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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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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

第1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历史教学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要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努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历史学科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历史教学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因素。

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其主要场所首当为学校,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在课堂教学中尽量把思想教育与教书育人的整个过程相融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在教学目标的设置上凸显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而且针对历史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与升华从三个维度还提出了非常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可见,加强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

一、在推行素质教育的新课改中要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第一,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是遵循教育规律的体现。

心理学研究认为,情感是人的一种自然的心理过程,它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体验。在人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有着重要作用,在教育活动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教育的过程实际是一个以心理活动为基础的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的统一。情感在教育过程中具有以下功能:调节功能、动力功能、强化功能、感染功能、迁移功能和信号功能。积极的情感对认知活动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情感既是影响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又是教育的结果。目前正在进行的历史新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适应了人的情感发展的规律。

第二,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

长期以来,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传统教育,过分强调知识的理解,而忽视情感的体验;过分提倡接受和掌握,而冷落发现与探究;过分重智力因素,而轻非智力因素,使传统的历史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简单的价值判断或道德说教。因此,有意识地加强对学生情感意识的调动与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充分发挥情感的教育功能,才能使素质教育和历史教学新课程改革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第三,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有助于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是不是就放松或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呢?即使不是,那么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会不会影响基础知识的掌握呢?答案恰恰相反,不但不会影响,相反还有助于基础知识的掌握。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时间、年代和人物,面对枯燥乏味的历史理论知识,对于学习任务本来就重的学生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但如果我们在历史的教学中,积极地运用多样的教学手段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仿佛置身于历史的事件中,每一个学生就是历史事件的主角,那样历史教学就是学生带着兴趣仿佛自己在亲身经历,这种人为创设的“经历”一定也比教师枯燥的讲解要好的多。

二、擅用高中历史教材资源渗透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

第一,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史诗,它应当成为提高一个民族素质的最基本的国民教育的内容,故而历史教科书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的最好素材。让学生在获得历史知识的同时,也悄然地受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的熏陶。

1.培养学生历史地看待不同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并能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价与解释;同时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理解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从而树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奋斗的人生理想。

2.培养学生了解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基本史实,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上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培养学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社会责任感。

培养学生探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学会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增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第二,运用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方式让学生们亲近历史、触摸历史,使他们逐步朝着正确价值判断方向靠近,以便最终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首先,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培养学生对历史的亲近感。在教学中通过教师生动的描述以及画面展示、播放录音带和录像带等多种手段,让学生穿越时空隧道回到过去,感悟历史,围绕主题主动收集信息,加工处理信息,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达到主动探索的目的,使过去的、陈旧的、死的历史变成鲜活、生动、具体的历史,以此来增强教学的直观性、趣味性,提高课堂效率,使情感、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将会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其次,可以在课堂上穿插与课堂教学相关的趣味横生的小故事,并设计一些探究性问题来渗透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把学生自然而然带入历史的情境中。

最后,通过编排历史课本剧,使学生在自导自演过程中体验和感受历史,既发展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又培养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探究历史的激情,还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渗透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

三、为增强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历史教师也必须注重调整相应的教学策略。

第一,尊重学生在历史学习中的主体地位,遵循学生的情感认知特点,引导学生主动接受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作为80年后乃至90年后的学生生活在社会思想开放、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他们在历史问题的认知上更注重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所以在历史的教学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上,应该在学生原有的情感基础和认知结构上引导学生正确分析以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

第2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 心理咨询 价值干预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Value Problems: The Eternal Topic i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Ethics

DENG Yaqi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07)

AbstractComparison on the mainstream in western psychology counseling in value to the basic point of view with the current domestic consultants, scholars question the value of intervention, it has some significance ethic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seling.

Key words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value intervention

如今,心理咨询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助人自助”活动,主要是通过咨询者与一个或多个来访者之间的良性人际互动过程来帮助来访者产生心理、行为上的改变等等。心理咨询过程既然是一种人际互动过程,其中就不可避免的会涉及价值问题。可长期以来,心理咨询伦理中,有关价值问题的处理,咨询心理学界却颇为争议,从西方到东方,从理论到实践,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国内外心理咨询中的价值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相信对我国的咨询伦理建设会有着一定的实际意义。

1 西方主流心理学对价值问题的基本观点

发轫于上世纪初美国“指导运动”的咨询心理学发展至今,仅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及其学派就达250种之多。即使是西方主流心理学派在价值问题的处理上,也一直有争议。

1.1 心理咨询和治疗应严守“价值中立”

来访者中心疗法的创立者罗杰斯认为人性规定了价值,人性“知道”价值,心理咨询的实质就是让来访者领悟自己的本性。①咨询者在咨询中要严守“价值中立”,避免任何价值说教,努力为来访者创设和谐的气氛,以来访者主动的陈述展开讨论,通过来访者自由地自我探索,发现价值,从而使问题得以解决。

存在疗法的倡导者罗洛・梅发现现代人患有心理疾病不是由于性本能受到压抑,而是感到丧失了人生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他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中提倡自我选择的存在倾向的主要代表,强调在咨询和治疗中,咨询者应尊重来访者的“自我的主动性”,严守“价值中立”。

1.2 价值干预是必然的

行为主义者认为咨询和治疗有权对来访者进行直接间接的影响或塑造,价值信念是行为经验积累的产物,人们在习得社会行为时,也形成了与之相一致的价值观,主张通过塑造行为来塑造人的价值观。②行为疗法的代表斯金纳曾明确提出在咨询和治疗中幻想没有价值影响或完全保持价值中立是不切实际的。在治疗中,确定什么样的行为予以强化或消除,实质上就体现了某种价值选择,价值干预是必然的。

理性―情绪疗法(简称RET)是支持价值干预的典型,其创立者阿尔伯特・艾利斯主张RET的咨询者应用讲解、说服乃至论辩的方式来教导来访者与自己的非理性信念质疑,教会来访者运用RET的思维方式,以理性的信念取代非理性。③价值干预的烙印昭然若揭。

此外,当代西方有很多专家学者也认为,在咨询和治疗中绝对保持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主张价值干预。美国学者考瑞认为,“咨询员与当事人所沟通的就是价值观。咨询员希望当事人成为怎样的人,以及认为人生应发挥哪些教育功能,这些的确都在散发他们的价值观”。④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尔在其意义疗法中主张咨询者用自己的人生信念、生活态度与价值观等帮助来访者克服不正确的价值观,体现了明显的价值干预。

总之,在西方咨询心理学界,就价值问题而言,各学派在理论立场上是存在分歧的,甚至有些对立。但在实践上,西方各国有他们的独特做法:由全国性专业协会制定成文的规范,规定咨询家在处理价值问题上的原则和程序。如心理学会有“心理学家道德准则”,咨询和发展协会有 “道德标准”。

2 中国心理咨询界对价值问题的争论

2.1 “价值中立”与“价值干预”

2.1.1 心理咨询人员应严守“价值中立”原则

受哲学中的“科学价值中立说”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事实与规律)是超越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不受经济等社会诸因素制约的,当然也不会掺杂任何个人的态度、情感,不涉及个人主观倾向和价值观念。目前国内有相当数量的心理咨询专业机构把“价值中立”作为对咨询者的基本要求,一些从事咨询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也认为,“价值中立”是心理咨询人员的专业素质之一,曾文星先生等在谈到作为心理治疗者的几个条件时指出,成功的治疗者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保持中立无私的态度”。⑤

2.1.2 咨询实践中无法真正做到“价值中立”

价值干预是心理咨询自身的要求。“心理咨询要取得成效,必得有价值干预。心理咨询的过程,无法避免价值干预。”⑥每个咨询者均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有自己的态度、立场、观点,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体系。在与来访者咨询互动的过程中,即便是专业程度很高、做事态度严谨的咨询者也无法绝对做到“价值中立”。毕竟人可以控制自己的意识,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潜意识,带有倾向性的价值干预是无法避免的。

价值干预是心理咨询本土化的要求。中国特有的文化孕育出的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决定了西方某些咨询理论及原则不一定会在中国适用。杨鑫辉教授认为中国人尊重权威,并认为咨询者应当是“专家”,是有相关的专门知识和权威,应当能替自己解决问题。主观上有接受价值干预的准备,若未得到明确、具体的干预措施,定会大失所望。

2.2 “功能干预”与“内容干预”

10多年前,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的年会期间, 就“心理咨询是思想工作的现代化”的误解,江光荣教授指出在价值干预时应重功能干预而不重内容干预。2004年,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就心理咨询的相关讨论中,江教授又进一步提到价值的功能干预是允许当事人进行独立的探索,自己去发现价值,去选择价值。它是基于心理的动力学机能的干预。这种功能性的价值判断,咨询师越敏锐越好。

对此,咨询实践领域也有不同的声音。

绍兴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副教授林慧莲认为,事实上高校心理心理咨询中的价值干预不可能回避价值内容,因为不少学生来访者之所以心理失衡,往往是由于价值观念本身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关心的不是如何回避内容干预,而是在进行内容和功能干预时如何进行科学操作。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的杨渝川谈到,在中小学心理咨询中,有三种形式的价值介入是常常可以见到的。第一种是以信息提供为主的价值教育。如关于珍视生命、防止自杀的生命教育,关于预防艾滋病、增进生殖健康的宣传与教育。第二种是以价值观探讨为住的价值观澄清。如生涯发展辅导。第三种是以治疗为主的价值观矫治工作。这主要是针对非理性、性的价值观进行工作。⑧

2.3 性别与价值中立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女性主义的主张与传统的男主女从的性别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给现实中的女性以很大的冲击,当然,对于女性心理咨询师来说,也不例外。在面对异性间的性问题咨询中,女性心理咨询师无法是一个没有性别的科学家,“既不男又不女”,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解答对方有关性的困惑。⑨咨询员是生活中人,他的文化价值观中的性别观念是他作为人的一部分,在咨询中如遇到相关的刺激,他的心理及相关的文化观念会本能地跳出来进行辨识和防卫。⑩

2.4 价值中立与价值参与的矛盾与统一

价值中立是价值的“零参与”,价值参与则包括价值澄清、价值导向和价值灌输三种,其中,价值澄清与价值导向是价值的“适度参与”,而价值灌输是价值的“绝对参与”。“零参与”与“绝对参与”都是人们在价值处理问题上的极端方式,既不能满足人们对心理咨询的现实需要,又防碍了心理咨询功能的正常发挥,是不可取的。

当然,价值中立原则为价值参与提供了一个科学的限定,指导咨询师在价值问题的处理上掌握适度性,使伦理学道德规范与心理咨询科学功能之间的相对和谐成为一种可能。

3 启示

3.1 心理咨询离不开文化土壤

西方咨询心理学有其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咨询模式,在普遍承认价值多元的文化大背景下,各学派观点虽有分歧(人本主义强调“价值中立”,行为主义则强调“价值干预”),但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我国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根基,如今,社会虽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但一味“移植”,势必会引起消化不良,只能在吸收、借鉴外来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特点的咨询和治疗体系,本土化研究和实践任重而道远。

3.2 心理咨询伦理应考虑性别问题

在越来越开放化、国际化的当前中国社会中,性困惑已不再是难以启齿问题。心理咨询师在面对异性来访者的咨询实践中,要绝对地保持价值中立,那是不现实的事情。从咨询实践的效果来看,异性咨访关系有时反而更有效地帮助了来访者,促进了他的心理健康发展。

3.3 心理咨询伦理价值标准有待建立

在心理咨询实践中,即使是经验最丰富、专业最过硬的心理咨询师也不可能从来没有触犯过咨询伦理。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注册系统的专家钱铭怡教授和樊富珉教授在2011年9月的南京心理咨询伦理培训班上就毫不避讳地谈起此事。笔者认为一些心理问题是由明显的价值偏差引发的,如不解决价值偏差的问题,心理问题很难解决。而要解决价值偏差,在有些情况下就得进行必要的价值干预。虽然价值干预有可能出现道德问题和合法性问题,但只要方法、方式科学得当,适当的价值干预是有存在的必要的。当然,价值问题作为心理咨询伦理的核心,在咨询实践中,更应受心理咨询伦理价值标准的制约,这是行业规范,可以指导心理咨询从业者更好地把握干预度的问题。

注释

①③江光荣.心理咨询与治疗[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②蔺桂瑞.学校心理咨询中的价值观教育[J].教育研究,2001(12).

④考瑞(Gerald Corey)著.咨商与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务[M].李茂兴,译.台北:台湾杨智文化公司,1996.

⑤钱铭怡.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⑥江光荣.关于价值干预与价值中立的讨论――再谈价值的功能干预[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5).

⑦林慧莲.心理咨询价值敢于的操作策略试探[J].高等农业教育,2005.5(5).

⑧杨渝川.论中小学学校心理咨询中的价值介入问题[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6).

第3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人们一直在追求美,想要创造美的领域,想要获得“个人生存的丰富性”,于是尝试着去发现美。在懂得美的表象、美的使用价值之后,又是否会有正确的审美观去理解美的内涵、美的社会价值。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把听觉、视觉、触觉化为理性去承载生活的过程,需要我们能够成为多元化设计的探索者。本文以锁为例,从锁的使用功能、革新技术、材质、外表形式、文化内涵等方面来论述设计审美的价值体现和价值判断。

关键词:设计;审美;锁具;功能;文化

中图分类号:F123.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设计与审美 “阐述设计审美,有必要将设计与审美分而述之。因为,设计与艺术原本的渊源关系,使它本身获得了美学性质。”所谓设计,“从内涵上说就是从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出发,以实用功效与人的需要为目的,利用一定的物质手段、材料,遵循客观的规律,按照美的理想和意识进行规划,使其转化为具有特定使用功能、外在形态、人机关系以及文化意味的实用品的创造性生活。”设计是人类的社会行为,其包涵了技术成分、艺术成分等,灌注自身思想意志,使其成为“人化的自然”的一种社会劳动。由此产生了生产者与消费者,而设计者在这个社会行为中的产生引导了生产者创造更多符合社会实际、满足社会更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艺术品”,引导消费者养成科学合理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所以设计就在其中起到了平衡的作用。 所谓审美,通俗的说就是对美丽事物的审视。它既是一种客观表象,存在于人类的造物过程中,又是一种主观感受,存在于艺术作品里的文化韵味,因而就有了审美,它是人们透析美的肌理、价值、内涵后,对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多维度的发现、观察、深入了解的一个思维过程。

在审美的过程中,既要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互渗透,又要依赖客观事实进行价值判断,通过理性的思维和实际考究来进行事实判断。它们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要考虑到人的需求,用科学的美的尺度来评论设计作品的使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统一、实用价值与美学价值的统一,使设计作品能够达到科学与美学、技术与艺术的有机结合。

审美价值离开了审美活动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设计审美需要把科学技术与文化、心理、市场等设计因素结合起来,加深对客观对象的客观感知、对事物表象的识别、对感性形式作出理性的理解与把握。最终这就要求设计者们涉猎到心理学、社会学 、经济学等更多的学术领域。

二、设计审美的价值表现因素 在判断设计审美的价值体现时,事实判断是属于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判断方式,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设计审美中的价值判断及其特点。 对于事实判断应该全面的去把握设计作品的功能、造型、材质、文化寓意等客观存在。这些判断是可以通过实践去掌握的,客观地存在于设计作品中,具有唯一性。 “在艺术文化学视界中,艺术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形态,它从多样性审美或其他维度为人的各种解放和自由提供了可能性的解决方案。”下文就以锁为例子,从它的使用价值和人文价值两个大的方面来分析它的功能、技术、材质、文化等诸多细节,进一步阐述对设计审美的价值判断。

(一)使用价值 1、设计审美最本质的审美要素:功能美 “功能决定形式”的设计理念是设计的核心原则,是首先满足于实用的设计原则和设计语言,是推进设计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事物的结构、材料、技术所表现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锁满足了防风,防虫兽,防盗的实用。《辞源》解释为:“锁,古谓之键,今谓之锁。”《辞海》曰:“必须用钥匙方能开脱的封缄器”。1990年版《美国大百科全书》:锁是一种用来保护物品安全的装置,通常用于房门或保险柜。早些时候为防他人随意开启私有物设置了简单的机关门闩,后来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逐渐发明了不同材质的锁,但其首要功能依旧是保护与实用。

2、设计审美最本质的审美要素:技术美

锁作为社会实用性的设计产品,它的变革和突破都展示着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变迁和进步,虽然功能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是思维的创新是不断在涌现的:

木锁,锁的渊源,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早期的木质锁,它们结构简单、形体笨重,采用竹杆之类的材质作钥匙开锁;三簧锁,锁的飞跃,利用两三片板状铜片的弹力来达到封关和开启作用;叶片锁,近代锁,它利用钥匙牙花拨动锁内与之吻合的叶片缺口进行开关;弹子锁,是利用弹子、转芯和套同联合锁定来便于小钥匙间接控制锁栓;电子锁,采用电子电路控制,保密性强,方便网络化管理。到现在,锁具已经形成一个大的体系,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锁也不断的在更新换代。

3、设计审美最基础的审美要素:材质美 锁按不同材质分有木锁、金锁、银锁、铜锁、铁锁等,而且不同材质有着不同的耐用程度。木锁易雕琢不同的形式,其纹理较美观具有亲和力,但是结构简单,安全性较低,不锈钢成本较高,铝合金锁芯易断裂,所以现如今,很多是用铜来制作锁芯,它不易生锈,铜与铁等金属不会沾结粘连,比较坚硬,并具有很好的韧性,不易断裂、氧化,但也是抵抗不了很强力的破坏。

(二)人文价值: 1、设计审美最直观的审美要素:形式美 锁的外观是平衡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不仅使其有着使用价值,也韵意着审美价值,例如狗形锁表示守护;虎锁表示威严;鱼锁意味年年有余等。 2、设计审美最基础的审美要素:文化美 从“文化”的内涵来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指人类通过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使自然打上了人的意识、目的的印记,变成人的作品,成为人的自由的表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文化美,是社会文化的载体,是设计作品中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创造和发展的积极作用。而锁工艺的文化内容不仅包括具有社会属性的封建等级制度,还包括了生活化的爱情表白和富贵平安等。

三、总结 设计审美的价值体现最重要的是功能美,功能的体现才是设计作品的真正的体现,技术美、材料美、文化美等元素都是锦上添花之物,只要设计作品强调以尊重客观为出发点,都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深化再创造的,使其给人以恰当的审美特征和较高的艺术品味,达到“为人造物”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操奇,朱喆主编.艺术文化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第4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价值虚无 人文价值 现代性教育 教育性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2-0076-04

尽管近几年教育课程改革步伐不断加大,但现代性教育仍然存在应试教育盛行、高校专业设置盲目、大学生心理不健康等问题,这些教育问题都是教育人文价值失落的最直接表现。周国平先生关于“我们还有没有教育”的质问,其实是对丧失“教育性”的拷问,而逐渐失去“教育性”的症结就在于教育人文价值的虚无化。因此,深入挖掘现代性教育中人文价值缺失的根源以及缺失的表现形式尤为关键。

一、现代性教育中人文价值缺失的表现形式

在现代性教育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教育人文价值经历了从消解到缺失的过程,缺失的不仅包括传入中国的西方教育文化,还包括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理想。教育演变成缺乏“教育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活动,教育失去了其本质的人文价值信仰,主要表现在学术的行政化、功能的功利化和内容的知识化三方面。

(一)教育学术的行政化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出现的“官员教授”、“官员名师”现象是教育行政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从弗莱雷“教育即政治”的论断开始,对教育本质的理解问题上就从人文学科转变为社会学科,教育本质发展成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学校教育机构的官场化、企业化和应试化使教育丧失了自身的独立地位和独特品质,另外,随着教育价值主体的不断改变,教育的人文价值地位也不断起伏、扬弃甚至异化。国家是教育价值取向的初始主体,教育的使命是深思熟虑为每个人寻找合适的环境,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后期的价值主体经历了社会、集体、个人和教育自身主体的复杂变化。因而,现代性教育价值取向包含许多意识形态因素,社会、集体、个人甚至学校这类教育机构由于受到现实群体或集团利益权力的影响,其价值取向变得扭曲。由于价值取向始终按照主体“需要-满足”的方式来进行选择,现代性教育的价值取向变得失去了本质上的理想与追求,同时,政治对教育领域的渗透作用,促使了教育行政化、机构化的发展趋势,标志着教育丧失了自我实现与内在超越的价值。

(二)教育工具的功利化

在现代社会中,多数人群对教育的狂热追求并不是由于教育助人向上的强大功能,而是教育工具化的功利性表现,比如,逐年上升的“择校”热潮,教育逐渐成为教育者或教育机构牟利的手段,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水平差异而导致教育教学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教育价值观的扭曲常常容易被人忽视,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认知和追捧,也只是由于教育资源的获得与经济收入、劳动就业、社会地位等经济社会效益直接相关,教育沦为人们获取上层社会地位和较高经济收入的工具。这种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情绪,得到了多数人群的广泛赞同,是现代社会及教育伦理所“默认”的存在事实,其中更蕴含了教育、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内在价值逻辑。学校的教育价值被经济、社会价值所取代,人们对教育的追逐也只是对经济、社会价值的盲从,教育与生计息息相关,家长因为生计而支持教育,又因为生计无用而忽视教育,由于生计的维持而放弃教育,说明教育并没有脱离生计,教育的功利性价值仍然广泛存在。

教师与学术研究者往往被理解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型代表,这也是中国“伦理型”文化所推崇的,属于“超人”的价值范畴,而否定了人的物质性,激化了教师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教师薪金分配的不合理,以及学术研究者生存困境的现象,深深触动了教育的人文价值观念。这是教育在放逐、摧毁自己的过程,教师不得不走向社会,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以维持生计,这也成为教师主体走向消亡的根源所在。

(三)教育内容的知识化

1 增值性知识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

自斯宾塞提出“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开始,知识权威在教育世界中就不断泛化,它迎合了现代人急功近利的思维形式,摧毁了教育的人文价值本质。教育目的逐渐由培育人转向知识的灌输,教育的主体逐渐由人变为物,教育内容被学科知识所宰制,知识成为了新的权威事物。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重理轻文的观点深入人心。高等教育将知识以“热门”或者“冷门”这种中性称谓来表述,隐藏起了知识的优劣价值,专业的设置并不是为了因材施教,而是市场在学校中的扩展延伸。科学主义的过渡繁荣以及人文科学的价值扭曲成为助推的力量,人文科学的教育目标由过去培养“有教养的人”转变为“学术预备教育”,更为讽刺的是,这种“学术预备教育”给人文科学留下了最后的生存空间,教育在人文浪漫与科学实用中的争执中,最终义无反顾地投向了实用科学主义的阵营。实用科学主义的可增值性知识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人文价值本质随即消亡。

2 教育的知识竞争掩盖了教育的价值竞争

知识的价值序列关系到社会、教育、个人的生存发展,换句话说,教育课程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知识与知识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呈现了人进行知识选择时的价值取向,表现了不同知识者之间的价值竞争。在现代性形象的形成过程中,有用价值超越了生命和精神价值,控制型知识占据优势,实证和实用型的知识观排除了其他类型的知识观,将知识建立在经验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是为了控制型知识获得胜利寻求认识论的支持。

二、现代性教育中人文价值缺失的原因

(一)现代性教育中人的价值扭曲

1 现代性教育对个性的扭曲

由于人的本质的抽象化,现代性教育的人文价值也因此被抽象为经济、政治、社会价值,教育的人文价值缺失是在人的价值迷失后在教育领域内的最直接反映。个体的基础价值被大众价值所淹没,自我实现的生成性被现代“自我”的先验所生产,人的本真价值迷失于个性张扬与自我实现的幻境中,实际被其他价值宰制。因此,教育的人文价值本质上是教育对人的个性生成和自我实现的促进作用。现代性教育以个体化的塑造替代个性的生成,虽然教育倡导对学生个性化的培养,但受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影响,学生的个性并不受教师的喜闻乐见,学生的个性在应试教育中受到压抑,在传统文化中不被理解其存在的价值。现代性教育对个体的生产并不是指培育个人的独特人格魅力,而是塑造同质性的个体存在形式,注重个体的工具性能发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被理解为“文理兼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将偏科的畸形情况错误地理解为教育对个性能力的培养,将学生的个性树立成“先验”本质,进而批量生产发扬学生的个性。

接受教育的人成为专心于自身功能获取的经济人,除了自身的享乐主义利益之外,并没有其他精神上的追求,这种同质化现象正是教育的终结,但却是大众社会的基础。大众化以及大众人的生产是以技术和教育的同质化为前提,教育放弃自身的人文价值理想,反而极力迎合看似正常的、以大众为核心的多元化需求,这种多元化实质是对个性的妥协,究其本质仍然是为了维持功利性价值的统治地位。同质化必然导致教育人文价值的虚无,教育也因此失去了思想和价值,成为一个简单的生产过程,成为了一个重复的程序复制。文化与人成为了一种中立的“产品”,教育的产业化走向就是最直接的表现。在整体的现代世界价值序列中,人本身已经丧失了其特殊的生命价值,个性的消失使个体成为大众人中的普通一员,甘于在同一功利价值中寻求自我与个性发展,人在自由个性上的高级需求也被抹杀了。

2 现代性教育对“自我实现”的误导

现代性教育对“自我实现”的误导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体“自我实现”的形塑化,卢梭认为,自我实现必须依循自然的本性,这也成为了教育的主旋律,现代性教育的演变过程实质是个体不断被突出、张扬、实体化的过程。另外,教育对自我实现的立法同样导致对“自我实现”的误导作用,教育是一个塑造自我的过程,教育价值中模塑先验的“自我”理想控制个体向这种“自我”的生成。自我实现与张扬是现代社会教育所塑造的一种新的价值,现代性教育的自我实现其实是将“自我”放置在最高位置,自我实现成为了现代性教育的终极追求意义,这种终极意义在人文价值中是一种不求甚解的形式主义追求。另一方面是“自我实现”目标的功利化,在现代性教育中,教育的人文价值逐渐丧失,自我实现的基本功能逐渐被掩盖,以能够“占有什么”和“获得什么”作为自我实现的标志。自我实现变得脱离人的价值,反而以教育目标的工具性使用作为主要标志,例如,在教育领域内,教师的自我实现价值可能被理解为学生升学率的高低,或者理解为教学目标的实现等方面,而学生的自我实现可能被理解为成绩的高低、升学目标的实现等简单直接的功利目标。自我实现价值除了受功利性目标的支配,还受社会价值的支配,在初等教育中,学生由于认知能力尚不完善,往往会树立深受社会价值影响的科学家、音乐家作为自我实现的目标,将这些远大的理想作为一种先验性目标,让学生逐步去完成。尼采曾写到:“人们明白了,通过生成达成不到任何目的,实现不了任何目标……这样一来,对于生成的所谓目的的失望,就成了虚无主义的原因”。

(二)现代性教育中价值的多元化冲击

1 价值相对主义

全球化时代促使多元价值与文化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成为文化价值领域的新动态,但多元教育价值观并没有满足所有主体的价值需求,尤其是没有满足真正需求人文关怀的个体价值需求。多元价值观也没有体现自由实践的价值,而且将价值置于不平等的地位,最终导致人将自由理解为自私和独立,将理性理解为获取利益的能力,教育的人文价值就在这一步步的曲解中逐渐走向毁灭。随着理性意识不断觉醒,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价值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价值相对自然意味着多元化,意味着个体有权在不受他人干预的情况下选择随意自身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价值相对主义对一切选择一视同仁,强制人们放弃价值问题上的理性与道德判断,因此世界上不再有善与恶之分,有的只是个体的不同选择,或者说只存在不同的善而没有恶。价值的相对与自由导致了教育价值的粗制滥造,价值成为了可以讨论与商榷的事物,甚至可以用来交易,价值可以制度化、形式化也可以物化,教育的人文价值变成与其他价值一样,成为可有可无的虚无事物,道德也成为了一种相对概念。吴国珍指出,目前教育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危险倾向就是将教育价值与制度化、形式化的教育价值评价标准相混淆,应该被社会普遍认同的教育价值却被社会忽视,而本来只是作为健全教育系统反馈机制的教育评价标准,不只是提供基本的服务需求,还魔法般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持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的一致认同。

2 教育价值中多元“理性”的矛盾

理性追求是中西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相异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理性主义,是适应当时道德伦理和政治秩序的表现,这种理性主义是将现行的政治、道德秩序不断推向合理化、权威化的思想体系。儒家对人的理性控制核心是“克己复礼”,这就造成中国文化精神中主体理性的缺失以及对个体价值的贬抑,并使中国教育以规训和规范作为教育价值的取向。受西方理性主义的影响,理性试图控制个体成为迷失自由主体的意识逐渐增强,理想燃烧人们征服世界和自然的盲目自信,主体征服世界的幻想也试图通过教育赋予人的现代技术能力实现。这种狂热的理性使人落入一种被控制的关系之中,不仅受制于外在的技术秩序和社会组织,还受制于其本身,理性一边夸大人的无限制的主体作用,一边控制人的合理理性,教育成为塑造与控制的技术手段。在中西方矛盾的理性控制中,教育成为“旧道德”的捍卫者,要么被“新技术”所压迫,要么被“新理性”所限制,教育成为规范化的控制手段,逐渐消解了自身的人文价值。

三、现代性教育中人文价值的重构

(一)教师人文素养的习得

教师作为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实施者,是教学主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育人文价值的落实必须由教师引导,因此,教师的人文素养的习得成为教育人文价值落实的先决条件。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既是响应国家素质教育政策的应有之义,也是搞好素质教育的关键所在。对教师来讲,提高自身人文素养既是自我人格健全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教育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提高受教育者进行价值选择的能力,或者说教育的一个重要价值是价值教育。价值教育应该从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两个基础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自我实现必须在人文价值的指导之下,第二个层次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充分理解并促进教育人文价值的实现。

(二)教育的生命价值定位

教育具有人的发展价值,它是使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因素,是促成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个体谋生的准备。教育必须立足人的现实生命,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教育就应该实现工具性的教育轴心向生命化教育的根本转换,因此就出现“教育即生命”课题。让人的生存来裁剪人的需求,这种生存也必将是一种对生态、精神和人生意义时刻反思的生存意识。在教育与个体的价值关系中,个体完善的价值或自我实现的价值包括人格价值、审美价值和创造力价值等,乃是最高层次的价值。自我实现不是一种自我发散式的生长,自我的实现需求自我生命力和良心向着真善美进步,这种良心可以理解为康德的实践理性,他认为:“通过我的人格无限地提升我作为良知存在者的价值,在这个人格里面道德法则向我展现了一种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命。”另外,教育还需要契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利用学生原有的知识价值体系作为基准,帮助学生主动构建并生成新的知识链接,便是学生教育与生活实际最有力的联系。教育回归生活的真正目的有两方面,一是以生活推进教育,二是以教育引领生活。这不仅体现了教育对学生生命价值的关怀,更能够实现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三)对话式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充分体现教育的人文价值观,承认学生的主动性和生成的无限制性,提倡学生进行积极主动的探究式学习。教育中建立教师引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活动,能更好地进行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教育,充分体现教育领域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在教学主体中实现师生双方的平等对话,是引导并树立教育人文价值的有效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地位平等,教学过程演变为师生之间的平等交互过程,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变为知识的促进者和帮助者。利用合理的对话实践,消解师生之间的对立矛盾,使师生双方逐渐走向人性的解放和真正的自由平等,才能真正达到促进师生双方共同发展的人文价值目标。

第5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艺术符号;意义;艺术价值;现成品;自然物;艺术展示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5833(2013)09017908

作者简介:伏飞雄,宜宾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四川宜宾644000)

如何定义或理解艺术,这是一个困扰了中西学术界一个多世纪的大难题。19世纪下半叶,照相术首先向西方传统绘画观念发起冲击。然后,是持续至今种种离经叛道的“先锋艺术”实践。进入当代社会,不少“艺术实践”,更与“消费化”、“工业化”、“文化大众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过度符号化”等现代社会品质纠结在一起。繁华之中,艺术与非艺术难辨。更令学界困惑的,则是席卷全球的日常生活“泛艺术化”①。

定义或理解艺术,已非学术界自我话语膨胀的自恋行为,而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使命或社会道义。

那么,如何定义艺术呢?

“从符号学角度定义艺术,是值得一做的事”②,应当说,赵毅衡教授的探索成果充分证明了他自己的话。不过,笔者以为,他的探索也留下一些悬念与困惑。论文评述了他的探索,指出其悬念与困惑之处,并尝试给出我们的解释。

收稿日期:20130503

①笔者曾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汉语学术界的流行话语作了甄别,建议用“日常生活泛艺术化”取代,其后,赵毅衡教授与高建平教授等发专文继续了这种讨论。参见伏飞雄《中国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与符号表征再探》,《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赵毅衡《都是“审美”惹的祸:说“泛艺术化”》,《文艺争鸣》2011年第13期;高建平《“审美”是审美!“艺术”还是艺术!》,《文艺争鸣》2011年第13期。

②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页。一

“艺术符号 =(使用性+实用表意功能+)艺术表意功能”②③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7、306、303—310页。,这是赵毅衡教授给出的艺术符号“功能图”或“意义图”。可以从两个向度理解这个“图式”。

第一,从艺术符号与一般符号的相似性方向上说。

艺术品或艺术符号并不神秘,它并非建基于空中楼阁似的玄境,并非高雅得绝然不同于一般物品或一般符号。既为符号,它也一样属于表意—使用性复合的“符号—使用体”。即一般情况下,它也具有物质载体。因此,也就具有如一般物的“物之实用的使用性”。钢塑或泥塑的雕塑可以用来坐,涂抹颜料色块的画布、宣纸,可以用来铺饭桌,印有文字或类语言符号的文学书页,可以用来擦桌子,就是这些颜料色块、文字本身,也可以用作色盲识别、识字,等等。当然,此时艺术符号“降解”为物,不再行使艺术符号、甚至符号的功能,不再具有艺术价值。

同时,艺术品或艺术符号,完全可以像其他非艺术符号一样,传达政治、社会、文化等实用性的意义,或被用于服务这些领域的实用功能。这一点,对于区分艺术符号的“实用意义表达”与“艺术意义表达”,尤为关键。赵毅衡教授强调,《诗经》的艺术表意功能,在“兴观群怨”之外②。我们一直以文艺“载道”为正宗,殊不知,此“道”并非艺术旨在传达的“艺道”,而是服务于社会现实日用的“技道”。

第二,从艺术符号与一般符号的差异性方向上说。

这个“图式”也显示出:艺术符号作为“三连体”,它的物性载体的使用性与所传达政治、社会、文化等实用意义,并非其所传达的艺术意义的部分。对于后者来说,前者的客观存在只是潜在的,被悬置的。艺术符号所传达的艺术意义的功能,是在悬置上述两个功能的前提下体现出来的。应该说,这个“图式”非常简明有效地澄清了艺术符号的基本结构,划出了艺术符号与非艺术符号的边界。

赵毅衡教授用否定的解释方式对艺术符号进行了规定:“艺术作为非自然符号”,“艺术符号的非实用意义”,“艺术意指的非外延性”③。第二点算是对上述“简图”的补充解释。第一点是说艺术符号的“人工性”(不同于自然之物,它属于人工制品纯符号),强调艺术符号主体的“艺术意图”。这样,就把人工主体的艺术符号与动物行为、自然现象之类的所谓的艺术符号区分开来。第三点在于强调艺术符号与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符号文本之间的差异。不直接指称现实对象,艺术符号文本获得了意义创造的最大自由,所创造的意义文本自成一个世界。

那么,我们对赵教授的论述是不是就没有疑问了呢?也许,最大的疑问就在于:艺术符号文本所表达的“艺术意义”到底是什么?

显然,这是作者有意回避的问题。在作者看来,艺术哲学史上种种正面定义“艺术是什么”的思路,最终“都会遇到解释不了的艺术现象,都会落入以偏概全,结果无法作为定义立足”。作者的思路,是以否定的方式讨论“艺术不是什么”。

问题在于,完全以否定的方式,我们能够定义艺术吗?从逻辑上说,完全以否定的方式,无法给予概念任何直接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不对艺术的基本特征给予哪怕一丁点的正面规定,那么,上述“图式”中的“艺术表意功能”部分,就只是抽象的、无任何规定的、形式上的假定而已。这样,整个有关艺术符号三连体的“图式”,就只是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假设而面临坍塌的危险。

其实,上述三个“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否定性”阐述。要说“非”,就要以“是”作为参照。研读赵教授的具体阐述,我们很容易看出来:一边在说艺术的“非性特征”,一边也就把艺术的正面特征给道出来了。只是这些正面特征,还无法直接回答“艺术符号的艺术意义”这个核心问题。

另外,也不无悖论的是,赵教授在否定性论述过程中,也先验地、提示性地、借用了学术界已达成共识的对于艺术之“艺术意义”的理解:他正面强调了康德的“艺术无功利”论,提到音乐的纯艺术作用在“非功能”语境如独处静心时听音乐时才能出现,提到作为商品的衣服之“美观,色彩,与体态的配合”这一部分所体现出来的艺术表意功能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6页。。不过,这些“提示”,对于正面讨论“艺术符号的艺术意义”来说,也还是显得太过语焉不详。

第二个疑问,是“艺术展示”的有效性。

作者这样解释纯自然物、猩猩或大象的涂鸦之作如何成为“艺术品”:经过“艺术展示”,展示者(画廊、经纪人、艺术节组织者等)加入了“艺术意图”,启动了社会文化的体制,把作品置于艺术世界的意义网络之中,使它们获得足够的“语境压力”,迫使解释者遭遇“型文本”的压力,被“询唤”到艺术接收者的地位上来,从而把它们当成“艺术”看,进而对它们加以“艺术解释”。

这样的解释,非常灵活,也很变通,似乎能解释包括“现成品”在内的一些物品如何被看成“艺术品”等许多争论不休的“艺术实践”。按照这个逻辑,万物都可以在换个地方的情形下变成艺术品。显然,这不是现实。关键的问题则是,这些展示者的“艺术意图”到底是什么?

深入考察,我们发现,作者在选择被“艺术展示”的对象时,还是有所选择的。在为“物符号功能”分类举例时,作者提到的是“花纹漂亮的雨花石”,而非任意一块石子,并且经过了“人工化裱装”(变成人工制品);在举到纯天然物时,也提的是峻险的山岭,晚霞的云彩,美的人体、奇石、树根,等等。我们暂且不论这样的“自然物”是否经过“艺术展示”就能变成“艺术品”,但只就这些选择来说,我们分明可以看出其标准。也就是说,“艺术展示”还有赖“艺术意图”。但我们能说清楚它吗?如果明示出来,就又涉及到我们对艺术的定义。如果不明示或外化出来,则就只能是打说不清楚的心理战。艺术标准变成心理战,结果可想而知。

第三个疑问,是作者有时对符号接收者对于符号意义的解释之过分强调。

我们反对非学术权威性的艺术意义的“立法”,但也不主张把解释的权利全部交给“接受美学”所强调的接受者。都从接受者角度去“解释”,解释没有基本的标准。立法本身也是一种解释(哲学解释学)。艺术意义,来自符号发送者意图意义、符号文本意义、符号接受者解释意义三者的统一。

另外的疑问,来自我们对如何有效实践与“体制—历史论”互不取消的“开放艺术”观的困惑。这可能不是这里能解决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否定角度定义艺术,事实上也先验假定了“艺术”;从否定角度定义艺术,只是排除了非艺术的外延,而无法从内涵上定义艺术,从而无法充分有效地解释许多“艺术实践”(包括以艺术之名所进行的“所谓的艺术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艺术本身有所规定。

应该说,赵毅衡教授从意义角度定义艺术符号,无疑切中要害。因为,符号学本来就是“意义之学”。更何况,西方哲学自20世纪“语言转向”以来,就发现了意义问题对于哲学研究的首要性、基础性。影响所及,许多学科都把意义作为基本问题。

考察赵教授的符号意义论,我们发现,他对意义范畴的理解处于明确与不明确的混合状态。在表述艺术符号所传达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实用意义时,非常明确。而对于艺术符号的艺术意义,则含糊其辞,甚至不愿意直接触碰。但正如上文所述,他到底还是以先验借用的方式正面触碰了它。也许,在他看来,这些都不属于艺术之“意义论”范畴。是的,这属于他在考察艺术哲学史上四种主要艺术定义时所批判的“功能论”范畴。然而,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却发现,他在论述艺术符号时,在交替使用“意义”、“功能”、“价值”等概念(第十四章);在建构其“物”与“物—符号”的类型时,也不是像U·艾柯那样简单对符号进行分类,而是侧重于“物—符号”在不同语境中的功能混合方式及其所传达出的意义差异(第一章)。批判而又无法斩断它,说明了什么?恐怕不是简单说其“自相矛盾”能打发掉的。

考察意义范畴,我们会发现,意义本来就是与“作用”、“功能”、“价值”、“目的”等范畴联系在一起的,是“含义”异常复杂的一个概念,准确地说,它们本来就是意义范畴的“义项”之一。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从“意思”、“含义”等“狭义”方向上去理解意义范畴(这与古代汉语单字“意”与“义”所表达的基本义项同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55、459页。)。

现代汉语这样解释“意义”:(1)语言文字或其他信号所表示的内容(事物所包含的思想、意思和道理);(2)价值;作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18页。。在英文中,meaning一般的“含义”,除了指“表达式‘字面’所表达的东西外”(总是与“涵义”、“内涵”以同样的方式被使用),还指人的生活规划与目标——它赋予生活以“意义”Nicholas Bunnin and Jiyuan Yu: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blackwell, 2004, p.417, p.919.。而signify与significance同源,前者表非直接“含义”的“意蕴”,后者表“有意义的”,也就是“有重大意义的”或“有价值的”之意。两者相互关联。在德文中,Bedeutungsarmheit和Bedeutung同源,前者表示“意味”,后者则表示“价值、重要性、含义”等[德]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译者前言”,艾彦、逸飞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意义”的上述理解,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

在狄尔泰看来,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机整体,理解、意图、目的、价值(“有意义”)、经验、历史等就是这个有机整体的“构件”,而“意义”这个范畴则是连接这些“部件”与生命整体之关系的“枢机”或“纲”[德]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逸飞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2页。。“意义”首先出现在与生命理解过程的关系中。这种关系从本质上说与语法关系有所不同——“通过生活的各个部分对心理内容的表达,不同于运用一个语词对意义的表达”。“意义”无疑构成经验、历史之间的联系,经验(包括历史经验)的连贯性是由“意义”这个范畴造成的。“意义”自然与人类的意图、目的或价值发生必然的关系,“意图”必然关联“目的”——人们既通过某种历史形式看待意义,“也在生命所具有的各种确定无疑的价值观念之中寻求这种意义”,反过来,人类生命的“有意义”“重要意义”(“有价值”),必然存在于某种意义脉络之中。总之,“意义”这个范畴所包含的关系,“界定和阐明了我们所具有的、关于我们的生命的观念”,它是生命本身所特有的范畴——生命本身所内在固有的东西,是人类领悟生命的方式。

海德格尔进一步发展了狄尔泰这种“意义”观。他首先把“意义”理解为“可理解性”,即“理解”本身,理解与话语的“分环勾连”同构,而“意义”成就这种“分环勾连”,它本身是“理解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形式构架”:“在理解着的解释加以分环勾连的东西中必然包含有这样一种东西——意义的概念就包括着这种东西的形式构架”,“只要理解和解释使此在的生存论结构成形,意义就必须被理解为属于理解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形式构架”Matin Heidegger, Time and Being, Trans. John Macquarrie&Edward Robinson, Southampton: The Camelot Press Ltd, 1962, pp.192193.。进一步,他把“意义”理解为人之“在世存在”的筹划。这种筹划,具有“何所向”的目的与价值选择。

上述两人的理解,代表了西方现代现象学——解释学的“意义”理解传统。不同于分析哲学把“意义”考察主要限于语言与逻辑之域,他们基本把“意义”理解置于人的生命形式、人的存在结构的追问中,追问意义的生成机制与过程,意义与人生目的、价值的内在关系。

实际上,意义范畴之不同维度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来看看杨国荣教授对“意义的意义”所做的哲学考察杨国荣:《何为意义:论意义的意义》,《文史哲》2010年第2期。。在他看来,人之“成己成物”的过程,就是“意义”的生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关心“是什么”与“意味着什么”这样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关乎人类对“实然”的理解与认知,其“意义”涉及逻辑上的“可理解性”,“意义内容”体现为“认知的内容”。这是理解—认知之维的意义。后者关乎人类所追求的目的与理想(“如何”、“应然”),其“意义”更多呈现为价值的内涵(“从成己与成物的目的性之维看,有意义就在于有价值”),同时涉及到功能、作用等(“与之相关的有意义,宽泛地看,也就在于对成己与成物过程所具有的价值、作用或功能”)。这是价值之维的意义。关键是,此两者并不决然分离。“在广义的认识过程中,认知与评价无法彼此相分”,而“价值的意蕴中也相应地渗入了可理解的认知内涵”。

这样看来,我们是完全可以从目的—价值层面的“意义”来定义艺术符号的“艺术意义”的:它表现为一种无用的(非实用的)作用或功能,表现为对艺术本身进行艺术体验的价值。

然而,这样的解释,还是显得太过抽象。

进一步的解释,涉及我们对价值范畴的认识。E·塔拉斯梯对符号学中的价值问题进行了探讨Eero Tarasti, “Ideologies Manifesting Axiologies”, Semiotica, vol.148,No.1,2004, pp.2346.另请参见[芬兰]E·塔拉斯梯:《存在论符号学》,魏全凤、颜小芳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版,第113—117页。。他认为价值属于抽象、超验的“实体”(entities),具有超越性,非常难以把握。在他看来,“直觉价值”(Aesthetic values,包括“艺术价值”、“审美体验”等),是所有价值中是最难描述的,因为它们最依赖于具体的感官性质,即依赖于它们的符号能指。在其他地方,他对这种抽象的说法做了具体讨论:“直觉价值”是一种虚拟的“实体”,它在“此在”世界中(或通过艺术符号文本)被人们以“直觉体验”(“Aesthetic Experience”)的方式现实化。也就是在这里,人们以“模态化”的方式讨论“直觉体验”是否可以还原为种种心理反应Eero Tarasti,“In the Search for Aesthetic Experience”,Chinese Semiotic Studies,vol.3, No.1, pp.328.。塔拉斯梯本人则认为它“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分析的,非理性的,是价值自身的具体化”,他基本趋向于把它描述为一种直感体验状态,其具有非逻辑的特征,如未预见性(偶然性)、神秘性、感知性、即刻性、第一体验性(无法重复),等等。

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赵毅衡教授为什么难以对目的—价值(功能、作用)意义上的艺术意义给以非常明确详尽阐述的原因。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从认知—理解层面给出艺术符号的艺术意义呢?

这涉及到知识本身是否属于价值论范畴的争论。笔者认为,应该有以下区分:艺术符号文本中所表达的社会、历史、人生、文化等与现实功用联系的精神—人文意义,与我们对它们之无直接现实功用的欣赏、理解或领悟所具有的价值之间的区分。我们是在这种欣赏、理解、领悟中获得自由与超越,提升我们的人之品质。于是,又再次回到价值意义上定义艺术了。

我们还能从目的—价值层面的意义角度,给予艺术符号的艺术意义进一步的解释吗?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有效解释艺术现象本身,才能对诸多 “艺术实践”给以“是否是艺术”的判断。

汪正龙教授在考察文学意义时,引入了“人文意义”这一概念。他认为,较之文学的语言意义、言内意义而言,文学的言外意义、“人文—文化意义”更重要汪正龙:《文学意义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页。。说法是对,但具体论述模糊:由于未对文学所表达的“实用意义”与“文学意义”进行有效区分,从而使“人文意义”这个本来就很大的概念未“落到实处”。

实际上,塔拉斯梯对包括“艺术体验”在内的“直觉体验”与“艺术”做了区分。前者是一种时间性的“事件”,具有上文所述的特点,其所体现的价值(直觉价值)很难描述具体。而后者是一项“行动”,行动就有行动元(行动主体),是可以分析的Eero Tarasti,“In the Search for Aesthetic Experience”,Chinese Semiotic Studies,vol.3, No.1, pp.328.。意思就是,从艺术活动过程中艺术创作主体、接受主体这些行动元那里分析艺术符号的艺术意义,即艺术价值。

翟振明教授的相关探讨,值得关注翟振明:《论艺术的价值结构》,《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他把艺术的价值看成一种“价值结构”,即艺术价值是艺术创造者、艺术符号文本(艺术中介)、艺术欣赏者三者所体现出的艺术价值的合一。他首先引入“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这对概念,以此探讨艺术的“无用之大用”。“工具价值”,指服务于社会现实日用的价值,是一种“为他”的外在价值;“终极价值”,是一开始就超越“有没有用” 问题、使“工具价值”获得工具性、衡量一切东西有没有用之最终标准的、自为的、内在性价值。在作者看来,“纯粹的艺术,都是直接服务于人的内在价值的”。艺术创造者(行动主体1)创造艺术本身,体现为一种精神性内在价值的直感体验,其“意图”就是以自己的非工具性的“原创性”创造、借助“感性方式”的“文本”直接作用于人的直感体验,体现为一种“不为任何具体目的而表现人的目的”。艺术欣赏者(行动主体2)使艺术过程最终完成,但需要缺一不可完成两个方面的功能:第一是对创造者(主体1)的内在价值的认同印证,第二,是获得与艺术形式相对应的直感体验。此两者与艺术符号文本这个中介三者所体现的“价值合一”,构成一种完整的“结构”:(主体1)直感外化(有或无作品)直感印证(主体2)。艺术之为艺术,三者缺一不可。

笔者以为,翟振明教授的这种“描述性”探讨,深化或具体化了我们对定义艺术符号之艺术价值时的困惑,也能较为有效解释一些“艺术实践”。

现在,我们尝试以此“艺术价值结构论”去审视一些 “艺术实践”。审视之前,有必要对中国学术界长期混淆使用的几个概念做出区分。

“直觉体验”。要说清楚这个词,得先说清楚英文词aesthetics。我们没有把它翻译成“美学”,是因为,西方学者确实基本把它理解为一种研究“直觉”、“直感”等感性体验的学科。“直觉体验”为这个学科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一个概念。“艺术体验”只是这种“直觉体验”之一。而异常流行于中国学术界,几乎成了“元范畴”的“美感体验”(我们一般用的“审美体验”这个概念,也包括相关词汇),则既可以是“艺术体验”中的一种(“艺术体验”既可以是“美感体验”,也可以是“丑感体验”),也可以是“非艺术体验”中的一种,比如我们对纯粹自然之物的美的“美感体验”。

纯粹自然之物。我们对它们的“直觉体验”,既可以是一种“美感体验”,也可以是一种“丑感体验”,还可为“崇高体验”、“奇异体验”,等等。“美感体验”就是对“自然美”的体验,“崇高体验”就是对自然界崇高对象的体验。人类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培育了对不同自然物的不同类型的直觉体验,并渐渐意向性地对其进行符号性“立义”。再后来,人类以“模仿”的方式把它们借用(也是一种意义延伸)到其他人工劳作中,比如说“艺术”。

那能不能反向地把自然物看成或比喻为艺术品,解释成有艺术意义?不能。因为这不符合我们对“艺术”之“人工制品”的基础界定。或者说,混淆了“美感体验”与“艺术体验”。一旦我们把艺术界定为“人工产品”,我们就只能以此为前提来理解“艺术体验”、“艺术意义”。

纯粹自然之物,能不能经过直接的“艺术展示”,“转化”为艺术?不能。如果把日常生活中随便一块石头、一根稻草,直接放到冠名为“艺术展示”的展览中,我们无法认定它们为艺术品。因为这块石头、这根稻草本身没有经过“艺术创造”,我们找不到它们作为艺术品的创作主体(包括其艺术意图),也就找不到在它们身上显现的艺术价值。那么,“艺术展示”的组织者,比如画廊、经纪人、艺术节组织者,能不能作为这块石头、这根稻草的创作主体呢?也不能。他们只是以艺术之名给这两样纯粹的自然物制造了艺术假象的氛围。这种氛围本身,也可能确实就是通过一些具有艺术性的元素或艺术元素的外在符号来渲染。这种氛围——附加或叠加“展品”上的“艺术符号”,通过偷梁换柱的方式,能让我们错觉性地把这块石头、这根稻草当成艺术来欣赏。但这是错觉,是假象。可能的是,我们对这种氛围本身,还会报以艺术眼光去欣赏。现代艺术掮客,往往就是通过“艺术展示”的方式,把自己充当成任意一个“展品”的“艺术创造者”,为这些“非艺术品”附加或叠加“艺术符号”,从而提升其假想的艺术价值。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日常生活现成品。任意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人工制造的现成品,经过“艺术展示”,不能被认定为“艺术品”。这些现成品,只是符合“人工产品”与无实用性这些条件,而不具备作为艺术品的其他要件。把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s)的小便池称为“实物艺术”,仍然只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

有些天然之物,在被“艺术展示”时,是经过了人工艺术加工的——或“修饰”,或“改造”,这是另一回事。

不少“艺术展示”,实为一种“符号暴力”:假借“艺术”之名,诱捕人们对非艺术品进行“艺术意义/价值”的解释。这有违人们对“艺术价值”本身的理解,并不合法。其实,击破“艺术展示”之艺术假象的例子太多太多。

艺术复制品,不能算是艺术。如果是机器复制,我们就完全找不到直接的作为人的艺术创作主体,也就是找不到其艺术意图与艺术价值。如果是人工复制,比如美术系学生的艺术临摹,则找不到:艺术作为艺术的原创意图与价值。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些复制品中体会到一种可能还并不亚于原作的“美感体验”,但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直觉体验,而非艺术体验。

这也就解释了艺术品有没有原作与赝品之分的问题。既然为赝品,当然就不是艺术品,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但艺术价值有大小,正如我们能区分价值大小一样。只是我们不可量化,它只是一种质的考量。不然,我们无法区分艺术大师与一般艺术家。

“泛艺术化”是不是“艺术实践”?这个问题与艺术实践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是不一样的问题。后者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量的民间艺术形式,通俗的大众艺术形式,就是著例。关键是如何确认“泛艺术化”。高建平教授认为,这种实践“是指艺术与非艺术的鸿沟被填平”高建平:《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这种说法很有见地。因为这种“填平”,就意味着艺术消亡,也就无所谓艺术与非艺术了。不过,我们认为,这种“泛艺术化”基本是在打艺术的球,即叠加艺术的一些“形式化”符号,而非实现真正的艺术价值,我们的日常生活并非真正艺术化伏飞雄:《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泛艺术化”的符号学传播学反思》,《当代文坛》2010年第3期。。

第6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据史料记载,少数民族民汉双语教育在我国已经有漫长的历史,尤其是建国以来,民汉双语教育在我国更受到政府和多数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规,支持和维护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日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和少数民族群众更加重视双语教育工作,国家之所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做双语教育,就是因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搞清楚双语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及其相互关系,在理论上理解和把握双语教育工作的意义,有助于双语教育工作做得更好更扎实。

一、双语教育的功能(一)什么是双语教育要把握了解双语教育的功能,我们首先就要搞清什么是双语教育?什么是功能?首先,什么是双语教育?双语教育“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用语的教育系统,亦指在学校教育中,同时进行学生的母语(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教育,使学生达到两种语言的兼通。这种教育系统所涉及的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因此,它不包括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方言)的教育,即双言教育”。我国的双语教育既包括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汉双语教育,也包括汉族地区的汉语和外语的教育,但本文主要是指民族地区的民汉双语教育。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就是既让少数民族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又向少数民族推广族际语言即汉语普通话,让少数民族成员逐步达到“民汗兼通”,成为双语双文化人才。(二)双语教育的功能功能是由若干要素按照一定结构和秩序有机构成的系统整体在与特定的环境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结果。双语教育的功能是双语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结果。双语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称为双语教育的内部功能。双语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双语教育的目的、双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等。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总和即为双语教育的内部功能,其中主要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表现为受教育者双语能力的形成和提高,表现为用双语交流的功能、双语思维功能、双语书面表达功能。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表现为教育者教育政策的调整、教育方法的改进、教育模式的替换和教育内容的丰富等。双语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称为双语教育的外部功能。双语教育的环境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双语教育的外部功能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对双语教育系统所产生的作用和双语教育系统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作用。一个国家、社会、地区或个人要不要搞双语教育,双语教育采取什么模式,双语教育普及的深度与广度都与一个国家、社会、地区或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反映一个国家、社会、地区或个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最终促使双语教育的目标被修订、双语教育的内容不断丰富、双语教育的方法不断改进、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双语能力和双语教育水平不断完善。双语教育系统对环境的作用所导致的外部功能,主要有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等。(1)双语教育的政治功能。西方国家一般都是通过双语教育来实现对本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如加拿大、新加坡等移民国家,在不削弱民族语的同时,向各民族强制推行族际语和通用语,使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使受教育者接受和理解国家的政治观念,从而产生维护国家现行政治制度和遵守法律的行为,形成统一的政治思想意识,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政治稳定。(2)双语教育的经济功能。在现代国际经济生活中,语言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构成成分。语言因素既是经济力量影响的对象,也是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之一。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行为要超越地域、国界和文化上的限制,就更要考虑区域语言生活状况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以排除障碍,实现语言的经济功能。因此,熟练的双语能力能够促进作为双语持有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参与更大范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增加在更大的语言区域范围内的就业率。(3)双语教育的文化功能。双语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都是以双语教育的文化功能为基础的。双语教育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传递传统文化和现有的社会文化,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传递多元民族文化;创造新的文化,使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形成第三文化,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4)双语教育的社会功能。通过双语教育,增进全社会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各民族成员之间能够用族际通用语言相互交流,消除误解,增进友谊,广交朋友,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和谐相处;并能够帮助少数民族成员更深刻地理解国家政策和法律,便于接受社会公德教育,从而才能使少数民族成员在行动上更好地遵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同时,双语教育又能满足各民族内部成员之间保持用本民族语言传承文化和交流感情,维护民族自尊心。(5)双语教育的教育功能。很多资料显示,接受双语教育的人与没有接受双语教育的人相比,智商一般比较高,思维更加敏捷。而且通过双语教育,能够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从而提高少数民族的综合素质。双语教育的外部功能和内部功能都不是独立的,双语教育外部功能的形成和提高依赖于双语教育的内部功能的改善和提高;双语教育外部功能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双语教育的内部功能的改变。双语教育的功能是双语教育的客观属性表现,具有客体性、客观性和真理性。

二、双语教育的价值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这就涉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问题。从哲学上讲价值是一个反映主体和客体之间意义关系的范畴,它指的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功能及其变化相对于主体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而言的有用性,是作为客体的事物对于作为主体的个人、群体、全社会以及国家所具有的某种意义。双语教育的价值也是双语教育主体和双语教育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双语教育价值主体是指双语教育系统内教育者、受教育者包括个人、各类群体、社会、民族和国家等。双语教育价值客体是指双语教育活动及其功能。双语教育价值主要反映的是作为客体的双语教育活动及其功能属性对作为双语教育价值主体的国家、社会、个人的双语需要的满足与否、促进与否的关系,主要是由国家、社会、个人对双语和双语教育的需要来决定的。个人的双语和双文化需要是指教育者、受教育者通过双语教育活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来提高受教育者的双语能力和双文化水平。双语教育活动及其功能对个人双语需要的满足即为双语教育的个人价值,具体表现为受教育者双语能力的形成和双语水平的提高以及双语持有者的双语能力对持有者生活质量、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社会交往、个人发展、学历提升的意义和价值。社会的双语需要应通过具有双语能力和双文化素质的人才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以及在处理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来满足。社会的双语双文化需要,不能由各种双语教育活动及其内部功能来直接满足。但又离不开双语教育的功能的发挥。任何社会都十分重视双语教育,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培育双语双文化的人才,来满足社会的双语双文化需要,双语教育活动及其通过双语教育活动培养出的双语人才对于社会双语双文化需要的满足即为双语教育的社会价值。双语教育活动,作为培养人的双语能力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尽管要考虑如何满足社会、教育者、受教育者个人发展的双语需要,但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各种条件提高受教育者的双语能力和水平,满足受教育者的双语学习需要。因为社会环境中个人的和社会的双语需要能否满足,不是双语教育系统内部主体所能简单给予的,而是受到社会环境中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将双语教育在系统内实现的培养人的双语能力的价值和双语教育通过培养受教育者的双语能力而在双语教育系统之外间接实现的各种社会价值,严格区分开来,并研究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规律。双语教育在系统内直接实现的价值,是双语教育价值主体通过双语教育活动所带来的双语能力的完善、双语水平的提高以及双语持有者就业机会的增多与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改善等,即双语教育政策及其活动对受教育者本身带来的利益和价值,这种价值可以称为双语教育的内在价值或直接价值;双语教育通过受教育者的活动在双语教育系统之外创造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价值,可以称为双语教育的外在价值或间接价值,这种价值能否顺利实现,不完全受双语教育系统内价值主体的控制,而是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制约。

三、双语教育价值与功能的区别和联系(一)双语教育功能与双语教育价值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双语教育功能主要反映的是系统与环境,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主要由系统和子系统的属性(培养人的双语能力的活动)来决定。功能具有客观性,功能不一定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双语教育价值主要反映的是双语教育活动的功能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主要由社会、个人对双语的需要来决定,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为我性,是双语教育对个人双语需要的满足以及双语教育活动培养的具有双语能力的人才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双语需求的满足而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做的贡献。功能关系反映双语教育系统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间,系统内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客观的因果性联系。价值关系虽然离不开因果联系,但主要表现为双语教育价值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合目的性关系。双语教育功能关系的改变,是双语教育系统与双语教育环境相互作用以及双语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系统与环境的变化,包括双语教育系统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变化,双语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变化;双语教育价值关系的完善是个人和社会双语需要的满足。所以,双语教育活动应该是价值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包括社会、个人)在其双语需要的驱动下,用实践能力和机制去改变现存的双语教育功能关系,使之适应和满足其双语能力发展需要和使用双语的需要,形成一种新的价值关系的过程。双语教育活动的结果不仅应是合规律性的,而且应是合目的性的。双语教育作为一种创造价值的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因果性活动,也是一种目的性活动。(二)双语教育功能与双语教育价值既是相互区别,又是相互联系的,其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双语教育功能是双语教育价值得以实现的手段。双语教育价值的实现即个人和社会双语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开展各种双语教育活动,使双语教育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双语教育功能,作为系统与环境以及系统内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客观结果,是满足社会和个人双语需要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各种双语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社会和个人的双语需要就无法满足,双语教育价值也就无法实现。其次,双语教育价值是双语教育功能的目的。人们开展各种双语教育活动,总是为了满足社会和个人的双语需要。在双语教育活动中,各种双语教育功能的发挥是为了实现某种双语教育价值。离开双语教育价值,各种功能的存在是无意义的;离开双语教育价值的引导,双语教育活动可能导致双语教育工作的低效率或无效。即受教育者参与双语教育活动的动力不足或受教育者习得的语言无用武之地,不能发挥其功能,可能废弃,从而打击受教育者学习双语的积极性,又浪费了双语教育活动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再次,双语教育的内部功能和内在价值,是双语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和对系统内价值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双语教育外部功能和外在价值,是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都是双语教育活动或受教育者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双语教育的功能与双语教育的价值是严格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双语教育的功能主要反映的是双语教育系统与环境条件,双语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主要由双语教育系统和子系统的属性来决定。双语教育的功能具有客观性,功能不一定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如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山里的同一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人是不需要双语教育的。双语教育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双语教育价值主体与双语教育价值客体之间的合目的性的关系。实际上,双语教育的功能是双语教育系统因其要素与结构而产生的一种客观性的结果;而双语教育价值则是基于这一客观结果,由双语教育价值客体向价值主体呈现出的主观性的意义。因此,实施双语教育不要以为由双语教育的功能存在就能自然实现其价值了。双语教育的功能要转化为价值既要以双语教育的功能属性为前提,又要以双语教育主体需要为取向,双语教育只有化为双语教育主体的需要,价值实现才成为可能。并且,通过依靠一定的客观环境条件,如经济条件、政策条件、文化环境、地理环境条件等,双语教育的功能属性了满足主体的需要时,价值才得以实现,双语教育活动才成为有效活动。所以,努力探索双语教育功能转化为价值的有效途径就成为政府、社会、双语教育工作者、受教育者和双语持有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第7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文学评价;文学价值观念;文学价值标准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9-0030-04

按通常的理解,文学批评是对各种文学现象(其中主要是文学创作现象及作家作品)的一种评价活动。而一旦涉及到“评价”,问题就会变得十分复杂,因为它关联到各方面的因素。正如有学者所说:“‘评价’是人类实践一认知活动中的一种独特形态,即主体通过实践对于同自身种种欲求和需要有关的对象属性之判断或认知,也就是对价值的认识。评价活动由三大要素构成:(1)被评价的对象——其客观属性构成评价主体关注的要素,在进入评价关系前这些客观属性处于‘价值’的潜在状态;(2)具有一定价值观念或意识的评价主体,在实践中由于自身种种需求而与各种对象处于一个具体评价活动关系之中;(3)在评价的实践认识中评价赖以实行的共同标准。”具体到文学批评这种评价活动而言。“文学批评又是人们在广泛的评价行为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其特殊性首先是一个直接面对文学文本的读者、评论者或批评家,这样的主体具备对文学文本进行领悟、鉴赏、分析与研究的种种素质:其次便是作为对象,具有种种艺术特质的文学文本;再就是主体用以评判对象的带有社会通约性的尺度”。如此看来,文学批评就并不是一种单一性的活动,它关联着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各种因素,这些环节和因素往往规约着文学评价的功能与特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一,关于文学评价的特性。

如前所说,文学批评可能具有多重功能,也有多种角色定位及价值取向,但无论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其中最本质、最根本的特性应该是文学评价,即对文学对象做出应有的价值评判。如果文学批评缺失了应有的价值评判,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或者说这样的文学批评是缺少实质性含量的。它的效用也将是极为有限的。

在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中,往往都把文学评价放在首要的地位来加以强调。虽然在现代文学批评观念多元化之后,对文学评价的强调有所弱化,但也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可以回避文学评价问题。如果文学批评回避文学评价,将文学价值归于虚无。那么也就将使文学批评自身陷入尴尬境地。美国批评家萨斯在《文学评价》一文中,在对各种批评理论进行评析时曾感叹:“价值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使有关评价的传统思想陷入瘫痪。”倘若文学评价及其价值系统真的瘫痪了,那么文学批评自身也将陷入无序,这应当说是不言而喻的。

文学评价之所以不可回避和重要,是因为“只有在评价中,现实才表现为道德的、审美的、功利的等等范畴”。从哲学存在论的意义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一切事物都以其自然形态存在着,无所谓应当存在还是不应当存在,它本来就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地存在着,所谓“存在即合理”,也正是表明,一种事物或现象既然存在着,便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这种客观存在的确无可回避,抱着“不承认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无济于事。而从价值论的意义而言,却又不能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人的生命活动作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现实,也不甘于逆来顺受,所以人的生命活动中还有一个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问题,这就关涉到对存在着的事物的评价。这可以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第一层关系。在此基础上的第二层关系,是文学家以文学的方式对现实存在的事物加以反映或表现,这本身就已经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并且还融入了创作主体的价值取向与审美理想。再进一步说,文学家对现实存在的反映究竟如何,对生活如何理解和评价,对事物作出了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表现了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与审美理想,以及这一切艺术表现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价值,对社会对民众是否有益,同样需要给予一定的分辨与评价,这就是文学批评的评价功能。当然,这种评价链条还可以继续往下推延。比如文学批评对文学现象的评判分析是否合理、准确与恰当,也还需要得到其他人的评价与检验。总之,在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整个进程中,都离不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在文学活动系统中无疑也是如此。文学批评作为整个文学活动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或环节,也显然是不可或缺的。所以美国批评家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一文中直接了当地说:“我们必须判断什么是对我们有用的和什么不是。”因为只有通过文学评价,才能把存在着的事物(也包括文学),从存在论的范畴引入到价值论的范畴中来,接受价值评判与价值选择。而只有经过价值论范畴的价值评判与价值选择,才能有效推进到实践论范畴,更好地引导实践活动的进程。之所以需要文学批评及其评价,其根源正在于此。

当然,就文学评价本身而言,它也并不那么简单。比如,从文学评价的内在关系来说,评价关涉到价值,但这两者之间又并非天然地融为一体,其中仍有一种相互契合的关系与条件。苏联学者列·斯托洛维奇在《审美价值的本质》中,对此做了很细致的辨析阐述,他认为:“价值和评价的区别在于,价值是客观的,因为它在社会历史实践的过程中形成。而评价是对价值的主观关系的表现,因而既可能是真的(如果它符合价值),也可能是假的(如果它不符合价值)。只有区分‘价值’和‘评价’两种概念,主观评价真伪的问题本身才能够产生。”既然评价是主观的,那就与评价主体的价值观相关。而评价主体的价值观,则与一定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关。这样也就自然引出下面一个问题,即文学评价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

应当说,凡是评价都具有主观性,即都是由评价主体作出的评价,因此,文学评价首先就具有个体性特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评论者的主观兴趣与偏好,正如有的理论家所说:“评价的手段不是别的,而正是主体兴趣的表现。”正如文学创作一样,文学批评也理应倡导个性化,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感悟与判断,有独到的见解与表达,乃至形成独特的评论风格,这都应肖不成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文学评价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性。如果我们只承认和强调文学评价的个体性,那么在有些情况下,就很可能导致文学评价的随意性,而众多的主观随意性凑到一起,那就难免带来价值的“不可通约性”。因此,文学评价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应当寻求和实现一种“视野融合”,否则就难以实现文学批评应有的功能,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评价虽然是主观行为,但却是受到规范制约的主观行为,随意性的评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不能与价值潜能沟通,不能引导潜价值实现为价值。”当然,从文学批评的实际来看,没有不反映一定社会群体的意见的个体审美评价:没有离开了个人意见而能够获得实现的社会评价。这里的差别只在于,文学批评主体是否具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将个人审美趣味与社会价值诉求契合起来,将个体性评价与社会性评价有机统一起来,使文学批评的价值功能得到更为充分有效的实现。

其二,关于文学评价的“效用”原则。

所谓文学评价的“效用”,是指文学评价的有效性,即它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按我们的理解,文学批评不只是为了完成一种言说,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对文学现象或文学作品作出某种或好或坏的评价,而在于真正体现出文学评价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功能,在文学的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导向上能够起到切实的作用。换言之,什么样的文学批评是有效的?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需要作出一定的价值评判,而且这种价值评判要能够揭示真理,体现一定的价值导向,从而对文学实践起到一定的价值影响作用。否则,文学评价的“效用”或有效性就是值得怀疑的。

其实,在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人们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无不体现一定的“效用”原则,即体现对活动有效性的追求,而这种“效用”原则的内核,正在于真理性的价值引导作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曾指出:“真理主要是和把我们由经验的一个瞬间引导到其他瞬间上去的方式联系着的,而事后足以说明这种引导是很有价值的。根本上,在常识的水平上说,思想状态的真理意味着一种有价值的引导作用。”另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也指出:“我们不能把任何享受的东西都当作价值,以避免超验绝对主义的缺点,而必须用作为智慧行动后果的享受来界说价值。如果没有思想夹人其间,享受就不是价值。而只是有问题的善;只有当这种享受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从智慧行为中重新发生的时候,它们才变成价值。”这就是说,任何实践活动都有“效用”的问题,而这种“效用”,从其内涵来说,是由其内在的真理性价值含量所决定的;而从实践性方面来看,则是由它的这种真理性价值所形成的导向性作用来实现的。

从文学活动方面来看,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曾明确表达他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的功能与效用就在于介入现实、干预生活、影响人心,否则何以需要文学?看来文学的“效用”大致有这样两个方面:从文学的价值内涵来说,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反思性认识,以及对生活真理的理解与把握,具有其特定的真理性价值内涵:而从文学的外向性价值指向来看,则表现出对生活现实的有效介入与干预,显示出价值引导的积极作用。由此而推延至文学批评来看,应当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文学批评不能在文学评价方面作出应有的价值评判。并且以足够的力量影响文学实践乃至社会实践的价值导向,那么它的有效性就是容易让人怀疑的。语义学美学代表人物瑞恰兹在《文学批评原理》中,开篇便指出了现有“批评理论的混乱”,而其中最明显的缺陷。是未能在关于艺术的价值方面提供人们需要的答案,这也使得批评理论“无法令人满意地探讨价值方面更加基本的问题”,同样,“美学中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就是避免价值方面的考虑”。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缺陷,就使得此类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如果我们可以确认文学评价的有效性在于其应有的价值判断,以及由此形成的足以影响现实的价值导向,那么如何确定这种文学评价的价值坐标,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按有的批评理论家的看法,文学批评不能缺失文学评价,而文学评价所关涉到的价值判断则离不开比较,文学批评往往在比较中找到应有的价值坐标。如瑞恰兹认为,文学批评不应回避比较与评价,而且这种比较与评价不可能限于个别作品本身孤立地进行,还必须将其置于与之相关的整体环境中。他指出,在文学批评中,要“单独观照一个相对简单的客体本身是困难的,也许就行不通,观照者势必把它置于某种环境,使其成为某个范围较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与此相联系,批评家还理应注重价值评判,而这种价值评判同样也不可能是孤立进行的。它离不开与之相关的价值理论体系。“如果缺乏一个总体理论和一套明确原则,有益的批评就难以存在下去”,“有人相信文学艺术具有价值,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可以为之辩护的立场,唯有能够显示文学艺术在完整的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的总体理论才能提供这样一个堡垒”@。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学评价的效用或有效性,可能既与它的价值内涵及其现实关联度有关,也与这种价值内涵所关联着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相关。

其三,文学评价与文学价值标准。

文学评价的价值尺度,过去也直接称之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如今在某些情况下也仍然这样表述:“构成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核心是文学批评的标准,就是一种文学特有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对一部文学作品的优劣作出判断的依据。”对于一种自觉而理性的文学批评来说,这样的评价标准或依据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文学批评中常见的问题在于随意性,而文学评价的有效性必然要求避免随意性。仅仅表态性地说明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或者说什么好什么不好,这并不难做到,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也难以起到文学批评的应有效用。真正的文学批评必然要求建立在自觉和理性的价值立场上,有一定的价值标准作为文学评价的基本依据。瑞恰兹将此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要求,他说:“为了使批评家胜任愉快,维护公认的标准而抵制托尔斯泰式的攻击,缩小这些标准与通俗趣味的差距,保护文学艺术而反对清教徒及反常变态者裸的道德说教,必须提出一种总体性的价值理论,它将不会停留在‘这是好的,那是坏的’一类说法上。这类说法不是含糊便是武断,可以说别无选择。价值理论并非是文不对题,脱离了人们想象中的深入文学艺术本质的探索。因为如果说一种有根有据的价值理论是批评的必要条件,那么同样确凿无疑,理解文学艺术中发生的一切乃是价值理论所需要的。‘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文学艺术?’这两个问题是互为说明的。实际上二者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给予充分的解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文学评价本身更为重要和关键的,其实就在于确立文学评价的价值标准。这与文学评奖相类似(其实文学评奖也可以看成文学评价的一种方式)。曾有人说,文学评奖与其说是评价文学作品,不如说是评定文学标准,因为评价标准不同,评出的结果便不同,一旦评定了文学标准,结果也就基本明确了。同样的道理,对于文学批评中的文学评价来说,确立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便会形成什么样的文学评价。

当然,按照上面所说的文学评价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统一的原则,文学评价的价值标准一方面具有个体性特点,另一方面还有社会性或公共通约性的要求。那么作为文学评价标准有没有某种形成机制呢?在我们看来,文学评价标准的形成机制,也许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文学评价的标准不应当是什么人先验性地规定的,而应当是建立在对文学本身特性与规律的认识,以及对文学价值本身理解的基础上,它应当是从文学中来,再运用到对文学的评价中去。在普希金的时代,那时的文学批评理论远没有后来那样发达,当时对于文学批评还是一种很朴素的认识,所以普希金在论及文学批评时,便朴素地表明了这样的看法:“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律、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这样当然就要求评论者面向文学存在本身,抱着对文学的挚爱去认识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找到进行文学评价的准则和依据,“谁在批评中遵循着除了对艺术的纯洁的爱以外的无论什么东西,谁就降低到盲目地被卑微自私的动机所操纵的人们之中”,“哪里没有对艺术的爱,哪里就没有批评”。现代文学批评家艾略特也同样注重从对文学本身的认识和研究中找到文学评价的依据,然后才有可能对文学进行切实的评价,他以诗歌批评为例说:“我认为批评是思想的一部分,或是在探求诗是什么,诗的效用是什么,诗所满足的欲望是什么,以及写诗读诗或者吟诗的理由;或是在作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假定,认为我们知道这些,以评价实际的诗。”尽管时至今日文学批评理论已经甚为发达,可供参照的批评方法和价值标准已非常丰富,但直接面对文学本身来认识文学的特点和规律,以此作为建立文学评价的价值标准的一个方面,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第8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 企业年鉴;生产经营管理;功能;作用

企业年鉴是系统汇辑企业上一年度重要文献和信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企业年鉴既具有工具书的特点,又具有年鉴的特点。它的特点是收录广泛、编排系统、查阅方便、资料权威、反映及时、连续出版、功能齐全。它具有工具性和可读性、资料性和权威型、现实性与史册性的性质。它的作用是向人们提供一年内全面、真实、系统的事实资料,便于人们了解事物现状和研究发展趋势,具有较大的总结、统计意义和比较系统的连续参考作用。企业年鉴具有导向价值、媒介价值、学术价值、实用价值、历史价值和情报价值,有资政功能、媒介功能、教化功能、便览功能、存史功能和咨询功能。因此,编写好、使用好企业年鉴就显得尤为重要,务必引起高度重视。企业年鉴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价值功能和作用如下:

一、具有导向价值,有资政功能

企业年鉴具有导向作用,为领导决策、规划提供权威文献依据。企业年鉴是“集万卷于一册,缩一年为一瞬的史册性出版物”,它内容宽广,信息密集,为领导从事管理工作提供资料。一个企业或一个单位、部门的兴衰发展,领导的决策起至关重要的作用。领导对企情了解客观、准确,符合客观现实,就能作出科学的决策,管理好、发展好企业,从企业发展史中获得经验教训,指导企业工作,作出正确举措,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企业年鉴也为阅读年鉴的企业员工提供了资政议政的指南。企业工会组织以加强民主管理,保障职工依法行使民利,充分发挥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提高企业民主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为己任。组织职工行使民利,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企业年鉴,公开上一年度企业发展规划、年度工作目标、财务运行状况、工程项目预算、大宗物资采购、调资政策、公积金、养老金缴纳、计划生育及干部任免、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评优树模、住房分配、干部廉洁自律等敏感问题,便于企业员工以提案的方式在职工代表大会或年度工作会议上行使权利。

二、具有媒介价值,有媒介功能

企业年鉴是企业对外宣传,展示企业形象的有力载体。企业年鉴是企业先进文化的体现,是企业对外宣传的“窗口”,它以其独特的功能,巨大的吸引力,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最有力的宣传品,因为它不夸张、不粉饰,可信度高,可以促进企业间的交流、沟通,让同行了解企业,了解企业的成就,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展示企业良好形象。

企业年鉴是企业“外引内联”的窗口,内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为企业经济交往与合作提供信息服务。同时企业年鉴又是企业单位或部门间相互交流工作经验和方法、了解企业状况的有效途径。

三、具有学术价值,有教化功能

企业年鉴是反映企业权威资料性的工具书。从编辑流程来看所编单位权威,所选材料真实,材料来源可靠。因为编辑企业年鉴的资料一般都是由企业上层下文或通知企业各单位或部门进行组稿,各单位撰稿员根据组稿要求收集上一年度的相关资料和图表等,经过加工形成资料稿件并经单位领导审核后送达年鉴编辑部汇总编辑。再有栏目编辑对资料进行二审和加工后,报送主编三审和总编辑,同时还报请企业保密委员会进行保密审查后,才能付印出版。因而,年鉴资料就较为可信、可用、可读、可鉴。企业年鉴是信息高度密集的出版物,可以为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教育提供生动的最具说服力的教材。企业年鉴对科研人员选题、攻关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对企业员工培训和教学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具有实用价值,有便览功能

企业年鉴按自己的编排方式,筛选过滤,分门别类地加以安放,不仅容量大,而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整体性,使读者易览、自查、易用。企业年鉴具有收录广泛、内容概括、信息密集、资料浓缩、编排特殊、功能齐全等特点,为读者查阅,解决多方面疑难问题提供了便利。企业年鉴可以发挥生活顾问和社会服务作用。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总会遇到大量难以解决的繁琐问题,企业年鉴以其密集、权威、精确的知识和信息,满足人们丰富多彩的检索需求,因而发挥了“浓缩的图书馆”和“案头顾问”的作用。

五、具有历史价值,有存史功能

企业年鉴的历史价值是大家公认的,它可以发挥传播文化和累积史料的作用。企业年鉴在编辑过程中使用了多种手段,使其在存史方面具备了很高的价值。企业年鉴的编纂对企业档案等材料的综合验证,是企业分散的馆藏、部门藏文档资料的进一步完整、准确,它为企业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企业年鉴编年纪事,又不间断的出版,随着岁月的推移就构成了企业发展的历史,有较大的累积总结作用。又由于企业年鉴编纂时选材有标准,编辑有规范,审定有法规,收录内容又忠于事实,因此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它为续修企业志书和编写各种企情书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六、具有情报价值,有咨询功能

企业年鉴可以发挥技术顾问作用,为读者提供政策、技术、经济、法规和综合咨询服务。

企业年鉴的主要功能体现在“资政、媒介、教化、便览、存史、咨询”六个方面。编写好、使用好企业年鉴,责任重大,意义深远,务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 张鑫.企业年鉴的价值、特色与编纂思考.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Z1.

第9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数学是科学的工具,在人类物质文明的进程中已充分显示出其实用价值。数学更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价值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数学本质的双重性决定了作为教育任务的数学价值取向应是多极的。数学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而且是一种文化熏陶,素质的培养。数学素质教育应该是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相互渗透,即整合。树立新型的教育观,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

从教育哲学的角度看,人类教育发展史上主要存在着两类基本的教育观,即人文主义教育和科学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观,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它通过把人类积累的智慧精神、心性精神与阅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以期使人能洞察人生、完善心智、净化灵魂、理解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其价值取向是以个体的自我完善为最崇高的教育目标。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确立了人文主义价值,为人文主义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矗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工业与科技的发展,培养有科学素养的国民成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进而形成了科学主义的教育观。

科学主义教育观是以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开发智力,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和社会发展为目的,以社会发展需求为价值取向的目标体系。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科学主义教育观在我国占据了一定地位,“问题解决”的数学教育法已被国人所接受。“问题”是数学的心脏,通过解决问题来达到掌握知识、提高能力之效,无疑是可取的。但如果把数学教育的价值仅仅局限在知识层面上,而忽视了文化价值,其功效只能是有限的。这种教育观从本质上讲属于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的教育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日益显示出不足之处。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起着巨大作用,但不能代替一切。学校教育中只重视对科技生产发展的工具,而忽视人自身发展的功能,就会助长功利主义倾向的发展,社会的道德水平就会下降,文明社会就会腐败和崩溃。经济发展,道德堕落。这种现象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隐患,引起了广大有识之士的关注。

我国的教育改革正推行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数学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功能是工具、育智功能和自我完善功能的统一体。数学教育的价值体现在可以通过数学的思想和精神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培养既有健全的人格又有生产技能,既有明确的生活目标,高雅审美情趣,又能创造、懂得生活的人。把传递人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与传授数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整合,这正是数学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也是数学教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