长都离不开与竞争对手的碰撞和相互借鉴吸收。20世纪70年代末，理性预期主义的标志性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评”(LucasCritique)①，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微观行为个体的加总，而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却找不出任何微观行为个体的影子，即凯恩斯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这样，一旦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或偏好发生了改变，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就会出现系统性偏差。“卢卡斯批评”提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一重要问题，并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化，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的界线日益模糊，出现了一体的趋势。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来说，个体的理性预期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因此，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主要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也正是在建立其微观基础的过程中，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新凯恩斯主义者从市场缺陷出发，力图通过考察这些缺陷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来解释价格和工资粘性以及它们与失业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承认货币在长期中是中性的，但是货币政策在短期仍然可以起到平滑经济的作用。通过对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我们发现前者比较适合于长期分析，而后者则更适用于中短期情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二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经济虚拟化:对主流经济理论内核及其保护带的改变
20世纪70年年代初，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人类正式进入虚拟货币时代，即货币的发行不再有相应的储备要求，完全成为国家信用的一种表现。货币的虚拟化打开了世界经济虚拟化的大门。所谓的经济虚拟化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以有价证券、金融衍生产品和房地产等为主要表现的虚拟资产，其种类和数量以及交易规模不断膨胀和扩张，以虚拟资产为主要载体的虚拟经济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行，并且成为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模式的现象。经济虚拟化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运行模式，并对主流经济理论的内核及其保护带形成了巨大冲击，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经济虚拟化的影响:
(一)价格是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吗?
主流经济理论认为价格或者说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资源的流向，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一般均衡理论正是通过找到一组价格来实现整个市场的均衡的。应该说在实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而在经济日益虚拟化的今天，这一结论就不能完全成立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两套完全的经济运行系统，对于实体经济系统来说，边际成本对于价格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实际价格形成过程中，实体经济部门的价格一般遵循成本加成定价规律，而对于虚拟经济系统来说，主要是人们的心理预期而不是边际成本决定了价格，这对于虚拟经济系统内的资源流动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微观层面来说，当前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涉足金融领域，比如，对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以及像通用电气(GE)这样的标志性传统制造企业，其下属的金融公司所创造的利润已经占到整个公司利润的半壁江山。2007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性公司当年所实现的利润占到了全美公司当年盈利的40%以上。从国际层面来说，对于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基本格局的解释，不管是绝对优势学说、相对优势学说、资源禀赋学说，还是新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均是认为是相对价格决定了贸易的产生和流向，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本质上是美国凭借其发达的虚拟经济系统从全世界吸取资源供其消费，使其已经高度虚拟化的经济得以持续运转，而这种格局与相对价格没有关系。因此，随着经济虚拟化的深入，以预期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日益成为另外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相对价格所决定的只是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源流向，其重要性在不断下降。
(二)虚拟财富是真实财富吗?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国外购进来的物品。”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一开头就明确阐明了其对国民财富性质和源泉的理解。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效用价值理论是当前主流经济学认识财富本质的基础，该理论认为某种物品的边际效用越大，其价值就越大，其所代表的财富量就越大。长期以来，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对财富的认识本质还停留在实物阶段，即财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反观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财富构成，我们发现以各类有价证券、不动产和金融衍生产品等构成的虚拟财富占整个家庭财富的比例持续升高，在大多数国家都达到了50%以上②。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信用经济，财富作为一种社会范畴，本质上所反映的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价值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虚拟经济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成熟和完善，信用逐渐成为价值关系或者说财富的核心。一方面，以信用为核心的银行制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财富的社会表现形式，以信用为载体的虚拟财富逐渐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信用在广度和深度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就是其重要表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财富与有形的实物财富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因此，我们可以将财富定义扩展为:财富是能够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某种价值属性，该属性即可以是有形的客观实体，也可以是某种观念上的抽象存在。
(三)资本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吗?
对于经济增长动力和源泉的探讨是当前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詹姆斯•托宾曾说:经济增长是一个永远使经济学家们着迷和神往的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从早期的哈罗德———多玛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到后来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估算实际上都是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技术给定，得出经济增长率由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决定。从实际情况来看，一国的劳动增长率在一定时期大致是稳定的，因此，经济增长率主要决定于投资。而从当前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来看，要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均衡，储蓄必须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储蓄应该等于投资。因此，我们说在短期，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投资率，也可以说取决于储蓄率。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该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超低储蓄率的国家，1995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仅为5.7%，2005年至2007年这一数字则接近于零，1992年至2007年，美国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3.2%，美国是如何在如此低的储蓄率的情况下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呢?显然如果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逻辑我们找不到答案。长期以来，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其总产出的比例一直在70%左右，也就是说美国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对于拉动美国经济增长起头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陈志武的测算，美国家庭总资产约为73万亿美元，其中约有35万亿美元来自过去10年的价值增值，劳动收入年积累的储蓄只有1.5万亿美元③。另外，2003年至2007年美国繁荣的房地产业由于价格的上涨而为美国家庭财富的增长贡献了6万亿美元。家庭财富的大幅增长刺激了私人部门的消费，并拉动了经济增长。因此，对于美国这种经济已经高度虚拟化了的经济体来说，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力量，既不是劳动和资本，也不是技术，而是虚拟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一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力量。
主流经济理论与当前的金融危机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不同理论学派之间的斗争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9年和1981年英国保守党人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共和党人里根先后上台执政，为解决失业和经济停滞问题，他们分别采取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自由化运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古典主义开始复兴，并在与凯恩斯主义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机构的经济学家们组成的咨询专家为这些国家开出了以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建议，并被采纳，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面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救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开出了私有化的先决条件。经过这一系列事件，以自由化、私有化为典型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开始在经济理论界和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流行开来。从本质上来说，“华盛顿共识”就是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重现，它坚信市场这只看不手的力量，试图恢复萨伊定律。但是，从最后的政策实践结果来看，“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运动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但这并没有影响新自由主义前进的脚步。例如，格林斯潘曾担任美联储主席达18年之久，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巨大，其一贯理念就是深信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认为如果市场中出现了泡沫，理性个体会形成准确判断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使泡沫和风险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即理性个体的自利行为会产生一个高效运行的金融市场。但是，如果央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例如为戳穿资产泡沫而提高利率，就很可能带来经济的衰退。由此，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预防泡沫的产生，而是一旦泡沫破裂，央行应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以避免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实体经济带来过大的破坏性冲击。而且，格林斯潘还进一步认为，金融机构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能够实现股东和社会的长期利益，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多干预会窒息该市场的创造力与活力，进而会影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正是秉承这一理念，美联储及相关机构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金融创新行为不但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反而积极进行鼓励。例如，1999年美国颁布了《银行现代化法案》，废除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实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业经营的规定①，鼓励银行向全能型的金融控股集团方向发展;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则取消了联邦政府相关机构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200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取消了关于投资银行经营不得超过15倍杠杆比率的上限规定。21世纪初，随着以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新经济”的破灭，美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为防止经济的衰退，2001年美联储在一年之内就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降至2%以下，与此同时，美国巨额经常性贸易逆差带来了大量回流美元，这两个关键因素使美国国内流动性异常充裕。以金融和房地产为主体的虚拟经济部门的发展吸收了大量流动性，因此，并没有出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大幅上扬，但是却使得金融市场和房地产部门出现了“非理性繁荣”，特别是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上出现的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创新的最初动力来自于对金融监管的规避和分散风险，但是，所谓的分散风险其实只是风险的转移，即将个别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的风险转移到整个社会，这反而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并由“次贷”事件引发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巨幅动荡。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思想在政策层面的实践导致了这场被称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经济虚拟化与未来经济理论的演化
第4篇：古典贸易理论范文
关键词：翻译社会学；古典文学；译介模式
经济全球化已经产生强烈的文化效应，文化和经济共融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是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而古典文学的译介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模式，是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随着文化全球化，译介模式在对外传播中越发重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要想实现本土化优势，译介模式需要及时改变。翻译社会学视角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古典文学小说进行研究。翻译社会学视角能反映出古典文学小说中社会历史状况和译者生活轨迹结合的情况，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而且可以更好的解释翻译实践的特殊性，使更多的人对翻译活动的开展、影响和作用有更生动的理解。
一、研究现状
国内外翻译学者就翻译社会学进行了有益尝试，其中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拉图的行为者网络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论等理论的出现，重新审视了翻译行为和译者身份。霍姆斯(Holmes)首先提出“社会翻译学”的概念；胡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学角度表明了建设性研究的必要性；李红满根据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当今翻译社会学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和问题；武光军首次翻译了翻译社会学的起源，指出翻译社会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翻译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郭建辉强调了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机制研究以及工业化研究；王悦晨建议翻译社会学的任务是展示和解释社会上翻译活动的合作和影响。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总体数量不多，刘霁认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在编撰体例内容上依附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忽略或遗忘了许多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译介群体，“学衡派”是其中之一；江帆对《红楼梦》的英语译介行文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行为方式提出了一些启发性建议；耿强指出译介过程不仅要考虑译本选材、翻译方法、营销策略等内容，更需要时刻注意目标语文化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郑烨主要以《中国文学》这本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为例，借助译介学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理论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状况。
二、译介模式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包含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五大基本要素，本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三大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从而探索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最佳译介模式。
（一）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研究的是探讨“谁”翻译的问题，即译者应该是“谁”的问题。杜博妮（BonnieMcdougall）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翻译存在以下4种模式：学术翻译、商业翻译、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以及个人翻译，4种模式翻译发起人不同[1]。就中国古典文学译者模式而言，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中国本土译介主体模式。译介主体基本上对异国文化有一定体验和了解，作品基本是由中国国内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第二种是海外华人译介主体模式。海外华人译者大多具有较强双语能力和双语文化，如美籍华人王际真、林语堂、张爱玲、许芥昱、穆爱丽等。第三种是国外汉学家译介主体模式。汉学家深谙英语汉语两种文化，具有超强的英语写作能力。英美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的译介较多，翻译《聊斋志异》的翟理斯（H.A.Giles）、翻译《西游记》的阿瑟韦利（ArtherWalley）、翻译《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闵福德（JohnMinford）等。除了这3类模式之外，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还有一种与林纾、庞德的翻译活动相似的合作翻译形式。中国国内本土译介主体模式和汉学家译介主体都存在着不足，比较科学的模式就是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即国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中国学者为翻译辅助，取长补短。“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如果中译外译者是中国人，深谙中国文化，就需要请外国学者在语言上帮助理顺润色；如果中译外译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是汉学家或者是学中文的人，就要搭配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外文基础又好的中国人。只靠中国人或外国人翻译我认为都不保险。”[2]
（二）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选择是翻译文本能否得到有效传播关键因素之一。翻译文本选择的成功，就会受到读者的亲睐，取得较好的译介效果，反之会达不到预期的译介效果。对作者的选择是译介主体翻译前需要做的重要选择之一，一个译者选择翻译一个作者的作品一般有几个原因。首先，因为该作者有着吸引译者的思想以及其作品深得译者的喜爱;其次是因为了解读者的喜好，认为该作家能够满足大众读者的需要；第三，是因为该作者所具有的市场价值,这一原因尤其体现在翻译发起人是出版社的时候。文本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成品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国家形象及读者评价，如果将“挑选”的客体延至翻译项目的发起人、委托人、合译者、出版商、发表媒体等，那么对于“挑选重于翻译”原则的强调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翻译成品的可接受效度及最终传播力和实际影响力[3]。翻译的选择不仅体现在对作者以及文本的选择上，它同时包含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翻译文本和策略选择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文化语境空间中，译者会形成一定的文化立场，译者的文化立场直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会在翻译一部作品时明确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面对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译者至少可采取3种文化立场：其一，译者站在原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其二，译者站在目的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其三，译者站在沟通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就会避免采取极端的异化和归化策略，将交流作为翻译根本宗旨，努力寻找合适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劳伦斯•韦努蒂认为译者总是倾向于本族语文化立场，他认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4]一般来讲，当原语文化强于译语文化时，译者为求将原著呈献给译文读者，弱势文化读者往往更喜欢原汁原味的译作，译者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反之，当原语文化弱于译语文化时，强势文化认为自己文化比弱势文化更自然进步，更具普遍性，多倾向于用归化翻译方法。
（三）译介途径
传播途径包括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组织和信息载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图书、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译介途径同样包括报纸、杂志、出版社、杂志社等。中国古典文学译介途径主要包括本土出版社、报刊杂志等媒介、海外书展。本土出版社方面包括：其一，本土出版社。多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途径比较单一，中外合作出版虽然近年来有所加强但为数不多。例如，由国内本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出版工程”等。其二，海外出版社；其三，中外合作出版。中外合作出版主要有贸易式、契约式和投资式3种基本模式。贸易式是一种最直观、最简单、风险最小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契约式是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签订合同或转让合同方式把版权给海外出版机构。投资式模式指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在海外形成出版分支机构的海外图书市场进入模式。媒介方面：在译介中国文学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报刊杂志作为大众媒体的重要形式一直是传播中国文化译介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书展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交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中国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他域。中国政府也积极创造机会，开拓中国作家和国外作家、出版家、读者面对面交流的途径。办书展是新书、进行交易版权、探讨全球出版业发展动向展开深度的交流与研讨的平台，是作家作品走出国门参与交流并获得关注的重要途径。总体来说，在这3种出版途径中，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主要依赖的还是国内本土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翻译目前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占有非常小的比例。比起国外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西方读者更倾向于阅读“自己人”参与出版销售的作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途径较单一，中外合作不多，主要是本土出版社。因此应该加强合作，加强中外出版机构多渠道合作：版权贸易、图书贸易、合作出版、数字出版物、国外办出版社等等；加强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拍摄。
三、古典文学小说译介模式的弊端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虽然一直致力于走出去，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翻译策略不合理：翻译的译者大多数为本土译者，但他们将中文翻译成第二外语时，就会遇到很多问题。译者对英语的精通程度与母语相差很远，翻译时很难确保译文的准确性，甚至与原文的作品风格有很大的出入。译者要尽量避免对原文做太大的改动，尊重原著的文化语境。
2.选材不当：中外文学的语境不同，部分译本无法被国外读者所接受，自然也不会关注中国文学。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到意识形态、文化素养以及阅读兴趣的差异，不能纯粹地追求译出的数量。
3.销售渠道单一：通过文学译介的译本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读者对译本的误读会影响在国外的广泛传播。多数译本的出版发行方式是比较单一的，以熊猫丛书为例，他们选择在国内出版并通过国内的销售商在国际书店进行推广，没有选择国外的商业出版社，这就很难了解和把握其销售市场，大大降低了译本的竞争力。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译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还要考虑传播过程中涉及的众多因素。文学译介不仅仅是语种的转换，它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交际行为。其次，要充分认识译介现状，翻译时不能只是埋头翻译，更应对传播状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再次，要多渠道销售译本，中国古典文学完全走出去不能只依靠自己，可以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进行合作。政府和研究者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开辟新的图书译介模式与销售渠道，先在中国出版社出版再通过国外书店推介的方式固然不如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由于国外出版社更能准确了解和把握读者市场，译本可以充分利用成熟的销售渠道进行推广。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的译介模式，才能把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宣扬出去。译介模式的成败，体现在读者能够顺畅的拿到译本。国家应不遗余力地对译介活动给予支持，但是通过外文局图书推广渠道的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学就不能完全走向世界，《牡丹亭》的推介以及“熊猫丛书”的失败都印证了这个模式的不合理性。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要大胆实行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国外文化系统的诸多因素。要积极与本土的文化机构出版机构合作，选择正确的译介模式，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和销售资源，让中国古典文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参考文献：
〔1〕Mcdougall,Bonnie.TranslationZonesinModernChina[M].NewYork:CambriaPress,2011.
〔2〕鲍晓英.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3，（5）：43-45.
〔3〕胡安江.文本旅行与翻译变异———论加里斯奈德对寒山诗的创造性“误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6）：63-68.
第5篇：古典贸易理论范文
关键词:要素流动；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机理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进行分析能够了解到，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经济呈现着各国独立发展的状态。在世界市场形成之前，区域贸易出现在了世界经济之中。但是各个贸易区之间并没有联系，一直到航海技术以及科技革命后，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逐渐体现。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跨国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更加紧密，推动了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数量增加和规模增大使得直接投资(FDI)的流入量也不断增加。笔者经过分析发现，随着跨国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直接投资波动幅度明显加快。受到投资本身特性的影响，以及其波动与跨国公司数量的关系密切，所以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活跃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整体的趋势进行分析能够发现，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比国际贸易要快，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现阶段，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入量显著提升，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可以说，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吸引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就目前的发展形式来说，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国际直接投资，已经完成了国际贸易为主要特征的转变。这使得对世界经济增长受到要素流动影响进行重新的分析更加重要。
二、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要素观的应用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为经济体的想差异性和真实收入随时间增加而增加的原因。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广大经济研究学者探讨的重点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增长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由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机理会随着世界经济运行特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所以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都成为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斯密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动力则来自于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工人由于分工的不同，进行专业化的操作也有所不同。通过工人的反复操作，提升了物品的产量。在不同的工艺制造中，进行有效的劳动分工，能够使得劳动生产力得到成倍的增长。同理，在不同的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尽相同，使得国际分工产生。不同的国家专门进行某一种专长的业务操作，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生产率，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索洛和斯旺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的。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假设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的是价格机制。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指出，资本与劳动可以互相替代、规模报酬不变以及技术的进步是外生的。结合道格拉斯函数能够得出：第一，经济最终总会趋向均衡增长。第二，短期的经济增长受到储蓄率变动的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由技术的发展情况所决定。第三，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可能会存在趋同。在内生增长理论中，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都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该理论中假设了人力的投资、资本积累知识外溢会影响技术的进步，对其产生推动的作用。所以，能够实现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相比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要素有了更多的要求。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不仅需要要素的量变，还要求着要素的质变。
三、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分析
(一)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分析
人均实际产出持续的、稳定的增长就是经济增长。在目前跨国公司的数量以及直接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为：要素流动有效提升了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在实际的生产中，有多种的要素相互配合、共同组成了生产过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中，包含着技术、资金、管理等等要素，可以统称为资本K。所以，要素流动的过程可以由资本流动的过程进行直接的体现。为了分析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可以进行如下假设：在生产过程中，只包含着资本K以及劳动力(可以用字母L进行代替)。这就意味着，资本K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就是要素的流动。对于资本K的流入国来说，新流入的资本结合学习效应，能够完成对L的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资本K与新的L相结合，在保证了原有生产效率的基础上，由于科技含量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原有的边际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升。对于资本K的流出国来说，剩余K的边际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使得L逐渐转移到资本部门，有利于新的资本K的生成。由此能够得出，要素流动对于两个国家的要素边际生产效率都有所提升。可以说，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就是要素的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
(二)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中观效应分析
1.对国家要素结构的影响。在国家的要素构成中，各种要素之间的比例就是国家要素结构，这种结构主要是由该国家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国家要素结构中，各个要素的比例以及要素的总量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在国际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下，要素的流动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尽心更直接投资。由于经济增长会使得要素以及要素结构得到更新，所以要素的差异是无法消除的。这就会使国家的要素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结合直接投资的调整形成新的国家要素结构。例如，在发达国家相互投资时，由于国家之间的需求结构有着一定的差异性，所以更好的刺激了相互投资。2.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构主义认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产业结构也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的调整。不同的要素结构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改变也影响着经济的增长，所以，要素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进行的。可以说，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相互推进的。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规划时，除了要对该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考量，还要将要素结构纳进考虑的范畴。在要素流动后，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升级。对于要素的流入国来说，因为流入了高端要素，所以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都得到了优化；对于要素的流出国来说，资源不断的流向高端的产业，实现了产业的升级。
(三)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分析
当要素没有进行流动时，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为要素禀赋。其中，国家先天拥有的各类生产要素的总和就是要素禀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素在多个国家之间流动，且流动的速度更加迅速，这就使得国家的要素结构发生了变化。除了要素禀赋，国家要素结构也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在要素流动后，会给相关国家的要素结构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国家的要素种类、结构以及数量都发生了变化；第二，由于补充了缺少的要素，所以由该要素构成的生产活动被有效的激发出来。简单来说，就是要素流动激发了闲置生产要素。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要素流动，不仅能够激发闲置劳动力，还能够激发闲置资本，对于世界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从长期的发展来看，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决定了经济的发展。供给的增加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也使得生产可能性曲线得到了扩张。所以说，要素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为闲置生产要素的激发。综上所述，由于跨国公司以及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世界范围内的要素流动范围增加、速度加快。对于世界经济增长来说，要素流动是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实现了要素边际生产效率的提升。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要素流动对于全球要素配置进行了调整与改变，完成了生产要素的重新布局。从宏观角度来看，要素流动完成了对闲置生产要素的激发，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孙颖.关于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6(15)
[2]薛安伟.要素流动视角下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