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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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关 键 词：语文；学科性质；育人功能

作者简介：刘巧利，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语文作为母语教育，奠基着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核心价值观，具有育情、明理、达意的整体育人功能，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一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在实践应用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育人功能。理解语文，理解语文的性质、理解语文应有的功能，是发挥语文育人功能的重要前提。

一、语文课程所蕴含的独特育人功能

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语文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国家的教育政策赋予语文的课时所代表的地位，还是基于语文本身性质、语文教材教学热烈的学术及非学术讨论，都彰显了语文有着无可替代的育人功能。那么，语文学科究竟是什么？它究竟有什么样独特的功能？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独特的功能？这些是我们理解、发挥语文独特育人功能的前提。

1.奠基着人的基本思维方式

语文内涵丰富。自现代以来，学界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就一直在持续，较为有影响的论点就有工具性、人文性、思想性、实践性、应用性、兼容性……这些论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语文极其丰富的内涵，它的确在发挥着工具性、应用的同时，又有很强的思想性、人文性。那么，这些丰富内涵背后的更本质性的东西是什么？换句话说，究竟是什么使得语文具有这样丰富的内涵？语文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核心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我们会发现，因为它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紧密相连，它最核心的功能培育人的基本思维方式。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语言和思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恰如于漪老师所指出的，“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地质层，积淀着中华文化的精粹。”[1]语言和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学习一种世界观。从源头上讲语言文字是特定文明特定思维方式的结晶。“语言和思想、情感是同时发生的，它不仅仅是载体，实则上它就是意识、思维、心灵、人格的组成部分。教学生语言，也就是同时在用人类的精神文明，用中华文化的乳汁哺育他们成长，提高他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2]语文教育因其语言性和言语性特征成为儿童发展不可替代的力量。如果说数学培育的是现代逻辑思维，语文则传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精髓、传承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整体思维方式，培育着中华民族认同的根基。

2.蕴藉着德性内涵和丰富的价值内容

语文蕴藉着德性内涵和丰富的价值内容，价值观教育是语文教育的原有之义。语文学科具有人文性特点，具有“成人”的价值和意义。语文教材经严格的筛选、审定，蕴藉着德性内涵，具有强烈的价值取向，蕴含着主流文化价值。语文教科书在学校教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无论是我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如此。在许多学校尤其是教学教育资源不那么丰富的农村学校，教科书提供的教学资源要超过90%。也正因为如此，语文教材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最具效力的载体，也是主流价值观培育的基本途径。我们知道，实现个体发展、个人的社会化及个人族群文化的认同选择，核心基础仍是共同价值观。我国古代讲求“文以载道”，优秀的诗文作品无不渗透着家国情怀；教材所选的我国近现代以来的以及国外的作品，也都体现出了正面的价值追求。

3.具有以育情为基础的整体育人功能

语文课具有育情的功能。好的语文课让学生的情感得到丰富充盈，或者满心欢喜，或者忧愁心伤，或者激情满怀，或者义愤填膺……在不知不觉中，情感与认知，得到了升华，甚至体现在行动之中。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是情本体文化，语文课本所选择的诗经、左传、史记、唐诗、宋词、经史子集等往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这些内容滋养着孩子的情感。情感教育在儿童的发展中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正是其情感的质量及其表达。我们确信一个人的某种价值认同、遵循，乃至于形成人格，虽然需要以一定的认知为条件，但根本上是一个人情感变化、发展，包括内在情感品质与外在情感能力提升和增长的过程”。[3]

语文课，因其本身独特的育情、明理、达意的功能，使学生们能够在提高语文素养的同时，得以在中华及人类优秀文化滋养下知情意行得到发展。与专门的德育课程相比，语文课的育人，在发生机制上因其润物细无声而更具有弥漫性，在功能类型上因其丰富性更具有全面性，给人以真善美的奠基，形成着人的“人性”。在这个意义上，语文课具有着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教化功能，它更具有学生的主体性，并非是外界要改造“我”，而是我在人类优秀文化之中，“感动了”“感悟了”，感受到了真善美，厌恶着假恶丑。

二、语文育人功能发挥所面临的困境

语文教育的育人功能发挥一直面临着不可回避的问题：学生的语文素养不高，教师的教法过死，学界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争论向来激烈，社会对语文教材、教法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什么能够进入语文教材，语文究竟应该怎么教，语文为什么总是牵动人心？这里固然有着课标、教材、教法、教师等方面各不相同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语文教育所面临的三大困境，是制约语文育人功能发挥的重要原因。

困境之一是定位不清，负担过重。语文的学科性质长久以来就有争论，各方也赋予了语文过重的负担：人文主义者强调其人文性，实用主义者强调其工具性，各不相同。这一困境是有着明显的历史缘由的，它是语文由传统的一统地位到现代分科教学转变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就是“语文教育”，知识没有分化，从蒙学到“大学”也是一脉相承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是有机地统一的，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是由它来完成的。自现代学校兴起，废除读经，代之语文，语文便处在了众多力量的冲突之中。早在五四前后的中学中，“教员之中，被学生反对最烈，赶走最多的，便是国文教师。往往有一校之中，四五个国文教师全被学生赶走的。”正如王富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现代语文教育面临着由“大语文”向“小语文”的转变。[4]语文教材任何一种微小变化，都牵动着各方敏感的神经。语文课程所承担的多重功能，我国各地在文化传统资源上的差异，使得教材的选编异常难以令人满意。语文教材在工具性和人文性之间的不平衡，也使得语文育人功能发挥大受诟病，有研究者认为百年语文教育的最大教训是把人文学科蜕变为工具学科，把育人功能单一化为语言技能训练，把儿童发展目标畸形化为政治社会化。语文作为母语教育所具有的思维培养、精神涵养功能难以发挥。

困境之二是语文教师总体水平不高，难以充分发挥语文的作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约有200万语文教师，能够充分发挥语文的教育作用、学生们喜欢的教师是多少呢？有人估算是10万人，这肯定不确切，但就社会对语文课堂的批评来看，高水平的语文老师恐怕是少数。这不仅和我国语文教师的培养、培训机制有关系，也和困境之一的学科性质不清、考试评价机制大有关系。这些综合地导致许多教师对语文本身的性质、功能不能形成自己清晰的认识，不能够将语文专业知识、素养和教育学的理念有机结合，形成适宜、恰当的教学思想、教学设计，更不能够形成良好的教学风格。导致语文教学“少慢差费”，不能发挥语文的整体育人功能。

困境之三是语文教学难以体现语文的应有之义。多年来在很多学校形成了僵化的教学模式，几千万中小学生的语文课堂往往是：释词――分段――概括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总结写作特点。几十年间，我们许多人都是经历这样的语文教育的。随着新课改的推进，有些教学模式中好的东西也丢掉了，而三维课程目标在热闹的课堂表面下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语文所本来具有的人文育人、情感育人、整体育人的特点淹没于各种异化的教学之中。

三、如何发挥语文独特的育人功能？

既然语文因其独特的学科资源而有着独特的育人功能，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语文的育人功能呢？笔者认为，教材、教师、教法三个方面最为重要。

1.以教材为抓手：体现优秀文化和儿童生活

好的语文教材，是语文育人功能得以发挥的基础，是其源头之水，具有其他读物无法比拟的重要性。然而，从百年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历程看，语文教科书的质量，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加之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各地文化都不同，如何把普遍的人类优秀文化和当地的特色文化结合起来一直都在探索之中；在教育思想上，恰如叶澜教授所说，作为学校根本价值的“育人”问题，作为发展成长的主体――学生的需要问题，从学科的设置之始到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编写为止，都没有真正进入作为设置者和编制者的心中。明晰语文学科的性质、完善语文教材的编写，把优秀文化的核心要素与儿童发展的规律结合起来，针对当下的问题，在保有以往注重价值观等传统优点外，关照学生生活需要、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生命历程相联结，尤为重要。

2.以教师为主导：发挥其育人的关键作用

在中小学阶段，教师具有着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一个孩子喜欢一门课，往往是因为任课老师，一个孩子讨厌一门课，也往往是因为该任课老师。语文独特的育人功能能否发挥，教师起着关键作用。语文教师对语文学科、语文教学的功能、使命、价值能不能有自觉的认识，并体现在教学设计、教学实际过程之中，是语文能不能实现其独特育人功能的重要因素。

语文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一性质也给语文教师带来了深层次的挑战。在当今的知识经济社会，了解孩子所处的文化，语文教师必须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成为终身学习的典范。一位拥有文学博士学位的朋友曾经很沮丧地告诉我：中职的语文课简直是没法儿上了！学生们和她聊“海明威”，她特高兴地讲了一番，没想到这些学生大笑，说他们谈的是选秀节目的亚军“海鸣威”。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信息网络技术突飞猛进，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学生成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青少年学生思想意识更加自主，价值追求更加多样，个性特点更加鲜明。学生的文字性信息、知识主要来源于教科书的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了。每一次时代的变化，语文教师面临的挑战都是最多的。语文教师发挥领导者的作用，是发挥语文育人功能的重要保障。

第2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新课程 高中语文 教学 德育功能 对策

所谓的德育就是思想品德教育，高中阶段的德育是学生成长成熟的一个必经阶段，是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的关键时期，对其日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新课程标准将德育放在首位，并将其作为中学阶段教学的主要内容。语文教学以知识教育为主，而语文知识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因素、道德精神，对德育有很大的帮助，为此，需要充分发挥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本人结合自身的经验，阐述发挥语文教学德育功能的意义，并提出对策。

一、发挥语文教学德育功能的意义

为了对语文教学德育功能进行研究，需要明确发挥语文教学德育功能的意义，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1.促进德育工作开展

高中是德育开展最为紧要的阶段，面临高考以及未来的学业、职业发展，学生需要树立远大理想，培养良好习惯，养成坚定的意志品质，勇于开拓进取，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而语文教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名家作品、时代散文、诗词歌赋等都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而这也是德育开展的重要感性资料，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语文教材为蓝本，全方位、多角度发挥语文德育功能，是切实提高德育工作水平，促进德育工作开展的客观需要。

2.完善德育手段

立志成才、明礼诚信、爱国守法、尊老爱幼等基本道德准则，是高中德育的重要内容，但是在实际的德育工作中，理论教育为主，致使教育抽象化、工具化，难以切实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而语文学科具有感性化的特点，富有思辨色彩，通过语文的学习，能够完善德育手段，提升德育实际效果。

3.肩负语文教学使命

语文教学并非只是简单的学科学习，中华民族文化太多的“密码”蕴含其中，不但传授知识，还传承文化。语文教学既是一个锻炼学生能力、丰富学生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育人的过程。在应试教育和升学高考的严峻背景下，语文教学功利化色彩较为浓重，知识和技能教学目标成为主要目标，而在情感教育、价值培养等方面并不是十分到位。为此，发挥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是语文教学应该肩负的重要使命，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培养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客观要求。

二、新课程发挥语文教学德育功能的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语文教学德育功能的发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需要提出发挥德育功能的对策。具体来说，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巧妙融入爱国主义教育

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就是爱国主义教育，教师要充分利用语文课堂教学，积极传递正能量，让学生心中爱国的种子滋长发芽。在正式学习文本之前，教师要善用作者简介这个环节，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元素，诸如在教授《祝福》正文之前，教师就可以把鲁迅弃医从文之路对学生进行简短的介绍，并将其以文学解放民众的爱国之情与学生们分享，从而激发学生们的爱国之情。语文教材中有诸多描绘大好河山的写景抒情片段，这些文字描绘了山川的秀美，反复诵读这样的文章，能够陶冶学生的心性，净化学生的心灵，使其满怀自豪感。语文教材中涉及到诸多的中华文明，不但包括艺术、绘画、建筑，还包括雕刻、印刷等，我国对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可圈可点，文明史十分耀眼，教师可以设置问答、讨论、分享等环节，使学生加强对祖国灿烂文明的了解，这样也可以使其心生骄傲。

2.灵活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德育内容在很大程度和语文教学的内容重合，两者都建立在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基础之上，只不过语文教材包罗更广，着重于文章的审美、知识的传授，而德育则将思想品德教育、价值教育、习惯培养等作为重点。语文教材内容丰富，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的思想教育因素，对学生进行深刻的思想品德教育。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善用富于感情的语言，语文教学带有很强的感性色彩，为了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教师要用有感情的语言教学，在传递知识的同时，将感情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对教学中讲述的情感能够感同身受，激发其学习语文的热情，这样不但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其对思想道德品质的理解。诸如在讲授《纪念刘和珍君》的时候，教师就可以以饱满的感情，将主人公的优秀品质立体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加深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其二，善用言传身教，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对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养成有着直接影响。新课程下，教师和学生是平等的，师生之间应该互相尊重。教师课堂教学态度要和蔼，采用鼓励型教学策略，多对学生加以表扬，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批评，呵护学生的自尊心；在课堂上要考虑学生的学习需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情绪，及时调整自身的教学策略；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尊重学生的人格、思想，多以道理辨是非，而不是单纯的惩罚。只有通过言传身教，才能让学生学会尊重人、尊重自己，学会接人待物，与人相处，学生的思想品质才得以巩固提高。其三，严格约束自身行为，教师要善于规范自己的行为，正所谓其身不正，其令不行。教师在课堂上弘扬的思想道德精神，自己要亲身实践，诸如孝敬父母、树立远大理想等，只有通过身体力行，才能提升对学生的培养效果。

3.合理选用道德教育方法

思想道德教育，在语文教学中有着广泛的接合面，要取得预期效果，还需要选择合理的教育方法。具体来说，要采取如下方法：其一，情感共鸣法。情感是没有界限的，人的情感是相互感染的，情景体验、情感分享等都会促进学生对思想道德品质的理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把握文章的主旨感情，并以学生可以接受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激起学生情感共鸣，使学生深入文章描述的情境，加深对价值、情怀、思想的理解，从而达到育人目的。其二，委婉突破法。思想认识、政治立场等问题，在语文教学中势必会涉及，如果平铺直叙地从政治角度、思想角度解读文章，不但丧失了语文教学的艺术性和美感，还会让学生产生抵触情绪，为了让学生心悦诚服，教师要善于抓住突破口，加强对文章深层的挖掘，寻找和思想教育内容联系的点，以此深入，切不可全面大论政治、思想，应该不露痕迹、不着声色，如此才能将思想教育渗透其中。其三，组合教学法。语文教学的形式多样，为了发挥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教学形式，诸如口头作文、演讲比赛、课外阅读等，通过活泼的气氛，能够使学生加深对思想道德品质的领悟。教师要善于从语言表达入手，将作品的思想内涵挖掘出来，解读深层次内涵，并对其加以精彩、到位的点评，逐层深入、步步为营，如此才能更好地将思想道德教育与语文教学融合，使学生从中受到启迪。

4.着力提升教师德育素质

要教会学生如何为人处世、求真求善，教师就需要具备过硬的道德素质、业务素质。为此，应该采取如下措施：其一，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制定完善的绩效管理制度，提高教师育人的积极性，激发其聪明才智；其二，坚持学生主体地位，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新课程的重要支撑，教师要能够换位思考，站在学生的角度了解其需要，考虑怎么对其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教师的德育素质；其三，提高教师业务素质，学校要组织教师进行培训，接受最新的理论和实践内容，明确语文教学的发展方向，开展创新型教学，寓德育于语文教学中，发挥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

5.注重加强德育实效

新课程标准丰富了语文教材的综合性，其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为此，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要发挥出来，就需要植根教材，采取有针对性的德育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为此，可以采取如下措施：其一，寻找准确切入点，为了在语文教学中融入更多德育内容，就需要结合当前的国情，选择那些名言警句，由此深入，诸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等，通过这样的佳句深入，非但不会觉得生硬，反而会带给学生很大的启发。其二，注重自我教育，为了发挥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就需要调动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学习能力，辩证地接受语文知识，汲取其中的营养，学会生活、学会合作，提升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终身发展。

三、总结

语文教学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蕴含了大量传统故事、名言警句，具有很强的德育功能。而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将德育功能发挥出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发挥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不仅是促进德育工作、丰富德育手段的客观需求，同时也是语文教学育人使命的重要承载。高中阶段对学生至关重要，德育工作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未来发展的前途，只有进一步提升高中德育效果，才能深化新课程改革，使学生获得更好更全面地发展。而语文教学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与德育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发挥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是必然的选择。本文对发挥高中语文教学德育功能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课程下发挥语文教学德育功能的对策。

参考文献：

[1] 凌希明.多种阅读训练法发挥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文学教育（中），2010（1）

[2] 凌希明.发挥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文学教育（中），2010（2）

[3] 赵霞.谈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职教论坛，2002（2）

第3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益最大化的文化产品。对于引进的影片来说，片名就是影片的商标，是影片的广告，它所起的作用是影片在海外市场获得商业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功能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实现译文预期功能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虽然目的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还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它对于电影名翻译这种目的性较强的翻译领域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功能目的论 电影片名翻译 商业价值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德国两位著名理论家赖斯(Katherina Reiss)和弗米尔(Hans J．Vermeer)“功能目的论”(Skopos theory)的提出，给世界上研究翻译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为一些违反某些现在翻译标准但却经实际检验十分成功的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功能目的论”的核心概念为翻译目的，“翻译目的决定实现译文预期功能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该理论使翻译的研究跨越了语言层次，突破性地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进行讨论，提出翻译行为并不是单纯的语际转换，它更是译者目的的实现。对电影名的翻译而言，其目的决不能仅仅局限于翻译行为本身，不能停留在实现电影名艺术性、文学性、概括性等普通价值层次上，而应力求实现电影名的翻译在电影产业化操作中巨大的商业宣传价值。虽然目的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还有争议，但它对于电影名翻译这种目的性较强的翻译领域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二、功能目的论

“功能目的论”是20世纪70年代德国译论家Hans J. Vermeer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模式，“Skopos”为希腊语，意为“意图”、“目的”、“功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创始人为德国Katharina Reiss。她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一书中，以等值理论为基础，提出理想的翻译应该使译文和原文在概念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实现对等，但她又指出翻译实践中又存在例外，即有时由于“翻译要求”的某些特殊需要，译文与原文的功能特征可能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功能考虑比等值标准更重要。

1984年Vermeer在与Reiss合著的“Ground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中以行为理论为基础，正式提出Skopos theory，其核心概念为翻译目的，“翻译目的决定实现译文预期功能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这是目的论中的“目的法则”，也是最高法则。而决定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译文受众，即处于某种文化背景中，拥有特定知识结构，特殊期待和交际需要的译文接受者。Reiss功能翻译论是以原文为中心的，而在Vermeer“目的论”中原文被降到了次要地位，“源语文本已不是译者的首要依据，源语文本只是译者在翻译前需获得的诸多信息的一种”。在对翻译概念的界定方面，目的论以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为理论基础，认为翻译并不是简单地以原文本为基础的符号转换，而是一种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交际而进行的复杂行为。Vermeer认为翻译就是“在目标背景中为目标环境下的目标目的和目标受众制作一种文本。”

三、功能目的论指导下的电影片名翻译的策略及方法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了翻译所应采取的策略和方法。电影名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在实现电影名一般价值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其商业价值，所以，任何一种能达到此目的的翻译方法都可以被采纳。电影片名常见翻译方法有以下几种：

1.直译法。电影片名的直译是根据原语和译语的语言特点、修辞特点，力图再现原语片名的内容和形式。当原语与目的语能够在功能上达成一致时，这不失为一种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如：“Anna and The King”《安娜与国王》，“True Lies”《真实的谎言》，“Dance with Wolves”《与狼共舞》，国产影片《英雄》“Heroes”，《秋菊打官司》“Qiuju Goes to Court”，《一声叹息》“A Sigh”等。

2.意译法。电影片名过分直译会让人觉得晦涩难懂，从而降低观赏欲望。为了使观众真正理解原片名的内涵，译者采用意译方式，通过增词、转类、扩展等手段以实现片名的信息、文化及审美价值。“The Interpreter”《翻译风波》，“Speed”《生死时速》，“Just Married”《新婚告急》，《寻枪》“The Missing Gun”，《城南旧事》“Old Days in Southern Beijing”等就是运用意译法的成功范例。

3.直意结合法。这种译法介乎直译和意译之间，既保留了原名的一些成分，又加上了一些内容概括。美国1939年拍摄的电影Waterloo Bridge讲述的是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伦敦的一次空袭警报中，年轻的上尉军官罗依•克劳宁与芭蕾舞演员玛拉相遇于滑铁卢桥上，他们一见如故，很快坠人情网。然而，由于战争有情人终未能成为眷属。最后女主人公在滑铁卢桥上葬身于车轮之下，香消玉陨。《魂断蓝桥》的译名既保留了原片名中的“桥”(Bridge)，又考虑到内容是爱情悲剧，加上“魂断”二字，可谓恰如其分。该译名不但避免了直译为《滑铁卢桥》引起的歧义，而且，译名也很雅，“魂断”二字“颇具文学意境”；另外，译者变通借用了具有我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蓝桥相会的传说，使之更易为我国观众所接受，精彩的片名与精彩的内容使这部影片在我国长映不衰。

4.创造性编译法。在直译、意译均不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原片的内容甚至失去原片的韵味和特色时，译者会以原片为基础，进行创造性地改编翻译。有一部美国校园生活片，片名叫Mr．Holland’s Opus。影片讲述了一位平凡的音乐教师贺兰先生的故事。贺兰先生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干了30年，他“不富有，也不出名，但他的成就超过了名和利”，他所在学校的每个学生都受过他的影响，他就是交响乐团的指挥，每一个学生都是他的音符，每一个学生都是他的作品(opus)。片名直译应该是《贺兰先生的作品》，现在译为《春风化雨》，译名比原名有更深刻的主题意义，展示了影片看似平凡实际上不平凡的故事，让观众去体会一个教师水滴石穿、春风化雨的人格魅力。这个译名的妙处还在于它寓意深刻，得影片之神髓，让观众产生美好的联想。“春风化雨”指适宜于草木生长的风雨，常用于比喻良好的教育。看到这个译名，中国观众很容易联想起古典诗词名句“润物细无声”，还会联想到“园丁”，从而对影片中的老师肃然起敬。同时．美妙的译名也像一件艺术精品，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四、结束语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目的论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译文的交际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对于目前电影名的翻译来说，我们应在实现其艺术价值等一般性价值的基础上，力求实现它的商业价值，即在保留电影名一般特征的基础上，尽量发挥其广告宣传的作用，提高其市场营销的效率。但是，强调电影名翻译的商业价值，一定是在保留电影名艺术、文化、审美等价值的基础之上，切不可为盲目追求商业价值而丢弃艺术的结晶、文化的瑰宝及语言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龙千红：《英语电影片名佳译赏析―兼谈电影翻译对译者的要求》，《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9。

第4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一、从文学批评标准到批评价值观的话语转换

在人类的文学活动中，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是相伴而生的，也是相互作用而发展的。每当有文学作品创作出来，人们在阅读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中，就往往会对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加以品评议论，因而就形成“文学批评”，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对文学做进一步深入的规律性的研究，那么就成为专门的“文学研究”。也许可以说，通常所谓“文学研究”，不过是“文学批评”的延伸和深化而已。因此应当说，在整个文学活动系统中，文学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按加拿大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赖的说法，所谓文学活动，就是“文学”和对文学的研究即批评两个部分，通常所谓“学习文学”是不可能的事；人们不过是在用某种方式来了解它，而所能直接学习的，其实是文学批评。同样，我们在教文学时所感到的困难也是来自这样的事实：文学是不能教的，所能直接教的只是文学批评。①而在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应当说是文学评价，即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做出一定的价值评判。而要进行文学评价，就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依据一定的价值尺度，或者说根源于一定的文学价值观念。

在过去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种文学批评所依据的价值尺度，通常被称之为“批评标准”。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批评一方面打破过去的僵化模式，突破既有的批评观念，甚至也不再使用“批评标准”这样的概念，唯恐这个概念所关联着的批评观念以及作为“标准”的这种“刚性”力量继续发挥作用，妨碍文学批评的变革解放；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批评不断走向开放多元的变革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方法论”热潮之后，从文学批评方法到批评观念、批评话语等，都不断花样翻新，文学批评的功能也更多转向了描述、阐释及私语式言说。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是文学评价即价值评判功能日益弱化，与此相关的便是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严重缺失以及价值尺度或价值观念的迷乱，这也许是当今文学批评中存在的最突出、也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然，价值观的缺失与迷乱，也许并不仅仅是文学批评领域存在的问题，在当今整个文化领域可能

收稿日期：2013—0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问题》（05bzw012）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赖大仁，男，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楚天学者计划”主讲教授（南昌330022）。

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正是面对这一现实状况，针对所存在的问题，云杉在题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价值观在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和灵魂作用：

文化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凝结在文化之中、决定着文化质的规定和方向的最深层的要素，就是核心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文化取向、文化选择。讲软实力、文化力，从根本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一种文化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②

从文学批评本身的特性与功能而言，价值观具有价值评判的特性，因而在整个文学活动中能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文学批评站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成为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说过去所使用的“批评标准”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如今已不大使用，但文学批评的价值评判问题依然存在。我们未必要固守在“批评标准”的范围内讨论问题，也许可以适当进行话语转换，比如转换为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问题来进行探讨。

所谓文学批评的价值观，是指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在对文学的意义阐释与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价值观念，如审美价值观、社会历史价值观、人文（或人学）价值观以及各种文化价值观，等等。通常文学批评以文学创作及其成果为基础，反过来也会在相当的意义上对文学创作起引导和促进的作用。实际上，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创造活动，其中包含着作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创造，比如对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所描写的人生人性等的认识评价态度。也就是说，作品中必然包含着作者的社会历史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人性观、审美观，等等。作为文学批评，在它的各种功能中，应当说最核心的是意义阐释与评价，其中也必然要涉及到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生活、所描写的人生命运、所表现的人性善恶等加以认识评价，因而也就不能不表现出评论者自身的价值观。如果说作家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决定他选择写什么题材，而且决定他会怎么写，那么批评家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也会决定他对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做出什么样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反过来又会对文学创作起到引导和促进的作用，因此，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和重视。

然而，如上所述，在我国过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对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问题引起应有的关注。过去的文学批评理论，关注的重心仅在于“批评标准”，而且又是限定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即便是后来把“政治标准”转换成为比较宽泛的“思想性标准”，也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真正涵括文学中丰富的价值内涵。改革开放之后，文学批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较长时期里，人们关注的似乎主要是批评方法与批评模式的变革方面，对于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方面的问题，则并未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重新探讨。比如在文学批评的理论观念方面，受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解构主义观念的影响，在打破过去比较僵化的批评模式及其批评标准的观念之后，应有的与时俱进的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系统似乎并未建立起来；在文学批评实践方面，意义阐释与评价功能也往往被弱化乃至消解。由此便带来当代文学批评的疲软与某种程度的价值失范现象。现在看来，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及其对文学的意义阐释与评价，仍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当代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并由此而对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从而为建构当今的文学评价体系和价值观念提供理论参照。

二、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当代嬗变

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根源于文学批评的基本功能。尽管文学批评实际上有多方面的功能，如描述功能、阐释功能，等等，但文学批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应当是文学评价或评判功能，即对文学对象做出应有的价值判断与意义分析，这应当说不言而喻。当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它究竟实现什么样的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却又往往取决于文学批评主体的角色定位、批评立场与价值取向。然而不管怎样，只要文学批评不丧失自己的本质特性，就总归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学评价的特性与功能。而一旦要进行文学评价，无疑就要涉及到据以进行评价的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问题。从表面上看，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好像具有某种客观性和普遍性，似乎可以进行某种理论化的规定和表述，然而实际上，在这种表象的背后，隐含着颇为复杂的内在关系，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

马克思在谈到对真理的探讨问题时说过：“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的不同的精神性质；如果我们撇开一切主观的东西即上述情况不谈，难道对象的性质不应当对探讨发生一些哪怕是最微小的影响吗？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果中是相互结合的。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而改变吗？”③本文由收集整理在马克思看来，对真理的探讨关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探讨者的主观因素，即不同个人身上不同的精神性质；另一个方面则是客观对象的性质，要使探讨的结果与事物本身的性质相一致，那么探讨的途径就必然要受到事物本身性质的制约，如果不遵循客观事物本身性质的要求，就无法达到探讨真理的目的。文学批评的价值评判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或价值标准而言，也实际上关联着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对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主要是文学作品）本身价值内涵的认识。进行文学批评的前提，或者说之所以需要进行文学评价，是因为文学当中包含着价值内涵，它实际上会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影响作用。文学当中所包含的价值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性以及文学价值又是怎样生成与实现的，都有必要认识清楚。因为只有认清了文学本身的价值特性，才能使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及其价值评判契合文学本身的规律和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文学批评主体的价值观念，尽管文学批评的对象即文学作品的因素是确定的，但文学批评主体的价值观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评价结果。文学批评所涉及的主要价值观念，包括审美价值观、社会历史价值观、人性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文化价值观以及关于真善美的价值观念等，由此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系统。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是与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变革发展以及当代文学的变革发展密切相关的；同样，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这个时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嬗变以及文学创新发展所带来的价值观变化相关联的。

首先是当代社会变革发展中反映出来的价值观问题。当代社会是越来越走向开放性与多元化的变革发展，从经济发展到社会生活形态，从人们的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包括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等，也都越来越多样化，使整个社会显得丰富多彩充满生机活力。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多样化是正常的，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个真正文明和谐的社会，还是应当有社会价值观的共同基础，有这个社会所应当倡导的主导性价值观，有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的基本价值评判尺度，甚至有必要倡导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然而从现实状况来看，新时期以来社会价值观的嬗变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价值观念紊乱的现象，而这种社会价值观念紊乱，则又与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形成互动影响，因此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其次是在当代文学实践的变革发展中反映出来的价值观问题。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方面，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包括如上所说的多样化的社会价值观念，也会以各种形态在文学中反映出来；另一方面，作家在生活实践中也必然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会形成作为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念，从而决定作家对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抱什么样的态度，给予什么样的审美判断与评价，形成什么样的审美价值取向。从当代文学变革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应当说也是呈现出开放性、多样化的发展趋向，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从文学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来看，既有充分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值得肯定的积极方面，也存在着精神价值缺失或审美价值迷乱等种种情况，也同样值得加以关注。

当代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下变革发展的，它经历了破除过去比较僵化的批评观念与模式，引入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然后寻求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转型发展的曲折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也不断发生嬗变。这种价值观嬗变，一方面受到如上所说的社会价值观嬗变的影响，同时也与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价值观变化形成互动影响；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批评自身也力求实现观念与方法的大变革。于是我们看到，在当代文学批评的变革转型中，既有对应有的批评价值立场的坚守，也有求新求变或茫然困惑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文学批评的价值评判弱化及其功能性缺失问题，过于倡导相对主义批评价值观所带来的价值多元主义、价值虚无主义问题，过于强调文学批评个人化所带来的批评主体性弱化及批评伦理缺失问题，还有文学批评价值观念中的非历史化、非道德化、非理性化问题，等等。如上所说，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问题，并不仅仅是文学自身的问题，它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价值观和价值行为之间，与社会生活的变革发展之间，已经构成了一种相互影响和彼此互动的关系，因此就有必要将以上几个方面的价值观问题相互关联起来加以研究探讨。

三、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的主要问题评析

首先，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命题中一些主要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关联着对其理论内涵的理解，关乎我们应当坚守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关涉对于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观念的评析，关乎对于当代文学实践的价值导向，因而有必要把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与当代文学艺术实践联系起来讨论。其次，就某种价值观念当中所包含的一些具体问题而言，也需要放到当代文学批评视野中来加以观照。比如社会历史观当中所涉及到的文学反映历史生活，包括一般历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观念问题；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包括文学描写社会矛盾、文艺大众化与表现人民性的观念问题；审美观当中所涉及到的文学审美理想与审美娱乐价值观的问题；文化观当中所涉及到的大众文化批评、生态文化批评以及经典文化价值观的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各自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因此需要纳入到当代文学批评的视野当中来进行价值观念的具体探讨。最后，在对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中，也需要把理论批评与实际批评结合起来，将对文学批评价值观的认识思考，应用到对某些文学或文化现象的评论分析中去。如在人性观的探讨中，对一些文艺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性观加以评析；在文化观的探讨中，对一些大众娱乐文化现象的价值观进行评析等。这样也许可以使文学批评价值观问题的研究探讨，既从文学批评实践中来，也回到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从而实现理论批评与实际批评的交织互动。

从当今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的现实情况来看，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中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当代文学批评的审美观问题。我们既有必要继续重视文学“审美形式”方面的价值，更需要从人学思想出发，着眼于人与文学的审美关系，来理解文学的审美特性与意义价值：一是审美具有令人愉悦的特性与价值；二是审美具有令人解放的特性与价值；三是审美具有使人超越的特性与价值。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理应具有这样一种“人学”视野及其审美价值观。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恰恰是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文学审美观念上的误区：一是“文学审美本性论”，将“审美”视为文学的本原特性或唯一本质，除此之外不承认文学还有别的什么特性与功能，这并无益于文学观念的拨乱反正；二是“审美论”，将审美学意义上的感性解放，悄然替换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感官欲望的放纵，人的精神美感下降为动物式的官能，导致审美精神滑落，使文学审美活动中的感性与理性重新失去平衡，带来审美乃至人性的异化；三是“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观念，积极方面是使文艺从圣坛回归民间，从精英回归大众，从艺术回归生活，而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文艺审美在大众化、世俗性的潮流中不断降低艺术审美水准，消解真正的艺术审美精神；四是“审美娱乐化”观念，将审美等同于娱乐，过于强化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而排斥其他方面的功能，导致当前文学的“过度娱乐化”、非理性化、低俗化和媚俗化，导致文艺审美精神的失落。这是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审美观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二，当代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观问题。按照文学批评的“历史观点”，要求洞察人物事件所关联着的那些历史条件和现实关系，把握人物事件所处的历史潮流，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中，对人物事件做出正确而深刻的分析评价。就其中所包含的价值内涵而言，要求富有“历史理性”精神，即对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生活及人物事件做出正确的理解与评价，起到推动社会变革进步和人性解放的历史作用，从而体现历史进步的价值观。然而某些文学批评有意无意地弱化“历史观点”，宣扬“新历史主义”或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观，如历史即偶然无规律，历史即想象虚构无真实，历史即争斗无是非，历史即人性的表演或展示无善恶，历史即游戏无意义以及英雄史观、帝王史观，等等。这些所谓“新历史主义”观念，实际上放弃和消解了“历史理性”和历史进步的价值观，其结果只会带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社会历史观的混乱，这个问题的确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三，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人性观问题。在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建立人性价值观的维度是必要的，但仍需要坚守“历史人道主义”的人学观：一是人性本质观方面的历史主义，始终从人的社会实践及历史进程来理解人性，而不是抽象地想象和假设某种确定不变的人性；二是人性价值观方面的人道主义，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现象坚守历史的批判立场，始终以“合乎人性的生活”、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理念。无论是文学创作中对人性的描写与表现，还是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评价，都应当坚守这个原则。但在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中，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张扬人性即“性”，人性即“欲”，人性即“情”，人性即“乐”等价值观念，形成了一种很有害的价值导向。当今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人性，建构什么样的人性价值观，既关乎当代文学的健康审美价值导向，更关乎当代人性的健全发展，因而值得引起足够的关注。

其四，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观问题。在当今文化转向和西方“文化批评”观念的影响下，当代文学批评愈益成为一种文化批评，因而就有文化价值观的问题，即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和秉持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来进行文学批评的问题。从当代文学批评的现实来看，显然存在着经典文化价值观与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冲突。面对当今文艺大众化的现实，我们更需要在吸取各种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寻求对大众文化的积极肯定与批判反思两个方面的视界融合，找到一种比较辩证的价值立场：一是充分看到和肯定大众文化中所蕴含的民主性价值诉求，防止站在精英文化立场贬抑大众文化；二是不能丧失文化（文学）批评的理性批判立场，应充分看到大众文化中的消极方面，如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等，对此给予必要的批判抵制；三是应当确立这样的价值理念，即任何文化都应当有利于增强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有必要警惕大众文化重新造成对人的主体性、自主性的淹没和消解。当代文化（文学）批评应当坚持应有的价值理念，形成良好的价值导向。

四、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建构问题

如前所说，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嬗变密切相关的。这种价值观念的嬗变既根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变革发展，同时也受到当今时代愈益突出的后现代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随着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而同时传输进来，对我国当代文化的变革发展，包括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都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念，如解构主义的哲学立场，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念，多极化与多向性的思维方式，世俗化与时尚化的价值取向等等，都在相当程度上对我国当代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它不仅影响到当代大众文化形态，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反过来，社会现实中具有某些后现代特性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理论家的学术思想，影响文学家和批评家的价值观念与艺术倾向以及各种当代文化形态的价值取向，彼此交织互动，形成当今时代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氛围，成为当代中国多元融合的文化语境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变革，尤其是价值观念方面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无不受到各种后现代文化观念的影响，无不与这种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作用相关。我们将当代文学及批评的价值观问题放到这种当代文化语境中来观照，就可以看出这种后现代性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的某些特点。比如从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情况来看，一元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包括价值观念）可以说已被解构，人们对文学本质特性及价值功能的认识，愈来愈趋向开放性和多元化，从社会意识形态观到审美观、文化观，等等，都已形成从多视角、多维度进行研究与评论的新格局。这一方面使当代文学批评充满活力，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多元混杂迷乱的新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变革拓展，并不仅仅是一个解构与寻求多元发展的问题，更有一个从批评形态到价值观念的重新建构问题，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文化发展不可能走后现代主义的道路，而是需要走向自觉的文化建设。在此背景下，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也不可能总是在后现代性的轨道上滑行，而是有必要逐渐克服前一时期转型发展所带来的“转型期综合症”，如浮躁、盲从、唯“风”是转、唯“新”是从、多元混杂等现象，从而自我超越走向积极建构，这是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当代文学批评要在已经形成的多元探索局面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比较可行的可能还是走“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道路。这就意味着，当今文学批评形态的建构，一方面理应包含“多元建构”的含义，即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探索，都应当从浑沌走向明晰，从混杂走向有序，从零散走向系统整合，逐渐形成一个由文学批评观念、方法、范式、话语构成的完整系统，这样才谈得上成为“多元”中的一元。而另一方面，当今所谓建构的主要任务，恐怕还在于“主导形态”的建构，即建构当今时代最需要提倡、也最需要发展的文学批评形态。而在当代文学批评形态的重构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仍然是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与价值观念的建构问题。这实际上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批评自身的价值功能问题，即文学批评究竟何为？我们认为，当代文学批评最根本的特性与功能仍然是价值评判。在充分开放多元的当下社会，通过文学批评进行审美价值评判与价值选择，使之形成良好的审美精神价值导向，显得尤其重要。二是文学批评当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评判问题，即文学批评如何才能有效和有为？文学批评要对文学现象及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分析，必然有一个站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来进行评析的问题，如果缺失了应有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评判，就很难说这种文学批评是有效和有为的。因此，当代文学批评形态的重构，最终还是要落到文学价值观念的建构上来。

第5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摘要：功能翻译学从译文的功能角度来解释翻译过程，并认为翻译目的影响翻译策略。文学翻译最基本的目的有语义目的和交际目的两类，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翻译目的不同，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也不同，所以不同译本对目标读者造成的影响也截然不同。本文从功能翻译学视角，对《红楼梦》两个译本中的诗歌翻译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探讨不同译文功能影响下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关键词：功能翻译学；《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4-0139-02

1、引言

20世纪70年代，功能翻译学派在德国开始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提出文本类型学说的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提出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主张翻译交际学说的贾斯塔・霍茨・曼塔里(Justa Holz-Maenttaeri)，以及功能翻译学派的集大成者克里斯汀娜・诺德(Christiane Nord)（张美芳，2006）。与传统翻译研究方法相比，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从译文的功能角度（Skopos）来解释翻译过程，并认为目的---功能直接影响了翻译策略，并由此影响了最终的译本。

2、理论背景

诺德（2001）指出，文学翻译的最基本的目的可以分为语义目的和交际目的两类，其中语义目的包括文本阐释和文化解读，交际目的指的是文本功能和效果。译者在翻译文学文本时，可以根据具体的翻译目的作出主观性选择，或顺应，或删减，或改写，或颠覆。（Nord，2001）。这些手段都直接体现了译本功能和翻译目的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由于译本的产生背景与预期功能的不同，不同的译本之间差异很大，其译者在翻译时发挥了各自的主体性。本文所选取的素材正是《红楼梦》中的诗歌翻译，而文学翻译中最能体现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影响的就是诗歌的翻译，不同背景的译者在不同翻译目的下产生的译本是截然不同的。

3、译文功能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与制约

在文学翻译中为了实现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要调动各种能力、采用不同策略来解决翻译中的种种困难。因此，不管是“译什么”还是“怎么译”，其实都体现了译文功能对于翻译策略的影响与制约。但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目的却远不止一个。由于不同译者的文化意识、人文素养、价值心理和审美情趣等各有差异，译者对译文功能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也就导致了导致翻译策略的不同。

本论文所选用的两个《红楼梦》的译本是The Story of the Stone和A Dream of Red Mansions。其译者分别为为著名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和其女婿闵福德（John Minford）与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中）、戴乃迭（英）夫妇。此两本译本是迄今为止最权威，影响最广泛的不同译本 。

3.1、杨译本“红诗”

A Dream of Red Mansions由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中）、戴乃迭（英）夫妇翻译，于1978― 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北京)分三卷出版。此译本问世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目的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典籍，因此承担了文化传播的功能。因此在翻译策略上，译者忠实于原作者，基本上完整地再现了原文的精神实质和艺术内涵。在处理文化差异时主要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

例： 杨译：

寒塘渡鹤影，A stork’s shadow flit across the chilly pool.

冷月葬花魂。 The poet’s spirit is buried in cold moonlight.

这次对诗实际上是在预言今后两人今后的命运，即史湘云会像“渡鹤”一样孤独的漂泊，无依无靠，林黛玉会像她当年埋葬的那些落花一样香消玉殒。这两句诗描绘出了一副凄凄沥沥的画面。在翻译这首诗时，杨译本在较大程度上尊重了原文，较好的从意义上再现了原诗的精神实质和艺术内涵。全诗整体采用“异化”的翻译手法，用词精准贴切。

“红诗”还具有较强的叙事性特色，这些叙事被用来提点全文梗概，揭示人物命运，暗示情节发展等。由于“红诗”中隐含了这些信息，这就使得“红诗”富于内涵意义。为了让目的语读者了解较好的理解“红诗”的特点，翻译的重点在于内涵而不在于诗歌字面意义。

例：杨译：

惯养娇生笑你痴， Fool, to care for this tender child,

菱花空对雪嘶嘶；An image in the mirror, snow melting away.

好防佳节元宵后， Beware what will follow the Lantern Feast,

便是烟消火灭时。 The vanishing like smoke when the fire burns out.

译文中，杨氏夫妇为了翻译原诗的内涵，用了this tender child来言明判词的所指，但这个词在原诗中对应的确是“你”。译者用了“child”表示娇生惯养的生活是小时候的生活，而不是现在；“菱花”是英莲的代指，由于直译不能传达出其中的隐喻，译者直接就用了An image来代指英莲。全诗基本忠实于原文，译本它不但准确地传达出了对英莲难逃惨死命运的预言，还传达了原作中“雪化”、“火灭烟消”的悲惨意象，使译文读者能准确理解“红诗”的内涵和特点。

3.2、霍译本“红诗”

《红楼梦》的另一个全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霍克斯用了10年的时间，翻译了前80回，分别在1973、1977、1980年出版了英文版《红楼梦》分册，最后四十回，由霍克斯的女婿汉学家闵福德完成。霍克斯是著名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其深刻的造诣。霍译本主要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来了解中国文化，译本主要起到在文化鉴赏的功能，差异上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手法。

例： 霍译：

寒塘渡鹤影，A stork’s dark shape crosses the cold, bright water

冷月葬花魂。Where, moon-embalmed, a dead muse lies in state.

霍译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作者，仅在意境上与原诗相似，较多地采用了归化翻译。“花魂”直接翻译成了具有希腊神话人物的名字muse（缪斯），因为林黛玉曾经有过“葬花”的行为。而在希腊神话里，奥菲斯死后，正是缪斯收集和埋葬了奥菲斯残破的尸体，而且缪斯代表着女性的一切，她会弹琴，写诗，作画，这与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的形象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样替换式的翻译使得即使不懂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也能鉴赏中国文化。

例：杨译：

惯养娇生笑你痴，Fond man, your pampered child to cherish so

菱花空对雪嘶嘶； That caltrop-glass which shines on melting snow!

好防佳节元宵后，Beware the high feast of the fifteenth day,

便是烟消火灭时。When all in smoke and fire shall pass away!

在翻译本诗时，霍译同样与原诗出现了较大的偏离。霍译在翻译“惯养娇生”时，用了pampered和cherish两个词语，用“溺爱”替换掉了原诗中的“惯养娇生”内涵。为了让英语读者准确理解“元宵节”（the Lantern Feast）一词，用准确时间the high feast of the fifteenth day来翻译，使西方读者能够较为清晰的理解中国文化。

3、结语

译文功能对于“红诗”英译策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制约着译者对原文的阐释，分别导致了以原文作者为中心的译本与译文读者为中心的译本；另一方面，译文功能的实现反作用于译者，成为评价译本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以译本功能为导向研究“红诗”英译策略不仅能够指导翻译实践，更能够用于评价译本。

参考文献：

[1]、Cao Xueq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M].trans. Yang Hsienyi & Gladys Yang. Beijing: ForeignLanguage Press, 1999.

[2]、――. The Story of the Stone[M].trans. David Hawkes. London: Penguin, 1973

[3]、Nord, Christiane. 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 张美芳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4]、――.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5]、Reiss, Katharina．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89.

[6]、――. 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s & Limitation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第6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摘要：：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依据民歌翻译行为发生的起始端与接受端的差异，将民歌翻译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跨符号翻译三大类型。而民歌翻译行为的这种类型三分法与功能翻译三大原则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 民歌语内翻译 民歌语际翻译 民歌跨符号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功能翻译理论三原则

功能翻译理论三大原则是目的原则、一致原则和忠实原则。

翻译目的论中的核心术语是“skopos”（目的）。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的首要决定因素是翻译行为之目的，即意向性。它预设了两个前提：自由意志及多种可能的行为选择。

翻译目的论的最高准则是目的原则：翻译行为由目的决定，目的决定手段。每个文本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并为这一目的服务。目的原则可表述如下：翻译应采用这样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使翻译行为或翻译文本在特定情境中充分发挥其功能。在这特定语境中，这种翻译行为往往以需要这种翻译行为的人所期盼的行为方式发挥其功能。

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的可行性不取决于原语文化，而取决于译入语文化。然而，原语文化也是翻译行为的一个构成要素，故明确这三点要特别注意:文本的意义或功不是对文本语言的简单解读，它远远超越了文本语言符号本身；文本的意义或功能因读者才有价值，是为读者服务的；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解读是不同的；读者往往基于自己的兴趣与价值取向选择文本意义或功能的关注点。

对此，汉威尔对翻译行为提出了一致原则和忠实原则。一致原则是指译文应能为译入语受众所理解、所接受，应合符译入语文化与情境要求。翻译交际行为只有为译入语受众所接受，成为译入语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才是真正成功的翻译。

汉威尔把译文与原文本间的对应关系称为“忠实原则”，因为译文就是关于原语信息源的信息源，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忠实原则在于原文本与译文之间，其表现形式取决于两个要素：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与翻译目的。如新闻的翻译要求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文，直译可体现忠实原则。

目的原则、一致原则与忠实原则不是并行关系，而是处于等级关系中。忠实原则要服从于一致原则，而这两者又同时服从于目的原则。若目的原则要求文本功能的变化而与一致原则或忠实原则相冲突，则后两者不再发生作用，要让位于目的原则。诺德特别指出，目的原则不但适用于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也一统天下。

二 功能翻译视角下的民歌翻译类型

在功能翻译理论视域中，民歌翻译被界定为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这种有目的的行为涉及语言、音乐艺术乃至舞蹈等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民歌翻译涉及两种双向变换的目的行为：一是从一种语言素材变换到另一种语言素材的目的行为；二是从一种语言素材变换到艺术形象等非语言素材的目的行为。民歌翻译行为发生的起始端与接受端的差异可为民歌翻译的类型定位提供参考。

而依据翻译行为发生的起始端与接受端的差异对翻译行为进行分类的这一做法，雅克布逊有过经典论述。他把翻译分类为三种：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跨符号翻译。语内翻译是指用相同语言对一特定语言材料进行复写的过程；语际翻译是指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的语言材料复写过来的过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跨符号翻译是指将语言材料变换成非语言材料的过程，如将语言材料变为艺术形象或音乐旋律的变换过程是跨符号翻译。

雅克布逊的翻译三分法涉及多种不同学科与不同话语，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翻译三分法可以为民歌翻译提供直接指导，原因有三：一是民歌翻译既有同种语言内不同方言之间的语言素材之间的变换过程，又涉及不同语言之间民歌语言材料的解读、复写过程；二是民歌的独特音乐价值对民歌翻译提出了特殊要求，要求民歌翻译既要考虑一般翻译的要求，又要考虑民歌音乐美学价值的有效迁移；三是民歌翻译行为起始端与接受端的多元构成使民歌翻译行为涉及了从语言到旋律或舞蹈的变换过程。雅克布逊翻译三分法中跨符号翻译为民歌翻译中音乐价值的保留提供了方向。

据此，民歌翻译行为可分为民歌语内翻译、民歌语际翻译和民歌跨符号翻译。民歌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系中不同方言之间将一种方言的民歌语言材料变为另一种方言的语言素材的复写过程，如将广西壮族民歌译成普通话，或将陕北民歌译成普通话，属于民歌语内翻译。事实上，所有将本语系内的方言民歌译成该语系内标准语的翻译和同语系内任何两种方言之间的民歌翻译行为都是民歌语内翻译。在英国文学史上，彭斯就是将英格兰民歌形成英语，成功进行语内民歌翻译行为的例子。在国内，依古壮自抄本整理翻译出版的《布洛陀经诗》和《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8卷本），也是成功的大规模语内民歌翻译行为。

语际民歌翻译是指在不同语系之间，将一种语言的民歌语言材料变为另一语系某种语言材料的复写过程，如将英语民歌或日语民歌译成汉语，或把中国民歌译成英文都是语际翻译。中国民歌语际翻译事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民歌语际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前尚不具备成立的条件。第一阶段肇始于清末民初，最早译介到中国的歌曲有：1908年叶中冷翻译的美国《飞渡鸠迦》，佚名翻译的法国《马赛曲》，20世纪20年代马君武翻译的德国《迷娘之歌》和刘半农翻译的爱尔兰民歌《最后的玫瑰》；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俄罗斯民歌被翻译传唱，其代表人物有薛范先生；第三阶段以改革开放为始点，许多英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民歌先后被译介到中国。这些都是我国民歌语际翻译行为的实例。我国民歌语际翻译行为特点是输入性民歌语际翻译行为与中国民歌的输出性民歌语际翻译行为之间严重不平衡，“二者呈完全不对等的逆差态势”。

民歌跨符号翻译情况比较特殊且较为复杂，既有语内跨符号翻译，又有语际符号翻译。目前民歌跨符号翻译行为不少，但这些行为往往是自发性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有待学者们的开拓。

三 功能翻译理论三原则对民歌翻译类型的指导作用

翻译目的是民歌翻译行为的主导原则，对民歌三种翻译行为都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民歌翻译目的既可以是传播民歌听觉艺术的行为，也可能是把民歌语言素材作为文学文本来对待，还可以把民歌作为变换成舞蹈素材的来源对待。民歌翻译文本对目标语境的适应则由翻译目的和翻入语终端形式决定，要求民歌译本使读者理解并接受，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民歌翻译的一致原则对民歌语内翻译要求较高。而忠实原则在民歌翻译中则体现出相当的灵活性，有时要求较高，有时则相对让位。忠实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译文忠实性，民歌翻译忠实的程度取决于民歌翻译的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

翻译目的决定了民歌语内翻译行为的全过程。如果把民歌作为一门听觉艺术，即为唱而翻译的民歌语内翻译就主要应考虑通过唱和听来接受和欣赏，而为了履行民歌译本最为基本的交际功能，“切唱”和“切听”就成为民歌翻译这一交际行为成功的两大标准。对唱者来说，民歌译文要切唱；对于听者来说，民歌译文则要切听。根据目的论的首要原则，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它的目的决定的，也就是说目的决定方法，切唱和切听自然也就成为了民歌翻译的两大首要标准。

如果把民歌语言素材作为文学文本来对待，则无论是民歌语内翻译还是民歌语际翻译都会凸显忠实原则与一致原则，尤其是忠实原则要求较高。这一目的要求民歌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加强忠实原则对民歌翻译行为的指导作用，聚焦于原语民歌的文本本体意义，而翻译策略应以异化为首选。

翻译目的对民歌跨符号翻译同样有主导性指导作用。将民歌素材变换成舞蹈的民歌跨符号翻译行为本身就是目的，这就决定了这种翻译行为要充分凸显一致原则的指导作用。这种跨符号的民歌翻译目前发生在语内居多，如民俗文化旅游景点的即景表演就常有民歌语内跨符号翻译行为的发生，云南昆明的民族村表演、广西贺州黄姚古镇的表演都是这种民歌语内跨符号翻译行为的范式。

译文必须符合一致原则是功能翻译理论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译文必须在其被接受的交际环境中有一定的意义。歌曲翻译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这就是民歌翻译的一致原则：切境。译文要切境就意味着一个译本必须尽量向目的语境靠近，因为只有受众认为译本所发送的信息符合他们的文化语境，他们才会乐于接受译本，这种交流才算成功，这时归化翻译策略就成了民歌翻译的首选。民歌语内翻译与民歌语际翻译中文化研究翻译与文学翻译可在忠实原则指导下采用归化翻译策略。

最后，由于民歌翻译是将原语民歌所提供的信息用语言素材或其他形式再现出来，也就不可避免地和原语民歌文本有着某种特定联系，从而形成了功能翻译理论的另外一个原则：忠实原则。这个原则要求在不违反前面两个原则的基础上，民歌译文应尽可能地忠实于民歌原文。因为民歌总是借用某种风格来表达某种感情、传达某些内容，因而对于民歌而言，这种忠实就应该是基于情感、风格和内容意义上的，所以除了前面两个原则外，民歌翻译还要求遵循忠实原则，实现民歌翻译的切情、切味、切意三种功能标准。

下面我们看看一些具体译例：

例1：《脚夫调》

原文：不知道咱娃儿哟干些什么？

译文：I wanna know what our kids are doin’?

例2：《下太原》

原文：奴的哥哥备马要下太原。

译文：My love is gonna ride for Taiyuan.

原文：不叫你下太原。

译文：cause I don’t wanna let you go.

例3：《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

原文：三疙瘩瘩（的）石头石头（哎）哎两（呀么）两疙瘩瘩砖。

译文：What sort of stones and what sort of bricks.

以上陕北民歌的特点是，这些语言都是劳动大众的日常语言，随口唱来，流畅、质朴、自然，不加任何雕琢。而译文中也采取了英美普通大众日常交际中使用的非正式口语体，以期通过另一种形式再现原歌应有的语言特色和风貌。这样的翻译处理策略不仅保留了原文的口语化色彩，而且不生搬硬扯、不颠三倒四以求所谓的押韵，朗朗上口，容易入乐演唱，具有语言特有的自然韵律美。人民大众的语言就要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来翻译，这对民歌语际翻译行为尤为重要，事关中国民歌能否以另一种语言形式走向世界歌坛，从而改变民歌语际翻译输入与输出的不平衡态势。

四 结语

民歌翻译行为类型的定位意义在于让译者明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范围、对象及其原则，从而更好地把握翻译中的策略选择。翻译策略选择的适当与否直接影响民歌翻译行为成功与否及民歌翻译根本目的的最终实现。民歌翻译行为的这种类型三分法与功能翻译三大原则：目的原则、一致原则和忠实原则有着密切关系。民歌翻译行为的三分类型是民歌类型学的首创，而功能翻译理论三大原则对民歌翻译三大类型的不同指导功能的探讨当然也是学界首试。

参考文献：

[1] 华有杰：《功能翻译理论架构综述论》，《作家》（下半月），2011年第4期。

[2] 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Xang 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P29.

[3] 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Xang 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P1.

[4] 缑斌：《论民歌翻译的学科定位、历史现状及其策略》，《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第7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总的来看，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文艺批评自身的不断变革发展，有些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比如文艺批评的方法模式已不再单一，批评家究竟借鉴采用什么样的批评方法与批评话语，都已经不是问题，只要切合批评对象的特点和解读需要，能对文艺现象进行独到深刻的阐释评析，就是有效的批评方法。再如文艺批评的视角与言说方式也已不再受到局限，批评家是主要站在社会公共立场，偏重于社会化批评，还是基于主体自我的视角，偏重于个体化的阐释评论，也都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定位，只要能切入文艺实际说明问题富于启示意义，就能得到人们的欢迎。还有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在开放多元的时代条件下，即便有所倡导，也实际上不可能有什么强制规定，仍然取决于批评家的认识理解与主体选择。总之，当代文艺批评已经获得充分的自由解放，文艺批评的外部环境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当下文艺批评日益凸显出来的，我以为主要是文艺批评主体性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文艺批评伦理问题。

所谓文艺批评伦理，是指批评主体从事文艺批评活动所持守的道德准则、职业操守与主体人格精神等等。提出文艺批评伦理问题的理由和根据也许在于：从文艺批评的本质特性来看，它是一种对文艺现象及其文艺作品进行认识阐释与价值评判的活动，这就决定了文艺批评本质上不是面向自我的自说自话，而是面向社会、面向他人的一种社会化活动。姑且不论社会化批评本来就需要站在社会公共立场言说评判，并力图对社会公众、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即便是所谓个体化批评，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是个人圈子里的自说自话，必然要关涉到对作家作品的评说和对读者社会的影响，因而脱离不了社会性。正如一切社会化活动如政治、经济、法律等都无不包含伦理关系（如经济伦理、政治伦理、法制伦理等）一样，文艺批评活动同样包含着一定的伦理道德关系，因此就必然带来批评伦理问题。在当今文艺批评状况纷纭复杂的情况下，批评伦理问题便更加凸显出来了。

在我看来，当今文艺批评伦理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代文艺批评“何为”的问题。这不仅关乎对文艺批评价值功能的理解，更是一个批评伦理问题。如上所说，文艺批评的特质在于，它是对文艺现象及其文艺作品的认识阐释与价值评判活动，之所以需要这种阐释评判，是因为它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文艺的认识理解，使文艺活动本身成为更加自由自觉的活动，也使文艺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及其社会文明进步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具体的文艺批评活动中，通常需要面对这样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文艺批评具有很强的个体独立性，它需要批评家有自主自由的主体精神，有才识独具的学识修养，有异乎常人的专业眼光和敏锐的审美判断力，从而对文艺现象和作家作品有独到的认识见解与阐释评析，形成个性化的批评风格，显示出独特的评论价值；而另一方面，文艺批评又具有很强的社会公共性，它要面对所评论的对象即文艺家，要面对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广大读者观众，批评家对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进行阐释分析与价值评判，必然要对他人和社会产生影响。从前一个方面而言，批评家固然可以把文艺批评作为自己批评个性、才情、智慧的自我表现，追求自我精神寄托、修身养性与价值实现；而从后一个方面来看，文艺批评就不能过于“为己”，即不能过于从自我出发，只为个人兴趣爱好精神寄托，或只为张扬个性露才扬己，而是有必要为他人和社会着想，考虑对文艺创作、读者接受以及社会文化价值导向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作用，具有基本的道义良知，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强调文艺批评的个体独立性及“自为”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承担社会责任，这两个方面应当是有机统一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文艺批评把两者的关系扭曲了。如果说过去的社会化乃至政治化批评过于强化政治评判，只把文艺批评当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工具，既排斥了文艺本身的丰富意义，也压抑了文艺批评的独立性，造成了文艺批评的普遍僵化，那么作为对这种现象的逆反，一个时期以来某些文艺批评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极力否认文艺批评的社会性，一味强调文艺批评的个体独立性和自为性，宣称“我所评论的只是我”，文艺批评不过是评论者的自我表现或智力游戏而已，与社会和他人无关。由此带来的则是当下文艺批评愈益偏重描述阐释而回避价值评判，愈益回避消解社会责任而向个人化、私语化的偏向发展。这显然是对文艺批评本质特性的扭曲，也是有悖于应有的批评伦理的。

二是如何对待文艺批评对象的问题。创作者与评论者的关系，是文艺批评需要面对的基本伦理关系，也是历来容易引发矛盾争议的问题。从文艺批评伦理的意义而言，我以为最根本的是如何处理文艺批评的原则与宽容的关系。一方面，文艺批评的本质特性在于它是对文艺的认识评判活动，这样它就不能没有基本的原则立场，不能没有起码的价值观念，不能没有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的评判标准，不能丧失价值评判的功能，不能放弃理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当今文艺创作充分开放多元容易引起价值迷乱的情况下，文艺批评更有责任坚守应有的原则立场，坚持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准则，坚持用先进文化价值观引领文艺实践。对于那些挑战基本道德与审美准则，亵渎人性与艺术的极其低俗恶俗的现象，理应进行批判抵制，从而净化文艺环境。这是对文艺家和读者负责，也是对艺术和社会负责。而另一方面，在坚守基本价值立场的前提下，在艺术审美的意义上，则有必要倡导“文艺上的宽容”。文艺家的创作如同耕种“自己的园地”，往往依个人的修养、个性、才情而自由创造，这样才有文艺园地的丰富多彩。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去强迫统一，这样文艺就不能成为文艺了，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条件。不过这种宽容，应是秉持批评家应有的审美理想与职业道德，基于对文艺事业的真诚热爱和最大善意，对文艺家的艺术独创与审美追求给予充分的理解尊重，以平等的对话交流和热情的鼓励引导，促进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是一种理性的宽容，而不是庸俗的迎合与迁就。在对艺术和社会负责的立场上，宽容与原则也应当是有机统一的。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这种关系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鉴于对过去动辄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式批评的畏惧与嫌弃，如今人们更希望批评的宽容。然而在一些人那里，一旦强调“宽容”，便似乎可以不要原则，可以不负责任地曲意逢迎和随波逐流，无原则底线地迎合迁就与退让放纵，这就将使文艺批评的价值丧失殆尽。而从另一方面看，如今有一种时尚叫“酷评”，貌似铁面无私，却仅凭个人意气和主观好恶，随意褒贬任意挞伐，让人感受到的只是某种偏执、蛮横与霸道，缺乏对批评对象的善意理解和理性宽容，这同样不是应有的批评道德，同样为人们所反感和鄙弃。

第8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摘要：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是想要获得更好的发展，其教育价值的传承在武术文化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对武术文化价值的释义、教育功能的分析，提出武术文化教育功能传承的重要性以及传承的具体内容和着重点。

关键词：武术文化；教育功能；传承

武术文化要想得到好的传承和发展，就应着眼与本土文化教育这个主阵地，把学校教育作为武术文化传承的根基。是两亿多的青少年儿童了解中国武术文化，接受中国武术文化。因此武术文化的传承在学校教育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武术文化释义

作为典型的东方文化的武术文化，处处渗透着东方人的哲学观念与审美理想，是现代人所追求的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的典范。武术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术语，与武术相比，既相互统一，有各有侧重。武术更侧重于现实存在的技术形态，而武术文化的更侧重于非技术的那一部分，注重的则是艺术审美、价值功能等方面的内容。武术文化自武术发源之始就根深蒂固的根植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国武术文化的独特的特性是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关键所在，以致武术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和国家形象的一种符号。鉴于武术文化内容的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从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角度来认识。广义上的武术文化可以认为是文化中关于武术的所有，例如：影视中的武术、学校教育中的武术、文学中的武术等。而狭义上的武术文化则是指那些源流有序、风格独特、拳理明晰、自成体系的传统武术流派的传承制度、武德要求等内容。

2 武术文化教育的功能

武术作为文化教育的一种手段，具有十分独特和突出的教育功能。武术文化的理论教育，不仅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的提高。武术文化的实践教育则可以增强学生体质，开发学生智力。武术文化的体验锻炼则有助于学生各项综合素质能力的提高，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以及更好地适应社会有重要意义。武术学习是一种技德双修的过程――技术的练习过程也是武术文化的一种训练过程，在技术的练习过程中有助于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是学生从中领悟到中国武术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养成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顽强的毅力。

3 武术文化教育功能的传承

3.1 武术文化教育功能传承的意义

当代武术的纯理论与纯技术两级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把武术割裂成连个部分，2007年的第十届第五次上海市政协会议上，邱丕相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中小学武术课程的开展不适用与武术对高、新、美、难的追求，中小学武术的开展应着眼于促进身体健康成长的运动，并通过武术练习培养学生坚持不懈的精神品质，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学习。被西方竞技体育思想影响的竞技武术，把传统的中国武术中内涵丰富的武术文化给抛弃了，以至于这种被体操化了的竞技武术失去了原有的教育价值，也因此没有什么传承和发扬传统的武术文化之说。因此，对武术中武术文化教育的传承研究，对进一步推动武术走向世界，更好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武术文化教育功能传承的内容

对传统美学的传承。中国传统的名族文化中对美的阐释在武术中得到了传神的表达和描述。在武术教学过程中，对武术美学的传承也不容忽视，而且传承方式有很多，如借助古典文学艺术中的文学表达手段或者是武术著作中对武术的经典描述，调动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是学生从中体会出武术之美，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对传统哲学的传承。中国武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在太极拳中得到了印证，又如国家统一推行的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中就包含着求阴阳思辨、求静的思维。通过对太极拳的学习，可以把原本抽象的哲学内涵通过具体的太极拳动作生动的演绎出来，人体通过练习太极拳动作套路，不仅可以使身体更加强健，而且可以从中学到相关的武术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更加深刻的了解到中国传统哲学中对辩证法的理解和领悟。

对传统道德礼仪的传承。道德礼仪在武术中表现为武德，武德也是武术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武技精、武风良、武境美、武志坚、武旨正、武礼谦、武纪严、武德高、武仪端、武学勤等十个基本内容。通过对武德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中关于道德礼仪的内容，也从而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以及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

3.3 武术文化教育功能传承的着重点

教育理论的转变。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随之淡化，中国武术想要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更好的传播，武术教育理念必然要做出一些是影视界发展潮流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在吸收西方外来思想中好的一部分的同时还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实现以健康第一为理念，传授武术技术与武术文化相结合的中国武术。在国内，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把武术课程设置为适用于各年龄阶段学生学习的必修课。并制定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以确保武术在学校中更好地开展，另外，还应准们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武术教师，这些教师不仅要有高水平的武术技术，更应对传统的武术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这样对武术文化教育的传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重视武术人才培养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武术场地、器材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和投入，以确保武术文化教育的顺利进行。武术器材和武术服装等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在不同武术套路风格对武术器材又不一样的讲究，不同风格的武术套路，所选择的武术服装的款式、色彩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为武术堵塞的审美价值增添了不少色彩。

注重武术课堂教学。注重武术课堂教学首先体现在所安排的武术课的课时上，要增加武术课的课时数。如果课时一定的情况下，就应该考虑选择更具有武术代表性的学习内容进行授课。学习内容的选择和安排应适合学生现阶段的身心发展的需要，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学生在参与武术运动的同时，了解传统的武术文化内涵。例如，在中小学的武术教学中加强武德等内容的学习，培养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乃至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在高校中则要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的美德，培养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并通过对武术技术的学习或参加举办的武术比赛展现出来。

4 小结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武术文化内涵逐渐被细化淡化的现象对无数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武术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民族体育项目，在今后的发展中加强对武术文化教育的传承，把中国武术的独特性保留下来是是武术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因此深入了解武术文化内涵，加强对武术文化教育的传承，走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全面深入的开展武术文化保护工作，实现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金红梅.武术文化传播在高校德育过程中的独特功能[J].教育探索，2007（4）：10212.

[2] 温力.中国武术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第9篇：文学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范文

理性来自拉丁语，在希腊文献中能找到与“理性”意思相似的词。广义的理性，意指与感觉相对立的意识功能，除了清醒思考外，还有对思想作高度整合功能，以及支配行为功能，除了逻辑和推理外，还包括直觉。康德的理性指一种更高和以无条件综合为特征的思想功能，目标是上升到无限，以求最高统一和整体性，在实践的方面，理性成为一种以最高原则来规定和要求行为的内在绝对律令。广义的理性把人包容在他要理解的整体世界中，隶属于整个世界，不以世界主宰自居;狭义理性，把人和世界分开，以主体身份对世界。马尔库塞将理性的内涵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主体与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二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满足各种需要的能力;三是一种通过抽象来获得普遍规律的能力;四是自我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五是按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1］。这五个内涵事从“主体”和“人”出发，强调理性的主体性和工具性。文学理性从认知角度看，文学用特有方法行使其批判功能，这种批判常以幽默方式进行;文学提供局限的和具体的知识;文学理性的作用是随机地处理不可言说的冲动与语言操作之间微妙的创造性的关系。文学理性从道德实践角度看，作家通过提供有关道德理想，不是可操作的社会改革方案，道德理想深刻影响着人们现实行为。柏拉图认为，其所处时代的文学是感性的与肤浅的和堕落的，够不上理性而被逐出理想国［2］。亚里士多德沟通理念与实在，赋予诗歌以必然和可然，而使文学具有理性的尊严。雪莱指出诗人是人间未经承认的立法者。

二、高职语文教学呼唤文学理性

高职语文教学需要理性启蒙话语。高职生的特殊性在于直接面对就业，所学知识的工具性功利性较突出，必须要在短时间具备一定人文素养。文学的理性塑造要害之一是启蒙。高尔泰赋予文学以人的解放重任，认为历史上所有传世不朽伟大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人道主义作品，是以其人道主义力量来震撼人心的;文学之美的价值和艺术价值从属于更宏观价值，即以人的解放程度为标志之社会进步［3］。文学的非理性以合法性，抨击对个人感性生命压抑，“反封建”就是一个响亮口号，因为人们发现和反对对个人生命和情感蔑视及压制。赋予或重视文学情感性，是客观可接受的。文学中个人意识的觉醒，自我意识成熟度高，主体的审美、艺术活动就越高，而个人心灵自由就是理性的自由。这种理性对高职生的感染和熏陶是无形和效果显著的。高职语文教学需要思辨理性。高职生如果单纯倾向于就业和打工，思辨能力与抽象能力必然缺失，语文教学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思辨理性是十八世纪以来认识论哲学的基本关注点。事实表明，思辨理性是近代以来提供思想合法性的有效途径。当代文学理性研究突出表现在于比过去更重视叙说圆满性;更重视对古希腊和先秦以来重要思想资料;更加注重对思辨理性的合理涉及。高职语文教学需要提升高职生的审美性。审美性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具有重要而热烈的作用。审美被现代人用于对生活的证明与叙述，甚至能代替宗教或道德。西方倡导审美优先，个人感觉被赋予合法性和基础性，个人可通过审美来寄托自己精神。审美或文学的审美性，确认文学的感性性质，为文学摆脱政治提供理由。有学者把文学的大类归结为审美性，如报告文学是否属于文学，在于它是否具有审美性，报告文学中是否表现出来理性的审美，审美性成为正面价值标志。审美性在语文教学别有号召力，在于它既有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渊源，又与中国现代社会以来美育救国思想相共鸣。高职语文教学需要培养高职生的精神自律性和职业专业性。自主性(自律性)是当代学生是否具备现代性的基本标志之一。人的精神世界解体，首先分解为科学、道德与艺术三个自律领域，随后又在每一领域逐项分类，形成无数专业领域，每一领域有其自律系统，并形成专家对文化权威。一般认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对学生的作用在于，诗性出自语言的一种特殊用法，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突出诗本身的材质(语音)可能性与专业性。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朦胧诗”，凸现诗歌自身审美价值，强调诗人个人直觉，以前所未有的言语结构组成新的形象和可作多种解释的情感方式。它使那一代的学生强烈意识到语言的作用和音节的作用，对依赖于再现对象的观念产生质疑，与诗的诗性相遭遇。文学对学生精神陶冶而言，不仅标志一种特性，而且也标志一种高级精神活动，这种精神能极大地满足学生今后成长的价值取向;尤其是今后学生步入社会后对自己领域以外的文化和政治无能为力时，如果有一个纯属文学的领域，属于学生学习和研究的自由领地，外人不至于干涉。

三、高职语文教学的文学理性塑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