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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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学评论范文

    党报的文艺副刊缺失了文学艺术评论,就如同大海上失去了航标灯,看不见那点点光亮。即使有一些评论文章,我们的评论作者也很大一部分缺失了一个评论作者的尊严,缺失了对文字的敬畏。没有鲜明的批评观点,更没有好坏的原则。如果仅仅是一个人的低俗,只能叫嗜好,可是如果是众多的评论作者的低俗,就叫堕落。

    我们说任何一个社会,每个社会分子都有自己的职责,农民把地种好,工人把工做好,而文学艺术评论作者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创作理性的守望者,天性的注定要以自己的知识与智慧守护创作的方向,推动文学艺术的繁荣。文学艺术评论作者应该是文学艺术创作队伍中的特种部队,他们的理性审视与坚守是文学艺术创作的风景和堤坝。无论价值观如何变化,评论作者应该永远是一个文学艺术良知的守护者,在漫漫长夜,在别人的梦中,敲响灵魂,提醒人们,小心火烛。

    可是我们翻看报纸文艺副刊上的评论作者和作品,很多缺失真诚和厚重,缺失一种高度和深度。我们的评论作品,散、空、甜,空话、套话、好话太多。在现实生活中,太多的作品,沉浸在如烟的往事、山川、溪流之间,沉浸在童年的小路上,一些作品,只是写作者个人的一段情感和生活的记录,一如夜空里的点点流萤,光亮却不温暖,是一个小夜曲,一个小风景。有的作品依旧在诗化苦难,诗化落后,诗化历史,用浪漫的文字去粉饰苍白的内容,作品的质量不高,格调不高。但是,这一切没有得到评论的正面阻击。我们纸媒副刊的文学艺术评论依旧习惯于小圈子里惺惺相惜,在互相吹捧。

第2篇：文学评论范文

《苏中文学评论选》的出版，在安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部选集不仅充分展示了作者从事文学评论工作60余年来个人的思想探索、理论进取和审美追求，让读者尽情领尝八旬老人的学养才情、文学智慧与人格魅力，使其成为一部个人文学评论集的范本。这部选集同时也集中折射了作者对安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作家、重点作品的梳理、甄别与评判。时空内涵的真实而丰富，理本文由收集整理性辨析的自觉而深刻，又使其具有回首过去，正视现实与瞻望未来的文学史的价值。我相信安徽文学界同仁从中读到苏中先生的时候，也同时读到自己，读到自己所熟悉的。

倡导时代精神、坚守审美尺度，是苏中文学评论的核心价值。新时期伊始，他相继发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对十六年提法的异议》《从“真实的辩证法”走到真实的禁区》以及《百家》杂志创刊词等文章，在国内文学界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评论文章，或驳斥某种荒谬理念，或质疑某种错误倾向，或提出自我新的见解，评论格调也严峻、幽默，平常风采各殊，但都本着求知、求解的出发点。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些评论是否深刻或是准确得当，我不敢说，但所说全是真话实话，没有刻意为谁造势捧场之意，更无对谁挑刺之心，有些批评性或否定性意见，也是当时的认知，只是个人的读后观感引发的质疑，并无存心伤人之念。”无论是提出真言批评，还是辨证认同时文价值，或是倡导“兼容的文学评论观”，苏中先生都终得其归之为“美学的眼光”和“历史的眼光”。可见苏中先生的文艺评论，始终坚持文学观的基本价值体系，并且与时俱进，在具体的评论实践中，注重拓展经典原理的学理框架与价值内涵，注重结合中国民族文学的气派与风格，使自己的评论文本既不失科学的理论基础，又富有时代精神的先锋。

理论联系实际，面对文本说话，是苏中文学评论的基本

第3篇：文学评论范文

古今中外，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视程度都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高，而且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我们渐渐的发现，对于同样的作品，不同的国家对其的评价是不同的，也可以说文学批评受到各国文化差异的影响。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而这些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该国家的文学评论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正是存在差异的文化评论造成了文学评论的多样性。英美文化也是如此，存在着差异，对英美两国的文学评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下面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简单认识。

关键词：

英美文化；文化差异；文学评论

一.文学评论的内涵

文学评论，顾名思义，评论文学。用专业的术语来讲，是应用文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对特定的文学内容，比如说文学作品，文学思想等进行探讨、研究等一系列文学性质的活动，以解释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而帮助相关的文学家进行文学创造，推动整个文学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英美文学的相关内容

英美文学是对英、美两国民间文化艺术的总称。同样的是两个现实生活的生动反应。我认为文学具有很强的表现能力和表述功能，而且英美两国的文化比较多元化，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元化，戏剧、小说、诗歌等类型多样，各具特点：（1）英国文学的特点英国是一个临海国家，不仅气候极具海洋性，其文学也是如此，包容性十足，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再加上英国的经济、历史发展传统，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英国的文学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开始转向写实主义，这是英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2）美国文学的特点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建国的时间比较短，在19世纪之前，美国文学可以说是依附于英国文学，具有英国文学的一些特征，但是在19世纪末期之后，美国文学开始脱离英国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多方面、平民化、自由化等。就像美国的社会一样充满着自由、民主的气息。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内容

各国的文学评论各具特点，但是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是文学伦理问题，这是要放在首位进行考虑的问题；其次是道德评论，这是进行文学评论的关键所在；最后是审美评论问题。具体到英美两国来说，文学评论与该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女权主义、殖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文学评论研究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的影响

（1）英美两国的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国的语言英国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发展时间较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拿英国的官方语言：英文来讲，许多的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文学进行评论时，使用语言十分的谨慎，这既能说明文学评论家谨慎的态度，同时也更能说明英文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说英文便是英国的象征，因此出于这样的态度，英国文学评论是相对拘谨的、缺乏新时期的创新与个性；

2.美国的语言美国官方使用的语言也是英文，但是却是美式英文，虽然说在本质上，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就是美式英语的称谓便能很好的说明问题，美式英语是美国的创造，是美国争取独立的体现，众所周知美国发展历史比较短，而且是移民国家，文化发展多元化特征十分显著，在独立之后，美国在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美国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成功的，相应的在文学评论方面美国的文学评论就彰显个性和创新性。（2）文化历史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人本主义是英美两国共同宣扬与崇拜的，但是英美两国的人本主义又存在着具体的差别：

1.人本主义是英国发展历史上很早便出现的，但是在文学评论领域人本主义是十分保守的，神权和禁欲主义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我认为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生动体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在文学领域的再现，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为伟大的文学家，我认为没有之一，莎士比亚不仅影响了英国一代人，更影响了整个世界。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对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人文主义在其作品中有很多的体现。

2.相比英国的人本主义，美国就十分创新、独特。当然这和美国发展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独立是十分果断的，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争取独立自由的观念理论深入人心，美国的人本主义十分的激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对人本主义的创新理解。在这基础上美国的文学评论就显得更加激进、创新。

五、小结：

第4篇：文学评论范文

文学艺术评论，它同样是一种创作，它的不同之处，评论家要站在文学艺术家之上来看待万事万物。因此，对文学艺术的作品要求更高。读谢作文《文化与文心》一书，我虽然觉得他涉猎很广，知识面宽。但从编书的体例看，还是集中在文艺评论上好一些。这样不会太杂，思想不会延伸得太远，我们把握起来方便，读者也比较容易进入。实际上，我是很同意谢作文上述的文艺思想和评论观点的。文学当然是时代生活的反映，文学评论就是通过文艺作品的把握分析，从中提炼出一种时代的精神。一种在时代生活中产生政治、经济、哲学、社会、文化的精神。我注意到了谢作文的努力。他的确在追求着美学的标准和历史的标准。这样的评论思想，对作家艺术家是有引导作用的。现在我们一些评论家不仅对作品一时吹捧，还把作家引导到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对一些作品表现出来的失当思想或不良的思想不仅不反对，还给予肯定，这样的评论就不对头了。谢作文不是这样的评论家。谢作文的评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从大文化的发展背景中来考量一部具体的作品。或者说，很注重作品中的社会文化分量。这应该说也是他追求美学和历史的标准时有机结合的具体体现。

文学艺术是人类现实和历史生活的记录与反映，映照着人的生命律动，其社会作用和影响，必然取决于人们的接受程度。文艺评论责无旁贷的使命之一，就是唤醒人们对文学艺术的感觉，锻造艺术的感知能力，从而让人们领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参悟人生经验的博大，得到启迪和教益。因此，那些以充分的亲和力、感染力贴近每个人的心灵的文字，那些带着温暖的气息、活跃的脉动，滋润人们感觉的文字，那些让人们能够实实在在地在作品构成的世界里舒展身手，自由地在作品洋溢着的生动气息里呼吸的篇章，才是合格的文艺评论。现在，有不少人习惯于从教条出发，而不是从大众的需求出发，习惯于在概念的迷魂阵里推演概念，在名词术语的森林中兜圈子，在各种“体系”的迷宫里找出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鲜活的故事阐释得味同嚼蜡，以概念之履，适文本之足，高深莫测、云遮雾罩，这样的文艺评论，不仅令普通读者望而生畏，有时也让“职业读者”颇伤脑筋。文艺评论要善意，要最大限度地切近作者的实际和作品的实际，也要体现群众观点，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也是容易被评论界忽视的方面。从谢作文收在《文化与文心》里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文艺评论生动活泼、言之有物，注重评论的通俗化、注重评论的群众性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文艺评论中所推举和倡导的“善意”，首先在于他不管对象是熟悉还是陌生，只要有潜力，他都真诚帮助，以极端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他讲：“我十分关注本地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有潜力的作家，不论是业余还是专业，我都不遗余力地推崇他们的作品。竭力推介本地的作家、本地的作品，我认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我能认真负责地对待。正是这样，本地的作家艺术家几乎没有与我不是朋友的；也正是这样，对待他们的作品，我也从不敢懈怠，只要闯入了我的视线，大都有热情洋溢的强调中肯的评价或善意的提醒。”他一贯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乐于和其他作家艺术家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他说：“在我的脑海里，任何一位作家艺术家有了成绩，我都会引以为荣，并诚心诚意地向周围的人，或者通过媒体向外界宣扬。”大力提倡善意的批评，首先要为善意批评的出场营造良好氛围与环境。影响善意批评的因素有很多，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摈弃人情风、功利心和市场化影响，这关乎批评家、媒体，也关乎作品的创作者，大家都要努力。

大家谈得都很好，关于当下文学评论的作用，对于读者、作家、批评家呼唤善意的批评，都提了很好的意见。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要想让善意的批评引领风气，就一定要为善意的批评营造良好氛围，这也是社会共同的责任。

第5篇：文学评论范文

关键词：文化差异 英美文学评论 影响

纵观英美文学评论，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种，比如，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知识及文化结构、专研方向以及从事的专业等。对于不同的文化来说，其铸就的灵魂来各不相同，因而便给各国文化带来不同程度的差异。事实上，评论家批评英美文学的论据、角度以及手段的不同，均会使英美文学评论的内容及其侧重点产生一定的差异，当然，在英美文学评论中，文化差异对其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

一、英美文学特点及其发展史

1、英国文学发展史及其具有的特点。英国文学在整个英美文学体系中，当得上“源远流长”的称谓。英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内部遵循自身的规律，同时还受到相应的政治、历史以及宗教等的影响，早期的英国文学为盎格鲁萨克逊阶段，然后出现了文艺复兴，接着便是新古典主义的诞生，随后从浪漫主义发展到而今的现实以及现代主义等。英国文学在二战之后，基本上由过去的写实，变成多元和实验的趋势[1]。英国文学的首要特性为帝国叙事，其特有的传统即为乌托邦文学及反面乌托邦文学，而其包含的一个基本精神则是经验主义。

2、美国文学发展史及其具有的特点。十九世纪末从英国文学中脱离并自立的美国文学，其早期尽管仍然处处透露着英国文学的味道，然而在随后的数百年光景，其逐渐孕育出了自己的风格。美国文学共出现过三次大的的变化，第一次是十九世纪前期形成的民族文学；第二次和第三次乃是美国文学在一战及二战后两度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影响，其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便有近十位。乡土主义作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声，其在早期的美国各地不断涌现。随后美国文学的文学结构逐渐向着三十年代的新批评派，五十年代逐渐兴起的结构及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等方向发展[2]。

二、分析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本身隶属于文学一个种类的文学评论，具有特定的内涵，且评论语言均被加以严格整理，因而可以从语言差异上来体会其对文学评论带来的影响。

1、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本质象征，语言在本国或本民族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英国英语作为英语的正宗语言，具有长达1500多年的历史，其漫长的历程经历了OldEnglish、MiddleEnglish以及ModernEnglish三个阶段，其文化传承作用可以通过语言的使用体现出来。由于语言传承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英国评论家在使用英语时，或许出于对语言传统神圣性由衷地崇敬，或许是顾忌对语言传统造成随意破坏，所以张狂程序远及不上美国英语，其应用与文学评论上的语言比较正统[3]。而美国语言因为是从英国语言衍生而出的，其伴随着英国英语与北美大陆印第安土著语的接触而生，尽管核心仍然秉承着对英国英语，然而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的民众、政治以及文化均充满创新与叛逆。同时，由于美国在政治、历史及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包袱很轻，所以在使用语言方面的顾忌很少，比较张狂和大胆，并且处处彰显着美国一度推崇的“一切皆有可能”精神。

2、文化内涵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从英国文豪《哈姆雷特》之中，可以从其主人公哈姆雷特苦苦挣扎的复仇之中，看到其被抒发的淋漓尽致的优柔寡断性格，这就好比是英国文学评论，无论是在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充满宗教神秘色彩的文学评论，亦或是当今荒诞派、边缘体验以及非个人化理论等，无不体现出英国文学评论徘徊于受传统束缚以及脱出传统束缚之间。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英国文学评论便再没出现能够于世界批评界呼风唤雨的顶尖人物，因而其文学评论界不仅需要深刻反思过去那种荒诞及迷离理论，同时还应重新阐释和铸就传统理论，构建全新的评论思潮。以人道主义文学评论为例，由于发展历史情境各异，所以在人道主义方面，英国文学比较保守，美国文学则取向激进。英国文学在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大都反对暴力革命，如歌德倾向的改良主义，狄更斯强调“用爱战胜恨”歌颂博爱，提倡宽恕，是英国人道主义的主体思想。

而美国文学评论的文化内涵则充分体现其独立性，是开放性的文学评论，就像是混血儿。不存在沉重的历史文化负担，所以能够将北美大陆印第安土著及欧洲大陆的优秀文学加以充分吸收，以世界视角，将全世界优秀文学评论理论收归己用，所以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在人道主义文学评论方面，美国直接绕过“革命是否能够作用于道德”的思想，因而比较激进，且具有极强的创新性。

结束语：纵观英美文学评论历史，其中给英美文学评论差异造成最大影响的还是英美文化方面的差异，从传统性上看，英国文学评论由于具有悠久的历史，因而占据极大的优势；但从创新方面来说，由于美国文学评论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其文化内涵充分体现出独立性和开放性，所以其创新性明显要强过英国文学评论。

参考文献：

[1] 盖颖颖.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J].时代文学，2012，（4）：183-184.

第6篇：文学评论范文

关键词：华文文学；文学评论；外汉语教师；对外汉语教学；来华留学生

一、华文文学与华文文学评论

华人文学泛指使用汉语语言文学为母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总称。具体包括中国大陆文学，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文学，新加坡文学，北美华人文学。加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有助于沟通大陆与台港澳及海外华人的关系。随着全球文化交流活动的日趋活跃，华侨华人地位的日益提高，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世界华文文学共同体，它以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为精神纽带，是全球华人共同创造的文化成就。通过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陆续介绍和广泛传播，华文文学研究已发展为一个海内外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正在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现在大陆已有30多个华文文学的研究机构，出版四种专门刊物，许多大学还开设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课程，华文文学研究正以蓬勃的姿态发展壮大。喜中之忧谁也不能否认，华文文学的洪流巨波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自然地发生了分流的现象，由本土伸向港台，继而延向海外，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关于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阵容，常常被学术界分为四大块，台湾、香港、澳门海峡为第一大块，东南亚诸国的华文文学为第二大板块，澳洲华文文学为第三大块，北美华文文学为第四大块。今日的华文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共存的历史趋势中，更多地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独特的性质和价值。对“世界华文文学”的重新命名，便包含着摆脱以往研究中部分存在的过分浓厚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一种努力。因为“语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对客观存在事实的概括，而非意识形态的想像，更与文化民族主义无涉。在这个基础上，为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体化、整合化和客观化，提供了可能。当然对于那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我们仍须保持警惕。警惕和反对华文文学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等于否定华文文学的民族性向度，更不能把海外华文文学文化身份的追认，等同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分辨十分重要。因为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的中华文化因素，构成了一种鲜明的文化特色和美学特色，是形成居住国文学文化多元构成与发展的元素之一。过度强调传统是不恰当的，那种文化原教旨主义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把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的文化属性和汉语美学传统视作文化民族主义而加以否定同样不妥当。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要拒绝狭隘的、排外的、自大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族群主义，但却不能彻底否定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开放的族群意识。海外华人移民社会或华人族群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族群意识既是这种存在事实的反映，它的生成又具有维系“想像的社群”的功能。华文文学以其特有的想像与叙述形式参与了族群意识或族群认同的建构，显然具有形塑少数或弱势族群自我的意义。以往的华文文学研究很少讨论这一问题，而拘囿在纯粹文学或审美领域的批评，不可能真正从社会学和历史的真实层面理解华人的文化、现实和历史处境，在清除了一厢情愿地把海外华文文学看作中华文学的海外支流的理念之后，许多研究者还把研究的重心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在寻绎、证实与注解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薪传关系上，这只是前期研究的遗韵，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另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重要的维度，是要把海外华文文学放诸居住国的历史脉络，探讨“在客居国家意识与认同形成中，华人族群意识与认同又面临如何的回应与调整”(萧新煌语)。对此问题的回避、忽视，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幼稚、虚弱的表现。因此若说“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存在着某些缺陷，主要是指它的平面化，未能深刻地进入这种纵向的结构关系的分析，仅仅停留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横向整合的研究层面。那种仅仅停留于对语言、意象、意境乃至各种技巧鉴赏分析的所谓“花边化”的操作，不能真正抵达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面世界，也难以真切认识海外华文文学的价值。在这方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远远落后于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为基础的华人学研究。华文文学研究有必要向华人学学习。华人学相对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将有助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一臂之力，改变这一领域研究缺乏理性的弊端。近来，热衷于谈论华文文学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华文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研究华侨华人的著名学者王赓武的有关华人认同问题的精辟论述，其成果本是华文文学研究可以信赖的理论支援，因为从中可以在海外华人生存与发展的整体联系中，更准确地寻找到海外华文文学的位置与意义，以及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方法。

二、对外汉语教师指导来华留学生进行华文文学评论的写作研究

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是一种外语教学。它的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进行社会交际；对以汉语教学、研究和翻译为终身职业的学生则要求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多半是成年人。把汉语作为外语在外国人中进行教学，有下列特点：①教学时间一般只有1～2年，最多 4年，这就要求选择最切合实际的教学内容。②汉语是有声调的分析型语言，书写形式是方块字，汉语语法又有一些独特之处,所以,母语是没有声调、以拼音为书写形式的屈折语言的学生对汉语感到特别陌生，这就要求更加讲究教学方法。③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和语言习得过程均有不同,必须在没有现实语言交际活动的条件下，创造学习汉语的环境，精心设计并组织教学和模拟的交际活动。针对上述特点，对外汉语教学过程始终要遵循实践性原则、与学生母语进行对比的原则和启发学生自觉性的原则，并结合不同的文化背景具体地解决外国学生的疑难。文化多元化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我们有必要对很多传统的学科研究进行重新的定位。其中文学翻译因为其在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所担负的特殊使命，需要我们考察翻译在文化多元化语境下的变异以及作为翻译主题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选择。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既要重视传统中华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也不可忽略汉语言文化的传播。现今的跨文化的对外汉语教育存在着中国文化输出的欠缺，外国留学生学生不能用汉语表述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引发跨文化交际障碍。语用文化与文学翻译是动态等效翻译，其等效性包括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差异，制约了语用翻译的动态等效。英汉文化差异经常影响交际中的信息获得，造成信息误导和信息障碍，进而导致语用翻译失误。因此应考虑不同文化差异因素，力求避免语用翻译失效。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法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注意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外语教学法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下列主要的教学法倾向：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为目的，力求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加强文化内容的教学；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继续贯彻实践性原则;正确处理听、说、读、写、译之间的关系,根据 学生的需要和语言教学的规律，在不同的教学阶段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正确处理语言的结构、意义和功能的关系，把结构和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汉语和 学生母语的关系，有控制地使用学生的母语或媒介语。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包括4个环节:①总体设计,即针对既定的教学对象及其学习目的确定总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据此确定课程设置及各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制定出教学 大纲和教学进度计划。②教材编写（包括电教软件的设计与制作）。③课堂教学（包括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外语言实践活动）。④语言测试（包括各种衡量语言知识 和能力的手段）。中国大学应该改革对来华留学生管理方式，实行无差别的“趋同”管理；建立多种形式的政策咨询活动和信息沟通网络，鼓励留学生参与当地社会文化生活，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文化：加强全社会对留学生的社会支持，营造宽松友好的社会环境；对中国大学生和从事留学生服务和管理的人员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提高他们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减少文化误解和冲突。同时，研究者建议：充分挖掘留学生中丰富的“信息”、“语言”、“文化”和“跨文化经历”资源，开发跨文化能力培训项目 和跨文化交际课程。这对我们完善留学生服务和管理体制，增进中外学生的了解，促进来华留学生的适应，进一步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

转贴于中国

中国认识与思考华文文学，离不开其置身的文化传统，华文文学的本质形态带有更强烈的民族情结和边缘地位的诉求，而这种属性的艺术表达,正处在漂泊与迷茫的路上，挣扎于认同与归属的寻觅中。任何文学的存在和发展,都必定与相应的文化相互依存、相互表征。文化作为民族灵魂的体现,其深层呈现 为一种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并为某种价值信念的思想体系与行为规范所界定。于是不同的文化所传达出来的差异,便显现出不同的民族精神之根，而文化语境的差异又带来了文化内蕴、审美观的差异。华文文学评论写作是一个社交和认知的过程，是一种交际手段，是需要培养以便创造好作品的技巧，也是帮助来华留学生学生学习各门学科的一种途径，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对来华留学生写作指导应直接放在社交语境中。学习写作不是简单地获取技巧，而是学习进入约定俗成的言语社团。现作学不再像传统写作学那样，对学生的成品进行孤立的、静态的研究，而是从宏观角度把写作现象作为整个写作活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进行动态考察，以找出写作活动中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从而指导课堂的教学活动。现作理论认为，写作是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它是通过人们的独立或合作行为来进行的。最有价值的写作研究应是以下三方面的结合:对写作成品的分析、对写作过程的研究和对写作背景及功能的分析。写作的成品可看成是对交际活动的描述，即作者成文意义的产生,它可引导其他交际活动，即读者对成文意义的构建。写作研究的焦点已从对成品的分析转移到写作过程本身，并把它作为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写作过程中的社会性方面也受到了重视。现作理论重在分析写作认知过程与交际内容的相互关系。写作越来越体现出跨学科的交叉性，写作研究也正朝着更加科学、更加实用的方向发展。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素材，因此华文文学评论写作教学不仅要教各种规约和范式，还要注重培养来华留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对修辞的敏感性，使其在华文文学评论写作过程中学会发现和探讨思想。

参考文献：

[1]王雪玲.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01) :92-95.

[2]龚鹏程. 世界华文文学新世界[j]. 华文文学, 2010, (01) :5-12.

[3] 袁珍琴. 谈文学评论的写作[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2) .

[4] 宋琪. 从文学评论的写作与指导谈作文教改[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7,(25).

[5] 石万鹏. 文学批评的文体写作[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1,(02) .

[6] 贾泓. 如何指导学生的文学评论写作[j]语文教学与研究, 2006,(31) .

第7篇：文学评论范文

《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以目录提要的形式对有明一代文学进行比较全面的评论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明代文学史。它善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把握文学的发展流变，强调文人的独特创造，通过推源溯流、比较批评等有效批评方法，准确地概括明代文人的艺术风貌和特征，既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明代文人的总体风貌和艺术成就，也能从文学史的角度给文人以准确的历史定位。《总目》考辨精微，评价公允，体现了清代明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对现代明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目》著录的明代别集达到1120种，其中241部归于正目，879部归于存目。而明代以前各朝别集文献的总数才有760种，仅明代一朝的别集就远远超过了之前各个朝代文献数量的总和，这恰恰阐述了别集小序中所说的“有明以后，篇章弥繁”。对于如此众多的明代别集文献，《总目》如何“剪刈卮言”，又是如何“别裁伪体”，［1］这些都与《总目》对明代文学批评思想有直接关系。一、人品与学术《总目•凡例》云:“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这种人品与学术相结合的解题体例，“悉承圣断，亦古来之所未有也”。所谓“知人论世”，即提供著者的身世和社会历史背景材料，以把握该著者所有作品理解鉴赏的一种方法。该法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总目》非常注意把人品和文品结合起来:“该文章一道，关乎学术、性情;诗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随其人品。”一般而言，人品既高，格调自妙。如在明代刘麟《刘清惠集十二卷》的提要中指出，“万历丙午，湖州知府无锡陈幼学刊之长兴。朱凤翔为序，称其文出入秦汉，诗则骎骎韦、杜，固未免太过。至称其‘标格高入云霄，胸中无一毫芥蒂，故所发皆盎然天趣，读之足消鄙吝’，则得其实矣。是亦文章关乎人品之验也。”又如:《未轩文集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明黄仲昭撰。……今观其集，虽尚沿当日平实之格，而人品既高，自无鄙语。颉颃于作者之间，正不以坦易为嫌矣。”《瀼溪草堂稿五十八卷》:“明孙承恩撰。……及官礼部时，斋宫设醮，承恩独不肯黄冠，遂乞致仕。较之严嵩诸人青词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章亦纯正恬雅，有明初作者之遗。”《考功集十卷》:“明薛蕙撰。……人品之高，迥出流辈。其诗格蔚然孤秀，实有自来。是其所树立，又不在区区文字间也。”《薛荔园集四卷》:“明余翔撰。……然人品颇高，故诗有清致，不全为七子之肤廓，未可全斥之也。”

可见《总目》于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是相当注重的。但《总目》清楚地认识到“文如其人”论存在着局限性，有时候，人品和文品是不相一致的，应该全面地分析，不能执于一端。在《总目•凡例》中已明确指出:“文章、德行，在孔门即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所以，在著录过程中，有的是“论人而不论其书”，有的则是“论书而不论其人”。在明代文学批评中，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如:《岘泉集四卷》:“明张宇初撰。……又称其尝受道法于长春真人刘渊然，后与渊然不协，互相诋诘。其人品颇不纯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观。……其言既合于理，宁可以异端之故，并斥其文乎。”《华泉集十四卷》:“明边贡撰。……今核其品格，实远逊有韵之词。盖才有偏长，物不两大。附诗以行，视为琬炎之藉可矣。”这些都是对其诗文评价极高，但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其人品的缺陷，诗文是不能完全用“礼法”来衡量的，其观点是通达的，这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文品包括两个方面，一面是道德之品格，一面是审美之品格。人品决定文品，一是说人品决定了诗文的道德品格;二是说人品决定了文章的审美品格。文人的人品不仅决定诗歌的道德品格，也决定诗歌的审美品格，这是儒家伦理之大体。但《总目》没有简单地将二者划等号，对每一位作者进行具体分析之后，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文如其人，如黄仲昭、孙承恩、薛蕙、余翔等;一是文不类其人，如张宇初、边贡等。诚如钱钟书所云:“以文观人，自古所难……脱曰‘文可觇人’，亦须于言外行间遇之矣。‘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尟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2］二、因袭与创新《总目》解题在论述明代文学部分看似有极大的随意性，好像一盘散沙，实则有规律可循。明中叶以后，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斗争得非常激烈，由此产生了文学流派，如前七子、后七子、唐诗派、公安派、竟陵派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在文学上主张复古，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以模拟剽窃为能事，李梦阳的诗尤为典型:“公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混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徒徐其已陈，修饰成文。”后来，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再次发起复古运动。万历间，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运动。同时而起的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反对拟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3］。

《总目》既反对前后七子只讲拟议不讲变化，也反对公安派、竟陵派只讲变化不讲拟议，提出了“拟议以成其变化”的文学理论。《总目》在分析高启时说:“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於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後人诟病焉。”(《总目》卷一六九，《大全集》提要)《总目》即肯定了高启“工于摹古”的长处，也指出其缺少变化，未能自成一家。而对前后七子的批评也是以此切入:“(李梦阳)倡言复古，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持论甚高，足以竦当代之耳目。故学者翕然从之，文体一变。厥后摹拟剽贼，日就窠臼。论者追原本始，归狱梦阳，其受诟厉亦最深。……梦阳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而盛气矜心，矫枉过直……而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总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王世贞)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自李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总目》卷一七二，《弇州山人四部稿》提要)王世贞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其负面影响尤巨。《总目》指明前后七子模仿汉唐而造成的流弊:“迨其末流，渐成伪体，涂泽字句，钩棘篇章，万喙一音，陈因生厌。”七子派的流弊在于拟袭古人风格，徒有其形而不得其神。《总目》也反对公安派，在《袁中郎集》提要有“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总目》主张把学问和性灵结合起来。明代复古派提倡摹拟古人格调，但是对古人的学问，包括学识、人品、胸襟重视不够，以致产生肤廓之弊。公安派批评其肤廓，独标性灵，但是对于学问仍然不够重视，难免流入浅易。《总目》认为:“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公安派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其弊反而超过七子派。《总目》对以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的摹古也提出了批评意见:“(茅)坤刻意摹司马迁、欧阳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选《史记钞》、《八家文钞》、《欧阳史钞》，即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拟有迹。秦、汉文之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则自坤始。”(《总目》卷一七七，《白华楼藏稿》提要)《总目》的态度是在因与创之间，过于因袭和过于创新均失中道。如《总目•谷城山馆诗集》肯定了于慎行:“其论古乐府曰:‘唐人不为古乐府，是知古乐府也，不效其体而特假其名以达所欲言。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遗响，则唐人所吐弃矣。’其论五言古诗曰:‘魏晋之于五言，岂非神化，学之则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朴而不敢雕。轨途整严，制而不敢骋。少则难变，多则易穷。若原本性灵，极命物态，洪纤明灭，毕究精蕴，唐讵无五言古诗哉。’其生平宗旨，可以概见。然其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学，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偭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

《总目》主张“矫枉而不过直”，既反对一味摹古，又反对尽弃古法。讲究规矩，意主“酌中”，既反对“有拟议而无变化”，也反对“有变化而无拟议”。这种主张在《总目》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对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有其积极意义。

第8篇：文学评论范文

    评论在以数字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有了更为广阔的平台,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评论可以更为自由地抒写自身的话语体系,应该是较之于传统的进步。但自由之火还未熊熊燃烧之时,产业化的文化运营模式已袭过文学这一本应更为纯粹的话语空间。而文学评论也因为与生俱来的言说与评判意义,在本应大显身手的自由空间失语,成为一种“沉默的存在”,或改头换面转换成一种伪文化评论,成为引领消费导向的娱乐增长点。可以说,批评想要获得自身的话语权,试图在找到实现引领社会思潮的立足点,却在与媒介合作、被市场渗透的过程中实现了地位的攀升,也丧失了原有的价值立场。而这背后的推动机制包括受众对文艺娱乐性的本能需要,也包括媒介出于产业利益的有意迎合。

    (一)受众对娱乐的感性诉求

    对渴望通过文艺消遣的方式释放心理压力、缓解疲惫的受众来说,媒介产业往往以其天时地利的传播条件和味头效应,利用价值冲突的威胁,通过“泛文化评论”,诱导半推半就的公众,使公众对待文学作品的审美心理逐渐被娱乐心理取代。当然,审美心理和娱乐心理是有着相似性的,两种偷悦的获得都需要从感官对象的接触开始,接受刺激,对刺激形成反应,最终引发主体身心的舒畅。然而,对于文学的诗性来说,美感并非单纯的,如果排除悲剧的崇高、灵魂的震撼和洗涤,仅仅能作为一时的麻痹,久而久之,以致导向麻木。而文学评论本应有的审美引导之意,在所谓文化评论的甚嚣尘上之下,微弱到没有号召力。而此时,被消费的不仅是经过包装和运营的畅销书,也包括炒作中卷人其中的作者的私生活、评论家们之间的口水仗。这里,我们仿佛又一次看到公众成为鲁迅笔下的看客,被看的不仅是文学作品,还是分不清真假又带着些许挑衅的言争语斗,也仿佛正因这不明真假,才更满足看客们的好奇心—毕竟,文本是否动人,在商业包装之下往往并不能实至名归,当下随着情节人戏,下一刻又会嘲笑自己人戏不免可笑,而同时被包装和扮演者炒作角色的评论此时仿佛更有“人间烟火”,也因其或扑朔迷离包涵巨大悬念,或夹杂着足以发泄人心的某些道德谴责立场,引导读者将作品作为一种谈资,甚至比作者创作本身更有顺着嘴回味的空间和余地。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受众的心理需求固然存在,但不考虑传播内容的审美价值所在,为了赚得眼球一味地迎合,只要将不同姓名的人物镶嵌其中,比依声填词更方便,这种引导受众在已熟悉的套路上满足的“看客意识”的泛滥,只会出现排斥其他话语模式包括审美思考的集体无意识。可以说,大众自身也被同化到这个本由少数人构成的产业运营圈,在这里,虽然表面看来读者在消费着文学,但包装后的作品和成为包装一部分的评论也牵着受众的鼻子走。本来也许仅仅是想通过阅读获得消遣,但是这种主导权却在陷落之后,很难再受自己控制,也许娱乐之后,便也顺便被人娱乐了。

    (二)受众的商品化

第9篇：文学评论范文

关键词：混沌理论；文学批评；《混沌之美》；介评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8-0224-6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58

1 . 引言

自20世纪以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混沌学及复杂性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使我们逐渐认识了物质世界中传统的笛卡尔或牛顿思维所无法认知的一些现象。这些认识使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几十年，寻求新的阐释范式的人文学者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些自然科学成果，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探索其应用的可行性。在文学批评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约10几部专著在这方面作出了尝试。本文拟介绍的美国著名当代文学批评家Michael Patrick Gillespie的The Aesthetics of Chaos便是其中之一。该书最早于2003年由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出版，平装本首次于2008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简言之，该书主要用后爱因斯坦（post-Einsteinian）物理学，尤其是混沌理论中的一些概念所提供的隐喻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新的文学阐释途径。以下对全书内容进行介评。

2 .《混沌之美》各章内容概要

本书共有八章，前两章为理论铺垫，第三至七章为文学批评实例分析，第八章为全书的总论。

第一章“我们是如何谈论我们的所读的”。在本章，作者Gillespie首先以James Joyce的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的一段对话为例，说明词的意义之模糊性。作者指出，尽管文学批评者明白，一个词的意义有多层意识的参与，如对该词的一种期待、回忆、联想及感知觉等（Gillespie， 2008： 2），但由于受牛顿思维（Newtonian thinking， ibid.，： 3）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总想在文学中寻求确定的意义。同样，尽管批评者都认同理解/阐释受个人经验、文化语境、教育、心情状态等因素影响这一事实，但在评论某一具体的文学作品时，他们往往遵循一种客观化、排他性、以及“因为……所以”的逻辑模式（ibid.，： 2-3）。作者以著名批评家Bernard Benstock对《尤利西斯》开篇几句话的评论及作者本人对这段话的理解为例，说明传统线性笛卡尔分析（Cartesian analysis， ibid.，： 3）模式具有刻板性。因为每位读者的每次阅读都是主观、不同、有个性而非线性的；普通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这种认知过程与传统批评者的阐释方式之间的根本差别，无疑对传统文学阐释提出了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能包容阐释多样性的文学批评方法（ibid.，： 4），后爱因斯坦物理学的出现，则为这种新的文学阐释方法提供了隐喻。作者接着对笛卡尔式文学分析传统作了大致的梳理，主要对T. S. Eliot、I. A. Richards、新批评、Mikhail Bakhtin、Northrop Frye、Wayne Booth、Kenneth Burke、Roland Barthes、解构主义、读者反应论、文化批评等批评家或批评流派的观点进行了批评（ibid.，： 6-13）。例如，作者认为解构主义只是颇为有效地反对了那些在笛卡尔、因果体系内运作的批评模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既然解构主义坚持语言的不确定性，那么根据它自己的假定……在本质上，提出解构理论的行为便解构了那一理论。解构主义无法消融主观阅读与客观评论之间的冲突”（ibid.，： 11-12）。因此，尽管以上各批评模式在各自的参数之内构思精密，且对文学作品极具阐释力，但这些途径都极力将那些与批评家本人的视角不相容的要素排除在外，因而它们只能生成对作品的片面、而非全面的阐释。

第二章“非线性思维：重新定义范式”。本章首先回顾了20世纪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新突破（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对混沌及复杂性的研究）对我们理解物质及精神世界的方式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回顾了将混沌、复杂理论或其他新物理学的概念应用于文学批评中的主要成果，包括N. Katherine Hayles的Chaos Bound（1990），Harriett Hawkins的Strange Attractors：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haos Theory（1995），Philip Kuberski的Chaosmo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ory（1994），William W， Demastes的Theatre of Chaos（1998）等（ibid.，： 17-18）。作者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就像一个复杂/混沌系统――其总体保持某种秩序性，但各个组成部分却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运作。对于这样一个系统，就像气象学上的“蝴蝶效应”一般，哪怕极细微的理解上的改变，都可能使我们对作品的后续理解发生巨大变化。换言之，我们对作品的理解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带有许多不确定性。传统的线性文学批评极力推崇确定性、封闭性和排他性的解读，而这与我们现实中的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文学阅读体验完全不符。以王尔德的《多里安・格雷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为例，无论我们将主人公Gray仅仅看成英雄、流氓还是牺牲者都有局限性（ibid.，： 19），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同时包容这三个视角的理论，来为我们真实的阅读体验提供合法性。作者还以James Joyce的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的主人公Stephen Dedalus以及Ford Madox Ford 的The Good Soldier中的叙述者John Dowell为例，论述了混沌理论中的“奇异吸引子”①（strange attractors， ibid.，： 20）概念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对作品进行多层次的、不重复的解读。同时论证了混沌理论中的“分形盆边界”②（fractal basin boundaries， ibid.，： 22）、“标度”③（scaling， ibid.，： 23）等概念运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对于本书第3-7章中所选用的分析文本，作者指出自己的选用理据是，特意选取了一些表面看来似乎最不适合非线性文学阐释模式的语篇类型来进行分析，以证明该途径的真正有效性（ibid.，： 25-27）。

第三章“在混沌边缘的解读：《芬尼根守灵夜》及线性的负累”。在本章中，作者首先简要回顾了不同批评家，包括Harry Levin，William York Tindall，Clive Hart，Vincent Cheng，David Hayman，Even Margot Norris等对《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这部天书所作的批评（ibid.，： 32），并指出他们的线性局限性。为例证非线性思维对文本解读的有效性，作者选取了书中“St. Patrick and the Druid”一段对其中的人物等进行了分析，并将自己的分析与传统的线性批评进行了比较。例如，作者分析道，尽管Riana O’Dwyer的文章很好地说明了批评者可以如何充分挖掘St. Patrick这一人物可引起的联想性，但她将St. Patrick归类为某种角色原型（ibid.，： 35），因而排除了其他解读；而如果读者在解读时联想起文外的影射意义――如在解读St. Patrick用三叶草向爱尔兰人布道使他们皈依天主教这段文字时联想起三叶草所影射的“三一神”④（Trinity）的宗教教义，那么对这段文字的解读则会丰富许多；因为“三一神”代表“一种天主教徒自己也不十分理解但又必须将其视为一部分的一种神秘”（ibid.，： 36），而这种神秘所激发的联想将增添解读的多样性。同样，《芬尼根守灵夜》中一段描述Kate在Willingdone Museyroom游览的文字中也暗含许多历史影射，作者对Philip Lamar Graham， Danis Rose和John O’Hanlon等批评家的注解进行了评论，认为他们的阐释虽有一定洞见，但由于遵循还原论式的线性思维，他们的阐释“为清晰性而牺牲了多样性，为系统整齐性而牺牲了模糊性”（ibid.，： 39），因而他们的解读还不够充分。作者认为，尽管研究乔伊斯作品的批评家费尽心思地为读者编撰了各种重要的导读，但这些解读“就像《巴尔地摩要理书》（Baltimore Catechism）无法涵括天主教的复杂教义一样”（ibid.，： 41），它们永远无法穷尽《芬尼根守灵夜》的神秘；对于《芬尼根守灵夜》这样一部“局部不可测，整体较稳定”（locally unpredictable， globally stable， ibid.，： 41）的非线性系统，我们应摒弃追求客观性与稳定性的线性解读思维，在“混沌/复杂性理论提供的阅读目的维度”（ibid.，： 42）指导下，拥抱各种主观的和不确定的阐释，以丰富我们的审美阅读体验。

第四章“从此我们幸福地活着：童话之被打破的协约”。本章首先简要介绍了童话的功能、不同文化中童话的特征以及童话之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等。作者认为，童话地位的确立一方面使人们开始以传统文学视角对童话进行某种正式的解读，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分析过程的“形式化”（formalization， ibid.，： 45）。这种分析途径总是引导读者在童话中要读出某种寓意或者教训、对人物作出泾渭分明的评判、对故事的结局期望一个明晰的结论（通常是好人赢了、坏人输了之类）等。20世纪以来，随着民俗专家Vladimir Propp、人类学家Claude LeviStrauss等提出的研究范式的变革，当代批评家借助不同学科或思想流派的理论工具如语言学、唯物主义或心理分析等，生成了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或新历史主义的童话解读等。然而，作者认为尽管童话批评“注意的焦点在语言和意象之间不停转换，对童话的总体阐释途径仍未改变”（ibid.，： 47），它们大体上仍在一个线性、排他性的阐释框架内运作。作者在本章中尝试以一种新的，即非线性的阐释途径，来解读一部现代童话――J. K. Rowling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作者对该故事作了大致介绍，并突出了该作品的童话特征（ibid.，： 49-51）。接着按照传统的童话解读模式，以“善”或“恶”为标准对《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分析。这种传统的阐释途径显然忽视了叙事中的复杂性，它最终“只能生成对作品的一种还原论式的解读”（ibid.，： 54），使我们无法感受阅读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童话所能带来的。而借助混沌/复杂性理论的观点（尤其是“奇异吸引子”概念），便可拓宽我们的文学阐释途径，使我们生成更丰富和多元化的解读。例如，若将“善/恶”、“智慧”、“抵抗权威”及“专心专意”等元素作为奇异吸引子，我们对《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每个人物都可作出一种新的、多视角的解读（ibid.，： 56-59）。就像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实验说明观察者改变着被观察之物的属性那样，这些不同“奇异吸引子”所代表的阐释视角也改变了文本本身，它们赋予了文本以丰富而复杂的解读潜能。通过这些不同的解读，读者也得以领略Rowling笔下的虚幻世界中所描述的“人类交际中的各种内在矛盾与冲突”（ibid.，： 60）。

第五章“我歌唱武器、以及一位――后牛顿时代的英雄”。在本章中，作者首先对将Beowulf看作史诗而进行的传统文学分析作了批评，认为这种贴标签的做法打开了对该诗进行规定性阐释的先河，使我们无法全方位地欣赏诗中所描绘的复杂世界。当代批评家采用新的批评途径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不同的Beowulf，其中较成功的例子便是Janet Thormann的分析。Thormann通过援引拉康心理分析中的“僭越式享受”（transgressive enjoyment， ibid.，： 65）概念审视Beowulf中的“暴力”的功能，并以之为工具对作品进行了阐释。不过，虽然Thormann的批评有一定新意，但她的分析也是线性和排他性的，因为她忽视了诗中许多能提供非排他性解读的要素（ibid.，： 65）。其中一个要素便是：该诗对事件的叙述并非以线性时间为序，而是具有一定循环性（circularity， ibid.，： 66），这种叙事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模糊了过去、现在及未来之间的界限，“削弱了具体行动之间的因果联系”（ibid.，： 66），也使人物身份打破时间限制从而产生一种“无时无刻处于演变之中”的动态效果（ibid.，： 67），这一要素使读者很难以线性的方式对作品生成统一的解读。此外，诗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命运或者神威，这两种要素一起主宰着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增添了诗中人物（包括英雄）的人生随机性，这甚至让英雄一词的含义、乃至该诗的史诗特征都变得模糊起来（ibid.，： 71）。总之， Beowulf就像一个复杂的阐释涡流，不同的阐释视角则像是涡流中的不同“奇异吸引子”，它们灵活地、而非像笛卡尔思维那样可以预测地解读着作品。这种像多棱镜似的阐释视角，让现代读者在Beowulf中读到一个多元的、复杂而又真实的中世纪社会，并“获得更多的阅读愉悦感”（ibid.，： 76）。

第六章“普天之下，一切自有其意：‘约伯记’中圣经阐释学的循环性”。本章主要讨论了对《圣经・旧约》中《约伯记》（“The Book of Job”）故事的阐释。该故事讲述了一个叫约伯的男人经历了失去财产、儿女和健康等人生挫折，但仍坚强地忍耐，最终恢复了物质财富的故事。该故事在西方家喻户晓，但作者认为用传统线性途径来完整地解读它则会困难重重。因为各种因素造成了解读的复杂性：首先，《约伯记》既可看作文学作品，又可看作宗教文献。在解读这类作品时，我们既要关注其审美性也要关注其道德说教意义。而审美与说教之间有时构成互补、有时又构成互斥的复杂矛盾关系；其次，约伯记本身的叙事方式也构成了解读的复杂性，因为圣经作者们对在叙述中插入不合逻辑的推论、各种矛盾冲突，以及与叙事方向完全相反的描述等似乎乐此不疲（ibid.，： 81）。他们还在圣经的通篇布下了“嵌套结构”（diegetic structure）（ibid.，： 82），这些都使各种传统的、排他性的、线性的圣经阐释途径陷入困境。因为在传统笛卡尔线性分析模式指导下，圣经阐释者往往在圣经中寻求某种终结性真理，并认为通过理解作品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便能找到那一真理。这种传统模式只能带来还原论式、非此即彼式的封闭性解读，这对那些关注圣经的审美性而非神学教义的读者而言，无疑使作品变得索然无味，作品原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将荡然无存。正如批评家Meir Sternberg已注意到的那样，“约伯记”中存在大量用线性笛卡尔思维根本无法解读的各种矛盾冲突（ibid.，： 83-85）。不少批评家寻求其他途径来阐释该作品，例如Lyn M. Bechtel便是较成功的一例。但Bechtel实际上只是以二重性（duality， ibid.，： 86）为逻辑工具用一种线性系统替代了另一种线性系统（ibid.，： 86）。作者认为，就像光的波粒二重性⑤理论（the wave/ particle theory of light， ibid.，： 89）所说明的那样，约伯世界中的许多要素都是在“既/又的行为体系”（both/and system of behavior， ibid.，： 89）中运作的。在对故事中的一些叙事要素如“上帝的旨意”等进行了具体分析（ibid.，： 90-92）之后，作者总结道，“约伯记”表现的是人生的多样性和任意性，对其中的许多问题并非如线性思维所奉行的那样一定要找到一个终极答案。混沌理论的原则能帮助我们冲破线性思维的束缚，理解各种截然不同、甚至互为矛盾之观点的合法性，从而获得对作品的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第七章“奥斯卡・王尔德与爱尔兰身份的构建”。本章主要讨论民族身份/民族性对作品解读的影响。作者首先简要回顾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里民族研究的主要方向（如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并指出后殖民主义对爱尔兰作者的民族身份研究影响尤为明显。作者接着对Declan Kiberd的Inventing Ireland进行了批评。认为Kiberd的批评一方面很好地表现了他作为一名社会批评者的技巧，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他以线性途径研究民族身份而必然带有的规定性局限：因为Kiberd在线性笛卡尔逻辑思维的影响下并未谈及爱尔兰性（Irishness， ibid.，： 97）中的主观性，而否认爱尔兰性中的主观性则会削弱其复杂感和矛盾感，从而失去后殖民思维的魅力。因此，研究作品中的民族身份应诉诸于非牛顿思维（non-Newtonian thinking， ibid.，： 97）。读者的理解是一次暂时的、并非固定不变的主观行为，因而作品中的民族性就像“薛定谔的猫”（Schrodinger’s cat， ibid.，： 108）实验⑥和“海森堡不确定性原则”⑦（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 ibid.，： 108）所说明的那样是不确定的。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我们的个性化的、多元化的文学解读具有合法性，也使我们每一次的阅读都成为一次新的寻找意义的审美体验之旅。作者接下来以Oscar Wilde的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一些片段为例，说明不同的民族性视角（在此指爱尔兰身份的视角）给文本解读带来的深刻变化（例如它甚至使传统上认为的王尔德作品轻喜剧的形象被打破，使之成为一部辛辣的讽刺剧）。作者在此并非要传统批评家对王尔德作品的解读，而只是说明后爱因斯坦思维影响下的对爱尔兰身份的不同认识使我们对作品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丰富了我们对作品的理解。作者最后指出，在“薛定谔的猫”和“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则”等为代表的后爱因斯坦思想影响下，文学批评的目的和价值观或将发生重大变革：在这些概念的指导下，确定性和封闭性不再主宰我们的文学阐释，我们也得以基于一些共同话题，如民族身份，与其他读者交流审美印象，而“不至于跌入像爱尔兰身份这类还原论式概念的泥潭之中不可自拔”（ibid.，： 108）。

第八章“我们要做什么？”本章首先提到了该书反复强调的线性笛卡尔逻辑思维对我们感知周边事物（如进行文学阐释）的方式的影响。作者认为，要打破这种影响，将非线性思维融入文学分析中，首先我们要改变对文学阐释的期待。我们不能一味追求对某一问题的确定性结论，而应该使我们的文学评论能够包容每个个体独特、随意而又五彩缤纷的理解。这种重视阐释过程（而非阐释结论）所带来的转变，必将使文学阐释的目标发生一个范式变革，而这反过来又将重构文学阐释的操作性分析体系（ibid.，： 110）。文学阐释评价标准的改革本身是个巨大的工程，其成功当然不可一蹴而就。但我们当前能做的第一步便是，在阐释的操作过程中融入批评界宣传了几个世纪但从未成功采用的一个倾向，即对模糊性的培育。此外，我们需要变革我们的批评语言，因为“一旦批评的语言改变了，那么其他更大的情况也将跟着改变”（ibid.，： 111）。这些变革将使我们以更自由的方式谈论文学、对文学作品生成更多元化的解读，以及以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理解我们感知文学的整个过程。当然，阐释的多元化不等于阐释的无政府主义，因为作品中的文字构成一种疆界，对我们的阐释起着限制性的作用。

3 . 简评

总体而言，本书在论述上主要有如下特点：

（1）选材广泛。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已有一些批评家运用混沌/复杂性理论考察过文学作品，但他们大多只考察某一时期或流派的作品〔如N. Katherine Hayles（1990）的Chaos Bound和Harriett Hawkins（1995）的Strange Attractors主要考察后现代文学〕，或者考察某一体裁的作品〔如William W. Demastes（1998）的Theatre of Chaos考察戏剧批评〕。与以上研究不同的是，本书所考察的作品体裁多样，涉及时期也各不相同。例如，既有像《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这种最适合用非线性途径进行分析的意识流作品，也有具有现代意识的童话《哈利波特与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以及一些似乎较不适合用非线性途径分析的圣经文学“约伯记”（The Book of Job）、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和现代轻喜剧《贵在真诚》（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等文本。作者这样做是想证明，混沌美学具有广泛的解读效力，而非“只适用于阐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Philip Kuberski， 2004： 794）。

（2）研究视角新颖。本书将新物理学中的混沌/复杂性理论的一些概念或观点，如“分形盆边界”、“奇异吸引子”、“薛定谔的猫”、“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则”等，运用于文学批评之中，使我们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来感知和谈论文学审美。本书作者Gillespie对几乎所有奠基性的现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批评，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线性思维局限性――如Mikhail Bakhtin的对话理论实际上也赋予了某些意义以等级优先性，因而限制了解读的多样性（Gillespie， 2008： 8），Kenneth Burke的分析模式中蕴含着语言的无政府主义倾向（anarchic tendencies， ibid.，： 10），而解构主义归根到底便成了某种虚无主义（deconstructive nihilism， ibid.，： 42）。但就像作者本人多次强调的那样，他并非要否定文学批评之前的成就，而是要引入一种“既非追求（阐释的）封闭性也非追求不确定性（ibid.，： 13）”、且能真正容纳多义性的分析方法，使其能够扩展现有的形式主义批评（ibid.，： 24）。通过论证这种阐释途径的合法性，Gillespie提醒我们在进行文学解读时，还那些丰富了我们生活的文学作品以它们原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Patrick A. McCarthy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一个重要而及时的提醒”（Patrick A. McCarthy， 2006： 95）。

参考文献

Demastes， William W. Theatre of Chaos： Beyond Absurdism， into Orderly Disord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Gillespie， Michael Patrick. The Aesthetics of Chaos： Nonlinear Thinking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3/2008.

Hawkins， Harriett. Strange Attractors：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haos Theory[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95.

Hayles， N. Katherine. Chaos Bound： Orderly Disorder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Science[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