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精选(九篇)

第1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金融创新 影子银行

一、基于货币政策区域非均衡视角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战略。在市场经济机制下，虽然外向型经济的东部地区经实现了高速发展，但一开始的关于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构想并没有实现。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发展仍相对缓慢，加剧了地区之间发展的非均衡现象。作为货币经济学领域的前沿分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开始将视角从宏观层面延伸至了区域层面，将各个地区在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等方面的非均质性研究纳入货币政策操作对经济运行影响的研究体系。国内研究主要基于风险价值模型（VAR）和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研究各区域经济指标对货币政策变量冲击的脉冲响应，判断和分析中国货币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区域性差异，进而分析引起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因素。

（一）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性实证研究

何丽娜（2010）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检验安徽和江苏两省评价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安徽省和江苏省的真实产出和物价的影响。申俊喜、曹源芳、封思贤（2011）首次避开“三分法”和“八分法”的区域划分――采用更能反映区域差异的内地31个省来反应区域差异，运用区域AD-AS模型和VAR等计量方法，分析统一货币政策对我国不同省城经济增长和物价两个指标的脉冲差异。葛腾飞、孙自胜（2013）通过定量分析验证广义货币供给量M2和GDP之间的关系，对我国东北、东、中、西四大区域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特征进行检验，发现货币政策对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具体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一样。

张细松（2012）通过实证检验指出我国东、东北、中、西部地区并不总是同时处于经济周期的繁荣或衰退阶段，不同调控方向的货币政策对处于不同周期阶段的四大地区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在其基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差异的区域效应研究中，他认为货币政策不同调控方向的货币供给冲击对四大地区所产生的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紧缩与扩张性货币政策存在多重不对称效应。丁涛、赵昕东（2012）研究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区域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冲击造成的各个省份的通货膨胀周期是不同的，有显著的区域效应。

（二）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解释

王昊（2012）和罗玉冰（2013）分别对西北五省区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五省区产业结构、财政实力、金融发展和政府行为的差异是西北地区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信贷渠道在五省区的传导效果存在差异，同一阶段不同省区在信贷渠道传导速度、深度及影响时间长短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同一地区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个阶段，信贷渠道传导效应也不尽相同。

陆虹（2012）收集了1996～2012年的相关季度统计数据，运用STR模型和LM统计检验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非对称效应及地区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效果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即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不对称性对我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运行存在不同的影响。

黄德勇（2012）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分别用VAR模型和VER模型对投资周期波动中的货币政策区域差异进行研究，东部地区带动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能力较强，财政政策是投资波动的主要因素；而西部地区被动跟随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投资自身遭受的冲击是投资波动的主要因素。李菁、赵邦宏（2013）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效应差异作定量比较，发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协调效果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佳，中部地区较弱，东部地区效应最弱，甚至表现为负效应，提出因地制宜改善金融环境，加强政策协同效应。

郭立平（2013）认为经济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并对货币信贷、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等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宏观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影响下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在资金报酬引导下参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影响过程，是造成不同地区间金融资源形态迥异、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由于地域广阔、经济结构复杂，我国是一个典型的“非最优货币区”，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是困扰我国当局决策的最大问题之一。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是我国不同区域货币市场发育程度、经济金融结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传导主体上的差异导致的，央行应加大各大区分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采取适度差别的区域货币政策，大力发展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区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对其效应的影响研究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货币供求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具体途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理论分为货币渠道理论和信用渠道理论。货币渠道理论认为金融资产只有货币和债券两种形式，贷款和债券可以相互替换，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包括利率、汇率、资产价格、货币供应量等。信用渠道观点则认为，金融资产包括货币、债券和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是特殊的，债券不能与之替代。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信用可得性，使投资发生变动，进而影响产出。围绕这两个方面，我国学者近几年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效应展开了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

（一）以货币渠道为视角的最新研究

何丽娜（2012）则从外汇占款角度分析区域效应的作用机制，认为外汇占款取代再贷款成为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造成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发达地区在基础货币投放量和区域货币乘数上远远超过其他区域，从而导致货币政策内部传导的区域非对称效应，我国基础货币的区域供应量应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马理、巫慧玲、张琴（2013）应用PVAR模型对2003～2012年期间31个省区的央票交易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证实从央票操作到市场利率与货币供应量，再到经济产出与物价水平波动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确实存在，且在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传导效果存在差异。

毛彦军、王晓芳、徐文成（2013）运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以居民消费占当期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为消费约束的度量指标，分析消费约束对货币政策宏观效应的影响和影响机制。推演发现，消费约束会通过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进而影响消费和产出的方式影响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水平的调控能力，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二）以信用渠道为视角的最新研究

卞志村、杨全年（2010）从与信贷渠道动作密切相关的信贷配给角度，通过修正贷款决策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前提下我国转轨经济中的地域性信贷配给，其突出表现为金融市场的“银政壁垒”，即由于行政区划、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内部垂直管理所造成的金融资本的割裂状况，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跨区域流动，进而通过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形成了以区域货币政策效应的差异性和配给均衡的特征。认为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问题，突破金融市场的“银政壁垒”才是解决问题之关键。

王志强、蔡祥锋（2013）章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分析了货币供应量M2、利率与股市变动的关系，并得出在当前利率未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下，虽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两种方式影响股票市场，但货币供应量M2更有效，调节利率对股市的影响并不显著。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导致股票价格上升的结论不一致，这于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利率对股票市场的调控作用不明显的现状相符。

傅先义、张辉、陈安平、郭德焐等（2013）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区域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影响，认为利率与货币政策传导可以有效互动，缓解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而有效的货币政策必须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应完善利率定价机制，增强基层行的定价灵活性。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更加复杂，传导机制也具有多重性。从近几年货币政策转变的频度过快，市场难以对经济形成合理的预期，充分暴露了利率传导渠道的滞后性，我们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提升市场主体对利率的敏感度，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

三、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影响研究

金融危机后，官方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宏观政策紧缩的情况下，资金面较为紧张，刺激了金融创新的发展。目前金融市场上，一方面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创新正如雨后春笋席卷全球，影子银行逐渐走进大众视野。金融创新使实际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下降，致使货币政策利率渠道和信用渠道的传导机制及效果减弱，广义利率传导机制也变得模糊。

（一）衍生产品创新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

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统的传动机构，使得很多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构的变化。邢博木（2013）认为，金融创新分流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特别是活期存款显著下降，这使得央行调整商业银行货币供应量的数量的政策效应被削弱。

方显仓（2013）研究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利率与信用渠道传导的影响发现，金融创新改变了产品市场均衡与货币市场均衡的性态，使IS曲线变陡、LM曲线变得平缓，降低了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传导效率，认为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指标的作用已经下降，金融创新使信用渠道传导及其效果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张伟等（2013）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银行理财产品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路径，发现理财产品的增加会导致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边际效应减小，从而影响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整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会上导致了货币乘数的下降。建议将表外理财产品发行规模作为货币政策重要参考指标，优化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

斯文（2012）通过分析在利率衍生品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对比发现利率衍生品推出后信用传导机制畅通程度出现明显变化，信用传导渠道被大大弱化。斯文（2013）通过运用普通回归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已经对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渠道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并且汇率传导渠道的功能出现明显的减弱迹象。

（二）影子银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由于受到严格的管制，逐渐无法满足市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影子银行在此背景下迅速发展。哈斯（2012）认为影子银行独特的运行机制独立于传统货币政策调控范围之外，其对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形成诸多挑战，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制定难度，削弱了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同时对货币政策的稳健运行和工具效力产生影响。

骆振心、冯科（2012）认为影子银行一方面通过信用创造增加了社会总的货币供应量，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另一方面它的利率水平更能反映资金需求情况，大大偏离了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水平，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形成了挑战。此外，影子银行对宏观经济政策有突出的非对称性，对货币政策传导造成了“梗阻”和“渗漏”效应，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被严重削弱，增加了货币政策效力的不确定性。

总之，无论是金融产品创新还是影子银行，都使信贷供给更加趋于隐蔽，给以我国货币供给量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很大困难。货币当局应当重新审视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供给量统计口径，加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信贷活动监管，打造更加全面、透明的信息信息平台，加强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四、研究述评

纵观国内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伴随我国市场改革与转型的持续深入，我国学者对货币政策以及其效应的研究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证的结合，根据不同阶段货币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热点，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近几年，区域非均衡视角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各区域货币市场的发育程度、经济结构与传导机制上的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存在的根本原因，完善欠发达和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金融结构，实行有效的、适当的差异化货币政策是大部分学者都坚持的观点，无疑也是必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国内学者近几年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更多地专注于具体的指标量化分析，研究成果更加切合国家货币政策发展与改革的需要。当前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已然是大势所趋，合理布局全国经济金融结构，疏通货币传导渠道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有关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的研究，在金融危机后不断升温，尤其是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弱化问题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的目光，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提升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建言献策。由于，目前影子银行还属于一个新鲜事物，其发展方向与规模还有待观察，但加强影子银行活动监管和增加信贷透明度，应当其资金流动规模与银行表外业务共同纳入货币政策制定的参考。

第2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欧元区是否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以及区域整体应对非对称冲击时的制度困境。欧盟统计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区内劳动力流动性面临较大障碍，经济一体化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而财政和政治联盟的缺失导致欧元区无力应对非对称冲击，严重挫伤投资者对欧元的市场信心。因而，加入欧元区的稳定性成本高于预期。总结欧元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还可以得出有关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启示，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欧债危机　欧元　最优货币区　人民币国际化

欧债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引起了人们对欧元国际地位和欧元区制度设计缺陷的探讨。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经济周期的差异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同时，对于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是否救援及如何救援的争议导致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加剧了对全球经济下行和欧元前景的担忧。欧元虽然不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但危机的蔓延却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缺陷有关，且欧债危机能否度过直接决定了欧元的命运。作为目前世界上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成功的实践，欧元的命运不仅与欧盟戚戚相关，更关乎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欧元区是否真的是最优货币区?为什么财政与政治联盟是欧元摆脱困境的前提?本论文围绕上述问题探讨欧元区是否适合组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3期成货币同盟，重点关注加入货币区的稳定性成本，思考欧元未来的国际地位与发展趋势。通过总结欧元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还可以得出有关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启示，这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回顾

为了深入分析欧元的困境，有必要简要回顾最优货币区(0一ca)理论。该理论最早由蒙代尔提出。他认为在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两个区域之间需求转移导致的冲击可得到消除，要素的流动性是建立最优货币区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此基础上，传统的oca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建立oca的标准，包括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通胀偏好相似性、政策一致性等。现代oca理论关注最优货币区的收益和成本。克鲁格曼指出，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加入货币区的货币效益越大、经济稳定性损失越小。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成为oca的主要标准，如果外部冲击对不同成员国产生不同影响，则加入货币区的稳定性成本会很高；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同性越强，遭受非对称冲击的几率越小。另外，实证研究表明，oca具有内生性，即一国在加入货币联盟后其经济结构会受到影响，事先不满足条件的国家事后可以得到满足。这就为欧元区的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持。

 

欧元诞生时世界经济运行平稳，货币联盟给成员国带来了显著的收益，此时的成本也往往较低。在最优货币内生性理论的影响下，欧元区成员国由最初的11个增加到17个。但自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较大差异使得经济冲击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而分散的财政政策则使成员国整体上应对非对称性冲击的能力下降，加入货币区的成本便集中地暴露出来。

 

二、欧元区成员国不满足oca理论的条件

(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欧盟在发展中形成了以德国、法国等为核心，以包括“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在内的南欧国家为的“圈层式”发展模式。核心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拥有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性实体产业。而欧猪国家产业结构单一，竞争力不足，缺乏长期推动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更重要的是，欧元区新成员的加入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差异。2007年斯洛文尼亚加入，当年便取代葡萄牙成为区内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2008年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斯洛伐克加入，这些新成员的人均gdp都处于区内垫底位置，成为拉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人均实际gdp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倍数从2005年的3.78提高到了2009年的6.54，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此后，这种差异虽有所缩小，但仍维持在6倍以上的水平。

 

(二)要素流动性

要素流动性是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判断某一区域是否符合oca的重要标准。如果成员国之间要素流动性很强，则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会缩小，实行单一货币制度会促进经济发展，加入货币区所带来的收益将超过其成本。这正是欧元区诞生的重要理由。

 

欧元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加之信息条件的改善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区内资本市场更加深化、透明、流动性更高。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区内fdi的流量超过3000亿欧元，比两年前增加了88％。2001—2010年，欧元区居民所持有的欧元债券每年都超过75000亿欧元，且10年来持有额稳定，波动不大。可见，随着欧元的使用，汇率风险和跨区交易费用下降，极大地刺激了区内资本流动。

 

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重要指标是利率的趋同。2001年初，德国与“欧猪五国”长期债券的利差大约为40个基点。随着欧元的启动与区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二者之间的利差不断收窄，到2005年1月最低时只有5个基点，且在2002-2007年上半年均维持在20个基点以下。oecd的研究显示，2001—2006年，在德国，利率比应有水平高50个基点，而在希腊、西班牙和爱尔兰，利率却比应有水平低300-400个基点。这正是资本在区内自由流动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信誉与风险与德国日益接近。实际上，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德国与“欧猪五国”之间的利差开始扩大，欧债危机更是使得二者之间的利差增大到了780个基点。

 

从劳动力的流动情况来看，进入21世纪，人口净迁移量随着欧元的启动而大幅度上升到150万人左右，同时，失业率也从10％的高位缓慢下降1—2个百分点。货币联盟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降低了区内整体失业率，这的确反映了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内生性。经济形势较好时，这种内生性表现明显，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实际情况与内生性理论相背驰。区内人口净迁移大幅下降到了65万人左右，失业率再次攀升到9％的高位，大致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2009年以后，虽然欧元区各国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就业，但人口净迁移回升极其缓慢，劳动力流动性处于低谷且反弹较弱，失业率也有升高趋势。

 

欧洲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一方面源于各国文化、历史和语言差异，另一方面也与福利待遇等政策限制有关。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决非短期能够解决。

劳动力的低流动性与资本的 高度流动性相结合，其结果比劳动力和资本“双低”流动性更糟糕。这是因为在危机到来之时，资本迅速流出，而劳动力不流动，从而导致失业率迅速上升。2009-2010年区内fdi的总流量分别只有1542.78亿和1300多亿欧元，比

2007年减少约53％和60％。“欧猪五国”区内fdi规模更是大幅度下降，葡萄牙和西班牙甚至出现资本净流出，这极大地提高了加入货币联盟的稳定性成本。此外，资本自由流动导致利率趋同，而过低的利率刺激了希腊、意大利等国过度负债，将人们麻痹在统一货币带来的低风险幻觉中，进而推迟了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这一切都为未来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三)经济周期的相似性与外部冲击的非对称性

除了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外，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产业体系比较完整，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强。而边缘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且为易受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业，受到冲击后恢复的过程艰难而漫长。如希腊的主导产业是旅游业和造船业，西班牙的支柱产业主要是房地产和旅游业，爱尔兰的支柱产业之一是房地产，危机发生后它们难以摆脱负增长、高失业率的困境。

 

这一切导致欧元区各国经济周期不完全同步。新成员国在危机爆发前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速，但受危机的冲击也最大。“欧猪五国”和核心成员国的经济在危机的冲击下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核心成员国的恢复能力明显较强，到2010年经济增速已经回升到了2％以上的水平。而“欧猪五国”在经历了衰退后，到2010年gdp仍然是负增长，且预计2011年增速将再次下滑。这说明外部冲击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导致加入欧元区的稳定性成本远远高于预期。

 

三、财政与政治联盟缺失挫伤投资者对欧元的市场信心

单一货币能够较好地运行，根本原因在于拥有统一的财政政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3期策，不仅可以通过汇率和利率的变化来调节需求，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转移支付手段来缩小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而减轻非对称性冲击带来的影响。可见，当成员国不满足oca的条件时，财政联盟成为成员国应对非对称冲击的重要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财政联盟背后的政治联盟更是恢复金融市场信心、维护欧元国际地位的唯一途径。

 

(一)财政联盟缺失难以应对非对称冲击

欧元区统一货币和分散财政政策的制度设计使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危机面前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方案，从而导致危机的蔓延。

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欧元区各国均出现了物价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但是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爱尔兰、西班牙、爱沙尼亚和葡萄牙cpi出现负增长，失业率超过或者接近9.6％的区内均值，而荷兰、德国、芬兰、奥地利和卢森堡等国的cpi仍保持小幅增长，失业率也低于欧元区均值。因此，前者需要强有力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而后者适度扩张的政策即可达到目的。

 

毫无疑问，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实施差别化的调控。对于那些因高额的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危机而无力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成员国来说，此时成员国内部的转移支付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以转移支付方式进行差别化调控的财政政策都是政府应对非对称冲击的主要手段，这种“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有助于消除加入货币联盟的经济稳定性成本。统一的货币政策只能作为统一财政政策的补充，用于增强统一财政政策的效果。近期欧洲央行再次降息，但欧猪国家的政府债券利率仍然居高不下，这再次证明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调节区内不同成员国的流动性差异。

 

(二)政治联盟缺失引发市场对欧元解体的担忧

货币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货币发行国或成员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整体宏观经济状况。欧债危机能否顺利度过不仅关系到区内的整体经济，更是欧元能否保持其国际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如前所述，当成员国不满足oca的条件时，财政联盟成为应对欧元区非对称冲击的重要手段。可见，要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维护欧元的国际地位，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是不可能办到的。

 

在当前金融市场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财政联盟背后的政治联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财政联盟不仅意味着更高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体现了成员国强烈的政治意愿，它可以向市场传递明显的政治联合的意图，反映成员国领导人克服困难、度过危机的决心和能力。这种政治意愿对于欧元区经济的恢复和欧元市场信心的提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实际上，欧债危机的演变过程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每当欧元区成员国囿于自身利益，在危机关头对于是否救援和如何救援等关键问题争论不休时，全球金融市场就会剧烈动荡，引起市场投资者对欧元解体的担忧。

 

此外，部分“欧猪国家”以大幅度消减财政开支为核心的紧缩政策是直接针对高福利制度的改革，通过强化区内财政纪律的统一财政政策可以为各成员国的制度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尽管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形成短期利空，但如果财政联盟能够向市场传递欧元区的利好信息，促进市场形成对未来经济的良好预期，它将抵消紧缩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有助于经济尽快走出危机。而欧元区整体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良好表现无疑是欧元国际地位的基石。

 

(三)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是否能够形成上下一致的政治意愿

欧盟一体化再往前一步，就是单一财政体系，这就要求欧盟从形式上的经济联盟走向实质上的政治联邦。但为了区内的整体利益而放弃更多的国家主权绝非易事。这与美国债务危机不同，尽管美国两党也为财政预算而争论，但在国家利益面前，党派利益常常退居次要地位。而欧元区在面临同样问题时，市场的悲观情绪更甚，因为成员国各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四、几点启示

由于法律、文化、历史等诸多障碍，修改欧盟条约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财政和政治联盟的推进必定极其艰难。但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不进则退，只有各国齐心协力才可能度过危机，否则，一旦欧元解体，无论对欧盟或者世界经济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欧元的困境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应正确看待货币联盟的内生性。货币联盟的内生性是有前提条件的，经济稳定时，货币联盟的内生性明显增强，而遭受外部冲击时，内生性会急剧下降。因此，组织或者加入最优货币区时需要认真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不可夸大货币联盟的收益、低估稳定性成本。更不应为了增强内生性而扩大成员国数量，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差异更大的国家拉到货币联盟中来，这样做只会增加货币联盟的稳定性成本。

 

第二、如果成员国要素无法自由流动，那么，财政与政治联盟就成为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欧元的设计者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货币联盟的内生性，忽略了财政和政治联盟的重要性，致使其无力应对非对称冲击。而没有财政和政治联盟支持的货币联盟是十分脆弱和难以持久的。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避免货币联盟的方式。在探讨人民区域化和国际化的途径时，曾经有学者提出建立类似欧元区的亚洲货币联盟，发行类似“欧元”的“亚元”。这种建议值得商榷。亚洲各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更低、经济发展差异更大，根本就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中国还需要让渡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自主权，甚至牺牲部分国家利益，必

须十分慎重。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时应借鉴美元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更有利于实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第3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从2011的9.2%下降到2015年的6.9%，与此同时中国的就业形势保持相对稳定，2011-2015年期间年均新增就业岗位1286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1%左右。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增速调整和结构调整的问题，而经济增速的调整将不利于总就业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因此经济增速和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就业产生负面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就业形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升级赢得更多的时间。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就业到底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呢？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

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其中卢亮、刘新和刘星、董万好和刘兰娟、张宏亮等研究了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许先普、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然而尚未有文献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中研究财政政策和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的结论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存在较多矛盾之处：第一，关于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卢亮、董万好和刘兰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刘新、刘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关于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先普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割裂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下来估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达成一致的认识。因此，我们尚不清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贡献的大小，我们也不能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此，我们需要采用新的数据和新的研究方法评估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以便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根据1991-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采用新的方法――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第二，本文采用财政赤字作为度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变量，从而更好地解决了财政政策的识别问题；第三，本文在同一个模型中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从而能够比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的大小，进而能够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方法选择

关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现有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了如下五种研究方法：第一，卢亮以凯恩斯的宏观乘数理论为基础，测算了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进而测算出财政支出对新增就业的贡献大约为4%；第二，董万好、刘兰娟建立了一个分析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及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发现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住宿和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第三，刘新、刘星估计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就业之间的面板协整模型，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宏亮估计了财政支出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支出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大幅度下降，而曾学文分别估计了财政支出、国债发行、货币供给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促进作用不理想；第四，易定红、白九梅通过时间序列模型估计了利率波动性对失业影响，发现利率波动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第五，李伊涵、陈利锋采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流通中现金量和社会信贷余额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信贷余额的就业效应大于流通中现金量的就业效应。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协整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五种方法，但是在这些方法中哪种方法更加适合于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呢？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事实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动态特征，也就是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在政策实施之后的几个时期内都是存在的；第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时效性，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经济衰退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而不是研究二者对就业的长期影响关系；第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生冲击的识别问题，这是因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外生干预而实施的，但是政府的干预过程是不可测量，从而成为遗漏变量进入了误差项，导致了内生性问题，应当采取恰当的方法识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根据上述三个特点，我们认为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协整模型都不是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最佳方法，因为前三者不能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关系，而后者不能集中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因此，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但通常来说，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必须要解决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以及样本量较少带来的估计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关于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目前主要有如下三种解决方法：第一，西姆斯（Sims）提出的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这种方法也称为递归识别法，该方法假定政策变量在当期对其他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那么结构型向量自回归模型A中矩阵A为下三角矩阵，矩阵B为对角矩阵，从而可以采用乔里斯基（Choleski）分解的方法确定矩阵A和B，但是伯南克（Bernanke）和布林德（Blinder）指出变量排列顺序对这种识别方法的分解结果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议把政策变量排在所有变量的第一位；第二，布兰查德（Blanckard）和柯（Quah）以及布兰查德和佩罗蒂（Perotti）提出的长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该方法的思路是，把结构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转化为ut=A-1But=Cut的形式，然后根据残差ut与结构型冲击ut的长期关系确定矩阵C中部分元素的具体值，从而识别出政策的外生冲击，但是这种识别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预先通过经济理论和相关数据对模型中的关键参数进行估计，如果我们选取的理论和数据出现偏误，则采用该识别方法估计出来的结果将是不准确的；第三，尤里格（Uhlig）提出的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这种方法通过设定一定时期内一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识别政策的外生冲击，比如帕帕（Pappa）通过假定财政支出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正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卡诺瓦（Canova）和帕帕通过假定财政收入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博蒙特（Berument）等则通过假定利率与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

关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样本量较少、回归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已有研究致力于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而充分利用面板数据样本量大、估计结果稳健的优点。但是，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面临如下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由于模型引入了因变量的滞后项而产生了内生性问题；第二，面板数据模型固有的不可观察的个体效应。霍尔茨一埃金（Hohz-Eakin）等最早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提出了采用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阿雷拉诺（Arellano）和邦德（Bond）首先通过一阶差分的方法去除了横截面的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变量的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通过广义矩估计的方法估计了动态面板模型，这种方法称为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由于一阶差分会损失很多的信息，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和邦德提出了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水平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采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采用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同时估计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这种方法称为系统广义矩估计。以系统广义矩估计为基础，洛夫（Love）和泰克尼诺（Zicchino）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广义矩的估计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这是最早采用广义矩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文献，其后有大量的文献采用该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如果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异质性，那么就应当采用如下的两种估计方法去除面板数据的异质性：第一，佩斯卡拉（Pesaran）等提出的混合组均值估计方法，该方法首先对每个横截面分别进行估计，然后对各个横截面的回归系数进行加总和统计推断；第二，斯瓦米（Swamy）提出的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即假定自变量的各个横截面的系数与其均值的差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Ω的正态分布，多恩等（Doan）进一步假定标准差Ω服从明尼苏达先验分布，从而可以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卡诺瓦和奇卡雷利（Ciccarelli）以及卡诺瓦等随后对该方法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并且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新发展方向是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以及面板向量自回归的估计。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省级面板稻菅芯坎普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为了识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我们采用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和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为了匹配省级面板数据同质性较强的特征，我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三、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

1.政策冲击的识别

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了两种识别政策冲击的方法：第一，借鉴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我们把外生性最强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放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最前面，把内生性较强的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就业――放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之后；第二，根据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财政赤字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更适合于测量财政政策，因此本文不再使用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而是采用财政赤字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不仅如此，我们还引入了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即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增长率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提高，就意味着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货币政策涉及货币供给和利率两个方面的变量，而且我们不能对这两方面的变量进行简单的整合，因此本文未能参考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而是把货币供给变量和利率变量共同带入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以研究货币供给和利率对就业的影响。

2.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假定yt是企业t期的总产出，λ是企业t期的生产技术，Kt是企业t期使用的资本，Et是企业t期的就业量，Pt是t期的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根据巴罗（Barro）对生产函数的设定方式，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Pt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得到生产函数yt假定wt是t期劳动者的工资rt是t期的利率，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到就业函数Et=根据就业函数，影响就业的主要变量有总产出、工资、利率以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

在本文中，测量总产出的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测量就业的变量是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u，测量工资的变量是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WAG，测量利率的变量是一年期贷款利率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是财政赤字BD和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BDG（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测量货币政策的变量是货币供给MO、M1、M2以及一年期贷款利率R。对于上述各变量还有如下四点说明：第一，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的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5），同时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只提供了1991年以后的货币供给M0、M1、M2的可比价格增长率的数据，因此本文中各变量的样本区间为1991-2014年；第二，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EMP、GDP、WAG、MO、M1、M2以及这些变量的对数均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这些变量的增长率EMPG、EMPG、GDPG、WAGG、MOG、M1G、M2G，而财政赤字BD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第三，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一年期贷款利率R是全国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样本期间为1991-2014年，样本量为24个，而其他变量是1991-2014年期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样本量为31x24=744个；第四，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最大值为44.74，最小值为-21.84，因此该变量存在不合理的异常值，我们对EMPG进行了2%的缩尾处理。本文采用的各变量的名称、定义、数据来源、计算方法、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3.模型的设定与估计方法

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把测量货币政策的四个变量MOG、M1G、M2G、R带入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但是变量MOG、M1G、M2G、R是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并且变量MOG、M1G、M2G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如果把这四个变量带人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则该模型不能被估计出来。因此，我们把变量MOG、M1G、M2G分别带人下面的三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因为省级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所以本文采用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和邦德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程序来自洛夫和泰克尼诺提供的Stata命令。

四、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检验①：第一，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G、EMPG、WAGG、GDPG、lnBD、BDG、MOG、M1G、M2G、R都是平稳的变量，故而适合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第二，根据BIC、AIC、HQIC三个信息准则，我们发现，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五阶，但是采用五阶滞后得到的估计结果和脉冲反应图效果不理想，所以我们把最优的滞后阶数调整为三阶，把各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滞后阶数调整为四阶；第三，根据稳定性检验，我们发现，九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不稳定的，其原因是模型中加入了MOG、M1G、M2G、R四个时间序列变量，如果要得到稳定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就必须去除这四个变量，然而这将导致我们不能考察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能比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影响的大小关系，为了避免这两方面的不利影响，我们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保留了MOG、M1G、M2G、R四个变量，同时采用bootstrap的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1000次的蒙特卡洛模拟，以尽可能地消除模型的不稳定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重点是，根据估计方程得到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然后再对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进而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限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给出所有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仅给出了基于计量模型（1b）的回归结果，参见表2。如表2所示，模型中有较多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对估计方程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

1.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我们可以得到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1。

如图1所示，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4，0.4]的区间之内，而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5，1.5]的区间之内。这表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对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总体就业包含了农业从业人员，而农业从业人员具有稳定、不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特征，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城镇就业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更大。鉴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本文不再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而是集中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

图1下方的三幅子图显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第一，在四年以内，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增加财政赤字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就业的增长；第二，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在零水平线上下波动，且在较多情况下为负数，这表明，提高货币供给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提高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正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负向影响，这意味着，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负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有正向影响。上述结论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在短期对城镇就业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降低利率就降低了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这将促使企业采用相对更加便宜的资本来替换劳动，从而降低了城镇就业，而降低利率的政策从长期来看对城镇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促进城镇就业增长。

总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产生很强的促进作用，而增加货币供给MO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负向影响，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与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

为了观察和比较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我们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并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2。

第一，如图2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2]的区间，而且在四年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如图2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如图2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在两年以内基本为负数，在两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正数，这表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且具有滞后性。

综上所述，当扩张性财政政策分别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时候，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及时、强健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卢亮、董万好、刘兰娟、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与许先普的研究结论相反。

2.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是否稳健，我们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BDG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2a）、（2b）、（2c），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以及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3。

如图3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1.0]的区间之内，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这表明，不论与何种增加货币供给的扩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均有显著的、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因而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具体而言，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四年以内对城镇就业的累计净促进作用趋近于零。

总而言之，当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至少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3.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目标，如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么宏观调控政策就应当在促进就业和保持经济增长两个政策目标中有所取舍。因此，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我们得到经济增长率GDPG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4。

如图4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对数lnBD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均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且三年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三年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说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呈现出“几”字型的变化趋势，而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很小的负数，这说明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三列所示，当降低利率R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在两年以后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说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能凸显出来。这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和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趋于悲观，降低利率不会迅速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反而促使企业采用资本替换劳动，因而在短期内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果在较长的时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则可能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

综上所述，增加财政赤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是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会凸显出来。

4.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模型的分解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检验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重新估计了更换变量排列顺序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3a）、（3b）、（3c），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①。我们发现，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促进作用依然是最强的，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远小于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a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R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主要发现如下四点结论。

第一，由于农业从业人员对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政策不敏感，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总体就业的影响很小，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当着力于促进中国城镇就业的增长。

第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有及时的、强健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稳定就业形势并恢复就业增长，是经济衰退时期保就业、稳增长的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

第三，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然而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不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就业。

第4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模式，财政约束

在一个拥有独立的国家里，当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或汇率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转移支付和减税等财政政策来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以减轻冲击造成的失业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的负面影响。然而在欧洲货币联盟内部，应对非对称冲击的主要手段就只有财政政策协调了，即独立财政政策的趋同化，因此协调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发展。

一、财政政策成功协调共同的政策目标及信誉保证

在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联盟(EMU)发展中，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多个分散的财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使财政政策的协调显得尤为重要。政策协调主要强调各国政策之间适当的调整，在宏观领域涉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作。这就使得政策协调成功与否，不仅涉及各国经济目标的差异程度，而且也与经济的预测、预算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财政政策的协调与货币政策相比更为重要。为了使EMU下各国财政政策协调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各国政府有共同的协调意愿及共同可靠的经济预测与分析

为使协调财政顺利实现，区内各成员国首先必须有协调的意愿，这才有可能使各国政策制订者坐在一起进行谈判，否则协调无从谈起。这种协调意愿的产生，一方面在于协调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利益，另一方面必须基于对未来经济状况有共同的经济预测和分析。

财政政策协调的产生，需要经历复杂的过程，首先根据本国经济状况提出协调的意向，经过谈判达成一致。而且，由于政策时滞，财政政策协调具体产生效果的时间至少在6个月甚至12个月之后。为了切实保重财政政策协调的效果，必须在进行财政政策协调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可靠的预测。在这个预测的基础上，政策制订者确定具体的协调手段和方式，弥补财政政策时滞效应较大的缺点，这也是财政政策协调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不同点。货币政策调整相对比较方便，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传导速度比较快，财政政策则不然。当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可靠的预测，与各国进行预测时依赖的经济模型有关。如果各国政府对经济模型的选择不同，其预测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辨别经济模型的适合与否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势必会影响各国政府协调的愿望及对协调方式的选择，所以政府决策依靠的模型是未来预测的结果对财政政策协调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影响。

(二)财政政策目标的趋同性

众所周知，一国的经济政策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但各国政策目标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一般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会对这四个目标进行排序，因为这四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政策目标上的协调包括两方面，即国家之上的政策目标协调，对于欧盟来说，各国必须在超国家层次，也就是各国必须在超国家层次对政策目标达到共识。首先要保证欧元的稳定，在这个共同的目标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财政政策协调。此外，国家之间的政策目标要协调一致。欧洲一体化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其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从行业协调深化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使各国有更高程度的趋同。目前，欧元区各国经济目标大大接近，但由于历史、文化及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各国政府的目标偏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导致在协调谈判过程中出现冗长未果的现象。所以，有必要进行各种改革来使本国经济状况与其他国家更加接近，这样国内政策目标就易于一致，财政政策的协调也就易于达成。

(三)财政政策协调中各国的信誉是重要保证

在经济政策协调中，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保证协议始终贯彻执行，达到协调的目标，为下次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调奠定基础。这种信誉的保证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各国政府在协定的执行过程中遵守诺言，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否则，如果一方违约而另一方以回到纳什均衡点来威胁，将使对方损失惨重。这就对参与国家有一种潜在的约束。

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协调之所以能够不断深化，主要在于各国政府在多次合作中已经拥有了很强的信誉积累。虽然在一些政策协调的谈判中，可能由于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使协调颇费周折，但一旦签订了协议，彼此就能信守，不会出现违约、失信的现象。共同农业政策的协调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欧洲货币体系等协定都是制订后被坚决执行，若出现经济危机，就对体系进行调整。所以，信誉为协调的深化提供了保证。很显然，在EMU机制下，财政政策协调的成功也有赖于信誉的保证。信誉可以使欧洲中央银行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保持动态的一致性，使私人预期具有理性，工资物价比较稳定，这就有利于财政政策协调时采取的一些措施更加有效，而且也增加了对未来经济预测可靠性的程度。所以，信誉是协调协调成功的重要保证。

二、协调的可能性分析

欧元区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已经经历了一段时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的不断深入，需要在欧元区范围内采取共同的财政政策，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同时协调各国的财政政策。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乃欧元区的必然趋势。

(一)集中财政政策协调可能性分析

区域一体化程度越高，成员国越多，集中政策协调的难度会越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现代国家调控宏观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工具，两者往往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

随着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的不断深入，欧元区内，以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由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执行，需要一种相对集中的财政协调机制来应对不对称冲击。但现实情况却是，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部门，财政政策基本分散在成员国国内。财政领先下的斯塔尔伯格均衡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中央银行也不会对单一财政主体的行为进行反应，且随着一体化的深入，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进一步的政策协调可谓难上加难，建立一种相对集中的协调机制比较困难；在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上，《马约》也没有对集中财政做出任何制度安排，而欧盟财政预算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7%，离真正统一财政政策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因此建立集中的财政政策协调将非常的困难。

(二)分散的财政政策协调可能性分析

在经货联盟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多个分散的财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这使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政策协调显得尤为重要。欧元区各成员国间实施财政协调，就是运用财政政策对本国国民经济施加影响，以实现特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欧元区成员国之间实现财政协调成功与否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目标的差异程度、经济预测、预算周期等因素。

(三)共同的协调意愿

欧元区内各国首先必须有协调的意愿，才有可能进行谈判。否则协调无从谈起。欧元区各个参与国的基本经济情况并不一样，经济周期也不尽相同，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肯定也不一致。各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最初动机主要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因此，各成员国在财政协调过程中，收益的不均衡成为一个突出障碍。只有认识到协调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利益，对未来经济状况有共同可靠的经济预测时，协调意愿才可能产生。

三、财政政策协调路径的探讨

(一)短期财政约束

由于欧元区分散的财政制度与统一的货币制度并不匹配，也远非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成员国财政趋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加强财政约束以替代相对集中的财政政策协调对确保欧洲央行单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以及最终实现欧元区内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却是十分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加强财政约束有要求成员国严格恪守欧元区的相关财政纪律之意外，还有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财政约束或财政规则，加强财政规则与现实的适应性之意。通过实施财政约束，最终促使欧元区各国财政结构趋同，为在欧元区内实现统一的财政政策，建立统一的财政体制打下良好的基础。要在欧元区成功推行财政约束，有几点是不可忽视的：

1.把握好财政约束的弹性，保持好平衡

既不能采取过于宽松的财政规则，导致欧元区的成员国恣意使用财政政策，使约束形同虚设。也不能实施有悖于现实的、过于严苛的财政规则，致使成员国大范围触及规则的警戒线。

欧元区内应设立专门独立的委员会，客观评判财政约束的适应性，在不影响财政约束稳定性的情形下，根据实情进行相应修改。这是保持财政约束弹性的一个良方。一旦财政规则被确定下来，那就用铁的纪律来保障其实施。随意地破坏财政纪律，会导致欧元区信誉下降，不利于各成员国的财政趋同，还会降低公众对货币联盟的信心。

2.将“赤字许可证”引入《稳定与增长公约》，正向激励财政约束

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产权界定明确，行为人之间的交易就能导致外部效应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说，如果产权界定明确，各种机制能允许人们进行适当的谈判的话，那么人们就能以他们交换生产和消费一般商品的权利的方式，交换他们产生外部效应的权利。如果在财政约束当中引入“可转让的赤字许可证”，每一个成员国都分配到了数量相当的若干财政赤字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可以自由转让。如果某一成员国的赤字超过了它所分配到的赤字配额，那么它必须购买额外的赤字许可证。这与《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规定有所不同，超过财政赤字限额的额外支出不是固定的，也就是罚金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其他成员国拥有足够的许可证，其价格就会很低廉，若是没有足够的许可证，其价格就会很昂贵。当许可证价格低廉时，一个成员国受到非对称冲击时，它可以只花相当低的成本运用财政政策抵消冲击的影响。不突破财政赤字规定的国家也可以为其稳健的行为得到回报，因为成员国可将用不上的许可证卖掉。

(二)长期协调路径从长期来看，欧元区必将出现单一财政体制的格局。不仅财政当局间要进行必要的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要进行相应的协调，建立相对集中的财政政策体系，这样才会提高整个货币联盟的福利水平。目前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情况的许多差异决定了财政协调一体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欧元区的财政协调向更高层次迈进应遵循持续渐进的原则：先从总量进行控制，在结构上容许各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逐渐过渡到对各成员国的总体财政政策予以控制和指导；先从加强各国财政政策协调入手，逐步过渡到财政一体化。

从加强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开始，积极建立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机制，以切实保证财政政策协调的效果：在进行财政政策协调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要有一个可靠的预测，政策制订者根据预测来确定各国具体的协调手段及方式，弥补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进行各种改革促使国家间政策目标的一致，保证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成功。

在向更高层次的财政政策协调递进时要注意：在欧元区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要给予相应的配合；当欧洲中央银行的利率处于很低的水平，货币政策面临失效的情况下，需要在欧元区，乃至欧盟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出现经济衰退，物价上升时，共同财政政策需配合货币政策稳定物价；经济出现过热时，为避免利率急剧上升，在欧元区范围内共同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在一部分国家经济过热和财政大量赢余的同时，另有部分国家可能出现经济衰退和严重财政赤字，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实行顺周期财政政策，也需要在欧元区内进行政策协调。争取在欧元区率先实现统一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转移，重新配置资源，帮助成员国吸收不对称冲击的影响，从而缩小成员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四、财政政策协调可供选择的模式

(一)财政联邦制是较为理想的政府组织形式

分散化的财政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分散化的决策体系下，每个地区在进行边际单位的公共产品生产决策时，往往仅仅考虑区内居民将从这一边际单位产品中获得收益如何，而不考虑这种公共产品编辑单位增加的整体社会收益。这就是说，欧盟的个体成员都有一种在尚未达到帕累托最优之前停止公共产品生产的动机。因此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相对而言，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体系下，公共决策者追求区内全体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体区域内公共产品的边际价值就会得以实现。然而，分散化的财政也有其自身优点：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多样性。地方政府可以针对本地区居民公共产品消费的特殊提供相应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以此适应各个地区居民的消费偏好。公共产品生产者的多样性还能够形成公共产品生产的创新动力和竞争压力，提供更大的技术进步的可能性，驱使生产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

因此，统一的中央财政与分散化的地方财政两种方式都有着各自显著的优点与不足，从财政联邦制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旅行稳定经济，实现最适收入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产品的三大基础职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满足各自管辖区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避免了公共产品消费方面的福利损失和技术浪费。所以，联邦财政制度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是理想的组织形式。

(二)统一管理与分散自主相结合财政体系

在财政政策协调的实际操作中，采取财政纪律、财政自治与财政合作相均衡的财政模式不失为一种基本思路，其中：财政纪律的核心是保持公共部门预算赤字及公债水平在长期内处于一种可持续的水平，以免对联盟整体的货币目标造成负面影响；财政自治是为了各国应付可能的非对称冲击，缓解因这种冲击造成的失业并进行经济与国民收入结构性调整预留必要的政策工具；财政合作则是统一大市场建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在更广阔的领域为各成员国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此外，区域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之间必须畅通沟通渠道，运用正式和非正式方式多方位保证成员国的财政当局和央行保持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注重为成员国财政部门了解区域货币政策搭建一个多层次、高效的沟通平台。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采取的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即中央集权的货币政策和分权的财政政策。经济上的趋同使得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权的财政政策成为了可能。因此，在区域层面上应形成统一的财政规则，确保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在制度设计上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和。

(三)财政的一体化模式

在这种财政协调形式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目标的制定和手段的管理，都是财政一体化所形成的财政共同体当局的事物，并要求各成员国统一财政制度，表现为一种超国家的财政干预。这种方式很显然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有效地对付非对称冲击，而且可以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实现欧盟的经济目标，消除单一货币政策与12种分散财政政策协调不一致的矛盾。这种方式是最佳的选择。但如果变为现实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方面由于欧盟仅仅实现了经济一体化，还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国家仍然存在，民族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的矛盾依然存在，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各国必须拥有一定的，否则国家名存实亡。而且，就目前从国际经济秩序及谱盟本身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现财政一体化无异于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如果实现财政一体化，就必须在欧盟内部效仿美国的财政联邦制，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最优分工，既实现了财政效率，又兼顾了社会的公平。而目前在一个12国的欧元区内，建立如此复杂、完备的一套财政体制，并非易事。不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使各国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民众在心理上完全认可这套制度，所以，财政一体化模式从经济效果角度也许是最有的选择，但实践中实施起来则有些难度。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必然走向规范化、对称化，单一的货币政策和逐步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将会继续带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由货币政策的统一到共同财政政策，这是欧盟国家和欧元区市场深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欧元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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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ontheEuropeanEconomy2003oftheEuropeanEconomicAdvisoryGroup(EEAG),CESifoInstitute,2002.

第5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一)财政稳定与利率自由化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 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 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 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 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 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 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着,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 70%左右,这种显着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第6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本文从消费者流动性约束差异的角度研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产生。首先分析流动性约束对消费者消费支出的影响，其次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信贷可得性和消费信贷成本两种途经导致各地区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流动性约束，并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证明流动性约束差异导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形成。最后提出目前应通过增加中西部地区消费者消费信贷额度，把货币政策工具重点放在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缩小各地区消费者流动性约束差异来缓解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流动性约束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4-0038-07

一、引 言

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Scott发表的《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一文，该文分析了公开市场操作从纽约中心地区向其他地区传导的滞后效应［1］。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引起学者的重视。之后，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区域产业结构［2］-［5］、金融结构［6-7］和经济发展水平［8-9］等宏观层面来分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分析认为区域产业结构等宏观因素的差异，导致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形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其实质是宏观到宏观的分析方法。然而，现实经济系统和经济活动非常复杂，货币政策传导往往不像宏观到宏观的分析方法那么简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微观主体（银行、企业和消费者）行为会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因此，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逻辑应该是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

消费者作为经济活动中主要微观主体之一，其消费储蓄行为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在一般消费理论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中均假定消费者不存在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可以通过借贷平滑各期的消费以达到一生效用最大化，但现实经济活动中，消费者可能会面临流动性约束的状况，这时消费者不能通过借贷平滑各期的消费，被迫减少即期消费，而且受到流动性约束越强，越难通过借贷平滑各期的消费，即期消费减少越多。

从目前现有文献来看，主要集中于研究流动性约束对消费者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10］-［13］，还没有涉及到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影响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基于消费者流动性约束

本文流动性约束是指消费信贷约束，即消费者不能通过借助于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以消费信贷的形式来平滑各期的消费。差异的角度研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形成，不仅从微观方面解释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形成机制，同时对央行实施和调整货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分析并检验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信贷可得性和消费信贷成本两种途经导致各地区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流动性约束，并实证证明了消费者流动性约束差异导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产生。

二、流动性约束对消费者消费的影响

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U(ct)，劳动单位化为1，ct为t期消费，U′(・)＞0，U″(・)＜0，并假定消费者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

max∑t=

SymboleB@ t=0βtU(ct)（1）

其中,βt为t期贴现率，并假设大于零。

当消费者不存在流动性约束时，可以通过借贷来平滑各期消费，消费者只受到一生收入（包括劳动性和财产性收入）的约束。

约束条件：ct+at+1=(1+rt)at+wt（2）

其中,a为消费者以储蓄形式持有的财产，r为利率，w为劳动收入。

假设消费者在下一期存在流动性约束，不能通过借贷来平滑各期的消费。这时，消费者不仅受到自身收入（包括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约束，而且还受到流动性约束的限制，因此，其面临的约束条件为：

约束条件1：ct+at+1=(1+rt)at+wt（3）

约束条件2：at+1>0（4）

通过构建拉格朗日函数，求解消费者在不存在流动性约束与存在流动性约束情况下的欧拉方程，结果如下：

不存在流动性约束情况下的欧拉方程：

U′(ct)=βU′(ct+1)(1+rt+1)（5）

存在流动性约束情况下的欧拉方程：

U′(ct)=βEt［U′(ct+1)(1+rt+1)］+λtβt（6）

其中，λt为存在流动性约束情形下约束条件2的拉格朗日乘子。

通过比较式5和式6，在存在流动性约束时，消费的边际效用大于不存在流动性约束时的效用，根据U′(・)>0，在存在流动性约束时的消费Cconstraintt小于不存在流动性约束时的消费Cunconstraintt，即存在流动性约束时，消费者减少即期消费。

三、流动性约束差异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机制

1.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机制的理论分析

当央行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带来的货币冲击通过影响各地区消费者消费信贷可得性和消费信贷成本两种途经改变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使得处于不同流动性约束状态的各地区消费者调整其消费支出，并导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产生。

（1）影响消费者消费信贷可得性

在我国，央行主要是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实施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影响了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变化，通过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发放影响消费者消费信贷的可得性并改变其流动性约束状态，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以达到政策目的。其作用机制如下：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信贷供给消费者消费信贷额度消费者流动性约束消费支出政策目的。以实施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紧缩货币政策为例，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减少并导致消费信贷额度发放下降，使得消费者面临更强的流动性约束导致即期消费减少，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其作用过程如下：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信贷供给消费者消费信贷额度消费者流动性约束消费支出政策目的。然而，由于各地区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额度不同等因素导致各地区消费者在统一货币政策下面临着不同的流动性约束，并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最终导致货币政策在各地区的有效性存在差异。以执行宽松货币政策的2009年为例，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消费信贷额度在4 000―9 000亿元之间，同比增长30%―50%，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消费信贷额度在1 000―2 000亿元之间，同比增长达到40%―60%不等，西部地区省市自治区均在1 000亿元以下，同比增长极不平衡，最低的和青海只有几十亿元。

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2009年第四季度金融运行报告。

（2）影响消费者消费信贷成本

消费信贷成本在本文主要指消费者以消费信贷的形式消费时必须支付的利息。尽管我国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规定了贷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但在资金流动自由化的背景下，当央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或公开市场操作影响市场货币供给时，资金必然流向于具有更高投资回报率的地区，各地区商业银行则根据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基于基准利率相应调整利率上下浮幅度，从而导致不同，地区消费信贷利率的不同，即消费信贷成本的差异，这种差异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信贷额度并相应改变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其作用机制（以紧缩货币政策为例）如下：紧缩货币政策货币供给消费信贷利率消费者消费信贷额度消费者流动性约束消费支出政策目的。以2010年为例，由于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全国贷款利率趋于上升，但各地区执行上浮利率的比例明显不同，资金充足的北京和上海执行上浮利率的比例只有12%和18%，广东、江苏和其它东部省份则在30%―40%左右；而中部的安徽、江西、湖南和河南达到30%―50%不等，西部地区则极不平衡，在20%―60%之间。

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2010年第四季度金融运行报告。

基于上述分析，统一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影响消费者消费信贷可得性和消费信贷成本两种途经改变各地区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使得处于不同流动性约束状态的消费者主动或被动调整其消费行为，从而影响货币政策在各地区的有效性。

2.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机制的实证检验

（1）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基于上述分析，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影响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和消费信贷利率两种途经改变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因此，我们通过检验这两个变量对消费信贷额度的回归系数来衡量消费者流动性约束受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回归系数越大，表示货币政策对消费信贷额度的影响程度越大，从而消费者流动性约束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也越大，相反则表示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小。我们用CC表示消费信贷额度，Loan表示商业银行信贷供给， rloan表示消费信贷利率，可得函数CC=F(Loan,rloan)。上述分析可知，Loan与CC成正相关关系，而rloan与CC成负相关关系。因此，根据CC函数设定以下省际面板数据模型一。

模型一：lnCCit=α1+β1lnLoanit+θ1rloanit+λi+μit

下标i=1，…，31，表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t=2004，…，2010，表示各年度。

SymbollA@ 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目的在于度量各截面单元的个体差异，

SymbolbA@ 1和

SymbolqA@ 1为待估系数，μit为预测误差。

其中，lnLoanit、lnCCit分别为各省市自治区金融机构历年人民币贷款金额Loanit、消费者消费信贷额度CCit的对数，两者均采用年底余额表示；Loanit和CCit均以各省市自治区当年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平减指数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rloanit为各省市自治区商业银行历年消费信贷的实际利率，即相应消费信贷名义利率（以天数为权数计算出的加权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所得，消费信贷名义利率采用商业银行5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主要是根据我国中长期消费信贷一直占到总消费信贷的90%左右，其中70%左右是属于个人住房贷款。

（2）数据来源及选取说明

各省市自治区金融机构历年人民币贷款金额、消费信贷额度和消费价格指数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各省市自治区历年金融运行报告，消费信贷名义利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利率执行报告。数据选取2004―2010年度，主要是由于各省市自治区消费者消费信贷额度数据从2004年开始才有完整的编制；此外，2004―2010年间是一个完整的货币政策操作周期，包括2004―2006年间的稳健货币政策，2007―2008年前三季度的从紧货币政策、2008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2010年从紧货币政策，

根据2004―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各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因此，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考察意义。

（3）模型估计和检验

本文通过Hausman统计量检验确定应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此外，为进一步评估模型的稳健性，对估计结果进行检验，主要是检验面板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序列，则面板模型具有稳健性。文中应用多种检验方法进行检验。表1报告了模型一的估计和检验结果。

从模型回归结果看，货币冲击通过影响各地区消费者消费信贷利率以改变其流动性约束从而达到政策目标的途径只有少数地区通过检验，包括中西部的江西、湖北、河南、四川、广西、内蒙古以及东部的河北；而通过商业银行信贷供给途经除了、青海和山西之外其余地区均通过检验，说明通过影响商业银行信贷供给来影响消费者流动性约束从而改变消费支出以达到目标的货币政策有效。

此外，从模型的回归系数看，消费信贷利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与上述理论分析相符合，并且回归系数越大，对消费者消费信贷额度的影响也越大从而对消费者和流动性约束的影响程度也越大。但两者的回归系数均存在明显的差异，消费信贷利率方面，最低的广西只有-1.410，而内蒙古则达到-4.980；在商业银行信贷供给方面，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最低的北京只有0.880，而最高的河南则达到2.040，其中东部的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的回归系数较小，均分布在1左右；东部其它省份的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和广东以及西部的广西、云南、甘肃、宁夏和新疆等地区的回归系数较大，主要分布在1.400附近；而中部的安徽、江西、河南和湖南等地区的回归系数最大，主要分布在1.800附近；最后，、青海和山西三个地区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检验。因此，消费者流动性约束受到货币政策影响最大的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则较小，主要是由东部地区资金充足从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银行信贷供给变化以及利率上下浮动幅度比较小所导致，如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的2010年，北京和上海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相比2009年只下降了7%和10%，而其它地区则在10%―20%不等；执行上浮利率的比例只有12%和18%，而其它地区则在20%―60%不等。

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2010年第四季度金融运行报告。值得一提的是西部部分地区消费者流动性约束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也较小，则可能是由于消费者收入低导致消费结构偏向于一般消费品，而这一类消费品一般不以消费信贷的形式进行消费，从而不受银行信贷供给及消费信贷利率的制约，使得消费者面临较低的流动性约束。

四、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实证检验

1.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国内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银行信贷传导机制是我国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14］-［16］。因此，本文基于银行信贷传导渠道(CC-LM模型)构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实证检验模型。

在CC-LM模型中，银行贷款需求Loand依赖于债券利率rbond、贷款利率rloan和产出Y，即Loand=F(rbond,rloan,Y)。当信贷市场达到均衡时，Loans=Loand，因此，Loans=F(rbond,rloan,Y)，通过求解方程，可以得到Y=F(Loans,rloan,rbond)［17］。当研究对象只限于家庭部门时，Y=C，C为消费支出，此外，用银行存款利率rdeposit代替债券市场收益率rbond，可得函数C=F(Loans,rloan,rdeposit)，消费C受银行信贷供给Loans、贷款利率rloan和存款利率rdeposit的影响。根据第三部分的分析，C与Loans成正相关关系、与rloan成负相关关系、而与rdeposit的关系则不确定，当为正相关时，说明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负相关时则说明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此外，回归系数越大，表示货币政策对消费者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越大，从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越强，相反则表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较弱。因此，根据C函数设定以下省际面板数据模型二。

模型二：lnCit=α2+β2lnLoanit+θ2rloanit+ω2rdepositit+λi+μit

下标i=1,…,28，

由于、青海和山西三个地区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检验，因此不列入分析范围。表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t=2004，…，2010，表示各年度。

SymbollA@ i

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目的在于度量各截面单元的个体差异，

SymbolbA@ 2、

SymbolqA@ 2和

SymbolwA@ 2为待估系数，μit为预测误差。

其中,Cit为各省市自治区历年人均消费支出，取对数为lnCit，由于我国没有编制综合的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只有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因此，我们采用以人口为权数的方法计算出人均消费支出，即综合人均消费支出=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城镇人口比例+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口比例，并以各省市自治区当年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平减指数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各省市自治区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以及城乡人口比例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rdepositit是各省市自治区商业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即相应银行存款名义利率（以天数为权数计算出的加权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所得，名义利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利率执行报告；另外，lnLoanit、rloanit跟模型一相同。

2.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模型估计

我们采用跟模型一相同的估计方法对模型二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二检验结果表明银行信贷供给对内地除了、青海和山西之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均有显著影响，说明通过银行信贷供给影响消费者消费支出的政策有效，回归系数为正但各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系数越大，货币政策有效性越强。最低的浙江只有0.480，而最高的河南达到1.050。其中东部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以及西部的广西、云南、甘肃和宁夏等地区的回归系数较小，主要分布在0.600附近；而中部的安徽、江西、河南、吉林和黑龙江等地区的回归系数较大，分布在0.800附近；结果与模型一银行贷款供给对各地区消费者消费信贷额度的回归结果相一致，证明了货币政策通过改变消费者流动性约束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以达到货币政策目的的推断是正确的。与模型一不同，模型二的回归系数均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住房等耐用消费品消费对其它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存在挤出效应导致消费者总消费支出下降。

在利率方面，模型估计结果表明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均没有通过检验，说明两者对各地区消费者消费支出不存在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采用利率政策促进消费的政策是无效的原因，主要就在于利率政策没有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此外，模型二的利率政策对各地区消费者消费支出无效与模型一的消费信贷利率对中西部的江西和湖北等地区消费者消费信贷额度有效不相矛盾，这也可以从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对其它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存在挤出效应导致两者相互抵消，最终导致贷款利率对消费者消费信贷额度有效而对消费支出无效得到解释。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各地区商业银行信贷供给从而改变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状态，导致各地区消费者调整其消费支出水平，使得货币政策有效性在各地区间存在差异从而产生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因此，通过平衡各地区消费者消费信贷供给，以缩小各地区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差异，可以有效地缓解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对西部的青海、、广西、云南、甘肃、宁夏和新疆等地区，可以通过开发面对农村消费者以及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信贷产品，比如家用电脑、空调和冰箱等小额消费信贷业务来增加消费者的消费信贷额度。一方面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也为央行在上述地区实施货币政策打基础；对中部的安徽、江西、河南、吉林和黑龙江等地区，则可以通过大力增加消费者住房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信贷供给以缓解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

此外，尽管消费信贷利率对中西部的江西和湖北等部分地区消费者消费信贷支出有影响，但货币当局应关注利率政策对全国各地区消费者消费支出没有影响的可能结果。因此，目前应把货币政策工具重点放在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以调整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并通过影响消费支出以达到货币政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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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即政府调控主体主要通过政策手段把经济参数附加到市场上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上，进而调节、引导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间接调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但分工而互补，需要相互协调配合，促使经济运行趋于总量均衡和结构优化的理想状态。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了，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也显著增加。本文试基于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的思考，提出几点基本认识，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财政、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差异性和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阐释(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的同时，又由于各自在经济体系中所侧重的不同领域和具备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异性特征。

首先，调节的范围不同。财政收支及其政策体现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其调节范围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货币政策主要处理商业性金融系统功能边界内的事务，其调节范围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当然，可以由经济领域间接传导到其他领域)。

其次，调节的侧重点不同。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对总量与结构发生调节作用，但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带有更为强烈的结构特征，因为财政收入按不同项目与不同规定来组织，可以直接调节不同地区、部门、企业及个人的收入水平，财政支出按资金性质与用途来安排，可以直接调节产业结构、部门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财政政策对总量的调节，则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数作用影响社会总资金运动的全局。反之，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而言带有更为鲜明的总量特征，因为国民经济中的一切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要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力，中央银行作为唯一能够直接管理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部门，正是运用货币政策对之加以调控；同时，商业性金融信贷自身的市场化经营原则要求银根松紧的变化大体一视同仁地覆盖其全部资金运动，贷款差别利率等旨在区别对待不同产业、行业、企业、项目等以调节结构的手段，只能在比较有限的范围内实行和发挥作用，并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日趋有限。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定目标，可归纳为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反周期波动、收入公平分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等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固然都服务于这一系列目标，但由于上述侧重点的不同，各自对于不同目标的作用，便有所区别。比如，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稳定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则排在首位。

第三，调节的手段不同。财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税收、预算支出、公债、财政补贴、贴息等，货币政策所凭借的手段，则主要有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及贷款安排等。

第四，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功能空间不同。例如，人们可以把货币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经济之车上面的绳子，认为当经济向上步入通货膨胀时，它可以拉住其别走太远，但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而无力向上爬坡时，它却无法推动。这种比喻形象地描绘了不同经济运行状况下，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差异。一般而言，货币政策长于应对通货膨胀阶段的问题，而财政政策在应对内需不足、解决通货紧缩阶段的问题时更具优势。我国1998—2002年间政策实践中的调控效应，与凯恩斯理论中关于萧条阶段财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认识是相吻合的。

第五，两大政策所调控的资金所遵循的经济运行机理不同。货币政策调控下的商业性金融资金是按照追求微观直接效益(利润)目标的市场原则展开竞争的，只愿意“锦上添花”，即按照商业化原则投向尽可能高收益、低风险的领域和状态良好的企业，这对于商业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与此不同，财政政策下的资金运作在承认市场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并且应该超越微观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长远、综合、宏观、社会的效益，财政政策可以和必须在关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政策的时差与调节的时滞不同。政策时差，是指决策机关从认识到需要改变政策，到实际上实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在财政政策的制定与修订必须经过立法机关审议、批准这样一整套程序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时差较长；而货币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备较强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人数不多的高级决策层所制定，其时差较短。调节时滞，是指政策从其调节动作的发生到调节效果的显现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运用某些强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时滞较短；而货币政策则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间接手段作用于调节对象，其时滞长于财政政策。

正是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联系，同时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点和侧重点，因此，在宏观调控中，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取长补短。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

现阶段进一步加强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紧迫性，源于我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以及经济发展运行的实际状况。

我国加入wto以后，无论是进出口规模，还是跨境资本流动规模都出现了迅猛增强，国民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国内外经济运行的关联度和互动性大大增加，宏观调控既要考虑外部冲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又要考虑本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及其反馈作用情况。同时，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弹性不断提高，汇率浮动为经济主体带来更多交易灵活性、便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调控成本。因此，宏观调控任务的复杂性显著增加，要求两大政策在更广泛的领域达成共识，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对更为复杂的政策事项作出及时、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时，我国财政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变革和创新都正向纵深推进，其最终目标都是通过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在本质上有利于促进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但是，改革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阶段性的脱节、紊乱和矛盾，影响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为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这些问题，加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国内经济形势而言，2003年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隐忧，2007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加。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安排由“双稳健”转变为“一稳一紧”，这种新的组合模式也对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形势和国际竞争环境下，我国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行结构优化调整，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都很严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的调控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的互补和联动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当前财政、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赶超性质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等，不允许我们坐等由漫长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和调节资源配置过程来解决结构问题。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国家干预促进结构优化的责任，在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努力提高决策水平，积极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调节结构方面的工作。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总量方面，目前我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经济过热和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使其在总需求调控方面的影响尽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给方面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四、关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的结合部，加强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着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和财政国库存款领域，而在有些特定领域，通过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设计，也会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部，例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超额储备的外汇建立主权基金。

(一)国债领域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其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国债具有一定的余额和足够数量的中短期债券。但目前我国国债发行中短期国债发行存量不足，这为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带来了一定制约，因此，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也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比较而言，通过国债回购回收流动性的操作手法应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据的发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可用于冲销流动性的空间逐步缩小，从长期来看，通过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的冲销政策“独木难支”，有必要加强国债品种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财政部发行了15500亿元左右的特别国债用于购买国家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超额储备，人民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买入这些特别国债，增加了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额，为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载体，目前，人民银行已经开始用这些特别国债作为质押通过正回购业务回收流动性，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这一举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债这个结合点上进行合理协调配合的创新性做法，为货币政策进行紧缩调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国债这一结合部上，也还有可能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左的现象，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原则上说，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在经济萧条时，可以通过增加国债发行、扩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实现经济的扩张，而在经济过热时，则需要减少国债的发行，减少政府支出紧缩经济。但是，我国现阶段在趋于过热的情况下，央行要回收流动性却需要更多的国债作为载体，这就带来了一定的矛盾。当然，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的特点不同，其松紧配合的方式多种多样，同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候较少，因此，我国现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紧，来形成最佳配合来缓解国债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协调，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发行短期国债的办法。

(二)财政存款领域

财政存款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我国财政存款的数额由于季节性因素出现明显波动特点，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在中央银行的政府存款出现了逐年攀升态势，同时，财政存款规模变化的明显特征是前11个月存款余额基本上是增加趋势，而在每年的12月份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现阶段我国财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阶段性特点有关。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财政收支规范性、增强财政收支透明度实施全程监督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方针继续深化过程中，不断减少在途资金和单位滞存资金，使国库库底资金和财政存款规模走高。在“国库现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阶段内，这一矛盾会较为突出。随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预算制度以及国债发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财政存款的较大波动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国库现金管理的发展，也会使国库存款数量平均规模降低。但是，财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这意味着财政存款规模随着季节性因素而变化的特点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存在，因此，有必要积极探索相应的缓冲机制，合理明确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在国库资金收支管理中的有关职责，发展财政、央行的动态协调机制，逐步提高国库现金管理业务水平，在加强与税收部门、非税收入部门、主要政府支出部门、整个银行系统的合作与预测信息交流的基础上，提高国库现金流的预测水平，使得国库在满足财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拿出超库底资金部分进行安全投资，并提前消化财政存款余额大幅波动对货币供应量带来的压力。

(三)外汇储备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银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来对冲。这种被动式的货币投放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难度。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资产变动的不可控性与波动性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构成了较大的干扰。

2007年，15500亿元特别国债的用途是购买部分外汇，并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投资运作。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汇存量储备资产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对目前我国推行的“藏汇于国”或者说是藏汇于央行的结售汇制的一种突破，可配合外汇体制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明显降低了超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干扰程度和运行压力，有利于在总体上降低宏观调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降低外汇储备的方式是受制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这种协调配合的操作空间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这一种方式持续地解决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给货币政策带来的压力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仍将持续，因此，目前需要继续对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的缓冲机制进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汇结售汇体制，探讨藏汇于国家结合藏汇于企业、藏汇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研究解决债权性外汇储备与债务性外汇储备分类管理等问题的对策措施，以减轻外汇储备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和提高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及其宏观调控的水平。

五、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所应注重的制度建设逻辑

总体来看，近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取得了诸多进展，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实施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措施安排，对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仍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两大政策需要在协调配合的各领域求同存异，提高协调配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笔者认为，在优化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应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内在逻辑是制度建设导向的，而非只是解决技术性磋商层面的问题。

第8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较严重的内外失衡格局。我国的经济失衡源于其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表现为投资和出口增长日益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动力。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双顺差”为特征的经济失衡。面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状况，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金融政策）必须作出调整和选择。

一、我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我国经济出现内部失衡，突出表现在储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我国日益扩大的内部经济结构失衡

我国的经济增长客观上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第一，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廉价劳动力；第二，尽管我国居民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存量资本规模很小，且在历史上没有真正地完成过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三，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落后，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二元结构；第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以人均水平计算的自然资源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第五，长期以来，在我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自然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企业家资源特别稀缺，企业制度落后。

面对上述约束，我国正确地选择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借助于对外开放至少获得了以下好处：第一，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我国劳动要素丰裕的比较优势；第二，通过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缓解了我国自然资源紧缺的劣势；第三，通过大规模引进外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原始资本积累不足和企业家资源高度短缺的问题。

但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仅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失衡。具体来说，包括：第一，省际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省际之间增长率的差异，已经超过了由地理位置、人力资源禀赋等不同特征所能解释的程度。第二，不同熟练程度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第三，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增长。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极大，服务业、零售贸易和批发贸易的比重相对较低。第四，社会保障网络遭到削弱。第五，投资的扭曲配置。过度储蓄，加上以银行信贷为中心的融资体系以及国有企业优先的融资通道，造成了投资的扭曲配置。第六，不断扩大的宏观经济失衡。

（二）内部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储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

高储蓄、高投资以及低消费（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内部失衡的最突出表现。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得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对增加，由于老年人的收入和储蓄一般要高于年轻人，因此随着老年人的增加，应对退休保障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储蓄率也随之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养老、医疗等），使居民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消费信贷机制的不完善所产生的强制储蓄，等等。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主要依靠金融体系。因此，由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而引发的我国经济内部失衡与金融体系自身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在金融总量方面，较为突出的矛盾表现为长期持续的银行业存款增速快于贷款增速， 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经济总量失衡即储蓄率大于投资 率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 直接融资比重过小、整个社会的投融资活动过于依赖 银行信贷的反映。

近年来，我国经济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出 现了不容乐观的趋势。据估计，我国目前的消费率仅 为55%，而同为外向型经济的日本和韩国，其消费率 最低时也达60%－70%。我国消费率之所以会过低， 既有社会保障体系滞后、房价上涨失控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投资增长太快。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也在平稳增长，但我国 的消费增长依然远远落后于投资的扩张，2005年我 国投资消费比则高达77%，且呈上升趋势。根据日韩 的经验，外向型经济体的脆弱性使得这么高的比例是 不可持续的。

我国的投资消费失衡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有以下 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国投资率虽然很高，但投资的效率很低。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现行的 政绩考核体制驱动着商业银行将大量信贷资源投向 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产业和政府形象工程 项目，以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发生率较高。

在国际上，有一个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增 量资本产出率（icor）”，该指标的含义是指每增加一 元钱的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元钱。研究表明，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 投资1亿～2亿元，而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这～指标为5亿元。也就是 说，国外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是1～2，而我国的这一指 标值为5。此外。如果根据国际可比数据测算，最近3～ 5年，我国的icor估计在5～7之间。

另一方面，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投资直接影响到 生产要素的分配。如果资本要素的比重较高，而劳动 要素的比重偏低，那么劳动收入部分对资本收入部分 的相对比重就会降低。因此，过高的投资率会造成低 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分配结构扭曲，即收入 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导致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一 步恶化。

二、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这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外部失衡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余永定等（2006）认为，双顺差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福利损失；我国不能用自己的储蓄为国内投资融资，却在大规模输出资本为美国弥补投资一储蓄缺口，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资产。这种国际收支格局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不断流失。我国持续的双顺差是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的结果。

（一）外部失衡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连续双顺差的局面（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9－2005年的7年中，我国几乎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顺差。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由连年的贸易顺差形成的，在1990～2004年的15年中，除了个别年份外，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了连续顺差的态势。其中，贸易顺差的高峰年份是1998年，为435亿美元，其次是1997年，为404亿美元，2004年为321亿美元，2002年为304亿美元，而2005年已达到1019.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虽然顺差的出现曾经一度缓解了我国资金短缺的局面，但现在它带来了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我国持续双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储备激增已成为我国政府棘手的难题，它不仅使中央银行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独立性，而且造成了较大的投资效率损失。在我国持续双顺差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时，目前的外汇冲销操作也难以为继：一方面，随着央行票据累计发行额的不断提高，央行将面临票据到期以及利息支出不断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不断购入低息的央行票据，不仅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收益率，还损害了商业银行本来的融资机能，不利于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最根本的是：冲销操作仅仅冲销掉了外汇储备增长的“后果”，而没有解决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

2.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因此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我国资本账户也出现顺差，则反映出外向型发展战略本身存在着缺陷。由于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因此我国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资本稀缺，也不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来看，国外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这就带来了一个政策困境：我国不缺资本却引进了大量的外资：我国需要国外的先进技术却难以通过开放实现技术进步。

（二）外部失衡的直接原因：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实行宏观调控以后，出口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片面强调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导致外部失衡的一个直接原因。虽然出口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也曾为弥补我国外汇缺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强，原来过度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及时调整，以致经济运行处于内外失衡的状态。同时，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出口创汇规模演变成了地方政府考核其官员业绩的一条标准，而扩大出口也就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的政绩，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经济运行中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较为普遍，由其导致的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扩大出口来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

（三）人民币汇率低估是造成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汇率低估扭曲了我国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一方面造成我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造成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不足。

我国经济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平衡，或者说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不平衡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均资一本存量仍然较低，投资率高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我国投资的效率较低，而效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决策的扭曲，其中人民币低估引起的服务产品价格相对于制造品价格的偏低便是重要的价格扭曲。多年来，人民币低估造成对出口品生产的补贴，刺激了资源过度流向了制造业，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在我国，所谓的投资过热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其实都是结构性的，即都是针对制造业甚至针对制造业的某些产业而言的。

三、内外失衡下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组合的选择

在经济内外失衡的背景下，必须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从根本上解决内外失衡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单一政策不能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

这里所说的“单一政策”是指单独依赖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为了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特别是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建议。

一些学者强调必须扩大消费。但是，很难找到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提高消费率，因为居民的消费决策是基于持久性收入而非当期收入。

提高工资能够刺激消费吗?工资提高之后人们的消费确实会相应增加，但这并不能保证消费率－－即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会提高。实行最低工资法能刺激消费吗?对于那些已经找到工作的公民来说，他们的工资如果比以前提高，会增加消费，但是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会降低，最终其实际收入反而可能下降。用消费信贷的方式能够刺激消费吗?虽然可以，但是在投资增长仍然难以遏制的情况下，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消费，最终结果可能是全面过热。

由此看来，提高消费的根本途径在于降低储蓄。要降低国内储蓄，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一步推动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得金融体制能够更有效地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为降低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差额，还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尤其是增加对瓶颈产业、公共物品的投资。因为解决瓶颈产业价格飚升、供求失衡的根本途径是提高供给而非抑制供给。

我国目前对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尤其是对医疗健康、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城市公共设施等的投入不足。增加对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能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且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解决内外失衡的第一条途径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直接增加了投资，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降低了储蓄。此外，扩张性财政政策还能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增加消费，包括国内消费和进口消费，这将同时导致储蓄的减少和贸易顺差的减少。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带来储蓄下降、消费增加、投资优化，从而将我国经济带入更加均衡的发展道路。

解决内外失衡的另一条途径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能带来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从而减少经常账户顺差。人民币升值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由于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扭曲的汇率会导致扭曲的资源配置。在汇率低估的条件下，过多的资源进入贸易品部门，导致贸易品部门竞争激烈，而国内的非贸易品部门尤其是服务业却发展不足。人民币升值将使服务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服务业。

然而，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来调整内外失衡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一方面，我国的贸易品部门对汇率变化似乎并不敏感，这意味着如果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来实现贸易平衡，人民币就必须大幅升值。但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冲击：贸易品部门的竞争力将会下降，人民币升值之后国外廉价农产品的进口会增加，这将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将给我国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

上述分析表明，单一政策不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但如果采用一个政策组合，即同时实施财政扩张和人民币升值两项政策，它们的副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人民币升值可以使因财政扩张而带来的经济过热降温；财政扩张也可以弥补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这样的政策组合。我国经济不仅能够维持高速增长，而且能步入一个更平衡的增长路径。

（二）解决内外失衡问题应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

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应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

1.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难以为继，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建立在依靠内需的基础上。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在启动内需，扩大社会总需求（投资和消费）方面具有优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有目共睹。相反，国内外的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具有“启动不灵、刹车灵”的特征，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办法不多且效果有限。而且，货币政策在目前的条件下也难以有较大的作为；在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央行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冲销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如果需要采用货币政策，就必须采用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企业投资对利率并不敏感，而且我国的实际利率仍处于较低状态，没有反映真正的资金成本。此外，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是释放了更多的流动性，无法引导这些资金流向更有价值的投资领域，反而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

2.我国的金融体系和法治体系尚不完善，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力。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在评价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时无能为力，因此其配置资源的效率很低。银行存款有20%～30%找不到投资出口，剩余存款的很大一部分最后只能购买政府债券，而政府则不得不将这些资金投资在基础设施项目，以保持gdp每年8%的增速。与此同时，法治体系虽然在立法上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在保护产权和合约的实施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两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效率，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力。

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效应，制约了我国统一货币政策在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上的效力。根据斯蒂格利茨重塑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观点；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经济主体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的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经济主体获得信贷的条件和数量很大程度上由银行决定，银行的贷款能力和意愿取决于经济环境；货币政策不仅通过信贷需求，而且通过信贷供给影响经济活动水平。我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决定了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发展差异。在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统一货币政策经由各地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最终传导到企业和居民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异，即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着区域差异。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效应，通过局部对总体的牵制作用，最终反作用于全国统一货币政策，降低了统一货币政策的效力。

宋旺、钟正生（2006）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对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区域效应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原因。

4.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解决我国经济内部失衡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政策能以扶持落后地区和社会群体为目标。例如通过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使更多的企业愿意到西部地区投资，这将有助于减少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此外，通过财政补贴，政府可以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健康教育的投入，这将有效地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人民币升值或其他改革对农村地区的不利影响。第二，财政政策避开了问题较多的银行系统。我国的银行体系问题不少，国家财政状况却非常健康。2004年国债占gdp的比重仅为33%，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到2%。第三，财政政策能解决我国其他发展和社会月标。如住房、城市开发和基础设施。虽然在目前情况下，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可能增加我国未来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但是，与过去依靠银行信贷隐性地为政府融资的方式相比，政府公共支出项目更富有透明性，其内容和执行程度更容易被监督和管理。因此，在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解决内外失衡问题时，应该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加强对公共财政的监督。

 

（三）一种有效的政策组合：财政扩张与货币升值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币升值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机遇和外部动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适时进行经济转型。我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由于没能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战略，在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强国之后仍然没能摆脱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像美国那样依赖国内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密切，我国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内需主导型（主要是国内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外部压力，而人民币升值由于提高了非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价格将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激励，这些调整（加上政府扩大对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都有助于资源更多地向非贸易品部门（主要是服务业）转移，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从而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实现。

第二，人民币升值在促进我国经济外部失衡调整的同时，由于改善了我国的贸易条件而使我国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状况。考虑到目前我国出口加工贸易比重较大的特征（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超过55%），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状况，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部门的影响可能是温和的，所以人民币升值在改善外部失衡方面将主要是通过进口更大的增加而不是出口大量减少来体现的。

应该看到，人民币升值将对一部分利润空间很小的加工贸易型企业产生压力，甚至令它们被迫关闭。我国加工贸易型生产企业中有80%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这些企业大多生产附加价值很低的产品，由于从外国直接投资中我国能够得到的只是工资而不是利润，如果那些产品附加价值低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既不能带来先进技术的外溢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不能带来合理的工资报酬，那么其因人民币升值而被迫关闭是合理的。

第三，通过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人民币升值在缩小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同时，不会造成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如果我国政府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将能使我国经济实现外部平衡的同时也实现内部平衡。特别是如果政府扩大对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社会保障等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其本身不仅直接扩大了总需求，而且有助于推动国内私人部门消费，从而抵消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

2.促进我国经济内外平衡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具体包括：

第一，扩大政府消费支出，促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适度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是目前增强内需的重要举措。虽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好于消费，但在内需的构成中，投资是目前要特别加以控制的。因此，刺激内需的重点要有意识地转向消费方面。由于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更取决于其持久性收入。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居民对现期消费更为慎重。考虑到居民消费在短期内难以增加的现实，扩大内需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政府身上。

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进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居民现期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是因为居民的未来支出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而其收入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从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着手。中央政府必须对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进行改革，即在全社会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由投资转向消费，尽快地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及服务的提供上。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量部分应重点分配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对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至关重要；二是增加财政对城市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以降低城市居民的长期预算支出，进而降低储蓄，扩大消费：三是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公共财政的支持重点要逐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以期启动农村消费存量，由此消化掉部分工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第二，调整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我国目前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区域导向性强，产业导向性弱。即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由沿海到内地，以及由东向西，税收优惠程度是逐渐降低的。与区域导向形成反差的是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性比较弱，即使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或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础产业有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优惠也是从属于地区优惠政策的。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是，外资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金真正匮乏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得到外资的“垂青”：外资主要集中到了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行业，甚至是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与股票市场，而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产业，以及能够提升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行业很难得到外资的青睐。另外，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资仍然在所得税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目前的外资优惠政策既不利于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不利于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反而因引资过滥，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必须对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整个引资政策进行调整，以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进而减轻资本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

第三，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在我国诸多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实施以来，对扩大我国出口规模、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就业。以及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随后的20多年里，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国家分别于1994年、1999年、2003年对出口退税政策作了三次大的调整，2003年以来我国的出口退税率一直是五档，分别是17%、13%、11%、8%、5%。如果说1999年出口退税率的调升是为了通过扩大出口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以消除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话，那么，2003年出口退税率的平均下调则意在减轻中央财政退税负担与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目前再提出口退税制度改革问题，则重在通过进一步调低某些产品出口退税率，以转变我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在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时，除了像农业、高新技术等一些需要特别保护和鼓励的产业，其出口产品退税率保持不变外，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产品，要继续下调其出口退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考虑对污染严重和能耗高的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

第四，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提高财政投融资效率。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政府必须转换职能，让政府的功能回归到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等属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政府对非公共物品直接投资的功能。

3.建立全国统一性与区域差异性相结合的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区域金融二元结构与统一货币政策的矛盾要求央行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更多地考虑不同地区对同一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完善的货币政策传导微观基础。从长期来看，全国统一货币政策的效力依赖于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但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消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必须完善西部地区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具体包括：构建有效的区域性政策金融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体系以及多层次的区域性金融市场体系（区域性证券交易中心或场外交易市场、发行西部地区建设债券、设立西部地区投资基金）。

第9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得到来自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会上，七国集团就已经达成了一套非常详备的合作方案，使我们不能再对该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无动于衷。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B．Klein）和莱福勒（F．Leffler）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二是国际货币合作的持续性和可置信度问题。由于政府间的货币合作往往时分时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门对其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这在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方面尤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