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建议精选(九篇)

第1篇：数字经济的建议范文

据新华社报道，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昨天在福州召开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提出，电子商务仅仅是数字经济的序幕，数字经济将全面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建议将审议中的电子商务法升级为数字经济法。

201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电子商务法的立法进程，目前草案已经形成，并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审。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网络欺诈、不正当竞争、个人信息泄露、侵犯知识产权、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等问题较为突出，完善电商立法有助于解决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虚拟财产保护等问题，维护消费者权益和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从立法程序看，电子商务法经过多年的立法调研、草案起草和审议工作，出台和实施已进入倒计时，此时“升级”谈何容易。尽管电子商务只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但电子商务活动涉及范围广泛，电子商务法因此涉及电商经营者以及第三方平台等经营主体，涉及银行、工商、海关、税务、质检、交通运输等职能部门。作为电子商务领域的“基本法”，电子商务法可望对电商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子商务法出台宜早不宜迟。

不过，马云的建议也自有其道理，中国目前确实迫切需要一部着眼发展、面向未来、具备全球眼光的数字经济法。

数字经济代表着经济活动新的生命力，是世界经济的未来。数字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提升传统产业已成为常态。比如，在传统制造产业，通过智能物流平台提供从采购、运输、仓储到配送的系统解决方案，一些设备生产厂家因此实现零库存。数字技术已经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立法工作也必须尽快实施。

其实，电子商务法尽快出台与数字经济法的立法展开，可以分头推动并行不悖。电子商务法是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等级的电子商务活动基本法律，以消费者保护为重要责任；数字经济立法是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数字经济立法还要帮助互联网企业明确发展方向和思路，下定决心加速推动我国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

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的序幕，但已经彻底改变了零售、批发、社交、搜索、交通、物流、餐饮等众多行业和领域，当然，其中也衍生出网络欺诈、个人信息泄露等亟待依法解决的诸多突出问题。电子商务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启示我们，未来随着高端芯片、量子芯片、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5G、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将以更迅猛的势头深刻地改变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如果不提早谋划与之相适应的数字经济法律框架，整个社会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

第2篇：数字经济的建议范文

制定《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释放数字经济潜力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写到：“无论对各国而言，还是对全球而言，创新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我们致力于以创新为重要抓手，挖掘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以解决近期疲弱增长的根本原因。”为此，G20杭州峰会核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制定《2016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促进经济增长始终是G20峰会的核心议题。G20杭州峰会提出创新增长驱动经济增长战略，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紧紧抓住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推动创新成果交流共享，从根本上寻找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之道。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将着眼于为发展数字经济和应对数字鸿沟创造更有利条件，包括更多更好和负担得起的网络准入、促进经济增长及信任和安全的信息流动，同时确保尊重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促进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投资、支持创业和数字化转型、加强电子商务合作、提高数字包容性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这将最大程度挖掘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为全球创新增长开辟出新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

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

峰会期间，由中国推动并参与制定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正式通过，这是首个具有全球意义的数字经济重要指导原则，为各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在G20杭州峰会闭幕会上致辞时说：“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青年创业等方式，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与以往提及的普惠金融相比，此次出台的《高级原则》被打上了显眼的“数字化”标签。《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包括了定义、平衡风险和创新，提供赋能、适度的法律和监管环境等八项原则。普惠金融对于目前金融服务体系排除在外的群体来说，至关重要。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赋能这一群体，驱动资本与资源在全社会间更合理的流动，释放更多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力，赋予以往被金融服务“遗忘”的群体生产创造的能力，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通向美好世界之路。这也是中国、G20乃至全世界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核心立足点之一。

数字经济将对经济模式进行颠覆和重塑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谓狂飙突进。到2015年，我国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已达到了11.1万亿，网民数量达到7亿，规模居全球第一。2015年，在全球市值排名最高的十大互联网公司中，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占据了三个席位。此外，一批新的科技类公司也在崛起。这些互联网巨头不但为经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更为百姓生活带来了便利。

中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得到了G20成员的高度肯定和关注。9月3日，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一到杭州就直奔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与马云用天猫APP扫码，共同开启了天猫国际加拿大国家馆；9月4日，意大利总理伦齐抽空造访阿里巴巴，并与马云进行了闭门会谈。

B20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组联合主席、敦煌网创始人、CEO王树彤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此次峰会上，中国方案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世界经济提供新引擎，其中，发展数字经济的意义非常重大。在B20峰会闭幕式上，德国表示将把数字经济作为明年的重要议题延续下去，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3篇：数字经济的建议范文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清醒过来

中国是在“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声中进入1960年的。尽管到1959年底“”造成的困难已经相当严重,但1960年初《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展望六十年代》一文依旧是雄心勃勃:“掌握了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而且对于整个六十年代的连续跃进,也充满决心和信心。”社论宣布,新的十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然而,不论报纸上的文字多么慷慨激昂,这时的“”势头已不过是强弩之末。

这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直线下降,被称为“元帅升帐”的钢的日产量由上年第四季度的5038万吨减至4.98万吨,4月上旬又降至4.84万吨。到第二季度,20种主要工业产品有18种完不成产量计划,其中有11项产量低于第一季度。如果说工业生产的下降人们还难有直接感受的话,那么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衰退,是几乎所有人都有切肤之痛的。从1959年起,农副产品产量开始急剧下降。1959年粮食产量仅有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落到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了530亿斤,跌落至1951年的水平。在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的同时,由于“浮夸风”的泛滥,各地粮食产量却连年“上涨”,而且增幅很大,造成一种虚幻的假象。加之城镇职工人数大幅增长,使得征购粮食连年增加,一减一增,导致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消费量跌至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60年夏天开始,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口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口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营养不良而普遍发生浮肿病。由于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而死亡率大幅上升,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1000万。

作为中央领导层分管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比一般人对这严峻的经济形势有更加深切的体会和更全面的观察。严峻的现实也使人们开始冷静下来,许多人对“”和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反思。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即1960年――1962年)的补充计划,这次会议实际上对三年来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

在会上的发言中,针对“”中只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的问题,李富春指出:“我们的老观点,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点,搞快一点,但是实际经验表明,不一定搞得多,搞得快,可能有些方面多我们做得不好,反而少慢差费。”他提出了今后多快好省需要注意的问题,强调“要抓农业,以农业为基础,抓农业主产、基建、劳动力、生活的全面安排,真正实现工农业并举”。对基本建设的安排,李富春认为,“要有重点,要分轻重缓急;要排纵队,不要排横队”。他还指出:“国民经济是个有机的整体,工业牵动农业,农业牵动工业,牵动交通运输,牵动商业外贸,都是互相联系的……必须进行全面考虑。”这些问题虽然是从正面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具有明显的针对性,都是从总结““教训中得出的认识。

会后不久,在中央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期间写下的《十年总结》一文,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且再次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对于当时克服困难、纠正错误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这无疑进一步激发了李富春反思“”运动并纠正其错误的勇气。

在上海会议上,李富春虽然还没有提出调整的主张,但沿着对“”中的问题进行总结反思的思路,调整的主张已经呼之欲出了。

从整顿建议到“六字方针”

中央政治局会议6月召开时,1960年已过近半,国民经济暴露出许多的问题。与此同时,中苏两党与两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6月下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策划几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横加指责。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7月至8月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同时也讨论国内经济问题,安排和落实国民经济计划。

7月18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在会上作报告。沿着之前的思路,他对调整国民经济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明确起来。

关于国内的任务及其应该采取的方针和具体政策,李富春提出了重要意见。在这些意见中,对扭转当时严峻局势最有意义的是经济工作要以农业为中心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李富春指出,我们在一个时期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够,对农业有点盲目乐观的情绪,放松了对农业的注意。不抓农业,不支援农业,工业也上不去。所以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并举,确实要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他提出,首先要注意安排工业支援农业问题,同时对农业本身,农村劳动力必须做全面的、全年的安排。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李富春认为,我们必须接受教训,下决心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下决心搞三级结合,统一计划。李富春还特别提出要加强企业管理,为此,他郑重建议:从下一年起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只搞一个计划,不搞第二本账。所谓几本账,是指当时国家制定计划时,对有些产量定下几个指标。完成了计划中低的指标后,再向高的指标努力。几本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很容易使人好高鹜远,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地求大、求快。取消“两本账”的做法,也就遏止了高指标的滋长和蔓延。

在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各工业部部长和各省市委工业书记会议上,针对有些人对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还犹疑不决、裹足不前的情况,李富春一改平素的风格,讲话口气变得异常严厉。他严肃告诫道:削基建、保生产,削劳动力、保农业,不要再犹豫动摇,不要再讨价还价。他斩钉截铁地说:基本建设你们各省、各市、各部门有什么意见,就砍,砍错了再说,现在砍比不砍好。有的项目是省委书记亲自抓的,砍不砍?我说,一样砍。你抓得不对,更要砍。你的计划是中央批准的,是不是要削减?中央批准的也要削减。应该砍就砍,没有二话可讲,要有这个精神。在这次讲话中,李富春明确宣布:明年在这样的基础上,必须贯穿全国一盘棋、一本账。李富春对遏止经济恶化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

李富春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赞成。他和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联名提交的《关于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报告》也通过了会议讨论。报告提出:为了扭转第二季度以来主要产品下降的局面,解决生产组织不力、企业管理工作松懈和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物资使用分散的问题,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决削基建,保生产,集中力量把以钢、铁、煤、运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促进上去,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加强企业管理。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要求把加强农业生产和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作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要求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生产。

从加强农业战线到缩短基建战线,从取消“两本账”到整顿工交企业,都是当时最为紧迫和尖锐的问题。李富春提出的这些主张虽然还不是从“”全面退却,但至少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开始停止新的“”高潮。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李富春提出了整顿工业企业的建议和“整顿、巩固、提高”的“六字方针”。工业交通企业自“”以来,管理散乱,制度废弛,产品及服务质量下降。针对这种状况,李富春提出要对工业企业和工业生产进行“整顿、巩固、提高”。可以说,这些意见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最初建议。他提出的“六字方针”成为后来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雏形。

非常遗憾的是,就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决定召回专家,并撕毁经济援助合同。此举立即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又不冷静地提出要炼“争气钢”,要在当年炼出2000万吨,提前实现钢产量赶上英国的目标。这在客观上阻碍了李富春以及同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就调整经济工作的方针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索。

“八字方针”的全面形成与正式通过

尽管北戴河会议没有深入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但是会后李富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是他把整顿工业企业的“六字方针”推及为制订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8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党组讨论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取得主动”。这样,“整顿、巩固、提高”已经不限于工业交通行业,而是作为来年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针了。国家计委向中央各财经部门及各大区通报了李富春的意见,明确要求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并且将“六字方针”写入了提交国务院审查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

8月30日,李富春等人到西花厅向汇报工作,共同审议《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支持李富春的意见,并将报告提出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增加了“充实”二字。9月5号,又将“整顿”改成“调整”。这样就完整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由签发,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这个报告分别编制计划草案。这个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8个字,使之成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

按照这个方针,李富春开始组织编制1961年经济计划。11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初步总结了“”的经验教训,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的决定,提出1961年计划安排要点。会议对国家计委9月报告提出的若干指标作了调整:1961年,钢产量由2300万吨降到2010万吨,煤炭产量由5.2亿吨降到4.25亿吨,减少职工数由300万人增加到502万人。此外,粮食产量为3900亿斤,棉花为3200万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为1200个(比上年减少300个)。

但是要将热火朝天的“”高潮平息下来绝非易事。“八字方针”提出后,国民经济还是没有顺利转入调整的轨道。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保粮”“保钢”生产高潮。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保钢”事实上在资金、劳动力等方面挤占了农业生产,从而延续甚至加重了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局面。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要求12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确保6.2万吨,争取达到6.3万吨。这依然反映出“以钢为纲”的观念。到年底,钢产量虽然勉强达到1866万吨,但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

严峻的事实要求人们必须下更大的决心客观地估计形势,纠正失误。

转眼间,1961年到了,这年的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讨论当年的经济工作。会前,中共中央先召开了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向前发展,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他还号召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把1961年搞成一个实事求是年。这对统一全党认识、调整国民经济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李富春向全会作了关于1961年计划意见的报告,提出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总体设想:“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争取粮食的丰收。同时,对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使生产和建设的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根据这样一个设想,李富春建议对1961年计划指标再作调整:钢产量降到1900万吨;煤炭则调高到4.36亿吨;粮食调高到4100亿斤;基建投资规模为167亿元,比上年减少103亿元;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比上年减少700个左右。

第4篇：数字经济的建议范文

会议指出，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而作为全球化程度最高之一的信息产业，发展速度极快且涉及范围极广，新形势新问题层出不穷，“十二五”规划中遇到了许多开放式的课题。在信息产业“十二五”规划体系中的各项子规划中，关于数字电视的子规划很能体现出信息产业规划遇到的困惑，以及积极进行创新的努力。本文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探讨数字电视“十二五”期间值得关注的五个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

一、以应用和市场为引擎，推助解决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等老问题。

会议提出，要“培育一批适应市场需要、拥有核心技术、重视创新、机制灵活的优势企业和产业”。我国数字电视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很多，产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标准体系建设滞后与体制问题一样，都是多年一直在讨论的大难题。“十二五”期间甚至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期，这些问题还会存在。因此，在信息产业“十二五”规划中，应首先分析已往哪些问题是因为实施力度不够而造成的，再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找出新思路和新办法。数字电视是一种技术和市场双轮驱动的产业，单靠技术创新无法解决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应用市场的作用甚至更大。数字内容市场和技术的变化、TFT-LCD产业发展历程等都反映出信息经济的这种内在规律，即只有符合应用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技术才能生存和发展。如果数字电视要成为“三网融合”的主力，就必须前瞻性地研究和规划信息社会对数字内容的需求。数字电视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具有典型的公益性，如何充分利用公共财政资源的支持，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在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之间建立一种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平衡机制，是数字电视“十二五”规划应当考虑的重点。数字电视既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国家的重要支撑，因此，我国数字音视频技术和标准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协调难度，远比国内数字电视标准争论过程的部门利益协调难度更大。没有自主可控的技术创新体系，数字电视产业化的价值就无从谈起。应大力推动和实施数字电视标准和知识产权战略，才能牢牢把握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加快转变数字电视发展方式。

二、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旗舰”之间如何协同创新，成为“十二五”的棘手难题。

会议要求“切实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作为自主创新“旗舰”的部级数字电视实验室如何分工合作，实现协同创新，需要进一步构建战略层面的规划。2008年1月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中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包括“2015年，力争使我国数字电视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电视整机和关键件开发和生产基地，实现由电视生产大国向数字电视产业强国的转变。”如何实现数字电视产业资源的优化和整合，目前很难规划出一种完美的模式。

企事业单位作为自主创新体系主体，应积极探讨整机制造企业与内容服务企业的资源优化，但其难度远比国家数字电视实验室之间的协同创新难度大。近年来，数字电视实验室等重大工程的消息格外引人注目。例如，鉴于“陕西广电网络数字电视终端统一方案联合实验室”网企合作、技术创新的有益探索，国家广电总局2009年6月授予其“国家广电总局有线数字电视应用技术实验室”，从而使西部地区拥有了首个部级数字电视实验室。①2010年11月，“北京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有限公司开业典礼暨成果汇报会”在北京中关村数字电视产业园举行。它采取公司化运作，根据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战略需要，研究开发数字电视的共性技术及后续演进核心技术；组织推动地面数字电视国家标准在海外的推广应用；开展数字电视的知识产权管理、新技术评估和发展战略规划咨询；建立数字电视前端与发射、芯片与接收、传输与网络、测试与显示等四个研发、测试和工程化验证平台，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撑，促进行业技术进步。②在2010年，宣传力度很大的还有，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及其法人实体上海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8月在上海成立，它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在上海市政府支持下成立，是面向国家战略、服务中国数字电视产业的综合性、前瞻性、共享性、基础性的核心技术研发平台。③这些新建成的重大项目，北京、深圳等地已有的同类数字电视实验室、电子信息产品标准化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数字音视频及多媒体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还有高校和企业的实验室，存在同质竞争的可能性。如果“十二五”规划提出有效的协同创新模式，从国家层面来说，数字电视的战略布局会受到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三、数字电视与数字家庭的发展齿唇相依，共同促进“三网融合”和社会信息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数字电视是影响力巨大的媒体，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然而，我国数字电视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对外依存度较高，如何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难题。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院长马炬认为，“在三网融合这个大环境下，广电遇到的机遇和挑战都是空前的，必须要从思想上、行动上高度重视三网融合”。④从消费环节来看，数字电视从点到面的信息流比网络电脑从点到点的信息流，更容易产生规模效应，而且应用数字电视的技术门槛较低，老少咸宜，在现代家庭中处于信息中心和娱乐中心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家庭生活领域的全面应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过程中，在家庭与社区、社会之间的互联互通等方面，数字电视与数字家庭的发展是齿唇相依的关系，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数字家庭业务迅速创新和拓展，让数字电视服务不再只局限于客厅之内，这有利于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是数字电视产业与“三网融合”、信息社会之间的新桥梁。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以数字电视显示终端为中心的数字家庭产业已经初步形成，面向“三网融合”的数字家庭智能终端的应用也日渐普及，广州等地的数字家庭示范作用效应明显，形成了广东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基地等典型示范。“十二五”规划的一个明显转变是从过度重视产品，向全面分析产业链各个环节、重视提升产业能力，尤其是重视数字家庭等应用和消费环节等发展思路的转变。产品质量与应用服务同时并重，以高清互动数字家庭为特色的“广联”等数字家庭组织，将继续为数字电视承担探索者的重任，佐证数字家庭能否成为数字电视产业与“三网融合”、信息社会之间的新桥梁。

四、标准在数字电视中战略地位急剧上升，着力构建全球视野的标准体系。

通观信息产业“十二五”规划及其数字电视等子规划，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标准被重视的程度前所未有。近年来，中央领导对标准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是前所未有的。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讲话中，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加强重要技术标准制定的指导和协调”。2010年2月，副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近年来我国产品质量、品牌、标准建设取得明显成绩,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标准建设尤为滞后。”发达国家试图利用技术标准优势将中国数字电视锁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

我国数字电视关于标准问题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的成果很多，为规划“十二五”数字电视标准战略作了充分准备。核心技术决定数字电视产业的强弱，而标准带动数字电视技术走向成熟。马炬在《标准带动数字电视技术走向成熟》一文中，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在制定下一代有线网络技术的标准、卫星广播系统的标准的实践，探讨了数字电视标准、技术与产业良性互动的关系。2009年，广电总局广科院电视所副所长解伟在“第五届中国国际集成电路高峰论坛”上表示，广电总局领导下的手机电视行业标准CMMB的工作组成员单位已经增加到120家。全国音频、视频及多媒体系统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高级工程师范科峰在《标准将建立数字版权保护有章可循》（2010）一文中提出，要针对我国数字电视核心技术战略和标准体系发展统筹规划力度不够等问题，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切实可行的思路，全面引导和推进数字标准体系的建设。数字电视标准战略要与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相结合，把数字电视标准化工作放到国家发展的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将其作为转变数字电视产业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以加快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标准作为重要突破口，才能实现数字电视强国的战略目标。

五、通过规划编制过程中的组织模式创新，为规划顺利实施奠定良好的组织基础。

第5篇：数字经济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模式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129

[中图分类号]G258.6；G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8-0-01

为满足新时代人才的培养需求，我国图书馆行业的科研人员加强科研工作，提出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主要原因在于数字资源不仅解决了传统纸质资源的弊端，满足当下快速发展的阅读需求，同时还对相关科研工作具有重要的影响。高等院校是高层次人才的聚集地，优化数字化资源，有利于培养他们的综合素养，提高相关的专业技能。但是由于数字图书馆在采购模式上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增加了采购投入成本，影响了学校的相关教学和科研。因此，国内学者对高校图书馆资源采购进行了研究，为后期的科研教学奠定了基础。

1 高校图书馆采购数字资源的现状分析

我国图书馆在数字资源的采购方面缺乏系统的法律规范，因此存在着严重不足。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现下我国形成了自主采购、集团采购和政府招标采购的3种采购模式，但就目前对图书馆数字化的发展而言，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自主采购指的是单个高校图书馆自行组织采购数字资源的形式；集团采购指的是多个高校图书馆本着“慎重、科学、严格”的原则，联合起来进行集合采购数字资源的方法，可分为多种采购形式；政府招标采购指的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法规及政策，通过数字资源的招标，采购数字资源的形式。

2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采购模式分析

2.1 自主采购与集团采购

分析采购流程，可以发现，自主采购与集团采购的采购流程基本一致。分析采购效果，可以发现，自主采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整合当下时代各高校的显著优势，缺乏系统性、规范性、科学性，而集团采购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以最低的价格、最优的服务得到品质较高的数字资源，避免了单个图书馆的人力、财力消耗。

2.2 政府招标采购

分析采购流程，可以发现，政府招标采购的采购流程要比自主采购与集团采购更加严谨、规范。分析采购效果，可以发现，政府招标采购与集团采购和自主采购相比，严格规范各环节采购过程，加大了监督力度。虽然各高校对政府招标采购的褒贬度不一，但它仍是当下高校采购的主流趋势，因此还需要相关学术者不断地探索与完善，同时兼顾现实性与差异性。

3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新模式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对高校图书数字资源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相关的采购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地完善和修订中，为方便各高校的数字资源采购，现下实施了政府采购协议供货的采购模式。

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是指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数字资源的相关品牌、价格、折扣率等基本信息，通过协议的方式，由政府专门的采购人员执行的某一时期的特定采购方式。在协议的有效期限内，采购人员与供应商直接进行订货交易，采购所需货物，与政府招标采购的模式相比，协议供货缩短了采购所需时间，降低了成本，提高了采购效率，最为突出的优势就是避免了同类货物的重复招标，是当下采购双方普遍认可的一种采购方式。

4 对当前协议采购工作的探讨

4.1 协议供货存在的问题

第一，由于现下缺乏相关的采购规范，相关的法律文献也不健全。因此，采购人缺乏责任心及供应商之间难以形成良性竞争，导致了协议的供货价格要高于市场价格。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运转，人们对于新产品的需求也在日益的变化，但是目前可供选择的协议资源产品种类相对有限，种类涵盖范围不够全面，不能满足采购单位的所有需求，因此在进行相关的采购工作时，给采购人员带来困扰。第三，为追求经济效益，供应商在招标过程中，为规避公开招标，会将数字资源化大为小、化整为散，分单申报走协议供货程序采购，增加了相关的作业量，对采购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4.2 优化数字资源协议采购方式的措施与建议

健全数字资源采购的法律法规，运用系统、科学、合理的治理手段，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同时，将采购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丰富采购体系，才能保障相关数字资源采购工作的有序开展。第一，针对当前采购工作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教育部门应该结合工作开展的实际，落实好相关制度的建设，政府部门应该不断地完善采购法律及配套细则，制定完善的规章体系；第二，采购监管部门应该强化相关协议，做好前期的调查工作，加强与省级或市级的监管和采集机构的联系，深入性地进行市场调研，及时把握市场动态，加强对协议产品的价格监控；第三，为满足当前高校对于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政府部门应该加强相关的采购工作，扩充产品种类、更新产品信息，以此来满足采购配置标准内的不同需求。

5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采购原则

当代，高校在进行数字资源采购时，应该遵循以下四项原则，即教学科研保障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经济性原则和灵活机动原则。

6 结 语

我国必须加强相关图书馆数字资源的采购工作，保障在当下图书馆数字化的发展中，满足对相关综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进而推动我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第6篇：数字经济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欧洲新技能议程；技能不匹配；职业资格；透明；互认

一、欧洲新技能议程提出的背景

尽管教育和培训的教学与组织由欧盟成员国具体开展，但由于成员国面临技能不匹配、技能短缺、数字技能需求加大、劳动力老龄化、人才流失、人口迁徙流动等共同挑战和发展机遇，需要采取欧盟层面的统一行动。欧盟委员会应通过制定共同行动、框架和指南发挥协调作用，并通过分享专业知识和良好实践为成员国应对挑战提供支持。“欧洲新技能议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于2016年6月正式提出的，旨在改善技能的教学效果和认可度，使欧洲人民尽早掌握广泛的技能、欧洲的人力资本得到有效利用，从而推动实现欧盟“推动就业、增长和投资新发展”（A New Boost for Jobs，Growth and Investment）的政治主张。

（一）7000万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失业、赤贫和被社会排斥的危险

欧洲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全体人口的技能水平。欧盟应使劳动者掌握相关技能并拥有被认可的资格，充分利用这些技能驱动创新和提高竞争力，从而为较高的生产力、可持续的竞争力提供基础。全球化、技术进步、数字化、绿色经济、人口老龄化、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需要，改变了工作的性质及所需的技能。研究显示，欧洲约有7000万人口缺乏足够的阅读和写作技能，计算和数字技能的掌握情况也不容乐观。这些技能的缺乏，致使此类人群处于失业、赤贫和被社会排斥的高危状态。在欧盟，25～64岁人口中有23.4%的人未接受过高中教育，只有29.9%的人拥有本科学历。欧盟成员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存在巨大差异：立陶宛、捷克、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波兰和拉托维亚25～64岁人口中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比例不到10%，马耳他、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这一比例高达40%以上；罗马尼亚、意大利和马耳他25～64岁人口中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不到20%，而瑞典、卢森堡、芬兰、爱尔兰和塞浦路斯的这一数值则高达40%以上。

（二）技能不匹配的普遍存在导致欧洲人力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

在迅速变化的全球经济中，技能是吸引投资的拉动因素、创造和增加就业机会的催化剂，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欧洲未来的繁荣依赖于对其人力资本的最佳使用。然而，欧洲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由于技能不匹配――某种技能的供给与需求不平衡――而变得复杂。技能不匹配包括宏观经济上的技能不匹配和工作不匹配两大类：前者指总体水平上个人拥有的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不匹配；后者指就业人口所拥有的技能与其工作所需的技能不匹配。宏观经济上的技能不匹配可通过低技能、中等技能和高技能人口就业率差异的相对离散程度来测量，低技能和高技能人口就业率呈现巨大差异的国家，通常具有相对较高的宏观经济上的技能不匹配，需要对劳动力市场或教育体系进行政策干预以缓解结构性失业现象。尽管绝大部分欧盟成员国过去十年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改善宏观经济上的技能不匹配，包括通过培训等方式提高人口的工作技能，但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由于经济危机，低技能劳动者正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技能不匹配问题进一步恶化。此外，有研究显示，欧洲很多高素质的青年人从事的工作并不能与其才智和愿望相匹配，40%的欧洲雇主认为其招聘不到拥有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合适人员。[1]

欧洲新技能议程是一项新的综合性技能计划，要求成员国、社会伙伴、行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致力于提高技能质量以及技能在劳动力市场的实用性，使欧洲人民尽早掌握当前和未来工作所需的广泛技能，最终提升欧洲人口的就业能力、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欧盟委员会就业、增长、投资与竞争力事务副主席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指出：“在世界快速变化的形势下，我们应对欧洲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的人民进行投资。欧洲人民需要广泛的技能来实现其作为积极公民和工作上的潜能。技能对繁荣、工作、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福祉来说，至关重要。欧洲新技能议程的目的是，既不让一个人落后，又要使欧洲形成能驱动竞争力和创新的高端技能。”

二、欧洲新技能议程的主要内容

为确保欧盟人民接受合适的培训、获得合适的技能，欧洲新技能议程制定了十大行臃桨浮R槌讨赋觯“数百万欧洲人面临失业，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使其掌握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技能。十大行动方案确定的方向正是欧盟能大有作为的领域，包括确保更好地理解欧盟的技能资格，制定技能指南帮助低技能的成年人学习必要的读写、计算和数字技能。”从内容上看，十大行动方案主要涉及提高技能形成的质量和相关性、使技能和资格更加透明和更具可比性、改善技能情报和信息以提供更好的职业选择三个方面。

（一）制定“技能保证”，帮助低技能劳动者掌握最基本的读写、计算和数字技能

为减少欧洲低技能劳动者的人数，欧盟委员会建议与社会伙伴、教育和培训机构合作制定“技能保证”（Skills Guarantee）。“技能保证”以未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成人（25岁以上）为目标群体，面向“青年保障”计划（Youth Guarantee）未覆盖的在业和失业人员。通过三个步骤使低技能劳动者掌握最基本的读写、计算和数字技能，达到高中水平或欧洲资格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EQF）中的第4级水平，增加人们获得并维持满意工作、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三个步骤包括：技能评估，即鉴别现有技能和技能培训的需求；培训机会提供，即根据个人和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具体需求量身定制并提供培训机会；确认和认可，即对习得的技能进行确认和认可。成员国应与社会伙伴、教育和培训机构、地方和区域政府开展合作，实施适合各自情况的、灵活的技能培训计划。在成员国实施技能保证的过程中，欧盟委员会将通过欧盟社会基金（ESF）、“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就业和社会创新项目（EaSI）等给予经费支持。

（二）审视欧洲资格框架，提高资格的透明度和可比性

欧洲资格框架是欧洲层面统一的职业资格框架，以“学习结果”为核心，以知识、技能和能力为主要要素，将职业资格分为8个等级（见表1）。为推动各国职业资格的透明度和互认，欧盟各成员国都建立了各自的国家资格体系（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NQF）。学习者、毕业生、教育和培训机构以及雇主都可以通过欧洲资格框架，进一步理解和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教育和培训体系的职业资格。欧洲新技能议程对欧洲资格框架进行审视，目的是使职业资格更加透明、更易于比较，使学习者、工作者和雇主更好地理解工作申请者应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这也将促进对第三国公民①就业资格的比较与了解。

（三）建立数字技能和工作联盟，使欧洲人民具备足够的数字技能

欧洲新技能议程的所有行动都强调重点发展数字技能。2014年的数据显示，欧盟国家约40%的人口不具备数字技能或数字技能低下，并存在显著的国家差异，其中，罗马尼亚的这一比例高达80%左右。不远的将来，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要求工作者具备一定水平的数字技能，数字化单一市场（Digital Single Market）每年将带动4150亿欧元的经济增长。因此，数字技能对创新、经济增长、就业和竞争力提升至关重要。到2020年，欧盟国家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将有75.6万空缺岗位，然而，有39%的企业声称面临招聘不到合适、熟练的ICT专业人才的困难。“数字技能和工作联盟”（Digital Skills and Jobs Coalition）以已有的解决欧洲青年失业问题的“数字工作大联盟”（Grand Coalition for Digital Jobs）为基础，将协同欧盟成员国共同制定和实施数字技能战略，并号召教育机构、就业部门和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吸引ICT部门、ICT使用部门共同为欧洲人民提供培训，打造数字精英人才库，确保欧洲人民具有足够的数字技能。

（四）制定部门合作的技能蓝图，解决技能短缺问题

“部门合作的技能蓝图”（Blueprint for Sectoral Cooperation on Skills）是商业、贸易联盟、科研和教育培训机构、政府部门等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框架，目标是制定具体的技能要求，以满足短期和中期的技能需求，支持整体行业战略的发展。它将首先在正面临严重技能短缺的汽车、防卫、航海技术、纺织-服装-皮革-鞋类、空间（对地观测）、旅游六个部门进行试点，随后将拓展至建筑、钢铁、保健、绿色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领域。传统产业以及新兴产业部门可能需要许多未在学校教授的技能。部门合作的技能蓝图通过企业-教育机构合作关系提高技能的相关性，提供了清晰的战略、解决这些问题的新工具，以对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做出更好的回应。它将动员产业、培训和教育机构，鼓励私人投资，确保更好地利用欧盟和国家资助项目。具体来说，部门合作的技能蓝图通过行业导向的“三步走”方案，为具体部门设计技能解决方案：一是收集技术差距及其对经济增长、创新和竞争力潜在影响的证据；二是将部门的战略转化成工作和技能的预测与行动；三是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建立欧盟部门伙伴关系，并拓展至更多部门。

（五）开发第三国公民技能分析工具，提早鉴定并分析移民的技能和资格

2014年，约230万第三国公民获得欧盟居留许可；2015年，约130万人向欧盟申请庇护。一方面，居住在欧洲的非欧洲国家移民的技能和资格水平较低，另一方面，2/3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第三国移民就业于技能水平中等及以下的工作岗位或面临失业。因此，需要采取相关行动提高移民的技能水平和资格，以及帮助其运用已有的技能和资格融入劳动力市场；而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来说，提高对已有技能、资格的利用以更好地融入劳动力市场非常必要。“第三国公民技能分析工具”（Skills Profile Tool Kit for Third Country Nationals）将提供及时的支持服务，尽早鉴定和分析移民的技能和资格，为欧盟成员国支持移民融入劳动力市场提供最佳实践参考，并为移民提供在线语言学习以帮助他们尽快融入欧洲社会。例如，欧盟委员会将对移民接收机构的工作人员培训提供支持，以加快认证程序，分享有关资格透明和认证信息的最佳实践等；欧洲新技能议程将通过“伊拉斯谟+”项目为新来的移民和避难者提供在线语言学习机会，未来3年将有10万名避难者享有在线英语课程的学习机会。

（六）修订欧洲通行证框架，帮助人们做出职业和学习选择

“欧洲通行证”（Europass）通过个人简历、欧洲技能护照、语言护照、通行移动证、补充文凭、补充证书六个标准化文件为欧洲公民的技能、资格和经历认证提供服务，通过与教育机构开办者结成社会伙伴关系共同解决职业资格的透明性问题。然而，目前它不H技术上过时，而且在应对不断变化的教育、培训和劳动力环境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如无法记录非正式学习结果）。为此，欧洲新技能议程将修订欧洲通行证框架，使欧洲公民寻求工作或培训时能得到更有效的技能和资格认证、帮助雇主理解劳动力的技能和资格、帮助教育和培训机构界定并交流课程内容。新欧洲通行证将通过一个用户易于掌握、提供职业生涯发展和学习选择的在线工具为人们提供更广泛的服务，如技能和职业资格的建立生成器工具，欧洲技能和资格的自我评价工具和信息，制定开放标准以更易于信息、技能和资格的认可等。新欧洲通行证将运用欧盟“技能全景”（Skills Panorama）中的数据进行信息采集和大数据分析，为人们在职业发展和学习的选择方面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七）提高技能的相关性，使职业教育和培训成为人们了解工作实际、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第一选择

对年轻人来说，尽早掌握广泛的技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年轻人找到能发挥其潜力的工作，成为积极、自信的公民。劳动力市场需要更多的创新和创业技能，然而，只有约1/4的人口在学业完成前拥有创业经历。为帮助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公民更加了解工作实际，欧盟委员会将提供一系列服务促进知识共享、学徒制关系网的建立与合作。最近发起的“青年公约”（Pact for Youth）将提供10万个学徒、实习和入门级工作机会，创建1万个企业-教育机构合作伙伴关系。为使职业教育成为第一选择，欧盟委员会将与众多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在2016年12月开办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技能周（European VET Skills Week）活动，通过学校层面的质量保障体系以及支持措施，改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劳动力市场结果。

（八）审查《关于终身学习关键能力的建议》，厘清21世纪所需的核心技能

为适应近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欧盟委员会建议成员国审查2006年的《关于终身学习关键能力的建议》（Recommendation on Key Competences）的实施情况。它将对21世纪工作和生活所必需的核心技能达成共识，并将其引入教育和培训课程、国家技能战略。对《关于终身学习关键能力的建议》的审查，将有助于成员国更好地描述、培养、评估、确认、比较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环境中形成的核心技能与相P能力，尤其强调创业技能（使人们更富有创造性、主动性、创新性）的培养，包括制定有利政策使年轻人在走出校门之前就能获得具有实践性的创业经历。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两个具体的框架来确保对数字技能（DigComp）和创业技能（EntreComp）的理解与培养。

（九）对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和培训中技能形成的质量

欧洲新技能议程提出应尽早提供优质教育，为人们未来的能力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为帮助学生和教育机构评估学习结果的相关性，欧盟委员会将对高校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以完善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如何发展进步的信息。来自毕业生的有关其工作和职业发展的反馈信息对高校和政府来说非常有价值，跟踪调查将反映毕业生的工作类型、劳动力市场趋势的相关信息，有助于毕业生对所受高等教育的优点和不足提出反馈建议。跟踪调查也为未来学生及其家庭做出学习选择提供信息和指南。已有部分成员国采用不同的方式采集这些信息。欧盟成员国将开展合作，对毕业生的工作、适应工作的难易、如何运用技能和知识等提供更加完备的、具有可比性的信息。

（十）加强分析和经验分享，对有效解决人才流失问题的最佳方式提出建议

经济危机、市场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许多欧盟成员国面临“人才流失”问题。2012年，有2.5万～3万名葡萄牙人前往安哥拉发展，这与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大相径庭。那时，成千上万的安哥拉人和安哥拉的葡萄牙移民离开安哥拉前往葡萄牙发展。在西班牙，去墨西哥发展的毕业生人数持续上升，2012年最后一季度这一数字达到7630人。ICT行业是欧洲经济的新支柱，该领域的人才需求量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然而，由于该领域的毕业生和工作者人数正在萎缩，导致人才紧缺。数字技能差距正在扩大，失业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这需要政府和行业联合采取行动来缩小这一差距。为此，欧盟委员会将和企业、社会伙伴和教育机构一起，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共同解决这一问题。[2]

三、思考与启示

在许多国家，职业教育和培训正面临形象不佳问题。缺少投资、有限的质量管理和在晋升阶梯中“没有前途”，致使雇主对职业教育和培训持有消极的看法，学习者往往对职业教育和培训兴趣不大。欧洲的教育和培训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职业教育和培训必须密切联系经济发展，适应知识社会发展和就业质量提高两种需要，能够为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人们提供学习和培训的机会。为此，欧洲新技能议程的一个重点就是通过提高技能的质量以及在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性，增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吸引力。毕业生的工作类型、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和教学过程；数字技能和工作联盟的建立、部门合作的技能蓝图的制定，将为职业技能的培养及其相关性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和信息。我国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应密切关注经济和行业发展的需求，及时调整课程教学内容和模式、能力培养结构等，为各级各类工作者职业技能的提高提供切实有力的支持，有效提高其就业、寻求可持续工作的能力。

欧盟始终把提高技能和资格的透明度和可比性从而实现人员的自由流动作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优先议程。技能与资格的互认，消除了人们在欧盟成员国之间、不同教育体系中学习的障碍，促进工作流动性和终身学习，能有效缓解技能不匹配、职业流动不充分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因此，欧洲新技能议程继承了《里斯本战略》以来的一系列举措，通过制定“技能保证”、修订欧盟资格框架和欧洲通行证、审查《关于终身学习关键能力的建议》的实施情况等一系列措施，增强不同国家和教育体系间的透明性和相互衔接，以促进劳动力在不同职业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实现充分就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趋势，这必然要求人员和劳务的自由跨境流动，而技能和资格的透明与互认是首要前提。在此背景下，如何使我国职业教育系统更好地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是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我国可借鉴欧洲新技能议程提出的相关举措，通过构建政府、行业与职业教育机构的合作关系，参照欧洲资格框架和欧盟成员国的国家资格体系制定我国的技能和资格框架体系，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在国际就业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注释：

①第三国公民通常指处于申请他国绿卡过渡时期的移民。在欧洲，第三国公民通常与“外国国民”和“非欧盟国家的外国国民”一起使用，指既不来自当前居住的欧洲国家，也不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个人。

参考文献：

第7篇：数字经济的建议范文

近期，一个关于“中国新四大发明”的话题火爆互联网。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的青年投票评选出了“中国新四大发明”，分别是：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高铁”这个工业时代的巅峰之作以外，其他三大发明都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都属于数字经济的范畴。

数字经济作为当前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活动，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引擎。去年召开的G20杭州峰会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G20创新增长蓝图中的一项重要议题。高度肯定加快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强调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增长，规模优势进一步凸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我国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离不开作为主要载体的现代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普及。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网络发展，2013年印发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2015年作出了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全面贯彻落实系列战略部署，以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和提速降费专项行动为组合拳，不断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加快提升网络应用普及，助力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深入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试点，补齐数字经济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数字经济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也已经成为改善民生、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途径，成为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武器。发展数字经济，广大农村地区大有可为且应当有所为。为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让广大农民共享“数字红利”，在多年实施通信“村村通”工程的基础上，2015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通过加大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的引导力度，推动地方政府提供政策保障支持，发挥企业作为投资和建设主体的积极性，实现中央、地方、企业合力加快推动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建设和运行维护的局面。

201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财政部组织实施了两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通过中央财政补贴带动企业投资，总计投入超过300亿元，支持27个省份的约10万个行政村光纤通达和升级改造，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达3.1万个。一年内部署的行政村通宽带建设任务超过了“十二五”时期任务总和。 2017年度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继续支持超过3万个行政村通光纤。目前，各项部署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展开。预计该批试点完工后，将提前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全国98%行政村光纤通达和90%以上贫困村覆盖宽带网络的目标。

扎实开展提速降费专项行动，创造数字经济发展最大红利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普及更广的信息网络，有必要通过推动网络提速降费，进一步激活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总理明确提出，“要把网络提速降费这个基础打牢，这不仅可以直接惠及普通消费者，更要着眼全局，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 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贯彻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连续三年实施提速降费专项行动，全力推进提速降费各项工作落实，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最大红利。

一是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网络能力极大提升。近两年，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和铁塔公司投资8800多亿元，投资规模创历史新高，极大加快了我国光纤建设改造和4G网络部署进程。全国近半数的省和自治区已相继建成“全光网省”，所有地市基本建成“光网城市”，光纤用户占比达到79%，为全球最高；累计建成260多万个4G基站，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4G网络。实现了固定宽带网络从铜缆到光纤、移动网络从3G到4G全面覆盖的跨越式革新，带来了网络速度的数倍提升。2016年底，我国固定宽带平均接入速率达到49Mbps，是2014年底的7倍；固定宽带和4G网络下载速率双双逼近12Mbit/s。

二是电信市场进一步_放，网络资费大幅下降。市场竞争是推动“降费”的根本途径。近两年，电信市场开放进程进一步加快，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发展用户超过千万；移动转售业务开放试点继续深入实施，发展用户4000多万；三网融合全面推进，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广电、电信业务双向进入。电信市场的深化改革，促进了行业竞争，推动了跨界融合创新，为消费者提供了多元的选择和差异化的服务。两年来，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相继推出了固定宽带提速不提价、移动流量当月不清零、免费赠流量、取消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长途漫游费等举措。截至2016年底，我国固定宽带资费水平从2014年底的5.9元/M/月降至0.815元，下降幅度达86.2%；移动流量平均资费水平从2014年底的0.139元/M降至0.049元/M，下降幅度达64.7%。

第8篇：数字经济的建议范文

一、努力营造凭实绩用人的良好氛围

十六大提出：“注重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把那些德才兼备、实绩突出和群众公认的人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干部任用条例》把注重实绩列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原则加以强调。近些年来，桃源县有效措施，认真落实这些要求，坚持看实绩用人，积极营造凭实绩用人的良好氛围。

1、建立了实绩考核的领导班子。县里成立了干部实绩考核领导小组，明确了组织部长任组长，分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人事局长任副组长，纪检、监察、审计等19个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机构。各乡（局）级单位也相应建立了干部实绩考核的组织机构。

2、明确了实绩考核的工作职责。整个干部实绩考核工作由县委组织部牵头抓总；各职能部门紧密配合，共同研究制定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具体内容。县委组织部明确2名干部专抓实绩考核过程中的具体工作，建立考核台帐和实绩档案，从而使全县实绩考核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3、完善修改了《桃源县凭实绩考核干部暂行办法》。1996年，我们制定了《桃源县凭实绩考核干部暂行办法》一文件，这些年来，我们根据改革和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对这一文件不断进行完善修改。

4、形成了干部干事业办实事的导向。在用人导向上，桃源旗帜鲜明地鼓励开拓者，支持实干者，坚持正确运用实绩考核结果，把实绩作为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干部实绩考核结果的运用上，我们主要实行了三个挂钩，即与干部选拔使用挂钩、与单位年度目标管理责任制和公务员年度考核评岗挂钩、与评先评模评奖挂钩。各单位向组织推荐使用和提拔的干部必须是一身正气、实绩突出的干部；对实绩平平的干部，要分别采取教育、诚勉和降免措施。这些年来，全县提拔重用实绩突出的干部人，诚勉实绩一般的干部人，降免实绩平平的干部人。

二、努力完善干部实绩考核体系

我们充分认识到，确定科学的实绩考核标准，建立符合客观实际的考核内容，制定易操作、较公正、行之有效的考核办法，是调整领导干部工作导向和调动工作积极性的杠杆，也是搞好实绩考核的基础和前提。为此，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不懈，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完整的干部考核考评体系。

1、围绕科学发展观认真探索实绩考核指标。

科学衡量实绩，体现在干部工作上就是要完善实绩考核。用什么样的指标考核实绩，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实绩，干部就会相应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政绩。考核制度直接影响着干部的实绩观。因此，我们不断认真探索实绩考核体系。把考核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作为实绩考核体系的重点，力求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实绩观。一是在在整个指标体系的设置上，做到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没有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干部。发展应该是全面的，仅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考核指标也必须是全面的。多年来，我们对党政干部的考核，既坚持考核了经济发展情况，也坚持考核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情况。二是在经济指标的设置上，既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又重视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增长谈不上发展，但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重视GDP是对的，衡量经济情况不能不看GDP，它反映经济活动总规模，是重要的综合经济指标，但仅仅看GDP又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看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和结构的其他指标。三是在评价标准上，既看数字，又不唯数字，坚决防止了“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数字是反映政绩的重要形式，考核干部政绩，不能不看数字，我们所要的数字必须是没有“水分”的数字。但是，有很多事关全局的工作是无法用数字反映的，并不说明这些工作就不重要。因此，坚持不仅仅依靠数字看待干部的实绩。四是考核指标既有确定性，保证在一个时期内的相对稳定，又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调整。当前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职能逐步转变的过程中，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内容和标准，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2、不断改进干部实绩考核办法。

在具体工作中，坚持把建立健全一套易操作、较科学，行之有效的考核程序与办法，作为搞好实绩考核工作的重中之重。主要通过个人述职、群众评议、部门审核、组织认定等四个程序，加强干部的实绩考核工作。县实绩考核领导小组依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分管县级领导的评价、职能部门审核的结果、各单位党组织的意见进行全面综合，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作出实绩突出、实绩较突出、实绩一般、实绩平平四个档次的认定。对乡（局）级领导班子及其党政“一把手”的考核档次认定最后报县委常委审定。

3、不断探索建立干部实绩考核配套措施。

为了使干部实绩考核体系更加完善，我们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不断探索建立配套措施。一是在考核依据上，积极推行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确定领导干部任期工作目标，进一步建立领导干部岗位职责规范；二是在考核评价上，根据领导干部的分工不同或地域差异而区别对待。比如有的分管经济工作，有的负责党务工作，具体情况存在很大差别，我们坚持不一概而论。

三、努力健全干部实绩监督制约机制

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短期行为、虚假政绩、形象工程等问题，我们不断加大干部监督力度，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引导、促使干部树立和落实正确的实绩观。

1、加强党内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纪律处分条例，防止滥用权力盲目决策，避免各种问题的发生。

2、加强对决策的监督。在抓紧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同时，不断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防止决策的随意性。特别是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

第9篇：数字经济的建议范文

根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

全球经济失衡，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基本上是指全球经常项目的失衡，美国几乎成了惟一的贸易逆差国，而世界其他经济体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经常项目顺差。到2005年底，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有8050亿美元，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体有2080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其中中国有1400亿美元），石油输出国共有3280亿美元的顺差，日本则有1530亿美元的逆差，欧元区则只有240亿美元的顺差，世界其他经济体顺差920亿美元，这样美国成为全球顺差的来源国。（见图1）

经常账户失衡的结果自然是全球有着巨大的外汇储备，特别是东亚国家储备过剩成了全球经济的一个新特点，这些外汇储备反过来又流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这就产生了一个资本流动悖论：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通过税收、土地等各种优惠办法来吸引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却控制着大量外汇储备来支持美国政府的运转，而获得一个非常低的收益率（据测算外汇储备收益率只有2%）。到2005年底，东亚主要经济体外汇储备已占26000亿美元，今年以来，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在内的东亚国家外汇储备还在不断增长。这些外汇储备成为支撑美国国债市场的主要力量。

全球经济失衡并非新鲜事。自从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流动性的提供就是以美国的贸易赤字为基础的，赤字是美国国际收支的基本状态，但一般性的赤字并不可怕，最令人担心的是持续性、大规模的逆差。早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欧洲等工业化国家的大量顺差和全球美元过剩，虽然各国联合起来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无济于事，最后美国以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为解决之办法。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工业化国家逆差，出现了大量的“石油美元”，但好在这些石油美元又回流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了财政赤字与经常项目赤字双逆差，顺差国主要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解决的办法则是“五国集团”通过广场协议，要求顺差国承担更多义务，包括降低税收，刺激内需，干预汇市，使本币升值。

然而，美国贸易逆差这一次达到了创记录的8050亿美元（见图2），占到其GDP的6.5%，据估计，如果没有多方的实际性行动，这一数值到年底将超过1万亿美元。

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产物。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就取得了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元成了中心货币。美国人通过其经常账户逆差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流动性，美国的一定程度的赤字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美国人对于如何维护美元的稳定却做得不多，关键时刻做出了让货币体系崩溃的单边行动。进入牙买加体系后，美元更是自由，一方面继续保持着中心货币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没有保持美元汇率稳定之义务。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特权，支撑了美国从联邦政府到老百姓都大手大脚的习惯。美国发生了国际赤字逆差，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需要寻求外汇储备来支付。

本轮全球失衡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的除了石油输出国外还有东亚新兴经济体。东亚经济体之所以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战略也是出于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无奈选择。根据既往经验，东亚经济体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战略，在贸易上维持顺差，并且保持着较多的外汇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与石油输出国和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相比，东亚国家的贸易顺差来得并不容易。东亚经济体普遍采用出口导向的战略，通过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国内资源品的过低定价以及恶化贸易条件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等政策的扶持来获得大量的外汇，这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正当东亚经济体准备调整战略之时，1997～1998年金融危机给了当头棒喝。东亚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东亚国家的经常项目有了一定的赤字，外汇储备减少，再加上其僵化的固定汇率制，国际游资正是利用这种机会兴风作浪，冲击东亚地区货币，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稳定，许多经济体用去了大量外汇储备，结果还是远远不够，最后不得不乞求受美国控制、按照华盛顿共识行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东亚经济体痛定思痛，用了好几年时间来复苏经济，力求保持较多的外汇储备。充分的外汇储备对于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非常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是对付危机的最好办法。

这些国际游资主要来自于美国，因为那里金融体系最为发达，产品最为丰富，许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对冲基金富可敌国，金融操作手段娴熟，如果没有保存足够的外汇储备作为威胁力量，东亚经济体担心新一轮危机的到来。

虽然理论上，国际收支大量顺差或大量逆差都不太好，但对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宁愿保持顺差，如果顺差之趋势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逆转，而真正发生大量逆差时，显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足够的调节手段和国际融资能力。何况还要对付隐蔽其中、伺机而动的国际游资呢。

这一次经济失衡的另一来源是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本轮石油涨价是从1999年开始起步的，2003年加速上扬，保持持续上涨的态势（见图3）。2006年4月21日，就在IMF成员国、七国财长央行行长聚首商量对策之时，油价也毫不给面子，竟然冲至每桶75美元的新高。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很多，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外，至少两个因素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有关。一是石油价格是以美元标价的，而美元的实际汇率这些年一直走低。二是与国际游资有关，石油作为一种战略性物资，本身又具有标准化的特点，既有现货市场也有期货市场。这是国际游资容易进入兴风作浪的领域，石油价格上涨就有他们活动的身影。

“新广场协议”之忧

虽然本轮经济失衡亦有时日，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轮经济失衡问题的严重性。美国人似乎对这种失衡的格局并不真正在意，除了从2003年起不断地要求中国等国家货币升值、不停地要求中国派采购团到美国交出大量飞机采购之类订单之外，对自身却没有反省之意，美国减税政策一直延续，宏观税负从20%降低到现在的10%，而财政赤字占到GDP的5%，居民净储蓄率几乎为零。他们明白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经常账户赤字对于美国经济具有种种好处，如，低成本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资金，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等等。

然而，当问题开始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即有可能影响到各国政府和私人资本都对美元产生不信任而转换储备时，美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就有可能发生逆转。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明白，美元的特权是不能滥用的，如果过分使用并不负责任的话，一旦市场失去信心，美元贬值过多，外国政府或投资者就可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其他货币。允许一定的贸易赤字但不能过多，这是美国人对纠正经济失衡的平衡战略。

几年以来，美国人一直拿人民币“说事”，一会儿说汇率操纵，一会儿说汇率失调。每说一次，中国就总是派出强大的采购团，这一招屡试不爽。其实，美国人是醉翁之意不在汇率更在直接作用于贸易关系。尽管有人算过中国人民币升值20%，美国贸易逆差减少600～800亿美元。但是，这种算法也存在问题，一方面中美贸易间大部分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另一方面升值可能影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总额，但不会影响美国的贸易赤字数量，因为形成美国进口的本来就是美国已经实行转移到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美国进口的将不再是价廉物美的中国货而是别的国家的同类产品。

但是，中国政府在汇率问题上一直比较坚决，美国人感到有点沮丧，所以本次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不像去年一样邀请中国等国家与会，结果通过了一个要求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汇率制度的声明(“在东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对于本币必要的升值非常关键；同样，应增加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导向战略的依赖，加强金融部门建设”)；而在IMF的国际货币与金融春季会议，也有类似的语言，不过没有指名中国（“关键之处包括：美国通过减少预算赤字和刺激私人储蓄的措施来提高国民储蓄率；在欧元区或其他国家，应进行结构改革来保持经济增长潜力和扩大需求，日本应实行包括紧缩财政在内的进一步结构改革；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新兴亚洲经济体应让汇率变得更有弹性；石油输出国应通过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提升石油收入的使用效率”）。从美国的态度来看，他们希望点出中国的名字，通过IMF来向中国施压。虽然没有点出中国，但IMF中期改革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重拾IMF在汇率监督方面的河山，可能将在制度层面对类似中国这样的东亚国家即贸易顺差国和外汇储备储备较多的国家加以监督。东亚经济体可能比较担心，因为逆差问题刚刚受到IMF的管制，而现在有了盈余，还是摆脱不了IMF的掌心。

这次会议似乎看到了一个没有广场协议的广场协议。然而，不同的是广场协议之时西方五国财长聚首的各方基本上就是当事人，然而本次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的声明，对于非与会者应当没有约束力。但是IMF的声明，也不会不引起关注。

除了汇率改革需要稳健推进之外，IMF的其他各项改革措施是可以接受的。而汇率机制如何才能保持灵活性，升值后的风险如何，难以正确评估。由于IMF正在进行新一轮改革，可能会调整份额，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的份额，美国可能以此为筹码来迫使东亚新兴经济体就范。至少美国人是这样设想的，而美国拥有IMF17%的份额，在有关调整IMF份额等重大问题上有一个85%的超多数条款，也就是说美国人具有否决权。这对东亚经济体当然是两难，不这样做，在IMF的份额就难以提高，就难以有效地推进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如果这样做，风险很大，而且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推进东亚金融合作

东亚各经济体尽管是盈余方，但仍希望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但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并非易事，美元本位暂时难以替代。有意思的是，尽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出现了一段令人兴奋的多元储备货币时代，但这种局面，很快又渐渐回到了美元本位。就当前来说，尽管欧元处于升势，但欧元在短期内无法替代美元的地位，因为欧元区的经济目前不太景气，而且欧元区保持货币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采取统一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不像美国那样有巨大的财政赤字，不可能有大量的逆差存在，同时欧元区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工具，所以试图减持美元、增持欧元，这只是一种用处不大的策略而已。还有一点需要顾及的是，作为主要的美国国债的持有者，东亚经济体动作稍大的行动都会引起美元的下跌，这并不符合东亚自身的利益。

当然，东亚经济体也应考虑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的调整，转向更为内需型的自我发展机制。除此之外，现实的选择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应推进金融改革和地区金融合作。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本身说明，经济体内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使储蓄转化为投资。东亚地区是间接融资为主的地区，目前需要大力发展债券、股票、保险和基金市场，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培育机构投资者队伍，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产品，吸引本地资金投资本地金融市场。为此，各经济体应积极推动金融改革，提高融资效率。

东亚金融合作自从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就开始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清迈倡议、东亚债券市场、政策协调与对话机制。这些合作主要是基于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虽然原来的那种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但经济失衡引发的风险仍可能发生，为了避免摩擦，减少金融损失，需要进一步深化业已存在的合作、展开更为广泛的合作。

汇率合作。当前，大多数东亚经济体要么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要么实行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东亚国家汇率基本上是钉住美元的，这种汇率制度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副作用越来越大。如果不采取一致行动，则会造成内部竞争关系。因此，亚洲国家在汇率政策方面应统一行动。从长远看，建立某种类似于欧洲货币单位的亚洲货币单位也许是有效的。由于亚洲内部贸易比率较高，2005年已达55%，如果内部贸易都采用亚洲货币单位来结算，或者各货币与亚洲货币单位之间有某种固定关系，那么就能有效地减少对区域外货币特别是美元的依赖。当前，亚洲开发银行正在编制亚洲货币单位篮子，也许对未来亚洲货币单位有着良好的探路作用。

加强区域清算体系建设。目前，65%以上的东亚地区的贸易中使用美元，还有一部分使用欧元等非本区域内货币。使用这些区域外货币，既增加了贸易商的结算成本，又增加了汇率风险。面对着区域内贸易不断强化的趋势，应鼓励在区域内贸易中使用区域内货币。鉴于东亚13国中，有些货币尚不是自由兑换货币，故需要分步推进：第一，建立多个双边基础上的清算协议，以推动本区域内货币清算。第二，建立区域性的多边清算支付体系。考虑在本地区的金融中心――香港或新加坡建立区域清算中心，本区域货币最后在此集中清算。第三，在亚洲货币单位成熟时，考虑以亚洲货币单位作为计价货币或计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