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定义精选(九篇)

第1篇：数字乡村定义范文

论文关键词：社会教育 民间团体 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清末简易学堂的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的兴办，《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的宣讲，广义上均属社会教育。i901年四川江津县张鹿秋设农业夜课，以新法启迪附近农民。河北省高阳县王玉斌设初等小学，男女并收，以教育农民ⅲ。但现代意义的社会教育的提出，则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事情。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于教育部中设社会教育司，在地方设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以实施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素质。社会教育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近代的民间团体在发展社会教育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教育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北方大批农民被协约国招募到欧洲做工。当时在外的留学生鉴于华工知识浅薄，办理了华工教育，颇见成效。大战结束后，主持华工的教育领袖比如晏阳初、陶行之等回国，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倡“除文盲，做新人”办起了平民教育。从此，打开了对农民实施社会教育的大门。从1925年开始，以后逐渐形成了乡村教育的浪潮，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抗战结束后走入低谷。乡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加强。他们在发展农村初等教育、扫盲教育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虽然乡村教育的倡导者们有着各自的立场、目的，但他们有一致的共识：即农村是一个整体，要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的问题，教育必须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各种乡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以教育为枢纽，这样，使得教育改革本身进一步深化，产生了中国的乡村教育理论，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等，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倡导者们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实验的影响，都从实验入手，从1925年起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至1935年，各种实验区已有193处，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实验区使乡村教育不仅在思想上得到广泛的提倡，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涌现出各种教育思潮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便是潮流之一。蔡元培曾把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普及平民教育是改变这种教育状况的唯一办法，主张除正规学校外，应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美国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平民教育的参加者很复杂，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也各有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讲，他们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要求打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有钱人独霸教育权的局面。许多教育团体、教育家们开展了各种革新教育的实验，特别是在全国开展的种种平民教育运动推动了教育在民间的普及。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是北方影响较大的派别之一。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平教会根据前几年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和识字运动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农村，而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萎缩、停滞、落后的状况，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社会的改革就没有希望。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乡村教育来改善农村生活和稳定社会。从这一点出发，平民教育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平民教育成为平教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1926年10月在河北定县以翟城村为试点，开展以村为单位的平民教育实验。1930年成立定县实验区，推广乡村平民教育，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中华平民教育会首先在定县翟城村的实验，实验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习俗，无所不包。其宗旨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岁的不识字男女都能运用日常生活文字，成为有用的人才。设立识字班，编写课本《农民千字课》，针对80％以上文盲的情况，提出以学校教育为主，集中扫盲，办平民学校进行识字教育，以翟城村为中心逐步推广到全县。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办了初级、高级平民学校423所，学生10156人，女学生1011名，占总人数的10％。办高级实验学校、儿童班、男女育才学校26个，学生821名，学生年龄从11"48岁，多数为青年。在1927、1929年两次的调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为67％，这说明在两年的时间内文盲率下降了13％。扫盲成绩显而易见。同时1930年3月平教会成立社会式教育实验所，举办夜灯教学，为失学的儿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还设立了问字处、图书馆、识字处等，实验区的农民对此交口称赞，并热心参与。

第2篇：数字乡村定义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数字乡村；乡村振兴；数字鸿沟；发展路径

数字乡村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1]。山东省在《数字山东发展规划（2018-2022年）》和《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互联网在乡村的快速普及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城市和乡村联系越来越紧密，城乡联动、融合发展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数字乡村建设才刚刚起步，城乡数字鸿沟仍然存在，还有加大的趋势，鉴于此，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路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现状

近年来，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1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随着“宽带山东”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得到稳步增强，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运算速度和综合技术水平位于国内前列，全省所有城区、行政村实现了光纤全覆盖，城乡家庭互联网接入能力基本达到100Mbps，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也不断的得到完善，但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亟需增强，农村尤其是偏远山村，因其居住分散且基础设施差，导致网络建设成本很高，运营商无法收回成本，不愿意建设农村网络，设备商提供商也不愿意花费精力进行农村网络创新方案的研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还不广泛。1.2电子政务建设深入推进。全省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实现互联互通，各服务平台的核心业务信息化应用加速，“一次办好”改革全面推进，基本实现了公众和企业网上办事“一号登录、一站受理、一网通办”[2]，全省政务信息系统集成整合共享工程明显提升了政府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但在农村，电子政务治理还比较薄弱，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建设还需稳步加强。1.3信息惠民水平大幅提升。在数字山东的带动下，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推进，农村宽带建设已普及，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成效初显。在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惠民政策宣传和普及、信息服务平台的使用及惠民水平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形成了城乡共享的优质教育文化资源，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1.4农村数字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互联网+”和市县级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使农村数字化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得到转化和推广应用，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差距明显。鲁西南是淘宝村集聚区，菏泽市淘宝村、淘宝镇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从地区分布来看，开展跨境电商的村主要位于沿海地区，特别是拥有外贸传统的城市，如青岛市等。同时电子政务标准及规范体系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法治化取得积极进展，显著提升了网络安全防护和处置能力[3]。

2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2.1城乡数字化鸿沟进一步拉大。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下，城乡“数字鸿沟”是山东省数字乡村战略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4]。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数字鸿沟”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管理措施上。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了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瓶颈[4]。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存在很明显的较大差异，城乡居民的互联网理念和对信息知识的应用就存在着较大差异，城乡“数字鸿沟”不断以新的形式呈现，其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信息技术的掌握、理解和使用上，阻碍了农村培养数字化生产力的进程。还有一些地区在引导搬迁、撤并村庄时忽略网络设施和信息服务完善，促使了新的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2.2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财富流失及空心化严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青年农民都选择进城务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也逐渐增多。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对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应用很少，导致了乡村的信息失联以及情感失联。大量中青年农民的进城，使得农村土地也被大量闲置起来，无人耕种，加剧了乡村财富的流失，乡村空心化严重。这是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必然产物。2.3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各地区不平衡。目前，我省农村数字化发展各地区很不均衡，发达地区与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差距较大，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比例差距也比较明显。淘宝村的出现，破解了农村信息化的难题，缩小了城乡数字鸿沟，如：滨州博兴县、菏泽曹县和郓城县等、青岛市即墨等淘宝村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2.4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我省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省移动宽带用户、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等指标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种植养殖、加工、集配、运输、仓储、营销、支付、消费等整个流程的数字化设施建设还比较薄弱，产地仓、冷链物流、信息网络、购销网点等方面的建设还需加强，智能电网、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农业建设任重道远。另外农村的互联网理念淡薄，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也是影响数字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2.5缺乏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平台。在农村数字化建设中缺乏专业的科学技术指导和技能培训，没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和管理机制。虽然在农村开启了社区教育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有些数字化学习平台的构建还不完整，学习资源不丰富，根本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另一方面部分村民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不会上网也限制了数字化学习平台的使用，而且绝大部分人上网只是娱乐，对学习农业新技术不感兴趣。2.6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比较低。“互联网+党建”工作开展不到位，村干部老龄化严重，党务、村务、财务不能实现网上公开，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进程缓慢，“互联网+政务服务”不能实现乡村覆盖，缺乏“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乡村治理能力和体系亟待加强。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在线诊疗和在线教育等公共服务发展缓慢。因此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水平，使村民真正获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3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路径

3.1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乡村首先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各级政府部门应响应《数字山东2020行动方案》，积极推动“百兆乡村”建设，统筹推进移动和固定宽带网络的IPv6发展，推动智慧广电网络建设，支持培育和引进开放的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农业农村观测网络基础设施和应用体系[5]。继续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推广和应用，大力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推动农业领域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实现传统农业向数字化农业的转型。3.2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在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快建设数字型政府，加强各行政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办理，力推政务服务“一次办好”，并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革，推进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一体化。地方政府做好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工作，建立或者健全一套适合当地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政策，特别是要制定出一套适合当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优惠举措，补足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体系，营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制度氛围。同时，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为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主体提供必需的物质和资金支持，以此来引导和激励当地的数字经济发展。3.3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建设幸福乡村。首先，加强乡村信息化教育，培养信息化技术人才，把握好“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机遇，利用现代科技建设数字乡村，使农民得到更大的收益，愿意留下来，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数字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利用数字化、现代化设备来实现智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鼓励农民积极接触和参与到农村电商中去，彻底打破农民信息贫困锁定的藩篱，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不断丰富乡村网络内容，构建数字乡村新系统，不断完善乡村信息化建设和农村数字产业，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就业，使农民获得幸福感，改善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及财富流失等问题，建设幸福乡村，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真正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助力农村数字化建设的全面开展。3.4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专业化信息人才的紧缺是数字乡村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已成为制约数字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本土农民是建设数字乡村的内生动力。首先，以本土农民为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目前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农村中种地的人大量减少，大量的土地进行了流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在发展农村数字经济的同时应提升农民的信息化素养，积极培育实现智慧化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其次，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利用好各种培训平台，让农民成为懂信息、懂数据、懂技术的新时代农民，提升乡村信息化水平，进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再次，建立健全人才培育、引进及激励机制，为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3.5构建乡村大数据平台。山东省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数字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平台的信息资源的收集、加工、传输、服务不健全，涉农电商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规划发展乡村大数据平台，整合数据信息资源，加强乡村信息资源的共享、兼容和公开，利用“互联网+”模式建设具有乡村特色优势的大数据系统，借助大数据促进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3.6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在加强数字化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强数字文化建设，提升村民的信息化素养，尤其是乡村传统文化是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灵魂，以无形之力推进着乡村数字化的进程。首先，改变文化宣传方式，除了采用传统的公告栏外，还可采用微博、微信、网站等各种形式实现农村各项政策和事务的线上宣传，在乡村营造起良好的信息化氛围。其次，在培育新型农民的各种培训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元素，使农民在接受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理念同时，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逐渐提高村民的数字化素养。最后，利用新闻网站、学习强国及各种媒体平台，宣传数字农村的建设，讲好数字乡村故事，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数字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3.7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政务工作和乡村治理中深化数字化建设。首先：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村领导班子应改变传统思维，改变意识，从思想上树立农村信息化的观念，不断学习国家以及山东省关于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和文件，并积极落实到位。其次：将农村的各类资源纳入到乡村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和数字化管理，建立“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再次：积极开展“互联网+党建”工作，定期开展党员信息化学习和培训，鼓励党员带领群众一起发家致富，探索农民在线交流议事模式，激发农民参与决策的积极性。最后：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真正实现党务、村务、财务的网上公开，推动形成积极互动的农村基层自治体系，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

4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山东省将数据和信息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加快推动山东数字乡村建设，使网络信息化在全省农村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论文在分析了山东省农村数字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乡村数字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农村数字化发展的路径，以期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静.分四阶段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R].经济日报,2019-5-18.

[2]丛楷力.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治理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9.

[3]2019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J].新疆农业科技,2018(6).

[4]毕耕.”软硬兼顾”解决数字乡村发展难题[N].光明日报,2019-09-25(11).

第3篇：数字乡村定义范文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第4篇：数字乡村定义范文

【关键词】数字城市 地理空间框架 康庄工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也开启了新的时代，数字化已经成为新的制高点，以网络和数字为主要特征的多方位的城市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伴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数字城市时代的到来，不仅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平台，还能够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防止建设重复，达到对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充分利用等目的，从而更好的促进了城市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因此，加强对数字城市建设的应用，是新时期城市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相关概念梳理

（一）数字城市

从城市信息化理论或者是按照信息化城市理论这两个方面来看，数字城市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其中广义的数字城市是指，城市的整体，即全面的信息化。狭义的数字城市是指，借助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方式和说短，根据城市的管理功效把哦给你信息进行自动搜集和进行动态的监管，同时成立与之相对应的辅助决策信息管理系统，从而实现将城市的基本地理数据作为基本依据，把城市中的各方面专题信息进行集中组织和管理。

（二）康庄工程

所谓“康庄工程”是对农村公路的革命性建设，是一种“惠及万民、泽被后世”的“民心工程”，对步入全面小康社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具体来说，康庄工程就是将农村公路改造规划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相结合；与易地脱贫和人口梯度转移相结合；与农村工业经济和农业结构相结合；与土地资源和旅游开发相结合；与建设生态省和“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相结合，使规划具有前瞻性、整体性。

二、“康庄工程”建设中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应用的重要意义

康庄工程的实施开农民致富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极大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更好的方便了广大农村百姓的出行和生产、生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了坚实的交通基础。然而，随着通村、通乡公路距离的延长，农村公路的安全问题也出现隐患。因此，加强在康庄工程中引用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建设可以数字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与整个城乡规划的发展紧密相连，为城乡规划和发展提供决策方面的支持，也为城乡发展中地理信息的共享提供了有效手段。

三、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在康庄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康庄工程实施过程中，城乡规划工作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理空间信息的的需求，准确的、完整的地理空间信息是城乡规划中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决定着城乡规划是否符合现实的实际情况，是否是科学合理的。

（一）建设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包括有关人文、自然、经济和环境等诸多要素的形态特征、几何位置，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使用户能够依据地理坐标或者空间的位置对各种城市信息、康庄工程中城乡规划的信息进行检索和展示，并嫩巩固对空间的分布特征、变化的趋势和运行的状态等进行查询分析和模拟。

首先，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建设必须以采用的测绘基准来对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进行规范，从而确保所获的各种地理信息数据和相关的数据的统一。其次，要按照国际统一的测绘基准进行整合，形成多源头、多尺度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便于对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进行统一管理。

（二）建设地理信息公共平台

在对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完成之后，要进行完善和更新，进行进一步整合，对符合康庄工程中所需要的地理要素方面的内容进行提取，将面向信息化要求的数据进行重组，根据工程所需扩展地址、地名的地理编码，建立瓦片和要素的索引一体化，从而实现多种数据的集成，建立所要建设的康庄工程项目所需的唯一和通用的地理信息公共平台。

（三）构建所需的环境支撑

康庄工程建设中地理空间框架的建设、服务及运行和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要建设相关的支撑环境，支撑环境不仅包括计算机的硬件和基础软件，还包括相关的网络基础设施和安全环境。

总之，在康庄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加快建设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是促进城乡地区可持续发展规划和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通过在个别地区建立一个统一标准、可共享的信息平台――“康庄工程数字地理空间框架”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不仅能够实现对地理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还能够实现对地理信息资源的共享，从而为向政府和相关的行政部门及社会公众提供最真实准确的地理空间方面的信息服务。同时，对于其它地区建设康庄工程，推进数字城市城乡地理规划的空间框架建设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第5篇：数字乡村定义范文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7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通知》（[]79号）文件精神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十一五”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实施意见》,结合县委、县政府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无线数字覆盖工程的安排部署,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任务圆满完成,特制订如下实施意见：

一、统一思想,深化认识

全乡广播电视村村通无线数字覆盖工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以政府为主导,加强领导、统一思想、村组实施、农户参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采用多种形式扩大有效覆盖,强力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建设,以机制创新,技术创新为保障,健全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农村广播电视传输质量和水平,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广播电视节目和信息服务。

二、精心组织,明确目标

各村要成立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无线数字覆盖工程领导小组,由支书任组长,主任任副组长,村组干部为成员,领导小组要切实加强对“村村通”工作的领导力度,充分调动和发挥村组干部和党员在农村中的积极作用,形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村组实施的工作协调机制。确保“村村通”工作正常开展。

按照“巩固成果,扩大范围,提高质量,改善服务”的要求,进一步巩固农村广播电视建设成果,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努力扩大农村广播电视有效覆盖,不断提升农村广播电视节目数字化、网络化水平,大幅度增加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套数。丰富服务“三农”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建立健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长效机制,构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解决农村收视差、节目少的实际问题,使广播电视更加贴近农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年,新增农村有线和无线电视覆盖率入户率达到60%,各村均要设立6个以上无线数字电视覆盖点,每个覆盖点不得低于25户。乡党委、政府将按照县上要求,根据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需要,配备必要的维护管理人员。积极探索建立“村村通”公共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机制,加强维护管理,巩固成果,充分发挥“村村通”工程的作用。

三、强化措施,逗硬考核

根据国家、省、市、县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要求,紧紧把握广播电视新技术发展趋势,针对我乡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现状,以有线电视光纤联网和村村通无线数字覆盖相结合为主,多种方式并举,快速提升农村广播电视有效覆盖,实现多套高质量广播电视节目和综合信息进村入户。

1、工作原则。坚持“多予少取”的方针,每台“村村通”覆盖工程转换机288元,每户一台,村组不得以任何形式和名誉向农户多收一分钱。

2、消费方式。农户选择A包收视25套电视频道,每月收费8元；农户选择B包收视40套电视频道,每月收费12元。

3、时间要求。各村必须在*年3月31日前全面完成任务,其任务数附后。

4、奖惩规定。①在春节前完成任务的村奖现金800元,完成任务的90%以上奖现金600元,完成任务的80%以上奖现金400元,80%以下不予奖励。②在3月10日前完成任务的村奖现金500元,完成任务90%以上奖现金300元,90%以下不予奖励。③在3月31日前完成任务的不予奖励。④在3月31日未完成任务的村惩村600元,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必须向乡党委、政府书面检讨,并根据其工作实际予以处理。

第6篇：数字乡村定义范文

关键词：和谐社会  电信业  普遍服务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国电信业面临着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电信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要缩小这个差异，电信业必须依靠电信普遍服务，使“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享受电信业务，而且业务质量和资费标准一视同仁。”[1]

1、电信普遍服务的内涵

国际电信联盟（ITU）在《世界电信发展报告（1998）》中提出实施普遍服务的三条标准。而这三条标准即可将普遍服务的内涵概括出来。

1.1　可接入性

可接入性指的是有覆盖全国的电信网络，用户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需要电信服务，都可以接入电信网络。

1.2　非歧视性

非歧视性指的是各类用户应当受到相同的对待，就价格、服务内容和质量而言，不论地理位置或者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如何，应当没有歧视。

1.3　可承受性

可承受性指的是电信服务的价格应定位在大多数用户能够承受的水平上。我国根据自身经济、电信业发展状况，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地将电信普遍服务的内涵延伸丰富。到2007年底，我国普遍接入的目标己基本上实现，我国农村地区行政村的通电话率已达99.2%。今后我国普遍服务的目标是到2010年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乡镇能上网”。即在已通电话的乡镇，还提供农村互联网接入平台，对部分有条件的乡镇提供宽带数据业务。

2、电信普遍服务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必要性

作为最能体现现代化科技生产力的电信业，已经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动社会文化大繁荣、建设和谐社会中起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电信业如何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解决更多的问题、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依靠推动电信普遍服务。

2.1　社会层面

2.1.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因为只有农村发展起来了，使农民们安居乐业，城乡才能和谐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建设和谐乡村。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就需要依靠推进普遍服务不断扩大农村信息消费需求，拉动信息产业在农村的大发展。

2.1.2　消除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指：由于收入、受教育水平、所处地域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掌握和运用信息技术的差距。这个问题如不能很好的解决，将导致城乡居民在社会中面临贫富分化、机遇不均等问题。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消除数字鸿沟。据《2007年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1%，而城镇互联网普及率已达21.6%，城乡“数字鸿沟”差距达4倍。

由以上数据，可发现我国数字鸿沟还是较深的，如何填平这就需要普遍服务。在完成“村村通”工程的同时，为广大的农村提供INTERNET”服务，让广大的农民能够用上互联网、掌握信息。

2.2　电信业层面

电信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其自身特点决定了其需要依靠普遍服务，谋求发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电信产业有如下特点：一是自然垄断性：进入、立足电信业都需要高额的固定资本投资；二是规模经济性：电信需求量增加的越多，每一单位电信需求量分担的固定成本降的越来越少；因此，网络的效用和成本与用户数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现阶段各大电信运营商都在不断地扩大市场抢夺用户，谋求发展。我国农村地区现有7.45亿总人口，手机甚至固定电话的覆盖率还不是很高，而城市里几乎人手一部手机。因此，农村电信市场的增长潜力十分巨大。现在，各大运营商在城市已经争得头破血流了，应避开这红海（已知的市场空间），运用蓝海战略到未知的市场空间发展，把目标投向农村，使农村市场成为电信运营商新增用户的源泉。因此，运营商在承担普遍服务，承担义务的同时，将又获得了用户数及收入的迅速增长，可谓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之事。

2.3　用户层面

我国电信业在城乡间的发展及为不平衡，远未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3]

推进普遍服务，使广大的农村和西部落后地区享受到电信基本服务，这不仅不会到损害城市居民的效益和福利，反而会增加他们的效益和福利，因为电信业有网络正外部性：当消费同样产品的人数不断增加时，某使用者在消费该产品所获得的效用也将增加。因此，推进电信普遍服务，使广大农民享受到通讯的权利，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效益和福利；同时也会增加城市和东部地区人们的效益和福利。 

3、电信普遍服务中不和谐现象及分析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电信普遍服务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谐社会要求实现电信基本服务的均等化，使每个人能够均等的消费起电信业务、享有到通信权。但为只有几户人家的偏远山区用上电话，投资几十万元建设备，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收益。因此，我国的电信普遍服务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3.1　政府指导原则“分片包干”失效

我国普遍服务采用的是“分片包干”原则。将全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视为31个普遍服务地区，根据各运营商的市场份额进行义务分摊，任务的分配依据是对每个省的实施难度进行打分，再乘以任务系数，计算出每个省的电信普遍服务任务量。这种原则好像体现了公平，但实事上不然，而且已经带来了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3.1.1　难以真正公平

一是难度系数和任务系数确定过程中指标的选取，非常复杂，难以做到真正地公平。二是任务分到各运营商的总公司，执行者却是其各省公司，忽略了不同地点的成本差异，导致了西部省份难度普遍比东部大。因此，很多运营商的省公司有抵触情绪。

3.1.2　没有约束作用

这是“分片包干”致命的缺陷，因没有规定对未完成任务运营商的具体处罚措施，实际上是个软约束。运营商想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导致很多边远山区的普遍服务实施不到位。

第7篇：数字乡村定义范文

我市新农村文化建设概况

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五年规划把“一乡一站”、“一村一室”、“一村三户”的文化工作网络格局作为全市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重点围绕五项文化惠民工程扎实推进，即：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建设工程、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出台多项优惠政策予以支持，将闲置中小学校舍资源合理整合、新建乡镇文化站用地无偿使用、资金和设备优先拨付等工作精神贯彻到了各县（市）区，保证新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的推进实施。县、乡、村各级党政组织大力推进“文化下乡、文化留乡、文化兴乡”工程，市、县专业剧团、图书馆、电影院、艺术馆、文化馆集中组织送戏、送电影、送图书、送农业科技信息到乡村。各县（市）区普遍开展了以文艺演出、图书阅览、科技普及为主要内容的“七彩周末”和“金色田野”等活动，去年全市共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300余场，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市政协调研组实地考察了xx县生态展览馆、县富强镇综合文化站、文化长廊，保富村文化活动室、休闲广场，时中乡共荣村文化活动室、农家书

屋等文化惠民工程，听取了县文体局的汇报，对xx县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取得的经验给予充分肯定，尤其是在乡镇文化站建设上“五统一”，即：“统一样式、统一面积、统一结构、统一预算、统一招标”值得推广和借鉴。

调研组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工作中，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高度重视，认识明确，规划到位，措施得力，整体推进有力度，效果明显。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发展不平衡。建设水准、质量进度高低快慢不一，而且都有薄弱环节；二是工作体系不健全。县区级文化行政部门机构设置难点未突破，虽然大多数已独立挂牌办公，但编委并未正式下文，属于非机构数之内的。特别是20**年撤销后的乡镇文化站绝大多数没有得到及时恢复，日常工作长期缺位；三是资金匹配不足、到位迟缓，拖累建设工程进度；四是资源整合不够。缺乏统筹规划，联手管理，使原本有限的资源难以发挥共建共享的作用；五是新的工作机制没有形成，建、管、用脱节。

为扎实推进我市新农村文化建设，完成我市规定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五年规划，现提出如下建议：

一、提高认识，统筹规划，进一步明确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规划、加大投入、因地制宜、分步实施，改善新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网络。要提高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能力，解决广大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落实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视难、看电影难、获取文化科技信息难的问题。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相适应，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则，以政府为主导、动员社会广泛参与、群众共建共享，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努力构建以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设施网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和运行评估为基本框架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满足城乡群众就近便捷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

二、整合资源，加快建设，全面推进新农村文化五项惠民工程建设

一是扎实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以“巩固成果、扩大范围、提高质量、改进服务”为目标，以消灭广播电视覆盖盲区和增强覆盖效果为重点，建立以县为中心、乡镇为依托、服务农户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覆盖网络。完善农村广播电 二是扎实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市建支中心，县建分中心，重点延伸到乡镇、村屯。各地应采取有力措施，对已投资建设的县、乡加强管理和指导，保证尽快解决房舍，安装设备，开展服务，发挥作用。结合“乡镇文化站建设项目”统筹安排基层服务点建设。通过与农村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工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共建共享，完成村级基层服务点建设。继续向上争取资金，力争2012年底实现所有县（市）区都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分中心，并逐步向乡镇级扩展。要充实和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不断丰富数字资源的内容，提高使用效率，使各级分中心、支中心和基层服务点互联互通，更好地发挥现代数字资源的优势。

三是扎实推进乡镇综合文化站设施建设工程。实行全额拨款，单独建制，履行社会服务、指导基层、协助管理文化市场的职能，要尽快达到有场所、有设施、有队伍、有内容、有活动、有经费。要尽管落实乡镇综合文化站人员编制，充分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的作用，使其成为集书报刊阅读、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普教育、体育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于一体的文化阵地。2012年底实现乡镇都有文化活动中心，建设规模300—500平米，并配备相应的图书、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设施设备和文体娱乐设施设备，满足开展基层文化活动的需要。

四是扎实推进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按照“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购买、农民受惠”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大力推广普及农村数字化电影放映，建立新型农村电影放映机制。推动院线公司实施目标责任制管理，实行“五定四统”，即：定放映人员，定放映设备，定放映村点，定放映场次，定放映报酬；统一设备，统一供片，统一结算，统一管理。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广告宣传、设备维护等领域。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公益放映补贴新机制。全市每年落实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 三、加强引导，加大投入，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

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对于农村重点文化工程建设、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服务网络建设、“三下乡”文化活动等，各级财政要统筹规划，加大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不断提高用于乡镇和村的比例。要切实保障五项文化惠民工程相关配套资金落实到位，提前将拟建项目列入下一年度财政预算。逐步加大对农村公益文化事业建设的投入，确保每年投入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

新建农村公益性文化设施，应在选址、立项、投入等方面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对因城乡建设确需拆除或改变其功能、用途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批，并予以合理的安置、补偿，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方面的政策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调动积极性，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稳定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

第8篇：数字乡村定义范文

关键词：农村治理；历史逻辑；治理现代化；现实路径

一、我国农村治理的历史逻辑

我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我国农村治理发展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历史过程，有着其自身的内在历史逻辑。即古代中国农村稳定发展，士绅治理的县政乡治；解放初期社会控制的战时体制需要，政社合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解放“三农”的现实需要，乡政村治。这三个阶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中国农村治理发展过程。

（一）县政乡治：古代中国农村稳定的客观需要。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我国农村实行宗权、族权、士绅、皇权综合治理的县政乡治。秦代以后，我国开始在农村设置相关里正、保甲等不同制度，平民可以担任甲长等，职能明确，主要是维护社会治安，组织生产，处理邻里矛盾纠纷。古代皇权力求控制整个农村，但由于财力、物力、自然和治理能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王权下不了县，出现县政乡治的情况。国家行政权力力求对农村的管辖治理和控制，但是没有直接把权力扩展到农村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古代规定，士大夫等官吏一般要求退职以后返回地方，把技术、资金和治理经验等都带回农村，成为地方士绅。士绅拥有其他人难以拥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地位，既与国家行政权力相联系，又成为地方事务的主要影响者，甚至是地方事务的管理者。士绅是古代农村治理的主要影响力量。同时，我国古代农村一般根据血缘和地缘相结合而形成的社区组织。由血缘组成的宗族制度具有强大自组织功能，包括救济、矛盾处理、惩处，甚至于法外治权等，是农村治理的主要力量。这样，地方士绅和宗族势力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相互结合，起着共同治理的作用。国家权力依赖宗族势力、宗教势力、地方士绅达到治理的目的。而宗族势力、宗教势力和地方士绅是农村治理的主要自治力量。既维护地方利益，管理乡村事务，又联系国家行政权力，认可国家权力的管理和控制，如提供赋税和劳役等。古代乡村治理就是这样一种行政权和自治权相结合的二元结构。这种情况一种维持到清朝。

（二）政社合一：社会控制的战时体制需要。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治理制度。由于国家政权不稳定，多年战乱的影响，社会处于大破大立的时代。新中国是通过发动广大下层民众所建立的。新中国的建设也必须依靠广大民众，包括广大农村的劳动群众。另外，急于清除古代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行政力量渗透农村，解决农村失控的威胁，着手建设农村政权，加强农村社会动员和控制。国家政权组织延伸到农村。把所有人包括农村人口都纳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组织中来，便于管理和控制。特别是1958年，我国提出依靠农业支撑工业化赶超战略，在农村严格实行政社合一的治理制度――制度。这虽然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控制，但也导致劳动力的低效和农村的长期贫困。同时，政社合一也是当时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国家得到确立，但是我国一直受到国际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排斥和挤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基本不为国际社会所认可，面临险恶的国际环境。另外，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实际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没有真正进入和平年代。为了应对美苏战争威胁、台湾对大陆的军事侦察等，我国社会实行政社合一的准军事化的战时体制。备战备荒是当时的基本国策。在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战时体制，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和治理的有效途径。政社合一的农村治理模式虽然解决了当时对农村社会的有效动员和控制，能够有效应对战争威胁。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治理模式。但是这模式也蕴含着必然解体的因素，最终会走向瓦解。

（三）乡政村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现实需要。上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速了政社合一体制的解体，行政权力逐步从广大农村退出，出现职能缺位。1982年宪法改变政社合一体制，建立乡政村治的治理制度。即在县以下设立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同时农村设立村两支委。村两支委明确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与协助。政社合一的控制治理制度被具有一定自治功能的乡政村治治理制度所替代，也是农村自治性质的一次历史性回归。

乡政村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广泛实施以后，农村市场竞争机制、农村市场经济规律得到认可和激发，冲破政社合一的计划经济，极大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经济上的解放，农民需要自己的政治权利即自治权利，管理自己。同时，国家行政权力退回，出现权力真空。在这种情况下，广西一些农村出现自治组织，管理事务。在各地实践基础上，1987年11月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村委会全面管理的自治制度。同时，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需要。为了加强农村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组织社会生产，把党组织建立在广大农村，成立村支部。和村委会一起接受乡镇领导。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明确规定，村委会接受乡镇的行政领导。当然，村委会又有全面管理的自治权限。党的领导是农村治理的关键。

这三个阶段基本构成了我国农村的治理模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各种社会力量的渗透，农村治理的力量除了国家行政权力、村支两委、宗族势力外，还出现能人（士绅）、农村各种合作组织等不断参与农村地方事务的管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事务。

二、我国农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目前我国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村治理现代化必须把握农村治理的历史逻辑。理解我国农村治理的历史，我国农村治理是一个相互链接的过程，而不是割裂的历史。它有一个内在的历史逻辑，这就是从县政乡治到政社合一，再到乡政村治，从乡政村治走向治理现代化。农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民主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在民，这是我国的国家性质，也是我国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宗旨。农村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必须体现和落实根本宗旨，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民主化是农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民主选举。在农村治理中，真正落实民主选举制度，这是民主制度最直接、最根本的体现。让广大民众认识到民主选举的价值和意义，是行使自己管理社会事务、村内事务的权利，是自己当家作主的手段和方式。既有选举权利，也有被选举权利。改变选举敷衍了事的态度，抵制贿选，改变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做法和风气，真正选举能够为民谋利，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主议事。民主议事是农村善治的关键环节。按照一定的民主管理程序，民主议事，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决策，共同管理公共事务。这是民主化的具体步骤和主要内容。民主议事，要做好充分调查，充分考虑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分析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选择最优方案，防止损害群众利益。坚决破除一言堂，发挥民主议事的优势，而不能成为民主的摆设。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民主得到落实，农村善治得到落实的保证。民主监督包括选举、议事、治理的各方面监督。任何人都拥有监督权、建议权。如果没有监督，任何民主都会流于形式，而没有实质性效果。

（二）法治化。法治是农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政府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农村治理也必须依法治理，不能存在法外治权。法治化是农村治理的有效途径。宪法和法律成为农村治理的最高权威，我们要尊重宪法和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摆脱宗派、农村乡绅的影响，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提高农村治理水平，达到善治，关键在于提高群众素质。但我国历史上，农村治理的法治观念淡薄。所以，农村治理法治化的压力非常大。

完善农村治理的法律法规。这是法治化治理的基础。农村治理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新时期，农村人口流动，对农村选举制度、议事制度、民主监督等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失去了民主选举、民主议事、民主监督的价值和意义。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必须适时改进和完善相关政策制度。法治宣传教育。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法治素质必须加强法治思想宣传教育。送法下乡，强化法治宣传教育，一方面使法治思维、法治意识深入广大群众，深入人心，深入实际。这是法治化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使法治成为一种治理文化。只有当法治成为治理文化，法治才能持久，治理才能长期稳定。维护法治尊严。法治化治理，必须尊重法律法规，维护法治尊严。农村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比较淡薄，还没有形成法律治理的氛围，特别需要尊重法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司法公平公正，是维护法治尊严的根本。司法腐败，会腐蚀法治的基础，践踏法治权威。在农村设立巡回法庭，公正司法执法。

（三）规范化。（1）规范党在农村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制定相关制度，确立和规范党在农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作用，领导、监督和协调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规范党在农村治理中的坚强领导核心，从严治党。规范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完善制度，规范村支部的作用，如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等，从宏观上把握、协调和指导。这是从政治上保障农村治理现代化不至于走错方向，解决农村政治治理僵化的问题。（2）规范国家行政力量的引导作用。不管什么朝代，国家行政力量在农村治理中或多或少发挥作用。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必须从经济、法治和文化等方面切实规范其作用。不管是县政乡治阶段，还是政社合一阶段都是从农村汲取财富，维护社会控制。乡政村治阶段，直到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税费改革，并且逐步实行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农村经济治理才得到逐步强化和好转。反哺资金要用在刀刃上，起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如规范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研究能否收取一些费用，采取谁受益，谁出资，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国家采取奖励的办法予以配套支持。（3）规范村委会的职责和功能。村委会和村民是农村自治的主体，是主要力量。规范村委会承担治理的职责和功能，如村内治安、村容村貌、村集体经济建设等。发挥村委会的作用，不能推卸责任。（4）规范村民、民间组织参与治理。在村支两委的领导下，制定相关制度，具体规范村民和民间组织参与治理的路径和权限，落实建议权、管理权、收益权、监督权等，发挥其主动性、能动性。加强规范农村精英、能人的正能量，限制其负能量。（5）规范宗族势力、宗教文化势力参与治理的作用。宗族势力和宗教势力在我国农村还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要看到其优劣，对农村治理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认真研究分析宗族、宗教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制定相关政策限制其消极作用，规范引导其治理的积极作用，防止法外权力的影响。同时，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诚信社会，加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形成善治的文化氛围。（6）规范引导市场经济在治理中的作用。市场经济在农村治理中是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运用其竞争规律、价值规律、价格规律，像一只无形的手，贯穿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过程。经济治理是农村治理的关键。必须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治理。但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不能拘泥于市场经济，而要发挥集体主义、集体经济的优势。在农村治理过程中，要区分市场经济和集体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并且规范治理。

农村规范化治理是农村公共领域治理的制度化和科学化，结合市场治理、社会治理、党的治理以及国家行政力量治理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

（四）协作化。现代农村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包括农村各种制度系统。各种制度之间相互协调，密切协作，有效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秩序，提高农村治理水平，达到治理现代化。如民主、法治、规范必须是一个密切联系，相互衔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相互冲突和矛盾。农村治理协作化，包括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也包括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协作。农村治理就是处理好各种矛盾纠纷，达到善治的目的。在农村治理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各种政策制度不完善，各种制度之间缺乏协调性，不能相互衔接，难以达到相互协作的目的。同时，农村治理的各行为主体，并不是一个天然能够相互协作的整体，他们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在治理过程中，各种矛盾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需要各行为主体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共同解决问题。需要我们从思想上、制度上和行动上协调一致，形成劲往一处使，共同建设美丽乡村、幸福家园、现代农村。只有各行为主体、各制度之间能够相互协作，密切协调，就能有效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秩序，提高治理水平，走向治理现代化，达到善治的目的。

（五）数字化。现代社会开始逐步走入数字信息化时代，但是在广大农村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信息基础设施缺乏，信息沟通不及时，数字信息处理不到位，广大农民接受信息处理有一个过程。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农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积极加强互联网+的，建设智慧现代农村，创建智慧现代农业。在此基础上，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农村经济建设，进一步完善数字化农村治理。

农村治理走向现代化，除了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协作化和数字化外，还有一些现实途径，如加强文化，是农村治理的重要途径。农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与时俱进，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走向善治的目的。

参考文献：

第9篇：数字乡村定义范文

关键词：生活质量；老龄人口；农村；中国；安徽

一、介绍

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发展比较关注，而中国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作为一项研究课题却关注较少，尤其是以务农为生的老龄居民。农村老龄居民作为弱势人群，其生活状况尤其令人担忧。根据最近的报道，乡村里的年轻居民多外出在城市务工，让老人们留守乡村，独自面对沉重的经济和生活负担。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县域流动人口为7,900万，高于法国或英国的全国人口总数。某些研究注意到，年轻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农村老龄人口的生活状况，后者往往独自承担起务农和照料孙辈的责任。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险的投入仍然不足。月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50，而以绝对收入计算的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的计算是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然而，年鉴数据可能低估了真实收入，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真实收入。可支配收入或工资仅为城镇居民真实收入的一部分，包括住房、医疗、消费品和教育在内的各种补贴构成了可观的额外福利，而这些并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考虑到补贴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应比这个数字大很多。中国存在的城乡差距如此巨大，不少国内外观察家将其视为政治不稳定的最大隐患。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市场导向的工业部门，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内陆省份的受益要多得多。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农村地区将从现代化中受益，但在目前市场化改革却有可能加大城乡差距，农村贫困人口将面临迁移或现住地资源恶化的两难选择。目前，从市场改革中受益的农村往往是离城镇中心较近的地区，而偏远地区往往难以从社会变迁中受益。内陆地区的农村家庭，尤其是务农家庭受益更少，农村居民的利益往往让位于城镇的快速发展。㈣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体系正面临着技术落后、缺乏规模效应、环境恶化与价格扭曲等因素导致的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此外，一些官员的腐败也对农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逐渐显现。尽管中国目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不算太高，2008年的官方数据为8.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5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尽管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远高于城镇，农村却比城镇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主要是由于大范围的以年轻人口为主体的农民向城镇的迁移。根据推算，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26％和22％；而在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31％和26％。从而，中国农村将同时面临经济转轨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作文 /zuowen/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服务于城镇居民。各种福利项目在农村地区极不完善，尤其是社会保障覆盖率很低。养老金一直到1991年才被引入农村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长期滞后，2009年底正式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尽管进展迅速，截至2010年5月底，参保人数为5,199万，但与农村72,135万的总人口(2008年数据)相比，需要做的工作显然还有很多。而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则在2008年达到了21,891万，占城镇总人口的36％，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2006年底就已经达到了76％。比数字更能揭示实际情况的是，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养老保障，许多农民必须依赖家庭成员尤其是其子女，来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支撑。尽管庞大的下岗工人和城镇流动人口值得密切关注，农村老龄人口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和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农村老龄人口生活状况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现有研究发现，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对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却十分缺乏。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受到经济转轨和人口转变的深刻影响，其生活质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老龄居民有什么影响?不同职业阶层的老龄人口是否具有不同的生活质量?他们对其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估有什么特点?生理和心理健康与职业分层有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二、研究设计

本项研究以安徽省为地理对象。安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省，2008年总人口为6,135万，其中农村人口为3,650万，占59.50％。安徽位于华东地区的西北角、长江三角洲腹地。迅速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核心城镇，而贫困的农民仍然用水牛和木犁来耕种。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务农与从事城镇中常见职业的老龄居民进行对比。城镇退休居民的职业在以往研究中经常受到忽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职业分层的效果往往延续至退休之后，而且职业分层集中体现了城镇和农村生活的许多区别。对于许多以务农为生的农民来说，职业具有终身性，而退休并没有实质意义。

对职业的定义非常直观，对生活质量的界定与衡量却要复杂很多。生活质量是由许多具体判断组成的总体判断，这在anita l.stewart和abhy c.king的下列定义中得到了表述：

“生活质量”包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总体上的、主观性的评测以及其他内化的主观状态，例如心理焦虑和健康、病痛和不适、精力与疲劳、自尊、自我驾驭与控制感、认知能力、生理能力、社会能力、性能力、包括自我维护与自我护理在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健康的主观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