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九篇)

第1篇：当代文学作品范文

关键词：围棋；棋艺小说；围棋文化

围棋，也称“弈”，既有博弈之意，也与“易”同源。在小小的黑白世界中，充斥着厮杀、争抢、搏斗等无形的战争，而在这一招一式的来往当中，则是对弈棋者棋艺乃至棋品的考验。棋盘虽小，但是弈棋过程却惊心动魄，再加上围棋本身所富有的深厚文化内涵，表现围棋或是表现它的“近邻”象棋的文学作品随时代的发展也逐渐增多，这些作品都可以称为“棋艺”小说。通过对棋艺小说的梳理与发掘，不仅能发现棋艺小说的写作规律，也对今后棋艺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扩展了空间，是一举双得的事情。

一、当代棋艺小说概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坛异常繁荣昌盛，表现棋艺的小说在各种思潮的引领下也慢慢出现，先后有阿城的《棋王》、钟道新的《国手》、旅法作家山飒的《围棋少女》、储福金的《黑白》、储福金的“棋语”系列小说以及胡廷楣的《名局》等棋艺小说出现。1984年，《棋王》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上，作为“寻根派”的代表作家，阿城在文本中塑造的王一生，爱吃爱象棋，阿城用一系列的动词鲜活地表现了王一生的性格特点。在文章中，由象棋所赋予的文化内涵也与围棋相似，文章通过一个拾破烂的老头之口，由象棋说开去，讲述了道教文化的玄妙以及阴阳调和之术。从另一个方面，也显示了作者对传统的回归以及对道教文化的肯定。阿城虽“不懂下围棋……绝的就是以写人生取胜[1]”。文章对棋艺小说的突出贡献在于将棋对主人公的影响上升到了一个哲理高度，突出了道家思想的“清静无为”，并且将主人公的精神依附归向传统。“棋”在这里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工具的作用，更是切入到了作品的核心。

《围棋少女》是一位在北京出生而在法国学习成长的旅法作家山飒所写，在文本中，围棋作为一个中国元素渗透到了小说之中，且充当了文本的中心线索作用，衬托塑造了女主人公果断与勇敢的性格。虽然故事是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但“才子”是日本军人，而“佳人”则是涉世未深的中国姑娘，于是故事则深化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博弈，故事的内涵由此加深，而开拓的意义在于对中日两国不同文化传统及内涵的侧面展现。

储福金的《黑白》以及“棋语”系列小说创作于2006年左右，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长篇小说《黑白》被认为是“中国首部表现棋文化的长篇杰作”的作品。作者讲述了陶羊子传奇跌宕的一生。如书名所喻，黑白不仅是主人公自身正与邪的较量，也是主人公在整个人生历程当中所不断遭遇的善与恶以及两者互相转化的过程。同时，储福金也创作了了“棋语”系列小说，每篇故事对应不同的棋语如“立”、“冲”、“引证”“点”“借用”等，由这一个个故事的讲述来引发读者对于人生的思考。这些“棋语”小说大多展现了在那段特殊时期知青们的遭遇以及后来的生活轨迹，渗透着作者对于人生况味的思考。这些“棋语”或对应人物性格，或预示故事结局，或揭示人物命运，文本的丰富性不容小觑。

2009年资深媒体人胡廷楣推出了一部以围棋界知名棋手为原型的展现棋人成长与参赛经历的棋艺小说《名局》，胡廷楣采访过世界最高等级的围棋棋赛达十年之久，曾是海内最好的围棋记者之一。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的小说在情节上具有曲折性、丰富性、传奇性，然而文学性还是有所欠缺。文本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对职业围棋手生活的全方位展现以及精确的心境描写，对比以往的棋艺小说，这不得不说是一次尝试与突破。

除此之外，海外比较有名表现围棋的文学作品有川端康成的《名人》、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纳博科夫的《防守》等作品，其中以川端康成的《名人》影响比较大，《名人》表现了日本围棋名手本因坊秀哉对围棋的坚守与执着，茨威格《象棋的故事》则刻画了一名因受到西斯残害而对象棋有些类似偏执的精神分裂的人物，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做了细腻的描绘。纳博科夫的《防守》则讲述了象棋天才卢仁沉醉在象棋的世界中不能自拔，最终精神崩溃的故事。人物的性格与《象棋的故事》中的象棋博士有些相似，他们都是执着于对棋的坚守与热爱，最终舍弃了对正常生活的追求。这对中国棋艺小说情节的设置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当代棋艺小说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古代有许多大家都写过关于围棋的诗篇，如杜甫就有诗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现代诗人闻一多有一首爱情诗歌《国手》想将“灵与肉”都输给心仪的人，表现了对感情的真挚与执着。但是正如胡廷楣所言看这些围棋诗似乎有些“淡而无味”，也许就如严文井所说，即不一定要给“围棋文学”一个框架，只要涉及到围棋的作品都是好的，但如果涉及到拼搏者，奋斗者以及人生等概念与命题，则文本的内涵会丰富许多，涉及到这方面的文章以储福金的《黑白》为最全面。

首先，储福金的《黑白》中有对文化内涵的阐释与表现。《黑白》在题目上就有一种对比，主人公陶羊子认为妈妈的灵魂陷在黑色的泥沼中而对黑色有一种恐惧和排斥，因此他喜执白棋，后因不会执黑而被迫转变，再从执黑的凶狠到执黑执白的相融相通，这是对题目的一种呼应。与陶羊子相对立，储福金塑造了方天勤这个人物形象，与陶羊子的善良真诚相对，方天勤则显得凶狠，心胸狭隘，最终他沉迷官场以及名利，陷入“原欲”当中无法自拔，两个人物也是一黑一白。就如陈思和所评价的“羊子是棋人，袁青是棋神……方天勤是您描写的棋魔。一神一人一魔，您写活了三种不同境界[2]”。

其次，在储福金的《黑白》中，棋在陶羊子的身上不仅只是闲情逸致的工具，而是变成左右他命运的控手。他的人生命运的转机都是由围棋所引发，且由他对待围棋的态度可以洞察到他对待整个人生轨迹的态度。国难当头，陶羊子经历了妻、子、友人亡故的灾难，他最终卖掉了自己最为心爱的棋子，将所得来的钱捐给了军官，最后因走投无路而困守在大山之中，在大山之中他被当地的阿姗所解救，此时陶羊子终于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如观一盘棋么？棋里本来有搏杀，有夺取，有杀伐，有劫争，观棋观心，心在意如何不在？人就在棋里，紧张，烦恼，盘算，焦心，种种痛苦，避无所避。将棋与人生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3]。棋最终融化在了人生当中，这也是棋艺小说应该所具备的特质之一。

川端康成的《名人》对于人生命运的描写则展现为一种“忧伤”的美丽。名人最终没有赢得比赛，而且在他去世后也没有什么人为他送行，这种感伤的场面，折射出了名人人生经历中的悲哀孤寂，体现出了日本传统美学中把悲与美联系在一起的‘物哀精神[4]’”我们感受到了围棋所赋予名人精神的一种美的展现。

在棋艺小说中，除了展现围棋本身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作者们还通常将围棋的比较置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之下进行描写，这种比较的视野与眼光就扩充了棋艺小说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三、当代棋艺小说的展望与反思

棋艺小说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追捧，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既能欣赏到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又能了解到中国传统的棋艺文化，特别是对于不懂围棋却想有心去了解与接触的人来说，棋艺小说更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的窗口，让他们既了解到围棋手的生活经历，又能接触到他们的精神世界。随着一股“回归传统”的热潮的掀起，以展现传统棋艺文化内涵为主的棋艺小说一定会受到欢迎。

但是综观来看，棋艺小说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还不是特别深厚，围棋与文学艺术的结合也不够紧密，如何更有效的创造出艺术价值高、文化内涵深厚的棋艺小说是解决棋艺小说发展瓶颈的关键问题。

首先，棋艺小说要接触到人生，接触到人生的命运，也就是要以“表现人”为中心。反响较大的几部棋艺小说都以表现人，尊重人为前提和基础。比如迎合时代风潮的《棋王》就将那代的知青在特殊时期的艰难岁月展现了出来，把他们的隐痛“饿”赋予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展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次是要开拓精神境界，这也是大部分棋艺小说所缺乏的，或是当今棋艺小说所要努力的方向。仅仅将棋与人结合还不够，只是在文本中开启了第一个层次，还要继续去拓展、深化更高的层次，让读者感到一种更具有冲击性的力量;最后是可以涉及围棋文化的国际比较。围棋是一种竞技类的项目，棋类小说在描写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涉及到竞争。通过对不同人物、不同阶层、不同国籍的竞赛的描写不仅可以增加小说的趣味性，也可以对写出各个人物、各个阶层、各个国家下棋的特色与特点。这也是棋艺小说吸引读者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笔者希望棋艺小说可以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产生更为深广的影响力。

注释：

[1]胡廷楣.围棋•文学•人生――访严文井.黑白之道――围棋名家访谈录,2006:138.

[2]陈思和.人生境界之上，还有精神境界――写给储福金先生并谈的小说结构.西部华语文学,2007(3).

[3]储福金.黑白,2007:323.

[4]曲楠 何云波.《名人》与日本围棋文化,2007:283.

[5]何云波.围棋与中国文化.2001:32.

参考文献：

[1]胡廷楣.黑白之道――围棋名家访谈录.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2]储福金.黑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3]何云波.围棋与中国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第2篇：当代文学作品范文

一、关于娱乐和娱乐化

“娱乐”是一个同义复制的词语。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娱”字的解释是：“娱，乐也，从女吴声。”娱乐是人的天性，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与精神需求。人们需要娱乐，已形成对工作劳动的调剂与补偿，并在两者的良好协调中完成生存的整体需求，娱乐也因此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剂。报刊、广播等大众传媒出现之后，娱乐的外延和内涵都得以扩张，但首先满足的是受众的信息需求，在组织大众娱乐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分散的，社会化程度比较低。影视成为当今世界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后，在满足人们对信息的更为快捷、生动、准确、全面需求的同时，也为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载体。影视作为一种现代大众传媒，本身具有鲜明的通俗性、消费性等大众文化传播特征，观众期望通过收看自己喜欢的影视剧获取信息、放松身心，可以说是观众对影视有明显的消费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娱乐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甚至将娱乐看成庸俗浅薄、丧志的代名词。其实，娱乐也是有内涵、意义、品味之分的。李泽厚先生曾经分析了美感产生的阶段与层次：首先是悦耳悦目、身心愉悦；其次是悦心悦意，它包含无意识的本能满足；最高层次是悦志悦神，它是道德基础上达到某种超道德的人生感悟境界，是整个生命与存在的全部投入。观众在看影视娱乐剧的过程中，娱乐实际上来自于身心两个方面的同时满足，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会造成某种遗憾，都会影响娱乐效果的充分获得。

“娱乐化”与“娱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化”——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娱乐化正在成为当今一种引人注目的影视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核心就是以娱乐的精神、娱乐的视角、娱乐的方式来策划与制作影视剧，实现人们的视觉愉悦与情感诉求。

需要指出的是，影视剧形态娱乐化，虽然存在某种合理性甚至必然性，但凡事过犹不及。现在有些影视剧已经模糊了趣味性与娱乐化的界限，其权威性与严肃性被解构，过度的娱乐化使得影视剧迷失了应有的本性，在娱乐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从而使影视剧发生了一系列偏差，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更是如此。

二、文学作品影视改编过程中出现娱乐化现象的具体表现

（一）一味迎合，格调低下

市场经济下，“顾客就是上帝”，影视的最终顾客是观众，没有观众就没有收视率、入座率，因而，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过程中也不例外。一味挖掘文学作品中的搞笑成分，一时间“枕头”“拳头”充斥着荧屏，或者以扭曲的心理变态行为，满足观众的猎奇欲、窥私欲，以寻求短暂的刺激，因而肆无忌惮的大量文学作品进行影视改编，任意解构，宣扬“追求感官享受，跟着感觉走”的人生哲学。

（二）急功近利，随意篡改

第3篇：当代文学作品范文

关键词：巫;身份转变;文化自觉

巫文化是人类古老神秘的文化现象之一，因“巫觋”为核心展开宗教活动而得名。巫是人与神对话的媒介，负责人与神之间的沟通，以歌舞为手段来祈求神灵降临到人间。中国巫文化源远流长，“不但以其原生或次生形态大量存在于许多少数民族中，而且以其各种升华、变态形式保留在汉文化中，广泛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及文化活动”对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产生广泛影响。中国在五千年的文明中，有着数不清的革命运动，而这些运动很多是借助巫来展开的。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乃行卜。卜者知其旨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行卜是巫术的一种形式。农民起义的领导者首先找巫师进行占卜，采取手段使百姓认为起义是上天的安排，从而获得他们的拥护。人们可以利用巫文化为革命做理论准备，以巫或神的名义发动群众，达到自己的目的。既然巫文化在革命战争中有如此的作用，是不是巫文化从古至今一直都是革命利用支持的对象呢?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风雨飘摇，战火连绵，有志之士纷纷揭竿而起，参加革命，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中。巫在这时的革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些革命也是依靠巫术发动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建国初期，巫文化一度被视为封建迷信的糟粕，受到简单粗暴的对待。”这个时期的巫师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革命者鼓吹“尊重科学、破除迷信”的口号，他们捣毁巫师的“巢穴”，烧掉他们进行巫术活动的器具，把巫师抓起来进行思想教育，让他们在劳动中进行改造。在古代的革命运动中，巫以神的身份出现从而获得群众的拥护。但是20世纪革命者不再依靠迷信的神来发动群众，他们树立新的神———“民主与科学”，使科学获得人民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革命者必须把旧神———巫狠狠的踩在脚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描写革命的作品中，巫成了丑陋、落后、愚昧的对象，是革命者领导人民群众打倒的对象。

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讲了中国农村在巫文化影响下农民的奇怪的举动。作品中主人公菊英妈对冥婚制度深信不疑，当菊英“长到”十八岁时，她决定要给她“成婚”。于是就有了作品中的闹剧。菊英的棺材被送到男方家里，当然她要嫁的男子也是已经死去的人。跟着棺材被送过去的还有菊英妈倾尽家产为菊英置办嫁妆。冥婚制在当时农村非常得普遍，农民认为在这个世界已经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却还活着，作为家长或监护人，亲人在这个世界没有过上好日子，理应让他(她)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好活。显然这种思想是愚昧的，他们信仰鬼神之说，对来世抱有幻想，把来世的美好作为今生生活的寄托。这是巫文化在中国农村的表现形式之一。作者带着浓浓的批判色彩来描写菊英出嫁时阴暗可怖又极具铺排搞笑的画面，让人在阅读时产生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山东作家冯德英的《迎春花》是一部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经典作品。作品以生动形象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反革命女巫形象———冯寡妇。她与人通奸，在地主的挑唆下以替丈夫治病唱神的名义把丈夫蒋会运活活折磨死;四十多岁的人了依旧“穿红挂绿、搽脂抹粉”;不让儿子参军，拖儿子后腿;给老东山“治病”，差点把人治死……种种劣迹，被作家细致生动的描写出来。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已经给冯寡妇带上落后、愚昧、无耻的帽子，所以她的种种劣迹显得真实可信。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塑造了三仙姑和二诸葛两个巫师形象。革命作品中描写的这些巫成了落后、愚昧、欺骗人民的典型。和平年代作家不再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巫文化进行书写，而是把重点转向巫在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来探讨和书写。中国当代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喜欢利用传统文化作为素材，将作家的创造性思维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作出既神秘又深刻的文学作品，其中巫文化元素是深受作家青睐的文学元素。

莫言、韩少功、阿来、迟子建等作家是描写区域性文化的圣手，他们在作品中表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并且分别描写了魔幻现实主义下的巫文化、楚湘地区神秘的巫文化、藏地巫文化以及东北额尔古纳河一带的萨满文化。这些作品展现古老神秘的巫文化对他们创作的影响……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成功塑造了三姐“鸟仙”形象。随着三姐“成仙”，她的面貌、行为、表情、思想都越来越像一只鸟，甚至能够完全进入鸟的境界：“她侧低下头，像鸟儿梳理羽毛一样咬咬自己的肩膀。她的脑袋转动幅度很大，脖子像转轴一样灵活。”楚湘地区的文化是一种神秘文化，巫文化在楚湘地区极为盛行。韩少功的《爸爸爸》就是体现了楚湘地区“打冤”的习俗以及“卜筮”的传统。在神秘文化的影响下，当地居民不相信自己械斗的实力，反而相信占卜的结果;阿来的《尘埃落定》中，土司家族中两种重要的人物，一种是巫师，另一种则是祭祀性质的喇嘛。作者在这两种人物身上用笔墨较多，但是分析作品可以看出，喇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未来的占卜和祈福上，而更受土司青睐的是巫师。当时麦其土司与汪波土司两个部落之间爆发的罂粟战争，最后却变成了神巫们的斗法。交战时，双方巫师各显神通，为对方制造各种灾难。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巫师的法力表现到了极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可以说是一部巫风氤氲的优秀作品。作品中的萨满具有神性又具有人性。“额格都阿玛”是个有丰富感情的萨满，他在作法时是个巫师，能够通神，在平时他是“我”的伯父，并且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当别人有困难时，他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救别人。这样的萨满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的共性。由此可见，当代作家在描写巫师的时候与革命年代已然大不相同，他们更加注重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去描写巫师形象，而不是去想是否迷信，也不存在政治上的教化作用。从革命小说中的巫形象与巫文化的书写到改革开放后直到今天巫形象与巫文化书写的转变显而易见。而这种转变体现了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也体现出开放的文化和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下，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小，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对巫文化进行正面描写不再受到政治上的处罚。当代社会，作家有了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自由度大大提高，这使得作家在创作中将民俗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力图展现丰富的社会文化画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文化更多的传入国内，作家充分的吸收国外文化的精华部分，在写作手法和写作题材上也多有借鉴。例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传入中国之后，影响了大批国内的作家，梅尔吉亚德斯的巫师先知形象让许多读者难以忘怀。作家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巫文化元素，这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接触到的文化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许多作家生活在巫文化浓郁的地方，巫文化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他们对巫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

出生于漠河附近的女作家迟子建，对生活在大山中的鄂温克族有着很深的情感，对萨满文化也充满好奇，她曾多次进山与鄂温克族人民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宗教。莫言曾说过，他的文学素养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小时候奶奶给他讲过的妖魔鬼怪的故事。同样，其他的作家能够将巫师的形象描写的如此栩栩如生，自然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兴趣爱好、亲身经历密不可分。巫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产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维护和传承。在学习研究、维护和传承巫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有一种辩证的态度。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无神论是我们的世界观。在研究过程中要认识到巫文化具有迷信的成分，但是不能用迷信来抹杀巫文化在文学、社会学、民俗学上的巨大价值。巫文化就像一座无尽的宝库，等待着我们用正确的态度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出版，2013.

[2]史继忠.巫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贵州民族研究，1997.

[3]宋兆麟.巫觋-人与鬼神之间[M].学苑出版社，2001.

[4]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出版，1982.

[5]王鲁彦.新文学碑林：柚子[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冯德英.迎春花[M].解放文艺出版社，1995.

[7]赵树理.小二黑结婚[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莫言.丰乳肥臀[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9]韩少功.爸爸爸[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0]阿来.尘埃落定[M].人民出版社，2013.

第4篇：当代文学作品范文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伤逝》 趣味性 参与性 启发性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2-0005-03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作者简介：沈杏培（1980―），江苏泰州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是文科院校中文专业的主干课程，甚至是一些理工科院校或艺术院校经常性开设的一门课程。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上承古代和近代文学，下续当下文学，这样一个中间时段的文学作品既有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杂性、深邃性组成的时代混响和多元文化况味，又有鲜活的当代感和现场感蕴涵其中。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交织着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审美与功利等多重维度和内在张力，对于建构当代大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历史认知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如何优质推进这门课程的教学呢？笔者认为，应该注意趣味性、参与性和启发性三个维度的和谐交融。本文以鲁迅的《伤逝》为例，来具体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的这几个维度。

一、趣味性与知识野史的植入

鲁迅的作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必选的篇目，《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伤逝》是各种选本收入频率较高的几篇小说。由于《伤逝》是鲁迅作品中唯一一部青年知识分子爱情题材作品，很合青年人的口味，加上鲁迅在这部作品中以爱情和婚姻作为框架深入探讨五四后知识分子道路问题，所以小说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与典型的鲁迅气质。鉴于此，《伤逝》成为一部既具可读性又有思想性的文学作品，被各种选本所青睐。从阅读的角度看，《伤逝》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小说，很能激发当代青年学生的阅读兴趣。那么，从讲授的角度看，如何将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讲得“活色活香”则是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丰富、深邃的文本，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的解读，还应该注重使用多种教学手段与媒介，让解读的过程充满趣味。在教学中，笔者先从知识层面入手，在学生深入阅读文本的基础上，为其引入一些与《伤逝》有关的野史知识。笔者所抓住的问题是鲁迅创作《伤逝》时的处境及心理。《伤逝》写于1925年10月21日。1925年前后的鲁迅处于怎样一种现实与精神状态之中呢？ 1923年夏天，周氏兄弟失和，鲁迅和朱安女士守着无爱的婚姻。1925年，从许广平第一次给鲁迅写信之后，鲁迅与许广平开始越走越近。1925年9月，鲁迅肺病复发，在病中写了《伤逝》《孤独者》。“兄弟失和”看似跟《伤逝》没有多大关系，但作为一桩公案对鲁迅的身体尤其是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打击。钱理群就指出“兄弟失和”让鲁迅产生了深深的被利用感和被放逐感。这种绝望感一直绵延到1925年。周作人当年读过《伤逝》后甚至坚持认为《伤逝》是影射兄弟失和的作品――可见，兄弟失和对鲁迅精神及其创作的影响何其深远！鲁迅与原配朱安女士的婚姻对于理解《伤逝》也有很大的关系。这种不幸的婚姻限制了他对爱的追求，正因为鲁迅不幸的婚姻，他才将《伤逝》里的爱情写得如此绝望和晦暗。

如果学生不了解这些知识，肯定会限制他们对文本的理解，因而，教师有必要将这些野史知识植入学生的阅读过程。从教学实践来看，学生对鲁迅的婚姻以及兄弟失和事件有很高的热情，这些野史知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趣味还不仅仅体现在知识层面，同时也体现在教学手段上。影音资源或教学影像能够激发学生的热情，让学习充满趣味。纪录片《鲁迅之路》及《先生鲁迅》都是很好的教学资源。在教学过程中，关于鲁迅与朱安的无爱婚姻，笔者从《先生鲁迅（五）・黑暗闸门》中剪辑出8分钟左右的影像，关于兄弟失和，《先生鲁迅（五）・黑暗闸门》中有6分钟的介绍，《伤逝》前后的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也有8分钟左右的视频呈现。这样，学生专注于文本阅读，教师对文本进行必要的知识背景或野史知识的介绍，再加上影像资料的播放，原本枯燥的教学会变得亲切可感、生动有趣。

二、参与性与互动教学的运用

良好的教学应该是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参与共同作用的结果。作品选是一种导读性质的课程，因而作品选的教学应该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只有在一种教与学的互动中才能让这门课更有价值。

从课程的特点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应该区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学思潮史、批评史。如果说后者的教学需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以讲授为主，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宏观脉络，理解文学发展规律，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则更多是为了培养学生对文本的阅读和鉴赏能力，帮助学生形成分析和解读文本的方式。因而作品选的教学过程实际上应是学生和教师共同进入文本，教师引导学生去读，带着学生赏鉴，和学生一起探讨研究，各抒己见、切磋想法和砥砺观点的过程。

在《伤逝》的教学中，笔者通过这样几个方式让学生参与教学实践。一是以问题带动学生思考。《伤逝》的教学一般离不开对这样几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伤逝》中主人公悲剧的根源；对于主人公形象的价值评判，即如何评价子君和涓生这两个人物形象；这篇小说寄予了鲁迅对于婚恋怎样的独特思考？围绕这些问题让学生展开阅读和思考，并让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甚或与他人形成争鸣。可以说，如果学生在阅读和交流中对以上这几个问题都能有充分的理解，至少说明他们已经把握住了这个文本最为重要的内容。二是分角色讨论人物的行为。在讨论中，笔者让学生分别将自己视作子君、涓生等人物，站在这些人物的立场上，让学生说出在那样的语境或状态中自己的选择。这种互动式或情境式教学的最大好处是让学生有了一种身份感以及情境感。这种身份迫使他们以“同情之了解”的历史态度进入特定人物的内心，理解他们行为的逻辑或因果。这样就避免了一种误区的出现，即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时常常脱离特定历史语境，以当代人的价值观或审美感受评价历史情境中人的行为和选择。

从实际教学效果来看，对于这种互动式教学，尽管学生开始觉得不太适应，但一旦他们进入文本，抓住了问题，找到了身份，他们会迸发出很多鲜活而大胆的观点，比如有的学生就认为，涓生的忏悔是虚伪而的，他放弃子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的倦怠。其实，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阅读和思考的过程，通过这种困惑、思考、互动、交流、豁然的过程增长自己的见解，提升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

事实说明，在作品选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放下身段，暂搁人师的身份，做一个倾听者，听学生阅读文本的感悟，看学生进入文本的方式。作品选的教学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释放学生的才情和思想，让他们在阅读经典中提升自己，因而，教师说得再多，不如学生多说，教师讲得再好，不如学生自己动脑。只有在这种参与性与互动式的教学过程中才能提升教学的效果。

三、启发性与阅读能力的形成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还应该注重启发性。教师在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和参与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启发学生去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从而真正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在作品选教学过程中，笔者尝试通过启发式教学帮助学生找到分析文本的方式并形成自己的评价标准。

首先，注重培养学生形成分析问题的角度。《伤逝》和其他很多经典文本一样，内容是开放的，可以阐释的角度也不是单一的。不同的人阅读《伤逝》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和观点，关键看你从哪个角度进入。角度不同，看到的问题也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比如在分析《伤逝》主人公悲剧的原因时，如果从社会因素的角度看，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封建的思想、政治、经济、社会习惯势力等多方面结成的“神圣同盟”是子君和涓生面临的最大敌人――这是解释主人公悲剧的传统视角。如果从子君的角度看，她在婚姻自主的追求目标实现后陷入所谓的庸俗生活状态，而没有经济权与独立的经济地位则是她被抛弃的重要因素。如果从涓生的角度看，小资产阶级的自私性、软弱性，以及遇到困境时首先只想到自己解脱的“为我主义”是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

第5篇：当代文学作品范文

关键词：文学作品；婆媳关系；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155-02

婆媳关系以其特殊性在家庭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女性受传统儒家思想启迪的同时，也受到封建制度的压迫，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遵循着“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传统。媳妇更是恪守着“婆尊媳卑”的观念，对婆婆言出既从，百依百顺。顺从公婆、孝敬公婆是媳妇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婆婆成了封建家族制度的代言人，当苦媳妇熬成婆的那一天，也正是可以抬头的日子，下一位婆婆以自己的经验和标准教育者下一位媳妇，这样代代相传。因此，婆媳之间矛盾的激化程度相对较浅，文学作品中也多勾勒着婆媳之间的和谐图景。以后，个性自由解放的思想给人民以洗礼，为了彻底封建腐朽的制度，达到政治目的，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女性的解放，并以此为契机抨击社会的黑暗现实，相随出现了大量的表现婆媳关系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女性作家的出现，她们以更为亲切的口吻讲诉自己身边的故事，传达自己的心声，表现真实的生活。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自我意识的觉醒，媳妇有了反抗意识，开始维护自己的尊严，打破封建纲常，婆媳之间的矛盾便开始频频上演。

一、二三十年代小说――简单化 初见端倪

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早涉及婆媳关系的是问题小说的出现。问题小说是浪潮之下出现的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小说创作潮流，多关注社会人生存在问题，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思考人生是什么这样深刻的问题。涉及题材非常广泛，包括个性自由、社会伦理、妇女解放等。关于婆媳关系的探讨也初见端倪，代表作品有，叶昭君的《阿风》、冰心的《最后的安息》、杨振声的《这也是一个人》等。

问题小说着力反映社会问题，表现底层人民生活的苦难，创作者多为受五四启蒙思想熏陶的青年学者，他们多用犀利的语言，以小说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只提问题，不开药方。问题小说中反映的婆媳关系也就没那么纯粹了。小说并非直接写婆媳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封建社会的苦媳妇作为中国下层人民苦难的化身，揭露社会问题表现社会黑暗的。如作品《这也是一个人》中，伊的衣服被丈夫因为赌钱而当了之后，寒冬之季，伊请求丈夫把棉衣赎回来，竟遭到婆婆和丈夫的毒打，丈夫死后伊又被卖，来换丈夫的出殡钱。作者塑造了恶婆婆的形象，以苦媳妇为叙述中心，着力表现了在婆婆欺压之下媳妇的悲惨命运，预示着在封建传统制度之下人民的悲惨生活，表达着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旧社会的愿望。

真正谈到婆媳关系，以婆媳之间平凡而又琐碎的矛盾冲突为叙述中心，表现婆媳关系的作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乡土小说。代表作品有许钦文的《疯妇》、王鲁彦的《屋顶下》。小说创作者多写熟悉的乡土人情，作品中婆媳关系逐渐生活化、复杂化，不再是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深入到内心层面。通过真实的体验来反映婆媳关系，打破了恶婆婆苦媳妇的文学传统：媳妇有了反抗意识，开始维护自己的尊严，照应时代的呼声。婆婆仍把持着封建家族传统中的本位思想，总是以曾经的自己要求媳妇，导致婆媳矛盾的激化。他们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由两个家庭的差异造成，更是五四启蒙运动以后，新旧思想观念之间的碰撞。在王鲁彦的《屋顶下》中，阿芝婶与本德婆婆之间的关系是逐步恶化的，阿芝婶刚嫁入婆家的时候，向婆婆说过，有什么错就骂她，然而婆婆懂得媳妇终归不是女儿，她宁肯多骂儿子几句。婆媳矛盾终究难以避免，当儿子告诉媳妇母亲爱吃黄鱼，媳妇特意买来黄鱼做给婆婆吃时，婆婆心疼钱，不但没能接受儿媳的孝心，反认为媳妇不会过日子，为此频频发生口角。面对这一矛盾，阿芝叔斥责了妻子，甚至要把妻子退回去，说宁可不要这样的老婆。媳妇勇敢地离开了丈夫和婆婆，走上了自己的路，她要靠着自己生活，把儿子一个个的养大，给他们都讨一个好媳妇。文中阿芝嫂的反抗和出走，正是女性个性解放以及自我意识增强的写照。

二、三四十年代小说――通俗化 摩擦碰撞

30年代的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文学创作受政治影响强烈，出现了三大对峙而又互相渗透的文学派别。海派将文学创作与消费文化相结合，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京派文学以校园文化为主体，追求文学创作的自由；影响最大的左翼作家联盟倡导为工农兵服务，呈现出平民化通俗化的倾向。30年代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了新的特点，由五四初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抨击转向对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热切关注，对婆媳关系的塑造却成为这一时期作家普遍忽略的题材，但也不乏涉及到婆媳关系的经典之作。曹禺的《原野》，作品以复仇为题材，写了婆婆焦母与媳妇金花子之间的婆媳冲突，展示了处于夹缝之中男性的无奈与无力，最早关于媳妇和妈同时掉进水里，先救谁的经典话题正出于此。

40年代是硝烟弥漫的年代，七七事变以后，作家们开始普遍思考民族问题，挖掘社会民族的内涵，以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上海孤岛文学及沦陷区文学不同的派别，作品积极响应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总方针，以工农兵为核心，拯救国家危亡。但因作品大都深入人民生活，关注婆媳关系的作品也在不断增加。巴金的《寒夜》、张爱玲的《金锁记》、萧红的《呼兰河传》等都是表现婆媳关系的经典作品。其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巴金的《寒夜》，作品在民族危亡、民不聊生的社会背景之下，夸大了婆媳关系的矛盾与冲突的同时，将儿子置于这一矛盾冲突之中，且处于两难的境地，打破了婆媳叙事中隐退男性的历史传统。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小说――社会化 水火相容

5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以的《讲话》为方针，依然倡导走群众路线，为工农兵服务，政治色彩浓厚。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张扬个性，极力表现自我的时代里，文学作品中对婆媳关系的关注才真正摆脱社会环境的束缚，独领。80年代婆媳关系的作品摒弃了宏大的叙述模式，开始贴近人们的生活现实，关注日常生活中平凡而又琐碎的婆媳矛盾。池莉的作品《不谈爱情》，以身份地位的差异性导致了婆媳矛盾的激化，立足于社会现实，开创了新写实主义在婆媳作品中的表现。铁凝的《玫瑰门》，以高度女性化的视角，写了婆婆与媳妇之间的斗争与妥协，作品中所表现的女性有着独立的人格和尊严，独立的经济能力，在家庭中独挡一面，不向自己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妥协。她们勇于追求自由的爱情，自由的婚姻，敢于面对现实。婆媳之间以相互的尊重和包容相处，虽然矛盾冲突不断，却更贴近当代家庭生活，流露出新时期女性的风范，体现了这一时期婆媳作品创作的总基调。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建立，90年代的文学创作多以农民生活为题材，婆媳关系关注的焦点由前期的写实主义传统转向农村，农村家庭背景下的婆媳关系，传统道德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婆媳关系成为衡量家庭伦理关系和睦与否的重要标志，也开始真正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大众生活。表现婆媳关系的作品不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而是以其与生活的密切联系走进影视剧中，出现了一大片批网络作家。他们更加关注社会生活的热点话题，最大程度地吸引更为广阔的社会群体，使婆媳关系与生活密切相连。六六的《双面胶》中，婆媳之间的矛盾重重，生活观念与消费观念的差异性，使婆婆完全不能理解媳妇的铺张浪费，尤其是当婆媳面对金钱利益时，冲突就会变得异常尖锐。将原本就脆弱的婆媳关系置于金钱这一敏感话题之下，家庭关系的维护就更加困难。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不论是纯粹的文学经典之作，还是被现代人们所接受的搬上电视荧屏的当红网络作品，都以其反映社会生活的逼真性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价值。

从长远来看，婆媳关系会由纷争逐渐淡化。快餐式的生活节奏，使人们关注幸福的同时更希望拥有幸福。社会的进步，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不会费尽心思花大把大把的时间研究婆媳关系，探讨如何处理这一关系，尤其是当婆媳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与工作相提并论时，更显得微不足道。精神文明的发展也使婆婆不再一味干涉儿子的家庭，只要生活的幸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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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钱谷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选.上下卷[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曹禺.曹禺文集[M].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

〔4〕铁凝.玫瑰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六六.双面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第6篇：当代文学作品范文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才竞争的激烈，就业压力的逐年增大，在知识的象牙塔，部分大学生价值观出现多元化倾向，对他人缺乏信任，幸福感偏低，因为人际关系、就业压力等原因轻视生命的悲剧事件屡屡发生，给家庭、学校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不得不引起学校、家庭和教育工作者关于生命教育的深度思考。

一、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思想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学者杰?唐纳?华特士于1968年在《生命教育》一书中首次提出。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境界的提升，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不断追求，生命教育开始在辽宁和上海等地兴起并逐渐辐射全国。2012年5月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推出的职业培训课程《生命教育导师》指出，生命教育是直面生命和人生死问题的教育，目标在于使人们学会尊重理解生命的意义及生命与天人物我之间的关系，学会积极的生存、健康的生活与独立的发展，从而实现自我生命的最大价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减轻、消除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这是大学生成长、成才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高等教育的最高追求。

对大学生实行积极的生命教育需要社会、家庭、学校和学生本人共同的努力。目前很多高校开始加大生命教育的重视力度，例如很多学校建立了心理咨询中心、开设相关的生命教育课程和生命实践教育。而除了家庭、社会和学校的努力，大学生自身的内在因素也极为重要。大学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生命教育不是识记性的知识，它不像数学公式或语文课文需要靠练习或者背诵来学习，它是一种触动、感受型教育，更多的需要亲身的体验和经历，才能获得深层次的感受。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文学欣赏是大学生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文学作品中饱含的生命教育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文学的认识属性和审美属性决定了它在欣赏知、情、意、信诸心理要素互相作用和思想矛盾运动转化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1]。相较于专业课程的影响，文学作品让学生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可以渗透到情感和知识的层面，影响也更为深刻。2010年，有研究者认为“通过电影和文学作品的欣赏对大学生开展生命教育之所有有效，关键在于遵循了生命知识的学习规律”[2]。

二、毕淑敏小说中生命主题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毕淑敏作为当代文坛颇具实力和个性的女作家，其作品中饱含着浓厚的对生命无私的诠释和热爱，充满着对生命的追求、礼赞及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这种对生命的坚持、尊重和关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大学生。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玄幻、穿越、言情小说冲击文坛，毕淑敏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的创作主题无疑成为当代文坛的一股清泉，对当代大学生的生命观、价值观产生积极的影响。

1.生命礼赞

毕淑敏作为当代文坛具有特殊经历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更贴近生命，人物、故事更具有生命气息，读她的作品就像故事就真切的发生在我们周围一样。从早期的《昆仑殇》、《阿里》到后来的《生生不已》、《血玲珑》、《红处方》等作品充满着浓浓的对生命的尊重、追求和热爱。《生生不已》中甜甜患脑瘤死亡，作者对甜甜母亲乔先竹孕育孩子过程的详细描述，向我们传达了生命的传承这一主题。长篇小说《红处方》中戒毒医院院长简方宁美丽、温柔、善良，被病人庄羽陷害染上毒瘾，必须切除主管人的痛苦和快乐的大脑中枢“蓝斑”，热爱生命的她不愿意失去对生命真实的感觉，不得不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在《雪山上的少女》中她说“我在这一瞬痛下决心，从此一生努力，珍爱生命。”[3]。小说《屋脊上的女孩》中阿里女兵在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活，她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和技术，自己织毛衣、制作花生糖，与严酷的大自然进行斗争，展示了崇高的生命力和人格魅力。这对没有经历过苦难生活和挫折的95后的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起着教育、引导作用，使他们在阅读作品之余思考生命的可贵。

2.超越死亡的生命关怀意识

在表达生命关怀意识过程中，毕淑敏的作品从来没有离开过死亡主题，通过对死亡的描述，表达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毕淑敏曾经说过：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知道有一个大限，人才会去思索这个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小说《教授的戒指》中，“神医”陶教授用一枚具有微型人体生物电流传感器的戒指来为病人诊病，通过对癌症、心肌梗塞等不同病痛的真切感受，为病人治疗。陶教授死后，他的学生才领悟了他的大爱和奉献精神。《昆仑殇》中参谋郑伟良、号长李铁、女兵肖玉莲等人的死表达了作者悲天悯人的生命情怀，也引起读者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小说《源头朗》中的苦孩子火石，妈妈跑了、爸爸摔死了、爷爷卖血让他上学，有机会进城的火石并不希望自己的贫穷成为被人怜悯的对象。在城里，头上的虮子、身上的虱子、甚至是引以自豪的家乡让他与城市格格不入，当夏导再一次为了节目效果让他说土话时，他大吼：“你就想让我说家乡土话，想让我出丑，我偏不！我说的话，从匣子里放出去，我妈妈也能听见，我就要读得棒棒的，让人家知道我火石是好样的！”15岁孩子对生命尊严的坚持，不得不引起读者的震撼和思考。

毕淑敏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写一部小说一定有原因，对我来说由于年轻时候的经历便一直对人有兴趣，充满着探索自我的愿望。我特别想传播‘死亡是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样一个积极的心理学观点，希望我自己的文字对所有面对病魔承受心理压力的读者有所帮助”。在她看来，死亡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最后人生历程，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目标的虚度生命。正如她曾经说的那样，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便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生命教育对大学生的意义，不仅要教会他们珍爱生命，更要启发他们理解生命的意义，规划自己的人生，创造自我生命的价值。同时，学会关心、关爱他人，尊重、关注、热爱他人的生命。

三、文学作品对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深远影响

第7篇：当代文学作品范文

关键词:翻译;忠实;修辞手法

0引言

英语是当今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汉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两种语言在世界文化交流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文化传统、生产活动和自然环境等原因，英汉语言各具特色，彼此间存在诸多差异。这在双方的文化交流中给翻译工作者带来不少不便，所以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就显得十分重要。

1翻译技巧

首先，要有扎实的英语基础。要扎实地掌握英语的语言规律，包括它的语法、词法、句法及各种习惯用法。其次，要有广泛的知识。对要翻译的内容要有足够的知识，同时对与翻译内容有关的其他方面的常识也要有深刻的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原文。第三，要有较高的汉语修养，即熟练运用汉语的能力。否则，对原文理解得再好，却不能用汉语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就如“壶中的饺子”倒不出来，那么翻译的目的也就不能达到。第四，掌握一定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这些方法和技巧是前人大量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掌握了它们，就能在翻译中有章可循，少走弯路，就能更好地提升翻译水平和翻译效果。

2英语翻译的方法

2．1直译法

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许多英语句子的翻译完全可以采取直译的方法，这样可以获得一举两得之功效，既保持了原文的结构，又正确表达了原文的内容，做到了原汁原味地重现原文的意境。例1:Youthisnotatimeoflife;itisastateofmind．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例2:adropintheocean沧海一粟。例3:Knowledgeispower．知识就是力量。

2．2增译法

增译法指根据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在翻译时增添一些词、短句或句子，以便更准确地表达出原文所包含的意义。同时，在翻译时还要注意增补一些原文中暗含而没有明言的词语和一些概括性、注释性的词语，以确保译文意思的完整。总之，通过增译，一是保证译文语法结构的完整，二是保证译文意思的明确。例4: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Whilethemagistrateswerefreetoburndownhouse，thecommonpeoplewereforbiddentolightlamps．(增译连词)例5:Allcashbonusshallbesubjecttoincometax．所有现金红利，均须缴纳所得税。(根据汉语行文习惯，增加动词)

2．3词类转换法

转换法指翻译过程中为了使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表述方式、方法和习惯而对原句中的词类、句型和语态等进行转换的方法。英语中很多由动词转化而成的名词，以及动名词、非谓语动词等，译成汉语时可将它们转换成动词，这类用法在实践中出现很多。例6:Inhisarticletheauthoriscriticalofman’snegligencetowardhisenvironment．作者在文章中，对人类疏忽自身环境作了批评。(形容词转名词)例7:ToomuchexposuretoTVprogramswilldogreatharmtotheeyesightofchildren．孩子们看电视过多会大大地损坏视力。(名词转动词)

2．4正译法和反译法

正译法和反译法两种方法通常用于汉译英，偶尔也用于英译汉。在理解英文词汇原始意义的基础上，翻译时可根据汉语的习惯按引伸义译出;或用反义词语译出，即所谓的正文反译、反文正译。所谓正译，是指把句子按照与汉语相同的语序或表达方式译成英语。所谓反译则是指把句子按照与汉语相反的语序或表达方式译成英语。例8:无论如何，她算不上一位思维敏捷的学生。Shecanhardlyberatedasabrightstudent．(正译)Sheisanythingbutabrightstudent．(反译)例9:我怎么也没料到会在这里见到你。ThisisthelastplacewhereIexpectedtomeetyou．例10:Beforejobisbegun，aper－jobbriefingshallbeheldsoastoidentifyanyunexpectedconditionandtakenecessaryactions．译文:在开始进行作业之前，开一次工前会议，以发现意外情况并采取必要的行动。这里的briefing是“摘要”和“下达指令”的意思，要直接翻译是相当困难的，我们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翻译成“工前会议”。

3结语

对于一般译者，唯一可做的就是见贤思齐，不断积累自己的学识，培养自己的才情，熟练掌握对英语翻译的方法和技巧予以分析，积累各种英语翻译表达法，培养英语交际能力，提高英语综合水平，这样才能使译文忠实原著，精彩地进行语言转换。

参考文献:

［1］尹汝昭．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之我见［J］．山东外语教学，2004，(6)．

［2］刘巍．合作办学学生翻译错误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3］刘宓庆．英汉翻译技能指引［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第8篇：当代文学作品范文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文学的对外交流步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对外贸易、和平外交等重大经济政治决策，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也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事业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表现形式，其发展与政策、环境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文化“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政策，促使我国文学发展进入转型期，也使我国大量优秀的作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赢得了广泛关注，这也为后期的“世界汉语热”和“海外汉学繁荣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本文旨在探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四种传播方式，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一、国家机构对外翻译出版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

《中国文学》杂志从1951年英文版正式创刊至2001年停刊，期间版本多次变化。1981年起《中国文学》衍生出“熊猫丛书”。据统计，至2007年底，“熊猫丛书”共出版英文版图书149种，法文版图书 66种，日文版图书2种，德文版图书1种及中、英、法、日四文对照版1种，共计200余种。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6年、2009年分别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作协从2006年2月起启动“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9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启动。集国家政策的鼓励，翻译家、文学家的不懈努力，出版社、发行公司的配合与支持为一体，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国际上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国家层面的译介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突出的问题是对外翻译较为零散化，没有强有力的类似于《中国文学》杂志平台支撑。这需要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系统化、集体化的翻译，与国外知名出版社或杂志社进行相关合作，为译介提供相关平台。

二、三国翻译家以及出版机构的译介传播

改革_放后，世界各国震惊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急于想通过中国文化作品来了解中国，这使得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实现了一次“井喷”。随着邦交的建立或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文化作品的出版和传播出现了世界范围的“热潮”。

苏联用俄文所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在世界汉学界贡献突出，其不仅翻译作品，而且设立了专门机构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其他国家相比，苏联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和研究有三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一是在创作方法上注重现实主义；其二是遵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明确的社会历史评论，注重其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三是突出革命家，尤其是有革命家身份的作家。

在法国，最早传递中国现当代文学信息的是创刊于1853年的《欧罗巴》文学月刊，它推出了中国新文学专号。1970-1979年，由鲁阿夫人、弗朗索瓦、于如伯等汉学家通力合作，将鲁迅先生的绝大多数小说、诗歌、杂文翻译为法文。巴金的很多作品也先后被于如伯、白月桂等汉学家译为法文发行。其他被译为法文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还有《骆驼祥子》《艾青诗集》《雷雨》《围城》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被翻译成日文开始于1949年前后，当时中国文学的传播主要在日本民间进行。郭沫若、老舍、丁玲、赵树理、茅盾等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优秀作家颇受日本文学界关注，其作品逐渐被翻译成日文。此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铜墙铁壁》等中国优秀现当代文学作品也逐步被森茂、鲍秀兰等汉学家译为日文版。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民间传播”向“官方传播”转变。

综上可知，外国翻译家看重中国文学作品的时代性特征。这启示人们文学创作要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可以将我国当代优秀的文化积淀于文学作品中，向世界传播时代中国理念。

三、影视改编文学作品传播

比起文字传播，影视传播显得更直白、更有吸引力。现如今，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影视作品正以全新的方式刷新着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影视输出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在这样的潮流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走出了国门。

目前，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主题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近现代中国的苦难历史与抗争以及中国当下社会的反思和批判。传播渠道主要有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中国政府主办的国内外电影活动和国际电影节等。

中国电影海外传播内容相对单一，题材雷同，辨识度不高。当前，古装和搞笑喜剧泛滥成灾，西方观众难以理解和欣赏。部分影片内容空洞、老套荒诞，主题含混复杂，传统历史文化元素过多，常常给海外观众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中国文学作品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由此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一方面要继承其丰厚的内涵，保留最根本、最具有特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影视作品在表现形式方面也应化繁为简，适应国际形势的需要，放眼全球，要以更包容的姿态传播中国的价值观。

四、对外汉语中的现当代文学教学

随着我国世界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学教学重要性日益凸显。现当代文学教学不仅能够帮助留学生感悟中文的语言文字表达之美，而且对留学生的口语、阅读和写作等方面的学习都有重要作用。

现阶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选取的教材以《博雅汉语》和《汉语高级教程》等为主流。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能够促进汉语学习，帮助学生了解汉语语境，培养其语感和交际能力。此外，文学作品的趣味性使得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会感到枯燥。文学作品还能传播中国文化，因为其中承载着中国社会、历史、地理、人文风俗以及思想价值等要素。留学生从文学作品中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具体特征，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但是，现阶段对外汉语中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文学作品教材中存在“重古代轻现当代”和“重现代轻当代”的现象。所以，应当加强当代文学作品的教学权重，留学生既要学习文言文，更应多学习当下中国通用的现代汉语。大多数教师以“考级”为目的，仅对文学作品中语言知识点进行讲解，却忽略了其作品的深层价值。文学教学与语言教学不是相互排斥的，甚至在汉语高级学习阶段，二者还能够相互促进。正确对待对外汉语的文学教学，对世界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五、结语

第9篇：当代文学作品范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问题日益引起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其中包括召开专题学术会议进行研讨，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系列论文也以比较集中的方式的在期刊上发表（如200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笔谈”专栏、《北京大学学报》开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笔谈”专栏和2006年《江海学刊》开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问题”笔谈的专栏等），参与讨论和执笔的大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些重要的名家。在大家几乎以“集群”的方式空前地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问题的现象的背后，一个无争的事实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在新旧世纪交接之时面临诸多困扰。因此如何祛除困惑，成为每一位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人员亟需解决的问题。祛除困惑的前提，我们首先当然要弄明白我们困惑的是什么？它又来自于哪里？就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而言，对其困惑的终极体现是对其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这在“教”与“学”的双方都共同存在着。作为教师，王晓明的一段话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他说：“我们都是大学教师，几乎每周都要在课堂上讲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倘若不仅是出于谋生的需要，我们为什么有兴趣讲这门课？又为什么每日孜孜、费心劳神去做这方面研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1]？

作为学生，他们的提问则更加直接，我曾经常遇到学生这样问我：“老师，我们学这门课到底有什么用？”尽管两者提问的角度不同，前者体现出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对本学科应有的反思，后者无疑只是功利性的打算，但两者的发问在一定意义上又确实殊途同归，共同反映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实也是整个文学）在当下的困境。对于文学的未来，从事文学的人对其从来就抱有清醒的认识，周作人认为其未来“都将引退到安静的图书馆之一室”[2]。这在献身文学的人身上可以心安理得的接受，何况这样本身也可能有助于文学自身质的提高。但文学的这种“未来”对其在当下的教学而言，确实构成了对教学者的挑战。具体而言，这种挑战既有来自于宏观的社会时代环境、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等方面的，也有由此而导致的学生受众方面的情况变化。首先，在改革开放深入，市场经济推进，商品化大潮汹涌的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学生受众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当代大学生在进入大学的系科、专业类型选择上普遍抱有“理工法商为上、文科为下”的心理情结，文学因其本来的命运只能躲在书斋而无法走上“十字街头”，显然无法在一个到处充斥着功利性的时代环境下获得人们的青睐，因此进入中文系学习文学只能是一种“行有余力者”的行为。而那些即使进入中文系学习的学生，多半也不是主动的选择，他们在入学的第一志愿填报上很少是中文系，所以学习中文专业只是他们为了进入大学的一种无奈之举。他们对文学本来就没有兴趣，所以虽然身在中文专业，往往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愿花时间去读作品，而把更多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考级”、“考证”上，以便为将来的就业增加机会的砝码。文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础，尽管每位讲授现当代文学的教师在讲课之初就会提到文本阅读在学习这门课中的重要性，也往往会开一份必读的作品书目。但在学生这面真正做到的微乎其微，通常情况是老师讲归讲，他们未必做，所以一学期下来，问到他们作品，都是一脸的茫然。另外，高等教育改革也给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带来不小的冲击。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时代过渡到大众化教育时代，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本科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数以万计的专门人才”，但对人才的要求却更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由此专业教育也朝着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方向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系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整盘高等教育改革的旗帜下，原有的专业性在本科阶段被削弱，由此导致在教学实践中出现严重的课时不足现象，原来一直作为中文系主干课程被“大讲特讲”，现在却被更多的选修课程所挤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目前各高校的教学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时段讲授，每个时段各讲一个学期，每周差不多就3、4个学时，若以每学期平均18个教学周计算，最多也就72学时（事实上由于节假日等因素根本上就达不到）。在这样紧缩的课时内要想把课讲透彻，对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教师来讲不消说是大费脑筋心神的一件事。事实上，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很难避免给学生留下一种“虎头蛇尾”的印象，即学期初讲得“浓墨重彩”，学期快结束时，因为赶教学任务，只好“潦潦草草”地讲过。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而言，我们应该多思考诸如本课程的教材建设、教学内容革新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等问题，从而真正扭转学生被动学习的局面。下面我主要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践性教学改革做几点探讨。第一，大胆引入影视文化资源和开辟第二课堂，激发和培养学生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兴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中，在教学内容上淡化文学史的线索，增加文学作品的分析，已得到大家的共识，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读作品，不然这样的作品分析对于学生来讲仍然只能是被动的知识接受。另外，大家都意识到传统的单向度教学模式已不适应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需要，主张积极地使用讨论式教学法，但讨论的基础仍须建立在熟读作品的基础上，在学生不读作品的情况下来讨论，只能是教学者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我们目前面临的教学困扰之一就是学生不读作品、少读作品，即使读，也是快读、略读，所以激发和培养学生阅读作品的兴趣是我们这些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者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做法一是通过引入影视文化资源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活动，唤起学生阅读原著的热情。影视文化属于快捷文化，不像读作品那样耗时费力，学生们总是先容易接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库里，有许多经典的作品，如鲁迅的《祝福》、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四世同堂》、钱钟书的《围城》等都被翻拍成影视作品，在讲授这些作家的作品时，可先在课外安排学生观摩根据作家作品改编的影片，以唤起他们对原著的阅读期待。比如在讲沈从文的《边城》时，我就有意识地让他们先观看影片，同时适时地布置“从电影到小说———我观《边城》”的小论文作业，学生们在观看影片后都能自觉地去读作品，待到课堂教学时，大家纷纷谈自己的观后感和读后感，我只是就学生们的发言作一下最后的要点总结，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可引入教学的影视作品不一定非得是根据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改编的作品，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定的教学内容，我们也可引入与此具有类比性的影视作品作为“引线”，以唤起学生去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影视与文学两者采用不同的艺术媒介，表现手法也不尽相同，但相同题材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在最终的艺术传达发面也可存在相同的地方。在讲授20世纪50、60年代革命战争题材小说时，我先引入一度热播的电视剧《亮剑》，就该剧表现战争的视角、主题开发以及军人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做了分析，同时穿插西方表现二战的影片如《拯救大兵瑞恩》等进行比较，讲述了中西方表现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的不同特点。由于这些影视大学生们都比较熟悉，所以讲授起来比较受学生欢迎。在此基础上，我提起革命战争题材小说，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这类小说的艺术表现特点。

由于课堂上同类影视作品激发的兴趣，课下同学们主动阅读了《保卫延安》、《红日》、《红岩》、《林海雪原》等作品，并得出我们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洋溢着更多的革命乐观主义气息，缺乏西方同类作品所具有的悲天悯人情怀的艺术认识。除引入影视文化资源外，我们还利用丰富的大学校园文化活动，开辟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第二课堂，如举办诗歌朗诵会、话剧汇演等活动，老师参与组织和指导，安排学生朗诵现代诗歌、排演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和剧目，同样激发起学生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兴趣。在引入影视文化资源和开辟第二课堂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活动中，我们也要避免极端化的做法，反对就影视谈影视，就演出话表演，这不是我们的原旨，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以此唤起学生学习这门课的热情，让他们获得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可能带来的艺术享受。第二，坚守文学立场，注重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和审美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系本科专业的基础课，其“基础性”就在于担负着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感受力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的重任。这样，我们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对于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流派、文学创作现象等属于文学史的知识性内容尽量在课堂上少讲，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要作家的作品分析上，最终通过作家作品串联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线索。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在以往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也存在着不小的误区。一种做法是教师倾向于使用中外各种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理论的运用只要得当，自然有助于对作品认识的深化并读出新意，但它往往也把文学一座七宝楼台，拆得不成片段，在根本上不符合文学欣赏的规律。教师在课堂上用理论把作品分析得头头是道时，而对于那些对所用理论不甚明了的学生来讲不免还是在听“天书”的感受，所以往往是教师讲得高兴，学生听得迷糊。另一种做法则恪守传统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三段论式的方法，虽然是作品分析，但就学生的接受来看，最终还是要点的记录。以上两种作品分析法的共同缺陷就是割裂了文学作品的完整性，在具体的分析中不能发挥学生的艺术想象力，不能真正进入文学作品的艺术世界。文学教育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情感教育，对于文学作品，我们应该向学生挖掘和展示“文学中固有的智慧、感性、经验、个性、想象力、道德感、原创力、审美意识、生命理想、生存世界”[3]。

基于此，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坚守文学立场，回到文本自身，采用文本细读法，向学生展示文学作品内在的丰富世界。比如在讲授台湾现代派诗人郑愁予的《错误》时，我详细分析这首诗的主题意蕴。首先从诗的意象和情趣入手，这是一首闺怨诗，但它与传统的闺怨诗相比较，它采用的不是女性视角，而是男性视角，由此显示出现代诗的艺术特质；其次，转入现实的背景，此时作于1953年，诗中的“过客”正好隐喻了当时从大陆撤退至台湾的“台北人”的心境感受，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只是流寓台湾而非定居台湾。最后，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这首诗其实还表现了人的生存境遇，人在世上摆脱不了身为“过客”的生存困境。逐层递进，一方面使学生感悟到这首诗的多重内涵，另一方面这样的解读也扩散了学生们解读文学作品的思维，让他们学会从多角度、多层面去欣赏文学作品。第三，转变考核方式和学科成绩评定方式，注重考察学生的分析能力、写作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就当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考核方式看，主要还是考试，往往是一张试卷就定了学生的“终身”。再加上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对试卷的考察，一般都固定要多少题型，要制定详细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只会助长学生死记硬背课堂笔记的能力，即使那些平时不怎么上课的学生，在考试前将别人的笔记复印过来，临时突击，也能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另一方面这种考核方式根本上也有悖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或文学）课程的性质，不能见出学生分析具体文学作品的能力，更不能见出他们的文学素养。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革新的情况下，考核和课程成绩评定方法也必须得到相应的转变。我们主张在坚持考试的情况下，采取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式。具体做法如下：一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试卷的制定上，减少注重知识考察的客观题型，增加对文学作品分析的主观性题型，考察学生分析作品的能力；二是将平时的小论文写作、学年论文写作纳入考核范围，并作为评定课程成绩的重要指标，以便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突显。三是将学生的第二课堂表现，如现当代诗歌朗诵、话剧汇演等也作为评定学科成绩的参考因素，考察学生对文学的感悟和表现能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面临诸多困扰的情况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尽管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专家学者贡献出许多理论见解，但真正让学生对这门课产生兴趣，热情地去上这门课，仍需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去探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