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知识全文(5篇)
第1篇：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1.在教材的编撰过程中，要重视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理论知识。教材框架的搭建或以该地区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为纲，或以地方历史文化的不同板块为纲，也可以该地区所辖范围内的更微观地域为纲。总之，要根据教学需要，清晰地梳理出该区域的地方特色。
2.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得理论性课程能够更好地为实践性课程提供指导[1]，不仅要更多的引入案例教学，使空泛的理论知识能够“落地”，增加学生的认同感，同时，要积极引入景区实地教学、行业精英专题讲座等新的教学方法，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只有业内人士的现身说法和学生的切身经历，才能加深其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经验性与科学性原则
国内大多数高校都没有开设乡土历史文化课程，没有成熟的教学模式可供借鉴，教材和专业的教师队伍也相对匮乏。因而，开设这门课程的难度很大，只有从事历史文化教学工作的一线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在教学内容选择、教材的编撰、教学方法和课程的设置等方面多做尝试，根据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反馈，不断加以调整，以期实现教学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
（三）多元化原则
1.不同的专业方向要实现多元化教学，根据各个专业方向的特点，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突出各专业的特色和重点。
2.在课程性质上实现多元化，根据不同专业与地方历史文化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设置为专业选修和专业必修两种类型的课程。例如，旅游管理专业中的导游和策划方向可将该门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其他方向可设置为专业选修课。该课程需打破理论与实践断档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积极引入专题知识讲座、景区实地教学等现代教学方法，实现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多元化。
（四）市场导向性原则
旅游管理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我们要以实现学生的顺利就业为首要目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是衡量办学质量好坏的重要指标。只有根据旅游业发展的新变化和旅游行业对于人才能力的新需求，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完善课程体系的设置，才能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实用性人才，才能实现地方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旅游管理专业中乡土历史文化课程的设置名称及内容———以重庆为例
为更好地探讨旅游管理专业中乡土历史文化课程的设置问题，本文在下列论述中将以笔者所在的重庆地区为例。
（一）课程名称
根据重庆地区的区域历史文化特色，将课程名称暂定为《巴渝历史文化概论》或《重庆地方文化》。课程体系主要依据重庆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设置。
（二）课程性质
重庆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大多设置有旅游策划、导游服务等专业方向。在进行课程性质的设置时，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方向与地方历史文化的联系紧密程度，分别设置为专业选修课程和专业必修课程。如，旅游策划、导游服务专业方向主要为地方旅游业服务，它们与地方历史文化联系十分密切，因而可以将乡土历史文化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而其他专业方向相对于旅游策划、导游服务专业而言，则与地方历史文化联系不那么密切，故可以将乡土历史文化课程设置为专业选修课程。
（三）课程内容设计
1.理论课程内容设计首先，可以按时间脉络厘清重庆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让学生形成初步的认知，搭建一个宏观的知识网络；其次，选取重庆地区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旅游景点（景区）进行分章节详细讲解，使学生感受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激发学生主动了解和学习的欲望。最后，在理论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引入案例教学法和课堂分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程的学习中，进一步提升其主动和创新学习能力。
2.实践课程内容设计实践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理论教学的成果，加深学生对于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因而，实践课程内容设计可针对理论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章节开展，选择贴近现实、易于操作，有利于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实践项目。例如，以“游客眼中的大足石刻历史文化价值”为题，以分组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先设计好调查问卷，然后深入景区进行问卷调查，最后根据调查结果完成期末课程设计。这样，既可以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还可以锻炼其社交能力。毕竟大学教育更多的是主张学生更多、更好地融入社会，在社会实践中丰富人生阅历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而不是死读课本知识。
（四）教学时间安排
根据不同专业方向的课程性质，设定不同的教学时间。一是，旅游策划和导游服务方向是专业必修课，教学时间安排如下：每周3课时，按18周计算，总计54课时。其中，理论课程教学时间安排为42课时，即1-14周均为理论课程教学；实践课程教学时间安排为12课时，即15—18周均为实践课程教学，这段时间用来完成分组专题讨论、期末课程设计等实践性作业。二是，其他方向为专业选修课，教学时间安排如下：每周2课时，按18周计算，总计36课时。36课时均为理论课程教学时间，期末以课程论文或者试卷考评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情况。
三、旅游管理专业中乡土历史文化课程的教学手段与方法
打破传统的“照本宣科式”课堂教学模式，积极引入项目教学法、专题知识讲座、景区实地教学、分组专题讨论等教学手段和方法，实现枯燥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开拓学生视野，还可以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项目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有别于以课堂归纳、分析等为主的传统教学手段，着重强调以实践应用为核心的教学思维，从项目选题、相关信息收集、方案设计、修改、实施和评估方案全由学生独立动手完成，教师只起着答疑解惑、组织和引导的作用。其显著特点是“以项目为中心、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例如，关于巴渝历史的大体演变过程，以及“重庆”一词的由来可由学生首先查阅相关资料，老师再着重补充教学，该种教学模式改变了“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老师唱‘独角戏’”的传统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在实践中主动学习和创新学习的能力。
（二）专题知识讲座
在课堂教学之余，定期邀请从事相关研究或工作的专家学者、行业精英给学生举办专题知识讲座。同学们从中既能获得比较纯粹的历史文化知识，又能了解更多实用的职场信息。这样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促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丰富教学手段和方法的目的。
（三）景区实地教学
景区实地教学法，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领悟和学习知识的方法。比如，在经过一定的课堂知识学习之后，教师可以将学生带到位于重庆市主城区的磁器口景区进行实地教学，结合景区实物给学生讲解距今1000余年的文化知识，实现枯燥的课堂教学向生动的现场教学的转变。
（四）分组专题讨论
老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选择有意义的知识点组织全班同学分组讨论，让他们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老师最后做出引导性点评。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而且还能加强同学之间、同学与老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信息的“多向流通”。
四、结语
第2篇：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1.1核心层
统计文化的核心层是指统计价值观、统计宗旨以及统计信念和统计愿景等，核心层是决定统计文化精神的最重要因素，是统计文化建设的灵魂和精髓，也是促进统计事业协调发展的思想基础。统计工作总有一定的工作目标，统计宗旨正是为统计工作指明了工作目的和工作内容，解决了统计工作的服务对象和如何统计服务的重要问题。统计愿景则提出了全体统计人员为之奋斗的共同追求目标和愿望。总体来讲，统计文化的核心层是统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依据。
1.2中间层
中间层是指统计理念和统计精神，对统计核心内容具有支撑作用，并使其具体化，更好的实现核心层发展目标。当前，在知识管理普遍应用于各种经营管理过程中，在统计事业发展中为了提高统计服务质量水平，把先进的统计知识和管理知识，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应用到统计工作中来，共同构成知识管理视域下统计文化建设的内容。
1.3保障层
统计文化的保障层是指统计工作中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在统计文化建设过程中，宣传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需要行为规范来保障。统计文化的行为规范，需要发挥法律制度的作用，建立起六大保障系统即统计服务系统、统计指标系统、质量管理系统、信息技术系统、教育培训系统、行政管理系统等，从而为统计文化的建设提供法律上的制度规范支持，保障统计文化核心内容落到实处。
2知识管理视域下统计文化的建设路径
随着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知识管理在现代统计事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时期，为了推动现代统计事业的发展，就必须要转变传统统计文化观念，改革创新，建立与统计知识管理相适应的统计文化。下面，我们主要来探讨一下知识管理视域下统计文化建设的路径。
2.1坚持制度建设为前提
任何企业都有自己特有的发展制度，并且是在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下，经过不断改革逐渐完善起来的。原先的统计管理制度多是金字塔结构，决策权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目前，统计管理制度已经逐渐变为扁平的结构，赋予了统计工作者更多的权力，并且拉近了与企业领导的距离，增加了统计工作者与企业领导平等对话的机会，这样为知识的创新和共享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增加了企业领导对知识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对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了知识管理手段在企业统计部门的应用。
2.2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
在当前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知识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发展的无形资产和重要资源，掌握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工作者将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因此，在统计文化建设过程中首先要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重视和尊重知识型人才，善于吸纳和引进掌握先进技术和知识人才到统计队伍中来，聘请专业统计人才开展统计文化讲座和宣教，全面提升统计队伍综合实力。其次，建立统计人才与领导之间的相互合作和依赖关系，尊重人才，实施人性化管理，充分调动统计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智慧，创建优秀的统计文化，在优秀的统计文化熏陶下帮助统计工作者实现自身的价值。
2.3以学习型文化为导向
建立学习型组织是每一个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学习是发展的生命力和源泉。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各行各业之间竞争愈演愈烈，各企业也在不断变革，以求获得新发展。然而，对于统计工作来讲，唯有不断注入新的知识，树立终生学习理念，建设学习型统计文化，让全体统计工作者在学习型统计文化氛围的熏陶下，逐渐树立先进知识学习观念，才能不断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真正实现统计事业的长久发展，永久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当前统计部门要在统计价值观和统计目标的引导下，创造一个激励统计工作者持续学习、善于学习的统计文化，逐渐将学习系统化、制度化，把抽象的统计文化逐渐转化为实际的具体的工作实践。不断促进先进知识和先进技术在统计工作中的应用，与时俱进，为统计事业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学习型统计文化的熏陶下，永葆新时期发展的知识动力。
2.4丰富和创新企业文化内涵
第3篇：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关键词:职业院校；师生关系；伦理精神；校园文化
当下职业院校师生间的伦理关系不佳成为不争的事实，传统的师尊生卑的伦理观受到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师重道的师生伦理精神日益弱化。而师生的伦理精神是职业教育活动中重要的精神支撑，师生间的伦理不能没有常道常德，不能没有一种伦理秩序、伦理精神，否则师生将陷入伦理关系的不清、无序、无是无非之中。所以，当下职业院校师生应该追求一种精神，使两者关系存在合理性的范围内，并通过师生间的共同遵循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性，扭转师生关系的异化状态，规范伦理秩序，构建师生关系的和谐有序。
一、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的内涵诠释
当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随着历史的嬗变以及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需要体现社会道德规范的时代要求和师生自身主体性的诉求。从自身的合理性出发，从师生间的互相尊重、人格平等做起，做到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把握师生间的伦理规范；既接受师生主体间性的关系主张，又实现师生间的人格平等与对话的关系。因此，现代职业院校师生间的相互尊重、信任、对话、民主、合作和交流的伦理精神呼之欲出。尊重、信任、对话、民主、合作和交流的现代职业院校师生的伦理精神内含着个人主体性向共同体的回归，以教师或学生的主体性的存在为前提，但又内在地整合了自我与他我的共在，强调师生整体的、共同的存在。在这种精神追求过程中，单一的教师抑或学生主体不再提倡，双方相互承认和尊重的主体身份共在于教育活动中。这种当代师生伦理精神的确立，既考虑到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无个人之现实，又考虑到了西方强大的个人主体性思潮的冲击[1]，使师生在平等交往中走向主体间性，走向师生主体间的相互尊重、信任、对话、民主、合作和交流。现代职业院校师生间的相互尊重、信任、对话、民主、合作和交流的伦理精神的确立可以改善当下师生的功能性关系，使师生以完整人的存在方式出现，彼此真诚与信任，视对方为存在意义上的主体，强调师生主体间的共同性，同时还保留了个人主体本身的根本特征。
二、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的时代内容
（一）师生主体间的尊重
这种尊重的理念包含教师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对学生自主性选择的尊重，对学生学习权利的尊重；包含学生对教师教学内容和成果的尊重，对教师人格的尊重以及对教师需要的尊重；也包含师生对自我人格的尊重，对职业教育义务的尊重等内涵。通过师生间互相尊重精神的贯彻有利于减少师生间的冲突，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当代师生关系的确立是对过去教师权威所体现的绝对性、不可替代性的祛除，是对真正的和谐、融洽的师生伦理关系的认同。在师生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教学活动中，只有当尊重成为一种道德的真诚、伦理的热忱和性善的信念才能化为师生前进的动力，才能转化为师生勤学上进的伦理精神[2]。同时，尊师爱生的伦理精神，内在地包含了师生人格的平等、对话、民主、信任与合作关系，体现了师生交往关系中的主体间性。
（二）师生主体间的平等
理性地追求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主体间的平等关系能更有效地消除“学生可能对教师的权威‘延缓不信任’，相反通过行动和交互作用向教师‘随之产生的能力’开放。相应地，教师将‘乐于面对学生’，与学生一起探索师生所达成的共识。”[3]这种主体间关系的确立意味着权威主义的社会理念的消亡和民主平等的社会交往理念的生成，意味着主体交往矛盾的消解，从而实现职业教育从师生的“对象化关系”向“交往关系”的转变。只有实现师生人格上的平等才能使双方心扉真正地彼此敞开，进行真实平等的师生生命对话与心灵的交流，才能在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逐步地生成当代师生的伦理精神。
（三）师生主体间的对话
师生的对话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精神的确立和追求过程中的。在职业教育内容上，交往双方的职业教育知识在交往中相互传递。师生以职业教育内容为交往的中介，教师引导职业教育内容内化于学生，学生通过和教师共同理解职业教育内容，实现主动吸收，把职业教育内容内化于自身，达到自我知识系统的建构。通过师生对话达到师生间的共在，彼此间的思想在融洽的环境中得以碰撞和提升，使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消解师生间的矛盾，在“我—他”知识与“我—你”知识之间建构转化的桥梁，真正达成师生之间的“视阈交融”，从而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4]。
（四）师生主体间的民主
作为教师不强调自身的绝对权威地位，在做判断、决策之前，以平和的心态，多向学生征求意见，不以教师自我为中心，让学生服从教师的决断，而是应该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同时，学生也不一味地强调自身的中心主体地位，而是走向师生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中，学会师生换位思考，给予对方更多的民主参与权利和自由。
（五）师生主体间的信任
师生只有在精神层面上相互信任，才能在职业教育活动中，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达到职业教育效果的事半功倍。师生在交往中自觉摒弃相互的功利性关系，教师主动亲近学生，不以学生为手段；学生也主动接触教师，不敬而远之，也不以教师为手段。只有相互走近，情感距离才能拉近，走向信任，实现师生对教育认知上的充分交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视域的融合。
（六）师生主体间的合作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的存在并非以一个独立的个体为基础，而是以双向理解的交往为起点。理解职业教育活动不是反省的过程，而是以生命为引导，进入他人内在心理活动的过程。职业教育教学是师生主体间的思想对话，而不是有知的教师带动无知的学生，更不是教师对学生的改造。在职业教育的对话过程中，师生都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存在，师生要把对方当作知己，在充分地理解对方的同时，也充分地反观自身，教学相长。通过师生主体间视阈的融合，以语言为中介，互相进入对方的视野，彼此体验对方的生命感悟，领会着他人的生存状态，不断影响对方精神世界的重构，建立起一种超越知识传递的主体合作关系，师生共同谋求自身发展，共同展示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教育的过程中，师生是关系中的主体，是和而不同的关系。师生的伦理精神不仅消解了职业教育主体性的自我异化，强调了主体间的相关性、和谐性和整体性，而且保留了师生作为个体主体的根本特征。在此中渗透了师生与文化世界的融合与共存，积极倡导主体间的交往行为，构建师生以尊重平等的对话、理解、交往、合作为特征的和谐社会的实践关系[5]。
三、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的校园文化生成的依据
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既需要师生共同努力将其内化为师生自身的信念，共同地弘扬、恪守、维护和遵循，又需要从师生主体外在文化因素进行生成。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生成的客观因素中，文化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6]，现代职业院校师生在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世界中生活，被文化所熏陶、影响、规约，使文化拥有了一种客观力量，使师生主体的思想、习惯和行为被长期的社会积淀下来并被改造了的文化所同化，并且师生主体也愿意接受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以此来满足自身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对它产生认同感的同时，进而选择并支持它，从而也实现了文化的教育功能。这种文化的机理有利于对生活在同一文化世界的师生产生某种共同、稳定的思想、行为和习惯。因此，作为生活在校园文化环境中的职业院校的师生来说，所追求尊重、平等和民主的师生伦理精神，亦需要这样的文化世界，发挥文化对主体心理上熏陶、影响、塑造、规约作用，使师生追求的伦理精神与职业院校主导校园文化相一致。基于文化对师生伦理精神生成的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除了重视社会大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以外，更应该重视职业院校先进的校园文化体系的构建，为师生伦理精神的生成提供直接的、有序的校园文化环境。校园文化作为整体系统，从校园文化的构成和文化的形态上讲，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要素构成。物质文化是主体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的手段、工艺和方法，制度文化是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在规范层次上的定在或体现，精神文化也叫观念文化，是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三种文化相互联系，辩证统一，构成全面协调发展的有机整体。重视校园文化发展的全面性与协调性，既要注重校园物质文化的发展，又要注意校园物质文化变动所引起的校园秩序、学校道德的变化以及师生价值观的变化，关心校园物质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关涉师生的生命存在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关问题，使各文化要素之间互相促进。在先进健康合理的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系统熏陶、影响、塑造和规范下，生成现代职业院校师生的伦理精神。
四、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的校园文化生成路径
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需要在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系统的整体影响下，进行文化上的熏陶、文化上的塑造、文化上的规约来逐步地生成。
（一）建设丰富的校园物质文化，为师生伦理精神的生成提供物质基础
校园物质文化是校园精神文化的直接物化，它是具有感性的校园文化主体把自身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信念对象化的活动结果。校园的各种建筑物、教学科研设备、图书资料、校园道路、花草树木、雕塑壁画等校园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产物，是师生直接感受的客观物质存在，为师生伦理精神生成提供物质基础。这些沉淀了一定文化观念的物质存在物最直观地给师生古典或现代的感观，一些文人的雕像，如孔子等先贤塑像，直接让师生肃然起敬，尊师的观念油然而生。古典感十足的校园文化建筑，让师生感受到传统文化内涵和底蕴，而现代恢弘的建筑则可以给师生以自由、民主的新风尚之感。校园的物质文化形态使置身于人文景观中的师生被人化自然直接影响，促使师生伦理精神的生成，起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灌输文化价值观念的作用。因此，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优化校园教书育人的物质文化环境，精心打造优秀的物质文化载体，合理布局校园建筑，可以为师生伦理精神的生成提供更好的物质文化基础。
（二）建设公平的校园制度文化，为师生伦理精神的生成提供制度保障
校园制度文化是校园主体把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固定化为师生行为、活动模式和准则，是一系列的规范化体系，它是校园精神文化中的文化心理结构。校园制度文化的制定应调动师生主体的主动性，让管理者和广大师生共同参与，让师生在共同参与下感悟自身主体性的存在，体会对制度文化的认同感与信任感，从而使师生在共同参与中体悟师生间民主、合作、交流的伦理精神。师生对制度文化的参与过程直接孕育了学生的民主意识，使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增强，更能主动地自觉遵守，对师生共同生成具有现代民主的伦理精神至关重要。在建设校园制度文化的过程中，注重发挥师生主体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在校园制度文化构建过程中的自由、民主等文化内涵的生成。因此，建设公平的制度文化能为师生伦理精神的生成提供制度保障。
（三）建设先进的校园精神文化为师生伦理精神的生成
提供良好的精神氛围无形的校园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生命力和灵魂、动力与核心。校园精神文化建设要突出人文情怀，增强校园精神文化的归属感，以促进师生的自由全面发展。校园精神文化建设要以校园精神为指导，把师生伦理精神注入其中，让其体现在学校各种行为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促使师生伦理精神的生成。可以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校园报纸、校园板报、校园标语、校园网络等媒介构建校园精神文化。可以利用师生网络文化平台的开展更好地将师生伦理精神注入学校教育中，使教育者及时地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各种困惑、学习与生活的需求，使师生互动交流更便捷，实现师生间的对话和交流。更好地让职业教育回归学生的生活，让伦理精神在生活的土壤中健康地生成。同时，校园主体增强校风、教风和学风的建设，可以凝聚学校人本资源，塑造良好的校园精神风貌，促进学校精神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形成师生间相互尊重、民主的文化氛围。现代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的形成是一种文化的生成过程，需要师生共同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文化外化过程，即让师生不断吸收、接纳伦理精神，进而实现自我内化的过程。既要注重社会大文化环境的净化，以及校园物质文化、校园制度文化、校园精神文化等校园文化环境的统一协调发展，又要注重师生自身对伦理精神的内在自觉追求。只有职业院校师生伦理精神的遵循和恪守达成共识，师生间的伦理秩序才能良性发展，师生间的交往关系才能和谐共存，职业教育的文化知识才能完成有效的传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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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M].王红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5.
[4]李军，王阿芳.后现代语境中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J].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06（1）：51-52.
[5]冯建军.主体教育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15-121.
第4篇：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商王朝的始祖契生活在商丘一带。当时这一带是夏王朝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到王亥时商部落开始强大。“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商族的图腾崇拜是玄鸟。据郭沫若、闻一多等学者考证,玄鸟即凤鸟。商丘一带的汉画像石墓中凤鸟的图像很多,而且常常刻于墓门外侧,为祥瑞安宁之象征,说明直到汉代豫东一带仍将凤鸟视为神鸟而崇拜[2]。王亥生活在夏王朝中期,是商王朝开国帝王成汤的七世祖,是先商十四个部落首领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据范文澜、郭沫若等人研究,商部落活动的中心在商丘。王亥是商契的第六世孙,甲骨卜辞中称之为“高且(祖)亥”、“王亥”、“高且(祖)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也作“王亥”,《竹书纪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楚辞•天问》作“该”或“眩”。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一文中说:“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则亥乃其正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在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四位。王亥是卜辞中所称的三位高祖之一。在商朝的发展史上,契是商部落最早的首领,成汤是商王朝的建立者,而王亥、上甲微父子则是先商时期商族强大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尔雅•释古》说:“王,君也。”《说文》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这也就是说,商后代称亥为王亥,卜辞中多次称亥为高祖或高祖亥,说明了王亥为首领时所开创的事业及活动值得后人纪念,对商族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从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王亥崇我”的记载也可证明。
当时,商朝人祭祀王亥所用的牲畜多达三十牛、四十牛,甚至五十牛、三百牛,有时还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王亥为什么被殷商后人如此重视呢?这要从王亥所生活的时代及所从事的事业谈起。王亥生活的时代大约与少康同时。当时,夏朝正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逐步确立,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商部落的经济在夏王朝时期应该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也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管子•轻重戊》记载:“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误)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以养马,“牢”以养牛。这说明,到王亥时代,商人已经驯用马牛。但王亥所处的时代还是奴隶制初期,农业生产水平虽有进步,但还比较低下,饲养家畜无疑是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商部落畜牧业的兴起,不仅提高了商族的生活水平,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因此,胡厚宣等人在《殷商史》中认为“王亥是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3]。在夏王朝中期时的商丘环境优美,水清木秀,非常适宜动植物的生长,所以王亥就首先发明了畜牧业。随着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商业的产生。随着商部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剩余农产品及畜牧产品数量的增加,王亥便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这就是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王亥作为商部落的首领,他率领部落成员同其他部落进行的贸易已不是简单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而是有一定规模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贸易活动[4]。王亥率领商部落,赶着牛羊到外部落进行交易,外部落的人把他们称为“商人”。
王亥一生中应该说会有很多次规模大小不等的商业贸易活动。王亥最后一次贸易是与黄河以北的有易氏。《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王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还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这就是说王亥由于在贸易时在有易居住时间过长,引起对方不满,被对方杀死。在当时商族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王亥的这些商业贸易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王亥被杀除了商业贸易中双方发生分歧之外,也不排除政治方面的因素。但王亥被杀并未影响商部落的强大,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也并未因此停止。王亥死后其子上甲微借助于河伯的武力,打败有易氏,杀了有易氏国君绵臣,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商只所以能够取代夏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使其日益强大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商人的商业贸易活动为商灭夏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就说:“汤灭夏以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
《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也说明了当时的商国已是房屋成片、人口众多的状况。随着商业的发展,交易的货物必需增加其数量,夏后期早已利用奴隶,商应有更多的奴隶从事生产。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兴起的形势,开启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革命。”[4]虽然王亥为他所开创的商业活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这并不影响历史的进程。正是王亥所开创的商业活动,增强了商部落的经济基础,并掀起了一场推翻夏王朝的革命。在中国商业史上,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和王亥从事商业贸易并因此被杀害的记载是中国古代文献关于商业和贸易行为的最早记载,王亥又是当时商部落的首领,所以,王亥可谓是中国商业第一人,即中国商业的鼻祖。因此,王亥受到殷商后代的隆重祭祀就决非偶然。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在《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多达96条。殷人有时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可见王亥在商朝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威信。正是王亥所开创的畜牧业和所开始的商业贸易活动给当时的商部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商部落迅速壮大起来。《管子•轻重甲》记载,商汤时,夏王朝的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夏桀仅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无不服文绣衣裳”。商汤则采用宰相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落的妇女赶织“文绣纂组”,换取夏朝大量的粮食,通过这些商业贸易活动,为灭夏准备物质基础。由此也可推断,商国的强大应是从王亥所进行的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的。通过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使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商国终于在汤时取代夏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商王朝[4]。商朝取代夏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并且成为对中国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王朝,商朝时的商丘无论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二、商丘历史源远流长,古商文化几度辉煌
商丘历史悠久,文化底蕴非常厚重,是商部族的起源和聚居地,商人商业的发源地,商朝开国帝王商汤灭夏后的建都地。因此,商丘的商有三重含义:一是指商部族的“商”;二是指商人商业的“商”;三是指商朝的“商”。先商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更是商丘文化的源头,正是有先商时期丰厚的文化积累,才使商丘这块土地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丘文化,即商丘成为了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文化的策源地。儒家创始人孔子祖籍商丘[5],后又长期在商丘及周边地区讲学传道,招收弟子。孔子之所以能创立儒家学派,可以说与其先祖所居的商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丘成为孔子实践儒家思想和传授儒学的重要地区之一。
庄子是商丘人,是战国时期道家的重要人物,其思想继承老子又有所发展,《庄子》亦称《南华经》,是道家主要经典之一。他认为“道”是宇宙本体,“自本自根”,“无为无形”,“莫知其始,莫知所终”。以此出发,他认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万物皆一”。《庄子》一书中有着朴素的辩证因素,而且常借寓言故事讲述抽象道理,想像丰富,语言生动,既是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两千多年来庄子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座思想的丰碑。道家创始人老子家居鹿邑,距商丘只有几十里,鹿邑虽然属楚国,但其远离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实际属于古代商丘的文化圈内,老庄的道家文化融为一体,其思想根植于古代商丘深厚的文化土壤。墨家是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古代重要思想学派,创始人墨翟也是商丘人,他当时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政治主张,墨家初始即以与儒家对立的姿态出现,在一系列政治与学术问题上与儒家展开论争。战国末期,墨子后学克服了墨家学说中的宗教迷信成分,增加了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兼爱”、“非攻”等许多思想独树一帜,墨家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不相爱”,因而提倡“兼爱”、“非攻”,反对征伐攻战;提倡“节用”、“节葬”,反对奢侈享受,以减轻庶民负担;提倡“尚贤”、“尚同”,反对宿命的尊卑观念和等级制度。
特别是墨家对科学的认识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丰碑。百家争鸣中的名家惠施是商丘人,惠施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的诸子百家或萌发于商丘,或成长于商丘,或光大于商丘,他们聚集在商丘这块先商文化润育的热土上,高谈阔论,激扬文字,切磋学术,交流思想,开放出了一朵朵美丽的思想之花、智慧之花,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思索和深深的向往。诸子所留下的著作更是一座座文化的“金字塔”,两千多年来一直在向后人展示着其光芒和神秘。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更是商丘历史上一段最美好的一页。在汉代前期和中期,商丘历史再度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在刘武被封为梁王并把封国都城定在商丘之后,商丘的经济文化在汉代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居全国之首,许多文人墨客、天下名士聚集商丘,研究经典,撰文作赋。商丘人戴德、戴圣编篡《礼记》,对儒家经典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学者丁宽、焦延焘和桥玄对《易经》的研究,亦有较大进展。著名文人贾谊、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相聚商丘,谈古论今,饮酒赋诗,留下了许多千古佳话、绝世佳作,声誉满于华夏。魏晋时期,虽战火不断,但商丘文化仍然继承了前代文化的脉络,出现了著名思想家杨泉,他提出了世界是物质的初步概念,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文学大家江淹、江总文才溢于海内,为当时一代文豪。唐代商丘是我国东方丝织业交易中心,其经济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当时的商丘文化亦十分发达。在唐代诗坛活跃的商丘诗人有陈希烈、刘宪、刘熙古、崔日署等。宋代是商丘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北宋时定商丘为南京,商丘成为陪都。
商丘除了继承着唐代东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外,文化较唐代又有较大的发展,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就设在商丘,为宋朝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戚同文、石延年、王洙、王尧臣、张方平、赵概等都是应天书院培养的杰出学生,分别成为宋代政坛和文坛上的重要人物。明清时期,是商丘古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当时的商丘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位居大学士者有沈鲤、宋权、李天馥;位居九卿者有吕坤、宋纟熏、杨东明、侯恂、练国事、汤斌、宋荦等十余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吕坤、杨东明还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汤斌、窦克勤则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大家,侯方域更是以一代风流才子千古垂名,李子金、杜知耕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明清时期商丘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再次证明了古代商丘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积累,也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商丘人的聪明和才智。沧桑变迁,斗转星移,10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商丘自不能免,以致于在发展的进程中放慢了脚步。今天我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古老商丘再次焕发生机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和挑战。
三、打造“华商之都”,建设和谐商丘
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于2004年6月来商丘考察后,欣然题词:商人、商业源于商丘[6]。商丘的“三商文化”,不仅内涵丰富,而且拥有大量的古代文献和实物资料支撑,应成为商丘城市品牌的核心内容,继承、弘扬、挖掘和宣传“三商文化”,进而打造“华商之都”城市品牌,必将对提高商丘知名度和竞争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是一个可以创造奇迹的时代。在这么一个绝好机遇中,有着创新传统的商丘人民,生活在我们祖先留下的这块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土地上的每一位商丘人,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打造“华商之都”、建设和谐商丘的伟大历史使命。
第5篇：历史文化知识范文
关键词：城市文化；治理；城市文化治理
引文
积极推进城市文化治理工作进展是当前城市工作的重中之重，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如何塑造、保护、开发城市文化既是城市问题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也是当前城市发展的现实要求。
1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1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
当今世界，文化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学术界和公共管理者的公认，重视城市文化、发展城市文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一座城市是否拥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关系到这座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城市文化治理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值得欣慰之处，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新的文化建设理念的提出，对新的治理方式的摸索，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数量的不断增加，市民素质的提升等。这些进步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在看到城市文化治理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我国城市文化治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主体等多个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1.2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共性问题
1.2.1治理主体单一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城市文化治理的根本要义，现实情况中，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治理主体依旧只是政府一元，其他治理主体参与不足，治理效果不明显。社会组织和公众都是城市文化多元治理主体中极为重要的一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会治理力量得到壮大。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社会组织依旧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资金不足、独立性不足、人才不足、协作能力不足等方面。1.2.2治理方式落后受传统行政模式的影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方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管理方法缺乏民主理念和服务精神。多数情况下，政府管理方法属于专制型方法，多数的政府工作人员把自己看作是高高在上的“官”，把管理对象看作是普普通通的“民”，极大降低了城市文化治理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专制型的政府管理方法使得政府只注重统一性，忽视了差异性，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掩盖了人们的个性，他们的积极性也无法发挥出来，致使行政工作单调乏味，缺乏灵活性，降低工作效率。②治理方式缺乏引导性。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然而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法制建设还存在较多空白，治理工作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不理解，从而产生各类矛盾。③治理技术手段更新滞后。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是现代政府管理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府部门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不足，技术手段更新滞后，电子政务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1.2.3治理资金投入不足传统的城市文化管理领域政出多门，城市文化治理在资金投入方面存在资金投入方式单一、投资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效益低下等问题，从而导致城市文化治理资金投入不足，无法满足治理要求。1.2.4治理队伍建设滞后人是一切工作的实践主体，队伍建设关系到城市文化治理工作的具体落实情况。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队伍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城市文化治理队伍规模较小，队伍积极性不高以及队伍专业性不强等三个方面。
1.3各类城市文化治理存在的问题
①政治类城市文化治理：政府过度集权，宣传效果不佳。②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缺乏科学完善的经济文化治理体系。③教育类城市文化治理：经费投入不足，服务质量较差。④生活类城市文化治理：不能充分满足市民文化生活需求。
2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2.1政府在治理理念上缺乏服务意识和系统规划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经济发展压力渐大，政府培养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势在必行。然而，在现阶段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政府行政管制的色彩大于公共服务的色彩，官本位思想横行，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效率低下，政府短视等问题层出不穷。
2.2政府自身角色定位不准确
治理理论的一项重要主张就是去中心化，即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原来的绝对核心角色转变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份子，政府在公共管理总的核心地位被动摇，向市场分权、向社会甚至公众分权是治理理论的内在要求。因此，政府自身准确的角色定位是城市文化治理有序进行的关键。
2.3市场组织、市民等治理主体参与意识淡薄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城市文化治理的题中之义，城市中的各类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市民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城市文化治理过程中。然而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市民等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不足，从而使的城市文化治理未能取得一定进展。
3我国城市文化治理的对策建议
3.1完善城市文化治理主体
①充分释放市场潜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经济类城市文化和生活类城市文化的治理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市场参与，实现市场经济组织与政府对城市文化的共同治理。②充分发展社会组织，让社会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既需要政府鼓励第三部门等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需要社会组织自身谋求变革，追求创新，从而加速自身发展。③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让公众真正参与到城市文化的治理当中。公众参与城市文化治理一方面需要政府要赋予公众一定的权利，包括政策制定前期举行市民听证会，通过网络渠道倾听市民政策建议等。另一方面也需要公众提高自身素养，养成城市主人翁意识，提升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3.2创新城市文化治理手段
①更新文化治理部门的设施设备，提高文化治理部门治理效率。设施设备的更新是创新治理手段的物质基础，没有先进的设施设备，治理手段智能化、科技化都无从谈起。这既需要文化部门引进相关人才，以合理选取设施设备，操作维修设施设备；也需要有合理的资金配置机制，以满足设施设备更新的需求。②转变文化治理部门工作人员观念。设施设备的更新不是创新治理手段的全部，如果人的观念得不到及时更新，再先进的设施设备也无法起到提升治理效率的作用。文化治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与时俱进，在充分学习相关技术知识的同时，转变传统行政观念，奉行效率至上、服务群众的理念，尽快掌握新的治理手段。
3.3创新城市文化治理体制机制
首先，创新城市文化治理投融资机制，建立多种投资渠道、多种投入主体的城市文化发展机制。一方面需要转变政府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的角色，合理解决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增进市场、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的参与程度，改善社会力量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鼓励捐赠以吸引社会资金，转变传统的单一财政拨款形式，畅通社会资金投入渠道，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最后，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为科学的城市文化治理投资机制提供立法支持。
3.4提高城市文化治理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①改革文化部门聘任制度，区分文化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对专业技术人员坚持按照岗位要求择优聘用，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构建科学的社会评价机制；对管理人员实行直接聘任、推选聘任和委任等多种任用方式，建立竞聘上岗制度，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增强文化部门活力；对工勤人员实行合同聘任制，加强工勤人员职业技能培训，规范工勤人员的进管出环节。②完善文化部门聘后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和辞退制度。对受聘人员的工作情况实行年度考核，坚持客观、公正的考核原则，努力形成科学的领导评价机制，把考核结果作为晋升、奖惩、辞退的主要依据。
3.5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
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方针，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各类社会问题、城市病也随之出现，实行以以人为本为根本理念的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势在必行。改善经济类城市文化治理现状，关键在于政府要加强引导，同时也需要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
3.6提高市民参与度
由于政治类城市文化特殊性（政治性、权威性、敏感性）的关系，本文认为该类城市文化的治理主体应该包含政府和市民，政府作为当前政治类城市文化的最重要主体自然不用多提，市民对政治类城市文化治理的参与不足是其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完善治理主体最为关键的就是增进市民的参与。
4结束语
城市文化治理的要义在于清楚地认识到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全面践行治理理念。因此，对“城市文化”和“治理”两个概念的认识深度直接影响城市文化治理的效果。论文以上述两个概念为重心，对城市文化治理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以期对当前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铺垫。
参考文献
[1]连玉明.中国城市年度报告[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274.
[2]玉琳.新趋势：文化城市的确立与发展模式[J].南方论丛，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