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精选(九篇)

第1篇：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

论文摘要：文章指出：在当代，我们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认识当代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从而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认清社会主义的特征，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比人类历史上以往一切社会形态都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列宁曾经说过：“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长出来的。”因此，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优越，主要表现在它的特征上。这些特征有：

1．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基本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有步骤地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此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劳动者世世代代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所以，《共产党宣言》概括说，共产党人的一切理论，归结成一句话，即“消灭私有制。”

2．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实质，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当然，社会主义同样也承认社会主义成员在某种程度范围内的收入差别，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其他正当手段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全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老是贫穷就站不住脚。

3．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这是由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中，由于各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状况不同，因此，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有步骤地用按劳分配代替一切体现剥削关系的分配制度。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的，按劳分配也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但这不是阶级与剥削的差别。

4．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要发挥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是要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要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程中，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改变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5．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社会的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过去的劳动支配现在的劳动，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工人过去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就是指工人的劳动变成了异己的、反对工人自己的力量、受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支配和奴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直接结合在一起的，是现在的劳动支配过去的劳动，劳动者有权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社会主义的积累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建设，以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能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6．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劳动者之间形成了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关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共同奋斗、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远大理想和精神风尚，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也不可能有。只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大多数人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一、必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实践证明，贯彻落实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本保证。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可靠的物质前提。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首先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取得胜利的。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是建立在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可能长期处在落后的生产力之中，而必须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生产力发展的步伐，不断增强国民经济。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要做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就必须认识到社会制度是一定社会形态质的规定性，它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同样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方面。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等等。新中国成立6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好的，是不能改变的;具体制度即体制有不完善的地方，可以也应该在改革中进行调整。改革具体制度，并不是改变基本制度，而是调整体制和基本制度之间的矛盾，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建立更加适应基本制度需要的新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巩固和完善基本制度。

当然，我们要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但经过60年的努力和奋斗，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初步而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善和缺乏经验，在此过程中也出现过某些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发展也未能取得更大的应有的成效。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理论指导和历史根源来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的认识和判断存在失误。二是多年来对我国基本国情缺乏科学的认识，以致对社会主义理解带有片面性。因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样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使社会主义制度深得人心。

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两项原则。他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还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改革有确定的、不容混淆的历史内容。我们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必须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任何否认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把改革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改革开放才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顺利向前推进;否则，改革开放就会步人歧途，在执行改革开放方针时，我们时刻不能忘记这一点。

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就要求我们应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和共同富裕的原则。首先即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有个体和私有经济存在和适当发展的情况下，也必须确保公有制的主导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年轻，公有制还不够发达，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我们把纯粹的公有制变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其中，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它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作用。我们既要允许和鼓励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积极引导它们发展，同时，又要限制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实行经济调控的物质基础。对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国家要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要通过深化内部改革，改善经营管理，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和主导作用。但是，绝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突破公有制为主体，如果突破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被挖掉了。其次，必须坚持在按劳分配基础上的共同富裕，现在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富裕，一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少数人的富裕，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即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贫困破产。另一种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社会要保证社会成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近几年，我国出现了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现象，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期间，在流通领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暴发户，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党中央已经下定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反对腐败，惩治“官倒”，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第l4页)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确保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离开了它，共同富裕就成了空想。

总之，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即生产力标准，也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即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个原则。绝不应有任何偏废。否则，不仅生产力不能持续、稳定发展，长此以往，还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第2篇：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青少年    犯罪    政治原因    经济原因    主观原因

近些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已经日益成为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的严重社会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九年，青少年犯罪只占整个刑事犯罪的百分之二十。但是，一九七九年以来，不断上升，保持在百分之七十左右，一九八六年青少年犯罪占同龄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占刑事犯罪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五，一九八七年则达到百分之七十六点八。一九九O年全国青少年犯罪总人数为八十二万，二OOO年至今青少年犯罪人数更是一路攀升。这些触目惊心得数据，向责无旁贷的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研究课题。对此，我国学术界众说纷纭，著述甚丰。在此，笔者仅就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谈谈自己的窥管之见。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都有自己的原因。我国青少年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也有自己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在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社会原因，又有个人原因；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既有阶级原因，又有经济原因。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宗教、道德、家庭等诸方面，而又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认为，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我国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政治原因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犯罪是阶级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存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而产生，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而且它最终也必将随着阶级、国家的消亡而消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内阶级结构的根本变化，不仅不会产生犯罪，而且为我国预防、减少乃至最终消灭犯罪提供了根本保证。当前，在我国存在青少年犯罪是有其社会政治原因的。

1、国内剥削阶级残余及其思想的存在和影响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但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和“特殊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他们不甘心自己失去的“天堂”，除自己伺机直接进行犯罪活动外，还采取各种卑劣的伎俩，腐蚀、教唆青少年进行犯罪活动，与我们争夺青少年，以李洪志为首的“法轮功”分子，披着宗教的外衣，造谣惑众，迷惑人心，聚众围攻中南海和天安门广场自焚，企图推翻人民共和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新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对此，我们必须时刻高度重视和提高警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落后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残余，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它还会长期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①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的残余思想还有一定的土壤和广阔的市场，它会长时期继续毒害和腐蚀我国青少年的灵魂，拉拢、引诱他们进行犯罪活动。当前，资产阶级惟利是图、损人利己、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主义等腐朽思想的泛滥，是我国青少年产生抢劫、盗窃、诈骗、流氓、强奸等财产型犯罪和性犯罪的直接原因。

2、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社会上种种消极丑恶现象的存在和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国际交往、经贸往来、文化艺术交流的发展，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扩大，西方资产阶级的种种消极丑恶现象同时也纷至沓来，这对我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着很坏的影响。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消极丑恶现象无疑是 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又一催化剂。

十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影视事业在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是有些官办和民办影视厅为了提高经济效益，经常贴出一些诸如“香港风流刺激动作片”“当代性科学教育”等广告，引诱广大青少年，放映一些低级下流甚至淫秽的影片，加之录像机、影碟机进入现代家庭，家庭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一些淫秽影片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有些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灵魂被腐蚀，从追求、寻求色情刺激，乱搞男女关系，发展到走上犯罪的道路。

前些年，我国文化市场的混乱，文学的苍白，各类非法出版物充溢市场，这对我国青少年的毒害更深。有的青少年对文化知识不感兴趣，头脑空虚，却对非法出版物爱不释手，传阅、抄录淫秽书刊，并仿效“试验”；有的青少年对武侠、艳史之类带有封建主义、格调低下的街头文学和厕所文学很感兴趣，整日游荡社会，结伙逞凶、抢劫、盗窃，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计算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并且进入了家庭，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互联网的出现，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小小“地球村”，人们之间的交流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无时不在，无时不有，给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提供了便捷的条件。与此同时，网吧、游戏厅的纷纷建立，网上聊天和信息的交流，使青少年思想更加活跃，尤其充斥其中的色情、暴力影片和游戏，鱼目混杂，在“禁止中小学生入内”的幌子下，受经济利益驱使，惟利是图，向广大社会青少年昼夜开放，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有些青少年在网上盲目交友，相互间宣泄心中的苦闷与困惑，甚至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第3篇：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

这篇初三历册知识点期末备考提纲的文章，是

第十课 资本主义的曙光一、文艺复兴：1、意大利最早出现文艺复兴的原因：①14世纪前后，地中海区域是欧洲贸易最繁荣的地区；（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在意大利产生）②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产生；③意大利资产阶级要求宣传自己的思想观念。2、指导思想：人文主义即以人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追求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幸福。3、方式：弘扬古希腊、罗马文化，反对教会宣扬的反复说教，发起一场崭新的、促使人们思想解放的文化运动。4、实质：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是一场宣传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5、文艺复兴的人物：A.但丁（意）诗人，文艺复兴的先驱人物，代表作《神曲》，“旧时代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B.达芬奇（意）画家，代表作《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C. （拓展）： 15、16世纪，莎士比亚，英国，代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D．（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成就）：波兰的哥白尼，意大利的布鲁诺、伽利略，德意志的开普勒等，否定了教会维护的“地球中心说”。6、意义：文艺复兴推动了欧洲文化思想领域的繁荣，为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二、新航路的开辟：15~16世纪1、原因： 15世纪，追求财富的欧洲人梦想去东方发财，开始探寻前往东方的航路。马可·波罗行纪使人们坚定了决心。（经济根源）13、14世纪欧洲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根源）整个西方社会的人们疯狂地追求财富；（思想根源）《马可·波罗行纪》刺激了西欧人对东方的向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促进。（商业危机）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直接原因）2、条件：人们相信地球是圆的（哥伦布），造船技术和指南针的运用等。3、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最早进行新航路的开辟：①两国都是地处大西洋沿岸，便于海上探险；（从威尼斯、热那亚人那里学到了丰富的航海技术） ②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有政府支持4、过程：①1487年，迪亚士（葡）到达好望角②1497~1498年，达·伽马（葡）到达印度，满载而归③1492年，哥伦布（意，受西班牙王室资助）到达美洲，始终相信自己到达印度，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认为此处是新大陆，遂以他的名字命名，即美洲）④1519~1522年，麦哲伦（葡，受西班牙王室资助）环球航行。5、意义：①新航路开辟后，从欧洲到亚洲、美洲和非洲等地的交通往来日益密切，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②欧洲大西洋沿岸工商业经济繁荣起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经济中心开始从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大西洋地区）6、与郑和下西洋的比较：①时间：1405~1433，比新航路的开辟早了半个世纪②规模：每次2万多人，200多艘船；新航路开辟最多百人，十几条船。③结果和影响：加强经济文化联系，增进友谊，扩大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后者开辟了新航路，对东方弱小国家开始殖民侵略，是东方从属西方。第十一课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第十二课美国诞生第十三课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根本原因：17世纪查理一世的封建专制统治严重阻碍了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2、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① 新航路开辟后，欧洲的主要商道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② 英国人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拓展对外贸易，进行殖民掠夺。③ 农场手工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场和牧场。④资产阶级的组成：①工厂主、商人、银行家和农场主等②新贵族（保留贵族头衔，从事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的经济活动）3、导火线：（1639年）苏格兰人民起义4、革命过程（1）新议会的召开：1640年，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2）内战的爆发： 1642年查理一世挑起内战（马斯顿荒原战役1644年）（纳西比战役1645年，议会军击溃王军主力，最的一次战役也是革命期间的转折性战役）（3）处死国王：1649年1月，查理一世。（4）克伦威尔的统治：1649成为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1653~1658）就任护国主，建立护国主政府。（5）封建统治复辟：1660年，查理二世上台。（6）1688年宫廷政变：玛丽，荷兰执政者威廉被立为新的国王，詹姆士二世众叛亲离外逃。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胜利结束。（7）1689年《权利法案》：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政权确立《权利法案》的内容：1）不经意会批准，国王不能征税；2）也不能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3）国王不能随意废除法律，也不能停止法律的执行。5、意义（1）国内意义：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革命*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为英国随后的的工业革命奠定了政治基础。（2）国际意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一次重大胜利，揭开了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序幕）因此它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6、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①复杂性，曲折性 ②宗教色彩 ③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政权二、美国的诞生：1、美国独立战争1）原因1、（根本原因）英国殖民统治严重阻碍北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①英属13个殖民地的建立（1620年9月23日“五月花”号，来到马萨诸塞）②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主要是英国移民、还有黑人等）③北美经济：a北部资本主义工商业 b中部产粮食 c南部种植园经济④英殖民压迫和北美人民的反抗2、（社会原因）美利坚民族形成后，要求摆脱英殖民统治而独立。3、（导火线）波士顿倾茶事件：1773年，标志着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经过（1、来克星顿枪声：1775年4月。标志美国独立战争的开始。（爆发）（2、大陆会议召开：①组建军队战斗②华盛顿为总司令（建军）（3、《独立宣言》：1776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建国）（内容：宣布一切人生而平等，人民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等不可转让的权力。同时宣告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了）（4、萨拉托加大捷：1777年，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赢得了法国等国支持，增强了必胜的信念。（转折）（5、约克镇战役：1781年。英军投降。（胜利）（6、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言和）3）意义和特点（1意义：①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确立了比较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意义） ②对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起了推动作用。（国际意义） （2特点：①它既是一次民族解放运动，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②建立了相对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③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④人民性，艰苦性，正义性）2、1878年美国宪法1、1787年的宪法：确立了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特点：具有民主进步性，也有其局限性保守性。 ①总统：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享有行政权 ②国会：享有立法权 ③法院：享有司法权。华盛顿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1、法国大革命1）原因：（根本原因）法国（路易十六）的封建专制统治严重阻碍了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治原因）封建等级制度森严，人民怨声载道。（经济原因）财政危机（导火索）三级会议的召开1789年2）经过：（1攻占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2《人权宣言》：1789年 a宣称人们生来自由，权利平等 b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3法国废除君主制度；成立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处死路易十六：1793年1月。（4雅各宾派统治：罗伯斯庇尔a颁布土地法令 b颁布限价法令 c严惩反动分子等（5法国大革命高潮结束：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等在政变中被送上断头台（热月政变）。3）历史意义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统治，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4）特点：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规模、最彻底、最激烈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2、拿破仑帝国1）拿破仑（1769~1821）的崛起：生于科比嘉岛①1793年土伦战役，24岁的他显示了军事才能，声誉鹊起，随后成为法国军队中最有影响力的将军。 ②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夺取政权。③1804年：加冕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2）实行政策①（对内）巩固资产阶级统治，颁布《法典》②（对外）5次打败欧洲反法同盟，乘胜扩大了法国的疆域，控制了欧洲的很多地方。3）对外战争：既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也损害了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的利益，激起了反抗。其战争性质：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也具有侵略的性质；既具有争霸的性质又具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进步性。①1812年：远征俄罗斯失利，元气大伤。为拿破仑帝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②1814年：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封建王朝复辟；③1815年：百日王朝。率700士兵回国，重登皇位。滑铁卢战役失利，被流放到大西洋小岛圣赫勒拿岛。4、拿破仑事业成功的原因：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就所谓①当时的形势是资产阶级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维护其既得利益（时势造英雄） ②拿破仑个人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恰恰具备了充任这个角色的你能力（英雄造时势）第十四课 “蒸汽时代”的到来一、英国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1、概念：是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化大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飞跃。既是生产领域的大变革，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大革命。2、前提：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3、条件：①雄厚资本 ②充足劳动力 ③丰富资源和原料 ④积累生产经验工业革命出现的直接原因：海外市场的急剧扩大（18世纪英国成为世界上大、占有殖民地最多的国家）。4、工业革命的开始：（棉纺织业）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机。（飞梭的发明）5、连锁反应：①1785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②交通运输业：a水路：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发明汽船b陆路：英国人史蒂芬孙发明火车机车。1825年“旅行者号”试车成功。6、扩展：1840年前后，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此后，法国、美国等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7、影响：1）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使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2）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政治）3）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建立其对世界的统治，世界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 （世界格局的变化）第十七课 国际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一、英国宪章运动（1837-1848年）1、背景：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不满现状，起来斗争。2、情况：《人民宪章》，要求取得普选权，最终失败。3、特点：世界上第一次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诞生背景：①（历史条件）：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益暴露，一些思想家开始探索改造社会的方法。 ②（阶级基础）：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的兴起③（思想来源）：19世纪人类先进思想文化成果2、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3、诞生标志：《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经历：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合作共创理论。1848年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共产主义同盟起草《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分析了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客观规律，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获得自己的解放而斗争。4、诞生的意义：从此，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三、巴黎公社1、背景：①1870.7，普法战争，法国战败。②1871年3月18日，政府军队与国民自卫军发生冲突，工人起义爆发。2、情况：①1871.5.21~5.28，“五月流血周”。②5.27日，大约二百名公社战士在贝尔-拉雪兹公墓战斗，最终壮烈牺牲。3、意义：①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公社战士在强大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②《国际歌》：欧仁·鲍狄埃创作歌词，狄盖特谱曲。（巴黎公社的精神是永存的）第十八课 美国南北战争第十九课俄国、日本的历史转折一、美国南北战争1、原因1）19世纪早期，美国独立后领土扩张。（政治原因）2）工业革命的开展促进了南北经济——北方资本主义工业和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发展。（经济原因）3）两种不同经济制度矛盾的尖锐：奴隶制的废存。（根本原因：矛盾焦点）4）林肯上台：1861.3（导火线）2、经过1)战争的开始：1861.4，南方挑起战争，建立“南部联盟”。2)战局的扭转：林肯颁布《宅地法》；1862.9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规定从1863年元旦期，废除叛乱各州的奴隶制，并允许奴隶作为自由人参加北方军队。3)战争的结束：1865年4月，北方军队攻占“南部联盟”“首都”里士满，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告终，美国的统一最终得到维护。3、意义、特点1）意义：南北战争是美国历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经过这场战争，美国（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度，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大障碍，为以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作用）。2）特点：这既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又是一场黑人奴隶的解放运动。4、北方能赢的原因（课后活动与探究）1）物质力量的对比有利北方2）废除奴隶制是北方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北方具有正义性，因此人心向背有利北方。3）林肯及时颁布了《宅地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成为扭转战局的重要因素。4）南方奴隶积极参军。二、俄国1861年改革：亚历山大二世1、原因：①背景（16世纪中期，俄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盛行农奴制）②根本原因：封建农奴制严重阻碍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4篇：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

一、中世纪末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出现的背景？

1．垦殖运动的开展；2、庄园的衰落和瓦解（表现：农奴用货币购买劳逸豁免权；缴纳迁徙水税摆脱领主束缚）

二、中世纪末的租地农场怎么出现的？

1）领主通过转让、联姻等方式集中土地2）领主出租领地，不再参与生产管理3）富农通过购买、承租等方式集中土地，建立租地农场4）富农雇佣少地或无地农民用新方式生产，向市场出售产品

三、中世纪末手工业方面的发展有何新变化？

1）脱离农业，为市场生产2）细化，小作坊发展3）农村出现分散的手工工场，后来分散趋于集中

四、中世纪末租地农场和手工工场发展的影响有哪些？

土地关系的变化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组织逐渐资本主义化，开始改变中世纪社会的整体面貌。

五、中世纪末出现的富农和市民分别由什么人组成？富农：农民、骑士、乡绅；市民：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六、中世纪末欧洲商人与雇佣工人的关系是什么？

①商人向雇佣工人提供原料②商人向雇佣工人提供生产工具③工人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④商人与工人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七、11世纪以后，农奴和领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农奴可以用货币购买劳役豁免权，不再为领主提供劳役，以此获得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支配；也可通过缴纳迁徙税获得离开庄园、摆脱领主人身束缚的机会。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越来越弱，农奴的人身自由大大增强。

八、租地农场有何特征？

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为市场而生产，2、一定规模的雇佣劳动经营。

租地农场有了雇主、雇工的不同，便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关系。

九、文艺复兴发生的背景

1、14世纪中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工商业有了一定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2、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对教会不满，要求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生活哲学，他们提倡发扬人的个性……

十、文艺复兴首先兴起于意大利的原因是什么？

1、经济原因：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2、阶级原因：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

3、思想原因：教会和神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4、文化原因：意大利较多的保留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

十一、文艺复兴运动的时间、性质和影响分别是什么？

时间：14-17世纪，性质：反对“神权至上”提倡人文主义的新文化运动

影响：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涌现出许多文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他们推动了欧洲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为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十二、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

但丁（意）《神曲》；达芬奇（意）《蒙娜丽莎》；莎士比亚（英）《罗密欧与朱丽叶》

十三、新航路开辟的原因是什么

欧洲市场需求扩大，商品经济日益发达，欧洲人渴求开拓新市场；2、来自东方的丝绸、香料、瓷器、黄金在市场上极受欢

3、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人们对东方的向往；4、15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东西方贸易要道

十四、新航路开辟的条件

地圆学说的流行；2、指南针的传入，罗盘导航开始；3、欧洲造船术的突破；4、王室支持

十五、评价哥伦布的航海活动

给印第安人带去巨大灾难；打破美洲大陆长期与世隔绝的状态，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程。

十六、四位航海家支持国、取得成就的时间、及主要贡献

迪亚士（1487-1488葡）发现好望角；哥伦布（1492西）发现美洲新大陆；达伽马（1497-1498葡）抵达印度；

麦哲伦（1519-1522西）第一位横渡太平洋的欧洲人，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证明了地圆学说

十七、新航路开辟的世界意义（影响）

欧亚非美建立了直接商业联系，来往日益密切，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世界观念逐步确立

欧洲大西洋沿岸工商业繁荣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欧洲开辟殖民扩张道路，造成亚非拉贫穷落后

十八、16世纪英国进行殖民扩张的原因、条件

原因：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英国手工业尤其是毛纺织业迅速发展，需要开拓海外市场；2、英国位于海上要冲，打破西班牙霸权才能走向海外

条件：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成为海上霸主，开始向海外扩张

十九、评价三角贸易（三角贸易的影响）

非洲：丧失精壮劳动力，造成非洲文明衰落，经济落后；欧洲：带来巨额利润，加速资本原始积累，推动工业革命的开展

美洲：黑人劳动力为美洲开发做出了贡献，促进了美种植园经济发展

第5篇：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社会形态 人的本质 经济形态 有制形态 两种生产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9-0005-12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哲学论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中以人的本质理论对人类历史作了三阶段的划分：

人的本质的形成――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人的复归）。

这一表述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表述表面上相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传统理论据此认为：这一概括是“思辨的，抽象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它仍“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范畴”。[1] （P248） 传统理论未能理解两者的区别：费尔巴哈对人和对象世界是“直观”的理解――他把它们理解为“感性的对象”；而马克思对人和对象世界是“实践”的理解――他把它们理解为“感性的活动”。这一区别是根本性的原则区别：在前者的视域中，人与对象世界是既成的，是无历史维度的存在；而在后者的视域中，人与对象世界是在感性活动即实践中生成的，是历史性的发展着的存在。这一基本原则的确立，马克思把唯物主义由费尔巴哈的直观形态推进到实践形态。

“巴黎手稿”批判地改造了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劳动观，通过对现实的异化劳动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劳动的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巴黎手稿”以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劳动范畴界说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人和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历史。[2] （P252-253、254）

“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在费尔巴哈那里，是非历史的生物学意义的“类本质”的抽象的逻辑展开；而在马克思这里，则是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人的感性活动――劳动的现实的逻辑展开，即“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劳动――劳动的异化――劳动异化的扬弃这一现实的历史逻辑的展开。所以后者并不是“处于”前者的历史观范畴，而是对前者实现了革命的变革。

“巴黎手稿”进而“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3] （P102） 论证了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人的自我异化，论证了私有财产制的暂时性，论证了向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复归的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3] （P120）

共产主义的本体根据就在于：“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3] （P117） 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与异化世界相对立的彼岸世界，而是对私有财产的异化世界的扬弃。私有财产的异化世界本身的劳动与资本对立的矛盾运动构成它的否定性基础，它在完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的同时，也为这种非人化的否定准备了条件。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积极的，它只是消除其异化形式，使之重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因而它“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刘丕坤译本译为“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更为确切）。[4] （P73）

“巴黎手稿”以对劳动的展开过程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的统一的把握，揭示了社会所有制形态演进的规律：

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私有制的“异化的社会”――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复归。

传统理论对“巴黎手稿”这一概括的一个根本性的批评是：“真正人的社会”是“先验的理想状态的预设”，因而它是“一种深层的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5] （P219） 从表面看，似是如此。因为马克思这时并不具有对原始社会作实证研究的条件。但这一批评实际上并不能成立，因为它并未把握马克思对历史思考和研究的辩证方法。“真正人的社会”并非是先验的设想，而是对现实的“异化的社会”的异化本质深刻批判基础上的抽象。“巴黎手稿”创作之前，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对自己的哲学思维的特点作过这样的说明：“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6] （P416） 这一方法固然是对未来社会而言：它说的是在对异化社会特别是其最后一个形式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发现未来的新世界――共产主义；但这一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对“异化的社会”之前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发现。两者都是由已知探索未知。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可以抽象出人的本真的劳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对“异化的社会”的人的异化的社会联系的批判中可以抽象出“真正人的社会”的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马克思在与“巴黎手稿”的内容相衔接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对“真正人的社会”的基本特点作的概括，是合乎对“异化的社会”批判的逻辑的抽象。① 这是一个从实然到本然再到应然的辩证思维过程。[2] （P271）

“巴黎手稿”的这一论证，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确立了本体根据和基本方法论。其深刻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在包含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人类学研究基础上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新概括，是与之对应的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原生社会回复的再生社会的“三形态”。两者的关系是：前者为后者提供哲学基础，后者为前者提供科学论证。

二、由哲学转向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

“巴黎手稿”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哲学论证是深刻的，但这一规律的研究不能停留于哲学。对现实社会运动规律的把握和揭示，还有待在“巴黎手稿”确立的“三形态”的方法论的指导下，由历史哲学转向历史科学。这一转向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开始的。

《形态》由对劳动分化即分工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异化劳动的起源，揭示了异化劳动包含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揭示了“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7] （P26）《形态》的这一研究，由历史哲学的人的本质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形上论证，进入历史科学的对社会的现实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形态》依据分工发展的规律，论述了所有制社会形态的演化：“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

传统理论把这一概括看作是“五形态论”的根据，认为“关于五种社会形态，马克思最早是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论证的”。[8] （P46） 这一理解与《形态》概括的原意有原则性的出入。

第一，《形态》概括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原始社会的不确切的表述”。《形态》研究的是：分工出现之后有几个与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应的所有制社会形态依次向资本主义演进。“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对应于奴隶制所有制、封建制所有制，因为前两者与后两者就其包含的私有制对抗性的实质内容而言，是一致的。但“部落所有制”则绝不能理解为与原始社会的所有制相对应。这是因为：原始社会的所有制是个体与群体统一的没有分工的原始共同体的公有制，而“部落所有制”则是与分工形成后的第一个阶段相应的所有制，即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的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公私两重性的所有制。

并非如“五形态论”所理解的那样：资本主义之前只有奴隶制与封建制这两种私有制对抗形式。此前还有第三种私有制对抗形式，这就是奴隶制由以产生的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公私两重性的“部落所有制”。这一点，马克思分析得很清楚：“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7] （P73） 这就是说，分工的形成即是私有制的起源，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是私有制的不同形式。作为分工发展的第一阶段――“部落所有制”，是由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阶段，它虽非完全的私有制，尚具有公私两重性，但它已包含私有制，因而它不属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的非对抗性社会生产形式，而属向私有制社会演进的对抗性社会生产形式。

所以，《形态》论证的“五形态”的演进，不能依据“五形态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演进来理解，而应依据“巴黎手稿”的“三形态”的划分来理解：作为分工发展不同阶段的前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发达私有制社会形态和发达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对应于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异化的社会”，消灭分工的共产主义对应于扬弃异化劳动的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复归。在《形态》的社会形态的概括中没有对应于“巴黎手稿”的“三形态”划分中的第一形态“真正人的社会”的原始社会。其原因是：当时尚无可供研究的原始社会的实证材料。“巴黎手稿”对异化之前的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的概括，是基于对“异化的社会”的异化劳动的深刻研究对之作出的哲学的逻辑把握，以为论证私有制的暂时性，论证向社会的人复归的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提供逻辑起点。《形态》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研究由历史哲学转入历史科学，因而它对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的研究只能有待于原始社会实证材料的发现。《形态》依据历史条件提供的可能，给自己确定的任务是：探讨分工的发展规律如何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所以，它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前史的研究仅追溯到分工形成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部落所有制”，而未进一步追溯到尚无分工的原始公有制。

第二，《形态》对所有制社会形态演进的概括，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概括。在《形态》创作前后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尚限于西欧范围。1843年6―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主要研究了英、法等西欧国家的封建政治史，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了“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8月，马克思先后在巴黎、布鲁塞尔、曼彻斯特主要研究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作了“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这时，马克思对所有制社会形态及其演进规律的研究，依据的是西欧的历史。因而《形态》概括的“五形态”只是反映西欧这一世界局部地区历史发展的规律。当时以及后来马克思都无意要把这个概括作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概括。《形态》概括的“五形态”，不是“五形态论”所指认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而是与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应的前资本主义的三种对抗性所有制形式向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资本主义所有制演进，而后再向扬弃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共产主义演进；不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概括，而是世界局部地区――西欧历史发展规律的概括。但这一局部规律的概括具有世界史意义：因为世界历史正是从西欧的历史发展中产生的。

《形态》还进一步深化对这一规律的研究：它进而把前资本主义三种所有制形式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概括为“自然产生的所有制形式”与“文明创造的所有制形式”两大形态，并具体论述了两者的区别：前一大形态，其前提是“各个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的、部落的或者甚至是地区的联系而结合在一起”；后一大形态，其前提则是“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仅限于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来统治非所有者；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7] （P72） 扬弃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为第三大形态，“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7] （P75）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黎手稿”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对共产主义的哲学论证，如何转化为基于分工和交往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证，而前者正是后者的哲学基础。

《形态》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它的“五形态”概括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概括提供基础；它的“三形态”概括则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交换社会形态的“三形态论”提供基础。

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社会形态理论：交换社会形态的“三形态论”和所有制社会形态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

传统理论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片面强调所有制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个别劳动的占有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轻视乃至否定交换即个别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的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致马克思从交换的角度揭示的交换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理论根本不在它的视野中。

1980年代以来，学界十分重视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伦敦手稿”）这一交换社会形态“三形态”概括的研究：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9] （P104）

学界对这段概括的流行见解是：第一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即自然经济社会形态，与之对应的是包括原始社会在内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第二大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之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即产品经济社会形态，与之对应的是扬弃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解似是正确的，但其实并不合理：它的划分与“巴黎手稿”的三大形态的划分不对应，因而也与马克思晚年在给查苏利奇复信信稿中的三大形态的划分不对应（后者是对前者的科学论证，这一点第五节再论）。

按“巴黎手稿”和“晚年信稿”的三大形态的划分，原始社会是第一大形态，即“真正人的社会”或原生形态；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与资本主义是第二大形态，即“异化的社会”或次生形态。而据上述对“伦敦手稿”的“三形态”概括的理解，则原始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为第一大形态，而资本主义单独为第二大形态。前一划分合理，还是后一划分合理？自然是前一划分合理。

后一划分的问题在于：它误把原始社会也列入“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其实，按马克思这段论述的原意，“人的依赖关系”这第一大社会形态并不包括原始社会。我们应当注意：上述引文并未引完整，“人的依赖关系”之前还有一段总起的话：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9] （P104）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这是揭示私有制对抗性社会形态的共同特征：人与物的关系支配人与人的关系，人占有物就能够支配、占有他人的劳动。在这一论断之后概括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自然就是向资本主义演进的几个私有制对抗性形式的所有制社会形态，不可能包括非对抗性形式的公有制的原始社会――因为原始社会不存在“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

第一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与第二大社会形态“物的依赖关系”的区别是形式的、现象的，而非内容的、本质的。两者都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支配人与人的关系，区别只是在于：前者人对物的占有是实物形态，后者人对物的占有是抽象形态即货币形态；前者人对物的依赖以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表现――以人对地域共同体的依赖关系表现，后者人对物的依赖则以物化的普遍形式表现。

但“伦敦手稿”以这一区别划分“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关系”为两大形态有重要意义：它揭示了具有普遍制约性的物化的经济关系取代以血缘关系、宗法关系、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域性经济关系的必然性，揭示了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必然性，论证了由自然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的中介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性。

流行见解之所以误把原始社会也列入“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其原因是它未能注意“自然形成的社会”。① 即自然形态的社会与自然经济的社会的区别：前者人与人、人与物直接联系、天然统一；后者人与人、人与物则由分化转向对立。人与人、人与物的统一决定了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劳动以人为目的的产品经济（生产并未以交换价值为使用价值的尺度），而非劳动以物为目的的自然经济（以交换价值为使用价值的尺度的生产已逐步形成和发展）。因此，原始社会的自然形态的经济的特征，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支配人与物的关系的血缘共同体基础上的具有“原始的丰富”的自由个性，而非建立在人与物的关系支配人与人的关系的地域共同体基础上的“人的依赖关系”。②

“伦敦手稿”概括的第一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并不包括原始社会，所以它的“三形态”的概括与“巴黎手稿”的“三形态”的概括也是对应的：前者的第一、第二形态是后者的第二形态中的两形态。“伦敦手稿”对社会形态理论的贡献，不仅从交换角度作出了“三形态”的概括，并对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作出了“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关系”的区分；而且从所有制角度进一步对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进作出了东西方双线发展的概括。

在对印度和俄国的农村公社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伦敦手稿”确定：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9] （P44） 它构成从公有制的原生社会向私有制的次生社会转变的序列的起点，是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中介――它本身以公有制为主导但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因而具有公私两重性。这个过渡蕴涵着往后发展的不同的可能性。

这往后发展的不同的可能性，“伦敦手稿”依据对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和以印度、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概括为两条路线：“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9]（P471）“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是西方社会所走的道路。“巴黎手稿”指出：亚细亚所有制这个“东方形式”“在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中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础”。[9]（P498）“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各种原型”“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即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中“推出”。① 其演进路线是：由亚细亚公社所有制演化为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公社所有制；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在罗马后来又演进为古代的奴隶制所有制；而日耳曼公社所有制在后来的发展中则与处于瓦解的罗马的奴隶制所有制结合而产生欧洲中世纪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制所有制；“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产生――“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10] （P832）“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是以亚洲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所走的道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的社会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的。在这一阶段，东西方社会各自独立发展。西方社会的古希腊因经民族的跨海大迁移，其血缘关系崩解，建立了地缘的以财产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国家，这就决定了其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演进路线。而东方古代社会则不同：由其历史环境决定，其发生的民族迁移是陆地上的迁移，而这种迁移“是整个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11] （P129-130） 其血缘关系得以保持。这就决定了其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为公社土地公有制所扼制，由公社公有制向东方专制制度的土地国有制（王有制）过渡的演进路线。“伦敦手稿”预示：与西方奴隶制、封建制并行发展的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社会形态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它的“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也必将“解体”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在“伦敦手稿”中，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也被列入“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9] （P471、472-473）

《形态》的社会形态研究尚限于对西欧的研究，因而只概括了前一演进路线。“伦敦手稿”的社会形态研究则由对印度、俄国的农村公社的研究扩大到了东方，进而探讨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东方社会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的演进路线，作出了所有制社会形态的东西方双线发展的概括。马克思晚年在对处于世界历史发展新阶段的俄国未来发展道路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双线发展论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发展了前资本主义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这一点，第五节再论）。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概括及其意义

通常为我们引为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经典表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的这一论断：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2] （P83）

传统理论认定：这是“五形态论”的根据。

其实，这种理解是依据斯大林的“五形态论”对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表述的误读。

1. 这一表述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对纵贯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概括，而是对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概括。

如有的学者所考证：这一经典表述中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据德文本原文，“社会经济形态的原词为Ökonomischen Gesellchaftsformation，按原文词义，应直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文本《序言》是根据俄文本转译的。在俄文本中，此词是按德文原词直译为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обществениая формачия，即经济的社会形态。不知为什么中文本“把这一词义颠倒过来，错译成‘社会经济形态’”。[13] 1995年的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已对这一错译作了校正。[14] （P33）“经济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也如有的学者所论析：“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在同一时间的历史横断面上与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并列的一种形态，它存在于任何社会；而“经济的社会形态”则是人类历史纵向发展存在的一个阶段（其内部也有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它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在时间序列上并列。[15] 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特殊阶段，它与其前和其后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基本区别是什么，这在“五形态论”的一种生产理论――即只肯定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理论――的视野中，是不可理解的。

但一种生产理论是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并非一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形态》明确肯定：人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人类历史发生和存在的基础，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共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动力性的决定作用。[7] （P32-34） 马克思晚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并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把它确立为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何者居于支配地位，划分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阶段。

“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的生产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是人的目的，物支配人。

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为人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人的生产，人是生产的目的，人支配物。原始社会的血缘组织使人联合起来支配自己的生产，使生产以具有“原始的丰富”[9] （P109） 的人为目的，尽管这是在较低水平上和以较狭隘的形式进行的。①

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这一否定的否定，它在“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3] （P120） 的基础上，向人的生产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的社会形态回复。通过这一否定之否定，人重新成为生产目的――这里成为目的的人不是“原始的丰富”的人，而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人。[9]（P104）《序言》的正文正篇《资本论》对这一未来社会形态的特点以对超越“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的深刻论述作了进一步论证：在未来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阶段，人的生产回复到对物质资料的生产的支配――“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超越物质生产领域的基础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6] （P926-927）

这三大阶段的划分与“巴黎手稿”的人的本质发展三大阶段的划分是对应的。

所以，《序言》的“大体说来”的“几个时代”的概括，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的概括，而不是纵贯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概括。其所概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也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基本矛盾，而不是纵贯全部人类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

所以，传统理论断言“任何离开了这段经典表述企图从马克思的其他什么论述中寻找‘依据’来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是荒唐的”的结论，是片面的[17] ――它把两种生产理论排除在唯物史观之外。

2. 这一表述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原始社会，而是由原生形态的公有制社会向次生形态的私有制社会过渡的具有公私两重性的所有制的社会。

传统理论未能注意《序言》这一经典表述中有两个限定。一个限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表述概括的“几个时代”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不仅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而且古代的生产方式之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因此，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不可能是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原始社会。另一个限定是“社会生产过程的对抗形式”。这一表述明确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此前的向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演进的几种生产方式，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内，当然也都是社会生产过程的对抗形式。对抗形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不可能是非对抗形式的原始社会。

《序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涵义应依据“伦敦手稿”对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阐述来确定。

“伦敦手稿”以对作为亚细亚所有制典型形态的印度农村公社的深刻研究为基础，论析了亚细亚所有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形式：一是作为由公有制的原生社会向私有制的次生社会过渡的中介的亚细亚所有制；一是作为东方专制制度基础的亚细亚所有制。前者的主要特征是：土地公有制仍然保持――耕地是公社的公共财产，但公共土地已分配为份地――它定期在公社社员之间重分；社员同自己的家庭独立耕作分配给他的份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不动产私有权也已出现――房屋及其园地已属社员私有。[9] （P481） 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凌驾于公社共同体之上的作为“总合的统一体”的专制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同生产者对立；生产者村社社员只有经由专制国家的君主的赐予，才获得土地使用权，其剩余产品属“总合的统一体”即专制国家。[9] （P473-474）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具有公私两重性。《序言》概括的向资本主义演进的早于古代的生产方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前一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它是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的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公私两重性的所有制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较《形态》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中的“部落所有制”的概括更科学。

3. 这一表述概括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规律并非是“五形态论”所理解的包括东方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概括，而是对西欧这一局部地区的西方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

第一，封建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演进并无普遍性。《序言》的正文正篇《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的必然性”的论证明确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说明：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18] （P268-269）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的必然性过程，即“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18] （P129） 显然是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的演进路线。

所以，封建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演进，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二，亚细亚生产方式向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演进也无普遍性。传统理论以为斯大林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奴隶社会是由原始社会演化而来。其实，这是斯大林并无历史根据的武断。[19] （P649-653） 公有制的原始社会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私有制的奴隶社会，两者之间必然要有公私两重性的社会作为过渡的中介。所以，正确的不是斯大林的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演进的概括，而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向古代的即奴隶制的社会演进的概括。问题是：在西欧之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作为由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过渡的中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是向作为东方专制制度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演进，为什么独独在西欧地区它则是向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演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明了西欧社会之所以向奴隶社会演进所具备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它有着发达的商业。《资本论》指出：“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这“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16]（P371） 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过具体说明：“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而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在波斯战争时期，科林斯地方的奴隶数月达到四十六万，在埃伊纳地方达到四十七万，平均每个自由民有十个奴隶，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即高度发展的美术工业和手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20] （P200）

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奴隶劳动成为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条件――“商业资本的发展”、“美术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地产的集中、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的形成、“广泛的贸易”，并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农村公社的连续性发展所能形成的，而是在这种连续发展出现“中断”才可能形成。

为什么西欧社会的发展会出现这个“中断”？汤因比的希腊文明研究，以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能否挣脱、割断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从而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组织取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组织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析，对此作出了解释。处于海洋型地理环境的古希腊民族，在扩展民族生存和发展空间需要的支配下，导致了民族的跨海大迁移。这一迁移的结果是：其血缘关系崩解，建立了地缘的以财产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国家。[11] （P130、132） 这就决定了其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由公私两重性的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演进路线。正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西欧古代社会奴隶制产生的历史条件――商业的发达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才得以形成。

西欧之外的东方古代社会则不同，其发生的民族迁移是陆地上的迁移，其血缘纽带未能挣脱，其土地公社所有演变为土地国有，因而不可形成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奴隶制经济。

继汤因比之后，张光直对西方方式的文明发展的非连续性、突破性和非西方式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作出了深入的考古学的论证。其要点，徐苹芳作了概括：

西方方式的文明[突破性的]

（1）生产的手段即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技术或商业程序是决定性的因素；

（2）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

（3）文字产生的主要动机是技术和商业的需要；

（4）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城乡分离。

西方式的文明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

非西方式的文明[连续性的]

（1）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贸易主要限于宝货的范围；

（2）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到国家一直延续着，起主要作用；

（3）文明社会的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有连续性；

（4）文字的出现与政治、亲族的辨认、宗教仪式密切相关。

张光直对东西方文明的考古学比较研究的结论是：“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而非西方式的或者说东方式的文明的发展则是“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到国家一直延续着，起主要作用”，不能突破血缘伦理型文化的束缚。因此，西方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发展中的“例外”。①

汤因比、张光直对西方文明特殊性形成的历史条件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马克思关于西方奴隶经济形成的历史条件的特殊性的科学论断。

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向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演进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三，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封建制生产方式的演进也无普遍性。在奴隶制生产方式没有普遍性得到合理的科学说明之后，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形态》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已指明了封建所有制的特殊性是由其得以形成的内外因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其内因的特殊性是：处于瓦解的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出现封建制萌芽――奴隶制的大庄园经济向小农经营转变。其外因的特殊性是：日耳曼的入侵、征服，导致日耳曼的公私两重性的公社制与开始具有封建制萌芽的奴隶制的相互作用。《形态》指出：“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7] （P28）《序言》正文的《导言》在论述征服的历史作用时，也指出了这一点：日耳曼对罗马的征服，使两者的生产方式“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12] （P100） 这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就是封建的生产方式。西欧之外的其他地区并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因而都不存在封建制。

马克思晚年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和菲尔笔记中，对把东方村社共同体的结构当作“封建的结构”、把东方的中央集权制专制制度当作“封建制”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坚决反对把封建化当作普遍规律。②

亚细亚生产方式向古代的即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的演进限于西欧各国，决定了封建制生产方式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序言》揭示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几个时代”的演进规律，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而是人类社会特定地区、特定阶段的局部规律。但对于全局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是对“巴黎手稿”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哲学论证的科学论证：揭示了民族史向世界史演进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开创的物的异化力量支配的世界史向联合起来的个人通过占有生产力总和实现对物的异化力量的控制和自觉驾驭的世界史即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史演进的规律。

五、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综合

传统理论不承认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由经济学转向人类学，因为在它看来：承认这一点，那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纳入早期人道主义的轨道”，那就会“派生出种种不科学的判断”，简言之，那就会“歪曲”马克思主义。[21][22] （P141） 这表明，传统理论囿于对经济的社会形态作政治经济学剖析的视界，难以理解马克思晚年为探明由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向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再由经济的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复归的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其理论研究重心由经济学转向人类学的必然性。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之所以必然由经济学转向人类学，这是因为：只有转向人类学，才能建立两种生产理论，才能进而建立原始社会理论，才能进而揭示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原生社会复归之再生社会这一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及对这一笔记的思想作了初步提炼、概括的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和信稿，③ 确立了以下基本理论要点。（1） 确定“较古的公社”即氏族公社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2） 原生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动力是人的生产，其演化由人的生产和它形成的血缘关系支配；生活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它以人及其共同体为目的。（3） 通过对农村公社与“较古的公社”即氏族公社主要特征的比较，确定农村公社的历史地位：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4） 确立研究向次生形态过渡的公私两重性的农村公社在东西方的两条演进路线的方法论原则。（5） 结合经济学研究成果，肯定和论证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关于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社会的人类学结论：它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即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6） 以人类学的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向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演进，再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再生社会演进。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对“巴黎手稿”开始研究的社会形态理论作了综合。

（1）“人类学笔记”从两种生产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的概括与“巴黎手稿”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的概括对应：人的本质形成的“真正人的社会”即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人的本质异化的“异化的社会”即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扬弃人的本质异化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复归即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复归的再生社会。后者对前者的哲学论证作出了人类学的科学论证。

（2）“伦敦手稿”从交换的角度具体揭示了次生社会向再生社会发展的经济形态演进规律，即“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社会形态演进，再由“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由个性的产品经济社会形态演进。

依据马克思晚年的原生社会及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演进的理论，这一概括应再补充血缘共同体的“原始的丰富”的自由个性的自然形态经济向“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演进。

人类社会总体的经济形态的演进是四阶段：血缘共同体的自由个性的自然形态经济――“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由个性的产品经济。

（3）“人类学笔记”发展了“伦敦手稿”从所有制角度对东西方两条演路线的概括，把前资本主义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推进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①

西方社会的演进路线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农村公社所有制奴隶制所有制封建制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东方社会的演进路线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农村公社所有制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

“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资本主义所有制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马克思晚年的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演进的理论指明了：（1）公私两重性的亚细亚所有制是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过渡的中介；（2）这一中介蕴涵着往后发展的两种可能性，这是东西方在次生形态阶段双线发展的根据；（3）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它的发展前途仍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公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是私有制因素战胜公有制因素而成为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通过对马克思从“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的社会形态理论发展进程的探讨，本文对这一理论作如下的初步整合。

第一层次：哲学论证

人的本质形成――人的本质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

第二层次：经济形态的经济学论证

自然形态的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

第三层次：所有制形态的经济学论证

演进路线[Ⅰ]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所有制――封建制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演进路线[Ⅱ]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所有制――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

“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资本主义所有制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第四层次：人类学论证

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原生社会复归的再生社会

[参考文献]

[1]许俊达. 超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与人本主义哲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黄克剑. 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解读[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马克思恩格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刘丕坤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冯景源. 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汤因比. 历史研究（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张雅琴.“三形态”“五形态”辨析[J]. 史学理论研究，1994，（1）.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邵腾.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两阶段论探索[J]. 学术月刊，2001，（10）.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7]陈学明.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信仰[A]. 永远的马克思[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9]列宁主义问题[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第6篇：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阿拉伯地区 民族社会主义 产生根源 实践价值

阿拉伯国家作为重要发展中国家，又是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参与国，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也对我国的发展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产生的根源

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原因，正确分析原因有助于准确还原历史真相，了解当时国际国内因素，理性把握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

1.外部因素

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霸权主义是其产生的重要推力。二战后，阿拉伯地区国家迎来独立解放高潮，众多国家纷纷独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阿拉伯地区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加紧在阿拉伯地区的新殖民扩张。为保持本国独立自主，这些国家选择选择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社会主义，以争取苏联援助来促进本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同时在阿以问题上，美国扶植以色列侵占阿拉伯地区土地等资源，严重的刺激了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苏联在世界的扩张是其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拉力。苏联经过二战洗礼，“拥有了远远超过美国以外任何国家的巨大优势”[1]，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为与美国争夺“生存空间”提供可能。同时苏联强大的宣传机构和显著的建设成就，以及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时取得的成就，使一些阿拉伯国家迫切希望借助苏联以维持独立自主。

两极格局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外部环境。阿拉伯地区地处美苏两极战略空间的过渡地带，使两国不敢贸然干涉别国内政，使阿拉伯国家有机会独立自主进行国家建设。苏联直接出兵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却对南斯拉夫明目张胆的脱离第三国际组织无可奈何。在两极的战略线上，两国都很谨慎。

2.内部因素

内因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起决定作用。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根本原因要从该地区自身情况考虑。

阿拉伯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互通性是其产生的关键。伊斯兰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亨廷顿划分世界三个重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缺少兼容性而成为文明冲突的主要起源地。阿拉伯地区文化能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与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和科学性密切相关。

加入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为其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亚非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是第三世界形成的重要里程碑，“它们是两极国际政治格局中的第三种力量，是促进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力量”[2]，使阿拉伯国家能在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上谋求自身发展。这样能摆脱美国的制裁和苏联的控制，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阿拉伯人民积极探索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阿拉伯地区有异于西方和苏联的特点，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或苏联模式，而要根据本民族人民的选择去制定方针政策。从根本上说，选择民族社会主义是阿拉伯地区人民根据自身特点，理性做出的选择。

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的产生是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经过阿拉伯人民“扬弃”的理性选择。

二、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

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很多不同，合理分析这些差异有利于认清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发展。

目标不同。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侧重民族主义，“把阿拉伯民族的统一看成是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灵魂和首要任务”[3]，目的着眼于阿拉伯民族地区，以阿拉伯民族复兴为主要目标。而科学社会主义不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解放和发展，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目的是从社会主义逐步走向共产主义跨入无阶级社会。

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不同。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目标是追求本民族的复兴，提出“阿拉伯的统一高于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实现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手段而不是目标。而科学社会主义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无产阶级通过自身努力、革命而实现的近期目标，将其看成通往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途径。

思想基础不同。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长期受伊斯兰文明影响，以伊斯兰教义为根本思想基础，以神学为精神支柱。对待马列主义则完全依据发展需要而变化，早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有可能使阿拉伯人的个人消失而抵制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强调阿拉伯世界的精神财富。而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列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将马列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思想依旧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例如中国在以思想为指导，古巴以马蒂思想为指导的同时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

对待民族问题不同。两者虽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但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更强调阿拉伯民族的反犹思想。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强烈反犹思想可从历次中东战争可见一斑。而科学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思想是倡导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

正确看待两者之间的差异有助于促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还有助于我国警钟长鸣发展本国社会主义事业。

三、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的实践价值及反思

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流派，在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留给我们诸多反思。

1.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的实践价值

首先，促进了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形成和发展。无论是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产生，还是欧佩克组织的成立，都是对两极格局的重要挑战。随着资本主义阵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依靠民族社会主义发展起来的阿拉伯国家成为美苏两极之外的重要力量，加快了两极格局的瓦解和多极格局的形成。

其次，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是被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正确理论。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以另一种形态指导着阿拉伯人民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建设并取得积极成果。这既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发展，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社会主义的探索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经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再次，促进国际社会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前进。阿拉伯国家是石油的主要输出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重点，美国时刻想迫使阿拉伯国家政策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阿拉伯国家为追求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社会主义逐步壮大了和平力量，进而结成联盟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代表力量，是反美的“急先锋”。

第四，促进了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联合国在建成初期一直受美国控制，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并使重要和平力量——中国被排除在外。随着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众多阿拉伯国家走上独立自强之路，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通过在联合国大会的多数表决票，做出较为符合实际的、反映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愿望的决议”[4]。使联合国能够代表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就是在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实现的。

最后，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阿拉伯人民经过二战的洗礼选择了民族社会主义，促进了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文明和社会稳定，扩大了独立自主的国际影响力。在阿拉伯联盟和欧佩克组织的领导下，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维护了阿拉伯人民的利益。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进步，为其他国家进行民族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政治、经济提供了经验。这些国家取得的成就“大概就是在有些人宣告民族社会主义终结之后，查韦斯、莫拉莱斯等人前赴后继地实行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吧”[5]。

2.对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的理性反思

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在给阿拉伯国家带来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的同时，也给阿拉伯地区的国家带来无法回避的困难，这虽有美国对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封锁制裁和历次中东战争的破坏等原因。但真正引发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因素。

一些阿拉伯国家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急切的想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严重脱离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制定和实施过左的政策，结果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周边局势紧张，而且使他们越来越穷甚至政权。阿拉伯一些国家和地区没能实现原有计划，根本原因是那些国家和地区还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恩格斯在1894年为《论俄国社会问题》所写的跋中的论述可以阐明阿拉伯一些国家和地区探索社会主义受到挫折的原因，他提出：“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社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必需的先决条件”[6]。

阿拉伯地区的国家和地区所探索的道路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与当地历史文化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要与本国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民族主义高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灵魂，社会主义是躯体”，认为宗教在社会上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思想被认为是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在强调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它的目标、方针、手段以及思想基础等方面都与科学社会主义差别较大，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是不成熟的，所以很难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取得突出成就，也未必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最终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探索社会主义时严重受挫。

阿拉伯国家或地区探索民族社会主义的挫折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以上主要原因的作用下，使得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既不能取得预想结果，也不能在剧变后坚持制度自信。

无论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探索社会主义的失败，还是阿拉伯国家或地区探索社会主义的受挫，都不能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那不过是探索社会主义时其中某种模式的一种挫折。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取得的突出成就，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既要脚踏实地，又要坚持长远理想。

参考文献：

[1]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19.

[2][4]李景治.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27，128.

第7篇：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

论文关键字：“理论旅行”；历史情景；空间地域

一、从“忠实”传达到翻译延异

翻译活动以及随之开始的翻译研究已经有千年历史了，但是时至今日。翻译的定义、本质及学科定位仍然人言人殊，未有定论。人们给翻译下过很多定义。也推出过很多翻译标准。从严复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信达雅”，到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到国外泰特勒(AlexanderFraserTyler)有名的“翻译三原则”q)以及奈达(EugeneNida)的“动态对等”虽然说法各有千秋，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都体现出原文文本中心论的思想，强调一个对原文文本的“忠实”传达。着眼于一个“信”字。

自翻译活动和研究开始之初，由此产生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在翻译标准问题上当然也存在其他声音，比如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就指出：“如果翻译的终极本质是努力达到与原作的相似性，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他将原作的内容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比喻成水果的肉与皮那样不可分离，而到了译作，语言与内容的关系却是隔离的．这种隔离导致了原作与译作的差别。他明白指出“‘信’究竟能对意义的表达起什么作用呢?翻译中个别词语的‘信’几乎永远不能完全再生产原词的意思。因为这个意思，就其原文的诗歌意韵来看，并不局限于所指的意义。而是赢得这样一种诗歌的意韵甚至于达到所指的意义受到个别词语的意指方式制约的程度。当人们说词语具有情感内涵的时候，他们通常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句法的直接转换使意义的再生产成为泡影，并有直接导致不可理解的危险。”(本雅明，1999)

德里达与本雅明持有相似的观点，在他眼里。翻译也是一种延异的书写活动。因而翻译对于原作只能是一种“变形”。在其《书写与差异》汉文版面问世时，他对译者张明说：“从某种角度上说，它会变成另一本书。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德里达，2001)

二、“理论旅行”：历史情境与地域空间的转移

就翻译延异问题．本雅明与德里达的论述主要着眼于语言阐释层面．赛义德批评了语言阐释的泛泛而论．他注意到如果将翻译的延异问题与地域空间的迁移和历史情境的变化联系起来，无疑将会衍生出更深一层的意义。

直接启发赛义德对此问题思考的是卢卡契…戈德曼事例．即卢卡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其人室弟子戈德曼翻译迁移至巴黎后产生的理论延异，赛义德据此提出其“理论旅行”理论。卢卡契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者．戈德曼则是巴黎大学的历史学家．在将卢卡契的理论翻译迁移到巴黎时戈德曼的巴黎语境使其“把卢卡契的造反的强烈敌对意识改变成一种兼容并包的对应性和同源性意识”．将“一时的造反意识在另一时变成了悲剧观念”，理论延异由此产生。对于这一事例的解释赛义德没有跟随语言阐释学派的泛泛而论．而是转而强调理论移动的历史情境和空间地域。他说：“我们已经听惯了人们说一切借用、阅读和阐释都是误读和误释。因此似乎也会把卢卡契一戈德曼事例看作证明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误读和误译的又一点例证。倘若下此结论，那就太让人失望了。”他认为以“那种漫无边际的关于文本间性的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未免空洞，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出现的)误读判断为观念和理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进行历史转移的一部分。卢卡契写作时所处的和所服务的情境中产生出他关于意识和理论的思想，与戈德曼在自己所处的和所服务的情境中产生的思想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把戈德曼的著作称为对卢卡契的误读，随即把他的误读与所谓阐释是误释的一般理论挂起钩来，那是对历史和情境置若罔闻”。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卢卡契到戈德曼的变化，引发了赛义德关于理论变异与空间移动的关系的思考。他提出了如下问题：“假设一种理论或一个观念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而出现了，当它在不同的环境和新的理由之下被重新使用时，以至在更为不同的环境中被再次使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能说明理论本身与批判及其界限、可能性和固有问题的什么情况。能表明理论与批判、社会与文化的什么关系呢?”他由此提出了“理论旅行”理论，并具体描述了“理论旅行”的四个阶段：“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于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抑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

三、西方思潮于中国语境中的“理论旅行”

新时期“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思潮涌至中国．风行一时。但是这些理论的最初得以翻译得以引进却并不是因为这些理论的提倡者突发奇想对这些西方理论发生了兴趣，而是要借此解决自己的问题。一种西方话语之所以流行于中国，缘自于中国的内在需要，根源于中国的现实，它影响了中国的现实，但同时又为中国的现实所决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只不过是被借用来的斗争工具。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理论和思潮的翻译与引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只是作者对沉闷落后的国内主流话语体系的发拨，国内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翻译”引进来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并摆脱庸俗过时的艺术成规。“译者”在最初翻译这些术语时，自己所处的历史情境和空间地域等种种因素难免会对这些术语的定名和阐述过程产生一定的干涉和影响。难免会根据现实语境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和改造，以使之适应中国国情和新时期语境．因此在中国形成的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及女性主义思潮是由中国的语境和新时期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与西方的“原版”有很大区别。理论再次经历了“旅行”，产生延异，不再等同于以前的“母本”。

熟悉了翻译中的这个“理论旅行”理论之后．我们就可以注意到理论旅行的过程，而不会天真地认为此理论乃彼理论，从而受到语言能指的欺骗。

比如说我过国的人文主义就与其“母本”西方人文主义有很大差别。在西方，人文主义是与神学主义、自然主义相对存在的。强调的是人的个性解放。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要求实现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中国在引进这个理论时更多的将重点放在社会的发展和人的社会性上，不自主地将其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学思想相联系．使其增添了原本没有的一些要素，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有所不同，翻译延异再次产生。

进人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也经过了同样的过程，在历经了大量的翻译、争论及文学实践后，现代主义终于在80年代中期前后稳固下来了。孰料，此时人们对中国现代主义的身份忽然产生了怀疑。一些批评家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缺乏真正的现代主义要素，与西方现代主义相比有很大差距，不是真正的“现代主义”。现在看来，这些论调只是反应出当时批评家对于翻译的文化间性的隔膜和对于“理论旅行”特性的无知．他们认为中国新时期的“现代派”就是西方的“现代派”，其实一个理论在被翻译迁移到新的地域空间和历史情境之后，产生一定延异和变异是再所难免的，新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情境自然会对其进行改造和重新阐释。由此一来，西方的“modernism”与中国的“现代主义”就具有了全然不同的内涵。

另外中国引进的女性主义与西方的原版feminism也产生了一定隔膜和差异。西方个人传统中的feminism追求的是超越男权社会的女性独立．但它旅行到中国时，内涵立即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独立之余，一开始就将女性解放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强调女性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中国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强大。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具有了不与男人作对、却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相联系的特点和深厚地社会性根源，与西方殊异，这充分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以及历史情境的改变和地域空间的迁移对一理论的必然改造和延异的力量。

第8篇：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文化资源；现象学；意向性；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086—05

2009年7月22日，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作为提升软实力的国家战略，随着市场经济下的工业生产正在经历从“物质匮乏型”到“精神匮乏型”的转变，振兴文化产业凸显出必要性和紧迫性。所谓振兴，就是要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自发到自觉、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变。我国现在的文化产业标准是国家统计局的《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分类》，其中包括了新闻、影视、广告、动漫、网络游戏、文艺演出、主题公园等诸多领域。以往针对以上这些文化产业领域基本上采取分类研究，新闻、影视、广告属于传播学，动漫、网络游戏属于计算机应用与信息科学，文艺演出、主题公园属于策划学、营销学，等等，而且还有其他相近的人文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也纷纷浸入这些研究领域。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的生产资料，通过相应的生产方法，最终生产出以媒介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生产方法——学术研究称之为方法论——要实现文化资源从原始形态向媒介形态的过渡，才能最终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资源必须转化为一种文本，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阐释和定位，让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主动地解释并接受。因此，文化资源的开发要求方法论必须完成“原始形态（过程Ⅰ）——文本形态（过程Ⅱ）——媒介形态”的过程（模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存在，以往文化资源的自发性生产，注重历史事实的还原性和历史逻辑的连贯性，缺乏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解释，很难进行创造性的生产。当前文化产业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跨学科的、交叉性的，至今没有形成一套针对文化资源开发的系统的方法论。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国内文化产业正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在已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具有创意的文化产品，必须拥有一套属于自身范畴的合理、有效的方法论。因此，建构出适合文化资源开发的方法论并开发出结合实际生产的应用模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为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引入现象学方法

在自发的生产方法中，从文化资源的原始形态过渡到媒介形态这两个过程是分割、独立进行的。前者属于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力求挖掘出文化资源的历史本质；后者属于传播研究者的工作，生产出能够被当下消费者接收并解释的媒介现象。自发的生产方法通常采用实证与批判两种研究方法。实证的方法主要利用归纳法保证获得材料是全面的并能够相互证明，比如当前很多文化产品生产之前都会进行市场调查；批判的方法主要利用演绎法保证生成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比如生产者都会根据市场调查的消费者分析结果制定相应的产品定位。但是，实证研究在实际操作当中不可能保证完全归纳，而且在将大多数上升为一般性的同时，容易忽略少数的偶然性作用；批判研究设置先验起点的形而上学方法，在保证过程真理的同时，难以对先验假设进行有效性论证。同时，作为由来已久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哲学传统分歧的当代继承，实证与批判两种研究方法彼此对立，很难统一起来。自觉的生产方法不仅要统合业已割裂的生产过程，还要力求避免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缺陷与互斥，现象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实现对经验方法和批判方法的超越。

现象学作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向来以其独到的方法论著称。该学派创始人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态度：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哲学的方法。”①胡塞尔的毕生心愿就是将哲学建设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胡塞尔称之为“现象学”），并为各种具体科学奠定绝对可靠的认识论基础。在胡塞尔看来，哲学家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认识如何成为可能的，而这一追问的关键即在于确认思维具有无可怀疑的绝对的被给予性，或曰不证自明性。在此之前，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以及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都意在说明：人类认识需要有第一起点——康德称之为先验理性，并通过这种先验的能力认识世界并形成经验，最终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下认识世界的方法为西方带来了科学技术与自由民主，但是其中存有的明显的缺陷也使得西方遭遇了重重危机。胡塞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经验论或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是对自然之发现的结果现象，自然在这里指的是一个按照精确的自然规律而在空间、时间存在的统一之意义上的自然”②，不仅将物理世界自然化，而且还将一切理想和规范都自然化了，忽视了作为个体存在的主体性；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同样不可取，前者“将自己定位于经验的精神生活的事实领域”③，后者企图系统地考察关于世界的智慧并赋予它理论的形式，两者都过于依赖以“事实”为基础的东西。为了解决近代欧洲的科学危机，胡塞尔创建了现象学这种独特的方法论，主要体现为现象学的还原法、描述法和意向性三个概念。

文化资源主要表现为符号化的文本形式，在物理媒介的载体上附加了诸多人类文化的“交互主体性”意义。文化资源开发虽然需要从文本形态准确还原到原始形态，找到文化资源存在的历史本质，但是这种还原的关键不在于对文化资源进行“本质的还原”④，而重点在于对文化资源进行狭义的“现象学的还原”⑤。换言之，“本质的还原”追求的是文化资源的必然规定性与逻辑连贯性，“现象学的还原”追求的是主体认识的内在性与纯粹性。前者认识的结果是一般性的，而后者认识的结果是创造性的。由于文化资源的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还原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得重新认识的文本形态转化为富含创造性的媒介形态。只有创造性的认识才能为文化产品赋予具有创意的文化附加值，并且只有富含创意的文化附加值的媒介产品才会激发消费者的兴趣。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现象学的还原”的作用，并将其作为文化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之后，文化资源实现了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的追根溯源，在进行创造性的认识之后需要实现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并最终以能够被人类理解和市场接受的媒介形态展现给消费者。因此，我们需要借助“意向性”的概念进行“现象学的描述”，使得重新认识的创造性的文本形态转化为创造性的媒介形态。所谓“意向性”，是指意识活动必然具有的意指功能⑥。在胡塞尔看来，一切意识活动均可被视为意向性活动，其所指向的就是意向对象，它产生于意向活动对感觉材料的“激活”和“统握”。文化资源最终呈现的媒介形态就是消费者的意向对象，后者必将根据自身的主体性特征去直观把握前者，这种意向性必将产生离散性的、选择性的、创造性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现象学的描述，只能是一种有选择的描述，或是一种在确定的广阔视域中的创造性描述。因为要想穷尽意向对象的全部特征，尤其是关联性特征，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没有必要的。

二、如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引入现象学方法

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源的媒介形态，最终需要被消费者理解并接受，也就是使得生产者的意义与消费者的意义形成一定的“交互主体性”。是否能够更好地建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互主体性”，是文化产品是否具有市场价值的关键，也是文化资源开发的第一要义。所谓交互主体性，体现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认知关系；再关照意向性的概念，生产者对作为意向对象的文化产品的认知，以及消费者对作为意向对象的文化产品的认知，都属于意向性的过程；其中前者贯穿于“过程Ⅰ”，后者贯穿于“过程Ⅱ”。换句话说，调和生产者的意向性与消费者的意向性是建构交互主体性的主要工作。

1.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意向性

我们首先考察生产者意向。生产者一般将文化产品置于市场化的直观视域下，受到经济价值因素的影响。生产者的工作不同于历史研究者，也不同于传播研究者，但更倾向于后者。生产者不太关心文化资源的原始形态，总是从已有普遍接受的、一般性的文本形态出发，直接到达媒介形态。因此，很多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虽然有相关的历史顾问参与，但仍招致很多基于“过程Ⅰ”不足的各种批评。媒介形态过分迁就于现代的生活世界，极大地扭曲了文本的原始形态。不过，从生产者角度来看，生产者以追求经济价值为最终目的，文化产品只要在消费者那里获得价值实现就是成功。当下很多经典题材的不断翻拍——以四大名著为典型代表，虽然有很多来自“过程Ⅰ”的批评，但是偏向于现代生活世界的市场化生产依旧带来了更多的票房与更高的收视率。

我们再来考察消费者意向。生产者一般将文化产品置于“生活世界”的直观视域下，受到兴趣价值因素的制约。胡塞尔将“生活世界”解释为自然态度中的世界，是每个个体或每个团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而又具体的环境。因此，生活世界是一个日常的、触手可及的、非抽象的直观世界，随着个体自我主观视域的运动而发生变化。当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理想型的。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意向性不是纯粹直观的，而是基于兴趣的。这种兴趣只有通过人与人、自我与自我的意义交换才能进行价值实现。生活世界里兴趣价值的意义交换受到教育程度、地域文化、民族习惯、群体性格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以意识形态为最重要和最主要。比如像电影《赤壁》这种几乎完全颠覆文本原始形态的文化产品，虽然少数历史素养较高的观众难以接受，但是当下这种“娱乐至死”俨然成为媒介形态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此，以普遍性与一般性为代表的生产者意向才能有效地统一消费者意向，使得文化产品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价值实现。

文化产业竞争就是文化创意竞争，创意的生产总是体现较多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既是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已有的成功经验，更是在逻辑上不证自明的。反观国内当下的文化产品市场，几乎是集体趋向于市场化生产，主要表现为题材单一化，内容同质化。市场与创意是辩证的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文化产业尚处于国家保护阶段，过于注重市场的同质化竞争在短期内还能维持，但是创意的缺失已经危机四伏。电影市场是中国文化产品市场中最为开放的领域，但一部《阿凡达》的票房抵得上当年全部国产电影的总收入。消费者的意向性对象是市场化生产的文化产品，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主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生活世界具有历史性，仅靠市场化生产的方法难以长期获益。或者说，“过程Ⅱ”的不合理性就是由于“过程Ⅰ”的缺失，这种缺失就是文化资源开发的缺失，可以通过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加以解决。我们可以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弥补“过程Ⅰ”，用现象学描述的方法弥补“过程Ⅱ”。

2.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描述

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决定了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具有历史性，主要是指理解主体（消费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文化产品）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决定着理解者对文本的理解。伽达默尔解释学中有关“有效历史”的概念告诉我们：只有被主观个体理解了的历史才是对其有效的历史，不存在“集体的历史”，因为理解是个人行为；只存在当下的历史，因为过去的历史总要放在当下来理解。在进行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描述时，要注重消费者对文化产品认识的“意向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文化资源已经脱离了原始形态的必然规定性与逻辑连贯性，以媒介形态展现在消费者面前的、添加了创造性意义的文化产品是加工过的文化资源。这种加工经过了“过程Ⅰ”与“过程Ⅱ”两个阶段，我们要求加工后的文化产品实现文化资源的历史本质与文化产品的媒介现象的有效统一。

“过程Ⅰ”是将文化资源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过程。胡塞尔曾这样描述现象学的基本态度：我们的“出发点先于所有的立场，即：以直观的，并且先于所有理论思维的自身被给予之物为出发点，以所有人都可以直接看到的并且可以直接把握到的东西为出发点”⑦。例如“中原文化”是河南具有绝对代表性的文化资源的文本形态，如果问及什么是中原文化，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武术”、“黄帝”、“少林寺”、“龙门石窟”，等等，这些直观到的现象都是构成“中原文化”的各种类型的存在，这是一种常见的将文化资源从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的还原。但这种非现象学的还原是有局限性的、不彻底的，或者说是含有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残余的。能够代表中原文化的文本形态远不止上述的这些存在，我们只是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原文化，而赋予我们思维定势的这种“代表性”是长期经验的结果。这种长期经验源自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中心主义的干扰、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等，结果是大大缩减了将文化资源从文本形态向原始形态还原的可能性区间。“武术”、“少林寺”等显性的存在与“烩面”、“河南话”等隐形的存在之间没有先验的因果性与优先级，为前者贴上权威与中心标签的是具有科学主义危机的经验主义。因此，纯粹的现象学的还原应该尽量抛开经验主义的束缚，这必将大大增加文化资源的开发视域，并拓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

“过程Ⅱ”是将文化资源进行现象学描述的过程。文本形态如果仅仅停留在概念或者实体层面，是难以被一般消费者接受的，必须将其转化为某种媒介形态才能变成文化产品。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媒介形态，亦即文化资源的媒介形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和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还以“中原文化”为例，在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之后，我们扩大了开发视域，下一步应该选择哪些存在来描述中原文化以及怎样描述呢？胡塞尔指出，一定要在“意向性”的基础上进行现象学的描述，“达到对内在心理学的、然后是现象学的被给予性的真正意义的把握，并最后达到所有那些本质关联”⑧。文化产品的“交互主体性”由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决定，偏重于前者将导致“叫好不叫座”，偏重于后者将导致“叫座不叫好”。生产者往往站在专业化角度从文本形态转化媒介形态，而消费者往往站在市场化角度从媒介形态解释文本形态，平衡两者的最好方法是寓“生产者意义”于“消费者意义”之中。“中原文化”在历史上的权威意义与中心价值应该与一般大众的“生活世界”⑨相互结合，意向对象（文化资源）要依存于意向主体（消费者）而存在。《禅宗少林》与《少林寺传奇》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但是前者的描述形式与后者的描述内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向大众市场投降的方法只是暂时的，纯粹的现象学的描述应该通过“意向性”去培养消费者的认知能力和审美情趣，努力培育并提升大众市场。

三、文化资源开发中现象学未来可能的研究领域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对现象学方法的运用尚处于尝试阶段，还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未来可能的研究领域主要有：1.直观与意向性的概念应该如何在文化产业的语境中理解，又应该如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应用？2.还原与描述的方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操作性？3.当前消费者的生活世界如何定义，文化产业如何应对消费者的生活世界？在今后的研究当中，我们将尝试一一回答这些问题。

具体来说，研究领域1和研究领域2同属于经典概念的现实性与可行性改造：直观、意向性、还原、描述，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关键概念，但是此概念是基于哲学范畴的一般性定义，具有较多形而上的意义；而文化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具有较多形而下的要素。因此，文化资源开发中运用现象学的方法，需要充分结合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就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入手，深入考察了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现状，进行了富有现实性的合理、有效的文化工业批判；后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并成熟，正是从批判中汲取了文化产品生产的可行性方法。研究领域3同样重要，涉及了统一市场与创意的关键要素——消费者对文化产品意向性所处的生活世界。可以预设，正是生活世界的历史性才使得消费者的意向性具有了流变性，使得文化产品的创意性具有了必要性。如何准确描述并定义当前国内消费者的生活世界，成为研究领域1的必须，以及研究领域2的前提。

四、对《大长今》和《盗梦空间》的现象学分析

我们可以2004年在国内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和2010年在国内一上映即火爆的美国大片《盗梦空间》为例，来简单分析一下现象学方法在文化资源开发中的基本研究思路。

韩国与美国的文化产业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文化资源贫乏但是又善于文化资源开发；不同点在于韩国立足于本国文化资源，美国的文化资源开发则放眼全球。《大长今》以一段韩国的真实历史为基础，围绕传奇人物徐长今的经历，结合当前女性地位逐渐提高、大量观众对宫廷故事十分感兴趣的现状，在故事中着重表现了韩国传统的医术、泡菜、礼仪等，使得“韩医”、“韩餐”、“韩服”迅速风靡。《盗梦空间》几乎没有文化资源基础，仅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基本原理出发，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和创造，其中灵活组织了大量的好莱坞元素，使得观众看起来既熟悉又惊叹。

这两个例子都折射出现象学方法的应用，前者将历史人物徐长今进行了创造性的现象学的还原，从复杂的原始形态中着重体现其聪明、果敢、自强不息的文本形态，这些正契合了当前生活世界消费者认知的“意向性”；后者对弗洛伊德艰涩的精神分析理论做出完全开放式的演绎，在消费者厌倦了仅仅立足于一般事实的经验逻辑的大场面、大明星、大制作的好莱坞快餐电影的时候，有关梦的荒诞又新奇的现象学的描述必将引起观众的叹服。两者都“试图揭示性地和理解性地去接近无意识的生活体验，从自己的信念中，从许多人甚至所有人的共同信念中剖析出尚未把握的东西”⑩。

总之，在国内文化产业刚刚起步并迅猛发展的当下，找出科学的方法进行文化资源开发，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第9篇：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 辩证唯物论；实验主义；批判；胡秋原；《贫困的哲学》

[中图分类号] B26，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6-0052-05

后新文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破旧”逐渐转向“立新”，开始探索用“科学”方法建构“民主”社会的方法与途径。胡适主张的“实验主义”与陈独秀提倡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是当时颇具影响的两种思想方法，它们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方法科学化发展的两条不同路径。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在西方原属于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借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在中国很快盛行，但各自的倡导者，彼此对对方都有激烈辩论、批评之声。其中胡适是中国实验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大，因此辩证唯物论者对实验主义的批判往往集中于胡适的实验主义。

20世纪20～30年代，除了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派学人也接受了唯物辩证法，并加入到对实验主义的批判之中，被时人视为“自由人”的胡秋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胡秋原接受了唯物辩证法，1931年回国后不久，他开始在《读书杂志》连载《贫困的哲学――胡适的方法论之批评》[1]（下文凡引而未注明出处者，皆出于本书），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

一、对实验主义本体论和真理论的批判

《贫困的哲学》一文，包括五个部分：其一，“又一个孙行者”。其二，“实验主义之本质：俗流的，唯心的，功利的商人绅士哲学”。其三，“破碎的方法论之展开：所谓历史方法与实验主义方法者”。其四，“哲学史大纲及白话文学史略评”。其五，“胡适之批评辩证法的批评”。其核心主题围绕实验主义方法究竟是什么，以及到底有何价值两大问题展开。

胡秋原开门见山提出：实验主义方法不无价值，但此方法并不像胡适本人所言的那样重要。胡适曾言，他以实验主义方法研究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对当时海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哲学具有重大影响；他还认为，若不以实验主义作为研究方法，则其研究是难以立足的。胡秋原批判胡适自以为实验主义是“金科玉律”“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的方法，犹如孙行者逃不出佛祖“社会科学”之法门。他认为用实验主义方法整理国故，并不能“真正认识国故是什么东西”，因为实验主义方法“破碎不全”。此外，实验主义方法只是“部分的自然科学或经验科学的方法”“不能包括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是问题核心所在，也是胡秋原批判实验主义方法的“重心”所在。

胡秋原在分析实验主义的本质时，认为此方法是一种“俗流的”“唯心的”“功利的”商人绅士哲学，是“亚美利加主义”的反映。他以实验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为切入点，分析了实验主义在西方学界兴起以及流变的过程。“实验主义”词根“Pragma”系希腊文“实行”之意，是以“实行为本位”的哲学。1878年美国皮尔士最早提出“实验主义”概念，詹姆士用之于宗教经验，英国史勒将该方法上升为一种“真理论和实在论”，而杜威则注重方法论层面，称之为工具主义。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物质文明的“罪恶渐著”“道德颓废”；另一方面“劳动运动”兴起，“社会思想”渐盛。在此“社会思想矛盾”的世纪末，尼采的“超人哲学”，倭铿、文德的宗教哲学和理想主义，以及实验主义思潮是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代表。尼采学说为资产阶级“打吗啡针”，倭铿哲学有“鸦片性质”，倒是实验主义给资产阶级“以健全实用的世界观”。然而，实验主义以“实益”与“效果”为目标，“实验”是否“实用”，实为“最漂亮的商人哲学”。

胡秋原首先从本体论分析了胡适的方法论本质。他认为，“实证科学曾是有产者宇宙观的基础”，然而其逐渐“威胁有产者之支配”，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提倡“重新估定价值”“否定理论真理之特殊价值，而以实际为准绳”的倾向，其结果导致“从客观实际主义”转向“以主观利害”来评价世界观，从而成为“现代凡俗者之哲学”，这是实验主义的“总秘诀与总弱点”。因此，实验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上是“主观的唯心主义”。胡适以“经验为一切究极的本源”，与其他唯心论者“以精神为世界之本体”实无二致，因为实验主义完全站在“观念主义”的立场，是穿着“实用的外衣”的观念论。胡适主张根据人的利益和要求，去感知实践外在世界，以此实践为中心的真理也是“为心理底主观底所限制的”。胡秋原还将实验主义的经验论和马克思的经验论作了一番比较，以此批判实验主义经验论的唯心论本质。他认为实验主义所指的“经验”是“心理底主观底”，马克思所指的“经验”是“客观上历史上所规定的实在”，因此“意识”不是实验主义所主张的经验之本身，而是历史上人类活动存在的一种状态，其自身是由社会历史决定的。

在批判实验主义唯心论基础上，胡秋原批判了实验主义的真理论。他认为实验主义是“庸俗的折中方法”。胡适认为诸多哲学本体论争论是无意义的，诸如世界之基础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世界是“自由支配”还是“必然支配”等；他认为应分析各种理论之实际结果，视其在行动上所发生的效果而定，因此，一切理论都应“从效用的观点”来评判其是否是真理，“凡适合人类要求的就是真理”“真理只是行动之适当的武器”。胡适对各家学说的评判，都是依此而行的。由此，胡秋原认为，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实验主义，主张“愈多则愈是真正学说和理论”，这是“商人算盘上的哲学”。他还列举实例，对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和真理观进行了批判。例如，若要评判唯心论和唯物论何者正确，以实验主义观点，要视其“适用于实际生活起何种结果”而定。唯物论会产生“机械的人生观”，而唯心论会产生“自由的结果”，由此，实验主义者认为“唯心论自然比唯物论更是真理了”。胡秋原认为此种论说，犹如“帝国主义对于美国有益，所以帝国主义是真理”一样荒诞。

二、对实验主义方法论的批判

实验主义久负盛名的是方法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历史的方法”即“祖孙的方法”以及“实验的方法”，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胡秋原对实验主义的批判重点集中在方法论层面，对实验主义本体论和真理论的批判是为其奠定理论基础。

对实验主义“历史的方法”的批判，当时接受了唯物论的胡秋原从批判实验主义唯心论入手，认为“因主观的唯心论作祟”，其旨在寻求因果关系的历史的方法，并不能求出真正的因。例如，寻求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胡适认为主要有三：一是“个人才性不同”。二是“所处时势不同”。三是“所受的思想学说不同”。由于实验主义认为“真理是人造的”，所以“将个人才性看作决定哲学思想的重大因素”，这无疑是一种“个人史观”（唯心史观）。若此推断，具有相同思想之人，其才性也应相同，由此李斯、韩非应该是才性相同，嵇康、山涛也应是才性相同，这是不符合辩证唯物论者所认为的客观事实的。胡秋原站在辩证唯物论立场，认为寻求思想沿革变迁初衷，应主要追究时势变迁的最后原因――物质经济生活状态的变化。至于为何“同一时势”状态下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思想，譬如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思想各异，辩证唯物论认为这是一种“经济生活状态”中各“阶级与集团的状态不同”之故，而胡适认为主要是因其“个人才性”不同。此外，胡秋原认为胡适对“所处时势不同”及“所受的思想学说不同”并没有作详细分析，往往大而化之。譬如若分析老子学说的由来，实验主义派往往会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性情激烈，时势混乱以及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在胡秋原看来，这种分析是不能说明实质问题的，也未有明确回答为何有此种时势存在、为何这种时势会有这种思潮存在等根本问题。

以胡适的方法论评判某学说的价值，即是要将该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其具体效果可从三方面考察：其一，该学说对“同时期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有何影响？其二，该学说对“风俗政治”有何影响？其三，该学说对人格塑造有何影响？胡秋原在评判“哲学是否应当用这种方法”之前，先指出胡适方法论的一个矛盾之处：胡适既认同时势影响思想学说，又认同学说影响风俗政治，两者并无主次，由此陷入一种逻辑矛盾与困境，有如“鸡生蛋蛋生鸡”之论。解此逻辑困境，胡秋原认为某种学说对其他思想、风俗政治、或人格的影响，不是理所当然发生的，而是需要客观条件的，是“社会状态在后面作用”的结果，即胡适所认为的时势影响学说、学说影响风俗政治，是需要客观条件的，而实验主义者并未将其纳入评判某学说之价值的讨论范围。而且，以一种学说的实用价值作为评判某学说的依据，也是不可取的。譬如，以现在的效用评估前人的学说无疑是主观的功利主义，并非胡适所言的“客观的评判”。

对胡适方法论的整体批判，除了对实验主义基本哲学观点、研究方法的批判外，胡秋原认为，还应对胡适的两大巨著即《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中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应用进行批判，这两部著作是胡适大力宣扬实验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研究成果。

胡秋原认为，因实验主义讲求实际效用，胡适在研究哲学史和文学史时，将“最古的”哲学和文学“一笔勾销”了，如此，他在研究中“既不穷其基础，又不能溯其源泉”。譬如，胡适研究哲学史，开篇从孔孟开始，后又补充追溯至公元前570年（周灵王初）前，论述哲学史时代背景也只追溯至公元前800年（周宣王末）。而中国文化史在殷商时期已有材料可证，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但因讲求实用，胡适将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大背景舍去不表。而且，胡秋原认为，中国哲学史“只有先秦”部分最容易讲，文学史是“汉到唐”这段时期最容易讲，所以胡适“特别根据实验主义的选择”，先选出这部分运用他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进行研究。

除了内容取舍过于讲求实用而导致断章取义外，胡秋原认为胡适在分析一些具体问题时，也因讲究实用便利而产生以偏概全或大而化之的现象。例如胡适在分析中国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时，仅依据《诗经》考察当时社会的四种现象：一是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是封建社会阶级渐渐消减。三是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是政治黑暗，百姓愁叹。由此时势，便产生“诗人时代”的几种思潮：“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自姿派”以及“愤世激烈派”等。胡适说：“当时思潮除了《诗经》外，别无可考。”胡秋原对此批判道，胡适所言的这种“时势”和“思潮”是“各时代很常见的情形”，并非胡适所言是“纪元前8―5世纪的特别的现象”；而且除《诗经》外，《易书》《左传》《国语》等都是考察当时时代背景可用资料，并非胡适所言只有《诗经》可用。

胡秋原在《贫困的哲学》中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中出现的诸多因运用实验主义而出现的种种失误还有很多，以上仅举2例作为例证。此外，针对胡适批判唯物辩证法，胡秋原也对其进行了再批判。1930年胡适在《胡适文选》的序言《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道：“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2] 658胡秋原认为这是胡适在“向辩证法宣战”。对此他反驳到：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并不冲突，而且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整个的科学宇宙观”，前者是生物界之法则，后者是人类社会之法则。胡适对此番反驳表示了沉默[3] 76。

除了胡秋原以外，当时参与批判胡适实验主义的还有雷仲坚1931年4月在《新社会》杂志（第1卷第2期）发表《辩证法与进化论在历史上及在理论上之比较的研究》、彭述之1932年1月在《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评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与改良主义》、王礼锡1932年1月在《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思想方法论》以及李季在1933年出版的《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等。“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是两种不同哲学思想方法论，由于思想文化界同人对这两种思想方法的认识理解以及取向偏好的诸多差异，使他们在运用其分析中国现实问题、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时，彼此之间也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从而导致了他们对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主张与途径的政治主张不同：持实验主义者，主张进行“一点一滴”的“温和改良”，从而逐步达到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而持唯物辩证法者，主张先进行“一反一正”的“流血革命”，认为只有彻底现有的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其他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实验主义虽先于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盛行，但在1919-1937年间双方从哲学到政治层面的论战过程中，辩证唯物论后来居上，最终战胜实验主义，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辩证唯物论更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革命性变革的发展趋势。经此论战后，辩证唯物论成为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方法论，中国也逐渐走向政治革命的道路，而实验主义及其改良主义政治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胡秋原.贫困的哲学[J].读书杂志，1931，（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