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含义精选(九篇)

第1篇：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红色资源；执政伦理；价值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总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红色资源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因为红色资源中所包含的执政理念对我们党的执政伦理建设提供有意义的指导。

一、红色资源的内涵

自2002年学术界开始对红色资源展开研究以来，许多学者就“什么是红色资源”进行了的探索，他们从不同角度对红色资源进行定位，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红色资源的含义的界定，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红色资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另一种观点认为红色资源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持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谭冬发、吴小斌、李实，谭冬发和吴小斌主要从狭义的角度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定义，李实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红色资源进行了概括，他认为“从广义上讲，它可以包括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无产阶级政治理论、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及其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物质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崇高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和”。持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耿琪，她认为“物质的红色资源指的是，革命历史遗迹、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公墓、旅游路线、文学作品；精神的红色资源是指，中华民族在五年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3]。这些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智慧的结晶，也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这些都是我们党和人民倍加珍惜的红色资源。这些红色资源不仅凝结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在赢得政权、保持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执政理念，也包括了党的执政制度伦理以及优良传统和作风资源。

三、红色资源的执政伦理价值

“执政伦理，就是指主要由执政伦理理念、执政制度伦理和执政主体德性构成的、对执政主体的执政行为的伦理规范体系。”红色资源中包含了丰富的党的执政伦理理念、执政制度伦理以及优秀的传统和作风。从这里可以看出，红色资源具备重要的执政伦理价值，能够推动党的执政伦理建设的进程。

（一）红色资源能够坚定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我们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1944年9月在追悼张思德同志的会议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并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一思想表明我们党把“人民利益”放在了无比重要的位置，从而奠定了共产党执政的思想基础。我们党一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始终坚持和不懈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为我们党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提供价值引导。红色资源中包含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我们党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提高党的执政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执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是我们党创造的宝贵的红色资源。这些红色资源深刻的体现了我们党的价值追求，为规范党的执政行为提供思想上的指引，有利于实现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二）红色资源有利于执政党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的“正义性”。

执政制度伦理以执政伦理理念为指导，并保证执政伦理理念的实现，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执政党的道德品质。党的执政制度的选择的“正义”性是对执政制度伦理的合理诠释。“正义”涉及到对政治、经济、法律、道德范围内是非善恶的评价的正当性。执政党对制度的选择和安排必须具有“正义”性，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执政党的政权才会稳定和长久。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赋予了“正义”以中国化的含义，这就是“民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在党内和军队内部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如“党代表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等，为根据地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色资源中蕴含的制度性资源，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借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出现了一些消极情绪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的思想，对于我们党来说制度的选择和安排的“正义”尤其重要。制度选择和安排中加入了“正义”的元素，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调节党群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红色资源有利于加强我们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简单来讲就是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在工作中的表现，也就是党的形象。党的作风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党的生死存亡和群众的人心向背，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我们党自执政以来就非常重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在中国，第一次提出“党风”科学概念的是同志。1942年同志《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到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只有解决好了党的作风问题，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才会摒弃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一心一意带领群众进行战斗，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

四、在新时期利用红色资源实现党的执政伦理价值

红色资源中所包含的执政理念和我们党在长期执政中形成的执政经验对实现党的执政伦理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实.准确认识“红色资源”的丰富内涵[J].政工学刊，2005（12）.

[2]耿琪.“红色资源”―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亮点[J].吉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刊，2006（02）.

[3]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4）.

[4]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

[5]章越松.制度正义的走向―执政制度伦理的问题域探析[J].河南社会科学，2010（18）.

第2篇：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论文摘要:《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所以有必要对《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商品这一切入点着手，从《资本论》商品的伦理意蕴、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统一等方面进行梳理，力求挖掘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构建原则和内在逻辑。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而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伦理学研究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不可分割的，而谈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时，阿马蒂亚·森这样评价:“一些经济学家更重视伦理学问题;而另一些更重视工程学问题，……卡尔·马克思……更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阿马蒂亚·森所言的马克思经济学的这种倾向最突出的体现是他的巨著《资本论》。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其著作《读》中这样写到:“把《资本论》归结为伦理学的构想是一种儿戏。这一论断看似有道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实是没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范畴。但这并不代表《资本论》没有伦理思想，可以说《资本论》通篇都充满着这些思想，尤其是经济伦理思想。从第一卷“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等等，以及第二卷“资本家的道德和合理市场的等等的实质”等，到第三卷的“这种草营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

阿尔都塞的错误之处在于只看到了《资本论》的文字表面，没能看到其深刻背后是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是隐性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包含历史的向度又佐以事实。在《资本论》中，这种统一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总的成书框架上，二是体现在具体的经济理论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正文一开始就这样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选用商品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突破口，直接而明确。马克思以此为起点透视资本主义的同时，其经济伦理思想也由此展开。这一起点深含经济社会学的逻辑必然，但也包含建构和谐经济伦理关系的匠心。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的这种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虽然它是一个外界对象，但却包含着人的主体性和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因为“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不同物的量只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能同名称，因而是可通约的。

但这种通约性一旦超过了同种品的范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区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了”。“使用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不可通约性，彰显了马克思对伦理主体的关怀。经济活动和人类活动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决不是仅仅物(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需要的是一个“价值灵魂”，即人和人的劳动。

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而我们继续剥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那么，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物质消失了，其具体形式也消失了，这时商品只剩下“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的这些物，马克思指出，它们是共有的，是这个社会具体的结晶，即价值—商品价值。

商品的价值有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它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有可通约性，是以商品为基础构成商品经济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研究找到了内在的根本性的起点，这个起点决定和影响了整个《资本论》的行文思路和基调，也是《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的前提之一。

马克思指出，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而这种耗费的量是如何决定的呢?马克思把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当作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由此而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的价值量。社会劳动时间也就是人类无差别的一般劳动的社会形式的概念。而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却只能体现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也才能看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来源之一，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那么，商品的价值则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形成了作为使用价值的要素，而同质的抽象劳动形成了价值实体。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对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不同时，指出:“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样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么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多少劳动，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商品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对它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怪诞。在马克思看来“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这种狂想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拜物教”。马克思有时也称它为“象形文字”。

商品拜物教是同商品的生产分不开的，那么它来源于何处呢?马克思认为:“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也不是来源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肌能，而一种这样的肌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的耗损，这是一个生理学真理。第二，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消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的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那商品拜物教来源于什么呢?商品形式本身。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内容，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商品拜物教把现实世界在人脑中倒立过来，那么如何破除它呢?马克思认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即消失了。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这种神秘纱幕就可揭开了。

破除商品拜物教后，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设想，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在那里，劳动时间就有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开出了药方，但也给出了这个药方治病的条件，那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产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结构到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和如何破除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以商品为起点来建构经济伦理关系的解题方式。

商品交换虽然是简单的社会现象，但同时又是最普遍、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萌生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而且蕴含了作为调节人的行为规范的一切伦理原则。《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切人点来研究资本运行过程，逐步深人地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由此来构建他的经济伦理原则。

第3篇：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10日上午，会议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原会长陈瑛研究员、副会长魏英敏教授，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李湘舟巡视员，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国骥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刘建武院长，《伦理学研究》杂志主编唐凯麟教授，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期刊处陈奇亮处长，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经济伦理学会会长王小锡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怀承教授等在开幕式上讲话。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伦理学研究》副主编、中国经济伦理学会副会长王泽应教授主持会议。中共湖南省委原副书记文选德同志发来贺信。

与会专家学者热烈祝贺《伦理学研究》创刊十周年。大家认为，《伦理学研究》创刊十年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学术性、思想性和实践性相结合，取得了丰硕成果，办出了口碑、办出了成绩、办出了特色，为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大家坚信，在未来的岁月中《伦理学研究》一定能够继续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最前沿，继续发挥好资政育人、弘扬新风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做出新的贡献。

武汉大学乔洪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郝云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王露璐教授分别就“经济转型中经济伦理变迁的路径依赖”、“企业家慈善行为的道德评价”、“财富伦理向度的经济意义”、“财富、工具还是目的——亚里士多德、韦伯和马克思关于财富的三种认识模式”等问题做了大会专题报告。

《光明日报》理论部理论版李亚彬主编、《哲学动态》编辑部强乃社副编审、《道德与文明》编辑部主编杨义芹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王正平教授、《中国医学伦理学》李恩昌主任、《伦理学研究》副主编李培超教授等人就“如何办好社科学术期刊”、“中文期刊与中华学术创新”、“学术期刊与中国精神的振奋”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道德文化建设问题向来是伦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这次会议上，就“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人性基础”问题，有学者认为，除了一般人性之外，还有一种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的职业中起主导作用、并始终受到一般人性影响的特殊自利人性。根据对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的两种人性的理解，通过充分把握两种人性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生作用的特点和机制，我们才能够更为有效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道德建设。关于“新时期道德治理的含义、本质和基本路径”问题，有学者指出，道德治理必须首先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将道德制度的创设作为社会管理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将道德教育与道德治理有机地统一起来，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受教育者养成尊重、遵守道德规范的敬畏心理和行为习惯。关于“报复性特恶道德问题的治理”，有学者建议，要注重对报复性特恶道德行为依法进行严惩，并对实施者的心灵开展道德拯救；以共享式增长实现机会公平和分配正义，保障弱势者的社会权利；通过教育来提升每个公民尤其是弱势者的发展能力和向上流动空间，培养他们的健全心智。

正义问题近年来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围绕“分配正义的含义”、“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观的含义”等问题，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讨论。关于“如何评价西方学者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论证，选择和确立恰当的分配正义原则”问题，有学者认为，我们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定义和理解出发，去批判地看待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正义原则，从而选择和确立恰当的分配正义原则。关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核心价值观的含义”问题，有学者指出，公平正义是动员和凝聚社会力量、增强社会团结的旗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准则。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在改革和发展中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实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结果的相对公平。

经济伦理学界的学者历来高度关注宏观经济活动和微观经济活动层面折射出的经济伦理学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就“市场秩序治理”、“财富伦理的经济意义”、“现代消费伦理原则”、“经济危机的道德根源”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关于“建立市场秩序治理中的道德责任共担机制”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市场的混乱状况令人担忧，随之产生的诸多道德风险和社会隐患是目前道德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追逐利润最大化、拜金主义是其深层原因。因此，必须建立统一、开放、公平、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构建起以政府、企业、公民三类主体形成合力的道德责任共担机制。关于“财富伦理对于经济活动的意义”问题，有学者认为，财富的起源和增长不仅是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深受伦理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深入挖掘财富伦理向度起作用的方式和效果就可以发现财富伦理不仅作为价值判断而存在，它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而且它与经济向度共同促进并发挥作用。关于“经济危机是否具有可预测性”，有学者认为，经济危机深层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因此通过分析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就可以预测出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蔓延的广度与深度。同时，经济危机具有道德根源，只有通过合理评估社会道德生活的状况，我们才能够预测出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才能及时找出避免或缩短经济危机爆发的纠正措施。

各小组在讨论中围绕中文学术刊物的办刊方向、道德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前进方向、经济伦理学的学科独立性和学科话语构建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激发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第4篇：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论文关键词：伦理 武德 仁 义

1前言

在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如日中天，潮流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在享有富足的生活条件同时，却在心理、思想、观念上出现贫乏的现象，造成文明系统价值的冲突，特别是面对当今人类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心灵，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人们道德的缺失，价值的分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心理的落寞和精神世界意义的危机，可见，现代人正处于一种失“和”的状态，要改变中国现在的文明系统价值冲突与精神世界意义的危机所造成的人文灾荒，人与人，社会与人，人与心灵，人与自然就必须和合发展。在具有几千年文化沉淀的中国，要保证这多方面的和合并不是空谈，但也不能凭空的就能调和，需要来自于对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其中伦理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认识社会道德现象的最高形式和成果，并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关系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的继承性，并长期以来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民族的繁衍和文化的延续起着重要作用，是传统文化继承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武德是指长期以来在习武群落中形成的对习武者的行为规范要求，是习武者的道德，其主要就是为了协调习武者之间的相互人际关系，提高习武者的道德修养，它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2武德中中国伦理思想的精神内涵

中国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直都是儒家伦理思想。儒家伦理思想是一个以“仁”为核心，反映封建等级关系的体现“爱有差等”的道德规范体系，其强调道德义务，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仁与义的人性论，忠恕之道的行为尺度。所谓“仁”，孔子给仁：下的定义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说有好事就要想到别人，让别人也得到好处。与此相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仁者，爱人，即是孔子的思想，扩展开则有爱身，爱亲，爱人民，因此，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伦理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武德的核心。除“仁”思想外，“义”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概论，它的根本含义是指符合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它与伦理思想其他重要的范畴“仁”、“利”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孔子看来，“义”是一种理想人格，是君子所应该具有的重要品质，认为“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它也是君子人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可见，义是社会伦理的规范，正如董仲舒给“义”下的一个别出心裁的解释：“仁者爱人，义者正己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日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春秋繁露·仁义法》)其认为“义”主要是规范自身行为的，而“仁”是对别人的态度。此外，“信”也是儒学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它的含义是指诚实不欺，守信用。在《论语·为政》中提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其认为信是人所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品质。而且孔子也认为信是完善人格，提高自身境界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总之，在社会生活中，要做到达仁，至信，善勇，规义，就是行使忠恕之道，行仁之方，推己及人。中国武术就是以儒家“仁学”为伦理核心．以“和谐”为价值准则，从武术的历程来看，伦理道德一直都伴随着发展，并与武术结合，形成了独有的“武德”，它归属于儒家伦理思想的范畴，武德的各方面内容与要求都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的“四德”、“五常”之精神，其武德的实践过程也是追寻“仁道”，推己及人的过程。

3武德中体现伦理思想的几个方面

3．1谦和含蓄、谦敬忍让之处世精神

谦和思想是武德中“善待人们之间关系，端正自身德行”的主要方面，讲求谦虚恭敬，宽容忍让，重视和合。这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要求，是“仁”的基本内容之一。

含蓄的致艺思想也是武德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其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决定了武术的特殊作用和与武术有着难以言明关系的儒、释、道思想，万籁声在《武术汇宗》中提到少林寺传授门徒规条中就有“不准以大欺小，公报私仇；不准指东杀西，高声争论；不准嗦弄是非，以欺弱好强”等规条，此外还明确规定“不许因有本领，欺奸妇女，欺负善良，抢孀逼嫁”等条文，要求习武者不论武术多么高深，不允许逞强、恃强凌弱、以势压人、以技压人、以技欺人，不哗众取宠，不人前显现，有功夫而不自傲。这些要求合于“仁”的行为规范，体现了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是君子对他人的态度。且在思想上，习武者必须加强含而不露、深沉含蓄的思想修养，在技术上，重视形态效果和技能技巧，使演练风格和粗俗的打斗技法更具朴素、含蓄、文明，在更高的意义上，武术界尊崇这种含蓄的道德修养，还在于修炼一种气势辉宏、翩翩大度和宽厚忍让的博怀，其志不轻浮，学艺、处世躬行于“实”，摒弃不求甚解，仅“徒支虚架的图人前美观的满片花草”。这种含蓄谦和的自我修养，充分体现了伦理思想的“义”，体现了武术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为武术人的一种精神品质，是武术人对自己的伦理要求。

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武术人讲求宽容忍让，它是武德中所包含的一种高尚的精神气质，对于故意挑衅，狂妄之徒，往往采用宽容忍让的态度，但宽容忍让所持的谦让并非等于一味迁应而姑息养奸，更不是事不关己视而不见的态度。这种忍让是追求至仁、达义过程的一种态度，同样是“仁者爱人”的表现。

3．2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之励志精神

自强不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鼓励着后人不断进行奋斗和拼搏。在古代，崇武尚勇者遍布多个阶层，君王、文人武将和平民百姓，虽各有别，然而每当外遭入侵，内有忧患的危难之际，他们中不乏慷慨悲歌，挺身御敌的勇者和爱国志士。体现了“舍生取义”之气节，在“取义”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武术人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它也是千百年来武林所提倡和践行的精神。这里所谓的“义”具体说来是指伸张正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对国家危难之际，武术人应具有君子的重要品质，“君子义以为质。”“义”也是君子人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长期不断发展起来的各种拳派各有长处，以己之长，克己之短，在经验中孕育着新的技艺，这是不少武术家创新开拓精神的具体表现。正是由于此，才能使风格多样，内容丰富的流派在武林中显得多姿多彩。究其原因，正是变中求善的思想，反映出我国人民勤奋创新的精神。且武术是经过实践经验的学习，掌握和提高，继而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的，在习武过程中，各门各派重视对后来学者进行精神意志的培养。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又一大内容，《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言君子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在武术界中，对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武术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闻鸡起舞”的这种刻苦精神、开拓精神正是自强不息，“刚”的品质。

3．3崇德扬善、重信守诺之侠义精神

从广泛的社会学意义上，通过人们在社会之中所服务的人和社会的价值，表明了一种一定社会形态作用下的道德情操的标准，即一一个人的思想行为要符合一定社会活动的规范，这就是“义”。古人学习武术，习练武术一为强身健体，二为行侠尚义的行为维护着一定社会的道德和个人利益，以至形成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其中侠义思想的核心便统一于“义”、“亲”，而武术德行思想所突出的“亲亲”仁义伦理思想由于受到家族本位的道德价值的影响，武林之中的师徒、同学相互冠以家族的模式进行组合，并夸大彼此之间的关系，推崇师傅的权威与尊严以及朋友的情义，这种传统的德行思想长期约束习武者行为，它有利于武术门派的形成但相对排斥与外来流派的交流。但从积极地意义上看，又起到了一定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局部维护了人们之间的尊重和爱护。这种“亲”的伦理道德凌驾在其他道德之上，造成了不少武术门派形成保守狭隘的处世观，因此在现代意义上来说，应树立友善的习武道德标准。而信守诺言，言行一致，也是武德的重要内容，孔子日：“民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守信用，重承诺早已成为武林的传统，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也成为武林俗尚。

总的来说，侠义思想中蕴含着许多与伦理思想相吻合的内容，如：勇、信、义等思想。当然儒家所讲的“义”是合乎“仁”的义，所讲的“勇”是在“礼”节制下的勇。侠义思想是在中下层社会中滋生发展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豪爽和刚直不倒的气节，常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美奉为信“义”之楷模，也成为武术界一直标榜的心中圣人，并几乎成为一种信仰，其原因是“忠、孝、义”三者是武侠思想的核心。但从历史上看，侠义思想也有其落后的一面，舍己取义的标准常常根据小团体和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因此侠义思想不完全是一种完美的道德行为。在现代社会中，对侠义精神应当合理的继承，以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

4伦理思想下的武德对于当代的启示

4．1武德是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武术被人们所接受，并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注重武德。因为武术本身侧重讲力，包括力的增长、分配、协调、运用等，但在社会条件的规范下，力的应用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德，即是规范力的施展，它使武术主体的处世方法与社会不悖，并严格遵循社会的规则。在此情况下，所谓的德就是德力统一体中的德，这也是武术技击与社会伦理思想统一的一种体现。同时，武德也是武术的审美特征之一，武术与古典美学一样，追求气、韵、意、形、神等。在传统哲理思想下，强调善与美的统一，即通过伦理道德上的感染作用，把握真善美统一的主题。因此，即使武术是以技击为本质的一门格斗之术，却在武德的规范下变为除暴安良，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体现了善美合一，德术并重。古有拳者就认为：“德与力如武术的两翼，似车之两轮。”二者缺一不可，德力的统一自古就是武术人格的特征，是武术的审美价值内容，也是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4．2武德是构建现代社会价值观、完善人格的重要内容

武德致力于人格的培养，始终关注的是人的生命的质量，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致力于优化提高人格的完美，引导武术应该培养具有怎样人格的人，而重仁爱，讲忠义的武德所尊崇的人格内核，正与现代人格的需求实现了科学合理的优势互补，现代社会需要的是由高智慧，高尚道德和审美情操的创新型的人才。而仁义武德可以通过现代的诠释和改造，使其融合于公民个体意识中，以促进群己互补，公私结合价值观的确立。更进一步说，如果将武德引入现代社会中，使其与时代精神结合，符合和谐社会构建的精神要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现代的把人物化及其过分注重物质欲望的宣泄现象，以保障人文精神的弘扬。追求武德的人格，对于构建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格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是完善人格的重要内容，将有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从而塑造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4．3武德是解决人类问题的选择

武德中谦和含蓄的致身观，自强不息的励志观，崇德扬善的处世观，重义轻利的侠义观是武术人的精神内涵与价值标准，以这种价值标准去处理困与，家与家，人与人的关系，能和谐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从而达到由各关系不同而趋于和谐。而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冲突、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价值观念往往是导致世界动荡和冲突的原因之一，故此，当今学界认为构建一个合理的、现代的伦理社会是面对自然、社会、自我冲突挑战的选择。因此，中国伦理道德下的武德所包涵的精神内涵建设也是解决人类问题的选择。

第5篇：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经济正义问题是典型的经济学和伦理学交叉的命题,它不只是讨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一般道德行为规范,因为这仅靠一般伦理学对若干经济案例或经济现象加以分析就够了;也不只是讨论社会发展中的一般经济规律,因为这仅靠一般经济学方法对人的交往和行为偏好加以审视就满足了。它实质上是指,无论什么经济学流派,无论它们提出的问题林林总总、千差万别,最终都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任何经济制度安排都内含着经济正义要求,任何经济学研究都离不开道德责任,离不开对某一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中人的终极命运的关怀。

一、关于经济正义范畴

要理解经济正义范畴,首先要廓清善与正义的异同。

中外传统伦理思想都强调善的德性。所谓善,侧重于从个人道德动机、义务或责任的角度来评价道德行为,它所追求的是美好的理想,甚至崇高的道德境界。任何一个时代,人们所推崇的善都是不作经济分析的、不计成本的,所谓“乐善”即为“好施”,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善,就是看行为人是否自愿使其付出大于所得,一旦这个“大于”大到只贡献不索取,无私奉献、不计报酬,就是“至善”,至善者即圣贤。显然,任何社会都需要这样的善,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景仰这样的善,但达到至善境界的永远只能是少数人。需要指出的是,善在这里是超经济的范畴,除非重新解释和定义,否则不能用它来进行制度伦理或经济伦理分析。

而正义则不同。正义侧重于从制度、秩序、法则、权利、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的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无论人们道德境界高下都必须服从正义的要求。正义所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化,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化,人的付出和获取的对称化,人对效率与公平的正当需求和满足的刚性化。

正义又不同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土生土长”的义的范畴。正义(Justice)的词根Jus来自拉丁语,包含着法度和权利。义和正义的实质性区别主要在以下两点:

第一,义是外在于法的。既外在于现代法治体制中的法,也外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刑”为核心的“法”。义从“法”外维系以君权为中心的人治社会,是“法”的重要补充,在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中不可或缺。而正义则是法治社会中法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目标,是法的精髓,是法之为法的根据。它作为规则内在于每个社会个人,同时作为超越规则之上的理念,不允许有任何个人凌驾其上。

第二,义是外在于利的。或者与利截然分离对抗,或者与利保持一种主从重轻关系。而正义则始终是内含利的,可以说,正义的提出就是源自利益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古希腊思想家早就提出,正义不可能独存,凡彼此没有相互利益关系者的行为,就没有正义或非正义可言。这一点在经济伦理中极为重要。由于正义包含甚至源于利益,所以,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首先是经济正义。一般正义和经济正义的层次性在于:

一般正义首先是作为人的理想性存在,作为判断一定体制中人的行为及其结果所具有的意义,作为衡量人的价值、尊严、权利和自我实现的标尺而设定的。这是社会体制的内在精神或理想性规定。因此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注:罗尔斯:《正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经济正义则在正义的一般意义之下,突出反映了正义的实践理性精神或现实性规定。即人的经济行为需要选择理想的体制性目标和规范,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冲突需要平衡和解决。

大体上可以从四个角度把握经济正义:一是自利角度,经济正义首先是指经济人享有并自主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和由此形成的经济自由和履行契约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二是合理分配角度,经济正义最终实现于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既包含由机会公平、程序正义和公平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又包含使最大多数人福利增长的人道主义关怀;三是主体心态角度,经济正义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心理预期的满足程度,有赖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萌生的正义感和认同感;四是人的本质角度,经济正义最根本的是指人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自己的本质,求得全面发展。简言之,经济正义就是一定经济制度的意义元素或经济的精神。

二、关于经济正义的一般历史考察

我们可以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找到现代经济正义概念的萌芽,如:柏拉图关于建立财产权利和财产关系恒定不移的秩序的正义观;(注:《西方伦理学名着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6-163页。)亚里士多德关于遵循财产占有和行使财产权利的适度与中道的正义观;(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8页。)伊壁鸠鲁关于扼守财产交往关系中的互利和约定的正义观(注:《西方伦理学名着选辑》上卷,第96-97页。)等。这些古代的正义观念已经初步提出了经济正义的基本形式和实质内容,前者是秩序、适中、履约和承诺,后者是权利、和谐、互利和恰当。当然,在古希腊时期,这一切都蛰伏在善的最高理念统摄之下。

近代资本主义撩开了传统伦理的善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以资本原始积累、金钱拜物教为表征的恶成为推动历史的杠杆。靠劝善向善的个人德性修养全面节制恶已不可能,因此,作为制度伦理的社会体制第一美德——经济正义范畴凸现出来,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1)近代经济正义思想和资本主义伦理精神契合,相得益彰。

(2)近代经济正义思想和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价值基础天然合拍,有可通约性。

(3)经济正义问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产权制度的各个领域被多角度、多方面地深入探讨,促进了这个制度的进步和日益完备。

(4)此时经济学已获得独立的发展,经济正义问题由单纯人文学者、伦理学家、哲学家的一般研究对象转化为经济学家介入的共同研究对象,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具有基础性、渗透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伦理思想演变成经济伦理学。

(5)与此同时,出现了对私有制的正义性的怀疑和批判,出现了以实现公有制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正义理论,成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经济正义观的思想来源。

近代经济正义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有:

1.格劳秀斯:正义必须以人类的社会本性和自然权利为基础。权利的道德意义就是正义。因此,经济上的正义就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有一定约束的有限私有财产权,是公共权力与财产权利之间不对称但却合理的关系。(注:《西方伦理学名着选辑》上卷,第580-583页。)

2.霍布斯、洛克、休谟等:经济正义就是维护和履行契约。契约是经济主体双向承认的形式,它表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每个主体享有财产所有权,并承认和尊重他人享有和自己一样的权利。履行契约是正义的起点和源泉。契约的权威高于王权或政府权威。经济正义依存于契约和契约所界定的权利。判定一个社会状况正义与否的惟一标准是守约、履约还是违约。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正义的要求是历史的。比如,在未来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黄金时代”,人

第6篇：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一、会计伦理学应该具有自身的个性

   无论何种学科都有其研究对象会计伦理学，必须与伦理学"母体"相区别以显示出自身的个性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近年来伦理学学科朝两个大方向，理论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延伸，会计伦理学作为引导会计工作的科学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这种学科上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会计伦理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母学科伦理学的制约和影响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对会计伦理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无论是伦理学还是会计伦理学都致力于一定伦理精神的对象化和现实化都要求实现对人的行为导向的人道化科学化，由于两者的对象不同所要解决的任务各异因而它们就表现为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明确会计伦理学的研究方向非常重要，会计伦理学只有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突出自己的特点才能丰满起来我们对会计伦理学的研究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然而就我国会计伦理学的研究现状而言，其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多为伦理学理论框架的"整体位移"。例如对应于伦理学的道德理论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三大部分理论体系，会计伦理学将理论框架设定为会计道德理论会计道德规范和会计道德实践三大部分，对应于伦理学的人际关系和谐和个体德性完善的研究重点会计伦理学，则将研究的主要任务设定为会计活动的各类人际和谐和会计人员德性的完善。

笔者这样作比较.并非否定科学伦理学作为会计伦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并非否定会计人员在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指导下进行会计实践的必要性,并非否定会计人员处理财务活动中人际关系和自身德性对会计活动质量带来的重要意义,而只是认为会计伦理学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于会计的实践活动尽管会计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分支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计伦理学体系，就是伦理学的简单演绎和套用它应该脱离伦理学的"母体"而体现出自身独特的个性即会计伦理学体系的构建不应从现有的伦理学体系出发而应该根据会计人员的财务活动特点，进行理论研究构建学科体系的框架要从领悟时代的发展和会计改革现实对会计人员提出的道德要求出发结合实践阐述这种要求。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关于立法方法论的论述，对于会计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立颇具启迪意义。马克思在谈到立法活动时要求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立法者，既不是在创造法律也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法之创制源于客观的现实同样会计伦理学体系的确立，也不应该出于研究者的主观臆想或者是照搬现成的伦理学理论成果而应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科学的道德理论指导下，从当今我国社会现实特别是我国会计改革的现实出发立足于会计道德现状以及社会对会计人员的价值，期待努力创建无愧于新时代的会计伦理学体系。

二、会计伦理学应该具有完整的研究

     领域会计伦理学的主旨在于依据一定的伦理价值体系和原则规范，对会计人员所实施的财务行为进行伦理的评判和导向在社会现实生活中，财务"实际上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不仅指财务会计的活动.而且还包含仓库物资管理人员财务管理人员审计人员等一切与财务活动有关人员的活动，因而他们必须对自己行为的方式内容态度以及后果承担起道德上的责任从而对会计伦理学赋予了一个对财会行为进行道德价值评判和导向的任务。

目前我国会计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缺陷是视野过窄从学科研究外延来看会计伦理学仅停留在“会计“人；应该怎样做这种狭义的会计伦理问题上，固然会计人员的伦理问题应该成为会计伦理学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但其他人员在相关财务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品性也应当成为会计伦理学所要关注的问题，只有当所有人的财务行为方式财务行为内容及态度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时我们才可以说整个社会具备了良好的会计伦理道德，从目前社会现实的要求来看会计伦理学研究工作者既要进一步探讨会计人员的伦理问题也要探讨，其他与财务活动相关的人员的伦理道德问题在学科的发展上必须将狭义的会计伦理学推向广义的会计伦理学在研究对象的确定上会计行为的主体，不仅仅指会计人员应该包括一切与财务活动相关的人员后者具有财务意义的行为同样必须接受会计伦理的审视和指导总之财务活动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会计伦理学研究范围的广阔性这是构建广义会计伦理学的现实基础无视这一客观现实将不利于会计伦理学的科学发展。

三、会计伦理学的价值目标

    应该具有层次性价值目标是人们行为的导向，作为一门从伦理道德的意义上研究会计应当如何的学科会计伦理学的最终目的是使自身设定的价值目标变为会计人员自觉的行为选择，所以价值目标的设定在会计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会计人员能否认同并自觉追求所设定的价值目标关键在于，会计伦理学是否能真实反映会计人员道德的现状并进行正确的导向，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要求会计人员比其他职业的劳动者具有更高的道德，这是由会计劳动的特点以及会计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但就会计这一整体而言其成员的道德水准呈现出不同的层次以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平为例，既具有奉献精神忠于会计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也有仅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作为谋生手段的会计人员还有的会计人员行为违背了最起码的职业道德，甚至违反了法律上述会计人员不同的道德水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是社会成员道德水准的不一致性在会计领域的具体反映既然会计的道德水准存在差异，那么会计伦理学所设定的价值目标就应该包含不同的层次从而反映和满足不同层次会计人员的价值追求并予以引导。

然而现有的会计伦理学所设定的价值目标并没有呈现出应有的层次性。而是仅仅从一般意义上对会计人员的行为提出要求，这不仅使得会计伦理学的价值目标缺乏明确的针对性以致处于不同道德层次的会计人员缺乏明确的行为目标，而且导致会计伦理学学科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效益低下所以会计伦理学必须潜心研究，确立能够引导不同道德层次的会计人员进行价值追求的目标体系，笔者认为这种道德价值目标作为对会计人员的行为导向既包含了，对会计人员提出遵纪守法基本层次的道德要求又包含了对会计人员提出具备好素养的高层次的道德要求，这些要求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序列在这一序列中无论是处于何种道德层次的要求，都有其发挥自身功能的特定范围即都有对特定的人群进行行为导向的价值忽视了会计人员道德状况的多样性设定的价值目标，就会过于单一并会妨碍会计伦理功能价值的实现目标过低对道德层次较高的会计人员而言就失去了导向的意义，目标过高对道德层次较低的会计人员而言，就是一种空想只有设定一个呈现出不同层次的使每个会计人员经过自身的努力都能够达到的目标体系，会计伦理学才能实现对会计人员行为的有效导向。

四、会计伦理学应该注重激励与惩罚机制的研究

前已论及会计人员的道德是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因此会计伦理学对不同的人发生作用的状况也是不尽相同的，对于那些道德状况处于较低层次的会计人员来说，会计伦理学主要应发挥其对会计人员行为的规范纠偏功能，明确规定行为限度同时也应该蕴含对会计人员不当行为的纠正特别是会计人员"恶、的现象更是会计伦理学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例如采取严厉的措施使违德违法的会计人员、不能作弊不敢作弊不愿作弊、不能作弊、就是要尽可能确保制度安排上没有缺陷，设立一道道制衡机制完善各个操作环节的安排、不敢作弊、就是要针对各种会计人员违法行为进行严厉的民事和刑事的处罚在法律上必须有严格的惩罚措施保持强大的威慑力量，让会计人员不敢违法、不愿作弊、是基于制度基础和法律安排上的良好机制和道德艺术使会计人员在主观上没有作弊的念头，对于那些处于较高道德层次的会计人员而言会计伦理学应更多地探讨，如何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其追求更高的境界，因为这种追求作为行为主体高度自觉性的体现并不是简单设定、不得为非、的行为限度所能奏效的而是人们在一定的机制激励下的主动选择，没有一定机制的激励会计人员就难以产生高尚的举动即使偶尔为之也难以持久，更谈不上成为一种习惯激励机制的形式大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的自我，即自己为自己设定向善乃至至善的动机机制由于会计人员的高尚举动，一般是在一定机制的激励下对崇高价值目标理性认同和情感共鸣的结果，所以会计伦理学要致力于培养会计人员科学的财务行为和理智的良心，将此作为会计人员高尚行为的内在驱动因素二是客观外在的社会激励这种激励可以是精神的也可以是物质的对受激励者，可以使他们拥有一种社会地位也可以为他们创造一种有利的自我发展机会。

五、会计伦理学研究应将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结合起来

会计伦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展望其发展趋势，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索中外会计伦理思想的发展根基和历史的逻辑，联系我国的会计实践活动历史悠久会计学家和思想家在会计实践活动中创造的极富道德价值的会计思想和他们的会计行为构成了我国会计伦理思想发展的深厚根基，时至今日这些思想诸如任人唯贤量入为出开源节流公开公正独立性诚实守信等，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会计道德的丰富内容在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挖掘这座、富矿、借，以构建我国会计伦理思想发展的总体脉络和整体框架奠定我国会计伦理学基础，这无论为我国会计领域的道德建设提供历史经验还是为当代会计伦理学的研究，提供历史借鉴都具有理论的价值和实际的意义，另外在外国会计思想史上许多会计学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著作言论及实践活动中都包含着有价值的会计伦理思想，对于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进行考察挖掘研究和批判地加以吸收使之为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会计道德服务也是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

会计伦理研究，要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会计中的各种矛盾和变化，并做出道德评价和引导这是会计伦理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是时代赐予这门新学科得以立足和发展的重要契机.从伦理的角度审视会计人员的道德问题，有利于为进一步研究我国会计的改革开辟出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领域.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会计受到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的挑战.会计价值观的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以许多新的形式体现出来，严重地影响和冲击了会计职业道德.例如，会计诚信的缺失已成为我国会计界的一大难题.深入研究会计的诚信问题是会计伦理学的重要任务.总之，会计伦理学应着力研究财务活动中的热点问题，重大问题和疑难问题，对其进行道德评判，加以褒贬，并提供道义的改进法和途径.应概括出适用于会计活动的所有伦理规范，以此约束人们的不当行为，并发挥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促成会计人员达到会计道德自律，以发挥会计伦理学在财务活动中应有的作用.

第7篇：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教育；意识；教育技术

一、教育的本质

裴斯泰洛奇提倡自然的教育，他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完美无缺之人[1]。斯宾塞的教育观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2]。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即交往，“我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能存在着。”[3]这些理解都有道理，但并未完全解答教育的本质。国内亦有诸多理解。比如教育的“生产说”“培养说”“个体社会化说”“交往说”“自我建构说”“生命说”“指导学习说”“自由说”“存在方式说”“文化传承说”“教育就是教育说”等[4]。这些理解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出发对教育进行阐释，仅仅描述了教育的某个侧面，并未揭示教育的本质。要揭示教育的本质，首先要看到教育是一种人类实践活动。人类实践活动多种多样，比如科研、工业、商业等等。教育仅是其中一种而已。只是若无教育这种实践活动，人类自身再生产将被停止掉，社会本身就丧失了生产与发展的动力与目标，最后会导致人类衰落和社会倒退。要揭示教育的本质，还要看到其关涉人之生成。人需要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成。教育实践的根本特征在于其要为个体的自我建构和成长提供相应的外部文化环境。这个外部文化环境能够使得个体能够朝着特定方向成长与发展。这就是教育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区别。此种教育实践是独立于社会生活的教育实践，有着教育自身所独具的方式，比如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等。需要追问的是，个体的自我建构和成长究竟指什么？人具有主体性，这决定了其自我建构和成长都是自主的和自由的。马斯洛和马克思的观点都表明，个体的自我建构和成长的核心是意识目标的实现。意识实现其目标之后，结果反馈于意识自身，会使得意识处于一种新的状态和水平。这就是意识生长，它是教育学最根本之原理。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才是教育的本质所在。为意识生长提供相应的外部文化环境是教育之根本特征。“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这一判断或命题能够从已有学者的观点中得到印证。杜威说，教育即生长。其观点是对的，但没说透，因为教育是意识的生长。雅思贝尔斯说，教育即交往。其实教育不仅是客观的人际交往，更深层的是人的意识的相互作用。“个体社会化说”“培养说”“自我建构说”“文化传承说”等等对于教育的理解都能够从某一侧面或角度印证笔者关于教育的本质的判断。既然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人的意识的生长之内涵是什么？

二、意识生长的内涵

阿伦特将精神生活分为“思维、意志、判断”。思维指一种心智活动。其反面是“无思”。可将思维理解为思考。意志代表着人的一种精神能力，在这种能力中“意愿”与“不意愿”同时发生，象征着人的自由。判断指的是意识的反思能力。笔者认为，思维、意志、判断构成了意识的三种功能，或曰意识功能的三个维度。按照阿伦特的理解，思维、意志、判断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从图中能够看出思维、意志、判断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意识指向外部世界。它可被划分为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此划分对应着哲学所谈及的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如此，我们就得到了意识内容的三个维度。将客观世界作为意识的内容，可以得到三种意识活动，即科学思维、科学意志、科学判断。科学思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从静态来理解的，科学思维指的是科学认识活动过程中的思维。科学思维的目标是指向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客体及其关系[5]。第二层含义是从动态来理解的。科学思维是指对客观世界的思考和认识。此种思考和认识的过程显然是一种意识活动。从意向性来说，科学意志体现着意识对科学的追求。我们能从许多科学家身上看到科学意志。比如诺贝尔为了研制炸药而冒着生命危险做了上百次实验，艾迪生为了发明电灯而不懈探索地做了上千次实验，居里夫人为了研究放射性物质而身患癌症。科学判断是对科学的反思。科学反思，就是对科学发生发展的历程、科学活动所带来的成就与危害、科学研究自身的逻辑等进行思考。科学反思与科学思维不同。如果客观世界是A，那么科学思维是思考A；如果科学思维是B，那么科学反思是思考B及B的结果。科学反思决定着科学意志的走向。将伦理世界作为意识的内容，可以得到三种意识活动，即伦理思维、伦理意志、伦理判断。伦理思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从静态来理解。这是指伦理思维方式。简言之，它是对伦理现象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思考方式。它需要一定的伦理学知识做支撑。第二层含义是从动态来理解的。伦理思维是指一种心智活动，此种心智活动表现为对伦理世界进行思考。伦理意志是对伦理的欲求。它体现着伦理精神。关于伦理意志，胡塞尔提出了意志真理。这指将伦理意志作为表征生命的整体意志。意志真理追求的是可能最好的生活，它是最高善的实现方式[6]。伦理判断是对伦理的反思。伦理反思不仅仅是对伦理思维及其结果，也对伦理意志及其结果进行反思。可以说，一切跟伦理相关的，都能够成为伦理反思的对象。甚至伦理反思本身及其结果也是伦理反思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说，判断是意识三种功能中最高位的，可以称之为意识元能力。伦理反思作为一种意识活动，其学术结果是元伦理学。将审美世界作为意识的内容，可以得到三种意识活动，即审美思维、审美意志、审美判断。审美思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从静态来理解。这指审美思维方式。简言之，它是对美进行考察时所采用的思考方式。第二层含义是从动态来理解的，审美思维指的是审美这样一种意识活动，或曰对美或艺术的思考。审美意志表现为追求审美精神。或者说，审美意志是对审美的欲求。它是意识对审美的倾向性。对艺术家而言，它是其“灵魂”。人们的审美意志不同，表现为对美之追求各异。审美判断也称鉴赏力判断。我们将其理解为审美反思。它不仅仅是对审美思维及其结果，也对审美意志及其结果进行反思。可以说，一切跟审美相关的，都能够成为审美反思的对象，甚至审美反思本身及其结果也能成为伦理反思的对象。以上九种意识活动整体表征着意识的内涵。理解了意识的内涵，就能来讨论意识生长之内涵。从意识功能与意识内容的3x3模型出发，可以将意识生长的内涵理解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意识生长是指意识的三种功能在能力向度上的增长，即思维、意志和判断能力的增长。第二层含义，意识生长是指意识的三种内容(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的不断丰富。通过九种意识活动的开展，意识的三种功能即思维、意志和判断以及意识的三种内容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就会不断地生长。意识生长的条件是，需要为意识的三种功能提供合适的意识内容，这个意识内容就是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中存在的能够被意识所加工的原材料。何谓合适的意识内容？这个问题可从心理学出发来解答。维果茨基的“邻近发展区”概念可以用来判定哪些意识内容是“合适”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也能够为意识内容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认知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可以被用来做选择“合适”的意识材料的依据。厘清意识生长的内涵有助于深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从意识生长的内涵来看，这意味着教育的本质就是在于促进人的意识在思维、意志、判断三个层面作用于客观世界、伦理世界、审美世界的能力之生长。此种对教育本质的理解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的意识本质观。人的意识的生长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生长。既然如此，教育实践就应为个体的意识的生长提供相应的外部文化环境。这样一个外部文化环境能够使得个体的意识能够朝着特定方向生长。人的意识是生成的，具有主体性，这决定了教育不能直接干预人的意识的生长，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影响人的意识的生长。这种间接的影响方式表现在教育为学习者提供合适的外部文化环境。意识生长所需要的外部文化环境该如何被提供？这是教育实践的核心问题，与教育技术学息息相关。

三、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使命

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使命，其实就是教育技术学的根本任务，或曰教育技术学的终极价值。简单而言，这个话题是讨论教育技术学到底要干什么。显然，教育技术学服务于教育的本质之实现。从意识的生长这一理解出发，能够厘清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使命。意识生长所需要的外部文化环境需要被人们技术性地设计与开发出来的，这使教育与技术发生着必然联系，这一点在现代教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意识生长所需要的外部文化环境必然具有一定的约束性，此种约束性必须依靠技术才能得到保证。意识生长所需的外部文化环境不是任意选择的，而是被人们技术性地构建出来的。意识生长需要外部环境，因此环境是教育技术学为意识生长所要构建的重要方面。祝智庭[7]提倡的智慧教育的关键之一是要构造智能化环境。在黄荣怀[8]所分析的智慧教育系统中，智慧学习环境也占据重要位置。资源可以成为意识生长所需要的加工对象即意识内容，因此资源也是教育技术学为促进意识生长能够着力的重要方面。数字化学习资源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比如网络精品课程、大学MOOC、微课程、共享课等。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单独地建设信息化或数字化教育环境，也不能单独地建设信息化或数字化教育资源。教育技术实践领域存在着把资源和环境割裂开来的做法，根本原因在于误解了教育系统。杨开城[9]提出了教育的技术学本质。此认识开辟了教育研究的新路径。不过，此观点值得商榷。教育系统是人造的，这说明了其技术学特征，但特征不等于本质。笔者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的意识的生长，这并不否认教育的技术学特征，因为教育需要为意识生长提供相应的外部文化环境，而这个外部文化环境需要被技术性地设计与开发出来。杨开城[10]认为，教育系统是一种抽象的多层次信息网络系统。我们可以把教育系统看成是一种多层次信息网络系统，但需要揭示教育系统的信息构成。从本文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出发来看，教育系统应是由人为构建的以活动信息系统为载体的，由知识信息系统、伦理信息系统、审美信息系统所构成的复合信息系统。教育系统这个复合信息系统具有技术学特征，因为它必然是人为设计和开发出来的。很明显，教育系统不只是一个泛泛的信息传递系统，而是一个为促进人的意识生长的特殊信息传递系统，有着特定的目标性。杨开城[11]认为教育技术学将充当教育理论发展的原动力量。孙正聿[12]认为，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要深入理解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使命，我们就需要往前看，也就是考虑其前提，而这个前提就是教育的本质。基于本文对教育本质的理解，笔者认为，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使命在于为构建意识生长所需外部文化环境提供整体全面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这一点是旧教育学做不到的。意识生长所需要的外部文化环境需要被技术性地设计与开发出来，这显然只有教育技术学能够做到。正因如此，教育学技术学将会颠覆旧教育学理论。新教育学包含教育的技术理论及科学理论。谭伟[13]认为，教育的技术理论包括设计类知识、开发类知识、管理类知识、评价类知识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理解教育技术学是非常有益的。谭伟[14]认为，教育的科学理论包括知识信息的流动规律及价值信息的流动规律。如果将价值信息与伦理信息等同的话，这个观点忽视了另两种规律；一是审美信息的流动规律；二是活动信息之结构与教育系统之功能的对应规律。从意识的思维、意志、判断这三种功能出发，可以预见教育系统必然具有三种性质。这三种性质对应着学习者在与教育系统进行交互时所运用的意识能力。这三种能力与教育系统中的知识信息、伦理信息、审美信息进行互动时必然呈现出九种意识活动。对教育系统的学习活动的设计可以从这九种意识活动的特征出发。对科学思维的学习活动设计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因为科学思维本身是对科学的思考和认识，所以学习活动所对应的目标必须是客观的科学事实或科学规律。其次，设计学习活动要符合科学认识逻辑。这可以被理解为科学知识的增长逻辑。比如，波普尔提出科学知识的增长按照“可证伪”的方式进行。学习活动设计可以此为出发点，让学习者在参与学习活动的过程中理解并掌握这种“可证伪”的逻辑。再次，此类学习活动设计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式。科学实验、数学推理等都可以成为此类学习活动设计的聚焦点。对科学意志的学习活动设计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此种学习活动设计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对科学的兴趣。因此，包含在此类学习活动中的内容可以是科学历史、科学故事、科学家的成长轨迹等。其次，此种学习活动设计要注重培养学习者对科学的情感。这是说要让学习者对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培养学习者对科学的追求。再次，此种学习活动设计要让学习者了解科学的意义，明白科学对于人类进步的价值所在。最后，此种学习活动设计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比如科学体验、科学模拟等。对科学判断的学习活动设计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此种学习活动设计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对科学的反思。此种反思的对象包括科学思维和科学意志，甚至科学判断本身。既然如此，此种学习活动设计就需要设置让学习者进行讨论和反思的环节。在讨论和反思的过程中，让学习者的意识在科学判断方面得到成长。再次，此种学习活动的设计要让学习者明白科学对于人类和地球的负价值所在，也即要让学习者认识到科学的负面效应。对伦理思维的学习活动设计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此种学习活动的目标是让学习者对伦理知识进行思考。因此，伦理世界的事实和知识是学习活动设计所指向的对象。其次，此种学习活动设计要符合伦理思考的逻辑。也即思考伦理要从哪些角度出发，比如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个体与国家之间等。再次，此种学习活动设计要让学习者掌握伦理思维方式。设计针对伦理意志的学习活动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其目标是要培养学习者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因此，此种学习活动设计要采用各种方法让学习者认识到什么是好的思想和好的行为。其次，此种学习活动设计要培养学习者对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的情感。这里也可以采用体验式的方法，让学习者讲述或切身模拟一些伦理故事。再次，此种学习活动设计最终要让学习者在某一特定环境中实践相应的伦理行为。对伦理判断的学习活动设计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此种学习活动设计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对伦理的反思。此种反思的对象包括伦理思维、伦理意志和伦理判断。要让学习者产生对伦理的反思，就需要引入讨论和反思的环节。这能够培养学习者对自己的伦理思想和伦理行为进行反思的习惯。其次，此种学习活动设计必须重点考虑学习者之间的交互行为。因为伦理就是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所产生的。只有在学习者与他人进行交互、进行社会交往的时候，才会产生伦理事实和伦理冲突。当然，在此种学习活动设计过程中，可以采用虚拟或模拟的方式产生伦理事实和伦理冲突，以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对审美思维的学习活动设计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此种学习活动设计意在让学习者对审美世界进行思考。这就要求学习活动的目标必须是审美世界的知识和规律，比如美的知识、美的历史、审美逻辑等。其次，此种学习活动设计要培养学习者的审美思维方式。审美思维方式不同于审美逻辑。艺术构思、想象、创作都属于是审美思维方式。它包含的东西比审美逻辑更广泛。对审美意志的学习活动设计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此种学习活动设计之目标是培养学习者对美的追求。其次，要对美产生良好的体验。这可选取经典作品以在学习中产生美感和享受。再次，此种学习活动设计要让学习者认识美的价值。马克思说，人是按照美学规律来塑造自己。明白了美的价值所在，学习者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对美的追求。对审美判断的学习活动设计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此种学习活动设计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对美的反思。这种反思的对象包括审美思维、审美意志和审美判断自身。这就需要在学习活动设计时引入对美的讨论和反思环节。其次，此种学习活动设计需要让学习者认识到美的负面价值。美的负面价值指什么呢？可以理解为美导致的后果。比如，人容易沉溺于美的世界而不能自拔。此种学习活动设计，要让学习者明白审美是好的，但是不能过度，不能背离客观世界和伦理世界。以上对与九种意识活动所对应的学习活动设计所做的阐释仅仅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做进一步研究。这九种学习活动设计在教育系统中是综合统一之关系。教育系统的信息构成了决定教育系统设计时要综合考虑这九种学习活动设计。这里引申出教育系统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保持真、善、美的统一。后续研究应当对这个原则需要进行深入讨论。此外，这九种学习活动的结构与功能之对应关系也需要后续深入考察。

参考文献：

[1]马鹏巍.论裴斯泰洛奇和谐发展教育思想[J].社会科学辑刊,2012,(1):24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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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开城.论教育的技术学本质与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使命[J].中国电化教育,2005,(5):15-20.

第8篇：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摘要:

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作为伦理道德研究的学科范式在问题意识、研究主题和知识图式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架构。伦理学是追问“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以道德与利益之关系为基本主线，在生活世界图式里探讨伦理道德问题的学科范式;道德哲学是立足“我应当干什么”，以事实与应该之关系为主题，在语言世界(或精神世界、概念世界)里研究伦理道德知识的学科范式;实践哲学是探寻“我们如何在一起”，以个人至善与社会至善之关系为目标，在现实世界里深化伦理道德应用的学科范式。通过这样的区分，厘清伦理道德研究中的多元与一元，揭示当代伦理道德研究的困境，进而指明为走出这样的困境提供伦理道德学科解决方案的可能。

关键词:

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基本问题;道德困境

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提到伦理道德一般人们想到的学科就是伦理学、道德哲学或实践哲学，①而这三个学科范式在学术界关于伦理道德的研究视域几乎是不加区别地加以应用的②。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同一个研究领域学科范式却有不同的学科名称?在使用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时是否都是意指同样的研究领域?在使用这三个名称时，是否完全是一种语言的习惯或随意的安排?这样的问题不仅仅纠结着进入这一领域的初学者，而且也使得众多伦理学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含糊其辞。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界开始具有一种将伦理和道德区分开来的倾向③，虽然“这个区分的价值仍处于争论之中”，但是，由此而来的一个学理性问题是:是否存在着一种将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学科范式区分开来的可能?笔者以为，这样的辨析不仅仅有利于拓宽伦理道德的研究视角，而且有利于分析当下伦理道德价值多元化成因。

一、伦理学学科范式的生成及其基本问题

“范式”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阐述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范式的特点是:首先，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其次，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并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同时，范式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①后来，它被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的具体研究中，意指各个学科发展阶段的模式。就其本意与在各个学科的广泛应用来说，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指某个学科(如伦理学)或者某个同质性领域(如科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共性图式;二是在一定共同体内部具有一定的公认性;三是指反映一定特殊历史阶段与现实环境的共同研究纲领。

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在人类思想史上，无疑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为重要标志的。今天，翻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总会有这样的感受:《尼各马科伦理学》似乎比当代书店的里的各式各样的以伦理学、道德哲学命名的那些研究伦理道德的书籍更为亲切、更接地气、更为好懂。这是为何呢?亚里士多德自己在这本著作的第一卷开篇不久就说，“有的道理自本原或始点开始，有的道理以本原或始点告终……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并且探索路径到底是来自始点或本原，还是回到始点或本原?……最好是从所知道的东西开始，……对我们来说，研究还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开始为好。所以那些想学习高尚和公正的人……最好从习性或品德开始。”③在此，亚氏为我们指出了伦理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差别，并且使得伦理学研究从柏拉图本原性的哲学研究中走出来，面对真正的“生活世界”。伦理学是关于生活世界的学问，是在生活世界中追问我们生活的意义和方向，是从“习性或品德开始的”。离开生活世界，我们是无法去理解亚氏伦理学的。亚氏创立伦理学的现实土壤是真实的“生活世界”，没有生活世界就没有亚氏伦理学。所谓“生活世界”，意旨“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可以说是伦理道德产生的共同源头，圣经、古兰经等用讲故事方式所隐含的逻辑恰恰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本真关注，中国儒家经典《论语》中许多伦理道德概念之所以今天争论不断，正是因为孔子是对于当时生活的不同现状而言的，使用了一些类似的话语，在无法还原生活世界的今天当然是争议不断。在确立了“生活世界”作为伦理学学科诞生的“共性图式”基础之后，我们还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范式是否获得“一定共同体”内部的共识?亚里士多德虽然创立了伦理学，但亚氏却不是第一个提出伦理道德问题的人。代表着伦理道德第一次在世界史上出现的思想家是苏格拉底⑥，苏格拉底所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生值得一过?”这个“道德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伦理学基本问题: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古典中叫义利关系)。“人能所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天天谈论美德……对自己和别人进行考查，不经过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⑦当道德与生活发生冲突时，“现在我们各走各路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清楚，只有神灵知道。”①苏格拉底毅然选择“道德”而不选择“生活”(某种意义上说是放弃人生最大的利益:生命)。正是苏格拉底对美德的义无反顾使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走上了追问美德的不归路。虽然，柏拉图的《理想国》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念幻想，然后其背后的生活事实恰是柏拉图的生活追问:我的老师苏格拉底一个如此具有美德的人何以会被城邦、被生活所抛弃?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一直贯穿着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伦理道德篇章。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提出了幸福的目的论之后，接着就是探讨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将幸福与快乐相联系(快乐恰恰是体现美德与利益之间的现实悖论:道德不一定快乐，快乐不一定道德)，“主要的生活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享乐生活，另一种是政治生活，第三种则是思辨、静观的生活。”②而接下来的讨论中，亚氏通过“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实现活动”③这一定义来说服人们值得一过的生活是在德性的指导下，在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之间寻找中道。由此可知，生活世界在古希腊哲人那里、在伦理道德之中是一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

通过对于“伦理学”第一次出现的相关文献与思想史的梳理，就不难发现“反映”伦理学学科诞生的“一定特殊历史阶段与现实环境的共同研究纲领”即是:在生活世界之中，以道德与利益(道德与生活、义利)关系为基本问题，追问“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的伦理道德学科范式。在这一研究纲领中，苏格拉底提出了问题，柏拉图揭示了问题，而亚里士多德系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进而为后来研究的人们“提供了”研究伦理道德“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

二、道德哲学的近代凸显和理论范式

从西方话语的语言体系来说，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用拉丁语moralis(道德)来翻译希腊语ethics(伦理)本身只是一种语言转换，没有太多的理论旨趣。但是，道德(moralis)被广泛使用应该是近代以来的事情④，特别是到“休谟问题”的发现，使得道德哲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范式。康德提出的道德哲学，实质上并没有回答休谟问题，而是回避了休谟问题，它不是要回答“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而只是确定了“应当”产生的主体性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建立在“生活世界”之“是”基础之上的“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的伦理学问题，被康德转换为要在主体性的“精神世界”里确立“我应当干什么”的道德哲学问题。让生活世界归于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归于精神世界，二者就如两条平行线一样永远没有交点，这就是康德无法走出的二律背反。黑格尔发现了这个问题，黑格尔明确地意识到，近代哲学的问题是各种对立，所要研究的内容为:一是神的理念与存在的对立;二是善与恶的对立;三是人的自由与必然性的对立;四是灵魂与肉体的交感。①休谟问题被黑格尔化解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之中，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和解”。黑格尔认为，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和解”的基点是哲学，方式是概念，“概念”既包含着客观生活世界的经验，又篆刻着主体精神世界的印记。近代道德哲学是建立在语言世界(或者说概念世界、精神世界)基础之上，以“是与应该”(或者说事实与应该、事实与价值)为基本问题，追问“我应当干什么”的伦理道德学科范式。不同于伦理学立足于生活世界，为人寻求价值方向的“目的论”意识，道德哲学立足于语言世界、概念世界、精神世界，试图确立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根据，为人的道德行为需求确定不移的“义务论”色彩的绝对准则。不同于立足于生活世界对于人的情感、快乐、幸福与德福一致等经验性问题的研究，而是注重人的理性、义务、责任等道德律令的纯粹性研究。

三、实践哲学的实践使命与伦理道德范式转型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实践哲学的奠基人。这样的“实践”内涵揭示了几个重要内涵:一是实践是主体的自觉行动，没有自觉就没有行为、没有实践;二是实践主要可以分为面向自然的实践(生产劳动)、面向人际的实践(伦理实践、政治实践);三是面向人际的实践(伦理实践、政治实践)因为其是以自身为目标的过程和实现活动，因而是最高的实践;四是伦理实践与政治实践因为建立在人际之上，因而是人自身的实现活动，这个实现活动本身构成了人生活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通过人的生存实践形成和产生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概念和意义”，因而“是一切人的活动的基本特征与条件。”⑤可以说，行为、实践、现实世界几乎是三位一体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及其实践哲学思想是隐含在他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理论阐释中的，不像伦理学、政治学那样是显在的。实践哲学的真正确立应该是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界兴起的回归古希腊实践传统的所谓“实践哲学复兴”，这样的实践哲学复兴使得实践哲学成为现当代哲学的显在话语，以至于列维纳斯甚至把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⑥一个颇为奇怪的学术现象是“实践/行为”⑦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中几乎被遗忘了。笔者以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具有“有意做任何事情”这种“实践能力”的行动主体还没有觉醒，或者说觉醒的主体还不具有普遍性。亚里士多德是要通过实践概念传达对生活世界的追问，提出自己主宰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至善幸福是值得一过的生活，是古希腊极少数的哲人和公民们追求的生活。因而这种实践还不具有普遍性，在某种意识上实践是伦理学学科范式得以实现的理性工具，还不是实践本身。而近代道德哲学通过语言和概念在精神世界所要确立的恰恰是“一个超历史、无时间、自主的和单一的理性主体”①，根本无关实践本身。这样的主体通过黑格尔的道德哲学转换成现代人的教养:从一个个特殊的个体上升为普遍的个体。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哲学不具备的“有意做任何事情”的主体，经过近代道德哲学的教化已经普遍存在，因而实践哲学也就有了“复兴”的可能。一般来说，实践哲学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狭义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二是从实践视角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审视。后一种实践哲学实质上已经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思考，脱离了实践的本义。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作为关注伦理道德的实践哲学与伦理学和道德哲学学科范式的差异，因而主要侧重于前者。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原先单一的关于伦理学、道德哲学学科范式在当代学界人们为何要以一种包含伦理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多种意味的实践哲学来加以取代?如前所述，实践哲学兴起的前提是主体性的觉醒，而主体性觉醒之后，实践哲学面临着双重研究范畴:一是研究主体的行为，一是研究主体间的行为。前者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后者就是政治学。因为一个个主体自视自身为具有实体性的“普遍的个体”，而忽视自身实践的先在性，不同主体之间呈现出价值多元，乃至麦金太尔发出感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③平等、正义理论受到关注，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纷争不断。伦理道德不再是追问人生何义的幸福主义的伦理德性，也不再是追问主体何为的道德应当，而是要在现实世界里接受实践的检验，在不同理性主体之间追问“我们如何在一起”、个体至善还是社会至善成为实践，哲学讨论伦理道德的基本主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含糊不清的政治学似伦理学、伦理学似政治学，在现当代的实践哲学中实现了彻底的融合，伦理学指向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指向伦理学。正说明这个世界在走向一种去道德的时代，因为实践哲学所关注的不是道德的哲学，而是哲学视野下的道德;关注不再是坚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而是在实践视野下的伦理道德何为。

四、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及其当代困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有一场持续多年的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当时讨论的主要观点有:一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二是道德与社会历史条件关系问题，三是什么是善、善何以可能等基本问题。④最终以罗国杰先生在《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中将道德与利益关系确定为伦理学基本问题而告一段落。21世纪初，肖群忠先生又旧话重提，发表《伦理学基本问题新论》，提出“道与德、义与利、群与己”的关系作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三要素。⑤需要注意的是，前者的讨论几乎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后者是在中国传统伦理语境中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似乎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作为伦理学发源地与学科范式明显的西方哲学传统被遮蔽了。何谓伦理道德基本问题?就是使得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就是贯穿整个伦理道德思想史的问题，就是研究伦理道德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所有伦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传统伦理、西方伦理传统那里应该是一样的，在不同时代也应该是一样的，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也应该是一样的，这样的问题才能够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

结合前面对伦理学、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学科范式的历史梳理以及中国学界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讨论的现状，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应该是:道德与利益、事实与应该、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表述应该说是面向当下语境的，它在西方传统中的表述是道德与生活、是与应当、个人还是社会，在中国传统中的表述是义利、名实、群己①，在马克思主义立场那里即是道德与利益、历史与道德、善恶矛盾等。同时，这三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思想家追问伦理道德时不可回避的主题。之所以这三者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从知识论的视角来说，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价值论的人之为人的问题，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探讨道德本真的认识论问题，而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关系问题则是一个面向现实世界的实践论问题，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伦理道德的本质，解决了伦理道德的本体论问题。

在这样的伦理道德基本问题与主题视角下，结合前面的讨论，可以将伦理学、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作更为明晰的一个表述如下:学科范式共性图式伦理道德主题基本问题知识范畴伦理学生活世界道德与利益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价值论道德哲学语言世界(精神世界、概念世界)是与应当我应当干什么?认识论实践哲学现实世界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我们如何在一起?实践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将伦理学的主题界定为道德与利益，但并不是说是与应当、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等问题就不是伦理学研究的主题。事实上，道德与利益、是与应当、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都是伦理学、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主题。在伦理学诞生的古典时代，在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的生活世界追问中首要解决的主题就是道德与生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解决的路径是要过美德的生活，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德是否可教”，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希腊哲人，《尼格马科伦理学》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这个问题显然就是一个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而苏格拉底的悲剧正是个人至善与社会至善的“道德冲突”的悲剧。同样，在道德哲学中，还有美德伦理(道德与利益)、规范伦理(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和元伦理学(是与应当)的分类。通过伦理学、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学科范式辨析，是要说明伦理道德基本问题在逻辑上是同构存在的，在时间序列上它们的出现与完善又是有主次之分的(古典时代是美德的义利之辨是主要矛盾、近代是与应当是认识论主线、现当代是平等正义的群己争论是时代热点)。在学科范式上正是这种逻辑的同构存在造成了我们认识上的相互混淆，正是时间序列的主次之分使得我们能够走出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之间混沌不清的思维混乱。

第9篇：伦理学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班级契约伦理；班级契约伦理的意义；建构策略。

实然班级中的去伦理化现象在潜滋暗长， 与此同时，班级中师生之间主客二元对立的“我—它”关系依然存在，班级管理中的“管理主义”倾向依然盛行。 这些现象使得学生在班级教育教学中渐渐失去了个体所具有的主体性、精神性和伦理品性，师生关系在这样的班级教育时空中开始异化， 从而导致学生个体在班级教育中没有真正获得个体的自我实现，师生在班级教育中没有找到心灵的归宿。与此同时，这些现象也僭越了追求自由、平等、个性发展的现代教育精神。 教育的本真价值在去伦理化的班级世界中必然无法实现， 而多维整合的班级契约伦理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满足这一价值使命。

一、契约伦理的释义与班级契约伦理的内涵。

“契约”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即“耐克逊”（Nex），即“用铜片和衡具的交易[1]”。其主要特征为选择缔约方的自由， 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和选择缔约方式的自由。 “契约”就是“合意”，即特殊意志（个体、群体）与特殊意志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共同意志[2]”。共同的意志一旦形成，对于契约主体来说就成为指向未来的隐性或显性的约束， 而契约履行也意味着对主体之间在过去所形成的共同意志的尊重与恪守。 契约蕴含自由、平等之内涵，要求缔约双方能够尊重彼此的人权，打破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规训甚至是人身的依赖关系。 而契约与伦理的结合应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在统治契约论没有形成之前，契约伦理应该说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

我们认为班级契约是班级中师生关系、 生生关系等多维关系的整合， 班级时空中多元主体经过博弈、沟通、妥协而达成最后的合意。 它以实现学生独立人格获得良好发展以及班级良性运转为目的，以自由、平等为班级教育和管理的基本理念，师生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而形成的班级教育管理的“共同意志”亦即“合意”。 班级契约的订立和履行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契约伦理基础之上。 班级契约伦理就是在班级契约制定中所依据或是所表现出来的伦理性质以及契约执行所需要的伦理基础。 班级契约伦理蕴含自由、平等、民主以及合意等精神。 班级契约的实现将改变过去那种学生对教师的人身依赖关系， 而代之的是学生自我独立人格在法理环境中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班级契约伦理的形成，表明班主任独裁班级时代的终结， 取而代之将是班主任与学生智慧在班级场域中的共同实现， 师生之间将会走向“我—你”平等的对话世界。

二、班级契约伦理的意义。

班级契约伦理蕴含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基本伦理精神。它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自由交往，要求教师在班级教育管理中要体现出师生彼此双方的价值与作用，给学生创造出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可以促进学生主体性的发展和独立人格的形成。

在实然的班级中，教师往往执著于权威，沉迷于“我—它”的主客二元世界。 这使得学生往往是教师的“它者”，是一种工具性、对象性的存在，而教师往往是权威的化身，拥有班级的话语霸权。学生天然的主体性丧失，使其无法享受幸福的教育生活，无法获得独立人格的发展。 教师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设计班级教育与管理，而学生在教师的设计和引导下，逐渐成为教师思维的“仆人”，其自身所具有的主体性、独立性、创造性在“被设计”、“被教育”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人的意志是生来自由的，而契约便是由当事人双方自由意志的合致而形成， 既不是出于外界的强迫，亦不是出于对方的一厢情愿，而是发自内心的自由的意思表示相一致[3]

。 班级契约伦理所蕴含的平等、合意的伦理精神，为学生主体性的复归与独立人格的发展提供保障。在班级契约伦理的视野下，班级教育管理不再是教师的专属， 它承认学生应是与教师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平等对话的人。 班级的教育管理是师生等多元主体经过博弈、沟通、妥协而达成的师生共同意志的结晶。 而众所周知，博弈、沟通的过程本身也就是一个参与主体理性思考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主动性得到发展，开始摆脱对教师的依附走向自己独立的思维。

（二）可以促进自由平等的“我—你”

师生关系的形成。

人生而自由， 自由平等是班级契约伦理的价值内核。 自由平等的班级契约伦理精神可以促进自由、平等的对话型的师生关系的建立，使师生摆脱 “我—它” 国度， 走向“我—你”相遇的世界。 班级契约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是师生、生生等多维关系在合意基础上的共构。 在此种契约领域，师生之间是平等、自由的，即师生在人格上处于平等地位，没有层次高低之分和人格贵贱之别，都拥有自己独立的理性、欲望和要求。 但这种平等和自由并不掩盖师生之间的知识传授与人生培养的伦理性。

（三）对班级文化冲突的规避具有重要作用。

班级契约伦理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合意等精神，对班级文化冲突具有规避作用。 文化也是一种契约的存在，并且这种契约通常表现出隐性的特征。 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是班级中最重要的两种文化类型，然而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在班级文化冲突中也表现得最强烈。 现在实然的班级场域中，教师文化一般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而学生文化则在班级中处于弱势的位置。 班级中，学生文化的发展过程往往容易受到强劲的、占主导地位的教师文化的冲击、牵制、融合以及重塑。 所以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时常发生冲突，师生文化的冲突或以彰显或以潜隐的方式发生。 班级契约伦理所蕴含的自由、平等、民主的伦理精神，倡导两种文化之间的平等、融合、共存与共生，有助于消除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之间的冲突根源。 因此，班级契约伦理可以实现对班级文化冲突的规避， 实现班级中各类文化的和谐共生。

（四）能够促进班级共同体的建立。

班级契约伦理可以促进班级契约共同体的构建，使得班级成员得以和谐共生。 在教育时空中，我们更想看到的是班级成为一个师生共享共生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中师生编织着共同的愿景，传递着彼此的情感， 这也就是美国学者萨乔万尼所认同的共同体。 “共同体是由于自然的意愿而结合的，并对一套共享的理念和理想负有义务的个人集合体。 这种团结和约束的紧密性足以把每个人从一种‘我’的集合体改造成为一种集体的 ‘我们’。 作为‘我们’，共同体的成员们是紧密编织而成的富有意义的关系网络的一部分。 这个‘我们’，通常共享一个公共场所， 并随着岁月的推移开始共享共同的思想情操和持久的传统。 ”[4]班级契约伦理中所强调的师生、生生之间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 以及通过师生多元主体的对话、协商所形成的共同意志，都可以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和谐、融洽与共生，促进师生走进一个“我们”的思维和精神世界，从而促进一个班级共同体的建构。

三、班级契约伦理的建构策略。

班级契约伦理的建立与完善，为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对学生主体性的发展、 独立性的获得起着重要作用，并且为整个班级的良性发展提供保障。那么我们如何建构和完善班级契约伦理呢？

（一）班主任要树立自由、平等的公民教育理念。

卢梭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转让自由，强权之下没有道德可言。 可见，自由是伦理道德的基础与前提，是契约伦理内在的精神价值。自由与平等不仅是公民教育的理念，而且是契约伦理的灵魂。 学生不是任由教师控制和塑造的对象，而是具有自主性、独立性的公民，有其自身的自由，在人格上是与教师平等的。在班级契约伦理的建构过程中，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要树立自由、平等的公民教育理念。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师生关系的冲突和矛盾不断聚焦凸显，与此相应的尊重和保障权利的意识在师生之间都很不充分。 原因是中国缺乏契约伦理的传统，社会生活中师生双方的公民意识都很缺乏。 虽然公民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但完整意义上的公民首先身份应该是平等的，公民还能够以正确方式与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意识主动投身于公共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是具有公共生活品格和公共精神的人[5]

。树立自由平等的公民教育理念不仅可以营造自由、平等、和谐的文化氛围， 更能促进学生主体性的发展和独立人格的形成以及公民意识的培养。在自由、平等的公民教育理念的培养环境下，才能形成有公共精神和公共生活品质的人，班级中才能形成契约伦理的精神。当然，确立具有契约精神的公民教育理念，并不是说要消解伦理道德的价值引导功能，只是强调在公民道德人格的塑造上，契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班级契约伦理的形成与完善，树立公民自由、平等的教育理念是极其重要。

（二）班主任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班级契约管理理念。

在班级教育管理过程中要走出“管理主义”的窠臼， 发现学生的价值， 实现班级契约管理的伦理特性。教师要打破自我绝对权威的神话，把学生看成是班级教育管理中的一员，而不是被管理者。班级不是教师的“独角戏”而是师生共同经营的平台，班级教育管理应该在师生平等协商、 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管理的共同意志。 班主任不是班级管理的“独裁者”而应该成为班级管理的参与者。 美国学者多尔指出：“在教师与学生的反思性关系中，教师不要求学生接受这一权威；相反，教师要求学生延缓对那一权威的不信任，与教师共同参与探究，探究那些学生正在体验的一切。教师同意帮助学生理解所给建议的意义，乐于面对学生提出的质疑， 并与学生一起共同反思每个人所获得的心照不宣的理解。 ”[6]在班级契约管理中，班主任应确立“人”的存在，把学生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来对待。 由于学生在生理及心理发展上的不成熟性， 还需要班主任对其人生的发展旅程作出指引，从而促进学生的有效发展。

（三）师生共同建立自由与伦理道德责任相结合的班级契约伦理。

契约伦理既包含了丰富的自由思想， 又含有深厚的伦理道德责任。 卢梭在其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而要使这种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不发生冲突，就必须“要寻找到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在服从其本人， 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7]”。由此可见，自由不是无限制的、泛滥的自由，而是与伦理道德责任相联系的、相统一的。否定责任也就否定了自由选择， 脱离责任的契约毫无存在的意义。 道德选择以意志自由为前提，又以道德责任为结果，主体在自由地选择对象的同时，也自由地选择了责任[8]。 班级教育时空中，教师和学生都不是班级公共事务和班级管理的“局外人”，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班级契约的构建是作为契约主体的教师和学生在沟通、对话的基础上建立合意，是在多方自由选择基础上建立的约定。作为契约主体，既然自由选择了契约的对方当事人、契约的内容，那么就得受到它的约束。这也就是契约法的“约定必须遵守”原则，否则，契约将成为一纸空文。契约既然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必然相应地意味着责任的承担，责任原则是契约得以实现的核心保证。在班级契约关系中，班级中每个成员都要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都要维护班级契约伦理的精神。 只有这样班级契约才能得以实现，班级契约伦理精神才能得以涵养。

参考文献：

[1][英]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78.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81.

[3]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72.

[4][美]萨乔万尼。校长学 ：一种反思性实践观[M].张虹 ， 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5]杨春。我国师生关系的契约论分析[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2011：37.

[6][美]多尔。后现代课程观[M].王红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