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精选(九篇)

第1篇：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

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性建构是中国当下精神世界的两件头等大事，当不为过，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本文所试图解析的问题和搜寻的答案。

作为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

现代性话语是近几十年来中外社会科学界的重要领域，现代性问题被广泛探讨，但究竟如何界定“现代性（Modernity）”这个概念，是难以把握的，什么是现代性？学界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但是纵观所有对“现代性”概念的使用，我们仍然能概括出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首先，时间是“现代性”概念明确或潜在的载体。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内，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进而，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将“现代性一词视作一个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转型。即使一些人明确指出不把现代性看做一个时代，其实只是企图弱化现代性的时代意义。如福柯说“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做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点像希腊人叫做ethos（气质）的东西”。很明显福柯用来界定现代性的“态度“或“气质”是与“现实性”相关的，是由时代决定并表达时代的态度或气质。

其次，现代性通常被界定为一个时代的总体特征或最能体现时代的特征而被定义，前者如利奥塔所说的：“在《后现代状况》中我关心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是现代性的标志”；上述福柯的定义也是一种总体特征。但更多的学者是用某个突出特征来定义现代性的。

最后，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定义了现代性，使现代性成为一个多义概念，这些定义各自反映了时代的某个重要特征，而给出该定义的作者认为该特征是时代最重要的、能表征时代的特征。如早期的波德莱尔将现代性分为两半，一半是过渡的，而另一半则是永恒的，波德莱尔通常被理解为用“矛盾性”来解读现代性；哈贝马斯认为“主体性原则决定着现代文化”，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即被合法允准的个人主义所取代”。即使是从总体角度来定义现代性的作者，也必然赋予这个总体以某些特性，如福柯把现代性界定为态度或气质，这种态度和气质必然要有具体内容，把现代性界定为价值的，亦需明确价值内容。对现代性概念的分歧主要就在于用何种特性来体现和表征时代，很容易发现不同的作者之间的界定并不矛盾，更多的是补充和交叉，如现代性的理性、主体性、个体主义、矛盾性、不确定性或是资本主义等，都不是截然相反、非此即彼的。另外，毫无疑问自波德莱尔以来，时代在不断变化，现代性内容也必然发生变化。

马克思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理论的后继者也毫无例外的继承了马克思理论的这一特征，理论都是所处时代的反映。所以从现代性角度解读马克思理论亦成为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流行话语。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是休戚相关的，国内学者罗骞更是认为“马克思的基本论域就是现代性问题，并且恰恰就是马克思清晰揭示了现代性的存在论状况”。确实，马克思理论的诸多特征可以解读为现代性理论。只是马克思这里不是一种精神批判，而是社会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不建立于抽象的原则或后现代的结构，而是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视角不是人性、文化或道德，而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推导出的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现代性筹划；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一味的批判和解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提出了一个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即现代性的建构，或说时代的主要特征，并不完全自发产生。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的主体行为可以影响时代的特征，这就是现代性的建构。

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现代性的建构对中国显得极其重要，因为直至现在我们还难以恰当地概括出中国社会的比较稳定的独有特征。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是“自然”的或主动形成的过程，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在起始阶段就是被动的，是在遭受了一系列的侵略和打击下才打开了固步自封的大门，被强迫接受的社会进程。虽然在历史的演进中，中国的有志之士迅速觉醒，很快由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学习西方思想。但我们发现所面对是一个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断裂，充满陌生的世界。在19世纪中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工业化革命，出于对资本和市场的需求，他们开始寻求海外市场。以中国为主的落后国家，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文化侵蚀的主要对象。中国的传统文化无力抵御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强势冲击，迅速地走向衰败。中国开始积极汲取现代性思想来促进民族觉醒，重新树立自身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的现代性，就是在面临西方的冲击和中国传统文化急剧衰败，急需重建自身世界地位的形势下，参考西方F代性思想所建立的制度和行为模式。中国对现代性本质的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生着蜕变。在寻找出路的过程当中，中国对现代性的理解也逐渐深入化。

不同于西方，中国现代性发生在资本主义的扩张压力之下，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现代性的启蒙；新文化运动中从倡导民主和科学开始。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现代性思想的启蒙，鼓励人们冲破旧思想的桎梏。在上个世纪初，陈独秀提出“近代文明之特征”，将当时的中国与古文明时期的中国区分开来，这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特征的最早看法。在他看来现代性是能够使社会和人的思想观念层面都发生根本性变革，成为使中国焕然一新的存在。而王一川在《中国现代性特征》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的要素：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制度转型论、道器互动说和人权说。这五个要素是一个整体，是中国现代化的精神表征。地球模式意味着中国人意识到我们不再是天朝大国，而只是地球上众多国家之一，它阐释了中国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关系的变化；制度转型是中国完成从封建社会到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根本，中国摒弃了落后的封建制度，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机制；道器互动体现了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人权说是现代性社会观念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现代性的构建过程中，理论界对于现代性的定义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认为现代性的理性启蒙意义和自由特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相同的，应当坚持一元论的现代性；另一种则是认为现代性在进入中国之后就必然要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是作为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现代性不具备西方现代性的完整意义，所以我们要坚持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社会起初确实没有参与到现代性进程中来，但今天的西方社会仍然难以认定为现代性建构已经完成，重构现代性的呼声就是这一观点的体现。今天即使是世界现代性的建构，也无法忽视中国的存在。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我们不仅要从西方理论和中国历史中汲取经验，还要将其与中国现代性的实践相结合，总结发展出属于中国的现代性经验与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关系

当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初传入中国时，中国并不具备马克思主义发芽生长的土壤：资本主义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当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那一刻起，便同时领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又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时代需要加以灵活掌握与运用。简言之，即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经过几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探索，消除分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任务是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结合新发展、处理新问题。

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大致可分为革命问题和建设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对经验的总结，更要探索当下现实。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已有的理论，都是立足于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实践总结出来的。当下对于这些理论的研究固然有其回溯性的意义，更重要的应该是结合当代中国的建设和改革，抽象出具有时代性的、具有生命力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现代性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尽相同的生长和发展方式，综观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和精神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应当存在如下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现代性奠定基础。20世纪的中国在西方强压之下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制度，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和西方采取同样的方式实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并且以民族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能彻底完成社会制度的变更，只有依靠占大多数的中下层人民来进行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当时具有远见卓识之士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现代性建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国的现代性是现代化建设在精神层面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指引着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与构建一种怎样的现代性戚戚相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盲目进行政治建设而忽略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本末倒置，致使现代化进程陷入混乱。“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发展才是硬道理”口号的提出重新定义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有着共同的实践目标，即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未来社会的规定性。1894年，恩格斯为《新纪元》题词并依照请求简明扼要的阐释未来社会主义纪元基本特征时，恩格斯表示，除了上述文字，他无法找到更恰当的表述了。波兰学者亚当・沙夫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既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观察分析人与社会的方法，这种观念和方法在当代世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用它来评判现代资本主义；二是可以用它来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三是可以用它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赢得人民的支持。”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此种方式成为现代性的重要内容，阿玛蒂亚・森教授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一著作不仅赞同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理论，而且还对其进行了现代性的解读。作为马克思主义高度参与的中国现代性建构。自然应以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实践目标。

当我们清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性构建之间的上述逻辑关系后，就能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糅合于整个中国建设的体系之中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理论水准是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的建构相当的。历史的轨迹表明：中国人只有选择马克思主义才能完成现代化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著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正因如此，我国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了空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成长的道路上也历经挫折。“”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致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度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从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性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未来的此种进程还将延续。鉴于此，任何一方面的偏差将影响另一方的走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必须慎之又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现代文化重建唇齿相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全新模式下，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并形成了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带领我国逐渐完成了在观念和制度上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文化的重建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当前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尚未完成，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现当代世界其他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要求尚未完成整合。马克思主义仅有积极参与到这一文化重建的进程中去，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国化，才能让马克思主义不再停留在西方理论的位置；只有渗入到文化中去，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游离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外。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摒弃了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描述，以现代化建设作为其根本性任务。这一建设模式的转变，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完善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与现代性建构相结合，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或是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现代性构建不断完善的表现。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性建构的进程都还一直在路上，还持续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引；马克思主义也只有把握着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引领权，才能落实中国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才能成为可能。

第2篇：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非主流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6;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4-0005-05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国内不同思想观念不断涌现,纷繁复杂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科学分析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增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和水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我国社会非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特征

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反映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它通过统治阶级的倡导和灌输,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接受。但由于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因而也就形成了反映各自利益的不同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正如所指出的:“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这些存在于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中的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等,一般称为非主流意识形态。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导致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多元化倾向不断加剧,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外各种政治观点、经济学说和价值观念等社会思潮也伴随着经贸、文化等交流往来不断涌入,由此形成了形式多样、性质各异、作用分殊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正如有学者所说:“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遭遇到认同的话语。而且,人们讨论的不仅仅是认同问题,还涉及到变化问题:新的认同的出现,旧的认同的复活,现存的认同的变迁。”当前我国社会非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是滋生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商业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生活下的大众文化,表现出代表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要求的政治性特征;表现出不同社会群体对自身利益维护与诉求的趋利性特征;表现出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粘连、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交互性特征;表现出附着于高档消费品、娱乐文化以及流行时尚等物质外壳上的隐蔽性特征;表现出利用现代传播媒介而开展争夺舆论阵地与社会受众的开放性特征;表现出不仅使抽象学术观点广泛传播到社会层面,而且使日常生活体验概括为理论表达的传播性特征。当然也有主张全面复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化论”,主张照搬照抄资本主义的“西化论”等错误思想观念和思潮。总体上呈现出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健康与低俗、进步与保守等思想意识杂陈、清浊激荡、良莠不齐等性特征。毫无疑问,当前非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某些冲击和挑战。理性考量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性质,准确分析好把握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及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作用,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引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必要前提。

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非主流意识形态是主导与多样、主流与支流的关系。

第3篇：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发生学；党的领导；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849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083-07

在全国人大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首提“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重大论断不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构建依法治国的宏大蓝图时再次重申了这一重大论断。毋庸置疑，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为什么要突出“最”呢？党的领导和其他本质的特征在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结构体系中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并列的抑或层次的）？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发生学的视域对此进行考察。从发生学的维度，我们主要探究这一论断是如何生成和发生的。如果透析这一论断的生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特征结构中所处地位的流变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从隐性转向显性，即从理论理性转向实践理性；从并行关系转向层次关系，即从意指转向能指。前者是随着对社会主义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生的，后者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的。

一、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论断生成的内驱力

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和社会主义观演变的历史沿革中，把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观念是渐进生成的，经历了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过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原初文献中，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尤其是东方社会如果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和设计，具有浓厚的理论理性色彩。即使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描述，也主要是基于个人消费品分配的特定视域来解析的。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历和机会，也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预见是建立在他们所处时代资本主义弊端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在于有时候与论敌进行论战时不得不强调的一些重点，更在于他们不想把通过理论逻辑和思维逻辑而推演出来的未来社会所具有一般意义的基本特征，固化为所有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或民族都必须贴上的标签。暂不提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理解的差异性，即使从共识特征来说，也不过是后来者人为建构的结果罢了。不过，在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通过党的领导形式）的观点已基本蕴含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标志。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第一个典型理论――列宁主义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后，理论理性才渐次让位于实践理性，不过此时的实践理性依然是不完善、依附于理论理性的。其间针对当时苏维埃面对的巨大挑战和严峻考验――不仅面临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围追堵截，面临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遗症的不断显现在国内出现的对党的不满、责难、攻击的情绪或思潮的蔓延，而且面临着在党内一些共产党人对党执政地位的怀疑以及对党领导事业前途的悲观失望的气氛有所抬头等情境，列宁自觉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他强调：“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1]到斯大林时期，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特征体系的内容更加丰富，实践理性更加凸显。但是，不得不承认，对社会主义特征体系的认识存在“附加”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体现其社会主义观的斯大林模式中。此时，党的领导被正式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过，这种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认识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观所体现出来的作为社会主义内在属性的党的领导却具有更复杂的意旨。其中最让人诟病的是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的党的领导为个人迷信、崇拜和专制开辟了通道，其他社会主义的特征被遮蔽起来乃至成为党的领导的附属品。更具悲剧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不仅以历史脱衣舞的方式虚无了党的领导地位、消解了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中极端重要的作用，而且用“民主”、“人道”等高度抽象化、伦理化的内容悬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最终使苏联社会主义大厦根基被掏空，酿造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惨剧。

在中国，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特征体系的认识不仅是渐进式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相同步，而且是与对党情、世情、国情的判断紧密关联，与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相辅佐。从整体上来说，实践理性逐渐回归并重占主导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继承了前苏联对两者关系的正确认识，把党作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明确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在其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相伴随的是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体系中被置于首位，虽然表面上突出了党的领导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实际上对党的领导认识上的失误以及对社会主义特征认识的偏差加之导致的严重后果，却使两者关系呈现巨大的张力，削弱了党的领导在特征体系中的地位。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原因。邓小平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既是基于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观的解构和重构，也是基于其对党的领导“何以是”、“何以能”重新考量的过程而生成的，还是“最本质”论断直接的理论渊源。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体系已基本形成。这个特征体系既是对未来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特质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属性的整体性规定。一方面，如果比照以往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表述，邓小平关于特征体系的思想更突出中国的实际，突出了走自己路的特色，从而理论理性色彩在减小，实践理性的意味更浓。对党的领导在特征体系中的地位判据不是仅仅基于理论逻辑推理和思辨，而是通过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此问题经验教训的总结，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这也是邓小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喻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强调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等重大命题，也从历史维度、主体性视角强调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目标实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地位，比如“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等。 同时，他还强调“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马克思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2]，即无产阶级是巩固社会主义和抵制资本主义进攻的最根本条件，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实质性要件。表面上看，似乎党的领导和其他特征体系同等重要，但如果结合语用学细致分析这些话语的语境、语义，党的领导依然在特征体系中处于先决性的地位。当然，邓小平所讲党的领导的内涵和以前有很大区别，已不是具体、琐碎、无所不包的领导，而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他所讲党的领导的先决性地位虽然语义上等同于现在提出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但也只是寓意中的，是隐性的。

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为标志，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创新，对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以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深刻，更具有时代性和实践理性。一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界定不仅继承了以往对社会主义特征科学、合理的内涵，又融汇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基本国情更科学的认识成果，与时俱进地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系新的内容，诸如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等。另一方面，对党的领导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不仅涉及党的性质、党的领导的方式、方法、原则和要求，也涉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增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理念、路径等。两者之间愈来愈呈正相关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得越清楚，党的领导在特征体系中的位置越凸显；对党的领导把握得越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现实中就体现得越来越清晰。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希望也在党”的观点和指出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观点，则是那时对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判断。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党的领导地位在特征体系结构中越是彰显，党在领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群体）如果不能被民众理性认知的话，就越会成为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特征的利剑。譬如，这些年滋生蔓延是事实，是多种因素引发的。客观公正地讲，无视党领导人民在建设中所取得巨大成就，而把一些问题的缘由都简单地归咎于党的性质、宗旨的异变，乃至怀疑党执政合法性和领导地位的确是大错特错的。但在现实中，这种非理性的思维甚至是故意牵强附会的联系却是严重存在的。这也是这一时期我们屡次强调正确认识党的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谈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理论体系，党的领导都摆在前置语境中，突出了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大引领作用。此时，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论断已呼之欲出。

而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其内容体系的不断丰富，则是党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进一步结合且侧重于实践理性的产物，预示着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对党的领导在特征体系中地位的认识作出了新判断：第一，以党的十为新起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的历史特点”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总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3]、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第二，对党的领导认识更全面、更系统化，提出了依法治党的新思维、从严治党的新举措，进一步强调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第三，在两者关系上，明确提出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新表述，鲜明突出了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重大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社会主义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洞察的结果，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历程中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二、并行转向层次：论断确立的外驱力

我们谈及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诸如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等，往往是从一般性意义上来说的，意即社会主义这一客体所具有的共同特性。而且这里的社会主义有时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然性结果出现的，是以资本主义已经得到比较充分发展且矛盾不可调和为条件的。有时又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对立面出现的，是与“恶”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善”社会的理想化观念为逻辑的。前者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后者是基于人本学说的视域。但无论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运动、思潮还是制度设计，其原初的特征无外乎指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已存阶级社会形态的必要条件，在特征体系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或党的领导和其他特征是同等重要的，是一种意指意义上的平行关系。然而，现实中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与原初的预设大相径庭，即使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也没有对俄国、印度这些国家的革命成功后具有什么样特性作出比较明晰的表述。那么，现实中自谓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具有哪些特性才能无愧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称号呢？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从一般意义上的共有特征去判断，而需要结合具体国家的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也就是要从特有特性为基本立足点，否则就会在矛盾冲突中失去自信。就越南这一典型例证而言，越南共产党认为越南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阶段，也就相当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那么，凭什么说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呢？在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面对的条件是千差万别的、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同的，走法也是各具特色的，因而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性是有差异的，不同时期强调的重点也是有区别的。虽然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特定情势的出现，各特征之间通过实践的环节相互作用、相互促成，特征体系内部呈现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结构。但是，在社会主义初期或发展的某一阶段出现了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稳定状态就会被打破，其中某一特征就会显示出在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致思路时，虽然突出了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特征的重要作用，但未忽视其语境中的前置话语――“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其意指无产阶级这一特征在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以及对党的领导在其中地位的评判也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要避免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朴素的僭越”，也要摒弃无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和实践，抽象化地、空洞地、教条地拿理想化的社会主义特性衡量、评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是否科学的观念。只有实现从“应当”和“是”的思维逻辑转向统一于“实践―现实”的环节，从一般性视域转向特殊性视域，把党的领导在特征体系的地位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维度来审视，即从意指转向能指，才能对此作出符合事实与逻辑的解释。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体系发展历程来看，党的领导和其他特征的关系由并行与层次并存的关系结构逐渐演化为层次结构，即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其他特征得以实现的根本性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党的领导在特征体系中地位的认识是以前提性和预设性的逻辑思维显现出来的：前提性是指党的领导是其他特征得以体现的条件，其逻辑侧重于价值判断。比如，他所强调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这一论断就是很好的注解。一般来说，中国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巩固、按劳分配的坚守、人民民主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紧密相关的关键点。而这些关键点能否真正得以解决，都是以党的正确、科学领导为先决性条件的。如果再仔细分析他对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精神，也可以解蔽出以上的说法。在讲话中，他把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统一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把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价值旨趣归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相比较而言的基本特征为标尺的。预设性是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生死存亡是息息相关的，其是其他特征得以实现的关键，其逻辑侧重于事实判断。这个事实既是历史时期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是虽未完全产生却能产生而且即将产生的事实。恰如他所说：“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2]如果前提性是应然式“应当”的暗指的话，那么预设性就是实然性“是”的明指。在一定情形下，“应当”和“是”的观念就会被一起表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20世纪末至90年代初特殊的背景下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往往表现为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中所处的首要地位被着重突出；但整体来说，此时两者之间的关系既呈一种并行关系（这表现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内在联系上），又呈一种层次性关系（这表现在特定情势下对党的领导地位的侧重强调）。

在此基础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通过对剧变原因的持续深刻反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的概括总结，对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清醒判断，进一步明晰并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的范畴、内容，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高度把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其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因为它科学地回答了在迈向新世纪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党”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此时，党的领导和其他特征之间的关系开始以层次性的结构呈现。其主要表现为从不稳定的“一字型”结构转化为相对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时期，两者关系的层次性结构则更明显。在面对如何破解“怎么样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时，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纯洁性建设为主线的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的科学化水平被作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这一时期“阶段性特征”、“四大危险”、“三个前所未有”、“两个务必”、和谐社会等论断的提出，不仅表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体系的认识更全面，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更系统，而且更表明有理论自觉、实践自信的共产党的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的领导核心。恰如所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

党的十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大势，深刻认识世界政党变迁的基础上，对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定位得更明确。他强调：“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而“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3]。新的历史特点以及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是新一届领导集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层次化的主要依据。择其扼要，主要涉及：

第一，最为关键的十年。这是指如果从时间维度结合事件维度来说，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期恰逢21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中至关紧要的后半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的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这一时期是“两个百年”战略构想能否真正实现的重要阶段，脱离、削弱党的领导，暂不说是不是会陷入邓小平所说的各自为政、全面内战，起码会陷入无休止的主义之争，好不容易形成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葬送，我们战略目标的实现就会因失去主心骨而落空。

第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固存。这主要是指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依然以意识形态划线或者固守冷战思维，不断在、人权、民主等领域挑起纷争，不断通过各种掩耳盗铃的手法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政党制度），妄图以惯常的西化、分化的手段在中国推动所谓，颠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过他们忘了或者故意失忆，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不是不无关系的。在《不能要求不同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一文中说：“‘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他们可能忘了，当20世纪50年代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曾经预言谁也无法解决中国问题时，当20世纪90年代“福山”们集体唱衰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挽歌时，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发愤图强、改革创新，不断取得为世人所惊叹、羡慕的伟大成就。如果同实行多党制下的印度相比较，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起点比它低，面对的国际环境更严峻，但是现在呢？如果同那些后的国家或地区的情况看，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强有力政党的支持和保障，又有几个国泰民安、和谐稳定呢？因而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情境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是自封的，而是历经实践并被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年中国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无不昭示着一条道理：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中国梦就是南柯一梦、黄粱美梦。

第三，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思潮。不容否认的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的确遇到了众多难题，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一些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点从党的十六大到十的报告行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对这些问题、难题该怎么办？改革是基本共识，但怎么改呢？在纷杂的方案设计中，主义的呼声顿起，这也成为国内理论思想界争鸣的热点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下，主义本来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如果无视其产生的土壤和环境，把贴个“好东西”的标签，简单地把其照搬、照抄，生硬地移植于中国，以为有了就可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这不仅在认识论上违背了事物存在多样性的原则，在方法论上也有悖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不能打着学术争鸣无的旗号，利用概念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以所谓的问题意识为幌子，片面攻讦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一些弊端，把实行主义作为救世良方或普适价值，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民众既对主义缺乏一定的理解，又不能理性、客观地看待党在领导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加之一些持观者利用美妙的说辞和美景的许诺，很容易混淆视听、混乱思想，引起民众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误解和不信任，因而危害很大。在这一点上，一些人鼓吹与呼吁的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其核心要害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其最根本的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实行所谓好似能包治百病的莫里逊氏丸――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在这种情况下，旗帜鲜明地进行理论斗争无疑是必要的紧迫的。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法理的形式明白无误地表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不能丝毫动摇的基本原则。为此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专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迫在眉睫。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而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当属怎样通过推进党的建设切实提高党的领导能力。这不仅是因为党的领导能力高低会决定治党、治国、治军的成效如何，会左右中国梦实现的深度、广度、程度，也会使党执政的正当性、合法性受到质疑，更会影响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因而，多次高度地申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指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的危险。”他认为，党的领导搞的越好，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会越高，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讲：“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历史和事实一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立志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高度理论、道路、制度自信和自觉的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生活之梦、国家繁荣富强之梦、民族振兴之梦就会成为水中花、镜中月。

三、理论语境和现实情境的结合：认识判据的基本要求

在逻辑结构、实践环节的释析之外，存留的主要问题是，党的领导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为什么与包括经济基础内容在内的其他特征相比照会是“最本质”的呢？是不是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言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关系呢？这需要从理论语境和现实情景相结合的维度进行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就一直反对把他们的学说固化为所谓的“经济决定论”。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以及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对此作过明确的解释、说明。其内涵大致如下：第一，他认为因为反驳论敌时他们不得不强调被论敌否认的主要原则，而且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第二，他既明确反对把经济因素作为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承认上层建筑也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因素，同时又指明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情境下，上层建筑甚至会对历史进程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可能还是首先起作用[4]。第三，他言及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4]。第四，经济状况并不会自动发生作用，必须结合环境和现有的现实关系等条件。第五，他指出，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只要“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那情况就不同了”。“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更容易。”[4]第六，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在相互联系中，也只能在相互作用中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理解。

如果从以上涵义去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论断，理论与现实间的断裂和冲突就不会显得突兀：第一，在与上层建筑相关的特征中，政党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高度正相关，这已被现代政党发展史所明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性所在看，无论是道路、理论、制度的建构和实践以及成效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第二，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历程，党的领导是否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都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民众的幸福程度，关系到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和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合理的解决，这是基本的经验教训。第三，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不断深入进行的关键期，面对各种企图消解、取消、否定党的领导地位，故意抹黑、丑化、歪曲党的历史的思潮，有必要也必须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就如所说，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突出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首要作用就无可厚非了。

不过，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论断理解为“唯意志论”或“以党治国”的翻版。我们既要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出发探讨这一论断，也要从局部因素和偶然因素来分析。前者意味着要从经济必然性的视域看到党的领导地位归根究底是由中国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离开这一点看问题，党和社会主义就失去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也是党把经济社会科学发展问题作为中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后者意味着要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党面临各种考验和危险等特定情势下剖析论断的价值旨趣。脱离特定的环境、条件，脱离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只是从逻辑结构上评析论断，无疑会把党的领导绝对化、神圣化，好像只要有了党，社会主义大厦就会自然而然建成。只有纳入整体特征体系中且在与其他特性的历史和现实关系中才能把握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蕴意。

四、结语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既不是超验的、悬思妙想的一厢情愿的主观意志或自我证明，也不是绝对的、永恒的、普适性的规律，而是对党执政的正当性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地位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总结，更是对当下解决中国问题、实现中国梦所面对的主要矛盾的节点之关键问题自信的、自觉的、清醒的回答。一言蔽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中国梦梦想成真的蓝图和美景。

参考文献：

[1] 列宁.列宁全集：第 39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第4篇：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

舒婷的诗具有自我内心的自省作用，通过捕捉文字之间中内心的情感，变现出一位女诗人的独特的敏感思想内心。复杂的情绪，丰富的内涵，句句透着深刻的思想，将这种思想赋予极具逻辑性的表现方式。从这样的方面分析，她通过多种的暗喻、隐喻、象征手法和局部暗喻完成直抒胸臆的表现，是一种多重意义上的意象表示。《致橡树》中深刻的抒发了诗人深刻的人格思想内涵，表现出极具诗人性格的内容，描绘不同特点的独立形象深刻的表现出橡树与木棉的关联，从而表现出极具象征思想意义的内容，这种象征意义否定了传统的“青藤缠树”形式的关系，超越了自我牺牲的范畴，增加了二者互敬互爱的关系表现，从而丰富的描绘出具有现代爱情观念的思想内容，体现出具有完美的人文特点的现代爱情品质，即真诚、高尚的爱情，独立自主的不离不弃思想，在新时代的爱情观念下，超远了传统的束缚，跨越了自我的地位。诗歌通过对橡树与木棉的象征手法表现出具有爱情理想思想的独立的、高尚的内涵，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全诗一共36行，先是采用自然无得象征类比，以凌霄花的表现描绘出一方压制另一方，另一方萎缩、牺牲的爱情观念，深刻的否定这样的爱情，从而逐渐的树立反对的爱情价值观念，表现出诗人推崇的爱情理想思路，诗词中间描绘了爱情中注重尊重与平等关系的思想，这即使要保证各自的独立特点个性，又要表现出具有相互扶持，相互支持，携手共进的思想内涵，诗词后部分描绘了诗人眼中真正的爱情观念，是爱的理想的生化，是忠于祖国，热爱祖国的内涵。《致橡树》中的“橡树”主要描绘的是具有刚强毅力体魄的男子，而“木棉”则代表具有温文尔雅，柔情似水气质的女子。“木棉”的蜕变充分的象征了具有独立自主女青年的理想人格思想内涵，在诗歌的表现形式上，采用内心自我独白的形式，表现出木棉追求的独立的、真诚的真挚爱情，这种哲理性的爱情具有强烈的可亲可感性，是生动的、诗意化的描绘。诗歌的强烈哲理性更加的深入化，表现出具有强烈理性气质的教育韵味，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

二舒婷《致橡树》的象征手法

1朦胧诗中象征手法的基础定义

象征手法起源于希腊，是将类似的物体放在一起，两种物体虽拼合在一起却是单独存在的个体，从而表达出整体东西的意思，象征是表现文字内容中更加深刻含义的意思。象征可以定义为用某种物品来代替深刻含义的内容，既是表达出它所具有的内容含义，又深刻的表现出其内在的意境，象征是事物的影像，是事物之间的借喻手法，亦是真正的暗示与表达。象征是有形的无形喻，以有限的内容变现出无限的可能，抓住其中永恒的思想内涵，象征的内容有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象征体，是有形的事物，人们所熟知的具体内容，一种是象征义，是大于象征体内容的另外一种永恒的东西，可能是某种情感，也可能是某种观念，它是在象征体的后面表现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需要读者认真的揣摩和思考的。例如，舒婷的《致橡树》是一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朦胧诗作品，作者以橡树为描述的象征体，以爱情为象征义，从而表现出作者对于爱情的炽热、坚决、坚韧。诗词中的橡树代表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诗人理相中的爱情人物，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单纯的表现出诗人自身的热烈的爱情思想，而是要表现出一种具有爱情理想的思想信仰。通过对橡树的具体亲密描写发挥其具有的内心形象，具有托物言志的意境。是表现出一种可以比翼齐飞，风雨同舟，共患难的难得的爱情观念。诗人将自己比喻成为一株木棉，是矗立在橡树傍边的矮矮的小树，这两棵树的枝叶紧密相互连接，环环相扣，犹如两个鼻翼同轴的并肩爱人一般，表现出诗人希望的爱情是可以长相厮守，比翼齐飞的观念，橡树与木棉坚定的站在一起，风吹不散、雨浇不烂，二者摇摆着枝叶，相互示意，表现出心意相通的意境。以物比人，好像二者都具有了人性一般，在二者的世界中相互的沟通，找寻心灵的默契和慰藉，这是一种没有语言的意会，无需更多的语言和文字。为读者的脑海呈现出一幅没有声音的动感画面，深刻的挖掘读者内心的思想情感，寻求与舒婷诗人之间的思想共鸣，从而完成诗词的文字内容表现。

2舒婷《致橡树》中象征手法的出处

象征手法多由情感起源，从审美的角度将物化为人，以人的思想表现物的状态，设身处地的描绘物的意境，将原本没有生命的东西生命化，带给读者一种具有魅力感觉思想的意境，从而达到人与物的有效化共鸣，人与物的感情沟通，形成同一境界的效果，表现出具有的美感。物体原本没有思想内涵，人之所以会对这些事物产生不同的感情，是因为将这些感情置身于这些物体上，倾注自身的感情。象征艺术的目的是让作者忽略象征的本例，例如，橡树、木棉，而是将象征体后面的丰富思想内涵不断的扩大化，寻找适合作者感受的，带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感觉、意志，从而完成朦胧的象征意境，这是作者采用象征手法完成朦胧诗题材的主要目的，这样可以让诗人的思想直接表达给读者，读者又不会因为直接接受作者的思想内涵而没有合理的思考，是思想转移的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艺术美学创作手法。

3舒婷《致橡树》中象征手法的类别

第一种类别是感受象征的整体，感受作者整体诗词的意境。例如，舒婷的《致橡树》中写道“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种似远非远，似近非近的感受，变现出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的关系，这种不确定性的关系没有因为距离而带来感情的遗失，而是因为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刻感情思想，为朦胧诗带来了一种确定的关系思想，是一种具有淳朴感受的思想理论，象征了感情不会因为远近而变得淡然的意思。第二类是单纯形象的事件象征，例如，舒婷的《致橡树》中写道“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用木棉进行象征，将树根、树干以及枝叶比喻成情侣直接的爱情相拥的状态，注重表现互相的爱情思想，富于充分的两性关系认识，合理的采用新时代的人格思想变现出超出自我的爱情理想认识，加深极具爱情思想认识的相关联系，从而建立具有哲理的思想内涵，认识到诗人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感情的沟通，相互理解的状态，相互信任的思想联系起来，从而各自抚育极具道德理想的意义，加深诗人作品的思想意境，表现出诗人极具个人魅力的思想行为艺术。

4舒婷《致橡树》的抒情象征的转换

朦胧诗人对于抒情的表现会采用抒情表达的方式完成，放弃相关景致的描写，采用自我思想的描绘，对相关的象征手法进行合理的运用，为诗人带来抒感的表现机会。抒情诗主要是通过作者需要表达的思想，从事物的描绘开始，对相关内容、物品进行描述，以象征的手法抒发自己的情感，从而完成抒情的有效表达。作为抒情诗的代表作家，舒婷《致橡树》中抒发到“我们都互相致意”，“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都是以诗词抒发的角度对相关内容进行心情的抒发，以各种合理的方法完成相关象征物的创作。舒婷的《致橡树》中“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籍；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抒发了作者自我的感情思想，象征手法在抒情角度完成了有效结合，合理细致的捕捉到她全面的敏感思想。复杂的情感通过合理的假设表现出作者内心的思想，明丽的音韵，流畅的实体过程思路，采用隐喻的表现手法，合理的逻辑结构，直抒胸臆，表现出多种的情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则是映衬出具有贞洁主义思想的，象征着橡树与木棉之间的情感，这些手法的合理化运用，加深了诗歌的整体艺术感情氛围，保证了其具有鲜明反差色彩的意境表示，启迪人们对于现实的思索，更加鲜活的表现出诗中抒发的情感，悲伤的与欢乐的对比，更加突出悲伤的痛苦与沉重。

三象征在舒婷《致橡树》中的作用

1象征手法增加了舒婷《致橡树》抒情的理性情节作用

舒婷《致橡树》采用具有哲理美的思想，合理的运用象征的手法加深理性抒情的韵味，是一首具有意象美的哲理性诗，用“橡树和木棉”比喻成具有思想的性格的人，橡树和木棉是不变的，具有事物了的原本艺术特征，更加深了诗人要表达的意境。诗中写道“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这是利用“橡树和木棉”象征了这种情感的交融，突破无法逾越的传统诗词表达形式。诗人用具有哲理性的语言“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变现出诗人的情感态度，这是事物的象征抒情描写。

2舒婷《致橡树》具有的寓意特点

寓意是象征的一种方法，象征主义者认为，合理的文学艺术不是描绘现有的生活，而是对于不能达到的超越时间限制、超过时空认定、超过物质基础要求、超过感觉思想内容的另外的一种意识思想，这种感觉思想只有通过寓意手法，象征手法才能够表现出来。象征手法沟通了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为二者建立良好的桥梁，人们可以很容易的通过诗歌认识诗人主观表达的思想，象征的内容不是事物的基础属性，而是主观意义上赋予的特点。拜托生活中的语言形式，采用脱俗的寓意手法，加深诗歌丰富的思想内涵寓意。象征的手法大多采用暗喻的方法，表现诗歌的意境，这与主观客体内容是相互契合的。象征手法带来的诗意是给予诗人内心时间的描绘，无意义的寓意不是朦胧诗，更不能成为诗。有寓意的诗才可以被成为具有思想内容的，是值得人们称赞的。这种称赞是极具独立性的、庄严而神圣的，没有多余的棱角和光环，是默默的长大，逐渐成长起来的真正的文化思想艺术。舒婷当时生活的年代正处理抗战时期，由于诗人具有的地下党身份，受到的教育是得到了“雨露的润泽”，可以坦然的面对“风雨”，《致橡树》中写道“树的位置”，它是“独立的”而并非“孤单的”，是“月光为它带来了光明和理想”，“月光”带给诗人理想的梦，是符合当时地下党工作所处环境的它的孤立、傲骨都表现出具有“美”的寓意。树的沉默和丰富随着风霜的锻炼，逐渐充实，它的默默无言，却比“夏蝉”还要有力，比“秋虫”的鸣叫更加悠久长远深刻。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沉默，是社会规律变化中的沉淀，在这样的抒情寓意中，逐步让读者感受到其深刻的寓意。通过象征的手法表现出艺术的特点，诗人写“树”却处处喻人，凸显其具有的象征意义，合理的认识象征中具有的可以贯穿的内涵，将“树”与“人”合理的结合起来，变现出具有强烈切合象征意义的双重韵味，增加了含蓄的寓意之美。诗的这种象征暗喻是极具朦胧诗的味道的。它不体现在直观的描绘上，而是体现在其深刻的象征体上，表现出具有强烈朦胧诗的内涵意境。

四结语

第5篇：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象征主义;写作手法;讽刺

象征主义技巧包括象征体和本体两个方面，象征体和本体之间必须要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依靠联想建立，就是从一事物想到与之有一定联系的别的事物，也就是从本体想到象征体的相似点、相近点，从而使抽象的思想、意义、概念形象化、具体化。它是一种隐晦、含蓄而又能使读者产生体会愉悦的美感的技巧。美国批评家格兰斯登评论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比福斯特的其他任何作品更接近于简・奥斯丁的作品（特别是《傲慢与偏见》）；但它是其小说中最具有劳伦斯作品特点的一部。”作者福斯特善于利用细节，以含蓄的手法揭示和暗示人物的性格、情感和思想矛盾等，将象征主义技巧熟练的运用到作品中，使得其作品精彩纷呈，耐人寻味。

1.标题的象征意义

标题《看得见风景的房间》（The Room With a View）中，“view”本身有两层意思。一是风景，景色；二是观点，看法。小说一开始，便以“看的风景的房间”这一情节吸引了读者的眼球。露西与表姐因没能得到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而懊恼，好心的老爱默生先生立即愿意把他和儿子有风景的房间让给她们。爱默生先生这一慷慨的行为象征着他们父子对热忱生活的观点，他们代表着意大利式的热情奔放的生活态度。然而这一做法在中世纪却是不被接纳的。“身份较高的游客们对此震惊”，就连当事人巴特利特小姐也吃了一惊。两拨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达到了讽刺人们腐朽思想的效果。最终在牧师毕比先生的调节下，几经波折交换了房间。毕比先生代表的是传统宗教，腐朽思想与热情奔放的态度的沟通竟然需要宗教做为媒介，这也是一处讽刺。

与爱默生父子不同，露西的未婚夫塞西尔的“房间”与“风景”却又别有意味。他说“我有个想法――我敢说是个错误的想法――你我一起在房间里时，你感到更加自在。”他说他常将她和某种风景联系在一起，而她却将他和没有风景的客厅联系起来。塞西尔的“房间”是对露西的专断控制，他总是想保护露西，时刻想改变露西的性格使她融入他的世界。他告诉她怎样才算迷人，符合淑女的标准，告诉她男人心中女孩子的气质。而他却忘了“风景中最要紧的是空气和距离。”他高喊着民主，却连最基本的自由也不愿意给露西。

“风景”与“房间”贯穿全文，使之有了更广阔的意义。房间代表着令人窒息的室内环境，传统的英国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塞西尔便是其代表。而风景代表着开阔的户外，它象征着大自然，自由，真诚和爱。乔治是其代表。他说，“即使我把你抱在怀里时，我还是要你有自己的想法”。这正是露西所向往的自由和独立，也是她冲破重重阻碍，推掉婚约，与乔治在一起的动力。

2.人物名字的象征意义

女主人公露西的姓“Honeychurch”是一个重要的象征，“Honey（蜂蜜）”寓意大自然赋予的甜蜜，而“Church（教堂）”则代表了封建传统的教条，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试问自由的甜蜜与封建教条如何并存？一方面，夏洛蒂告诉她“女人的使命是鼓励别人去取得的成就”，“如果她亲自去冲锋陷阵，那么她将受到指责，继而被人看不起，最后大家将不理睬她”。塞西尔保护欲的说词也禁锢着露西，促使她想要多读书以迎合他的标准；另一方面“她心底也涌现出各种奇怪的欲望。她也迷恋狂风，迷恋波澜壮阔的全景和一望无际的绿色大海”。“狂风”，“全景”，“大海”都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露西向往它们，也正代表了她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的追求。因此她的骨子里有两种思想在挣扎。

塞西尔的姓氏“Vyse（维斯）”与wise（智慧）谐音。表面上塞西尔博学多识，是一个智慧的人，但他的智慧却是在传统文化道德的教育下形成的，难免具有了陈腐虚假的影子。如“他碰到不痛快时，总是煞费苦心的与人周旋，本来回答‘是’或‘不是’就可以的时候，他却要巧妙的讲上半天。”作者在这里就讽刺了中产阶级智慧的愚腐。

再如马车夫法厄同，他与希腊神话中的法厄同同名。法厄同是太阳神赫利俄斯和海洋仙子克吕墨涅的儿子，人们都不相信他是太阳神的儿子，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恳求父亲让他驾驶一天太阳车。结果法厄同由于缺乏经验，车毁人亡。在此文中，福斯特刻意选择了这个名字，马车夫法厄同虽然是一个次要角色，但是他莽撞直率的行为体现了意大利人热情、开放性格特征。马车夫的表妹普西芬尼，同样引自希腊神话。她是主神宙斯与谷物女神得墨特尔的女儿，后被冥王哈德斯抢去做了妻子。作者安排法厄同和普西芬妮不顾世俗眼光，在一起相爱，是为了启发露西发现自我找到真爱。

3.音乐和绘画的象征意义

文中露西是个擅弹钢琴的女子，在多处情节中出现了她弹奏钢琴的场景。作者何意这样安排呢？艺术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也是人类情感的重要体现。露西一碰音乐就“不再百依百顺，也不屈尊俯就。”她弹奏的乐曲并不完全照搬曲谱的风格，她时时流露着对曲子的自我理解，包含着自己的思想情感，就连毕比先生也经常说弹钢琴的露西与生活中的露西不一样。在孙儿辈请她弹琴时，她弹了舒曼的作品，塞西尔嚷着让她弹贝多芬的曲子，可她摇摇头，又弹起了舒曼。在音乐的领域里，她有自己的喜好与解读，并不轻易受人支配，这时她是自由的。这与她投塞西尔所好，去读书迎合他的品味形成鲜明对比。音乐里的露西无一处不体现了她渴望冲破社会传统束缚，获得女性自由解放的思想。

书中第九节的标题就是“露西作为一件艺术品”，艺术品本身毫无生机而言，只有通过欣赏者的各种理解才能赋予它丰富的意义和美感。塞西尔眼里的露西就像莱奥纳多・达・芬奇画中的一位美人，他希望她安静的像一幅画，她的意义由他来给予。这里的艺术品象征着塞西尔对露西的专断控制。毕比先生在意大利写的日记中描绘了一幅画面，露西是一只风筝，表姐巴特利特握着绳子。风筝的寓意不言而喻，想要追求自由却始终被人束缚着。此刻束缚她的是以巴特利特为代表的传统思想。第二幅是线断了。塞西尔对此的理解是，露西即将嫁给他了，因此她只会被约束在房间里，而不再有追寻自由的权利。毕比却说，线断了是因为拉绳子的巴特利特摔倒了。飞走了的风筝象征着露西最终找到了幸福和自由，这对后文情节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一个暗示。

福斯特使象征主义成为一种模式，始终贯穿全文。它的成功应用让作品不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上，更引领着读者去深入发掘其内在意义，读之品之更觉意味深长。本文浅析了象征主义在全文中应用，揭示了其在推动情节发展上的独到之处，旨在帮助读者更深刻的理解文章的主题。■

【参考文献】

［1］侯维瑞.现在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156.

［2］爱・摩・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M］巫漪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第6篇：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俄罗斯哲学；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z011)04-0023-02　收稿日期：2011-07-05

研究任何一个客体对象的基本方法是要充分了解其现实依据，挖掘其理论渊源，对研究对象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考察，甚至还要研究其出现之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各种可能。只有在充分占有各种资料和全面掌握研究对象的发展进程之后，才可以对研究对象的内在特点、外在关联、有机结构、类型特征、独特之处等问题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因此，研究俄罗斯哲学的类型同样要遵循这一基本做法，并且应着重分析体现俄罗斯哲学独特性的并已深深地嵌入到系统整体中的一些思想观念。

俄罗斯哲学的开端是和罗斯受洗相关联的。平静自然的多神教泛神论被基督教取而代之，从而出现了精神与物质、善与恶、神的源头与魔鬼的源头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循环往复的思想被末世的、终结的观念所代替。昔日被世代相袭的观念所支配的多神教教徒变成了新教徒，他们开始听从于个人道德责任的召唤，整个生活与外部世界相关联，民族共同体的命运服从于人类世界历史的进程。这时，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其视野都在不断扩大。

这一时期，古罗斯思想的重要特征开始形成，并深深地浸入到以后各发展时期。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泛伦理化或伦理本体化

这一特征表现为竭力把所有的社会和自然现象都纳入到道德伦理范畴之内。我们在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外族入侵俄罗斯被解释成国家道德腐化，上帝施以的惩罚。甚至疾病侵袭、王朝衰落、帝国灭亡都用同样的原因进行解释。

2.历史哲理性

古罗斯人不仅努力描写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且还力图挖掘其产生的内在根源，由此也形成了对历史进行哲学阐释的历史哲理性，这也是俄罗斯传统中比较稳定的倾向。这一点在都主教伊拉里昂的《法与神赐说》中有明显体现。在该书中将世界历史的意义解释成为新约的神赐代替了旧约的法规，而且，11世纪的思想家还将基督教普济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解释历史。

3.人本主义

这是与上述特征密切相连的另一特征，古罗斯思想家对人、对精神、使命、存在的意义尤为关注。这一特点在《费奥多西佩切尔斯基传》中体现得较多。

4.柏拉图主义

其存在形态是皈依基督教的新柏拉图主义与哲学、语言学、神学融为一体，这是俄罗斯思想的又一本质特征，我们不仅可以在基里尔・图洛夫斯基、马克西姆・格雷克、约瑟・瓦洛茨基、西梅翁・波洛茨基等一些中世纪的人物身上看到这一特征，而且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鲍威尔・弗洛连斯基、谢尔盖・布尔加科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身上也可以明显体会到。他们其中每一个人都集三种角色于一身：语言艺术大师、深邃的思想家、神学家。语言学是人文知识的基础，如果不理解和掌握语言，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人文创造活动。只有掌握语言艺术的大师才能以形而上之思去追问存在的始基或者仰望星空去探索最高的宗教价值。

5.索菲亚性

与罗斯受洗的同时还形成了俄罗斯文化和思想的又一重要特点，即索菲亚性，这鲜明地体现在俄罗斯索菲亚哲学中。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思想的索菲亚性不仅限于口头形式存在，而且也通过教堂建筑、宗教艺术、圣像画术、赞美诗写作等非口头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且后者比前者更加深入人心、更加令人难忘。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重新审视那种只是以口头形式存在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对俄罗斯思想和文化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还需扩大研究范围，以最大限度地弄清所有口头的和非口头的文本。

索菲亚的形象是由各种不同形象交叉错合产生的：有智慧女神雅典娜，有对艺术、技艺、哲学庇护的圣徒，有寓言书中用七根柱石修建教堂并召唤一切渴求内在知识的人走入其中的圣母。

第7篇：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象征主义；创作方法；美学；读者接受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诞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并流行于20世纪的多个文学流派的总称，它涵盖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多个文学流派。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是主张反传统，崇尚“非理性”，更加注重内心世界的挖掘。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最早诞生的流派，象征主义高举反传统大旗，变传统文学中的注重客观反映和模仿为注重内心情感和创作主体，对之后的文学流派都产生了极大影响。通过对后世文学流派与象征主义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象征主义在创作方法、美学观念以及读者接受方面，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文学格局和发展。对象征主义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解，对象征主义影响的研究，更是全面了解西方现代文学转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创作手法

象征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第一次实行了笔触的大转移，揭示内心世界中的深藏的东西。而表现主义主张艺术的无目的性，注重心灵体验和内在真实，重视心理和精神的剖析，表现主义者们不重视对外在客观事物的忠实描绘，而要求突破事物的表象来表现事物内在的实质，在这一点上表现主义是与象征主义一脉相承的，所以，表现主义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用以表现一种心灵状态的深化。”比如表现主义剧作家奥尼尔在其作品《毛猿》中，贯穿全剧的毛猿象征人，轮船象征现代社会，运动员象征原始，作者通过象征，把一些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将内心感受放置于明朗的生活场景中，用以展现生活背后能推动一切进展的“神秘主义“。意象派对象征主义诗歌采取了“扬弃”的态度，意象派代表诗人庞德强调主体思想或理性与感情的交融，追求诗歌中的象征意味，尤其张扬了象征主义诗歌中的音乐效果，保持了诗歌的独特魅力。而意识流文学特征中的面向内心、面向自我，以及意识流小说家创作时常采用的“内心独白”与“自由联想”的手法都深受象征主义影响，并且意识流中的自由联想与象征主义中的自由联想并无多大差异，都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和跳跃性，都不遵从传统的形式逻辑，只服从主体想象的需要。比如意识流代表作家伍尔芙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就是写一位妇女看到墙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斑点而引起的无限自由联想，它起先“像钉子留下的疤痕”到最后主人公由此联想到的人生无常，都无不体现了自由联想在意识流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象征主义戏剧给后世戏剧也带了较大影响，象征主义戏剧代表人物梅特林克的“静止戏剧”（“静止戏剧”是指戏剧要反传统的美，戏剧应着力表现生活背后的东西；戏剧的美并不在与动作，而在于看似无用的心灵对话中。）就被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贝克特大为使用，在贝克特的戏剧中，动作得到消减，语言无逻辑，开始关注人的内心状况，所以贝克特的戏剧一般被视为“静止戏剧”的典范。超现实主义文学代表布勒同提倡的“自由写作法”，即在创作中，应当为了保持“半意识状态”，使“自己不再属于自己”，在利用无意识活动和其他被动状态的同时，还要借助“妄想狂”来“使混乱条理化，从而有助于彻底现实世界”，这种“自由写作法”就深受兰波在其作品《第二种疯癫：字的炼金术》（《地狱一季》）中倡导的“凭着幻觉、错觉来写诗”的影响。超现实主义也提倡自由联想，超现实主义者认为：两个或多个好像本质上陌生的元素，在一个对它们也是本质上陌生的平面上，能产生最强烈的诗的火焰。比如在超现实主义诗人狄兰・托马斯的诗歌《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中诗中所描绘的死人与风中的人，西天的月合为一体，臂肘和脚下一定会有星星，以及死人的头角在雏菊中展露，在太阳中碎裂等场景，都是极其不相干的东西连接起来的。这种在下意识的非理性领域中找到的东西，超现实主义者称之为“诗意的客体性”，象征主义者们追寻的“彼岸世界”。

2、美学观念

象征主义将“怪诞”引入文艺美学领域。所谓“怪诞”即是“有形无形、混乱不清、仿佛畸形的东西”，象征主义有意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强加在怪诞的事务上，使之产生变形、扭曲或者加以夸张、漫画化，以此来表达高速发展的时代的“怪相”，典型例子是被视为表现主义代表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无缘无故变成一只甲虫，是人完全被社会异化了的象征，他像垃圾一样被人抛弃，是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冷漠关系的象征。同样崇尚“怪诞美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也受到象征主义“在幻梦中，可以洞见天上之美”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者并不按生活本来面貌来反映生活，而是按照幻梦一般的原则揭示生活的本质，他们采用多种方法将残酷的现实与幻境结合起来，变现实为荒诞、梦幻。总的来说，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现实与梦幻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如果说象征主义文学颠覆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那么意识流小说则在此基础上否定了传统美学中关于时间的观念，意识流文学要求展现意识活动的一切领域，注重描写意识活动的非理性内容。在意识流作品中，人物的意识活动能够汇成斩不断的“流”，这也是人物“自由联想”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波德莱尔的美学观念都大大影响了两位伟大的法国作家：意识流作家普鲁斯特和存在主义文学和哲学集大成者萨特。波德莱尔是普鲁斯特最喜欢的诗人，在普鲁斯特的《论波德莱尔》中便有详细说明，普鲁斯特对波德莱尔也进行了特别的接受，波德莱尔近乎狂热的抒情反叛，到了普鲁斯特的时候就成了温情脉脉，在普鲁斯特的大作《追忆逝水年华》中，我们看到的，完全就是温情、细腻的普鲁斯特；萨特在发展存在主义文学时提出的“文学散文已然具有了浓郁而不自觉的、哲学应当归还的意义。”就参照了当年象征主义者们推崇的“将音乐性还给诗歌”，萨特极力推崇马拉美的诗学，他在马拉美的诗中感受到了诗的“隐秘”，“娇嫩”和“自然”。萨特在其文章《论波德莱尔》中深化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主题，为了将现代审美视野推向更广阔的境地，萨特引用过波德莱尔的诗：“幽暗与明澈面对着面，让心灵变成一面明镜！真理之井明暗相辉，映一颗颤栗苍白的明星！”萨特是为了向大家说明波德莱尔如何将一个简单的事物在呈现的精神状态中或者在一种精神的创造力的开掘里，展现出多么幽深无限的美学境界，而这种美学倾向也一直终生都萦绕着萨特，这也是为什么萨特的某些小说和戏剧被称为是“诗意的小说”和“诗意的戏剧”的基本原因所在。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事物的敏感以及对这种敏感所进行的哲理性升华，这一点在存在主义文学中的体现就是注重描写主人公的主观感受，使得主客观形成某种融合。萨特在其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中描写其主人公、一位哲学教授马蒂厄时，其敏感的笔触已经有一种诗意的境界了：马蒂厄睁开眼睛，伫望长天，天空已路出冥冥珠色，没有一丝云，深邃无底，幽幻空渺，晨光正在缓慢地形成着，晨曦的光将洒落大地，并用一派金色去淹没人世……这种笔触的敏感性，用创造性的感觉去在原始的一般的事物中挖掘创造感觉的丰富形象不难让我们想到是象征主义诗人们给萨特带来了创造性表达的灵感源泉。

3、读者接受

象征主义的追求在于实现一种“创造读者”的自由的艺术创新。象征主义者希望打破梦幻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发现事物中“隐秘的关联”。象征主义诗歌要选择趣味高雅，欣赏水准较高的读者作为对话人，同时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探索，打破读者旧的审美习惯，“创造”出有能与之对话的新读者。根据接受美学康斯坦茨学派代表尧斯的观点：作品应“同时包括文字结构本身以及读者或观众对它的接受和领会”；作品的内涵不是永恒的，而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象征主义文学的价值体现读者对它的接受以及后世文学流派对它的吸收和继承。象征主义首次实现了文学笔触的转向，它起步于客观世界，但不仅限于再现事物本身或者直抒胸臆，象征主义以各种方式所描述的事件、情感等，一方面能引起读者共鸣，因为“客观物”或者“对应物”都是人能感知的事物，另一方面又具有抽象性，因为这些事物多半是抽象的，并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所以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味在里面；象征主义的这些特点符合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进入20世纪之后的整体“内转”趋势，之后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越来越关注人的内心，而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的象征、隐喻等手法，或者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夸张、讽刺或是荒诞不经，对于被社会异化的人来说，不失为心灵的涤荡和洗礼。笔者以为不仅是象征主义的特点使其能在20世纪长久不衰，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产生巨大影响，而且现代工业的兴起、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将西方抛进了深刻危机的大环境，再加上非理性哲学的全面兴起，都使得象征主义以及之后有着象征主义某些特征的文学流派得以发生，存在和发展。

4、结语

象征主义出现并发挥作用之时正是西方文化转型之时，外倾文化转变为内倾文化，群体文明转变为个人文明，乡村文明也在朝着城市文明发展，这样的文化转型期指明了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方向。象征主义关注内心、崇尚非理性、认为“世界并不是二元的，而是一体的，整个世界是一座象征的森林”，这是象征主义能影响西方文学格局的原因，同样也是象征主义值得被关注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吴晓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2]吴岳添.法国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3]杨国华.现代派文学概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第8篇：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路径

[作者简介]董刚（1968- ），男，四川广元人，重庆文理学院学工部部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及高校德育。（重庆 402160）

[课题项目]本文系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重大课题A类项目“‘三个倡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ZDA0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3-0050-02

党的十从国家发展愿景、社会时代精神、公民道德风貌等方面概括和凝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提出了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任务。在全社会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促进公民认同、提升公民素质和凝聚社会共识的迫切需要。高校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和接班人，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群体。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指社会转型期，培养学生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目标，培养大学生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以及道德风尚。总之，准确把握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特征，科学探究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是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亟待解决的重要时代课题。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是意识形态的范畴，一经产生就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改变，也会与人们头脑中已有的价值观念相结合。因此，伴随改革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当代高校大学生，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具有核心价值观的一般特征，也必然会体现具体的时代特征。

（一）主导性与多元化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复杂化以及全球化交往的深化，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错综并存，使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和特征。当代高校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也体现为多元化特征。他们追求实现个体价值，而又不完全认同西方价值观中的高度利己主义；他们关注国家命运与民族振兴，而又不完全赞同利他主义；他们关注个人利益又看到集体利益，努力将个人利益融入集体利益；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而又不完全认同西方价值观的自由主义；他们追求个人成功，而又不完全认同西方哲学中的功利主义；他们重视贫富差距，追求共同富裕，而又不完全认同绝对平均主义；他们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而又不完全认同西方社会的政治价值。当代高校大学生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此同时，又保有个体价值观的差异性，体现了个体价值观差异性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性的有机统一，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引领个体价值取向、价值判断，发挥价值导向的作用。总之，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追求主导性的时代特征。

（二）崇高性与大众化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存在主要有理论形态和观念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的在于从抽象的崇高的理论形态转化为普通大众头脑中的价值观念。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以来，学界围绕如何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凝练怎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激烈讨论和研究。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然处于研究、发展和完善的阶段，抽象性、崇高性、理论性是该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特征。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前仍处于从崇高性走向大众化的阶段。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崇高性主要指反映人类社会根本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追求，激励和鼓舞广大大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理性平和、高尚伟大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则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成从抽象的理论走向普遍化的价值观念的过程，大多数大学生自觉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之，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形成，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处于逐渐由抽象的理论形态向平时的大众形态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程度和认同度也亟待提升。这是当前阶段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的时代特征。

（三）稳定性与时代化的辩证统一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本质及生存境遇决定了其具有开放性的时代化特征。信息化、网络化、市场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时代境遇，也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客观环境。信息社会，“以时空压缩、数字化、虚拟化为特征的赛博空间和网络社会的全面诞生，使得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③伴随全球化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群体不仅感受到利益格局的变化，也受到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个体价值观。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要大学生完全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想，而是要坚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价值氛围，在开放的态度中提升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稳定性、建设性。总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时代境遇决定了其具有稳定性与开放性的特征。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

社会转型期，交融、碰撞、变革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大学生正处于个人价值观趋于稳定和定性的决定期，我们要把握好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遵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规律，创新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大学生的精神品质、行为习惯和人格素养，这不仅是新时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代人才培育的必然选择。

（一）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水平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提升大学生政治素养、人格品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亟须创新的方式。高校大学生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两课”教师、专业课程教师、辅导员的共同努力，通过言传身教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大学生头脑中的思想意识。

具体来说，需做好以下几方面：一是要全面提升高校教师的政治素养、道德风尚和文化水平，深化高校教师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融入日常的理论教学和学生工作中，使教育者全面接受教育中推进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水平；二是要创新高校教师的工作方法，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改变传统的说教式、植入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深受大学生欢迎的言语表达方式，以贴近学生生活而又有理论深度的教育内容，全面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效性、科学性；三是要通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方位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仅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功能，还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贯彻于学校的各门课程，贯彻于辅导员的日常学生工作之中，使大学生真正生活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培育氛围之中。

（二）关照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关注大学生精神世界的新特点，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机制。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环境下，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容易受西方价值观、传统价值观的冲击而出现新的变化，从而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因此，要关注大学生的精神生活，遵循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创新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机制。

首先，要完善大学生思想价值评价机制，使辅导员及高校教师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及时发现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准确地分析大学生思想价值观念，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标准，评价大学生精神世界中的各种思想价值观念的好坏善恶，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有益的分析。其次，要健全价值澄清机制，对于日常工作中发现的低俗、腐朽、落后的价值观念，通过辅导员日常工作和高校教师的课堂教学及时澄清，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思想观念及时澄清，从而使大学生在规避腐朽落后价值观中，逐渐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认同。最后，要建立价值商谈机制，高校辅导员及教师由教师要“弱化职业倾向，把自己定位成文化知识的组织者、参与者，定位成教育服务的设计者、提供者，”④发挥自身的亲和力和感召力，理性对待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在与大学生的对话和商谈中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效性。最后，要建立价值激励机制，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通过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的形式，举办知识竞赛、论文比赛等形式，激励大学生自觉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生典型给予各种形式的奖励，宣传和教育广大学生自觉地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

（三）注重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载体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是提升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效方法。首先，新媒体是大学生生活的重要内容，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要充分利用微博客、QQ群、BBS、微信等新媒体，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校园网站，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结合，使大学生在新媒体的娱乐学习生活中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要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入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中，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优势，举办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专题活动，使大学生自觉地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要精心指导高校社团建设，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工作教师对社团发展的指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造有效的载体。最后，还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宿舍生活和班级生活，充分发挥党员、学生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营造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生活氛围，全面增强大学生的素质，促进大学生同学间的交流形成健康积极、和谐友爱的良好关系，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四）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模式

校园文化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点，要从校园精神培育、校园文化活动开展、校园文化宣传等层面，重塑求真、向善、致美而有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全面提升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效性。

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首先，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培育校园精神、校园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与高校独特的历史风尚相结合，凝练出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精神，使大学生在进入高校的时候，不仅能品位到校园文化深深的韵味，也感知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想。其次，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净化校园精神文化氛围，促进大学生素质的提升和个性的发展，同时要积极开展支部班级内部的活动，通过党性锻炼、党性教育增强大学生党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度，发挥大学生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广大大学生自觉地学习、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宣传活动，借助于校园广播、校园电视、校园网络、校报校刊等方式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校园内日常的宣传标语、政策规章等影响和约束大学生的个人行为规范，使大学生形成勤俭节约、刻苦奋斗、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奠定坚实的校园文化积淀。

[注释]

①韦建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

②Alison Assiter，Revisiting Universalism[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04：18.

③张彦.基于“价值排序”视角的核心价值观建设路径[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3（1）：46.

④李春梅，魏忠明，刘会亭.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J].湖北社会科学，2010（9）：198.

[参考文献]

[1]陈秉公.再论国家核心价值“高势位”建设的规律性[J].理论探讨，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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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非主流意识形态 特征 影响 引导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形形的意识形态不断涌现，纷繁复杂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对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在简要阐述了非主流意识形态概念和特征基础上，重点分析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最后提出了具体的引导措施。

非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特征

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主要体现了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在统治阶级的不断灌输下，成为大部分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但是社会中存在着不同阶级和利益群体，所以就产生了代表各自利益的意识形态。而这些不具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便称为非主流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关键的转型期，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以及分配方式等日益丰富，导致了人们在价值观、行为方式以及思维习惯等方面日益多元化，人们开始追求精神的独立、自由和个性。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全球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各种意识形态也随着国际交流而不断涌现，由此形成了多元化、复杂化以及丰富化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成为了非主流意识形态最大的滋养土壤，并明显的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政治性：主要体现在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要求的特征；

趋利性：主要体现在不同利益群体对自身权益的自我维护的特征；

交互性：主要体现为不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关联的特征；

隐蔽性：主要体现在依附于打着商业标签的物质外壳上的特征；

开放性：主要体现在通过现代化传播手段来争夺舆论阵地和扩大受众群的特征；

传播性：主要体现在既能够以学术观点的形式在社会层面进行传播，又能够将日常生活体验上升为理论高度进行传播的特征。

面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有人主张全面恢复传统文化的“儒化论”，也有人认为要全盘吸收西方文化的“西化论”，但无疑，这两种思想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整体上来讲，非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正面与负面、健康与低俗、开放与保守等思想对撞、良莠不齐等特征。毋庸置疑，当前非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冲突，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客观认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特征，深入分析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是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有效引导的基础和前提。

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

非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消极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大功能就是通过抵制和消解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负面影响，强化自身的社会认同感，为统治阶级树立合法的统治权威。而非主流意识一旦产生并大范围传播，必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造成冲突和挑战，造成社会成员思想扭曲、信仰丢失、价值观错误等后果。改革开放以来总是有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西化”思潮、新自由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都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和消解，并不同程度地导致了信仰危机、西方自由化思潮泛滥、各种各样的思想污染以及理想断层等情况。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共产党领导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传统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等精神思想造成了巨大冲击。可以说，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从各方面进行渗透，消解着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瓦解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此外，在商业文化的不断鼓吹下，大众文化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只强调解构，却忽视重构；一味迎合大众口味，将大众推入梦幻的心理世界；为了图感官之快而追求享乐主义。在大众文化的“时代狂欢”中，原有大众的社会意义被彻底颠覆和消解，导致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维系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巨大冲击，最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稳固与整合形成挑战。

非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积极影响。虽然非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有着消极的影响，但同时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思想宝库和理论支撑。通过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有效引导，能够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放性，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和谐发展。主流意识形态要想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必须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有选择的学习和吸收，不然就会导致固步自封，毫无生命力，最后被彻底遗弃或消解。我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是在不断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完善起来的，其中也不乏西方资本主义优秀的意识形态。列宁曾指出，所有的人类文明成果，马克思都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任何一点都未被忽视。所有的主流的、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他都重新审视、分析、批判以及在实践中予以检验，最终得出了超越阶级限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各种思想相互碰撞，各种文化不断交融，在此背景和环境下，我们要以包容的心态、开放的胸襟以及超前的眼界学习借鉴所有的人类思想成果，也包括西方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面对西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涌入和传统优秀文化的消解，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不应该一棒子打死，全盘否定，而是以应有的包容力，批判地学习，进而增强自身的凝聚力。

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

针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我们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引导，最大程度地消除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加强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引导。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精神生活构成了人类文化，而文化就是人们满足精神需要的各种手段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显然不同于经济和政治，因为后两者主要针对人类的物质需要，而文化涉及的是精神层面，也就是人类为满足各种精神需要而从事的行为和行为结果。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涉及精神和思想层面，所以，要想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有效引导，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国传统文化包含了许多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人格素养，包括勤俭朴素、积极向上、自强不息以及爱国主义等，这些精神和思想成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核心内驱力，对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要有效引导非主流意识形态，构建和谐社会，同样需要优秀文化的引导和激励。优秀文化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优秀文化能够形成统一的社会理想和价值体系，维护社会团结稳定，推进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

加强社会舆论监管和建设。要想实现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引导，就必须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力量和作用。大众传媒应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确保正确舆论发展方向，弘扬社会正义，批判社会黑暗，构建和谐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是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重要途径。所以，在引导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加强社会舆论监管和建设，构建和谐健康的舆论环境。可以说，社会舆论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历史经验表明，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促进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可以有效维护和巩固人民政权，有利于社会团结、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作用。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国家之福，错误的舆论导向是国家之祸。所以，所有的传媒机构和单位必须提高政治觉悟，增强社会责任感，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大局为立足点，从不同角度出发，构建有助于引导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