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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全文(5篇)

前言:小编为你整理了5篇文学论文参考范文,供你参考和借鉴。希望能帮助你在写作上获得灵感,让你的文章更加丰富有深度。

文学论文

第1篇:文学论文范文

贺立华是这样评价的:“张志忠教授  借鉴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起源》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建立所进行的卓越分析,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狂人日记》、《沉沦》的再解读,阐明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期所表现出来的启蒙精神的多重性与暧昧性,揭示了历史与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

1张志忠在这篇论文中还使用了福柯的《癫狂与文明》和《性史》

来分析《狂人日记》和《沉沦》中两位主人公的“迫害狂”与性苦闷的忧郁症——“中国病人”的形象,发掘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不甚为人关注的另一面,这无疑拓宽了我们对文学与启蒙话语的理解。在这样一篇论文中,综合使用了多种理论资源,却并不给人以生硬、突兀之感,即是所用的理论与研究对象十分贴合,恰能互相阐发、互为印证的缘故。2011年第2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后记》,不仅点出了张志忠在《镜中之像 像外之旨》一文中所使用的全部理论资源,还对张志忠的文思精妙做了点评:“张志忠的论文可以看作文本细读方法的一次精彩展示,阐述了洛夫诗作各个层面上对镜像的借重,揭示其背后的巧思妙想,论述有情有理,文本细读与批评家个人的感悟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更难能可贵的是,文章中借用的理论资源不仅有大家较为熟悉的拉康镜像理论和巴赫金的《镜中人》,还参照了钱钟书的《管锥编》,这种中西糅合的尝试既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功底,也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2同行如此美誉,足可证其功力之不凡

实际上,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很难不为作者的博学与妙思所折服。论文从洛夫《漂木》中的镜子谈起,一路引述作品,一路娓娓谈到《沧浪诗话》、《管锥编》、拉康和巴赫金,其间还穿插了洛夫诗与鲁迅、杜甫、李益、冯至等作品的对照。不仅将古今中外熔为一炉,且饱含着因诗而生的种种人生、哲学感悟,逸兴横飞,妙语迭出。选集中的《恢复感觉 理解含混 体贴文本——文学教学与文本阐释的实证研究》是一篇从教学实践出发,提倡文本细读、审美优先的论文,与本集中的《强化文学评论的审美品格》正可前后呼应。后者在理论上对审美优先问题进行了阐发,指出:“审美性是文学的命脉所在”,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审美品格的缺失。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是“新的艺术探索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鼓励,很容易被淹没在大量的粗制滥造的赝品中”,而且“不利于社会和大众的审美品位的提升”,为此,应积极开通和拓展通向审美境界的路径。而前者则从经典文本解读入手,来谈教学工作中应遵循的重视文本细读、重视培育读者审美感觉的原则。文中所举的几个例子:《荷塘月色》《画梦录》《回答》《一切》《色•戒》相信是很多教授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都十分熟悉的,但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培育学生的审美感受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如今这样一个高校的博导们都不太乐意给本科生上课的年代,张志忠对本科教学的重视实在是令人感佩。实际上,在2009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导论中,张志忠已经提出,在教学工作中应该把培育学生的阅读品位放在首位。这些,应当都是他为开通和拓展通向审美境界的路径而做的努力吧。

二张志忠的治学方法的再一突出特点是立足本土、融汇中西

正如张志忠在文集的自序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从80年代初期进入学术研究行列的学人,他在学术生涯中“恰逢其时地先后经历了方法论的革新和理论视野的开拓的文坛热浪”。西方20世纪被公认为“批评的世纪”,20世纪下半叶更被称为“理论时代”;而在中国文坛,1984、1985年则被称为“方法年”,作家和批评家们都感受到了外来方法和理论的剧烈冲击。当时所谓的“方法热”,主要是西方理论热。时至今日,在文学批评领域,以西方理论为中心、将中国现象当成解说、印证西方理论的材料的情况,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因此,如何真正地吸收西方理论和方法,化入自己的学术格局之中,摆脱西方理论统治的阴影,仍然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张志忠首先坚持的是对西方理论和西方小说表现技巧进行深入了解,他认为,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谈消化、吸收和掌握,然后才能谈“为我所用”,才能真正地驾驭西方理论和方法。张志忠一直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乃是以世界文学作为模板的”,因此,在专攻现当代文学的同时,他在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和钻研西方文艺理论方面用功甚勤,对于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也颇为重视。

这正如他在《论集》自序中所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必须同时地具有多个学术维度:必须在若干方面具有良好的养成”。“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可以不了解当代文学,但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这三个方面的素养,却是缺一不可”。《论集》中的《何处“偷”来〈白轮船〉——艾特玛托夫在中国之一》一文,是使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探讨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流的一个精彩范例。此文详细地梳理了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不仅饶有兴致地追寻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孙少平和刘醒龙的《弥天》中的温三和阅读《白轮船》的经历和感受(文中还谈及王蒙《狂欢的季节》中的主人公钱文对《白轮船》的阅读);同时,也列举了几代中国读者,从“白洋淀诗群”、张承志,到今天的读者,喜爱和推崇《白轮船》的确凿实证,别开生面地描述出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所形成的对话关系。张志忠对中国当代作品烂熟于心,文中列举当代作品如数家珍,许多细节更是感人至深。这样一来,论文就越出了单纯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窠臼,不仅饱含着几代人对艾特玛托夫的深深敬意,也凸显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那个特殊的“偷”书时代的深刻反思。

张志忠收入《论集》的许多论文,都可以找到援引西方理论或以西方作品与本土作品对照的例子。《远行人必会讲故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一解》一文,就提到了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我的世纪》等来论证小说中故事的重要性。与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其对拉康、巴赫金、福柯理论的熟稔,足可见出张志忠在外国文学和西方文论方面的学养。张志忠的学术视野的开阔,无疑得益于八九十年代引入的“西方理论”和对外国文学的长期关注,但坚持以“本土经验”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执着地追寻本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品格,是他长期以来坚持的治学方针。始终立足于本土文学创作,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视为世界文学潮流的一部分,正是其学术格局既包含全球化的视野,又始终突出民族的和本土的特性的关键所在。应当说,从1978年进入山西大学求学开始,张志忠就开始关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发展,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引发他的研究兴趣的作家应该是所在多多的,收入《论集》中的关于王蒙、张承志、贾平凹、莫言、阿成、徐小斌、王安忆的小说和李瑛、洛夫的诗歌的评论,都在不同侧面和角度抓住了作品的本质特点,对于作家创作的改进和深入认识、理解作品,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收在《论集》中的“时潮追踪”中的系列文章,《领异标新二月花——对80年代中期小说创作新潮的思索》《试论90年代文学的文化视野》《怀疑与追问——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一种思想气质》,更是张志忠长期关注当代文学创作发展、追踪文坛动态、深入思考文坛发展方向的结果。

在张志忠的当代文学批评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莫言研究。收入《论集》中的《论莫言的艺术感觉》,就是他研究莫言的代表性成果。文章以精确传神的分析,阐发了莫言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进而对莫言的创作进行了高度肯定,在莫言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论集》的自序中,张志忠指出,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作为作家的同时代人,“要有及时地判断新人新作之意义的能力和勇气”,但要有此勇气,却并非易事。他在80年代就独具慧眼,对莫言的文学成就进行高度评价;而在此后几十年长期关注莫言创作发展的历程中,不仅敢于反驳对《红高粱》和《丰乳肥臀》的粗暴批判(如指责莫言的作品是“残酷叙事”、“暴力美学”),还顶住外国同行对莫言评价不高的压力(如德国学者顾彬对莫言的批评),始终对莫言这样一位“中国故事的杰出讲述者”给予肯定,并始终坚持不懈地研究“莫言是如何将个人体验和历史记忆、不羁想象和乡间传说、民族痛史和农民品格等博采广收,自铸伟辞,在探索民族的心灵史的同时,又对文学自身予以很大力度的变革和创新,以独特的中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3这在更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学者的见识,也是一个学者敢于摆脱西方中心影响,坚持本土化、坚持自我的可贵精神。

三作为一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耕耘多年的学者

张志忠在治学的同时,也投入了大量精力,关注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这次收入《论集》中的《强化史料意识 穿越史料迷宫——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几点思考》,以及因为篇幅问题而最终割爱的《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等几篇长文,就凝聚了张志忠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发展态势的思考。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重视史料的发掘和使用,是学科研究成熟的标志,当然也是对于推动学科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方法。不过,要想在史料的迷宫中提炼出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就需要在全面勘察、鉴别史料基础上的洞见——这不仅需要相对自觉、成熟的史料意识,还需要长期的积累,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作为一个生于五十年代、治学严谨的学者,张志忠对于研究工作中的史料问题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和重视。《强化史料意识 穿越史料迷宫》一文,就显示出了他在史料的迷宫中披沙拣金的睿智与识见。

第2篇:文学论文范文

严绍璗先生在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时指出:“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因而,“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基于本土经验的对本土文学的创新及发展。在此过程中,本土文学的民族性并未因“变异”而消失,而是得以延续及充实,“‘排异’中实现自身的‘变异’”。其实早在严绍璗先生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之前,台湾学者提出的“阐发”法中蕴含的文论话语异质性问题已经为变异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依据。因为异质文论话语“在相互遭遇时,会产生相互激荡的态势,并相互对话,形成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视角下的杂语共生态,并进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论话语”。此种新的文论话语从本土的文化及文学背景出发,也许是对西方文论话语加以“修正”或“调整”的结果,比如五四期间的浪漫主义者在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调整中,更注重继承浪漫主义的情感维度;或是渗入了本土的文化因素,在对外来“模子”的选择中而实现的文论的“他国化”变异,但此种变异并非一味的追随或排外,而是依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现实情况,有效地吸收并改造外来文论,从而使其成为中国文论话语的一部分,否则就会导致文论的“失语症”。

相比于“阐发”法中由于文论话语的异质性而产生的变异,翻译中的“变异”则显得更为“隐性”。王晓路在《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三章“迁移的变异”中,阐述了英语世界经由语言的中介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不同理解与阐释,指出了语言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对这一更为“隐性”的变异进行系统阐述及研究的谢天振称其为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在199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第三章“译介学”中,谢天振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了专门阐述,肯定了“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价值,认为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变形等现象表现得特别集中,也特别鲜明”,并指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不仅有译者,还有读者与接受环境。依笔者之见,“创造性叛逆”究其本质,实则为跨语际翻译中的文本在语言、文化及接受层面上的变异性,是在忠实基础上对原文本的客观“叛离”。例如在跨语际翻译中,当意义与形式两者不可兼而得之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时,译作势必会受制于目的语的规范而不可避免地在语言层面上产生变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认为翻译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的观点也许言过其实,但将翻译视为部分无法完成的任务却有一定的现实性。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总结的五种在佛经翻译中原文在译文中“面目全非”的情况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萨姆瓦曾指出:“我们所见到的另一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该文化的主观的看法。”同理,我们所接触甚至熟知的很多西方文论,亦是经过语言的翻译及文化的过滤后,在很大程度上经过本造后的“变异”的文论。

二、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创立发展期

不管其是“显性”抑或“隐性”,对文学及文论中的“变异”研究基本上是在现象或规律层面上进行,而未曾从理论及学科角度对其进行一番梳理总结。源于对影响研究中的形象学及媒介学中的变异问题的思考,例如形象学中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生成过程中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与异国真实形象一定的相异性,笔者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变异学”的首次命名出现于《比较文学学》一书中的第三章“文学变异学”,并将其分成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化过滤及文学误读,但在理论层面上未对“变异学”的命名展开过探讨。有学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的视角出发,思考“能否根据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来支持‘变异学’的命名?或者‘理论旅行’的现象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命名为‘变异学’的重要根据?”。根据“理论旅行”,情境的变换会引起理论的变异。一种理论“进入新环境的路绝非畅通无阻,而是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点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理论如此,文学文论自然也不例外。“变异学”自提出之日起就得到了多方的关注及探讨。对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调查统计,在其主题中输入“变异学”,笔者共搜到已70多篇,其中硕士论文9篇,但这并不包括其他涉及和探讨“变异学”但未在主题或标题中体现的论文及著作,对变异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变异学”理论建构方面。著作《比较文学学》、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即将出版)及《“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立场或视角的考察》(2006)、《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2008)等14篇已发表的论文对变异学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架构及成立的理据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分析。变异学提出之前的比较文学研究注重探讨不同文明下文学之间的“同”,并且此种“同”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就是此种求“同”倾向的产物。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与进入》就是对此种求“同”倾向的批判回应。虽然其对不同文明间异质性的关注与探讨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方式却具有单向、静态的指向性特征,其最终的目标是通过“他者”来反观自身。而变异学在对求“同”的回应上则更进了一步。它不仅关注比较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更试图在此基础上达到不同文明下文学间的互补性,最终实现世界文学的总体性。变异学动态的特征使其超越了民族性,具有普适性。因此,变异学范式为处理异质性提供了一种变化的、动态的新模式。在其理论架构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跨越性”特征与“变异学”的提出》(2006)在阐述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得出文学跨越性为比较文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指出文学变异学为学科理论研究的新范畴,并界定了文学变异学的定义及研究领域,对在2005年《比较文学学》中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范围作了一定的调整,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变异,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它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进行研究,即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文学文本变异学及文化变异学”,为此后变异学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及范围。《跨文明差异性观念与比较文学变异学建构》(2009)对“变异学”中的异质性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曹顺庆教授将差异性拉向共时的文学文本审美和历时的文化功能的变异性上,在文明异质性基础上重新将比较文学历史化和美学化,始终把文学性和文化性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可偏废的两极,并把哲学层面上的异质性拉回到对于文学研究可以具体操作的文学变异性中”,并总结了比较文学实践上五个学科分支,即诗学变异性、审美变异性、文本变异性、语言变异性和文化变异性。

再者,“变异学”理论建构的其中一个学术特征便是始终与跨文明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合法性”交织在一起。对此,《跨文明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指出变异学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的交流与碰撞的结果。变异学中的形象变异与文学文论的他国化研究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任何一种理论在不同的语境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态和内涵,应当重视根据中国经验对西方理论所作的阐释,重视这种阐释与原理论的冲突,重视从中国经验与自身理论出发对引进理论进行自觉的理性抵抗与反动”。其次,“变异学”理论阐述方面。《跨文明“异质性研究”———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06)、《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变异学研究》(2009)、《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探析》(2009)、《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异国形象研究》(2014)等22篇文章对变异学的理论特征及学理基础进行了详细深入的阐述,主要探讨了变异学视角下的可比性基础,变异学对翻译研究、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的启示性作用。《文学变异学视野下的语言变异研究》(2007),探讨了语言层面的变异学,指出了其所指的语言变异现象区别于因为译者能力不足而造成的错译滥译,并对跨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从“变异学”视角来审视翻译中的变异现象对重新思考传统翻译中的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给予了全新启发,即从语言层面的关注转换深入到关注语言变异现象背后的动因,同时也有助于“比较文学反思和重新定位学科的目标,有助于发掘文学新质的生成机制以及探讨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此外,“可比性”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不可通约性”与“和而不同”———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2008)则从变异学角度探讨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即将变异学的学理基础异质性视为学科的另一可比性基础,从而突破了之前比较文学研究中以求“同”为可比性基础的局限,为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解除了以求“同”为目的的研究困境。“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异质性的提出正是中西两种关注普世性差异思想影响下的必然,是解决整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困境与学科建构问题的理论革命。”[再者,变异学的提出能很好地解决形象学中的变异问题,辨清形象学的学科定位。“法国学派的理论缺失在于不能反映文学流传中信息的失落、增添与误读,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接受者、不同文明的影响下的文学阅读的差异。尽管法国学者对此也已有所察觉,但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仍将这个比较文学学科归为实证性影响研究之列。”理论的阐述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理论框架,有助于指导人们将其运用于具体的实例之中。再次,“变异学”理论运用方面。此类文章如《品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等主要运用变异学理论来进行个案的分析与研究,集中在作品的译介与接受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作品旅行到“他者”过程中产生的变异及其缘由。任何翻译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都会受到不同意识形态、话语言说方式及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翻译中出现的“形象变形”及“创造性叛逆”都是两种文化“异质性”的间接折射。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站在变异学的视角,透过翻译现象来追溯并探究现象背后的实质,挖掘并正视其中的“异质性”,而不是用单一静态的翻译标准进行评判,从而达到良好的翻译文学生态。《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视角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2009)以《西风颂》和《鲁拜集》的译作为例,分析了译作在音韵、形式、意象上的变异,来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并以此达到形象地再现原作中诗情画意的翻译目的。《一个有争议的实证性文学关系案例分析———芭蕉与中国文学》(2009)将基于事实的实证性与变异学研究相结合,在正视文学间影响的同时,探析文学流传中的非实证层面———变异现象,即外来文学对作家的影响不全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作家在自身理解的基础上同化于其创作之中,从而创造出独具艺术价值的作品。此文章兼顾案例的实证性与非实证性层面研究,较全面地分析了芭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体现了变异学对影响研究中实证性所忽视的“文学性”探索的补充,以平等、客观的目光看待两国文学间的交流与关系。因而,文章得出结论:“之所以关于芭蕉与中国文学的实证性影响关系存在争议,缘于芭蕉的俳句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松尾芭蕉和他的俳句从本质上说终究是日本的,中国文化被承接后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异。”

三、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反思与前瞻

首先,目前的大多数研究多从历时角度展开,而很少兼顾共时的视角。多在纵向梳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的背景中来阐释比较文学变异学,即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进而转到中国学派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这样也许会让动态多维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式趋向于静态平面。今后的研究重心可适度转向现今比较文学学科的横向发展层面,即中国学者在面对跨文明视角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困境而提出变异学时,之前的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在现今的学科发展中(尤其是如今比较文学在一些“边缘”国家的兴盛)是否受其影响而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或修正。历史语境中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在现实语境中发生了哪些变化。相比于这些变化,变异学研究范式的优势与独特价值体现在何处,这些都是以后值得思考的问题。任何理论都是对特定历史社会语境的回应。历史语境的变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产生影响,使其有别于原先的面貌,促使其原先的研究范式的调整。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解释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范式的独特性与普适性。

其次,今后的变异学研究应更注重宏观视野的把握,其一就是注重变异学与之前研究方法的融合。目前多数文章在阐述比较文学变异学时,多提及在跨文明视野下,变异学相对于影响研究中对有事实联系的“同”的求证及平行研究中对无事实联系的“同”的探索的优势,多从变异学的视角来考察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例如《从变异学审视平行研究的理论缺陷》(2009),从文学变异学的角度对平行研究的缺陷进行了考察,总结了它在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普适真理与异质文明以及X+Y的困境三个方面的不足。这无可厚非。但有时我们也可以变换视角,从后两者来审视变异学,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从而更加充实变异学的研究范式。同时,在理论运用方面,多单从变异学的视角来分析具体作品中的变异现象,而很少融合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的方法。在这方面,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作者在书中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变异研究等综合运用,对所选主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与阐释,是一次非常不错的尝试。其实早在变异学提出之前,有学者在对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考察中就倡导两者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结合,认为“两派实可互补,如能在有文学影响的诸国文学里,以影响作为基础,探讨其吸收情形及类同与相异,岂非更为稳固,更为完备?”因而,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变异研究的融合何可不为?再者,注重变异学研究的现实向度。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跨学科打通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壁垒,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性与社会性。这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很大的关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动荡的社会及文化巨变引起了一场‘危机感’,要求所有学术学科必须解决处理由社会和政治所引起的问题,以此来重组学科自身,从而保持学术研究的社会相关性”。鉴于此,韦勒克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倡导扩大比较的范围,将诸如民俗学及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关系的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方向。这也许能部分解释比较文学在经历了只注重“事实关系”实证研究的危机后,在美国又异地崛起。正如有学者而言,“文学及文化分析中比较方法的举足轻重是因为人文学科的社会相关性”。这在如今互联网及新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更是如此。如何体现变异学研究的社会相关性有很大的思考及阐述空间。

再次,对变异学理论中的某些问题还应进行更为翔实的阐释与探索。首先是变异学中应阐清的几个问题,比如变异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及在哪里发生变异?变异的度及规律性是什么?等等。对如上问题的分析能进一步理清变异学的概念及本质。例如关于变异的“度”的问题的探索,即“变”到何种程度才成为变异学中的“异”。《打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之门———论“间距”与“变异学”》一文对变异性研究的范围进行了阐述,即“变异学虽然重新为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奠定了合法性,肯定了差异也具有可比性,但变异学强调的是异质性的可比性,是要在同源性或者类同性的文学现象之间找出异质性和变异性”,这或许能为今后对于变异的“度”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启发。这一问题就犹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样,若不对其范围及本质进行一定的界定,就可能导致其意义的无限延散,从而在此过程消解其自身。这就如同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一样,若文学与任何其他学科的比较都可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的话,那么就可能导致比较文学的泛学科危机。变异学中的规律性及“度”亦是如此。最后,关于变异学术语翻译的规范性与统一性。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促进了学科术语的不断生成与发展,尤其近来比较文学在东方的兴起更是如此。因而比较文学学科术语译介的系统化在引进或输出学科理论思想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术语翻译的规范化将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与不同思想的融合。“

第3篇:文学论文范文

1.1现代文学教学方式生硬

当前现代文学的教学方式仍以老师传授、学生听为主,老师生硬和晦涩难懂的言辞严重影响现代文学教学质量。我国高校现代文学老师在进行授课时应该避免炫耀深厚的文学功底,应该用朴实易懂的讲述引导学生进入广阔的文学作品之中,对于一个刚刚进入高校的学生,其认知能力和社会阅历是有限的,所以老师需要给予很好的引导。另外就是有的高校现代文学老师没有全面、深刻领会到现代教学的实质,过多强调“认识论”,忽略了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强调说教,淡化了现代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和学生的想象力,说教式的授课使得课程变得没有生气,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想象力,长此以往,学生对现代文学的热情自然会降低。

1.2学生缺乏对现代文学的兴趣

当前社会十分浮躁,学生急功近利。高校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大多以就业为导向,其判断一个专业好坏并不是处于自己爱好,而是为了毕业后谋取一份不错的工作。现在市场对中文学科专业的学生需求较少,中文学科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巨大,这样的学科就成为了冷门学科。即使是就读于中文学科的高校学生,为了迎合市场需求,热衷于考取计算机、英语或者其他专业技能证书,对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兴趣不大,在课余时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阅读现代文学作品,即使专业课程也是为了应付考试。

2我国现代文学教学对策

2.1提升学生处世能力

教育的本质是对人进行教育,使其在精神上得到充实,我国现代文学教学亦是如此,然而现在的教育体制却忽视了对人的教育,重视专业知识的教授。现代文学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教育来培养什么样的人,让学生通过这门课程学会做人处事。文学所涉及的面十分广泛,包括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等,它是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情感经验、艺术经验、生活经验的结晶。

2.2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审美教育是提升在校大学生审美能力的最佳途径,它通过对美的鉴赏来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培养和锻炼学生鉴别、欣赏和创造美的能力。现代文学是语言美、形象美、意境美等的结晶,教师可以通过现代文学的讲授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的培养不等于专业知识的灌水,而是需要培养学生的文学感觉,让你徜徉于文学作品中,自己去领会其中的美,老师需要做的是通过合理授课方式积极引导。为了达到好的效果,老师不仅仅需要对文字和字句进行透彻的分析,还需要引领学生挖掘文章中深层次意味,即对“言外之意”、“景外之景”的感悟。把审美教育与我国现代文学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挖掘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因素,培养、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在现代文学教学中融入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无疑给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老师有着良好的文学基础,把个人对文学的兴趣、感觉、热情等尽情发挥、展现出来,通过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领悟去感染学生。

2.3提升学生写作能力

为了提高现代文学教学质量,应该让该课程与写作结合起来,通过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来提升教学质量。现代文学教学不仅仅需要学生理解文学作品思想,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还应该要求学生从写作学视角阐释现代文学作品的内容,要求学生把自己的观点通过写作表达出来。

2.4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第4篇:文学论文范文

儿童文学课程不应是理论知识的空洞灌输,对学生来说最具有吸引力也最具有信服度的是具体可感的文本。教师在选择文本上,首先考虑的是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因为经典往往代表了一种高超的境界、一种值得信赖的价值判断。对经典文本的细读和阐释不仅可以用生动充实的案例为理论作注,并可以让学生从中把握到评判的依据,即以经典作品所体现的追求和达到的思想和美学的水准为尺度。但是,高校课堂里儿童文学的文本教学不能唯经典是论,还要不断输进新鲜血液,要关注新出现的重要的文学现象和实践中的诸多重要阅读现象,关注当下的热点文本,主要包括两大类:近年获奖作品和畅销作品。关于获奖作品,在成人文学界,人们会普遍关注每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及其代表作品,而在儿童文学界,同样也要及时关注国际儿童文学大奖的获奖情况,如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每两年评审一次的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每年一次的国际林格伦儿童文学纪念奖等。2014年安徒生奖的作家奖获得者是日本的上桥菜穗子,她的代表作是幻想小说《兽之奏者》等,插画奖得主是巴西的罗杰•米罗,代表作如图画书《羽毛》等,显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国内也设有多个儿童文学奖项,如全国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尽管获奖者并不一定代表最高水平,但是一般而言均会有其独到的文学贡献,藉此可了解儿童文学新的发展与成就,而将近年来中外儿童文学获奖者的创作情形作比较,有助于发现差异或差距。热点文本之二是畅销作品。以小说为例,翻译引进的儿童文学畅销作大多集中于如上文提到的英美幻想小说,其中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小说文类是“恐怖小说”,如英国作家达伦•山的《吸血侠传奇》,美国作家的R.L.斯坦的“鸡皮疙瘩”系列等。对于恐怖小说的美学理论和阅读效果需要介绍和讨论,以更好地帮助儿童进行有益的阅读选择。近些年国内的畅销作品主要以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等为代表的校园小说,要和学生一起探讨这种畅销的原因及其作品本身的成败得失,养成学生敏锐的判断力。文本选择要多元化,不仅要关注外国优秀文本,也要对本土创作多加关注,不能因本土创作的艺术质量总体不如外国的上乘而忽略本土。事实上,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在各个阶段也出现了一些颇有水准的重要作品。如在介绍图画书时,教师常会以获得诸多荣誉的西方和日本的优秀图画书为主要个案来精讲,但也要涉及本国的原创图画书,看到其努力,也看到其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涉猎中外的文本对举能激发学生进一步推进中国儿童文学的雄心。

二、兼顾儿童文学的多种媒介形态

随着媒介传播的多样性发展,儿童文学也有了新的传播形态。儿童文学的阅读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出版的纸质文本,也延伸到了电子文本,网络儿童文学创作也在迅速发展,如“网络后童话写作”等,阅读对象主要为青少年。网络儿童文学可以随时、更新在个人的博客空间,相对比较自由,但因为没有传统刊物编辑的把关,因此这些网络儿童文学作品的质量很难保证,往往良莠不齐,有些题材和叙事方式对少儿阅读和审美不一定适宜。因此儿童文学课程要关注这一时代性课题,引导学生去分析这种网络儿童文学的特质,看到其价值,也要看到其显在或潜在的问题。此外,儿童电影也是儿童“阅读”的一种重要形式,将根据儿童文学改编的儿童影片和原著结合讲授,比较原著和改编的异同,给予学生从文字文本到影像文本的感知,也有助于更好地辨识不同媒介的不同手法以及所能达到的不同的艺术效果。如“哈利•波特”系列,“纳尼亚传奇”系列、《夏洛的网》、《秘密花园》、《仙境之桥》、《草房子》等电影版都拍摄得相当优秀,将小说和善于制造奇观的电影结合观赏和讨论,可以丰富课堂形式,激发学生兴趣。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图画书改编的动画短片能更好地增强学生对于图画书作为“静态动画”艺术的特质的了解,发现动画在视觉和听觉艺术上的配合所能达到的美学效果。另一种倍受儿童(尤其是低幼儿童)欢迎的媒介是系列动画片,如美国的《猫和老鼠》、《海绵宝宝》系列,日本的《樱桃小丸子》、《机器猫》系列,近些年国内原创的系列动画《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等。儿童文学课程对于这些热播的动画片也应给予关注和评析,对其内容和表现艺术的特色、成就或不足进行讨论。对于当下多元媒介表现形式中的儿童文学这一课程内容的添加是一种“接地气”的方式。

三、培养批评性读者和创作者

高校儿童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不能满足于泛泛介绍儿童文学的基本知识体系和文本的感性欣赏,应致力于培养“批评性”的儿童文学读者,可介绍研究儿童文学的方法,以指导该课程科研小论文的写作。通过传授儿童文学美学分析的工具,促使大学课堂里的讨论向专门的学术研究转化,即不仅让批评变得有“据”(原理)可依,而且有“具”(方法)可使。成人文学中的文学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学、女性主义批评、叙事学、狂欢理论、读者理论等)可以转换性地使用进儿童文学的研究,根据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作选择和调整。玛丽娅•尼古拉耶娃在《儿童文学的美学方法导论》中指出:“美学分析不仅不会阻挠阅读的乐趣,而且通过对文本多重构成机制的深入考察,还会增进对文学的理解。”她通过具体的分析来演示各种理论工具如何才能得以最好的使用,选取了读者熟悉且容易认知的文本特征来安排章节,讨论了各种文本构成元素的美学问题,包括作者、创作、体裁、内容、构思、场景、人物、叙事、语言、媒介、读者共十一种,涉及文学批评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并从中挖掘儿童文学美学批评的独特之处。本科生的教学中不一定需要面面俱到地讲授研究方法,但是在具体的文本阅读中可以结合运用理论工具进行深入分析,以提升学生的理论视野和思辨能力。与联系当下儿童文学热点的阅读现象相仿,理论介绍中也应将国际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前沿的研究动态及时地介绍,开拓学生对于儿童文学研究的多维视角。如讲解英国童话《小熊温尼•菩》,可介绍国外两本从哲学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专著TheTaoofPooh(《小熊温尼之道》),WinniethePoohandPlato(《温尼•菩和柏拉图》)。此二书分别从中国的道家思想和西方的柏拉图思想来解读这部童话,发现其故事背后的哲学底蕴。再比如,讲解“哈利•波特”小说时,可介绍HarryPotterandPhilosophy(《哈利•波特的哲学世界》),这种从哲学角度对幻想小说进行的阐释新鲜有趣,且颇有深度。对于这些批评研究方法的介绍,可以给学生方法论的多种启示。高校儿童文学课程在拓展学生的儿童文学阅读视野、提升儿童文学的理论修养之外,还应倡导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课程作业形式可以多样化,可写研究性的小论文,也可鼓励儿童文学的创作。事实上,儿童文学创作也渗透着创作者对于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等相关理论问题的认识。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与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杰作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在高校儿童文学教学中鼓励儿童文学创作,激发学生对创作儿童文学的热情,不失为培养潜在的生力军的一条渠道。

四、结语

第5篇:文学论文范文

文本细读要达到预期效果,也需改变教师单纯讲授的课堂教学模式。讲授法是课堂教学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教师的讲述、讲解、讲演,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信息,在传授新知识的早期阶段必不可少,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基本知识。但若一直以教师讲授为主,则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十分不利。戏文专业的学生比中文专业的学生文学基础弱,很容易形成学生学习能力差的误解。其实不然。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例,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出“吃”狂人的有哪些人,但对这些人物形象的解读却感觉困难。这种茫然并非是智力问题,而是因为鲁迅的作品经常被安排在课程之首,学生此时还不懂文学批评的方法导致一时无从入手。但如果将文学鉴赏的方法单列出来讲给学生,必将枯燥无味,不如将方法以问题的方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问题教学法是将知识以问题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文学鉴赏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学习初期,通常需要教师设计问题,由浅入深,逐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后期则应逐步转变到学生提问题。教师安排学生课前阅读作品,让学生课前自主探究,课中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提问,一组回答;或者一组将学习成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另一组则提问质询。知识的学习之外,探究型的学习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讨论则提升了口语表达能力,若再以作业形式课后形成论文,亦可锻炼戏文学生较为欠缺的论文写作能力。现当代文学课程所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有限的课时之间的矛盾。由此,授课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范例”效用。所选的作品应可起到范例的功能,授课过程中也应注意总结、归纳文学鉴赏的规律。以《沉沦》为例,解读潘先生时很多同学还不能注意到其“先生”的身份,之后再看“他”,则能很快注意到其“留学生”的身份,并由此身份入手对人物加以分析和评判;更有部分同学将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与狂人、潘先生等知识分子形象相对比,反思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提高了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现代教学方法的运用,要求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强调教师的教法归根到底是通过学生主体活动来获得效能,着眼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而正所谓授人以不如授人以渔,传统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法的交互运用,是学生掌握文学鉴赏基本方法的有效手段。

二、文学鉴赏与专业实践的融合

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与研究能力相比,他们更希望得到提升的是实践能力。这也是他们对理论类课程兴趣不高的一个原因,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掣肘,却也是创新的切入点,若能发挥文学与戏文的双重优势,则将实现双赢。讲授与表演的结合,是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讲课程可选用的教学方法。表演是戏文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他们的兴趣与特长,将表演带入课堂,截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片段让学生表演并加以陈述,能够检测他们对作品的理解程度,也能活跃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以巴金的《家》为例,可表演觉民逃婚后众人的不同反映,演完后开放“观众”进行点评。在互动环节中,对觉新帮觉民说话到底有几分真心等问题经常产生分歧,“演员”表演时对人物内心的揣摩与“观众”对人物的认识在碰撞中激发思考的火花,在讨论中加深了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表演的加入弊端在于所需时间较多,即便课前准备所耗费的时间不计,一节课时间学生表演加上点评与讨论,最多只能完成一到两个片段,很难全面铺开。若要实现全部学生的参与,所需课时量占的比重势必过多。当下社会,早就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图像文化的流行对于以文字作为表达手段的文学来讲是巨大压力,而当大众习惯于通过各种影像资料侧面了解文学文本时,误解与偏见也随之而来。但与其排斥,不如将影像资料引入课堂,化危机为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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