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农业市场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农产品；流通效率；文献综述 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多数农产品已经从数量不足发展为全面过剩，消费者开始追求产品高质量和品种多样化，流通环节在农业产业链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流通效率成为流通研究的重要课题。柯柄生（2003）提出，可以从建设市场设施、改善市场服务、完善市场政策、健全市场组织方面提升效率。宋则（2003）指出，流通效能的本质从时间上看是“减少耽搁和停顿”，从空间上看则是“优化资源配置”，认为减少库存量是流通业变化中重要的可行战略。周兆生（1999）分析论证了流通型农业合作社的交易效率优势。罗必良等（2000）从组织制度的角度分析农产品流通，认为农产品特性决定高效率的流通组织必然应该具有良好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李春海（2000）分析了制约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制度因素，提出以市场机制引导分工，确认比较优势并加以利用，是提高农业整体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根本。虽然国内关于农产品流通效率的论述较多，但仅仅是将流通效率笼统地作为衡量流通环节的一个说法，没有明确具体的定义及指标。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总结回顾，对这个问题加以总结，并对以后该领域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一、 流通效率概念辨析

计划经济时期，国内的流通研究相当长时间内是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占主导，重点考察产品增值、定价问题，很少有人研究产品如何流通以及流通效果问题。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如何在市场的调节下实现产品合理高效调配的流通问题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由于国外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较早，专门针对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的流通环节的研究也较多，流通效率是衡量流通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流通效率的英文表达有很多，如“marketing efficiency（流通效率）”、“market efficiency（市场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分配效率）”、“operational efficiency（操作效率）”、“pricing efficiency（定价效率）”，不同的英文对应着不同的内涵，考虑到国内对于流通的理解主要是产品从生产者到达消费者的过程，因此本综述主要采用“marketing efficiency”的含义。

Anrooy（2003）认为，流通效率（marketing efficiency）指“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最大可能的消费者满意度”，影响流通效率的因素包括市场控制力、外部性和信息可获得性。市场控制力就是产业经济学中S—C—P分析框架中衡量厂商对于渠道和市场控制能力的评价，外部性（如污染和教育）指非市场价格可以衡量的组织成本和收益，对价格、供应、需求、质量等市场信息的不完全获知性。Shepherd（1963）认为，流通效率=流通产品的总价值/流通总成本×100%。在这种定义中，这个数值越大，表示效率越高，但是，这种测量方法缺乏一种客观的比较标准，还隐含着任何流通成本的增加或流通产品价值的降低都会引起效率的降低的含义，而事实上，流通成本的增加包括多种因素，有时成本的增加是对消费者服务的增加，或服务程度的加强，或产品品质的提升，厂家为了市场份额或者其他方面的考虑，短期内这种变动可能并不会马上反映到流通产品的价值上，同样，流通产品总价值的降低，可能是因为流通渠道上的竞争更为激烈，使得厂家必须降低零售价格，以上两种情形，都不能称为流通效率低。许文富（1997）归纳总结已有研究认为，流通效率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为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也称为营运效率（operational efficiency），另一种是定价效率（pricing efficiency），也称为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技术效率是指流通职能的有效执行，或改进流通设施与工具而产生的效率，提高技术效率的目的是为了在相同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得到更多的产出，技术效率涉及包装、加工、储藏、运输和其他流通活动的实际操作效率，具体包括可以提高产品品质或者减少损耗的新的包装方法及完善的储藏、运输、装货卸货设备的采用，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劳动效率的新机器的使用或者新的作业方式的采用等。定价效率是指在市场营销的过程中，产品价格的增加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并能准确体现产品本身价值的增值，以及在营销和分配中如何让不同的利益主体接受，需要讨论的是产品在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或者从一个交易层次到达另一个交易层次时价格变动反映价值增值的正确度、精确度以及变动的速度，即希望以最少的资源产出最大量的产品，这里所指的投入与产出均可用货币单位表示，由于所使用的各项资源与产出金额的多少与其价格水平有关，而价格的决定方式是否合理，又与市场竞争环境有关。

在农产品流通的问题上，厂商虽然可以利用最进步的技术把产品从产地流通到消费地，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但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未必划算。例如，目前存在的运输方式中，空运速度最快且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农产品的鲜度，但是空运费用高昂，普通对于新鲜要求不太高的农产品根本不需要采用这种方式。又比如用机器设备进行产品分级工作速度快、正确性高而且能显著降低劳动成本，技术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劳动力丰富而机器能源缺乏，降低的劳动力成本可能还抵不上增加的机器成本，用机器操作可以使技术效率提高，但同时使经济效率降低。由此可知，技术效率与经济效率两者不一定都呈同向的变动。

二、 流通效率衡量指标

Bain（1959）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入手，用S—C—P，即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方法分析产业绩效，农业部门将其作为测度流通效率的方法。其中：市场结构是指一个市场的组织特性，包含买方集中度、卖方集中度、产品差异性及进入障碍等。市场行为是一个企业体为调解其买卖市场环境而采取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定价策略、促销策略、产品品质决定及阻止或限制对手加入等。市场绩效是一个产业总体的最后运作结果，评估市场绩效可以用价格与成本的差距、生产规模、促销费用占生产成本中的比重、产品组合、开发新产品的速率及社会就业量等来衡量。

Stern等（1977）认为流通渠道绩效包括效果（effectiveness）、公平（equility）、效率（efficiency）。其中，效果又体现在可及性（delivery）和激励(stimulation)，效率体现在生产力(productivity)和获利力(profitability)。可及性是一种目标导向的测量标准，衡量渠道机构为满足最终使用者的需求，所需劳务投入的有效性。激励是一种长期目标导向的测量标准，渠道机构利用一种模拟的潜在性需求，求得最适合的劳务需求，并用此标准测量激励方法的有效性。生产力是用来衡量要素投入所能产出的效率。获利力是财务上的衡量指标，主要计算方法包括投资报酬率、资产流动性、财务杠杆、成长力及利润的成长潜力。

Rauser 等（1987）指出食品营销系统的效率分析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向：对子系统的分析，比如加工厂、集合或运输系统等；对组织结构的分析，如组织制度、流通系统运行的政策限制等。用子系统研究的方式通常更容易衡量。系统的效率经常用该系统的运行成本（operating costs）来衡量。

许文富等（1990）曾利用市场结构、行为、绩效理论等对农产品市场流通的绩效指标及衡量方法做深入研讨，并提出农产品市场绩效的衡量方法，详细如表1所示。

通过调查流通环节的价差、利润以及是否有冷藏设备衡量流通效率的方法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而且调查样本的选择会显著影响调查结果，由于现实市场中，产品价格基本能够充分反映供给、需求，因此流通效率的研究重点逐渐从最初价差结构转移为用不同市场间价格的相关程度反映的市场整合研究。Enke（1951）提出了空间价格均衡理论，Samuelson（1952）、Takayama 等（1964）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上，空间市场的价格关系取决于商品在市场之间转移的成本大小，有效市场的特征是市场之间的价差应该小于或者等于转移成本。从1967年Lele第一次使用数量经济的方法对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测定至今，学者们一直致力于测定方法的改进。目前，可用于测定市场整合程度的方法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相关系数法、Ravallion模型法、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比价界限模型法(Parity Bounds Model)和单一价格法则模型（LOP模型，即Law of One Price）。这些方法都各有其优点和不足。

三、 流通效率实证研究

流通效率分析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流通环节，弄清楚影响流通损失的因素，使产品保质保量传递到流通链条终端，提高消费者福利。除了设定指标，很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

用价差衡量流通效率的研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欧美，最近则在印度、台湾较多使用。印度的Kumar等（2002）通过1996—1997年Uttar Pradesh Hamirpur地区6个村庄分层抽样调查的60位农户、55个中间商，分析了鹰嘴豆不同流通渠道的价差和流通效率，调查显示，农户在流通中面临着很多问题，如缺乏储存设施，较差的运输设备，严格的市场管制法，大量中间商的存在，生产者只得到很少的消费者价格，同时，农产品价格中很大比例成为流通成本。Chahal等（2002）通过多层随机抽样，对印度西北部punjab地区26个小规模、15个中规模、10个大规模渔民进行调查，认为随着流通成本和流通价差的提高，流通效率呈下降趋势，渔民可以通过参加组织、合作营销、合同营销的方式免受过度剥削。许文富 （1984）分析了台湾主要蔬菜的流通环节价差和成本，游振铭（1993）通过对台湾农户、批发商、零售商、配送中心的调查，分析了台湾主要城市的蔬菜流通渠道，认为流通费用会随着流通层次的减少而降低，在中南部地区以农民—零售商的通路流通费用最小，在北部以直销通路的流通费用最少，损耗率也随着流通层次的增加而增加。万钟汶 （1996）分析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蔬菜的运销价差结构。

用市场整合来衡量流通效率的研究国外较多，国内学者喻闻等（1998）用相关系数法和协整检验对1988—1995年全国22个省区大米市场旬平均价格的研究表明，中国大米市场的整合程度在不断提高，到1994—1995年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武拉平（2002）综合使用单一价格法、协整检验、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市场联系指数（MCI）对小麦、玉米和生猪进行了市场整合研究，表明空间市场之间存在长期的整合关系，但不存在短期的整合关系。Park等（2002）使用中国各省1988—1995年的三个月的平均价格，采用比价界限模型来衡量转型时期中国粮食市场的运行状况，表明贸易限制并不能解释市场发育在时间上的变化，除了贸易限制外，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市场价格改革和专业化生产政策也对市场发育有重要的影响。

四、 小结

传统上，由于农产品具有粗重易腐烂的特性，某地生产的农产品往往只满足周边地区的需求，农产品流通空间较小，流通环节效率也很少引起重视，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定地区农产品产量大增，随着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农产品的流通范围大大拓展，流通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如何在成本最小的目标下保证流通中产品数量、质量的损失最小，就成为生产者、消费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对于流通效率评估的研究。

一般而言，经济学衡量稀缺资源如何达到最有效的配置，生产同样产品需要成本最小或者同样成本产出最大就被认为是效率最高，但是从生产者、流通业者以及消费者的不同角度看，什么是流通效率高？标准区别很大，生产者认为成本最小或者利润最大就是实现最大流通效率，但是对消费者而言，产品的鲜度、品质、多样化程度、物美价廉等都是衡量流通效率的标准，而且不同的消费者对于价格和质量的需求也不同。所以在实际的评估中，需要首先确定参考对象。

我国农业在改革开放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产品总量不足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区域性、季节性的供应不均衡成为新的问题，流通环节在链接农产品生产消费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合理而有效地评估不同类别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提高消费者福利都有重要意义。

现有研究多数将流通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来衡量，技术效率偏重分析不同流通环节利用的各项技术对保证产品质量、延长消费时间上的作用来评估效率，经济效率主要从不同流通渠道的流通环节的价差、流通成本、生产者收益占最终售价比例等角度分析效率。还有的研究通过讨论同类产品在不同市场间价格的差异程度来说明流通效率。该主题的研究总量并不多，而分类别、分品种针对具体产品的分析更是非常缺乏，现代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长带来的流通增值和如何增值以及何种程度的增值最为合理都使流通效率的研究非常紧迫和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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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文化素养

农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为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几年来国家逐渐提出了多项鼓励政策，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和保障。但是就总体现状来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根据农民收入组成特点，分析收入缓慢的原因，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采取措施进行优化。

一、农民收入增长特点

据专业统计，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规模不断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持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不断降低。综合分析市场物价增长情况，可以确定农民生活质量提高速度更为缓慢，甚至部分地区存在降低情况，用于农村扩大再生产的投入比例不断减少，是影响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特点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其收入构成主要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且农民收入增长多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这样及决定了增长渠道的单一性，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同时，农民支出方向多，包括购买下一年农业生产资料、提供子女上学以及日常生活开销等，财富积累难度较大。尤其是近年来各地区CPI、PP持续上涨，农村家庭开支增加，也是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

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原因分析

（一）农业结构不合理

我国农业结构不合理，逐渐不能满足行业发展需求，造成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降低。虽然我国不断针对农业提出相应鼓励政策，但是就整体来看，我国农业结构依然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与国外市场化、最优化、科技化农业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农村依然受种植业制约，在农、林、牧、渔各行业内，农业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并且还未找到一个市场与自身发展相互平衡的点。同时，农村种植业中，结构内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比例不当，粮食占据主要地位，经济作物较少，且外向型农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养殖业整体效益比较低，高效特养品种比例较低，含税品种少。农业结构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农业不能顺应市场需求形成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体系，很多规模效益显著的产业基地还处于建设初级阶段，是限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

（二）制度作用性低

虽然我国针对农业生产制定了多项制度，但是在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优越性不断扩大背景下，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逐渐降低，存在的弊端不断暴露出来。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而农户平均占有制度，使得土地分割过于琐碎，每户经营规模比较狭小，农业生产规模经济性较低。这样因为生产经营规模比较小，使得生产单位成本不断增加，而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价格持续上升，在我国农产品进入到国际市场后，此类小农生产模式经济效益将要面临严峻的挑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影响较大。

（三）农民文化较低

在多种鼓励政策下，我国农民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受各项因素限制，出现农民集体教育水平低的情况，文化素质并不能完全满足市场发展需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现在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改善，有效促进了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农民文化素质水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偏低，在很大程度上行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要远低于第二、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制约农民经济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就现状来看，我国农民依然受传统意识影响，不能有效接受各项新型理念，导致很多新型技术和设备不能有效落实到的实际生产中，再加上自然条件约束，以及集体主义观念较低，不具有商品意识与竞争意识，存在明显的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的存在，不仅不会促使农民经济收入的提升，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的团结。

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解决对策

（一）优化农业结构状态

应结合地方发展要求与所存优势，对农业结构形式进行优化，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形成区域化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专业化生产布局。对于不同地区根据地理特征，对种植的农产品种类进行调整，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引导农民根据市场发展需求进行结构调整，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提高农产品经济效益，需要发展新型产业链，并对其进行深加工处理，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同时提高流通效果，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难卖问题，是目前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的最直接措施。对农业结构形式进行优化，提高农产品商品价值，利用当地发展起来的产业链，充分发挥其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提高其所具有的经济效益。

（二）农民专业素质培训

想要改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需要从根源上改变农民意识，提高其生产力水平，基于市场发展需求，生产出更多适销对路的产品。加大专业培训力度，促使农民小农意识转变，并向其传输更多新型理念和高新科技知识，促使其掌握更多专业知识，可以应对市场变化下对农业生产的各项要求，提高经济收入。

（三）建立新型市场机制

在土地承包责任制激励效果逐渐降低的背景下，需要建立全新的市场发展机制，推动农民顺利进入市场，可以有效应对市场风险以及政策风险。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出发，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一种全新的市场运作机制，为农民开辟一条增长收入的新途径。

四、结束语

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有很多，想要有效改善此类问题，必须要结合实际情况，找准各类问题发生的原因，从多个角度出发，采取措施形成全新的市政机制，为农民开辟更多收入途径，有效应对各类问题，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钱静芳.江西省农民收入增长因素分析及改善对策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10

[2]黄邦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与对策分析[J].农村经济，2010，10：3740

[3]董婉姝.浅谈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分析及对策[J].企业研究，2013，08：148，164

第3篇：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农业效益；产出效率；生产模式；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3.11.008

农业生产水平的高低和农业经济效益的好坏，对国民经济状况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贵州农业发展在全国长期处于相对落后地位，主要与贵州省人多地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和农业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有关。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贵州省“十二五”规划也指出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农业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收入能否增长取决于农业效益是否增加，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基本途径，是增强农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为此，本研究对贵州省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不同地区农、林、牧、渔的发展优先序，找出农业发展的最优组合模式，对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资料投入，增强农业竞争力，促进贵州省农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国外关于经济效益的研究主要体现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部分。理论研究方面：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是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应将传统农业改造成为高生产率的现代农业[1]；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效益观则强调了投入和产出的关系[2]，为研究经济效益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另外，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人”的假说就是“效用人”的假说，实际上就是经济效用最大化分析[3]，也就是规模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在实证研究方面则体现为数量化、模型化，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等众多数学模型的应用，同时也更侧重于对微观市场经济主体和生产投入要素的具体分析和探讨。

国内学者对于农业经济效益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问题[4-6]；（2）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经济效益问题[7-9]；（3）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问题[10-13]；（4）其他如农业科技与信息化与农业经济效益的影响问题[14]；低碳农业发展可望取得良好的长远效益[15]；农业结构优化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16]；发展创意农业，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经济效益[17]；等。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贵州省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业产业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贵州省不同地区的农业产值和投入等生产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区域间的农业经济效益差距，利用比较优势理论探讨贵州农业产业结构的最优模式并提出相关对策。

2 贵州省区域农业产值与产业绩效对比分析

2.1 区域农业产值现状分析

六盘水市、安顺地区、毕节地区和黔西南州的农、林、牧、渔业生产1992—2008年间的投入变化趋势如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六盘水市、安顺地区、黔西南州和毕节地区4个地区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生产投入基本都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但由于区域间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4个地区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之间的投入值存在较大差距，同一地区的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之间的投入结构变化也出现明显的分层，说明不同区域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生产存在着一定的发展次序。例如，4个地区中农业投入值的次序为毕节地区、黔西南州、安顺地区、六盘水市，说明毕节地区着重发展农业；林业投入值的次序则为黔西南州、安顺地区、六盘水市、毕节地区，说明毕节地区的林业发展较为缓慢，而黔西南州的林业优势较为突出。说明在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注重了地域内资源的特点和利用。

六盘水市、安顺地区、毕节地区和黔西南州的农、林、牧、渔业生产1992-2008年间的产出（增加值）变化趋势如图2。

从图2可以得出，除个别年份外，六盘水市、安顺地区（市）、黔西南州和毕节地区4个地区的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基本都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变化趋势。说明随着生产投入的不断增加，各地区的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的产值也呈现出相应的增加趋势，其中，安顺地区（2007年）和黔西南州（2004年）的林业增加值以及毕节地区（2007年）的渔业增加值则呈现下降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4个地区现阶段的农业生产总体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不考虑市场价格和农业灾害等因素，仅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来看，同一地区内的农业产值总体呈规模增长趋势，但大农业内部的二级产业则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需要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实现农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2.2 区域农业产业绩效对比分析

以下为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只考虑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情况（具体指资源在农、林、牧、渔四类产业中配置使用情况），且假设农业生产满足规模报酬不变性条件下，用农、林、牧、渔四类产业投入与其相应的增加值之比来考察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模型计算，得出贵州省六盘水市、安顺地区（市）、毕节地区和黔西南州1992—2008年间的农、林、牧、渔业产出效率值如表1。

根据表1将每个地区17个年份的产出效率值进行平均，得到地区农业投入与产出的效率均值（表2）。

表2表明，毕节地区大农业投入产出效率最高，安顺第二，六盘水第三，黔西南州居末。

3 贵州省区域农业生产模式分析

为使各地区的农业经济效益均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实现农业产业规模经济效益最大化，需要对四个地区17年间的68个决策单元（DMU，每一单元包含若干个子样本）都用农、林、牧、渔业四类的投入与增加值的比重予以表示，通过对决策单元产出标杆值的计算，选取标杆值最高的几个决策单元对贵州省农业生产做典型模式分析（表3）。

由表3的产出标杆值可知，1992年安顺地区是4个地区17个年度中最具代表性的生产模式。其次是2001年、2003年和1996年的毕节地区。根据农、林、牧、渔的投入、产出比重与整体均值作比较，可以得出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模式的特征。

（1）安顺地区（市）农业产业结构具有如下特征：从产业投入来看，农业投入比重非常低，而林业、牧业投入比重非常高；从产出来看，林业增加值比重非常高。1992年及2001年的投入产出的表现是其代表。六盘水市生产方式与安顺地区（市）较为类似。

（2）从2001年、2003年、1996年毕节地区的农业投入产出结构反映了该地区当期农业产业结构的如下特征：农业投入比重高，林业投入比重低，牧业产值比值较高。黔西南州生产方式与其较为类似。

（3）1992年的六盘水市的产业结构具有如下特征：除林业投入比重略高外，农、牧、渔业各产业投入基本处于中等水平。

相对于产出标杆值高的典型生产模式来讲，如果有效决策单元的标杆值较低，则说明其生产方式较为特殊。

如表4所示，毕节地区1994年度的生产模式呈现如下特点：农业投入比重高，渔业几乎无投入，农业增加值相应较高。黔西南州2007年度的生产模式则有下特点：轻农业投入，重林业、牧业、渔业投入，相应地其渔业与牧业增值也较为突出，但该种模式可能与当地的地理特点或当年的市场需求状况（2007年猪肉价格上涨）有一定的关联。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是也应注意这种现象。

4 结论与讨论

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通过对贵州省六盘水市、安顺地区（市）、毕节地区和黔西南州4个地区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投入与增加值及产出效率、相关决策单元的标杆值所引起的典型农业生产模式和特殊农业生产模式的相关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在市场价格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林、牧、渔业的投入和产出效率能够直观地反应出地区的农业经济效益；（2）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下，根据决策单元的标杆值高低可以得到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借鉴意义农业生产模式，并可以通过这些模式来决定生产投入量的多少以达到规模效益最大化；（3）从农业生产绩效状况出发，并结合典型性与特殊性农业生产模式分析，可以得出贵州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方向，即结合当地的地理状况和生产基础等因素，对农、林、牧、渔业各产业的发展潜力排序，通过选择最具潜力的优势产业来决定产业结构的优化组合。

本研究虽然对贵州省农业经济效益进行了区域对比和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分析，但是基本上都基于纯粹的技术有效性。而事实上，市场有效性也影响甚至左右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方向。可以说，技术有效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前提，而市场有效才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保证与导向。比如，2007年度的黔西南州农业生产绩效表现不俗，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当年肉类市场的价格行情。因此，关于贵州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区域农业经济效益的比较研究，还需在考虑技术进步等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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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农村电力市场；电力营销管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1农村电力市场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1.1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与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电力营销管理是一项十分特殊的工作。在农村，垄断体制的影响使得许多电力企业的营销人员不良服务态度一直沿袭至今。一些电力企业员工对顾客的需求和期望往往缺乏近距离的深入了解，对顾客反映较多的问题没有及时进行相应的备案处理，甚至在很多时候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些问题对电力企业的社会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1.2电能质量有待提高。电能是电力企业的最终产品，电力的稳定供应是连接企业与客户的关键要素，电力企业为客户提供可靠的、稳定的电能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农村仍然存在着电能供需不平衡的问题，电能质量不稳定降低了农村电力企业经营质量，也有损于农村电力企业在客户心中的社会形象。长此以往，对电力产业的发展十分不利。由此，农村电力企业有必要采取措施，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电能，既要保障电能连续稳定输送，又要确保输送电压和输送频率在国家标准范围内，以平衡电力供需。1.3电价机制需要完善。市场经济中，价格一直是市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杠杆之一，但至今没有建立科学、合理、系统的农村电力定价机制，导致电价的制订并不以市场为依据。在农村，电价的调节和导向作用也不显著，且未以生产运营成本为参考，而主要以政府部门的工作指令为依据，往往成为影响农村电力企业营销的消极因素之一。1.4电力市场营销分析不到位。目前，农村电力企业的市场营销分析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电力企业的发展。农村电力企业的营销分析工作大多表现在宏观层面，用电价和电量2个主要指标来衡量电力企业市场营销工作的有效性。然而，此类指标对农村电力企业市场营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并不具有现实意义。1.5营销人员业务素质较低。农村电力企业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仍然比较守旧，市场意识不强，服务意识弱，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农村电力市场营销工作的技术水平较低，以人工操作居多。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深入，电力市场营销分析工作必将实现信息化、智能化，人工操作技术手段不仅耗时费力，而且不够科学。农村电力市场营销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低，主要表现在学历低、工作能力有限等方面，直接影响电力营销工作质量。目前，有的电力企业市场营销工作人员来自于其他部门的调配，既缺乏专业知识，又缺乏工作经验，对电力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不利。此外，农村电力企业市场营销工作缺乏深度，响应速度不够快，与现代化电力工业发展不相协调。

2解决对策

2.1注重提升服务质量。注重提升服务质量是解决电力营销管理工作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在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电力营销管理人员应端正服务态度，努力为广大电力客户持续提供热忱、完善的服务，以利于树立电力企业优秀形象。在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电力企业应在便民咨询、故障抢修和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相应的细化工作，从而确保可在任何营销流程和环节中都将服务工作做好。应充分考量自身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促进电力营销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2.2开展专业管理培训。为提高电力市场营销水平，农村电力企业应加强市场营销分析工作，以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农村电力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更新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培养和提高其市场意识。一方面，要求工作人员将客户需求置于工作首位，一切工作从客户的需求开始，到满足客户需求结束；另一方面，加强工作人员对市场营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高服务能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其次，电力企业应加大技术投入力度，促使市场营销和营销分析工作实现信息化。建立系统的市场营销分析网络，提高市场营销和营销分析工作的技术水平。加强对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以提高营销人员的业务素质。2.3拓展营销渠道。倡导农村电力企业广泛应用信息化技术，为拓展营销渠道提供基础保障。农村电力企业可运用科学的营销管理策略，特别是针对那些业务不明确或只能提供电力的企业，拓宽营销渠道更为重要。在促销的策略上，必须要在充分了解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并要有严格的监管制度，同时在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上加以监督。在价格战略上，在现有的用电标准上，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电价标准。2.4注重职业道德规范的培训。现代市场营销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包括：良好的品德、渊博的知识、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公关能力等。农村电力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为企业的营销人员提供培训和锻炼的机会，这其中不仅要有职业技能的培训，更要有职业道德规范的培训。农村电力市场的营销人员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而市场是瞬息万变的，所以具体到每一个营销人员是否具备抓住有效信息的能力，这对于企业应对市场变化来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所以加强营销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培训也非常重要。2.5树立正确的市场营销观念。目前，我国电力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所以实现企业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尤为关键。为此，我国农村电力企业必须提高市场服务能力，以市场为风向标，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而调整市场供给。农村电力企业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兼顾社会效益和自身利益。新形势下，农村电力企业要结合当前电改方向和“互联网+”时代特征，积极开拓市场服务空间，增强企业竞争力，促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3结束语

第5篇：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

紧迫。

我国农业信息分析工作的重要意义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发端于农村，开始于农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实践与探索过程。在每一个阶段，对农业信息分析的需求不断强化，对农业信息分析的认识不断深化。

———市场经济体制越完善，就越需要加强农业信息分析。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过程。市场经济体制越健全，市场化的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四大以来，市场经济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信息对于市场经济的引导作用不断强化，在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逐步凸显。实践表明，无论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还是弥补市场失灵，加强政府宏观调控，都必须占有充分的信息资源，都必须依赖于客观、及时、准确的信息分析研判，否则市场运行就会出现偏差，市场调控就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总言之，农业信息分析工作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育程度和整个产业对外开放深度所内在决定了的。

———政府职能转变越到位，就越需要加强农业信息分析。党的十七大指出，政府要“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这当然要从多方面入手，但要对农业农村经济形势作出科学判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牢牢把握和驾驭农业发展的主动权，不占有相应的信息资源，不站在全局高度、以广阔视野开展农业信息分析显然是难以做到的。从近年农产品市场波动看，能否及时、准确、全面掌握产业发展的基础数据，能否高效捕捉和灵敏跟踪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能否有预见性地对产业发展大趋势做出科学分析判断，已经成为衡量政府部门执政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国际竞争越激烈，就越需要加强农业信息分析。农业信息分析水平是国际农业竞争软实力角逐的一个重要战场。有关资料表明，二战结束后，美国在“粮食作物为了和平”的旗帜下，通过援助、指导等方式介入日本农业，从而培养出了乐于吃美国面包而不愿吃日本大米的一代日本人，逐渐占领了日本农产品市场。当然，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日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那只被捉弄的老鼠。这给我们很多思考，如果当时日本能够从战略高度进行前瞻性信息分析，今天的日美农产品贸易格局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从我国来说，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我们常讲具有大国效应，但现在关键是如果发挥正向、为我所用的大国效应，而不是一旦我国有进口需求，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便闻风而涨，使我国利益受损。我们在世界农产品市场竞争中不去争当“猫”的角色，但也决不能因为对信息分析不透，对走势把握不准，而处于被动境地。

当前我国农业信息分析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毋庸置疑，这些年来我国农业信息分析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批从事农产品品种分析的专家，开始能够走上国内外一些大型会议的讲堂，有一批专业期刊开始诞生，决策层更加关注和倾听农业信息分析专家关于形势的研判和所提的政策建议。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农业信息分析工作确实才刚刚起步，急需一个大的飞跃。总体看，目前存在五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数据支撑乏力。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利益多元化，传统生产经营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对农业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业信息采集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必须努力实现新的提升，否则直接影响农业信息分析工作质量和水平。产业基本数据不准容易引发农产品市场波动，最后为此付出代价的则是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

二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分析选题分散。任何一个产业都有其内在的规律，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一些值得长期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和制约，农业信息分析工作与农业科研的其他许多工作一样，科研跟着项目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啥项目能拿到经费就分析啥。这种频繁变化研究和关注领域的情况难以培养出“大家”。当然，这种环境给农业信息分析工作者带来不少苦衷。但这导致一批重大农业信息分析选题出现真空现象，而另一批选题则在同一层面上徘徊不前。

三是独唱多合唱少———行政、事业、科研及其他社会力量缺乏科学的分工和配置。客观地讲，现在从事信息分析的专业和兼业机构和人员也不少，但是哪些是偏重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哪些是偏重分品种信息跟踪分析的，哪些是专攻长期性、战略性制度安排的，哪些是为政府部门提供适时决策咨询的，定位还不够明确。一方面，政府部门在产业管理决策中缺乏信息分析支持；另一方面，科研部门及社会团体在研究中“自得其乐”，偏离产业管理主旋律。一方面，农业信息分析专业力量和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

四是合作研究变成

了协助研究———缺乏农业产业安全意识。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尤为突出。这几年，我们突然发现，为什么对于中国农业的有些情况，国外比我们自己掌握得还具体，研究得还更清楚！这里当然有发达国家的所谓先进遥感技术、有所谓的数学模型预测，但也有人指出这是前些年我们有些合作研究工作现了一些偏差与失误，应该是双方互惠互利的合作研究却逐步变成了协助研究，但协助研究的总是中国的农业情况！这里面是有目的的，我们不少同志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日后可能涉及农业产业安全！

我国农业信息分析工作的发展方向

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构建新型农业信息分析格局，把握正确的工作方向，使之服从和服务于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大局，始终是

我们不断思考的问题。这里有两句我们常说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句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第二句是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努力探索一条适应我国国情又能满足我国农业发展需要的农业信息分析之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使我国农业信息分析能够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必须在五个创新上下功夫：

一是靠观念创新聚拢人力。在我国农业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在国内外农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农业信息工作者肩上是光荣而沉甸甸的一份责任。认识农业信息分析在新形势下的重要地位，把一大批优秀的科研力量及各方有识之士吸引到这一工作中来，培养一支素质高、视野宽、能力强的骨干队伍，正是我们当前的紧迫任务，正是我们进一步提升工作的基础和重要任务。

二是靠基础创新强化支撑。基础数据、基本情况、基本政策是开展分析工作的前提。这一点大家是感同身受的。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改进调查方法，力争获取更为详实、及时、客观的农业数据。农业科研情报系统要发挥独特优势，在农业信息采集与整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我国农业信息分析的一个重要基础平台和一支重要力量。

三是靠方法创新提升水平。在市场经济理论更加完善、经济分析方法更加多样、分析队伍结构更加科学的条件下，究竟采取怎样的分析方法，当然不能简单而论，但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应该“管用”。要通过不断地探索与创新，找到每个主题所适用的分析方法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总的出发点就是要“开门”搞分析，从办公室、研究室、互联网中走出来，善于、肯于、敢于向基层学习，向工作在一线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学习，要拿出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就能够找到好的分析方法，拿出国家决策层及其他用户信得着、用得上的信息分析成果。

第6篇：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西部地区 农村金融市场 资源配置效率 Malmquist指数

引言

我国西部地区通过农村金融市场对金融资源进行配置，发展农村经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状况及发展水平与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尽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一直在改善，但是仍落后于东、中部地区，效率问题成为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完成既定目标和维持生存发展的关键要素，基于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我国西部地区要着重利用西部地区金融资源，提高技术进步率，最终提高西部地区农村金融资源利用率。

文献回顾

从目前研究进展来看，农村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围绕农村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国内外不同学者进行了多方面探索。Chandana Chakraborty 和Glenville Rawlins（2004）分析了过去十年拉丁美洲和东亚的金融资源配置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提出了最近的金融危机是导致金融资源流动的催化剂。J. Howard M. Jones（2008）以过去和现在的视角对印度农村金融政策和非正规金融进行剖析，发现农村金融的配置不仅需要正规金融信贷的发展，还需要非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大力支持。王永龙（2006）认为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必须遵循三种基本的配置机制，进而指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约束条件，并分析了优化配置的路径应由机构路径向功能路径转变。谷慎（2006）对我国现行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为着手点，找出衡量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并通过数据分析总结出我国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包括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不够完善，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低以及农村金融结构落后、农村金融市场利率结构单一、利率制度僵化缺乏弹性。谢爱辉（2007）认为农村金融现在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期和发展期，中西部地区和西部农村地区金融资源匮乏，亟需转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方式，提高农村金融配置效率。李季刚（2007）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市场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在欠发达农村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处理好农户不同的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间的关系。孙飞霞（2011）对我国对普惠型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指标进行效率性评价，设计了金融市场效率评价体系，指出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农民收入。黎翠梅、曹建珍（2012）构建我国农村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农村金融效率进行了区域差异动态描述，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李红梅（2012）运用DEA方法对我国金融配置效率进行研究，并考虑了区域货币乘数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区域货币乘数是有助于探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

综合以上文献，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导致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有着一定的差异，现有文献虽然运用DEA方法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作了研究，但是具体的分析有所差异，分析论证角度各有不同。本文以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使用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农村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度、分析，通过DEA分析方法和Malmquist指数相结合构建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为优化农村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1.DEA方法。效率是用来综合评价经济主体经济活动运行状态的，对效率的评价与分析，主要目的是根据实际投入产出数据，使用效率测算方法，并借助于有效的计算技术进行评估、决策。度量效率的常用方法有非参数和参数方法。数据包络分析（简记为DEA）是Charnes、Coopor和Rhodes于1978年首先提出的评价生产效率的非参数方法，一直得到广泛的运用，这种方法不需要像其他模型那样事先对参数的有效性进行假定，不需要分析具体的生产前沿面的函数形式。DEA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运用凸分析和线性规划为工具的一种评价方法，这种方法通过比较决策单元之间的相对效率，得出效率评价结果。DEA可以处理多输入-多产出的有效性综合评价问题，而且与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值得量纲选取无关，使用该方法建立模型不用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2.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Malmquist指数模型是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引申，运用面板数据来反映不同时期效率的变动。当有面板数据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类似DEA的线性规划和一个（基于投入或者产出）Malmquist TFP指数来测度生产力的变化，并把生产力的变化分解成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化。DEA-Malmquist指数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率与技术效率。技术效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运用与DEA模型相结合的Malmquist指数对决策单元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更全面地测度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假定生产点（xt，yt），（xt+1，yt+1）分别代表t时期和t+1时期的投入和产出，那么根据Malmquist方法，从t时期到t+1时期的Malmquist指数为：

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指数可分解为：

在规模收益可变的情况下，上述等式可进一步分解为：

Tfpch=effch×techch=pech×sech×techch

在这些变量中，全要素生产率（Tfpch）表示从t时期到t+1时期不同决策单元沿不同的生产前沿所反映出来的生产率的变化。技术进步率（techch）表示生产前沿的移动，反映技术的变动；技术效率（effch）表示相对于不变的规模收益的生产技术，决策单元对投入技术的掌握利用程度的变化；纯技术效率（pech）表示相对于可变规模收益生产技术，决策单元向生产前沿的追赶效应；规模效率（sech）表示决策单元规模的变动是否有效以及效率值的变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Malmquist指数大于1，表示由t时期到t+1时期效率有所增长； 小于1表示效率下降；等于1表示效率水平在这一时期间没有变化。

（二）研究指标及样本数据选取

1.DEA模型指标的选取。首先应确定农村金融资源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本文目标在于研究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为了兼顾数据的科学性、可比性，本文构造了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决策单元。包括我国西部地区的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具体为：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重庆，新疆，广西，内蒙古，。

指标的选取。对于任何地区，在投入指标方面主要以金融机构投入、财政投入、金融机构信贷投入为各个决策单元的投入要素。因此，投入指标选取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数，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和财政支农数。从金融市场需求者的角度考虑，投入金融资源会给农村地区带来收入。产出指标选取为第一产业人均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收入。

2.样本数据的选取。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时间为2007-2012年，选2007年作为起点是因为2006年年末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后，按有关规定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组建使得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开始发生了变化。投入产出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08-2013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8-2013年的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统计年鉴，银监会网站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图集――银行类数据以及人民银行网站的其他金融数据。我国从2010年起短期贷款的分类结构发生改变，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不再单设农业贷款这一指标，农业贷款数据分别从各省经济社会发展报告或者相关文献的数据资料间接测算拟合得出。

实证结果分析

采用DEAP2.1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结果如表2、表3所示。

表2是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及其分解。总体来看，西部地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全要素生产力有所下降，除了2009-2010年，其他各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都低于1，各年均值为0.705，是下降的。从时间序列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不稳定趋势，波动性较大。2007-2008年为0.899；2008-2009年降低为0.809；2009-2010年升至1.397，升到最高；2010-2011年又有所下降，降低到0.834；2011-2012年降低到最低，值为0.205。这说明西部地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全要素生产力下降的幅度忽高忽低，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较低，除了2009-2010年的技术进步率大于1，其他年份都小于1，且均值为0.663，小于1，从表格中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在这几年间整体上呈现交替增长和下降的趋势，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率的变化上。当技术进步率增长时，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增长的；反之，当技术进步率下降时，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另外，从结果中发现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率呈现出反向关系。在这五年期间，当技术进步率大于1时，技术效率小于1；当技术进步率小于1时，技术效率是大于1的，两者呈现交替变化规律。

以上变动原因分析：2007-2009年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加大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组建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使得规模效率提高；加强管理，纯技术效率提高，进而技术效率升高，但是由于扩张迅速，技术进步缓慢，导致技术进步对技术效率改善存在着滞后性，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009-2010年，技术革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技术进步率，进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但是相应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滞后影响了总效率的提高。2010-2012年的管理技术和规模效率都有所提高，对技术进步形成追赶效应，技术进步率又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的阻碍因素。从整体来看，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市场规模、管理、技术的不稳定发展，造成了技术进步率与技术效率的不同步变动，当技术进步时，技术效率的改善并不明显。当技术效率提高时，技术投入力度却不够大。

结合表3分析，除了，西部地区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小于1，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技术进步率小于1。说明除外各省份金融资源配置的技术水平对配置效率的贡献作用是降低的。规模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正面效应，除了宁夏的规模效率小于1，青海和的规模效率为1，其他省份的规模效率是大于1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纯技术效率值都在1附近小幅度波动，整体上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不大。

以上变动原因分析：西部地区不同省份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是非有效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落后阻碍了整体效率的提高，尽管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整体上有一定的提高，但是仍无法抵消技术落后带来的消极作用。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西部地区容易受到地质灾害和特殊公共事件影响，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也不高。另外，不同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省份技术水平落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虽然整体上有积极作用，但作用不明显，配置效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西部12个地区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运算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慢，目前主要靠管理改善和规模扩张来驱动，而不是以技术投入驱动，农村金融机构的技术支持不到位。第二，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规模小，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少，不能有效满足农户和企业的资金需求；农村金融在管理方面有所改进，对金融机构全要素生产率负影响较小，但还有改善发展空间。第三，技术进步率与技术效率呈现出反向关系，此消彼长，可能是由于技术进步对效率改善存在滞后性。当技术进步时，技术效率的改善并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当技术效率提高时，技术投入力度却不够大，无法与技术效率相匹配形成合力效应。第四，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具有脆弱性，波动较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和经济环境。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较容易受到公共安全事件和突发性灾害的影响，经济发展比较封闭，对外开放程度依然偏低。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第一，西部地区金融服务机构应尽快掌握金融服务核心技术，提高农村金融核心竞争力。开发创新农业金融产品，引进金融高科技人才，启用农村金融信息管理系统，制定科学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流程。此外，加强学习东中部的先进技术，不断承接先进的技术转移，努力向新的生产前沿移动，达到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目的。

第二，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应加快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大力组建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扩展经营区域，提高覆盖率，形成规模经济；农村金融机构应提高资源利用率，优化结算系统，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员工素质。

第三，要注重技术、效率和规模的同步提高，共同提升整体效率。既不能一味追求规模经济而忽略技术改善，又不能单纯增加技术投入而不考虑经营管理、规模大小等实际情况。加快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增加金融机构技术投入，提高金融机构的技术进步率。同时，提高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促进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有效流动，合理利用和配置现有资源，提高金融机构的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加强风险管理，强化内控能力，建立征信系统，有效防范农村信贷风险。深化产权体制改革，金融产权明晰是金融效率的保障，规范化管理更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配置效率；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农村金融运作过程具有一定封闭性，因此应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积极探索，提高金融市场开放度；由于农村金融市场易受公共安全事件和突发性灾害的影响，应该在西部地区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机制，应对自然灾害影响，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配置效率；在构建新型的农村金融市场配置体系时，要注重该体系的“合力效应”， 要综合发挥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各方面的力量，大力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新型农村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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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生产率，即投入生产要素增长率不能解释的产出增长率，包括知识增长或技术进步在内的效应。假定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变量是农业研发投入，其他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等为控制变量，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为:其中，R表示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总量;ST为农业规模、农业生产、贸易等结构变化;D为其他哑变量。被解释变量TFP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地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提高了农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存量，促进了农业知识应用和新技术产生，因而，研发投入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有利于技术应用和产品商业化，产品多样化和质量提升有利于实现产品价值，对外贸易结构优化有利于在更大范围里配置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实现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衔接，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率进步。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计算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收集农业资本投入、劳动力和农业种植土地等1991～2011年的数据，构造农业产出函数计算我国农业TFP。这里，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对应计量模型具体如下:对式(2)取对数得到:lnYt=lnA0+αTt+αklnKt+αLBlnLabort+μt，或者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对数生产函数还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中，Y，K，Labor分别表示历年农业产值、农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t为时间。农业资本存量通过核算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并取折旧率6%进行核算历年资本存量，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参见有关文献［。通过回归分析估算产出弹性系数，确定各要素的产出弹性，下面，运用上述公式核算的被解释变量TFPt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借助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耕地面积，利用消费者、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农业产值和投资进行折算实现不同时期的产出、投资的可比性。通过检验函数是否满足规模收益不变性和选择函数的最佳对数式，发现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收益不变，回归得到的生产函数模型方程:根据式(4)、(5)，可计算得到TFP增长率。设1990年的指数为1，可计算历年的TFP指数(如图1)，tfpgrowth、tfpindex分别为TFP增长率和TFP的指数，其中有:tfpindext=tfpindext－1(1+tfpgrowtht)(6)对tfpindex和tfpgrowth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接近于1。因此，在分析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时，只需选取其中一个指标设置回归方程。收集解释变量数据为:历年农业研发投入、农业耕种面积、贸易产品结构等数据。根据式(1)，可引入计量模型分析农业生产率的研发投入影响，对于其他因素则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RRD为农业研发投入与农业产出的比值，lnland为农业耕种面积的对数值，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分别将被解释变量与潜在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分析，发现TFPt分别与RRD，REXt－2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45和0．52，但TFPt与lnland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5，且RRDt－1，lnlandt，REXt－2分别对TFPt存在因果关系，由于RRD、REX与lnland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回归方程不理想，运用Eviews5．0对TFPt和解释变量RRD、REX与lnland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各变量呈一阶协整关系，经过多次回归分别得到如下方程:件不变时，农业研发投入比例越高，对后期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第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产品出口比例越高，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第三，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反而对同期的农业生产率带来负向效应。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对外出口可以拉动农业生产率提高，但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却导致农业生产率降低，其原因在于耕种面积扩大，农产品产量增大，引起市场农产品供给扩大，供求渠道流通不畅，导致农产品滞销和价格大大下降，反而引起农业收益降低，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

三、结论及政策

第8篇：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农业分工；农业产业链；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3003306

大力发展和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专业化分工水平，是中国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作为分工经济的一种现代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链是指一个产业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过程中按内在的技术经济关联要求，将有关的经济活动、经济过程、生产阶段或经济业务按次序联接起来的链式结构。就农业产业链纵向关系而言，主要是指在农业专业化分工过程中，以农产品的生产和服务为中心形成的农业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

国内外已有相关成果对农业产业链的内涵、组织模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很少有人把农业分工和农业产业链纵向关系的治理结合起来研究。本文从农业分工、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农业产业链纵向分工的制度类型、制度属性、制度选择及其动态演化进行了系统分析。

一、农业分工与农业产业链演进的内在逻辑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不仅是提高劳动效率、增进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方式，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1]。马歇尔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两个方面以及产业布局、规模化生产和经营职能三个层次阐释了产业组织创新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内在关系。杨格在《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指出了分工的主要标志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链条长度以及每个链条环节中的产 品种类，并首次论证了市场规模、迂回生产与分工深化之间相互作用、累积演进的机制，这被认为代表了研究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最高成就[2]。舒尔茨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专业化、劳动分工和规模报酬递增，尤其强调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递增报酬的一个重要源泉。贝克尔和墨菲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中提出的模型接受了自阿罗以来的知识积累过程的“溢出效应”，并认为劳动分工并不像斯密论断的主要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是主要受到“协调成本”（相当于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限制。杨小凯认为，分工在促进分工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协调费用，科学有效的分工协调机制对于促进分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国内外近几年农业发展实践来看，分工与专业化具有规模经济性、技术和制度创新、知识的外溢效应，也证明了分工与专业化经济是农业产业组织演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

然而，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分工收益并不是农业产业链延伸及其效率提升的唯一解释变量。农业分工与专业化的不断发展，促使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业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迂回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企业内分工也逐渐向企业外市场分工转变，只要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因为农业分工深化与专业化发展而不断下降，农业产业链组织就会不断生成和演进。但是，专业化分工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促使了企业内生产费用节约或成本下降，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在分工与专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产品生产迂回度不断提高，农产品价值链不断延伸，上下游交易频率或交易次数不断增加，交易费用也会随之增加，从而抵消一部分分工经济带来的边际效益增加额。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开创性地把交易费用纳入经济分析的一般分析框架，他把交易费用诠释为经营者在信息搜寻、交易谈判和契约达成、监督和执行等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威廉姆森构建了一个“交易—协议—组织体制”的理论分析框架，与科斯不同的是，他把交易费用划分为事前和事后两类。事前交易费用是指契约的起草、谈判以及维护等所必需的费用，事后交易费用是指契约安排不当引发的纠纷、事后补救以及建立协议履行或关系维系而建立的保障机构或制度安排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威廉姆森还建立了交易费用起源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三个假设前提[3]。巴泽尔把交易费用区分为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3-4]。

由此可见，在农业产业链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面对专业化分工的两难选择，必需对农业分工过程所发生的交易成本进行研究，选择有效地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扩大市场规模的分工制度安排。分工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在农业产业组织演进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图1）。

图1 分工与农业产业链演进的内在逻辑 二、农业产业链分工制度安排的类型及其制度属性

根据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关系紧密程度，龙头企业和农户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交易关系、交易模式或制度安排，即市场专业化分工、中间型组织和纵向一体化三种形式：（1）市场专业化分工。农业产业链中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交易主要通过供求关系、价格和竞争等纯粹的市场机制来完成，其典型特征是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仅发生简单商品市场交易，不涉及产权市场。（2）纵向一体化。农业产业链上游（下游）生产经营者通过购买下游（上游）生产经营者的部分或全部股权而实现市场交易关系内部化，通过企业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僚体系来组织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纵向一体化的实现形式多样化，有的是以农业企业为主导，农户出资或土地入股而形成的科工贸联合体，还有的是农业企业通过承租农户土地建立农业生产基地，并建立与农户的劳动雇佣关系。（3）中间层组织形式。这是一种兼有市场属性和企业属性而介于市场交易和纵向一体化之间组织形式，农业企业与农户通过签订农产品远期交易合同，达成较为稳定的、重复的、长期的交易合作关系，在这过程中，有些农业企业还或多或少地介入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过程，如提供良种供应、技术指导和管理咨询等服务。以上三种农业产业链分工的制度安排具有不同的制度属性（表1）[5]。

三、农业产业链分工制度安排选择的决策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业链纵向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其本质就是经济组织本身的选择，按照交易成本理论的解释，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选择的结果，而在基于“成本—受益”权衡过程中，交易成本成为影响经济组织选择最为关键的解释变量。杨小凯、张永生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一书深入阐释了分工深化与交易效率改善的内在逻辑，以及交易成本与分工经济对市场经济组织选择的决定性观点。威廉姆森进一步把交易与经济组织联系起来，认为经济组织形态乃至于分工制度安排是交易成本和交易特性决定的[5-6]。

就农业产业链组织而言，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如果农业企业通过纵向并购把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部分或全部纳入企业内部，即专业化分工在企业内部进行，这一方面会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但同时伴随着较为高昂的企业内部组织管理费用；反之，如果农业企业通过商品市场购买农户生产的农产品，这将增加市场交易费用，但企业内组织管理费用随之下降。由此可见，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内组织管理费用将是农业企业或农户选择分工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现对农业企业与农户选择分工制度安排的决策过程进行经济学分析，假设如下：（1）Bf和Bm分别表示为企业内分工和市场分工产生的收益，Cf和Cm分别表示为企业内分工与市场分工所发生的交易费用和成本；（2）交易成本只与分工制度安排有关而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3）不考虑农产品市场结构；（4）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仅包括农业企业和农户两个经济主体。现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况：如果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市场分工与农业企业内部分工的收益相等，且分工收益大于分工成本（农业分工才有可能），即Bf=Bm，Bf>Cf，Bm>Cm。由此可推断，在农业企业内部分工条件下，则企业的总成本就为企业内部交易价格（用IC表示）与组织管理费用（用IZ表示）之和，即Cf=IC+IZ；在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市场交易条件下，则企业的总成本Cm就为企业外部采购价格（用OP表示）与市场交易费用（用TC表示）之和，即Cm=OP+TC。这里的企业内部交易价格，是指农业企业内部工序间半成品的交易协商价格；企业外部采购价格，是指农业企业通过向农户购买农产品实际发生的价格。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又假设企业内分工与市场分工的效率相同，即农产品的企业内部交易价格与外部采购价格相等，也即OP=IC。因此，农业企业到底选择通过纵向并购把交易过程内部化，还是通过市场分工外包初级农产品，完全取决于企业内组织管理费用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当市场交易费用高于企业内部组织管理费用时，农业企业往往通过纵向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把农户生产过程企业内部化以节约市场交易成本；当市场交易费用低于企业内部组织管理费用时，农业企业则选择与农户的市场化分工制度安排，以降低高昂的组织管理费用。

第二种情况：我们把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进行动态考察，边际成本随产量递增、边际收益随产量递减，即：

dCfdQ>0，d2CfdQ2>0，dBfdQ>0，d2BfdQ20，d2CmdQ2>0，dBmdQ>0，d2BmdQ2

我们用纵轴表示交易成本或收益，横轴表示生产规模，按照成本和收益的变动规律画出交易成本曲线和收益曲线，以更为直观地刻画不同分工制度安排条件下成本收益变动结构以及分工制度安排的适用边界（图2、图3、图4）。

图2 纵向一体化形成的企业内分工

从图2可以看出，产出规模为Q，当Q2>Q>Q1 ， Bf>Cf，且Cm>Bm时，农业企业与农户最优化选择是企业内部分工，农业企业通过纵向并购把农户生产过程纳入企业内部比较划算。

图3 市场分工

从图3可以看出，产出规模为Q ，当Q2>Q>Q1 ，Cf>Bf，且Cm

从图4可以看出，产出规模为Q，当Q2>Q>Q1，Cm>Cf，Bm>Bf时，无论市场分工还是企业内分工，都难以获取分工经济的全部好处，农业企业与农户可以通过签订农产品远期交易契约，采取节约市场分工与企业内分工之间的中间性组织比较划算，以获取市场分工和企业内分工各自的比较优势。

基于以上分析，农业企业或农户的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应权衡交易成本与收益，没有一种最优的分工制度安排。

图4 中间性组织

四、农业产业链分工制度安排的动态演进

以上分析，我们是在假定交易成本与收益不变的条件下探讨农业企业与农户分工制度安排的最优化决策问题。然而，随着交易技术和外界经济环境的动态变化，交易成本与收益都无时无刻在发生变化，基于收益最大化的考量，农业企业或农户必须对分工制度安排作出适应性调整，即以上三种分工制度安排具有随着外界环境变化而不断动态演化甚至相互转化的过程。

在威廉姆森“企业—中间性—市场”三分法分析框架下，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与不确定性三大交易特性是决定交易成本变动的重要变量，它们对经济组织选择分工制度安排具有决定性意义。具体而言，当资产专用性较高、交易不确定性较大、交易频率较高时，农业企业或农户在交易中往往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的威胁，农业企业往往通过纵向并购把农户的生产活动纳入企业内部进行；反之，当资产专用性较低、交易不确定性较小、交易频率较低时，农业企业往往选择通过外包方式购进农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分工、纵向一体化和中间性组织三种分工制度安排也具有共生性，其优势随着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与不确定性三大交易特性的变化而变化[7]（图5）。

图5 农业产业链分工制度安排演变模型 （一）低资产专用性条件下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市场规制

威廉姆森认为，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其本身价值的条件下，该资产可用于其他用途或由其他使用者利用的程度，也就是说，交易者一旦为某一特定用途而作出永久性投资，该投资一旦形成再另作他用，将导致大幅度贬值或折价。

当前中国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专业化分工特征并不明显，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大都表现为分散性、兼业化、小规模特征，也很少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长期性、大规模的专用性投资，如建造大棚、养殖场等设施，而是选择在土地的原始状态下从事农产品的简单再生产；同时，生产组织形式的家庭化特征十分明显，农户大多使用简单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生产技术、劳动工具和人力资本等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低下，在这种情形下，农户大多愿意选择与农业企业建立市场规制结构。这种规制结构与中国农村传统的农贸市场较为相似，唯有不同的是，农贸市场是农户与消费者的偶然随机交易，而市场规制结构是满足农户与农业企业中间品或半成品的交易。在这种规制结构下，农户与农业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十分松散，短期化倾向十分明显，没有在交易前通过契约的形式明确双方交易的时间、数量、质量和价格等交易条款，仅在农产品收获季节按照“随行就市”的价格交易，再加上大多农户的兼业性，即使农业企业因为某些原因或借口而拒收农产品，农户也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失。由此可见，从农户的角度看，这种交易规制适应了农户的兼业化、小规模的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如果农业企业本身的经营规模不大、所需农产品的专有性不强、专用性投资规模较低的情况下，农业企业往往也会接受这种市场规制结构。然而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长期来看，这种规制结构无法改变中国农业效率低下的困境，也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经营效益，因此，这种规制结构仅仅适用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二）中等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条件下的中间型规制（契约型）

随着农业产业化与农业分工的不断发展，农户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专业化水平逐渐提高。为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农户开始进行大型农场、果园、蔬菜大棚等固定资产投入，而这些投资规模大、回收慢、资产专用性程度高，农户在市场交易中比以往兼业化、小规模生产面临更多的被“锁定”和“敲竹杠”的市场风险，迫切需要通过一种较为稳定、长期的规制结构来降低各种交易风险。同时，农业企业为最大限度获取垄断地位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也不断追加专用性投资，农业企业也仍然面临着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的冲击。为此，农户与农业企业为克服原有市场规制带来的交易的不确定风险，通过协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兼有市场交易和计划的双重特性，具有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双重优势。在这种规制结构下，通过书面合同这种正式制度安排以及信任、声誉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互补充，农户与农业企业形成了长期、稳定、紧密的交易关系，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

然而，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这种契约规制结构也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问题，因此，第三方治理机制往往是契约规制结构的重要内容，即当农户与农业企业发生违约时，可通过第三方的介入帮助解决争端。

尽管农户和农业企业达成的长期契约关系能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这种长期契约关系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问题，因此，这种规制结构包括了第三方治理机制，当农户和农业企业无法通过双方谈判沟通解决交易中的矛盾时，可以通过诉诸法律、借助于仲裁或其他中介组织等第三方的介入而解决争端。由于中国农业产业化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诉讼成本高昂，且中国的仲裁制度不够完善、冲裁组织较为薄弱，以及交易者本身对仲裁解决方式的意识较为薄弱，第三方规制在中国难以发挥应有的协调作用，而更多的是通过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创新来促进农户与农业企业交易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如“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大户+农户”等，这些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

（三）高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条件下农户与农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

在农业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农业企业和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很大，资产专用性程度很高，无论是农户还是农业企业都面临着很高的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风险，农业企业往往会选择采用纵向并购实现对农户生产活动的高度控制，这样农户与农业企业的商品契约关系变成了要素契约关系，农户作为农业企业的内部员工而存在，农户的田间作业也成为了农业企业的生产加工的一个环节。这种高度控制的契约组织形式有效克服了松散型契约关系存在的高昂市场交易成本缺陷，这种大一统的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适应于农产品质量监督成本、产品标准化和技术含量、计量成本十分高昂、公司面临来至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威胁较大的环境下。

由此可见，分工深化与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分工与专业化本身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会增加分工收益，获得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优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较高的市场交易费用。深入分析各种农业产业链纵向分工制度安排的适用边界并权变选择适宜的分工制度安排，对于提高农业产业链中农业企业与农户的交易效率，促进农业分工与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J].贾根良，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2）：52-57.

[3]WILLIAMS S，KAREN R.Agribusiness and the smallscale farmer： A dynamic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M].Boulder， Co：Westview Press，1985.

[4]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罗必良.经济组织的制度逻辑[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第9篇：高效农业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农产品；CMS模型；竞争力效应

一、引言

随着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的增加，新疆南疆地区的农产品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中亚农产品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市场份额不断上升，为新疆的出口创汇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运用国际通行的显性优势法（RCA）和等市场份额模型（CMS），对南疆地区出口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长期趋势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研究。研究结果揭示了南疆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的趋势。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CMS模型，对于南疆的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以寻找出口增长的内在源泉，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数据主要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新疆兵团统计年鉴，提供了1962年以来的新疆贸易统计数据。

二、南疆地区农产品进出口概况

（一）南疆农产品出口规模分析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新疆南疆地区农产品贸易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推动新疆农产品贸易的一个助推器。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到，南疆农产品出口规模呈现出以下特点：

1）2005年至2009年，南疆农产品出口总额总体呈上升趋势，增幅较为明显。

2）农产品出口总额中南疆出口总额占全疆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较小，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农产品出口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

3）南疆农产品出口总额占新疆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极小，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二）新疆农产品出口结构分析

1、产品结构

从南疆农产品出口品种上看，我区出口的主要农产品有棉花、棉短绒、蔬菜、瓜果、粮食、甜菜、砂糖、辣椒干、脱水蔬菜、各类干果、番茄酱、果酱、果汁、蜂蜜、牛羊肉、禽肉、禽蛋、奶制品、肠衣、甘草、啤酒花等。其中番茄酱、粮食、棉花、水果、蔬菜占南疆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地位。其中鞋类占南疆农产品出口产品主要部分即72.61%，其次为番茄酱占22.97%，棉机织物占2.19%，肠衣占1.20%，面纱占0.67%，棉花占0.21%，电视机占0.07%，药材占0.04%，地毯占0.035。

2、主体结构

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南疆农产品出口主体结构形成了国有，集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成份并存的农产品出口外贸企业队伍。其中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占南疆农产品出口主体结构的56%，其次就是私人企业占南疆农产品出口主体结构的32%，集体企业占5%三资企业占4%，其他企业占3%。

近几年来南疆私营外贸企业成长较快，成为外贸进出动中最活跃、最具成长性的因素。2009年南疆国有企业农产品出口总额达4.59亿美元；私人企业出口2.59亿美元；集体企业出口4159.4万美元，超出中外合资企业排名第三。

3、市场结构

随着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目前南疆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中亚五国成为南疆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目标市场。同时，南疆对亚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开发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南疆农产品出口主要贸易方式分析

从南疆近几年的外贸发展状况来看，南疆对外贸易方式日趋多样化。针对农产品出口而言，则主要以一般贸易、边境小额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其中2009年一般贸易额为35207.95万美元占南疆农产品出口比重的31.2%，边境贸易额为21327.89万美元占南疆农产品出口比重的18.9%。总的来看，2009年南疆通过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两种贸易方式出口的农产品占据了南疆疆2009年全年农产品贸易总额的43.43%，成为南疆农产品出口中最主要的两种贸易方式。

三、南疆产品出口的变动因素分析

（一）模型介绍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模型）最早于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即CMS的经典模型。后经利墨盒斯特恩，捷普马以及米兰拉多次修改完善，成为研究对外贸易增长源泉和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趋势的重要模型之一。该模型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主要研究有：Kevin Z Chen 和Yu feng Duan（2000）对1980-1997年加拿大农产品在亚洲市场上竞争力的研究；Zelal Kotan（2001）对土耳其在欧盟市场上农产品出口份额的研究等。

CMS模型假定，如果一个地区的某种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不变，它的市场份额也应当不变。因此，一个地区出口商品的实际变化和竞争对手出口额变化之间的差，一定是由于出口结构或竞争力的变化所引起的。

基于上述假定和统计学原理，CMS模型将研究南疆的农出口值及品种结构和市场结构（样本）与同期新疆农产品出口值及相关结构（总体）进行对比，把出口农产品的增长分两级进行分解：基于该模型具有出口增长效应分解的优良特点，本文采用CMS的经典模型对南疆出口农产品贸易进行实证分析

（二）模型架构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是用来反映影响一国或一地区出口增长各个因素作用方向和程度的模型。CMS模型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如果一个地区竞争力保持不变，那么随着时间的变化，该地区在市场中的份额应当保持不变。根据这一原理，构建CMS第一级分解公式是：

本文假定南疆向M个地区出口N种产品，以南疆农产品出口市场为参照标准，将该模型作如下定义。

（2）式中q是南疆的农产品出总值，s是南疆农产品的出口总额占新疆农产品出口市场上的市场份额，sj是南疆在新疆农产品向j地区出口中的市场份额，si是南疆在新疆i商品出口中的市场份额，sij是南疆在新疆农产品向j地区出口i商品中的市场份额。Qj是新疆商品向j地区的出口总值，Qi是新疆i农产品的出口总值。Qij是新疆i农产品向j地区的出口总值，...是期末与期初相比的变化值，商标0表示起初年份，商标1表示期末年份，下表i和j分别表示出口的商品和地区，i=1，2，...，n，j=1，2，...，m。

（三）结果与分析

从理论上来说，CMS模型能够评价1995-2009年以来南疆农产品竞争力变化的整体表现。但南疆外贸体制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对南疆对外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也不可避免的波及到农产品贸易。为了使本文的研究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本文把1995-2009年的农产品出口数据分成几个阶段用CMS模型分别进行研究测算。首先，把按照外贸体制改革的年份，分为改革前（1980-1987年）和改革后（1990-2000年）两大阶段；然后又分为（2000-2003年），（2003-2006年），（2006-2009年）等。

1980-1987年，在南疆农产品出口值的增长中，竞争效果占56.4%，结构效果占48.3%。这表明，农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与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善在南疆农产品出口中占重要地位。而1990-2000年，结构效果上升到89.39%，竞争残差降低到16.44%。这说明，南疆农产品的竞争力处于下降趋势。在1990-2000年的11年期间，由于外贸体制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之后的恢复性反弹等因素，不同阶段的国际竞争力起伏较大：2000-2003年竞争力不断下降（竞争效果为3.46%），2003-2006年竞争力衰退到谷底（竞争效果为-63.93%），2006-2009年竞争力急剧回升（竞争效果为44.63%）。

1、1995-2009年的数据由新疆统计年鉴获得：

2、其它数据均为作者使用CMS模型计算而得。

为分析农产品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应该分析表中的纯残差和动态结构的变化情况。正值的纯残差表示，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对南疆农产品的出口增长有积极的贡献。然而，纯残差从1980-1987年的68.9%下降到1990-2000年的29.25%。负值的静态结构残差表示，南疆农产品出口结构的变化不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从而对整体竞争力起负面影响。1980-1987年的静态结构残差为-12.5%，而1990-2000年为-12.81%，这说明，南疆出口农产品的结构升级不快，初级农产品的出口仍占较大比重。也就是说，南疆出口农产品的结构优化赶不上世界平均水平。这对南疆扩大农产品出口，增强农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

除静态结构残差外，另一个制约南疆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因素是动态结构残差。从表3中可以看出，除2003-2006年外，各个年份的动态结构残差均为负值。这表明，南疆农产品在新疆进口需求增长较慢的产品市场上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在新疆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市场上，南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缓慢。从整体而言，2000-2003年与1980-1987年相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从最近两年来看呈现好转的势头。如新疆中间加工产品的出口增长从1995-1997年的1.2%增加到1995-2009年的5.9%，而同期南疆农产品在该类农产品市场上的份额从28%下降为22%。1980-1987年间，在农产品出口额总的增长中，增长效果占29.9%，市场效果占14%，商品效果占5.9%，结构交互效果占一1.4%。而1990-2000年间，农产品出口额增长的份额是：增长效果60.57%，市场效果占34.85%，商品效果占9.26%，结构交互效果占一15.29%。两个阶段的主要区别在于增长效果和市场效果。1990-2000年与1980-1987年相比，增长效果急剧攀升，这表明，在2000-2003年的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中，由于新疆农产品整体增长因素而带来的增长份额比1980-1987年增加了一倍。即1990-2000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更多是国际市场整体增长效应带来的，而非自身竞争力提高的结果。由于南疆农产品主要集中在亚州市场，而这些市场的增长率明显高于新疆平均水平。1990-2000年，市场效果的增长份额占34.85%，比1980-1987年提高了20%。这说明，南疆农产品出口市场过分依赖亚洲地区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也说明，1990-2000年，南疆农产品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增长效果和市场效果的增长而弥补和掩盖了整体竞争力的下降。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CMS模型研究的主要结论是：

（1）除个别年份外，南疆农产品整体的竞争力呈下降趋势。而农产品出口额绝对量的增长掩盖了竞争力下降的实质。

（2）1990年以来，南疆农产品出口额增长中，由增长效果、市场效果和商品效果等结构效果带来的增长超过了由竞争力所带来的增长。

（3）影响南疆农产品出口整体竞争力的因素：一是产品结构优化速度缓慢，初级农产品比例过大，加工农产品比例过小，与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不相适应。二是出口市场过度集中于亚洲市场，市场结构优化和新兴市场开拓的潜力大。三是不同类型的农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分布不合理，不能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