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经济学概念精选(九篇)

第1篇：创新的经济学概念范文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我们在进行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前应该对其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认知，并将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学习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运用其做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掌握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后，要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之中。

一、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四、结语

第2篇：创新的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概念管理；虚拟组织；网络组织；概念化

伴随着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管理学科作为一门仅有百年历史的新学科其发展却尤为突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管理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创新。由于企业日益重视人性化管理,企业的管理重点、方式、手段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管理正在以硬管理为主走向以软管理为主，企业管理出现软化的趋势，而这种人性化的、软化的趋势的出现实质上预示着以实物管理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正在向以价值、概念为主的现代管理方式过渡。

企业概念管理的内涵

1、概念管理的定义。概念管理是指在社会经济、企业组织日益虚拟化的条件下，将管理对象、管理形式、管理手段以及管理组织形态本身等从客观实体上升到一种代表各自价值去向的观念，通过对观念的管理来实现组织的各自目标的一种管理方式。概念管理不同于依靠投入强制性的制度和物质手段的传统管理，它主要依靠思想的灌输和在同一组织中价值观的认同以及感情的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理念来使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概念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虚拟化的管理，但它仍要以传统的组织结构和形态为载体，以某种有形和无形的产品为依托，并要借助于现代化的科学和信息网络技术，不过这种无形或有形的产品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事实上只是一种“概念”产品。

2、企业管理概念化趋势的内涵。

（1）企业组织形态的概念化。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网络组织作为一种企业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型企业组织模式，不仅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而且改变了传统管理的刚性思维，实施开放式的柔性战略，这使得企业在知识经济中的战略视野开拓更加开阔。所谓企业组织的概念化是指企业借助于INTERNET设立虚拟橱窗、虚拟展销会、虚拟经销商等，使企业组织由实体走向概念化，并不断完善其内在功能。企业组织形态的日益虚拟化、网络化，形成虚拟组织、网络组织。虚拟组织（VirtualOrganization）是指为实现对某种市场机会的快速，通过互联网技术将拥有相关资源的若干独立企业集结以及时的开发、生产、销售的多样化、用户化的产品或服务而形成的一种网络化的战略联盟经济共同体。至于网络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则是一种适应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与组织创新要求的新型组织模式，它能使组织更好地适应复杂、不确定的环境变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外界环境日趋复杂、变化日趋迅速的要求相适应的。网络化运营的跨国公司、虚拟国家、战略同盟都是网络的形式，小企业网络是中小企业赢得协作竞争、多营优势的模式选择，新兴的虚拟组织、WEB公司都具有网络组织的特征。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概念公司，将会随着技术发展日趋成熟，人们对企业组织的认识也将从实体化本身向概念化转变。

（2）企业管理对象的概念化。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实体要素，但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将管理对象只停留在人力、财力、信息等实体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对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做进一步的研究。事实上通过对人力资源的研究，发现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其实是对人的能力和潜力的管理与开发，对物的管理其实是对物的效能的管理和开发，对财力的管理其实是对投资行为和资金所蕴含的资本属性的管理，这些上升为概念化的能力、知识、功效、属性等所蕴含的无形资产是巨大的，这将不仅在理论界，而且在实业界越来越成为管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实践中，企业经营者日益重视声誉、价值、文化等无形资产的管理，这些概念化的管理对象对企业发展越来越重要。以企业管理对象的核心要素“人”为例，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已不满足于“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的人性假说了，出现了“观念人”、“概念人”等更为虚拟化的人性假说。事实上，以自由、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环境，使一些企业已经意识到，人才的合理流动不仅是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创新和注入活力的需要，企业经营者一味的把心思放到如何留住人才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而应当把重心放到优秀人才给企业所创造的人格化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上。信息资源作为信息社会现代企业重要的管理对象，其概念化的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管理对象的概念化必将导致管理科学的发展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3）企业管理方式的概念化。由于受传统企业组织和管理对象的观点的束缚，一般企业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发展方面总是站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上认识管理方式的变革。笔者认为，传统的管理方式对企业内部环境下或许还有用武之地，但对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到来的今天，对以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主宰全球的时代背景之下，企业组织的外部的管理控制靠传统的经营方式很难取得佳绩。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网络组织的出现，以及企业组织日益对管理对象无形化、价值化、概念化认识的发展必然导致管理方式的转变。首先是其经济学基础从传统的信息经济学向注意力经济学、虚拟经济学发展，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信息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它能通过INTERNET等各种物质的技术的手段获得，甚至会过剩，但人的注意力和虚拟产品却是真正的稀缺资源，这也正是现代企业和一些新兴的电子商务企业越来越重视顾客管理、服务管理的原因所在。目前，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其实质就是注意力经济，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最重要的资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而是注意力。注意力正在成为“虚拟经济的硬通货”，与此同时，虚拟产品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所谓虚拟产品是以传统的产品实体为载体，在此基础上在消费者心目中所形成的品味、潮流、时代感、服务等后续产品，虽然它是传统有形或无形产品的衍生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消费结构层次的变化，这种传统产品的衍生物在消费者和顾客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占据中心地位，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对消费者市场的这一变化不能视而不见，这就要求管理、营销方式与之相适应。企业概念管理展望

概念管理思想虽然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时期，但它的实践却有近十年之久，自九十年代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就已兴起。进入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产品本身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以往更加丰富，大多数产品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同时由于企业间接国际交流加深，技术信息管理方法的传播更加迅速，使得产品差别化越来越少，以传统的产品本身去拓展市场越来越困难，企业只有通过对传统产品的功效进行延续、衍生将产品上升到“概念”层次来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注意力，扩大企业的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组织再造、组织创新。虚拟组织、网络组织作为适应各种环境的新型组织形态，将成为组织再造、组织创新的必然趋势。其次，需要管理对象和组织目标的再造和再认识，无论是对企业内部的人、财物、信息的管理，还是对企业组织内部的产品、市场、顾客的管理都需要重新定位和组织。真正能给组织带来利润的市场的不是管理对象本身，而是这些对象所蕴含着的一些无形的“概念”，这些概念如知识、有效信息、技术、企业文化、价值观、声誉等，一旦借助于其载体，如企业员工、企业组织、企业营销网络等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是巨大的，是其他同类企业无法超越的，要比技术领先而占领的市场制高点更加巩固，这一点已被一些新兴的网络公司首先意识到并取得成功。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这一点必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另外，还需要营销管理方式的再造和创新。营销方式的概念化趋势将在一些传统组织向现代网络组织转变的过程中表现的更加突出，概念营销方式将成为在未来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社会中的重要营销方式。当然，“概念”营销的关键在于获得消费者持续的注意力，若企业组织完全脱离其载体，如产品和其提供的服务等，只是搞些文字游戏，或一些虚假的热点新闻来追求其轰动效应，这只会是昙花一现，最终只会导致失败。这些所创造的概念事实上并不是虚拟、虚构出来的，它实质上是企业在探寻组织实体要素的原动力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加深了我们对企业组织实体要素的再认识，从这一点上讲，概念管理的提出将会对未来组织的发展带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将会对企业组织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经营理念和思路。

参考文献

[1]丁宁、张金成《企业概念创新的实质》（《企业改革与管理》2001.7.8-9）

[2]孙选中《重塑企业竞争新理念》（《经济管理》2001年第21期）

[3]李显君《论企业竞争力及其培育》（《光明日报》2001.5.22B②）

[4]陈佳贵、罗仲伟《网络经济对现代企业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期）

[5]林润辉、李维安《网络组织—更具环境适应能力的新型组织模式》（《南开管理评论》2000年第3期）

[6]孟子飞《虚拟经营：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选择》（《企业技术进步》2002年第2期）

第3篇：创新的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概念管理；虚拟组织；网络组织；概念化

伴随着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管理学科作为一门仅有百年历史的新学科其发展却尤为突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管理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创新。由于企业日益重视人性化管理,企业的管理重点、方式、手段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管理正在以硬管理为主走向以软管理为主，企业管理出现软化的趋势，而这种人性化的、软化的趋势的出现实质上预示着以实物管理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正在向以价值、概念为主的现代管理方式过渡。

企业概念管理的内涵

1、概念管理的定义。概念管理是指在社会经济、企业组织日益虚拟化的条件下，将管理对象、管理形式、管理手段以及管理组织形态本身等从客观实体上升到一种代表各自价值去向的观念，通过对观念的管理来实现组织的各自目标的一种管理方式。概念管理不同于依靠投入强制性的制度和物质手段的传统管理，它主要依靠思想的灌输和在同一组织中价值观的认同以及感情的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理念来使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概念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虚拟化的管理，但它仍要以传统的组织结构和形态为载体，以某种有形和无形的产品为依托，并要借助于现代化的科学和信息网络技术，不过这种无形或有形的产品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事实上只是一种“概念”产品。

2、企业管理概念化趋势的内涵。

（1）企业组织形态的概念化。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网络组织作为一种企业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型企业组织模式，不仅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而且改变了传统管理的刚性思维，实施开放式的柔性战略，这使得企业在知识经济中的战略视野开拓更加开阔。所谓企业组织的概念化是指企业借助于INTERNET设立虚拟橱窗、虚拟展销会、虚拟经销商等，使企业组织由实体走向概念化，并不断完善其内在功能。企业组织形态的日益虚拟化、网络化，形成虚拟组织、网络组织。虚拟组织（VirtualOrganization）是指为实现对某种市场机会的快速，通过互联网技术将拥有相关资源的若干独立企业集结以及时的开发、生产、销售的多样化、用户化的产品或服务而形成的一种网络化的战略联盟经济共同体。至于网络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则是一种适应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与组织创新要求的新型组织模式，它能使组织更好地适应复杂、不确定的环境变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外界环境日趋复杂、变化日趋迅速的要求相适应的。网络化运营的跨国公司、虚拟国家、战略同盟都是网络的形式，小企业网络是中小企业赢得协作竞争、多营优势的模式选择，新兴的虚拟组织、WEB公司都具有网络组织的特征。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概念公司，将会随着技术发展日趋成熟，人们对企业组织的认识也将从实体化本身向概念化转变。

（2）企业管理对象的概念化。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实体要素，但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将管理对象只停留在人力、财力、信息等实体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对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做进一步的研究。事实上通过对人力资源的研究，发现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其实是对人的能力和潜力的管理与开发，对物的管理其实是对物的效能的管理和开发，对财力的管理其实是对投资行为和资金所蕴含的资本属性的管理，这些上升为概念化的能力、知识、功效、属性等所蕴含的无形资产是巨大的，这将不仅在理论界，而且在实业界越来越成为管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实践中，企业经营者日益重视声誉、价值、文化等无形资产的管理，这些概念化的管理对象对企业发展越来越重要。以企业管理对象的核心要素“人”为例，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已不满足于“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的人性假说了，出现了“观念人”、“概念人”等更为虚拟化的人性假说。事实上，以自由、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环境，使一些企业已经意识到，人才的合理流动不仅是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创新和注入活力的需要，企业经营者一味的把心思放到如何留住人才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而应当把重心放到优秀人才给企业所创造的人格化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上。信息资源作为信息社会现代企业重要的管理对象，其概念化的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管理对象的概念化必将导致管理科学的发展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3）企业管理方式的概念化。由于受传统企业组织和管理对象的观点的束缚，一般企业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发展方面总是站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上认识管理方式的变革。笔者认为，传统的管理方式对企业内部环境下或许还有用武之地，但对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到来的今天，对以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主宰全球的时代背景之下，企业组织的外部的管理控制靠传统的经营方式很难取得佳绩。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网络组织的出现，以及企业组织日益对管理对象无形化、价值化、概念化认识的发展必然导致管理方式的转变。首先是其经济学基础从传统的信息经济学向注意力经济学、虚拟经济学发展，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信息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它能通过INTERNET等各种物质的技术的手段获得，甚至会过剩，但人的注意力和虚拟产品却是真正的稀缺资源，这也正是现代企业和一些新兴的电子商务企业越来越重视顾客管理、服务管理的原因所在。目前，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其实质就是注意力经济，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最重要的资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而是注意力。注意力正在成为“虚拟经济的硬通货”，与此同时，虚拟产品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所谓虚拟产品是以传统的产品实体为载体，在此基础上在消费者心目中所形成的品味、潮流、时代感、服务等后续产品，虽然它是传统有形或无形产品的衍生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消费结构层次的变化，这种传统产品的衍生物在消费者和顾客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占据中心地位，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对消费者市场的这一变化不能视而不见，这就要求管理、营销方式与之相适应。

第4篇：创新的经济学概念范文

经济学学科是一门探索人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关系的学科。要实现创新目标，就必须着眼于新概念、新范围、新范式、新对象、新主线、新体系、新内容等几个方面。本文就从这几点入手，对新时期如何创新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思路做出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

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

0 引言

一直以来，我们在对政治经济教学展开研究的时候，很容易被苏联方式所局限，未跳出过传统的圈子。只单纯强调其批判性，而不见其建设性。改革开放以来，全世界的经济的局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信形式让知识经济变成了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法。

1 形成新概念

概念和范畴是将理论范式区别开的两个主要因素。要是先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目标，首先要更新概念以及范畴体系，要从现实中抽选出新的概念并且及时增补，这样才能让整个理论与时俱进。在这个新时期、新经济的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科除外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基础之外，还应吸取不同流派的长处，从善如流，完成新概念的建立。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推动学科自身的概念创新。将新形势下的时代特点与之结合。让这门学科历久弥新，拥有新的内涵，尤其是资本、劳动力、剥削、剩余价值方面。从而让马克思主义经济的科学性得到根本提高。此外，引入新概念也必不可少，例如“科学发展观”、“现代财富观”、“和谐社会”、“幸福指数”、发展方式转变” 、“社会主义新农村”、“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等等。从而让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实现一个质的飞跃和提高。

2 拓宽新范围

我们知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时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根本主题，可谓博取众长，以去粗取精的方式收纳了各个流派的观点。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及解释范围的最大化。着眼于时间，理论阐述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延展性。例如，在对劳动价值进行阐述的时候，一定要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进行确切的反应，这样人们才能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劳动价值。另外若着眼于空间，在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理论进行分析的时候，要兼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于此同时，还应注重理论与现实国情之间的贴合度。

3 建立新方式

所谓政治经济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以继承和沿袭传统为基础，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进行探索。不应要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做到客观而准确的反应，还应反映各个理论形成之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相应时期发生的一些举足轻重的历史事件，并对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做详略得当的阐述。从中，不仅可让人们看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还能看到历史的厚重感。第二，其出发点是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这样才能最终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方式。在时代的步伐跨越到21世纪以来，整个社会也突破了传统和局限性，变得快节奏而信息化。那么，无论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其变化都让人惊叹。总而言之，要想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新方式，就必须以新时代背景下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了生产力基础为出发点。

4 确立新对象

至于经济学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业内专家统一认为是生产关系以及其发展规律。然而不可否认的现实是，生产关系是无法孤立地被研究的，它与生产力以及上层建筑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关于生产关系论证为基础的前提下，其研究对象其实是多元化的，不仅是生产关系，还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间的关系以及其运行机制。其根本意义和目的是对人类社会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一半规律进行探讨。

5 明确新主线

在整个经济学的范畴中，一个突出的基本问题就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所以政治经济学科欲实现创新的目标，其侧重点就应放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实现社会和谐两大方面上，将这两点作为主线。在围绕这一主线的前提下牢牢抓住下面三个核心：一是必须要以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结构平衡、调节以及价值平衡，力求得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当然，这一步是宏观上的[1]。第二，在微观上要将社会责任以及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两者的关系为核心，用强调效率的方式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并且用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一并实现社会的公平。第三是在资源配置上影将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作为核心。力求着眼长远，统筹兼顾，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之间的和谐，最终助力与节约型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6 构建新体系

要达到创新经济学学科的目的，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首先要科学合理地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所谓“不学古人，法无一可，全似古人，何处着我？那么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注重实际情况，打破苏联“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局限性。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只有这样才能让创新不流于口号。倘若以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自恰性和结构性为根本一句，其理论体系可实现如下分类：生产方式、基本经济制度、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等等。每一个部分，按照从一般到特殊，又可分为社会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一般理论。最终实现细化，与中国当前的国情贴合。

7 增加新内容

毋庸置疑，要达到创新政治经济学科的目的，就一定要以政治学科的基本方法和理论为基础，并且结合当今世界的新经济形势以及鲜明的时代特点，力求内容上的创新[2]。首先，必须根据情况变化，以角度与内容作为闯进的侧重点。例如，可把“对外开放理论”改成“全球经济化理论”以符时局，从而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来进行研究。其次，还要全面而深刻得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进行总结，并融入新现象、新理念和新问题。从而达到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3]。

8 结束语

在我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要转变之后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性越来越明显，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如今的新形势下，此学科也需不断创新以贴合当今社会的进程。文章提出了八点创新策略，以供依据和参考

【参考文献】

[1]李清娥.普通本科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3）：78-80

第5篇：创新的经济学概念范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初步的、不发达的、不完全的、不完善的或“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其现实的历史进程很难说比现实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要高。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的不成熟性和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的合理、合法性。这种“二重性”进一步证明中国现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具有“多质性”。这种多质性主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状况参差不齐的多层次性；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且相互作用；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与人的自主性全面发展关系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定程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一定程度社会化产品经济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农业社会的技术形态、工业社会的技术形态、与信息社会的技术形态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等等。对此，我们曾把现阶段的中国比喻为一座大“熔炉”或活的“博物馆”，几乎人类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各种要素都共存于中国现实的社会之中。这种多质性的社会，它既含有作为过去遗迹的前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包含作为现实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还包括未来社会主义的因素。在这些因素当中，现实的社会主义因素与非社会主义的因素相比，前者应当占主导面，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质的规定性决定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中国国情的质理解为“社会主义定向性”（注：乔耀章：《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246页；《略论作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这种作为定向的社会主义同非社会主义的成份或因素长期共存与竞争、互动与互补，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存共荣，达成“命运共同体”。正因为如此，中国国情与政府创新存在着内在的本质的关联性。政府创新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多质性”发展规律使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不能不决定着、制约着、影响着中国的政府创新。从“应然”层面说，中国的政府创新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或社会主义定向的政府创新；从“实然”层面说，中国的政府创新只能是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府创新。

何为政府、何为中国政府呢？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讨论。中国学者一般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和使用政府概念。如中国改革开放恢复重建政治学以后，由赵宝煦先生主编的第一本政治学教科书《政治学概论》中就明确地指出：“政府一词，历来就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资本主义世界，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部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这就是所谓广义的解释；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就是所谓狭义的解释。”（注：赵宝煦：《政治学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赵先生关于政府的这个界定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共识和影响。但同时也提出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即政府是否只同国家相联系？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在广泛阅读学习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政府问题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初步论证了“非国家机构的政府”问题（注：乔耀章：《政府理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页。）。在国内，关于中国政府的法定含义有两种：一是建国初年“共同纲领”规定的集立法、行政、军事、司法于一体的广义的政府，一是始于1954年宪法规定的狭义的政府，即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政府的狭义解释几乎没有大的分歧，而对于广义政府的解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将对政府概念的界定从国家机关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扩大到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等暴力机构，如芮明春主编的《政府学》，高民政主编的《中国政府与政治》等就是持这种解释；另一些学者则将对政府的概念界定从国家机关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领域，这里又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把政府＝国家＋社团＋民间组织＋社区政治机构，如辛向阳在其著《红墙决策：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深层起因》一书中关于政府的五级定义的前两级定义就是如此；另一种是把中国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定义之中，如王敬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一书中就基于中国政府的特殊结构，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了广义的政府之中；胡伟著《政府过程》一书认为，共产党组织是当代中国政府机构的核心，无论就广义的政府还是狭义的政府都是如此；朱光磊著《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主张政府等于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认为这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实质；第三种是提出更大的政府概念，它超越了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并主张用“政府体系”概念等同或取代政府概念，如由曹沛霖、林尚立教授等编著的《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在总论中就使用了“政府体系”概念，作者把政府体系优化的基本组成概括为10个方面；陈红太研究员认为“政府体系”这一概念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组织及其相互关系、或制度、体制的极高度的逻辑概括，认为应该用“政府体系”的概念替代“政府”概念（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以上对政府概念所作出的“超国家”机构的解释不同于我们提出的“非国家机构的政府”概念，把政党等纳入政府的研究对象虽有事实根据，但是值得商榷。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认为将政府概念的解释限定国家机构范围内就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而不能自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纳入政府概念就是无视当代中国政府的实质，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政府”与“政府体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简单等同。非国家机构的执政党、政协和“单位”也不能同政府相提并论，它们只构成政府的生态环境和履行职能的工作对象，虽然过去和现在仍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还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等现象，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这些现象会逐步淡出政府，做到各自相对独立，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务正业，逐步理顺党政关系。通过政府创新逐步达到“解放政府”，这也应是政府创新的内容和基本走势之一。由此可见，作为政府创新中的“政府”，应当是指同国家机构相联系的政府，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狭义的政府。

创新，是人类智慧之树上最为璀璨的花朵，也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大力弘扬的理念。然而，“创新”是一个很严肃的大字眼，人们不要轻易言“创新”。因为创新是很不容易的，它对创新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何为创新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创造”(creation)“创新”(innovation)等几个概念进行辨析。

有学者研究证明，如果没有发现，便不会有人类的发明。人类的每项发明都是建立在发明者对某种特定自然规律的发现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发现可以分为自发性发现与自觉性发现。前者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现象外在性的首次感性认识，后者亦即通常所说的科学发现，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内在性的首次理性认识。如果溯人类文明之河而上，就会发现古代社会时期的发明大都是在自发发现的基础上获得的，而近代的发明则多是自觉的发现。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对于理性的科学发现来说，发明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科学发展史也同样证明发明亦为发现之母。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与发现是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紧密联系的两种过程。发现引发新的发明，发明同时导致新的科学发现。发明是科学发现的基础（注：郭成安：《发明与发现》，《新华文摘》2001年第9期。）。至于创造与创新，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创造和创新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指通过革新、发明、产生新的思想、技术和产品，另一种看法是，创造的意思是原来没有的，通过创造，产生出新的可称为“无中生有”；而创新则是指对现有的东西进行变革，使其更新，成为新的东西，可称为“有中生新”。创造与创新的联系在于，创造性最重要的表征是创新，亦即创造概念包含着创新。既然创造具备了新颖、独特的属性，那么，表征创造核心价值的创新，就更应该表现出“首创”和“前所未有”的特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与创造的词源不同，创新是一个外来词，创新的含义有两点：引入新的概念、新东西和革新，亦即“革故鼎新”（前所未有）与“此入”（并非前所未有）都属于创新。熊彼德曾给创新下过定义，他把“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入经济系统的过程”称之为创新。这种定义要比“首创”“前所未有”的创造指称更宽泛，它包容了前所未有，也包容着对原有的重新组合和再次发现。并且把新知识“引入经济系统”才算完成，才能使发明者成为创新者（注：叶平：《“创新教育”解析》，《新华文摘》2000第3期。）。我们可以对“发现”“发明”“创造”“创新”这些概念不作严格的区分，而只需注重它们的共性：非教条性、非守旧性、非封闭性、非片面性和狭隘性。我们认为创新的基本内涵可包括：其一，创新应当表征出自觉地合规律性，以免创新主体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其二，创意虽无穷，资源则有限，创新应当拥有原创性或首创性即前所未有，这是创新的原义或本义；其三，与合规律性和原创性相适应，创新应当努力站在前人的肩上，具有文明、健康、进步和发展性或不可逆性、传承文明与开拓进取的统一性，不可庸俗地将任何“新”都赋予“创新”字眼；其四，创新应当立足在梯度发展的现实基础上有条件地将已有的创新进行重组或再现，万事不必另起炉灶，从头做起，这是合规律性的一种具体体现，对于后来者来说也是一种创新，但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其五，创新应当将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任何一种创新都能够进入可操作性的过程，并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对创新的初步理解。

政府“综合创新”浅析

政府创新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或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合历史逻辑的引申。根据上文对中国国情、政府和创新的理解，我们认为政府创新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无论是从狭义的或广义的抑或是“政府体系”的角度看，政府都需要辩证的“综合创新”，而不能孤军奋战，搞“单一创新”，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本文所指的政府综合创新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

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同上文论及到的中国国情的“二重性”、“多质性”相关联。一方面，历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纵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从生产关系角度或“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看，就是要处理好作为社会主义定向性的政府创新与资本主义的政府传统（在中国还有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即旧中国的政府传统）和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政府创新的关系。从生产力角度或“三大社会形态”角度看，我国社会发展基本上还处于第一大社会形态，即人对人依赖关系的社会向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人对物依赖关系的社会转变过程之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我国的政府创新就是要建立在这一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基础之上，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创新与继承计划经济的政府传统的关系。这种历时性政府创新具有宽广深厚的历史基础的优点，基本属于“重组”性、“引入”性、“有中生新”性创新，但这一优点也可能蜕化为一种惰性力量从而成为制约政府新的创新的阻力。另一方面，共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横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其实质就在于开创未来，创造新的“传统”，从而把社会历史推向前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创新既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也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而只能是“革故鼎新”的“无中生有”的原创性创新。共时性政府创新涉及到中外政府创新之综合，国内不同层次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区域如东部、中部、西部等，不同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政府创新之综合。无论是历时性的政府创新，还是共时性政府创新，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只有把历时性政府创新与共时性政府创新相结合，才能实现政府综合创新。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政府综合创新，逐步形成古今中外优势互补的政府创新机制，以保障政府不竭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广义与狭义及“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

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个问题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作为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如上文所述，对于狭义的政府，学术界没有大的争议，一般是指各级人民政府。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可以从多方面来论证，大体上可分为纵横“十字”型创新和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这两个方面。纵横“十字”型创新，主要是指纵向的政府层级及其行政区划方面的创新，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设立特别行政区，建立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地市合并，撤县建市，撤乡建镇，以及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横向的各级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改革和调整，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人事制度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纵横“十字”型创新是政府创新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主要是指随着社会和政府的发展、扩延，政府的“双重性”日益凸现出来。一是政府的政治性，一是政府的行政性，即政府是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统一。如西方的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我国的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公务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与行政的统一。有必要指出的是，自伍德罗·威迩逊创立现代行政学以后，特别是古德诺提出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以后，似乎政府只与行政相关，而与政治无关，这是一种有着广泛而且深远影响的误解。事实上政府中的政治与行政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的政治与行政不分由来已久。“政府”的政治表现为是非、善恶，而行政则表现为效率、优劣。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在政府中政治和行政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它们日益显现出相互支持的趋势（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时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既然如此，中国政府的创新就不能局限于政治创新（计划经济时代）或行政创新（市场经济时代），而只能将政府的政治创新与政府的行政创新并举，显示政府综合创新特征。如目前中国政府贯彻落实主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进新公共管理、治理理念等就是政府综合创新的重要举措。其次，作为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广义的政府一般是指所有国家机关，主要包括国家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谓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从理论上讲是指政府立法创新、政府司法创新和政府行政创新（狭义政府创新）三者之间的“同步”创新，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但是，广义政府的诸方面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的改革和创新将分轻、重、缓、急进行。实践证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首先对政府改革和创新的呼声最大的是作为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对政府改革、创新问题最为关注的就是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很少联想到广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这是带有片面性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广义政府的配套改革和创新，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就很难顺利进行并卓有成效。在中国，人大的创新、司法的创新与政府的创新同等重要，一个都不能或缺。再次，作为“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前文已述及，学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这也是一种创新，并有学者主张用“政府体系”替换“政府”概念，这是值得商榷的。不过，使用“政府体系”概念，旨在将“政府”概念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把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把企业，把社团、群众自治组织等，也包括在“政府”之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中国国情。目前，被学者们列入“政府体系”的各主体无一不面临改革创新的历史性选择，尤其是政党、执政党、企业等等的改革和创新，其中，执政党的改革和创新最为核心和关键。通过它们的创新，一方面，借此理顺它们同国家、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作为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的生态环境创新来同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产生互动效应，将政府综合创新推向新阶段。以上三个层次的政府综合创新，自然形成三个同心圆，最中心的圆是狭义政府综合创新，其他两个圆都是它的生态环境的综合创新。这三者之间互动互补，任何一方面的创新都不可或缺，由此构成当代中国政府综合创新体系的全景式画面。

第三、政府理论、制度、技术、实践的综合创新

中国国家主席2000年6月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概念。6月30日，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提出要“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用“制度创新”替换了“体制创新”的提法。国家副主席在有关讲话中，还与理论创新相适应，提出了“实践创新”的概念，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和革命创造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努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根据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我们拟把政府综合创新的具体内容概括为：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只有将这四方面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完整地构成政府综合创新。其中，政府理论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起源、政府性质、政府目的、政府规范、政府环境、政府结构、政府功能以及政府发展等等方面的知识、观念的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民主制度、政府法律制度、政府经济制度、政府文化制度以及政府体制、政府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现代化的工具、技术、网络、手段、方式、方法方面的创新；政府实践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自身内部事务进行治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取得公共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创新。这四个方面的政府创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来说，政府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实践创新可归结为实践创新范畴。政府理论创新源于政府实践创新，而政府实践创新又有赖于政府理论创新先行，政府实践创新检验政府理论创新，推动和发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理论创新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实践对于政府理论创新的需要程度。既然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属于政府实践创新范畴，那么，为什么又将它们从政府实践创新中凸显出来呢？这是因为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言，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是介乎其中的桥梁或纽带。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直接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而只能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中介间接地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同样的政府理论创新可以作用于各种不同的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进而作用于不同的政府实践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制度和技术及其创新的缺失或不完善（体制）可能误导或反向作用于政府的实践及其创新，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导致偏离政府公共管理实践的价值取向。因此，一旦政府理论创新问题解决之后，能否有政府制度，政府技术创新及时跟上去就是起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和尽可能实现政府理论创新层面，还要努力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将政府理论创新贯彻到政府实践中去，进而实现政府实践创新。除了政府理论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的关系、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中介于政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关系外，还有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政府制度创新（选择）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变迁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总之，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制度创新内在规律，政府制度创新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实践创新内在规律，这体现着唯物论；另一方面，政府实践及其创新依赖于政府技术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依赖于政府理论创新，这体现着辩证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政府实践创新。政府理论创新领先，政府实践创新第一，做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论者，这是我们研讨政府创新问题必须确立的一个基本理念。

政府创新有赖于“政府自觉”

在中国，政府综合创新势在必行，但是，政府综合创新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而只能有赖于“政府自觉”。如果我们不刻意思考一下“政府创新”与“创新政府”这两个汉语词汇有什么不同，还以为这两个词义很相近或相同，其实不然。“创新政府”属于被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被创新客体地位，谁来创新政府，创新主体不一定是政府；而“政府创新”则属于主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创新的主体地位，内含政府自创，发挥政府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政府创新动力来自内外两方面。外部动力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有国家、有社会、有公众等等，内部动力则主要来自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来自政府自觉，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府创新的外动力只有通过政府创新内部动力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正确发挥，如果没有政府自觉，政府综合创新就难以实现。

费孝通先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注：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费老的“文化自觉”概念对我们思考政府创新问题，进而引申并提出“政府自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创新，代表着当代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的创造性潜能的一种深度发展和自觉运用，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创新中逐步找回自信，酝酿着伟大的复兴。自政府被创造发明以后，创造力、创新力就是政府特有的能力，它直接地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的，必经通过政府的自觉开发和积极运用才能发挥作用，政府在开发和运用自身创造、创新能力的自觉程度、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与政府的创造性潜能的实现程度之间呈正比递进关系。是因循守旧，还是锐意创新，对政府来说，则表明其自觉性水平，特别表明其公共精神和对于未来的责任和态度。

政府创新本质上是对社会、国情认知的结果，必须基于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再认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决定着政府创新的基本性质。有什么样的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就产生什么样性质的政府创新。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作用的好坏，决定着政府创新效能的高低。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创新总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事实上，政府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能够起到巨大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取决于政府创新是自发还是自觉的及其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程度。所谓“自发”是同“自觉”相对的，原指人们未认识、未掌握客观规律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无远大目的，盲目地为客观必然过程所支配，往往不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而“自觉”则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同理，政府创新也可分为“自发的政府创新”和“自觉的政府创新”。前者是指政府在未认识和掌握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高；后者则是指政府在已经认识并掌握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低。前者或迟或早必然向后者发展，后者则必须以前者为历史前提和基础。因为政府创新也必然是一个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自发”的政府走向“自觉”的政府，从“自在”的政府走向“自为”的政府。一般说来，与公有制社会相联系的政府创新比私有制社会的政府创新更具有自觉性，因为政府有领先的理论指导，通晓历史发展规律。但是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选择了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发展道路，由于缺乏其成长发展的自然历史前提和基础，从而使这种“自觉”大打折扣。如何使“政府自觉”立足于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并发挥得适度，这是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程（注：乔耀章：《公共行政与公共哲学》，《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第49-53页。在该文中作者提出并初步论证了“自发的公共行政”与“自觉的公共行政”问题。）。

第6篇：创新的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

[DOI]1013939/jcnkizgsc201643135

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1947年，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首次提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用来描述大众文化及其产品过程[1]。目前由于各国国情不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程度各异，学者对文化创意产业还没有统一标准的定义。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CMS（1998）首次提出“创意产业”概念，是指源于个人创造力、技能和才华，可以产生知识产权并加以利用，从而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潜力的活动[2]。

Caves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创意产业是提供宽泛的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3]。Hesmondhalgh 认为文化产业是基于交流、复制、感受、探索社会秩序的象征性体系，主要生产具有社会意义的文本和象征物，包含影视广播、出版、音乐、广告和行为艺术[4]。Hartley从技术与新媒体角度，认为创意产业是传统文化产业与新媒体、新技术结合后的新表现形式[5]。Howkins认为，创意产业是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包括版权、专利、商标和设计四个部门。Howkins扩展了创意产业的内涵，把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不同行业中的技术研发活动，甚至只要是以新产品、新工艺开发为特点的科技园区都纳入创意产业范畴[6]。Hesmondhalgh（2002）认为文化产业是文本的生产，包括形象文本和语言文本。而法兰克福学派所处年代文化产品的手工生产正被大众生产替代，因此有必要区分核心文化产业（大众文本生产）和边缘文化产业（艺术文本生产）[7]。Boggs（2009）在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四个维度即产出结果是否是文本、产出过程是否是大众生产、产品是否必须在特定地点消费、产品是否包含创新，总结出关于“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四种类型（Typology）。提出了第四种“文化内容―创新”模式，以是否包含创新和是否是文化产品两个维度来衡量，区分了创意文化产业、非创意的文化产业、非文化的创意产业以及非创意非文化产业，即创意并非文化产业独有[8]。Su-Hyun Berg 和 Robert Hassink（2014）指出欧洲与东亚对创意产业的定义有所不同，欧洲分为核心新创意产业和边缘创意产业，亚洲的定义内涵更广泛[9]。Reese（2010）等借助产业和职业分类法，认为创意产业不仅包括艺术、音乐和写作，还应纳入教育和高科技产业[10]。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定义的争议性、分类的模糊性使得难以搜集到精确、权威、及时的数据，因此研究分析和发展导向也比较分散（Cunningham，2009）[11]。

国内学者对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也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大致可分为三种态度。

一是认为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有区别、有交叉，各有侧重。这种观点有助于区分二者内涵与本质，但不同场合诸多概念的不同使用又容易引发混淆。如单世联（2009）认为“创意产业”包括了研发、设计、数字软件等更为技术性的产业，更多地内在于工业生产、产业部门之中，是在当代社会、科技条件下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文化产业”更多是指文化艺术的生产、服务、传播、消费与经济系统的融合。“创意”更多与个体的自由想象相联系，“文化”更多与民族传统、国家体制、政治价值观相联系[12]。胡惠林（2009）认为“文化产业”是一个同时包括“创意”和“复制”两个最主要的文化a品生产阶段的系统整体概念。大规模机械复制是界定文化产业最主要的尺度之一，“创意产业”虽然揭示了文化产业的某些本质方面，但是却不能包括构成文化产业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产业制度[13]。

二是认为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产物，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出现，其内涵比后者更广。这种观点突出个性、自由与创造力，弱化意识形态色彩，更强调新技术与经济属性，迎合了当代社会对推动经济发展与结构优化转型的需求，因而传播与使用范围日渐扩大。如金元浦（2006）认为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14]。

三是认为并不需要对二者予以区分，可以通用，进而促使了“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概念的流行。这种做法诚然覆盖的范围更全面，但由于产业内涵太广泛也容易模糊重点。如罗建幸（2012）对文化创意产业予以分类，包括第一，指艺术创作、传统的和现代的艺术作品、艺术展览和文化传播活动；第二，指与商业运作、听众和观众规模以及艺术作品的传播扩大能力有关的商务活动；第三，指源于文化元素的创意和创新，经过高科技和智力的加工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形成的具有规模化生产和市场潜力的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范围的界定是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交集[15]。蒋绚（2013）认为创意产业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辐射力，能够与不同产业、产业内不同环节融合，任何产业，一旦有创意元素渗入，该产业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从而被视为创意产业，因此对创意产业的界定不应标准化，而是广泛的界定[16]。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内涵随着不同的具体情形而具备不同的内涵，是应用性很强的产业，因而在学术角度之外增加市场因素可能有助于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解。英国政府经济转型的考虑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可见创意产业从诞生之初就颇具有政府色彩，而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则更为浓烈，“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都是政策性概念，文化不再是精英的，不在等同于高雅艺术，其欣赏也不必大费周章，而是融入于日常消费中。而文化产业从提出之初，就强调文化的经济属性，文化的市场化，随后创意经济又突出技术与新经济的重要性，而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文化消费者却未受到足够重视。市场化条件下，任何产业的良好发展必须以市场和市场主体为中心，在全球消费社会背景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应该充分重视文化消费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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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创新的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概念；经济价值；刺激；反应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3）01-0019-05

一、概念的经济价值

概念（Idea；Notion；Concept）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类在认识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5237.1-2000：“概念”是对特征的独特组合而形成的知识单元。德国工业标准2342将概念定义为一个“通过使用抽象化的方式从一群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反应其共同特性的思维单位”。概念既表达思想内容，又具有符号特性。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新的概念不断出现。概念不再局限于对现有事物本质的抽象；而更多地是创造出全新的概念，再由新的概念衍生出各种新事物、新产品。新事物、是产品往往是这些新概念最直接的体现。飞机的发展就是典型的例证。第一代战斗机的代表机型是苏联的米格-19和美国的F-86，其核心概念是“亚声速”；第二代战斗机的代表机型是苏联的米格-21和美国的F-4，其核心概念是“超声速”；而第三代战斗机代表机型包括苏联的米格-29、苏-27，美国的F-16、F-14、F-15、F-18等战机，设计理念从追求高空高速到具有良好的中低空机动性，核心的概念是“机动性和敏捷性”；第四代现代战斗机，目前惟一进入实用阶段的是美国的F-22，它的核心概念为“4S”即“隐身、短距起飞或垂直降落、超音速巡航、超机动”。“飞机设计是技术应用性非常强的领域，但概念的创意与生成仍是飞机设计重要的初步程序，决定着其创新性、基本特征和主要框架”，所以飞机设计的第一阶段即为“概念设计”。在航天领域钱学森提出的“火箭旅客飞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概念，则直接促进了人类航天事业的发展。

概念是有经济价值的，这从顾客日常的购买行为中可以窥探出一二。顾客购买产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所以产品价值是由顾客需求所决定的。然而，顾客自己对其真正的需求也难有明确的认知。正如乔布斯经常引用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一句名言：“如果我可以去问顾客他们想要什么的话，他们肯定会告诉我：‘一匹更快的马，――而不是汽车。”’乔布斯看到，在传统手机时代，人们只想要质量更好的传统手机，并不想要智能手机，要使智能手机被人们接受，首先要做的，是让人们逐渐理解智能手机的概念，对于行业领导者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能提出引领行业的新概念，并把此概念传播出去，让人们接受这样的概念，苹果iPhone、iPad就是经典的案例。在这个意义上讲，概念是产品的一部分，它创造了需求，进而形成了经济价值。同样的道理，在上个世纪，人们不了解低碳，对低碳产品也并没有兴趣，但是低碳的概念被广泛传播和接受后，低碳产品开始得到市场的青睐。这些现实经济中的例子表明，概念已经成为当代产品和服务经济价值的重要来源，或者说概念是有经济价值的。

概念的经济价值（Economic Value of Concepts，EVC）反映的是消费者在感知概念的过程中全部或部分激活的所有对概念积极和消极的认知总和（需求升级或产生新的需求），最终将反映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可度量的财务指标中。

二、概念的经济价值的特征

对于概念的经济价值的特征的识别和分析，是进一步研究概念的经济价值的重要基础。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探究概念的经济价值特征。

从概念的特征来看，概念虽然无处不在，但并不是所有的概念都具有经济价值，具有经济价值的是那些新颖、有想象空间、能为大家认知和接受的概念，比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低碳”。而另外有一些概念可能虽然流行一时，却很快销声匿迹，更难以产生一定的经济价值，如前几年风行一时的“眼球经济”、“铱星手机”、“功能眼镜”，以及家电市场层出不穷的新概念：“超微感变频”、“银离子抗菌”、“全视野技术”、“静态眼系统”……那么，众多的新兴概念中，究竟哪些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呢，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从前两类概念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概念具有经济价值的最重要标准应该是是否被大众所能接受，是否能满足用户的现实的或者未来潜在的需求。后一类概念虽然拥有华丽的包装，却也仅仅局限于此，并没有被大众所接受，也没有满足大众的需求，所以注定其昙花一现的命运。而乔布斯在世时，虽然强调苹果公司从来不做市场调研，不去询问顾客意见，但并不意味着苹果公司不在乎顾客需求，反而能够反映出其惊人的市场敏锐力，就是能够洞悉顾客在未来的潜在需求，以此出发，提出概念，引领行业发展趋势，这正是其伟大之处。

从其经济价值的特征来看，其价值相对于一般的产品和服务价值而言，更多地取决于顾客、大众对概念的认识和接受等心理活动，是一种虚拟价值，这是其经济价值的重要特征。所谓虚拟价值，从广义虚拟经济的理论视角看，就是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价值。概念的经济价值，正是通过把概念传导给大众，满足大众心理需求从而体现出来价值的。概念的经济价值虽然是虚拟价值，却可以对企业的经营能够带来显著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概念的虚拟价值能够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率先提出前瞻性概念的企业往往具有先发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率先占领消费者头脑中的有限的心智资源上，能够使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把其产品与其提出的概念建立起稳定而密切的联想，想要隔开这种联想，竞争对手即便付出巨大资源也很难做到。正如消费者在购买智能手机时，经常联想到苹果iPhone，购买平板电脑时，常常联想到的是苹果iPad。二是概念的虚拟价值影响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率先提出前瞻性概念的企业不仅仅会具有先发优势，也会影响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因为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也属消费者的主观感受范畴，消费者的心智资源不仅是有限的，也具有稳定性，一旦建立起某种头脑中的链接，竞争对手很难破解。

三、概念的经济价值形成过程

理清概念的经济价值形成机理是对其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提。根据麦拉宾（Mehrabian）与罗素（Russell）建立的刺激反应模式，我们可以找到概念的经济价值形成的大致过程。麦拉宾（Mehrabian）与罗素（Russell）认为环境以及对其有意或无意的观察和解释都会影响人们对环境的情绪和感觉；引导人们行为的正是这样的情绪和感觉。而这里的情绪感染就是指通过发送者的展示及接收者的捕捉，使情绪从一个人流向另一个人的过程。情绪感染是一种社会影响。这种影响在人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状态下均可能发生。刺激反应模式与情绪感染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概念的传导过程。媒体对某一概念的充分渲染带来舆论及社会环境的改变，环境的改变带来了感觉的产生和情绪感染，感觉和情绪引导着人们的行为。

从这一理论出发，我们可以把概念的经济价值的形成看做是一个概念形成、传播、接受，并最终形成支付意愿的过程，如图1所示。即概念通过多种媒介在大众中传播，被大众认知后并逐渐认可和接受，并对概念产生偏好或者某种道义上的认同，形成支付意愿并最终完成支付，从而让概念实现了其相应的经济价值。

四、概念经济的价值启示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制造国，“中国制造”已经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中国制造”不仅给世界的印象是粗制滥造，还给中国资源和环境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压力。“中国制造”急需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及时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概念的经济价值在微观上可以指导企业经营，在宏观上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启示。

（一）概念是企业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剖析概念的经济价值的特征及其形成，可以为企业经营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目前，“中国制造”不仅仅是技术的落后，更重要的是概念的滞后，中国企业所做的事情都在依循着来自发达国家的概念。智能手机，平板电脑，sns社交网络等等，不管是实体经济产品还是虚拟网络服务，概念都来源于海外。充分认识到概念的影响力可以为企业经营提供有益的指导。企业经营离不开产品质量和技术，更离不开吸引人的概念。2010年1月7日，E人E本首批产品上市，比iPad上市的时问早了三个月。同为便携式移动终端，iPad一上市就大力推广“平板电脑”的概念，不但引起了市场的热捧，结果还直接带动了E人E本的销售。在汽车行业，大众前几年大力宣传“激光焊接”的概念，近两年在大力宣传“T+D”组合（涡轮增压缸内直喷汽油发动机+DSG变速箱）的概念，而最近新高尔夫、新桑塔纳、新捷达等车型时则又开始推广“轻量化”的概念。正是这些新概念的推广，使得大众在DSG变速箱存在过热保护等问题的情况下，仍在中国市场实现了销量和市场份额快速增长。而作为自主品牌代表的奇瑞汽车，则请来足球巨星梅西为其瑞麒品牌代言，其销量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今年奇瑞不得不放弃多品牌战略。梅西代言的不成功原因在于，他并不能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可以接受、认可并愿意为之支付的汽车“概念”。所以概念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推广新概念也是创造价值的重要途径。国内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产品设计和营销策划中，应该适时推出有价值的新概念。

（二）概念是经济发展的话语权

概念的经济价值形成、放大规律，还可以为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经济中的概念大多是由发达国家率先提出的，并继而输出至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通过提出并输出概念，掌控着全球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制定相关标准，形成各种行业壁垒，使自己保持在行业发展的最顶端，引领着行业标准和发展趋势的同时，也获取着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更有部分概念是一些发达国家为了缓解国内经济矛盾而刻意营造的，对一国可能是福祉，而对另一国则可能是贸易保护或环境问题的发展压力。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武器。

在全球气候变暖与温室效应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背景下，“低碳经济”这个概念被炒得火热。英国政府于2003年发表了《能源白皮书》，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

创建低碳经济”，这是“低碳经济”概念首次被谈及，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热烈的讨论浪潮。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多个国家纷纷运用不同手段从多方面入手进行了一系列的低碳经济建设行动。2007年，政府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发表之后，尤其是“巴厘路线图”达成后，国际社会开始更加关注低碳经济的相关理念。可预见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在中国，也是这样，2006年六部委联合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07年8月国家发改委《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年9月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中国的低碳经济主张。从2007年开始，“低碳经济”逐渐成为国内各种媒体的热门词条，中国普通大众开始接触到这一概念，而由于环保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加上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与各类媒体的大力推广，“低碳经济”迅速被人们所接受。“低碳经济”概念通过多种媒介在大众中传播，被大众认知后被逐渐认可和接受，并对概念产生偏好和道义上的认同，并逐渐形成支付意愿，可以看出这一概念的经济价值正在逐渐形成。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由欧美提出和倡导。这些国家不仅掌握最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还占据着环境保护的道德制高点，毫无疑问，他们将来获得的经济价值也必然是巨大的。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最新的研究成果，如果欧盟实现其碳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将增加310亿欧元投入到清洁能源和能效项目。这310亿欧元（430亿美元）包括所有工程的资本支出，而不仅仅是出售碳排放额度所获得的收益。另外，针对发展中国家开征的碳关税也被认识是在行贸易保护之实。这些可度量的财务收益同样可以看做是“低碳经济”这一概念的经济价值。

第8篇：创新的经济学概念范文

一、了解内在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有着严密的逻辑，对于这样一个系统体系，其创新发展绝不是简单的逻辑堆砌，要从整体入手，结合经济建设实践，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第一，方法论。《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是俄国早期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其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元史观，即生产力决定。这一观点虽然受到了很大肯定，但是依然有争论。如，历史学家不能用生产力解释历史事件，如果用生产力去解释肯定会失败。对于一元史观，要从两个层次理解，即生产力向前发展是一个历史趋势，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判断人类进步的标尺；历史唯物主义上的一元史观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与方向。综合以上两点内容，就可以清楚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带有历史必然性。

第二，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马克思一生心血都汇聚在《资本论》上，而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基础。如果否认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上两条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关键，但是在当代中国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样才能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有一个比较全面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现，它不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果，也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理论向前发展，即社会主义可以建立自市场经济基础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扬弃，符合中国国情，这已经得到实践证明，只是缺少相关的理论总结。

以上三个方面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三条主线，只要对以上三条主线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融汇贯通，这对该理论的创新发展思考有重大作用。

二、比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中，除了理解前文提及的三条主线，掌握其内在逻辑联系外，还要明确比较是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应在比较中发现问题，在分析与解决问题中进行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比较

通过理论学习可以得到一些已经成形的成果，对实践形成一定理性认识，但是实践并不一定与理论吻合，这就会使理论与实践之间产生很尖锐的矛盾，驱动理论去创新发展。如，《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等著作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冲突下产生的。根据《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相关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按劳分配要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而个人能力是天赋特权。基于这一理论启示，结合实践就诞生了一个新概念，即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由此可见，很多理论成果都是在理论与实践比较过程中而形成的，如果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就要发展理论，再用实践加以评判，而这一过程将产生巨大的创新发展动力。如，《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就很好的诠释了理论与实践比较当中产生新理论的观点。

（二）实践与实践的比较

在实践与实践的比较中也可以产生一些创新发展成果，如中国特色等。中国特色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其他国家的相对比，产生出来的不同东西就是中国特色，因此中国特色是比较出来的。关于中国特色，其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概括，但是可以从多个方面去了解它，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在多年的实践发展中，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起着一些特殊作用，而这些是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所没有的，是中国特色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抓住中国特色，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规律进行比较，研究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地方、特色产生的原因、总结成功经验与教训等，就能得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结果。

（三）理论与理论的对比

同一个经济现实，研究的出发点、观念、方法等方面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可能不同。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主要是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比较。由于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这里做全面的比较，仅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斯企业理论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的比较已经很久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全盘否定科斯企业理论，这种做法显然不科学。在否定前，应当探索是否能从科斯企业理论中得到启示、借鉴，科斯企业理论是否存在一些合理成分等。先弄清楚这些问题，再进行评断，才是科学合理的做法。科斯企业理论提出两种概念，其一是将市场与科层等级制分开，其二是交易成本概念。科斯提出的第一种概念使我们对的企业制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资本论》中，其中提到了市场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这两种分工其实就是市场制度与企业科层制度，但是由于抽象程度不够，并没有明确提出科层概念。同时，马克思认为工场内部分工是有计划的、有序的，市场内部分工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分工，所以他指出工场内部分工优于市场内部分工。后来经大量实践证明，市场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是互为补充的两种制度，其中的一个不能否定另一个的存在，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有启发作用。

交易成本概念在不同制度的优劣度、效率分析上有较大作用。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比?^，发现二者之间没有本质冲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劳动过程与交往过程分开了，其中交往过程会投入人的脑力、体力劳动等成本，这些与交易成本类似，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概念。后来，经过理论的比较，将这些成本认定为交往成本。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之间的比较，可以得到新的理论成果。在理论比较中，先认清楚其他的各流派，在理解基础上再进行比较分析，容易产生新的思想与观点。

第9篇：创新的经济学概念范文

【摘要】财务管理理论是人们对财务活动规律和财务管理规律的认识和高度概括，是一个具有一定层次性结构和功能的、对财务运行机制进行全面描述的理论系统。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务管理理论，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从分析现行财务管理理论的局限性入手，探讨了当前财务管理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财务管理理论；创新；原则

财务管理理论是人们对财务活动规律和财务管理规律的认识和高度概括。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它是指构成财务管理理论的元素以及它们在整个财务管理理论中的地位、作用、各元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联结方式所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财务管理理论的元素是指构成财务管理理论的基本细胞，如财务管理目标元素、财务管理主体元素等。二是财务管理理论的内容，它是指组成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各个元素在一定阶段的具体选择与内容。

一、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局限性分析

就我国而言，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始终未形成独立的财务管理学科和相应的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前苏联的影响下，根据计划经济的特点，建立了集中计划管理和统收统支为核心的财务管理理论，它对恢复我国经济和推动国民经济的调整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企业虽然经过多次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我国财务管理理论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些成就仍然局限于为财务管理理论的全面创新作铺垫的各自独立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的领域内。从总体上看，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务管理理论，因而它就不可避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

（一）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系统性不强

系统是一组依一定结构存在的具有密切联系的元素组合，它以整体方式与环境相互作用。系统科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它用一般系统理论的概念和方法解决社会、经济、工程中的各种问题，但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系统科学的思想才在各个领域得到充分运用。而我国则是近十年来才开始广泛运用系统科学来研究各个领域中的问题。显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即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有所修正，也不可能真正按照系统科学的思想去建立新的财务管理理论，也就不可能从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的构成元素着手，进而去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纵观全国比较权威的几本财务管理专著中所论述的财务管理理论，均未对财务管理理论应包括哪些元素予以明确交待，有的将财务管理理论范畴概括得过窄，以致应该属于理论的内容（如有关财务管理主体的理论、财务管理目标理论等）未能概括到理论之内；有的则恰好相反。并且，现行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只是将各元素简单的罗列出来，而对各元素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严密逻辑关系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即系统的、哲学的方法来进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

（二）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规范性欠缺

这主要表现为有关财务管理概念很不规范，不同版本的财务专著或教材对同一概念下的定义不相同，有的出入还很大。

例如，关于什么是财务管理就有如下几种定义：“财务管理这个术语意味着要使资金按照某种计划流转。本书所要研究的就是企业内部管理资金流转问题”；“财务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部分，它是从制定财务计划开始的，其次是根据制定的计划付诸实施，最后据以对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财务管理是基于企业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而产生的，它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再生产过程进行的管理，是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财务管理是有关资金的筹集、投放和分配的管理工作”。比较上述几个“财务管理”的概念可知，不同国家的论著对财务管理概念的表达方法不同；同一国家的论著，不同版本的表达方法也各异。有的概念明确指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的则不明确指出；有的将财务管理的对象限定为货币资金，有的将其限定为资金；有的涉及财务本质，有的不明确指出财务关系；有的把财务管理作为财务计划工作，有的将其作为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有的对财务和财务管理两个不同的概念也不加区分，经常作为一个概念来处理。类似情况在其他重要财务管理的概念上也屡见不鲜。概念的不定型、不统一，说明了财务管理的理论不成熟。概念的混乱会直接影响财务管理学科的顺利发展，还会对实际的财务管理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不够完整

完整的财务管理理论应该对财务管理理论构成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予以全面、完整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而现实的财务管理论著对诸多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没有规范的解释，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元素很少提及，更不讲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讲财务管理假设，对财务管理职能、方法的表述也五花八门。这说明现行财务管理基本理论基础薄弱，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同时，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实践中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往往直接照搬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而国内对此理论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初级阶段。比如企业内部重构时的资产剥离理论、企业并购时的资本运作理论等等，我国学者对此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所以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还不能说是完整的。

（四）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不适应环境的变化

当前，我国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企业难以改变的外部约束条件，企业更多的是要适应这种要求和变化，而我国现行的财务管理理论还没有适应各类环境的变化。

1.不适应法律环境的变化。

经济生活的法制化是必然趋势，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制定，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如果不熟悉这种变化后的新的法律法规环境，可能导致财务决策失误，招致不必要的处罚或诉讼，甚至可能将自己推入破产或被恶意并购的深渊。

2.不适应金融环境的变化。

外资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相继在我国开展业务，这必将使我国金融市场发生全面而深远的变化，从而对企业筹资、投资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将有更多新的金融工具被不断创造出来，使金融工具出现多样化的特点，以满足企业不同的需要，但同时也派生出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表外风险等新的风险，使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规避风险将成为入世后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将不可回避全球采购、全球性的资源配置、资产优化重组和竞争的历史趋势。

3.不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活动更加频繁而复杂，经营管理的全球化将迫使企业的财务管理观念作出重大调整，促使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内容进行新的扩展。另外，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原有一些受保护的部门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诸如汽车、仪器仪表、棉花、小麦等将受到较大的冲击；而一些具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已形成规模经济且技术成熟的部门则将从中受益。比如服装、玩具、食品、化工、钢铁工业、洗衣机、彩电等行业，这必定会影响到我国企业资金运动的方向及规模。一些资产素质较差的企业加速倒闭，企业破产时的重整和清算等等都将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创新的原则

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基于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在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必须明确以下原则：

（一）系统性原则

所谓系统性原则，也就是以包括整体观点、关联观点、环境适应性观点、发展观点在内的系统观点来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其中，整体观点是指将财务管理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从整体着眼，部分着手，统筹考虑，各方协调，达到整体的最优化；关联观点是指创新时必须理清各元素之间具有的紧密内在联系；环境适应性观点是指新的财务管理理论必须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发展观点则是指创新时必须树立起超前观点，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以适应我国将来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二）规范性原则

在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必须对每一个财务管理理论元素都明确其含义和质的规定性，以体现其规范性，从而避免某些概念不必要的混淆，为财务管理理论创新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批判与继承相结合原则

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理论自身的建设上，都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显露出其不足。但是，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中包含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理财思想和理财经验，都是我们应继承和发扬的。因此，要注意把握好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我国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理财方法，虽然从整体上来说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其中一些具体方法有其先进性、实用性。例如分级归口管理、厂内银行制度、财务收支计划的编制等等，都是被实践证明比较科学的方法，在进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不能将其全部否定，应结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认真进行提炼，吸收到新的理论中来。

（四）吸收国外先进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