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倍增计划精选(九篇)

第1篇：工业经济倍增计划范文

上篇：镜鉴日本，收入倍增计划能否实现

近一阶段，社会各界都在热议“推进十年收入倍增计划”。

实际上，早在1960年，日本曾启动了一个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以提高收入为目的，以扩大有效需求为增长源，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为提高收入源，建立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关系、运行体系。

从1961年至1970年，日本的平均通胀率为5．7％左右，远低于7．2％的银行存款利率。事后来看，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其实是一次整体经济的大转型，是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经济也由此迎来了1961年至1970年的“黄金十年”。数据显示，扣除物价因素，1967年日本就提前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目标；而1968年，日本更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与此同时，日本城乡收入差距也缩小了，60年代末日本基尼系数在0．33左右，国民幸福指数也很高。

那么，日本的历史会不会在中国再重现？收入倍增的前提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没有脱离这一基本理论，未来的中国同样不可能背离该逻辑。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红利、投资红利、开放红利在未来8年仍将存在，这将为收入倍增计划奠定坚实的经济增长基础；而除了减税，鼓励企业增加设备投资、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所释放的红利更有利于缓和收入倍增的“副作用”，更有利于国运的改善。在日本实行的诸多经济增长政策中，核心是提高企业设备投资——企业设备投资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又有效避免了通胀回潮——很明显，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给企业生产经营以充分的自主性，尽管城镇化红利、中西部的投资红利以及开放红利也存在。

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设备工具等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总体看一直处于下降通道，2011年更是骤降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2010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绝对额上是4000亿元的规模；更不可想象的是，相比改革开放初期的最高水平下降了7．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未来的设备投资占比达到改革开放的平均水平，中国企业每年新增加的投资额平均将比现在高出超过7200亿元，并且还将节节攀高；而一旦回归到1985年时期的最高水平，2013年企业设备投资就应比往常多出2万亿元。

一言以蔽之，中国提高企业设备投资空间巨大；而从这个角度，从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成功经验看，中国经济实现有效率的、可持续高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管理层还能在加速企业设备折旧等方面给予税收优惠等政策的引导，形成良性循环，中国重现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那一幕的概率也就更大了。

中日两国“似是而非”，经济结构差异巨大，不能简单照搬日本的经验，但日本无疑在很多方面依然是一面镜子。日本的实践说明，当一国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条件时，国民消费与生产同步增长才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动力，“藏富于民”才是根本的“维稳”之道。如果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划（2012～2016年），提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以实现未来5年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

此前贵州在2011年4月出台的《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也提出在5年内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据记者了解，随着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推进，近几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速表现强劲。今年上半年，中西部省份GDP增速基本破“10”。

收入增长的动力归根结底来源于经济增长。有专家分析，今年GDP实现7．5％的预定增长目标已成定局，而明年经济增速有望超过8％，实现U形反弹。

东部地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要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江苏在2011年6月底出台《关于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意见》并开始实施为期7年的收入倍增计划。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富庶地区，江苏的目标实现不如中西部省份容易。

下篇：任重道远，收入倍增计划初遇与挑战

“收入倍增”计划在为投资保增长奠定坚实基础空间的同时，也将对装备制造业等带来利好。有业内宏观分析师近期也明确表示，如果要中国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看到装备制造业的兴起。换句话说，从宏观到市场，投资者应关注装备制造业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价值投资机会；而从市场反观宏观，装备制造业市场表现的强弱，则意味着投资者对中国经济转型及可持续增长预期的好与坏。

那么，中国收入倍增计划又将带来怎样的投资机会？

数据显示，在日本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期间，其股市也一路飞涨。从1960年末计划推出到1989年末，日经225指数29年事件最高上涨了28倍左右，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牛市。而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已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产阶层，并间接推动了产业结构走向高级化，钢铁、汽车、船舶、家电四大支柱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刺激_了日本国内需求，并推动了休闲、旅游、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有效增长。其中的原因是：加速资产折旧，机器设备投资占比较大的船舶、飞机等装备制造业将显著受益；而国民收入增加，对旅游、保健等消费升级也将是明显利好。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良好表现。

机遇的背后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国民收入倍增”的成本应主要由谁负担？如果将之过多转嫁给企业，大多竞争力不强、且融资困难的中国企业将雪上加霜，中国自主产业的培育将更加困难。对外企而言，劳动力成本快速提升将成为新的“中国风险”，这些企业将不可避免寻求规避这种风险。

进一步讲，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单纯靠“收入倍增计划”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不适度控制通货膨胀，收入倍增的消费效果将大打折扣。日本之所以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源于成功地实施了配套改革。除“收入倍增计划”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完善了工会制度，制定了“劳动三法”（劳动关系法、劳动基准法、工会法），承认并保护“劳动三权”（团结权、协商权、争议权），且在泡沫经济到来前，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建设，积聚了此后抗衡漫长经济停滞的力量。

第2篇：工业经济倍增计划范文

关键词：“出口倍增计划”；“再工业化”；马氏距离匹配；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11407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对经济和消费的信心跌至最低，美国面临二战以来最为复杂的经济环境，为了夯实实体经济和增加就业，美国对贸易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在“自由且公平贸易”政策框架下实施了众多贸易保护措施，强化了制度在美国贸易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立法推出了“购买美国货”等贸易保护措施，还出台了包括“出口倍增计划”（实际上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3月签署的国家出口倡议）、“再工业化”等一系列刺激出口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借此助力已经“金融化”的美国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加速经济复苏并增加就业。此次“出口倍增计划”包含了确定的时间表与出口要求，即在5年之内使出口翻倍并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自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提出这一计划已经近五年，它的各项措施是否按计划落实，出口数据和就业数据是否能够实现翻倍目标？该计划对美国经济有哪些影响？笔者通过数据为其做一次客观评价。

国内外学者对“出口倍增计划”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在该计划实施初期，胡拓坪[1]从计划制定的背景着手，分析了美国提出此项计划的原因。PIIE[2]解析了该计划的各项措施，张汉林和魏磊[3]及王丽娜[4]总结了该计划的特点。徐康宁[5]从国际分工角度，黄志龙[6]从计划实施前景，马鑫[7]从全球资源争夺方面预估了该计划的实施效果， Bergsten[8]发现“出口倍增计划”能否成功实施还取决于美元参与全球汇率博弈的结果，美元贬值以及人民币升值均促进美国出口规模和质量的提升，并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申恩威[9]从贸易摩擦、高科技产品出口和汇率方面进行辨析，Lee[10]、Piffaretti和Rossi[11]提出中美经济再平衡的调整方式是美国重振出口的关键。在该计划实施末期，华迎和张莉[12]通过相关数据对计划的效果进行了评估，预计该计划不能如期实现既定目标，并由高攀[13]深入分析其落空的原因。

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研究政策效果在国外经济学文献中是较为普遍的一种方法，如Gruber和Poterba[14]与Feldstein[15]运用该方法分析美国税收改革法案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国内学者周黎安和陈烨[16]与邵敏和包群[17]等运用该模型研究中国税费改革、股权改革等。综上所述，一方面，现有文献多集中于美国“出口倍增计划”颁布初期，多是对“出口倍增计划”中措施的评判及目标的预测，缺乏对“出口倍增计划”实施过程中的跟踪研究，尤其是对“出口倍增计划”到期后的系统评析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在分析“出口倍增计划”的效果和影响时鲜有采用经验研究做支撑，本文的研究将弥补上述两方面的不足。

二、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进展及出口现状

1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进展

本文将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提出“出口倍增计划”的措施按实施进展归纳为4项，即支持出口实体、促进出口的服务措施及保障、调整贸易政策和促进服务出口并恢复宏观经济平衡。

在支持出口实体方面，TPCC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1月至2012年9月，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ITA）已帮助了约15 000家美国企业实现了总额高达1 840亿美元的出口。仅在2012年，超过2 718家美国公司通过与ITA合作进行首次出口或开拓新的出口市场[14]。同时，ITA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支持了2178万个和4293万个就业[15]。

在促进出口的服务措施及保障方面，ITA的国际买家计划招募38 000多个外国买家来访问美国主要的贸易展会，并直接与美国公司进行联系。截至2013年年末，通过该计划达成的出口数额高达23亿美元；美国商务部协调了135个贸易代表团共1 463家公司赴55个国家参展，借此获得了超过220亿美元的出口销售额；美国贸易和发展署（USTDA）不断增加反向贸易代表团的投资，仅2012年使3 400家美国公司与超过450个外国买家对接[15]；2010―2012年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服务中心指导164家农业企业加入农业贸易代表团，创造了3 800万美元的销售额；美国进出口银行于2012年为私人部门无法提供服务的企业提供了357亿美元的授权和500亿美元的境外金融支持[16]。

在调整贸易政策方面，美国正积极地同20多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包括WTO、TPP和APEC。其中，美国与亚太国家进行的TPP谈判为美国扩大出口创造了重要的新机遇，并支持美国国内高薪酬的就业。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农产品出口和服务出口的重要目的地，仅在2012年，亚太地区吸收了美国60%的产品出口和75%农产品出口[17]。

在促进服务出口并恢复宏观经济平衡方面，2013年美国服务出口总额高达6 81721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3016%，较2009年增长了3401%[18]。在此期间，美国正式进入新的服务贸易协定谈判（TISA），TISA其他21个成员方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几乎占全球服务贸易的2/3，同时美国每4个就业岗位有3个在服务部门，推进谈判有助于促进美国服务业出口和相应的就业水平，2012年服务业每出口10亿美元能带动约4 000个就业岗位[19]。

2“出口倍增计划”实施后美国出口现状

截至2014年年末，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效果未能体现在出口数据上。虽然该计划实施初期美国出口总额大幅增长（2010年出口增长1687%，2011年增长1455%），但是2012年美国出口总额的增长快速回落，仅为463%，2013年出口增长进一步放缓，为275%。若要实现2010―2014年的出口数额翻倍，则2014年的出口增长率必须要达到3896%，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最新公布的出口数据来看，2014年美国出口总额为235万亿美元，仅比2013年增长了286%，与2009年出口总额158万亿美元相比较，未能实现翻倍目标[18]。

美国出口促进就业的效果显著。2013年美国出口带动了1 130万个就业，是近二十年来的最高值。其中货物出口带动了710万个，服务出口带动了420万个，每出口10亿美元能带动5 590个就业岗位[18]。2009―2013年经美国出口新增的就业岗位数已达160万个，依此速度增长，到2014年年底实现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增200万个就业岗位的可能性较大。

三、美国“出口倍增计划”效果分析

为了考察“出口倍增计划”的效果，借鉴计量经济学“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和“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进行评估。从世界范围看，“出口倍增计划”一方面，制造了美国出口在政策颁布前后的差异；另一方面，又制造了在同一时点上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基于这双重差异形成的估计有效控制了其他共时性政策的影响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事前差异，进而识别出促进出口政策所带来的因果效应。

1 数据描述与变量选择

本文选择了美国50个州和1个特区作为试验组，选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尚未出台明确的出口促进措施的其它国家作为控制组，依据与美国的贸易往来以及GDP等指标，初步确定欧盟28国以及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中国等27国共55个国家作为控制组。考虑到本文是对美国“出口倍增计划”进行经验检验，所以选择了与出口具有较强关联性的指标，即出口额、人均GDP、就业人数、人均收入和国内投资（受制于数据可得性，用特征向量“房屋建设”表征美国国内投资），并将其作为决定试验组和控制组的特征向量。

（1）出口额主要以出口规模来衡量。美国各州出口数据来源于2008―201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中的外贸数据库；欧盟28国出口数据来源于2008―2013年欧盟统计局（EUROSTAT）；其他27国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

（2）人均GDP。考虑到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国的供给与需求，美国调整后的人均GDP采用美国人均GDP 2005年不变价与其排名前20的贸易伙伴国人均GDP 2005年不变价的乘积，数据来源于BEA；欧盟28国调整后的人均GDP数据采用欧盟28国人均GDP与其前20个贸易伙伴国人均GDP的乘积，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其他27国调整后的人均GDP采用27国人均GDP与其前20个贸易伙伴国人均GDP的乘积，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3）就业人数。美国各州就业人数来源于美国劳工部；欧盟28国就业人数来源于欧盟统计局；其他27国就业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4）人均收入。美国各州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欧盟28国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其他27国用人均调整国民收入净额表示，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5）国内投资。美国该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各州房屋建设数据；欧盟28国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的企业房屋建设数；其他27国数据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房屋建设数。

将上述变量用于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双重差分方法的作用在于构造实施“出口倍增计划”的相关地区所组成的试验组和没有实施“出口倍增计划”的相关地区所组成的控制组，通过控制其他因素，对比“出口倍增计划”发生前后试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从而检验“出口倍增计划”的政策效果。考虑到作为试验组的美国与作为控制组的其他国家在选取变量之外仍有差距，我们采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尽可能地缩减这种差距，并为试验组地区确定最相近且合理的控制组地区。

2 数据匹配和检验结果

利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寻找模型中试验组成员特征中最为接近的元素作为控制组，使得模型差异的检验更加可信。对于试验组元素i∈dit=1和控制组j∈dit=0，d是取值为0或1的虚拟变量，表示元素是否属于特定组别，用Dij表示试验组元素i和控制组元素j之间的马氏距离，其定义如下：

Dij=（Zi-Zj）TV-1（Zi-Zj）T （1）

其中，Zi和Zj分别表示试验组和控制组的匹配变量的向量，V为匹配变量的协方差矩阵。通过计算Dij，其最小值对应的控制组个体j就是与实验组个体i最接近的控制组个体。因此，控制组个体j就是匹配实验寻找的对象。具体而言，如果Dij满足如下条件：

Dij=min（Zi-Zj）TV-1（Zi-Zj）T（2）

则控制组元素j就是马氏距离匹配的最优值。在进行马氏距离匹配时，首先需要确定决定试验组和控制组的特征向量Z。根据2009年数据，具体的匹配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的匹配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匹配控制组的元素是33个国家或地区，其分别是：奥地利、比利时、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马耳他、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日本、韩国、挪威、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试验组和控制组对于5个特征向量在匹配之前具有显著的差异，而匹配之后的差异不显著，这说明选择的控制组元素和试验组具有可比性，这是后续双重差分模型建立的基础。

本文利用匹配后的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对式（6）进行初始检验。通过该检验，我们要观察试验组元素和控制组元素在实行“出口倍增计划”后其出口额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如果检验结果发现存在系统差异，则认为“出口倍增计划”政策对美国的出口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为了对初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分析，本文还将试验组中的元素划分为沿海州和内陆州两个子样本进行估计，这样可以同时对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进行相关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初始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报告的是异方差-自相关一致标准差估计值，*、** 和***分别表示1%、5%和10%置信水平下显著。

由表3可见，第（1）、（3）和（5）列分别是全部样本、沿海州的子样本和内陆州子样本的基础方程回归结果；第（2）、（4）和（6）列是在基础方程上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treated的系数来看，全部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2009―2011年美国实施的“出口倍增计划”在出口方面没有其他国家效果明显；从变量time的系数来看，在全部6列样本中加入控制变量后其结果更为显著，表明2009―2011年美国全部州出口水平显著提高（与自身相比）；从决定“出口倍增计划”是否有效的核心变量ep的系数来看，在加入控制变量的第（2）列和第（6）列有负向的弱显著，表明“出口倍增计划”对该时期的出口具有一定的负面效果，尤其阻碍了美国内陆州企业的出口，而对沿海州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受未列明的其他因素或变量的影响，例如美国对外投资、外国企业对美国投资，能源价格和金融服务等；从控制变量gdp的系数来看，全部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该计划对美国GDP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从控制变量em的系数来看，无论是全部样本还是在沿海州和内陆州的子样本，该计划对促进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控制变量epr的系数来看，均显著为正，表明“出口倍增计划”确实可以显著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论是沿海州还是内陆州的人均收入水平，受影响程度基本一致；从控制变量hc的系数来看，出口对于国内投资的拉动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回归方程对全部样本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初步检验结果较为稳健。

5 滞后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2009年与2010年、2011年、2012年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从ep的系数看，2009―2011年，2009―2012年模型的估计均显著，说明美国“出口倍增计划”政策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但是系数的估计为负，表明了“出口倍增计划”政策对于美国的出口具有负向作用，其中2012年该“出口倍增计划”的负向作用更加显著，且可能进一步延续，这与前述2009―2013年美国出口增速放缓的结论相互印证。其他控制变量在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差异较小，计划施加的作用效果较为平稳。

四、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绩效评析

1“出口倍增计划”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预期目标从数字上看为2010―2014年的出口数据翻倍，2014年美国出口总额为235万亿美元，与2009年的158万亿美元相比，未能实现翻倍目标。然而，受其影响，美国各项经济指标在此期间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特别是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可能会实现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增200万人的就业目标。虽然“出口倍增计划”的出口规模翻倍目标未能实现，但其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出口倍增计划”对出口的政策效果不明显，对就业、收入水平和投资的拉动作用较强

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出口倍增计划”对促进美国出口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是负面影响，这与本文对此次促进出口措施的分析和2012―2013年美国出口增速大幅降低相互验证。然而，美国出口水平相比计划提出前有所提高，可能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一系列应对措施的影响，未列明的因素对出口水平的影响较大。第二，该计划对就业水平的作用较为显著，这与经验分析之前效果分析中的“出口带动的就业人数显著提高”结论相契合。第三，该计划对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国GDP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美国GDP贡献较大的是私人消费与投资，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014%，其占GDP比重甚至为-301%[20]。同时，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也处于经济复苏阶段，因此，该计划对于提升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国的相互需求作用为负。第四，“出口倍增计划”确实可以显著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论是沿海州还是内陆州的人均收入水平，受影响程度基本一致。第五，对于国内投资的拉动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得益于美国贸易代表团模式的反向贸易或逆投资现象。

3 美国没有实质性地回归由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重新审视原有的基于泡沫和疯狂投机的“金融化”的发展模式，不想继续成为全世界进口者和最终消费者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后依托，从而提出包括“出口倍增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表现出美国更多地依靠实体经济平衡经济增长方式。然而，实际数据显示，美国出口并没有出现预计的强劲持续复苏。消费和投资仍然是拉动美国GDP增长的两驾重要马车，原因可能是受到危机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以及页岩气等新能源的出现使石油价格下降，由2008年7月11日的14725美元/桶降至2015年1月13日的4420美元/桶（美原油连CONC指数），企业具有成本优势。同时，美国巨大的市场和“再工业化”政策的激励，使得全球投资者竞相对美投资，2006―2013年美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由金融危机时最低的1 43604亿美元（2009年）快速增长至2 30768亿美元（2013年）[18]，增幅高达6070%，迅速恢复并超过金融危机前水平。这些因素弱化了贸易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此外，受美国传统产业结构影响，近四年来美国出口构成中货物与服务出口的比例此消彼长，服务出口增长优于货物出口，服务出口带动的就业岗位增速超过货物带动；货物出口空间被压缩，使出口配合“再工业化”夯实实体经济的效果打折扣。综上所述，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未因金融危机而实质性地转向对外贸易，“出口倍增计划”的效果未达预期，但该计划却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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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交互数据库[DB/OL]2014-03-02

第3篇：工业经济倍增计划范文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1961-1970年度,日本池田内阁推行的一份经济增长计划。目前不少媒体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解读存在理解片面、望文生义的错误,不予澄清则不利于人们正确思考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

首先,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所讲的“国民收入倍增”,并非“居民收入倍增”或“工薪收入倍增”。该计划的具体要求分为五个方面:第一,充实社会资本,主要是指通过公共投资,改变道路、港口、公用设施和服务等方面的落后状态,认为这些社会资本的充实,能加强产业和生活基础,同时扩大就业和收入,并由此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引导产业结构走向现代化,鼓励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鼓励重化工业发展;第三,促进贸易和国际合作,认为以出口为中心的外汇收入的扩大是完成该计划的重要关键;第四,培训人才和振兴科学技术,认为技术革新将继续延续并广泛渗透,经济进步将有赖于国民能力的有效利用;第五,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所谓双重结构,是指技术和设备均较先进的大企业和较落后的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并存的现象。从该计划的具体内容看,所谓“国民收入”,是指一确定的国民经济核算范畴,系国民生产总值(GNP)减去固定资本折旧和生产税净额外的余量,当时在日本其数量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0%。在统计上,“国民收入”可以具体分解为3个部分:(1)劳动者报酬,当时日本的“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约为50%;(2)非企业的财产性收入,其主体包括政府、住户和非营利机构,当时该收入占国民收入不足10%;(3)企业在获取投资红利和向外支付红利之后的所得,该收入占国民收入40%多一点。一般民众,尤其是工薪阶层,容易将“国民收入倍增”理解为最后可以拿回家的个人收入倍增,其实是误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前池田曾提出过“月薪倍增”的意见,对于民众中因误解出现的欢呼和兴奋,池田内阁采取了装糊涂的办法。日本一学者曾生动地指出:“对于政府和自民党来说,这种误解也许是一种意外的幸运。”

其次,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成就也的确在相当一段时期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且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日本留下的绝不仅仅是一片光明。自1961年至1970年的10年间,日本的GDP实际增长了1.78倍,大大超出计划目标,让政府赚足了资本和风光,而百姓翘首企盼的“工薪收入倍增”并未同步进行,实际只增长了0.94倍。由于追求高速增长而缺乏调控能力,“计划”推出的第三年开始,便出现了令日本民众普遍恐慌的剧烈通货膨胀;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原已严重的“公害”继续蔓延,1965年出现了臭名昭著的“新水俣病”。当时日本媒体上甚至出现了“GDP,见鬼去吧!”这样的讥讽口号。诸如此类的严重问题,在较长时间里被高速增长的繁荣所掩盖。现在值得深思的是,日本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经济低迷和至今依然挥之不去的麻烦,难道与之前令日本人一直骄傲的高速增长一点关系没有吗?

当前,在考虑“国民收入倍增”或收入分配改革时,一定要借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充分顾及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任务,且不可做欲速则不达,伤害国家经济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高涨的改革意愿和热情的事情。

收入分配改革,绝不只是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加大低保力度这么简单。如果仅靠这些技术性措施,不转变旧有的发展模式、平衡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利用结构,恐怕于事无补。也绝不是制定一个工资收入翻番计划,而不去触及已经扭曲并不适应了的分配制度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知道,创造财富的要素有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矿产等资源。就初次分配和价值形成看,它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又形成了新财富的分配。所以,财富要素的利用模式是改善初次分配的关键。比如,主要依靠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即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创造财富的主要要素是资本,即厂房、机器设备、生产线及车辆等。那么,自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投资者)的分配比例较大,而劳动(劳动者)的分配比例较小。这主要不是因劳动者与资方的工资博弈机制失衡,如资方力量太强、克扣工资导致的,而是在大的发展模式上,要素利用结构失衡导致的。因此,在考虑收入分配格局时,需要思考的是追求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是追求资本、资源、劳动等要素平衡的模式,或是追求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毫如疑问,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发展之初,需要资本的推动。然而,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劳动力转移频繁和就业压力较大的国家,在长时期中,若一直着重用资本和资源密集推动经济发展,过度追求资本和资源密集的发展模式,必然会使劳动力实际的失业率增高。由于劳动力过剩,工资又过低,结果必然是资本和资源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所以,转变发展的要素利用模式,平衡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利用结构,实际上是改善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初次分配的一个关键。

第4篇：工业经济倍增计划范文

本刊特约评论员,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最近人们议论“收入倍增计划”,却引出了一个以讹传讹的谬论:国民收入倍增=工资倍增=公务员加薪。1960年12月,日本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经济增长,该计划提前三年实现,使日本经济晋身发达国家的行列,并在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1961-1970年被历史学家称为日本经济的“黄金十年”。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应该是1998-2007年,而且是超额完成了“收入倍增计划”,将使中国经济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池田内阁的计划中,“国民收入”就是GDP的增长,并不是收入分配。但是该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不仅强调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兼顾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居民的收入差距没有明显放大。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日本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最重要的两条,是保障工人的最低工资收入和“农业者”收入的稳定增长,从未提过政府公务员收入的增长。

有观点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中,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1.5%,收入差距也有扩大,但相对均衡。比如,日本的家庭支出结构中,食品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即“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1960年是41.6%,1965年降到38.1%,1970年再降到34.1%,1988年继续下降到28.8%。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变化,也未显示两极分化的程度急剧扩大。

“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是从不同角度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的两个指标,“基尼系数”侧重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相对标准,“恩格尔系数”侧重居民家庭收支的总体标准,都是用样本数据的人均水平来衡量的。在中国,总量标准看起来都比较健康,一到人均标准,不和谐的一面就出现了,因为中国人口占比最高的是农民。

在日本,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是反向的,从而保障了“农业者”的经济利益,推动了农村的机械化和产业化。日本当年为了保障弱势群体的收入,特别重视“谷贱伤农”问题,国家直接干预农产品销售价格和农业发展的工业必需品价格。在1961-1970年间,日本的米价长期居高不下,高于美国进口大米的两三倍,农产品综合价格指数上涨了90%以上,而农业用的工业必需品价格仅上涨了30%左右。

在国民经济“收入倍增”的同时要关注社会平等,要特别保护工人和农业从业者。直到今天,在日本的免税店和旅游地看到的日本特色商品中,多数还是农产品如米果、点心和农村手工艺品。相比之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正是居民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十年,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强调18亿亩耕地的“高压线”雷打不动,但是在“谷贱伤农”的市场环境之下,耕地荒芜和低水平耕作难以避免,不仅难以保障农业从业者的收入,也无法推动农村产业的升级换代。

第5篇：工业经济倍增计划范文

“国民收入倍增”当然值得期待，而当下的收入分配改革也是民众最关心的事情。“收入倍增”的目标提出来后，民众当然非常关心，但怎样才能实现“国民收入倍增”，恐怕很多人并不清楚。

实际上，收入倍增计划离普通民众并不遥远。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扣除价格因素，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均比2000年翻了一番多，其年均增速分别为约9%和8%。只要年均增速保持在7%～7.5%之间，只要能够保证居民收入与GDP增速同步，到2020年实现甚至超越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或许并不困难。

而国民收入倍增当然不是指货币收入倍增，而是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收入翻一番。例如，前些年津巴布韦因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国民收入一个月就“倍增”了2000倍，这样的倍增显然没有意义。

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也不单纯是涨工资，那样企业承受不起。近年来，尽管许多人士都呼吁应像日本那样制定属于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日本是如何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很多人其实还缺乏了解。

资料显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1960年由日本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启动。日本政府采取了包括充实社会资本、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增加农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一系列国民收入增长措施，仅用7年使日本国民的收入翻倍，到1973年则翻了两倍。

纵观日本政府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非简单地要求企业给职工涨工资，而是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扩大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等相结合的一揽子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巧妙地把握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并没有过度对微观经济进行干预。如果说有所侧重的话，那么其政策的核心也只有两点：关注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和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产业转型、创新提振日本实体经济。

这无疑也是我们应当值得借鉴的，而且有些也是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事。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一些前提是中国目前所不具备的。比如战后，日本建立起了现代的民主和法治制度，其市场机制也相对中国更加完善。

而中国虽然在过去十年国民收入翻了一番还多，可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仍然非常严峻，国人仍然普遍感到生存的焦虑，这说明中国的问题不在国民平均收入增长的速度，而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缺乏公正。

所以我们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除了继续想方设法发展经济、促进就业之外，更应该注重完善法治、修复社会公正，让收入倍增计划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目前，中国的低收入人群仍数以亿计。按照去年新的国家贫困线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有1亿左右。去年曾有财政部官员表示，个税起征点调整到3500元之后，我国个税缴纳人员大幅缩减到2000万人。这也意味着我国还存在着数以亿计的低收入群体。

如何提高大量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才是真正的难题。这需要政府继续扩大社保投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加大对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的力度，而且要塑造更自由公平的市场机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就业水平。

第6篇：工业经济倍增计划范文

倍增计划实现有把握

记者：我们看到，目前公布的倍增计划无论是对总体目标还是具体到重点行业，都提出了明确的、量化的发展目标，比如“年平均现价增长速度高于20%”“2015年比2010年至少翻一番”等。那么这些具体数据是基于什么判断提出来的？有无把握实现？

励小捷：文化部两年前就启动了倍增计划的研究编制工作，先后有近50名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在编制过程中我们开展了大量有针对性的课题研究，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调研论证，认真听取文化系统、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意见。

目前国家统计局对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有统计，但文化系统文化产业增加值还无法从整体统计中剥离出来，我们通过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多个渠道收集到文化部职能相关的各行业2003年至2010年间的数据，并委托统计专家建立专业模型对“十二五”时期文化部门所管理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就业状况、文化消费状况、文化产品出口状况等进行了量化分析和预测，为编制倍增计划提供了数据支撑。据初步估算，2010年文化部职能相关各文化行业增加值约为4000亿元，占同期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1/3强。按预测结果，“十二五”时期，文化系统各行业增速普遍在20%以上，个别行业增速达到30%左右，到2015年增加值将增长到8000亿至9000亿元左右，有把握实现“倍增”目标。

消费需求是倍增最大推动力

记者：您说到“有把握实现倍增目标”，一般认为，从谋划到实践还有很大的距离，文化产业的现状对实现倍增目标有哪些现实支撑？

励小捷：近年来，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一直保持旺盛态势，这是实现倍增计划的最大推动力。我们看“十一五”期间的情况。这5年间，人民群众文化消费活跃，社会力量投资文化产业热情高涨，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多样，演艺娱乐、艺术品、文化旅游、动漫游戏、网络文化等行业蓬勃发展，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远高于同期GDP增速，凸显出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巨大潜力。

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4年至2008年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年均增长23.3%，高于同期现价GDP年均增速近5个百分点；2008年至2010年间增加值年均增24.2%。我们在倍增计划中提出20%的增速目标，是比较实、留有余地的。我们还要综合考虑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对发展文化产业给予的持续关注和巨大投入，总体来看，这是一个注重实效的规划，符合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了各地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有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倍增目标科学可行，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

把握新趋势，着眼更长远

记者：作为一个5年期的专项规划，倍增计划怎么体现前瞻性？

励小捷：这是一个着眼长远的规划。倍增计划是一个中期的规划，我们提出了到2015年实现文化系统文化产业增加值倍增等一系列目标，但与此同时，倍增计划并不局限于“十二五”时期，而是放眼更长的一个阶段，紧紧围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来编制，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也都是着眼于更长一个时间的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也就是说要经过“十二五”的努力，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一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力求在编制中做到5年与10年、当前与长远相结合。

同时，我们还注重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在倍增计划的研究编制过程中，我们仔细分析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得出当前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新趋势：一是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二是文化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提升的方向更加清晰；三是文化产业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态势日益明显；四是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结合更广泛更紧密；五是金融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势头将持续升温。这些新趋势都已经充分吸纳体现到倍增计划的任务措施当中。

实施差异化区域 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记者：我们注意到倍增计划对东、中、西部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

励小捷：这体现了文化部区域文化产业分类指导的发展思路。针对东、中、西部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别，倍增计划提出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加强分类、分层次指导，发挥各自优势，努力形成文化产业“东、中、西”优势互补、相互拉动、共同发展的局面。在发展思路和目标上，提出鼓励东部地区优化产业结构，倡导文化创新，提升文化品质，实现跨越发展；支持中部地区完善产业政策，扩大文化消费，规范市场秩序，加快产业崛起；引导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色，培育消费市场，带动产业发展。在具体举措上，提出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引导各地深入研究评估当地可业开发的特色文化资源，提出资源利用和转化规划，创建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

文化行政部门 要不“越位”不“缺位”

记者：在倍增计划中，文化行政部门需要充当什么角色？

第7篇：工业经济倍增计划范文

**县“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启动**县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年，**县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在省、地的正确领导下，开始着手制定《**县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当时第二个五年计划（**—**年）是在**年5月党的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赶紧、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左”的错误的指引下制定的，不符合当地的客观实际情况，从而使“二五”计划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忽视了全县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二五”计划严重地脱离了客观实际，并在执行过程中，各项经济指标均未达到预期目的。尤其在**——**年三年中，全县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滑坡、基本建设规模膨胀、财政拮据、人民群众吃、穿、用全面紧张，并且由饥饿引起的浮肿病、干瘦病等发病率愈来愈高、死亡、外流现象日趋严重。严重地影响了全县农业生产建设，造成了全县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县委、县政府认真遵照中央、省、地的指示精神，，紧密结合本地实际，于**—**年采取有力措施，大刀阔斧地、深入细致地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过两年大规模认真扎实细致的调整工作，至**年，全县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恢复，虽然有些经济指标仍低于**年水平，但整个经济形势趋于好转，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趋于正常，各项经济收入比**年有所增加，财政收入基本达到平衡，文化教育和科技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

**年，在全国坚持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形势下和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的情况下，**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也着手制定了《**县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偏离了客观规律，超越了现实。如：一是种植面积指标盲目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在**年17余万亩的基础上，到**年增加到100万亩，其中，粮食作物面积增长三倍多，棉花面积增长50倍，而实际农作物种植面积61年才达到20万余亩。二是农作物产量指标盲目提高。粮食总产量**年要比**年增长142.3％，粮食亩产有57年的250多斤提高到62年的627斤；棉花总产量**年是57年的25.4倍，亩产由57年的32市斤增加到62年的114斤；油料总产量**年是57年的6.6倍，亩产由57年的99斤提高到62年的305斤。而实际上粮食、棉花、油料总产量、亩产比57年都有所减少。三是林业、畜牧业、商业、信贷、基建投资等各行业的指标一年也比一年大。如：畜牧业各类牲畜“二五”时期在“一五”基础上的净增率为：牛在57年基础上净增7.12％、马9％、驴5％、骡子15％、骆驼4％、绵羊19％、山羊20％、猪51％（数据摘自计划说明），实际上在**—**年三年中，全县各类牲畜下降6.7％，其他行业的指标也是如此，订的高，实际上无法完成。所以，由于当时制定的各项计划指标严重地脱离了客观实际，终于欲速则不达，最终导致了“二五”计划的失败。

**年下半年，**县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和全国各地一样，也掀起了农业、工业运动，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二次会议通过的普遍翻一番，要求工农业生产高速度发展，从而把和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并且，根据主席“好”的号召，9月25日以前全县撤消了乡政府建置，建立了五爱、祁连、桥湾3个，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全县实现了化以后，高指标、大任务更加虚无缥缈，各乡村兴起了虚报高产、竟放高产“卫星”的高潮，当时还流行许多脱离客观实际的口号，如：“海阔天空地想，大胆拼命地干”等等。后经落实，**年粮食总产量达1715.54万公斤，比计划的3082万公斤减少1366.5余万公斤，亩产完成241多斤，比计划的328.5斤减少87.5斤；棉花总产量达57.31万公斤，比计划的77.5万公斤减少20.19余万公斤，亩产完成46斤，比计划的62斤减少16斤。还突出表现在大办地方工业和大炼钢铁上，据历史资料记载，**年，全县共建厂矿1340个，经整顿保留的1283个，共投入劳力4751人（大部分是农民），其中：职工人数2148人，是**年的21.5倍，工业总产值比**年同期增长两倍多。在高指标、硬任务的前提下，大炼钢铁是全县各项任务的首位，为了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吨钢而奋斗的决议及贯彻执行张掖地委的指示，**县于**年8月中旬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全党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各行各业都为“钢铁元帅升帐”搞后勤服务，全县人民经过3个月艰苦努力的奋斗，于12月份完成生铁1200吨（烧结铁）、钢206吨的战果告捷，最终是得不偿失、捞命伤财。**年由于大办地方工业和大炼钢铁，过多地从农村抽调了劳动力，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使工业、农业比例关系失调，各项经济计划不能按预计落实。

**年，党中央发现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及时纠正错误，在制定**年生产计划时，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但**年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许多在和运动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在党中央“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局面继续加剧，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和全国各地一样，**县也面临如此现状，并且，由于连年虚报浮夸、高征购、严重浪费粮食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年下半年，人民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出现了人员浮肿、干瘦等疾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及人口外流等问题，至**年，**县国民经济已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60年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13.11万元，比57年减少13.5％；粮食总产量1092.43万公斤，又倒退到解放初的水平，因为粮食供应短缺，由饥饿引起的浮肿病等疾病发病率愈来愈高，人口死亡、外流现象日趋严重，仅60年有各种病人达4000多人，死亡人口达4449人，农村劳动力也比57年下降了35.5％。由此，从**年起发动的三年运动，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事与愿违，农作物产量、各行各业的经济指标不但没翻上去，反而使社会生产力遇到很大破坏，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群众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对国民经济的大力调整已势在必行。

第8篇：工业经济倍增计划范文

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和城市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既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更是沉重的包袱。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之一,也确实成功地吸引了产业跨国转移。然而这一优势一点儿也不值得骄傲,因为“低工资”和“不发达”是一回事儿,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为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里,制造业较高的劳动报酬和相对较好的工作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加入到进城打工的队伍。非常巧合的是,沿海地区面向世界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迅速,新的生产线为外来打工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国内要素与海外市场的结合导致了沿海地区迅猛的经济增长。

然而,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大军抑制了工资上涨,农民工报酬的增长速度甚至赶不上所在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速度。因此,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存质量在2004年以前是下降的。其次,异地就业者迟迟享受不到某些基本服务,例如不能同等享受当地市民的公共福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还没有实现全国统一。劳动者如果跨省转移其个人账户内的养老保险基金,将损失企业为其缴费部分的40%。最后,现在的农村青年有其他机会到城市见世面,不必为了见世面而进城打工。于是,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动力降低了很多。

在当前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制度条件下,剩余劳动力优势有可能已经消耗殆尽。几年前的农村调查就发现,大量劳动力转移导致一些劳动力流出地区只剩下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已经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速度。这预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了“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有可能会加速上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研究人口与劳动力供给问题的蔡教授不久前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增长了2%至5%,在2004-2007年期间增长大约7%,而去年猛增了16%。来自温州的消息也显示,今年当地多数工厂的工资已经上涨了20%。

总之,当前正在发生的农民工工资大幅上升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尽管如此,中国工人当前的薪资水平仍仅相当于墨西哥的三分之一、巴西的四分之一,国内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企业仍然具有成本优势。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市场机制还会继续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如果总的经济形势平稳,工资上升速度很可能不会低于2004-2007年间的7%。这样,10年之内倍增是有可能的。但是,持续增长的工资水平也会更大规模地动员劳动力转移,因此工资上涨不会持续过快。

目前讨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引起最多关注的是工资水平。那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农民工的工资上涨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计划”规定工资翻番的时间是十年或者以上,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政府没有必要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任何事情。因此,除了比正常情况更加保守地预测未来之外,这个计划毫无意义。

第9篇：工业经济倍增计划范文

[关键词] 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经济指标；学历；专业技术职称；R&D人员

[中图分类号] F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6)12-0109-03

[作者简介] 蒋志勇，华东交通大学副教授，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模糊数学；(江西 南昌 330013)

姚柳虹，江西理工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英国语言文学。(江西 南昌 330013)

一、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十五”发展综述

“十五”期间，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捷报频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提前一年实现翻番目标，全省承担国家工业科技攻关计划项目16项、国家“863”项目21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122项，其中承担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首次进入资助经费超千万元行列，通过项目的实施，取得一批重大高新技术成果和运用：有机硅、半导体照明、稀土、铜等有色金属材料及光机电项目的科研开发取得重大进展；南昌大学承担的“弧焊机器人”项目采用空间频域焊缝偏差识别技术的新方法取得重大突破，居世界领先地位；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硅衬底蓝光二级管材料及器件”，一举突破了国外专利“门槛”的限制，对我国发光材料与器件领域的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产业价值；德兴异VC钠有限公司运用自主创新技术，产品成本从每吨6万元降到1．1万元，一举占据国内80%的市场份额；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承担的结肠镜电子综合诊断仪等项目取得了新的成果，这些重大的突破和进展，成为提升全省创新能力的新亮点。

与此同时，江西省实施大开放主攻战略，积极融入“9+2”泛珠三角科技创新合作框架，加强省际、省校、省院以及境外国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十五”期间，江西省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央直属17家大专院所等共签约项目百余项，与俄罗斯等50多个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纳米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涌现了清华泰豪、联创光电等一批知名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是近几年采取的新举措之一，目前，全省有部级、省级高新区和各类高新技术产业特色基地13个，南昌大学科技园通过国家大学科技园验收，江西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晋升部级，南昌市被认定为国家首批4个半导体照明工程产业化示范基地之一，九江星火化工工业园被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有机硅材料产业化基地，萍乡、鹰潭市被认定为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高新技术发展一个个零的突破，为全省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2005年全省400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达299．86亿元，“十五”的头4年，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年增长22．55%，产业化指标均在全国排名17位左右；南昌高新区发展迅猛，2005年区内高新技术企业273家，占全省总数的68．25%，主要经济指标与出口创汇均提前一年实现“十五”计划目标，高新技术创新能力在全省居领先地位；景德镇国家陶瓷科技城和赣州等地区省级高新区发展步伐加快，吉安、新余等地区也正在积极创办高新区，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相继建设并取得新进展，整个高新技术园区发展势头良好。全省已建立南昌部级高新区及赣州、景德镇和星火化工3个省级高新区，5个大学科技园和软件园以及13个民营科技园，形成了“四区多园”的基本格局。“十五”期间，南昌高新区累计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新产品400项，承担国家“863”计划、国家火炬计划等各类高新技术项目305项，荣获国家和省市科技进步奖90项，技术创新能力居全省领先地位。

同时，江西省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了各类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目前拥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35家，为科技成果转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南昌高新区创业中心、江西留学人员创业园、金庐软件园、南昌大学科技园、江西清华大学科技园、北京大学科技园、浙江大学科技园、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江西省高新技术创业中心9大科技孵化器在孵企业499家，在孵以及急需产业化的高新技术成果与项目有700多项。此外，高新技术投融资体系建设、政策体系建设等均取得新进展，已设立3家风险投资机构和高新技术引导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出台了8个政策文件，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全省实施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成效显著。江西省一举成为国家首批制造业信息化示范省，南昌、九江成为部级示范市，洪都、江铃、昌河等集团成为部级示范企业。“十五”期间，全省175家制造业信息化示范企业取得研究成果1466项，申请专利220项，取得专利66项，推广关键技术新增价值99亿元，每年增加销售收入44亿元，辐射、带动和帮助了987家企业应用制造业信息化技术。

截止2005年，全省400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技工贸总收入336亿元，比2004年增长17%，比2000年增长155%，其中产品销售收入逾亿元的高新技术企业由2000年的32家增加到2005年的64家。尤其是全省9大科技孵化器，在孵高新技术企业499家，在孵高新技术成果与项目700多项，成为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发展创新的源泉，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机电一体化等4个特色领域的产业群体，显示了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与壮大。

二、“十五”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概况

“十五”统计数据表明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的各项经济指标均有快速稳定的增长， 高新技术企业的出口创汇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出口创汇总额到2005年末增至近6．22亿元，是2001年1．18亿元的5．29倍。

截至到2005年末，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增至400家，是2001年186家的2．15倍，工业总产值增至近446．58亿元，是2001年的3．48倍，工业增加值增至116．82亿元，是2001年的3．35倍，总收入增至近427．25亿元，是2001年的3．19倍，实际上缴税费总额增至40．59亿元，是2001年的5．09倍，净利润增至23．44亿元，是2001年的近2．60倍。

截至2005年末，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增至11家，是2001年1家的1100倍，出口创汇总额2．13亿美元，占该年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出口创汇总额的34．31%。这11家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182．18亿元，总收入近205．25亿元，净利润11．41亿元，实际上缴税费总额28．78亿元，工业增加值23．86亿元，分别为2001年的22．75倍，16．68倍，26．40倍，63．33倍，27．68倍。占该年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相应经济指标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40．80%、48．04%、48．69%、70．90%、54．66%。

三、“十五”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人员队伍不断壮大

“十五”期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科技人员和人才引进数量均稳步增长。截至到2005年末企业数、从业人数分别增加到400家、123864人，各为2001年的2．15倍、近1．76倍，较上年度分别增长了近21．58%、近15．88%；科技活动人员达19566人，是2001年的2．24倍，较上年度增长了6．55%，其中留学归国人员、大学以上人员、高中级职称人员、R&D人员数量较2001年分别增长了411．11%、36．28%、91．79%、近391．77%，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活动能力进一步加强(详见表2)。

四、“十五”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专利保护意识不断加强

在“十五”计划的五年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数、拥有发明专利数的总量分别为1541项、716项、479项，其中2005年的上述指标值占总数比例分别是近46．27%、近58．66%、34．86%，比2001年分别增长了近560．19%、1900%、近255．32%。

五、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项目有待进一步扩大

到2005年末，全省科技项目数达498项，其中R&D项目数444项，是2001年的近2．98倍，科技项目数、R&D项目数分别占“十五”科技项目总数4370项、R&D项目总数1559项的近11．40%、近28．48%；但科技项目数比2001年减少了26．87%、而比上一年度竟减少了57．90%，；参加科技项目人员到2005年末达到12983人，其中具有高中级职称的人员数是5127人，分别为2001年的近2．08倍、1．99倍。数据表明江西省科技项目在“十一五”有待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