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建造概论精选(九篇)

第1篇：智能建造概论范文

关键词：模式教学 概念同化 结构体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5（c）-0040-01

1 创新式教学模式

多元智能体系所指出的是，每一个个体都可能在某一方面具有比较大的优势，而同时其他个体可能在此方面表现一般。而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造成了一种多元化，多元化的智能体系的建立基于较为庞大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与存在性，这种客观性造就了多元智能体系的成功实施。应用在化学课堂理论教学上，多元智能体系的利用可以为创新性的教学模式提供最为有利的保障。

创新式的化学课堂模式体现在逐渐激发学生的多元智能的发展上，根据不同学生之间的智力、创新力、理解力等多方面的差异性的特点，设计不同的课堂教学模式来满足多元化教学秩序的发展。这种体系建立在学生技能的掌握上，即对化学学习技能的掌握程度的不断提高上，能够把握化学课程的学习系统化的理论基础依附于哪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充分发挥教学课堂的集体能动性，发挥个体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理解上的多样性，由单一的课堂听讲式教学模式向多样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从创造性思维模式出发，引导学生在转化教师讲解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向多层次，全方位的扩散思维的发展。

多元化智能体系的表现基于七种智能上的不同表现，对于学习途径的掌握上，不同学生之间表现较大的差异，这需要化学教师在实际教学当中细心体察学生的创新式学习方式的进展情况，在设计教学模式上多采用学生较为喜欢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创新式代替固有的教学说教式。在激发学生多项思维发展的同时，能够引导学生组成创新式学习组，以此加强多元化的智能体系的维护。在实际教学积累的教学经验，需要不断的加以总并记录在案，在新的模式的引导下作出较为合理的比较，增加案例式的教学辅助，在求同存异的情况下，适当满足不同学生之间的学习要求，按照新课程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加强教学模式的大胆尝试，总体框架是围绕着多元化智能体系的理论框架。向多方向、个性化展示的学习效果上靠拢。

2 概念的教学设计

化学概念是比较抽象的东西，是比较难理解的。化学是探寻微观世界的基本组成和变化的自然学科，对于高中生来说，与宏观世界所见的东西有着迥然的差别，学习化学知识，首先从学习化学概念开始，通过对化学概念的学习和理解，将有助于学生对事物的客观看法的极强的改变，加深对概念性东西的理解，有助于在化学学习上做好第一步。

在概念学习设计上，要体现概念的四个部分，包括概念的名称、属性、例证和定义。要求学生在学习这个四部分内容时，充分理解概念的抽象性，把握概念学习的基本特点，采取概念的形成和概念的同化两种学习方法，来加强对概念的初步了解。概念的形成是基于客观事物的大量分析总结，而形成的规律性的总结，学生在学习概念时可以提出此类是如何形成的这样的设问，然后由大量的已知的概念或事物的联系来推论新的概念的学习，而概念同化式的学习要求具有同化新概念的结构性思维，对于上位学习和下位学习掌握的比较熟练，对于结构性基础越老牢固的同学，学习新概念同化的效果越好。

通过对概念的正反例证的差别化学习，来辨别新概念的不同之处，发觉抽象思维的强项所在，利用所学到的有关知识来解释新的概念所涉及的知识面。学生在辨别新概念与已知概念的时候，需要对新概念引入新的思维模式，以此加强差异化的学习，对于能引起相互联系的概念，需要分门别类，加以组别式的学习。同一个概念中，可分割多个小概念的大概念，需要学生的理解力和掌握力都非常强，在此情况下，多采用概念同化的学习方式，以此加强部分小概念的理解，并在综合运用上采用概念形成的学习方式，以此加强对整体概念的学习。由此可见，概念同化与概念形成是两种相互结合的学习方法。

从上述的观点来看，化学教学课程设计的实践理论研究点，须符合基本的迹象设计要求：

概念的学习尽量满足多种化学事实的要求，提供尽可能多的数据、模型或者图表等易懂形式来建立学生对概念的基本概况。

对抽象化学的学习，要了解其本质的因素，掌握分析概念之间的异同，针对逻辑性的语言，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尽快的熟悉和习惯和化学语言对概念的表达方式，建立抽象思维模式。通过正反例证加深对概念的全方位理解，加深对概念的基础和外延的基本理解，以此符合概念的学习设计要求。通过对概念的学习，进一步巩固对概念的延伸学习，加强对概念的运用，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3 媒体与课堂结构

3.1 教学媒体

工具或者模型的使用涉及到教学媒体的使用和选择，对于现代教学来说，必不可少的多媒体教学方式已经成为可能。充分调动学生在学习过程对媒体的运用的熟知程度，学生在观察、分析和使用媒体过程的思维变化模式，与单一媒体教学模式之间的区别，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先进的教学手段基于媒体的实物性较多，参与到教学当中的标本、投影、计算机等工具，是化学演示模型必不可少的。追求更快的掌握速度，使得学生的学习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将学生从单一的学习生活模式中解放出来，更多的参与到对自然的诉求上来，对化学衍生物，对化学基本世界观的研究，都是学生在多媒体教学引导下的良好进步。

3.2 教学过程的结构

确定课堂教学过程的结构是指将前面确定的各个教学要素，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以一定的结构关系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序的流程。简单说就是教学活动顺序的安排，即决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使得教学方案具有可操作性，便于教师上课、备课和修改，有利于教师把握整体，在头脑中形成比较清晰的教学活动思路。

教学结构是个有序的结构体，参与到教学结构当中的元素需要能够整合整个教学过程，以顺序进行的教学结构中的单元体，使得教学方案能够顺利进行，同时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在化学教学体系当中，课程设计的基础大纲以教学结构为框架，按照教学结构的主题要求来设计课程。多元化的智能体系教学结构以促进学生学习效率，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加强素质教育，加强对化学本质的认知为任务的根本。强调对学生利用多种优势资源进行学习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张宫开.提高高中化学习题课教学质量的策略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2012.

第2篇：智能建造概论范文

这样精深博大的事业需要清晰的建筑学和目标明确的选材，整体和自己的主导的陈述意图才不至于在精微部分的细节上从视线中消失。博德[的思想]集中在造成“整体区分”的位置[复数]上，它们对于由他的工作所突出的在思想的各个时代的思想形态[复数]的整体性是不可放弃的。因而，宗旨不是时间历史-全书式的总体性，而是按照事质来划分的整体性。各个思想家乃至他们的位置对于思（denken)是“建筑工具”，这种思把自己本身理解为一种“建筑性的”思，更专业地说：一种“理性关系建筑学的”思。

在整个建筑学中，博德区分三种各自作为整体来理解的精神历史阶段：（1）从古希腊直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历史，（2）在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达到顶峰的现代和（3）接下来的“次现代”[submoderne]（博德优先选择的措辞）或者后现代。博德所关心的是突出在这些阶段之间的每一次“切割”的彻底性，而不是在往往不加追问地设置为前提的哲学“运作连续性”的意义上，通过效用历史和问题历史的视角化把这些阶段“粘贴起来”：这样的方式只是掩盖了[如下事实]，思在每一个时代都遇到各不相同的理性使命。

就博德的首要的哲学关怀正是这种区分而言，因而需要划分各个使命的清楚界线乃至各自所完成的思想[gedachten] 的清楚界线。作为在个别阶段内的位置[复数]（所谓rationes[理性关系]）的区分原则和建筑原则，一种三分式起着重要作用，博德从海德格尔的用语“思想之事的规定”那里借来这种三分。一个位置让自身由此来得到规定：它是从（一）思，（二）从[思之]事还是从（三）前两者的规定来取其开端，接下来的两个其它关系项[termini]的顺序是如何构成的。每三个位置亦即rationes[理性关系]组成一个形态[figur]，它的联系每一次由这些关系项的一位来承担并且完成。这种抽象的结构原则已经指出理性这一概念的基本的内容上的区分[复数]，博德的全部工作围绕着理性地运筹和继承这些区分：“自然理性”（对于现代：“技术理性”）从作为第一关系项的思乃至认识来发展自身，“世界理性”（“mundane”）的形态[复数]围绕着其ratioes[理性关系]中的事-关系项，而“概念把握的理性”[die“coneptuale vernunft”]或者“形而上学的理性”每次皆从规定开始。[2]

在献给西方之思第一阶段的《形而上学的拓扑学》（=tm）中，博德阐明“自身不再运动的形而上学”，为的是“在形而上学之知中寻访开端性的理性的或者‘开端的’思想的原则，而原则首先为历史性的。”（tm 49）。这里他发现一个基本模式，这让他把形而上学的历史分为三个同等的时代：时代所特有的智慧形态[weisheits-gestalt]每一次都走在形而上学的思的前面，这就是说，一种非哲学的知，一种关于人的规定的知先行于哲学。在否定的乃至排斥的关系中，自然理性处在这种智慧的对立面，自然理性从自己的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从观察中提出一种知，并且试图占据原始智慧的地位。这种自然之知最终表明自身没有根据，同时带来原始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约束性的危机，这导致理性与自身相区分。区分是这样发生的，理性作为“概念把握的”[conceptuale] （“形而上学的”）通过自然哲学的知而和原始的sophia[智慧]“结合”：这种衔接的发生是由于概念把握的理性赋予丧失约束力的智慧以相应的“逻辑”和与之不可分的确定性，这意味着，把智慧建立在相应的原则上并且将它带到第一科学——形而上学——的形式中。在这种由概念把握的理性所造就的对智慧中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保护或者掩护[bergen]中，理性显示为在哲学的词义 [“爱-智慧”] 上的理性，形而上学显示为真实的“爱-智慧”：“形而上学知道自己从它的每一个开端上就是爱-智慧。在它的每一个时代它皆以此为目标，这就是把智慧本身呈现为科学，并且是以这种方式：智慧是给所有理性[vernuenftigen]去知晓的礼物。”（tm 442）

为了适应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智慧之知，为了能够恰当地“用概念来继承”[concipieren] 智慧之知，理性必须特地规定自身，把自己作为概念把握的或者形而上学的理性与自己作为自然的理性区分开来。所以，到黑格尔为止的哲学历史在博德的阐述中最后只有通过理性本身的区分运动才能够把握。因而，对海德格尔的问题“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回答与其把注意力转向一种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象规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区分）或者神学（最高存在者的学说），不如将注意力放在作为思想形态的形而上学理性或者思辨的理性上，放在由这种理性所缔造的得到论证的洞见的统一性上，这是对一种在源泉上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知的洞见。

把这种结构原则应用在由博德的工作所突显的智慧形态[复数]的三分式[3]和与智慧形态[复数]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时代[复数]上，其组织构成如下：缪斯之知出现在第一时代（荷马，赫希俄德，索伦），知的核心内容在所是[was ist]和所应是[was zu sein hat]的同一性上，这种同一性以神性的决议为依据。与这种得到启示和神性担保的关于如其所是的约束性的智慧相对立，自然理性出现在宇宙论的形式中（阿纳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种以观察为依据的知否定上述智慧。然而正是这种纯粹的人的洞见的不完满导致这样一种危机，在危机中形而上学的理性首次以巴门尼德的形态而出现并且把那种孤绝的[das eine]存在者[巴门尼德的另一准确的说法是：如其是/wie es ist。]规定为约束性和完美洞见的结合原则。柏拉图的善的理式处在认识论的完美中，在这里亦如在亚里斯多德的作为第一科学和神学科学的形而上学那里——有不动的推动者作为理性的纯粹现实性，缪斯智慧的具有约束性的已知[的知，gewusste]最终在变化了的形式中找到科学的掩护[bergen]。结论是：“第一时代的形而上学用“让”[lassen]的方式来完成可以洞见者和所应是的相同性[selbigkeit]，让kosmos[宇宙]存在——这是它最后的思想。而亚里斯多德没有忘记，他在开端上须感谢谁：他的荷马。”（tm 165）

在形而上学的中间时代（在博德这里中间时代包括[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奥古斯都的]晚期希腊文化和晚期古典）新约智慧的福音（对观福音，保罗，约翰）打破已经先于它而存在的教条的、怀疑论的和奥秘的哲学之知，哲学企图“以自然的方式，也就是由自己本身而成为智慧”（tm 205）。奥古斯丁关涉到基督的智慧或者sapientia[“智慧”的拉丁文]，但却不是通过上述自然的世界智慧，而是通过时代的第一个形而上学的位置自身，这就是普洛丁。普洛丁否定了基督智慧，把最终为单纯的和不可言说的原则给予了中间时代。中间时代的哲学用奥古斯丁的爱-智慧（amor sapientiae）接受了原则的规定，与这种爱紧密联系的是“践行真理”，作为精神的行动，在这里人的精神是上帝的镜像。在结束的位置上，托马斯的神学显示自己是“中间时代的形而上学的科学”（tm 301）：作为神性的科学（scientia divina）它通过启示的中介在自然理性的前提下和人的第一科学联系起来。在这个合题中，自然之光在它的认识能力中始终依赖于给人们去信仰的articula fidei[信仰的宣告]，神性启示的智慧为概念所继承并且被掩护在科学的稳定性中。

核心的智慧在最后的时代为形而上学的理性所继承，它是在艺术（米朗凯基罗），宗教（路德），自然理解（布鲁诺，培根，伽俐略）和公民的诗中（卢梭，席勒和荷尔德林）所宣布的对自由的知和情感。这种前-形而上学的自由的确定性现在依赖于一种形而上学，它在纯粹以自然因果性为依据的观察方式面前保护自由的确定性，把自由确认为必然设置为前提的理性理念。这个最后时代的完成也是形而上学历史的完满，它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实现了，特别是在《逻辑学》中，它呈现了形而上学的“完满的体系”（tm 27）：“没有什么在任何较早的形而上学中……的思辨，不在这部著作中被接纳，更有甚者：在其中被创造并且从方法上巩固下来。”（tm 44）在这里纯粹概念变成知的理性中介，自然和精神在理性中介里结合起来，具体说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物理自然和精神自然的理论框架里（《哲学全书》）最终有效地允许概念把握的理性成为其自然对应物的主人，理性表明自身与自然是一体。 理性在自身的区分因此而回溯到一个唯一的原则，它最后在黑格尔的现实的理性[vernuenftigkeit]乃至理性的现实性的用语中也扬弃了任何存在和思想的差异。

尽管已陈列出呈现各个时代的结构原则，博德在这里仍然看到自身的理性使命，看到一种形而上学理性的特殊形态正在形成，一方面是在原始智慧的形式中的关联点，另一方面是事、思和规定的基本关系[复数]每次都在变化。形而上学是一个整体，这是因为时代每次所完成的[使命]把理性与自身的区分在上述基本关系中带往穷尽自身的结束。“形而上学的共同事业”（tm 50）合情合理地完成了。随着黑格尔，形而上学“关闭起来”，其完满的历史不是别的，就是爱-智慧的历史，因为：“所呈现的种种关系的结果让人认识到，人的规定已经完成，一如形而上学把它从原始的知的形态[复数]中掩护起来。”（tm 686）

博德在《现代的理性结构》（=vgm）中致力于后黑格尔的现代，现代在核心处的标志是对作为纯粹理性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彻底拒绝，在理性科学中理性“事实上不和别的，只和自身打交道”（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版708）：世界理性在现代充分发挥其关键作用，并且“追求‘从事情上’得到规定，抵达‘事本身’[复数]，事作为某种无法扬弃的与世界理性不同的东西对于它[指世界理性]是‘被给定的’。”（vgm 689）现性也不再作为概念把握的而关涉到一种并非由它造就的知，而是面向三大“全体性”：历史，世界和语言，现性与它们处在一种直接的关系中，这就是说，不再通过自然理性或者理性概念中介的关系。现代世界理性对先行给定者的省思可以分为三大形态，在这三大形态内每一个位置（或者ratio[理性关系]）皆完成了上述三大全体中的一个。这种双重的三段论[triadik]与ratio terminorum[理性关系的关系项]及其事、思和规定的变化顺序的动机密切相关，是现代整体的建筑学原则。第一个形态，对科学[复数]的省思，其标志是在内部发挥作用的理性的功能性或者操作性，每次进入省思的全体性由此显现为具有技术规定性的整体：相互关涉的思的技术语言（弗雷格），统一的自然现实性的世界（石里克），最后是科学的问题状况的历史（库恩）。这里，现性作为技术的是形而上学时代的自然理性的一种继续，然而不再有对应的概念把握与之相区别，以至于科学[复数]最终不断地陷入技术的内在本性[inhaerenz]。随着这种自然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连续性假设，博德同时突出与海德格尔的命题的区别，这个命题就是技术之思是形而上学理性的遗产。

如果形而上学或者概念把握的理性还在现代有地位的话，那么，似乎在第二种省思中，它以解释生活为目的：在历史性生活的解释学（狄尔泰）和世界意识的现象学更新（胡塞尔）中，难道不正是在这里一种先行的赋予[vorgabe]被理性所继承并且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第一科学了吗？但是，这里必须注意先赋[vorgabe]的区别：形而上学时代的智慧[先赋]提出真理的要求并且以内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为标志，这种理性呼唤出哲学的理性[vernunft]，而现性的先赋是“无理性的，体验的生命……，一如它在历史、世界和语言中展示自身并且总是被阐释出来那样”（vgm 231）。因此，不再可以把这种被体验的生命的“众说纷纭的”[“doxischen”]形态放到逻辑上透明的科学统一性中，而只能放在一种奠立意义的理解学说中，理解在这里是对本身无理性的生命的理解。这种从根本上不同的逻辑表明现代解释学之思只是对概念把握理性的“模仿”[simulation]。维特根斯坦对社会生活的语言性的省思给上述“形而上学的余烬”（vgm 188）一个结束，哲学概念的规范区别在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中灭亡了，语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在一种logon didonai[讲故事][4]的形态中显示自身，这种理性在被制定的生活形式中，在消除任何论证的呼喊——“我正是这样来做”——中被取消了。

博德在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在由他们实现的对人的创造性本性的省思中看到现代的完成（现代的“核心省思”）。在这个“非哲学的核心省思”中（vgm 362），与哲学史的鸿沟最大化了，对人的规定的追问并非从先行的智慧之知中表达出来，而是从人的本质经验中说出来，人的本质不仅向外部是创造性的，而且也正是鉴于人自身是创造的。然而核心省思的经验表明这种创造性却在历史和当前被系统地歪曲了：在资本的自我兑现过程中创造性本性贬低为商品（马克思），意志的价值创造为否定生命的基督教道德所否定（尼采），在纯粹技术的理性中结束的形而上学之思的自我遗忘（海德格尔）。所有这三个位置都回答了这种“缺失-经验”和与此相连的人的创造性本质的“困境”，答案是必要的人与自身在将来的区分：共产主义的人，超人和领受死亡的人的此-在。这第三种省思形态的世界理性突出了存在先于思想的不可扬弃的先行性，与黑格尔的现实性和理性的同一性原则处于彻底的对立和否定中。彻底拒绝一切思辨哲学，指明即将来临的迄今之人与自身的区分，在这里现代的世界理性竭尽了自己的明辨力量；它也完成了其划时代的理性使命，其结果是：现代显现为一个整体。

以变化的目光关注业已完成者，博德结束了对历史（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历史）和世界（现代省思的世界）两大“全体性”的工作，此后尚待完成的是理性关系的建筑学与语言及当代或者次现代之思的交锋：以建筑的方式，博德要用以整体为目标的三段式建筑学阐明次现代的看来似乎不可简约的多元主义，他把无序的次现代（梅洛-庞蒂，福柯，德里达），结构的次现代（雅考普森，巴特，列维-斯特劳斯）和分析形态（莱尔，奥斯丁，达米特）区分开来。接下来最后一步应该是对在西方智慧形态[复数]中给予尺度的“言语”的尊崇和评价，至此，博德的思想自身最终作为爱-智慧而圆满结束。

博德的事业在当今的哲学风景线上当然显得像一块漂流石般孤独，作为敢于体系化的思想的见证，它现在就自身方面屹立在其自身使命的完满之前，“理性地谈论理性”（vgm 16）。它以时常夺人心魄的西方之思的建筑学面对读者，这种建筑学无疑地要求矛盾。每一次交锋在这里都应该把博德下面的话铭记心上：“因为批判不在原则上也就不在整体上造成区分，所以它停留为学术活动，这种活动没有超出诸如牢骚的价值。”（tm 46）

贺伯特·博德的重要著作：

《形而上学的拓扑学》，卡尔·阿尔贝出版社，弗莱堡/慕尼黑 1980。(书店已售完)

topologie der metaphysik, karl alber, freiburg/münchen1980.

《现代的理性结构》（缩写vgm），弗莱堡/慕尼黑 1988。(书店已售完)

das vernunft-gefüge der moderne , freiburg/münchen1988.

《历史的建筑工具——希腊和中世纪哲学论文演讲集》，格哈特·迈尔编辑整理，维兹堡：科尼希豪森出版社1994。380页，42.——欧元

bauzeug der geschichte, aufsaetze und vortraege zur griechischen und mittelalterlichen philosophie, hg.v. gehald meier,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 1994.

第3篇：智能建造概论范文

关键词：智能建筑；绿色建筑；节能；环保

中图分类号: TU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2)20-5015-02

智能建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办公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舒适。在新时代背景下，典型的智能建筑已不能满足当代人对绿色、环保、节能的最新追求，为实现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智能建筑中体现绿色和节能。为此，笔者试从智能建筑的绿色与节能出发，对其进程进行论述，对其发展进行展望。

1智能建筑的出现与发展

智能建筑的概念最先在国外出现，这个概念的产生得益于数字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智能建筑是信息时展的必然产物。也正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化发展，智能建筑的概念应运而生，并且很快地，这一概念投入实践。在1984年1月，美国在康涅狄格州哈伏特市建成了世界第一座智能大厦，在这里，建筑的使用者无需准备复杂的设备，便可享受语音通信、文字处理、电子邮件、资料检索、市场情报等多项服务。此外，大厦还实现了由计算机系统智能控制的空调、防火、防盗、配电、供水自动化系统，划开了建筑设计新的篇章。

在我国，智能建筑起步较晚，在9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首先提出了我国《智能化办公大楼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也是我国智能建筑起步的开端。在此之后，在改革发展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出现了很多以“智能建筑”为标签的建筑物，虽然有很多建筑实际上仅是以此为噱头，但是在这个时期也发展起了一批正在具有智能化功能的建筑物，也为我国智能建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虽然智能建筑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得我们生存的环境更为便利、舒适。但是作为建筑，其始终是能耗大户，为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在21世纪的智能建筑发展更多地偏向了绿色与节能。这一点从我国对于智能建筑的定义也显然可见，在《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00)将智能建筑定义为“以建筑为平台，兼备建筑自动化设备BA，办公自动化OA及通信网络CA，集结构、系统、服务、管理及它们之间的最优化组合，向人们提供一个安全、高效、舒适、便利的建筑环境。”但在随后的几年，国家对该标准中智能建筑的定义进行了修订，新标准GB/T 50314-2006将智能建筑定义为“以建筑物为平台，兼备信息设施系统、信息化应用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等，集结构、系统、服务、管理及其优化组合为一体，向人们提供安全、高效、便捷、节能、环保、健康的建筑环境”[1]。可以看出，在新修订的智能建筑定义中，添加了“节能、环保、健康”的概念，由此，智能建筑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

2智能建筑中的绿色与节能

智能建筑的绿色与节能概念最早源于绿色建筑的理念，在绿色建筑的理念里，追求以最小能源消耗、最有效的能源利用方式，在最低的环境负荷下，构建安全、健康、便利及舒适的建筑空间，达到人、自然与建筑的和谐统一。智能建筑的绿色与节能在于，不局限于用智能系统管控建筑设施，而是更充分地利用智能系统来构建绿色建筑，发挥智能科技在节能和减排以及环保中的作用，以“智能”服务“绿色”，使得建筑拥有活力的生命和可持续的生机。

近年来，智能建筑设计中通常会考虑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同样地，绿色建筑的设计里也会涉及很多智能化技术和信息自动化技术，正是两者相互渗透的关系使得智能建筑具有了绿色与节能的属性。一般地，智能建筑中的绿色与节能主要体现在：对自然能源的利用，如太阳能、风能、地热的利用等；智能暖通空调系统，如区域热电冷三联供系统、变频空调系统等；智能室内环境控制，如室内照明控制，随环境、温度、湿度自动调节的呼吸墙等；智能的给排水系统，如对泵类设备根据需要的智能调速、雨污自动收集和分离、污水的一体化处理设备等。可以说，智能建筑的绿色与节能并非简单的建材和新设备的组合，而是在它们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体现出绿色建筑的功能特点。为体现出绿色建筑的功能特点，就必须对智能建筑进行恰当地管理，使建筑系统中的环境、生态、能源、建筑结构、电器、设备、通信、网络等管理相互协调，以实现绿色环保的最终目标。

3建筑发展的方向——绿色建筑和智能建筑的一体化发展

所谓绿色建筑与智能建筑的一体化发展，即是将智能建筑的设计方法和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相结合，以“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为核心，通过智能化手段与绿色理念的融合来实现人、资源、环境三者的最优化发展[2]。通常，绿色建筑和智能建筑的一体化发展所形成的建筑被称作绿色智能建筑，对应绿色智能建筑，其所使用的技术被称为绿色智能建筑技术[3]，常见的包括：节能技术、节地技术、节水技术、节材技术以及智能化设备及技术。实际上绿色智能建筑技术在我国已有多处应用的实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场馆“鸟巢”，迎合绿色奥运的口号，体育场使用了地源热泵，可以从土壤中吸收能量，夏季吸收土壤中存贮的冷量向鸟巢供冷，冬季吸收土壤中蕴涵的热量为鸟巢供热。又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水立方”，膜结构等相关技术使自然光能得到充分利用，能实现一天中绝大部分在封闭的场馆中利用自然光进行照明，大大的节省电力能源；同时在“水立方”，3万m2的屋顶可以把雨水100%的收集，相关资料显示，该雨水收集系统一年收集的雨水量相当于100户居民一年的用水量，因此这种高雨水收集率的建筑对于北方缺水地区尤其适用。此外，将绿色智能建筑技术用于原有建筑的改造也是今后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如厦门中银大厦节能改造项目，在对原大厦的能源改造中，首先对技术落后的2台冷水机组和4台水泵进行更新，提高运行效率；其次，重置了冷冻水温度以符合预期冷冻负荷；再次，采取了控制通风的先进控制策略；而后，对风机和水泵进行变频改造；进行了夜间回设，夜间操作循环使HVAC设备在无人期间保持区域级管理实现节能；再而后，通过楼宇设备监控系统实现对水泵和冷却塔风机的开启、运行监测，水流量根据实际负荷进行自动化调节；最后，对照明系统进行了节能改造。据了解经改造后，该大厦每年可节电近95万千瓦时，省电达30%，为国内同类型的公共建筑利用绿色智能建筑技术进行节能绿色改造提供了借鉴。综上所述，在今后，绿色建筑与智能建筑的一体化发展必将成为建筑的发展方向，也只有这样，人们对于绿色生活以及节能的全新要求才能得到最大满足。

参考文献：

[1]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等.GB/T50314-2006智能建筑设计标准[S].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7.

第4篇：智能建造概论范文

关键词：弗洛伊德批判喜剧理论

Abstract:Thetheorybreakthroughgrowsfrequentlytotheformertheoryeverybodythoughtagainponderduring.IntheWesterncomedytheoryhistory,Floydsmilesdiscussesthethoughtrichsignificanttheoryinspirationvalue,issubjecttotakesseriously.OurcountryacademiccirclesmilestheresearchwhichtoFloyddiscussesactuallytobeintranslateswiththeprimaryappraisallevel,donotsaythatcarriedonthesystem,thecreativeestheticstransformationtowork.Theanalysismakesthiskindofconditionthereason,apieceofFloydsmilesdiscussesin-depthpsychologybasisinwithdifficultyconfirmationandthetheoryexplanationthescienceandthemetaphysicsingredientconflict,causesthepeopletoenlargetoitsappraisaldifficulty;Second,theoldtheoryframe’slimitandthenewtheoryframecreatefuzzilyappraisethecommandingpointandthebreakthroughpointchoicedifficultymarkup.

keyword:Floydcriticizesthecomedytheory

引言

现在我国喜剧理论研究总体上处于相对尴尬的状态。一方面，建立在“四范畴”基础上的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面对纷繁多变的当代喜剧形态变体难以给出有效、规范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喜剧元理论框架，致使传统“四范畴”本身的区分标准也常常纠葛不清，喜剧理论正成为一个无力的理论。构建一个更具逻辑力度、更具包容性和解释性的喜剧元理论框架成为当务之急。也正是在这种思维诉求下，弗洛伊德笑论逻辑建构方式的意义才彰显出来。

一、弗洛伊德笑论研究的历史状况

弗洛伊德笑论首次引进中国，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品文运动中。林语堂在《论幽默》一文中首次提到了《郁剔与潜意识之关系》一书，而真正对弗洛伊德作出全面、深度评介的，是朱光潜，他在《变态心理学流派》一书中，介绍了弗洛伊德在《诙谐和隐意识的关系》中对灰谐(wit)心理的有趣探讨，但未作评价；而在《文艺心理学》的《笑与喜剧》一章中，则重点讨论了弗氏的“心力节省说”，认为：一则弗氏的“心力节省说”是历史上“精力过剩说”、“自由说”、“游戏说”以及“鄙夷说”的合并和发展，特别是弗氏的“移除压抑”(removalpleasure)就是“自由说”所说的由紧张而迟缓，不同之处只是这种紧张在弗氏学说里起于意识和潜意识的相持，这是弗氏对“自由说”所加入的新成份。但这一说法是否成立，以弗氏隐意识全部能否成立为转移。二则弗氏的“心力节省”概念“颇有毛病”：语言的“节省”并不尽能引起，如“凡物下坠”不能引人发笑。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并没有替诙谐时的“节省”寻出一个特点来。[1]

从60年代开始，陈瘦竹先生结合中国传统戏剧理论，对中外戏剧中的喜剧进行研究，形成了我国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该范式的特点是重主客观的统一，重对喜剧艺术作品的分析。陈先生认为：（一）弗氏所谓的“敌意的笑话”完全缺乏社会内容，只注意满足本能的冲动，审美境界不高；弗氏将幽默态度的形成和发展，只从主体心理加以解释，完全脱离社会实践，这不仅非常玄妙，而且不能充分说明其特征。（二）可借鉴之处是不仅将笑话、喜剧性和幽默严格加以区分，而且关于幽默的性质和特征的论断极为精当。（三）心力消耗的节省和感情消耗的节省尚不能成为定论。[2]

80年代，西方现代派作品大量引入，带来诸多异于常态的喜剧形态，这导致我国喜剧理论研究又一个高峰期的到来。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是初步形成了我国广义的喜剧理论研究范式。该范式的特点是，注重对笑的心理机制和形式特征做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学的综合研究。弗洛伊德笑论著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完整译介过来，如：1987年，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其中包括《论幽默》一文）；198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的《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译者在《译者序》中指出了书中贯穿着“形而下的还原法，即通过对笑话结构的还原来把握机智的无意识根源”的特点，只是没有作进一步的生发。

由此，弗洛伊德笑论思想是在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和广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两种视野下被认知的：在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内，“审美境界”成为一把重要的尺子，弗氏满足本能冲动的“敌意笑话”倍受诟病，而幽默理论受到赞赏；在广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内，弗氏的“心力节省”和“形而下还原法”作为他的重要理论突破受到高度重视。但是两者都没有发现弗洛伊德笑论逻辑建构方式的重大价值。

二、弗洛伊德笑论概念的美学归位

讨论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方式，有必要先对他所使用的相关喜剧概念进行一下美学归位。这是因为，弗洛伊德的笑论是其对梦的机制和无意识研究的副产品，其初衷是为了他无意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而且弗洛伊德笑论在使用机智、喜剧性等美学概念时，与一般意义上的美学概念多少有些出入，常常赋予自己的解释个性。

关于机智。在弗洛伊德那里，“机智”实际上承担着双重职能：首先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喜剧性亚范畴而存在，其特征是具有强烈而显明的二元结构性（观念的对比、荒谬的意义、混乱与明了、第二级启蒙），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话说，就是具有“古怪”属性的急智类令人发笑的笑话形式。他自己也明确表达了概念的这种使用意向，即“矫正以往一些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错误研究倾向：总是把机智作为喜剧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其次，正是由于机智具有喜剧性的典型结构特征，所以它在书中实际上承担了作为弗氏对喜剧性心理动力规律的分析载体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机智等同于本文使用的核心概念——喜剧性。弗洛伊德声言，机智技巧“和机智本质的关系比它和喜剧性的关系

更加密切”。[3](P96)但是，弗洛伊德对机智的这后一种职能认识并不清楚。

弗洛伊德认为，“在机智形成过程中，一个思想流中断了片刻，接着它又突然以一条妙语的形式从无意识中冒了出来”，[3](P148)“当先前占据某些心理渠道的所有心理能量已经无用武之地，以致于使它可以自由地发泄出来时，人们才会笑”。[3](P128)而且他断定，“在形成并维持精神抑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心理消耗’”，[3](P101)此机智乐趣产生于抑制消耗的节省。

弗洛伊德特别重视机智的结构技巧问题，认为机智技巧的辅助造成机智效果的不确定性。“具有更大理论意义的是一系列辅机智技巧，它们显然是想把听众的注意力从机智过程中引开去，以便于使后者可以自动地向前发展。”“通过使用这些辅助技巧，我们就可以正确地设想正是由于掌握了这种注意力，我们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并重新使用自由。”[3](P132)

关于喜剧性。弗洛伊德对喜剧性概念的使用在全书中呈现为一种游离状态。从全书看，有四分之三的篇幅是讨论机智问题，只在最后讨论了“机智和各种形式的喜剧性”。乍看，喜剧性似乎是和机智并列的一个二分概念，但到后来，幽默又被拉入进来，喜剧性最终成为一个与机智、幽默并列的三分概念。

弗洛伊德认为喜剧性有两种表现形态：一、儿童笑话所表现出来的“幼稚”。二、出现在人们的动作、形态、行动和个体特征上滑稽可笑性以及采用使人们滑稽可笑手段向喜剧情境转变的模仿、伪装、暴露、漫画、歪曲等。这两种形态的心理机制有所类似，即消耗的落差接近于最大值：“遇到幼稚时，我们通常能作出的那种抑制消耗突然变得无处应用了，而且它还通过笑而发泄出来。由于这种抑制的排除是直接的，而不是一种刺激作用的，所以就不需要把注意力悬置起来了。我们的行为象机智中的听众一样，无须作出任何努力，就能得到抑制的节省。”[3](P161)遇到滑稽时，“那个在其身体活动中付出太多的消耗而在精神活动中又付出太少的消耗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滑稽可笑了。”[3](P175)所以说，“喜剧性”的乐趣产生于思想消耗的节省。

除了“思想消耗的节省”这个维度外，弗洛伊德还给我们指出了另一个区分维度：“可以把喜剧性解释成凡是与成年人不适应的一切事物都具有喜剧性”，[3](P207)“我们似乎很想把喜剧性的那种理想的特点转入幼儿的觉醒过程之中，而且我们似乎很想把喜剧性理解为重新得到‘失去了的幼儿之笑’的过程，这样人们可能会说：‘每当我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孩子气时，我都要因他和我自己之间的消耗差别而发笑。’”[3](P204)但他对这一点并不十分肯定。

很显然，弗洛伊德的喜剧性主要是指美学中的滑稽，但又不完全是指滑稽，还包括“幼稚”这一他自己命名的美学形态。

关于幽默。弗洛伊德一开始是把幽默放在喜剧性之下进行分析的。这是因为“幽默比机智更接近于喜剧性，和喜剧性一样，它的心理范围局限在前意识之中”。[3](P214)但是，幽默又的确是复杂的。一方面，“幽默是一种最高心理功能，它能使人们欣赏思想家的特别趣味”，[3](P207)另一方面，幽默又常常与幼儿有关联。弗洛伊德分析了约翰·福斯塔夫先生和唐·诘诃德喜剧形象与儿童形象的重叠关联性。他认为，“幽默没有机智和喜剧性所共同享有的那种古怪特性，”[3](P214)而且，“幽默可以和机智或任何其他的喜剧形式融合出现”。[3](P212)艺术家可以通过种种技巧，使幽默感情情调的领域不断扩大，甚至产生含泪的微笑的美学效果。面对如此的复杂性，弗洛伊德初步认为幽默乐趣产生于“感情消耗的节省”，并把它独立为与机智和喜剧性相并列的范畴。

“感情消耗的节省”这种解释只能说明幽默的宣泄功能，并不足以解释幽默的高贵品性。弗洛伊德本人也感到了这种解释的薄弱，在22年后出版的《论幽默》一文中，继续对幽默问题予以解答。他说：“就象玩笑和喜剧一样，幽默具有某种释放性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一些庄严和高尚的东西，这是另外两条从智力活动中获得快乐途径所缺少的。这个庄严，显然在于自恋的胜利之中，在于自我无懈可击的胜利主张之中”，“自我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它里面包含着一个作为其核心的特殊力量——超我”，“幽默是通过超我的力量对喜剧作出的贡献。”超我在幽默中遵循的是“拒绝现实要求和实现快乐原则”的原则。[4]

三、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方式及其美学转换

对弗洛伊德的笑论概念进行完美学归位后，再来看他的逻辑建构方式就清楚多了。

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的第一个特征是，通过把握喜剧性的结构形式特征，结合心理消耗的不同性质，区分不同的喜剧范畴。应该说，这是弗洛伊德的一种非常自觉的追求，他在《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的最后非常明确地总结道：“机智乐趣产生于一种抑制消耗的节省，喜剧乐趣产生于一种思想消耗的节省，幽默乐趣产生于一种感情消耗的节省”。[3](P216)

弗洛伊德笑论逻辑建构的第二个特征是，结合无意识理论，通过“幼儿是无意识的来源”的转换，提供了考察不同喜剧范畴的辅助标准——“成人－儿童”辅助标准。比如说机智作为一种“特殊的无意识努力不是别的，而是精神过程的幼年状态。但是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成年人的无意识中是难以捕捉到的，因为它常常得到纠正，所以说它处于起源状态中。不过，我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能成功地捕捉到这种思维方式……”[3](P150)也就是说，机智是成人思维向儿童思维的转换；喜剧性则是“重新得到了‘失去的幼儿之笑’的过程”，[3](P207)“凡与成年人不适应的一切事物均具有喜剧性”；幽默则是既具有思想家的趣味又与幼儿关联，幽默的实质是超我。

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和开阔性。弗洛伊德在进行研究时，遵循的是问题的导引而非论证的圆满，不避讳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解释的不确定性和对某些问题思考的前后不一致之处。比如，对于机智，他并不认为自己已考察尽了所有的机智形式；对于喜剧性，他单独讨论了幼稚这种似乎是介于机智和喜剧性之间的特殊形态，同时指出对喜剧性本质判断的存疑之处。并且弗洛伊德的笑论理论，向下——挖掘到人的深层无意识去探究笑的乐趣根源，向上——追索进心理玄学的领域探究笑的复杂性，从而使幽默的超我具有了一种和蔼可亲的情绪。下面，用

表格的形式来更直观地大致地概括一下弗洛伊德的逻辑建构方式。

附图

尽管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方式极具价值，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它具有浓厚的心理学色彩，缺乏美学规范，美学向度的解释效度较低，需要美学的二次转换。

美学转换的关捩点就在于对“抑制消耗节省”的再思考中。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抑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认为，在人的无意识中，贮藏着大量的本能欲望（主要是和攻击本能以及玩耍的欲望）。这些本能欲望作为人的精神过程的幼年状态在成年人的心里潜藏着，抑制着。这些“抑制”要释放出来，可以通过梦的形式，可以通过艺术升华的形式，还可以通过笑的形式。笑对“抑制”进行释放的具体心理机制是什么呢？他认为，首先，“人的心理能量可以沿着某种联想渠道从一种观点演变到另一种观点”，而这中间，人的“各种心理过程几乎是不可能摧毁的守恒关系”。[3](P128)其次，“在形成并维持精神抑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心理消耗’”，心理消耗的节省就会产生笑。[3](P101)第三，在“机智”的结构形式中，存在两条心理动力线，这两条心理动力线又存在一个逆转的关系，也就是心理能量沿着某种联想渠道从一种成人“抑制”的观点转变为“幼儿天真”观点的过程，是一种抑制解除的过程。弗氏称明显的心理动力逆转是辅助技巧形式“刺激作用的结果”。在“喜剧性”中，没有第一条“抑制消耗”心理动力线而是直接呈现为第二条线，所以抑制的排除“是直接的”；在“幽默”中，弗洛伊德没有明确表述。

从上面的逻辑分析可以看出，“抑制消耗的节省”应该成为弗氏“机智”、“喜剧性”和“幽默”乐趣产生的共同心理机制。不是“消耗的节省”产生笑，而是“抑制”的消耗节省才能产生笑。“抑制消耗的节省”就是“抑制”的解除过程，是反抗限制、反抗理智、反对批评判断，回到幼儿天真状态的过程。而幼儿天真状态就是生命的本真状态。对弗洛伊德“抑制”、“幼儿”、“天真”概念进行社会学、文化学和审美学内容的填充，可以构筑喜剧哲学美学的大厦。再者，两条心理动力线的逆转关系同时存在于“机智”、“喜剧性”、“幽默”中。机智是一种技巧痕迹明显的逆转，喜剧性是借思维特征或形体特征在一开始就突然截断了某种心理能量，幽默则是一种没有技巧痕迹的逆转。

但弗洛伊德并没有认清这一点。他把“抑制消耗的节省”限定在了机智的范围内，又费尽心力打造了“思想消耗的节省”和“情感消耗的节省”的概念与之并列。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机智在其笑论论证逻辑中所承担的双重角色问题。

前文我们提到，机智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喜剧性亚范畴而存在的，另一方面，机智在书中实际上还承担着对喜剧性心理动力规律分析载体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弗氏机智所分析的例子全部来源于笑话，而笑话作为一种喜剧体裁形式，其美学风格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机智类的，也有滑稽类和幽默类的，既有宣泄功能强大的笑话，也有境界高尚的名人逸事。所以，弗氏对机智技巧的分析实际上相当于对喜剧性结构形式特征的分析。在分析机智技巧时，弗洛伊德还特别强调了“机智技巧的辅助造成机智效果的不确定性”的问题。所谓“机智效果的不确定性”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成由于在共同的心理机制下，只是由于技巧对“消耗”动力形式的改变，才形成了弗洛伊德所划分的机智、喜剧性和幽默三种喜剧形态。

既然“抑制消耗的节省”作为一种基本心理动力结构形态存在于笑中，那么如何给它一个美学命名呢？我国孙绍振先生在研究幽默逻辑时，提出了“一元逻辑中断、二元逻辑贯通说”。

所谓“一元逻辑中断，二元逻辑贯通”说，就是指“幽默的笑产生于，第一，特定的语境，也就是逻辑空白；第二，它不是单纯一贯逻辑，而是二重复合逻辑，两条逻辑反差的强烈，造成不伦不类之感；第三，二重逻辑不是互相冲突的，也不是互相平行的，而是一条逻辑向另一条逻辑转化的，它以突然性和隐蔽性见长；第四，在一条思路向另一条转移，发生混乱，感到迷惑之际，立刻在另一条思路上的贯通，享受到一种顿悟的。”[5]孙绍振的“一元逻辑中断，二元逻辑贯通”说很显然是对“抑制消耗的节省”说的一个很切实的美学概括。但遗憾的是，弗洛伊德和孙绍振都未意识到自己理论的普遍的适用性，一个想限制于机智内，一个想限制于幽默内。

相应地，喜剧范畴的划分也应根据一元逻辑“中断”和二元逻辑“贯通”的特点，再结合人格特质、文化特质、传播特质等辅助标准进行划分。比如中断的位置特点、中断与贯通的疾缓特点和贯通的落脚点特点等等。具体说来，(1)根据中断的位置，滑稽和幼稚是一开始就借形体变形和儿童形态进行一元逻辑的阻断，机智和幽默都是在中间进行。(2)根据中断与贯通的疾徐特点，机智疾，幽默徐。(3)根据贯通的落脚点特点，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根据落脚点的人格特质，滑稽对应于儿童，讽刺对应于成人，幽默对应于自我实现者。第二、三种情况是根据落脚点的文化特质和传播环境特质，进行更多的基本范畴变体的厘定分析，以及喜剧民族性、时代性特征方面的研究。

最后，让我们用图表的形式把喜剧元理论的理论框架大体概括一下。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2]陈瘦竹.陈瘦竹戏剧论集（上）[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3]弗洛伊德.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第5篇：智能建造概论范文

关键词：弗洛伊德 批判 喜剧理论

abstract: the theory breakthrough grows frequently to the former theory everybody thought again ponder during. in the western comedy theory history, floyd smiles discusses the thought rich significant theory inspiration value, is subject to takes seriously. our country academic circle smiles the research which to floyd discusses actually to be in translates with the primary appraisal level, do not say that carried on the system, the creative esthetics transformation to work. the analysis makes this kind of condition the reason, a piece of floyd smiles discusses in-depth psychology basis in with difficulty confirmation and the theory explanation the science and the metaphysics ingredient conflict, causes the people to enlarge to its appraisal difficulty; second, the old theory frame’s limit and the new theory frame create fuzzily appraise the commanding point and the breakthrough point choice difficulty markup.

key word: floyd criticizes the comedy theory

引言

现在我国喜剧理论研究总体上处于相对尴尬的状态。一方面，建立在“四范畴”基础上的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面对纷繁多变的当代喜剧形态变体难以给出有效、规范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喜剧元理论框架，致使传统“四范畴”本身的区分标准也常常纠葛不清，喜剧理论正成为一个无力的理论。构建一个更具逻辑力度、更具包容性和解释性的喜剧元理论框架成为当务之急。也正是在这种思维诉求下，弗洛伊德笑论逻辑建构方式的意义才彰显出来。

一、弗洛伊德笑论研究的历史状况

弗洛伊德笑论首次引进中国，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品文运动中。林语堂在《论幽默》一文中首次提到了《郁剔与潜意识之关系》一书，而真正对弗洛伊德作出全面、深度评介的，是朱光潜，他在《变态心理学流派》一书中，介绍了弗洛伊德在《诙谐和隐意识的关系》中对灰谐(wit)心理的有趣探讨，但未作评价；而在《文艺心理学》的《笑与喜剧》一章中，则重点讨论了弗氏的“心力节省说”，认为：一则弗氏的“心力节省说”是历史上“精力过剩说”、“自由说”、“游戏说”以及“鄙夷说”的合并和发展，特别是弗氏的“移除压抑”(removal pleasure)就是“自由说”所说的由紧张而迟缓，不同之处只是这种紧张在弗氏学说里起于意识和潜意识的相持，这是弗氏对“自由说”所加入的新成份。但这一说法是否成立，以弗氏隐意识全部能否成立为转移。二则弗氏的“心力节省”概念“颇有毛病”：语言的“节省”并不尽能引起，如“凡物下坠”不能引人发笑。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并没有替诙谐时的“节省”寻出一个特点来。[1]

从60年代开始，陈瘦竹先生结合中国传统戏剧理论，对中外戏剧中的喜剧进行研究，形成了我国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该范式的特点是重主客观的统一，重对喜剧艺术作品的分析。陈先生认为：（一）弗氏所谓的“敌意的笑话”完全缺乏社会内容，只注意满足本能的冲动，审美境界不高；弗氏将幽默态度的形成和发展，只从主体心理加以解释，完全脱离社会实践，这不仅非常玄妙，而且不能充分说明其特征。（二）可借鉴之处是不仅将笑话、喜剧性和幽默严格加以区分，而且关于幽默的性质和特征的论断极为精当。（三）心力消耗的节省和感情消耗的节省尚不能成为定论。[2]

80年代，西方现代派作品大量引入，带来诸多异于常态的喜剧形态，这导致我国喜剧理论研究又一个高峰期的到来。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是初步形成了我国广义的喜剧理论研究范式。该范式的特点是，注重对笑的心理机制和形式特征做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学的综合研究。弗洛伊德笑论著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完整译介过来，如：1987年，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其中包括《论幽默》一文）；198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的《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译者在《译者序》中指出了书中贯穿着“形而下的还原法，即通过对笑话结构的还原来把握机智的无意识根源”的特点，只是没有作进一步的生发。

由此，弗洛伊德笑论思想是在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和广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两种视野下被认知的：在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内，“审美境界”成为一把重要的尺子，弗氏满足本能冲动的“敌意笑话”倍受诟病，而幽默理论受到赞赏；在广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内，弗氏的“心力节省”和“形而下还原法”作为他的重要理论突破受到高度重视。但是两者都没有发现弗洛伊德笑论逻辑建构方式的重大价值。

二、弗洛伊德笑论概念的美学归位

讨论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方式，有必要先对他所使用的相关喜剧概念进行一下美学归位。这是因为，弗洛伊德的笑论是其对梦的机制和无意识研究的副产品，其初衷是为了他无意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而且弗洛伊德笑论在使用机智、喜剧性等美学概念时，与一般意义上的美学概念多少有些出入，常常赋予自己的解释个性。

关于机智。　在弗洛伊德那里，“机智”实际上承担着双重职能：首先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喜剧性亚范畴而存在，其特征是具有强烈而显明的二元结构性（观念的对比、荒谬的意义、混乱与明了、第二级启蒙），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话说，就是具有“古怪”属性的急智类令人发笑的笑话形式。他自己也明确表达了概念的这种使用意向，即“矫正以往一些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错误研究倾向：总是把机智作为喜剧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其次，正是由于机智具有喜剧性的典型结构特征，所以它在书中实际上承担了作为弗氏对喜剧性心理动力规律的分析载体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机智等同于本文使用的核心概念——喜剧性。弗洛伊德声言，机智技巧“和机智本质的关系比它和喜剧性的关系

更加密切”。[3](p96)但是，弗洛伊德对机智的这后一种职能认识并不清楚。

弗洛伊德认为，“在机智形成过程中，一个思想流中断了片刻，接着它又突然以一条妙语的形式从无意识中冒了出来”，[3](p148)“当先前占据某些心理渠道的所有心理能量已经无用武之地，以致于使它可以自由地发泄出来时，人们才会笑”。[3](p128)而且他断定，“在形成并维持精神抑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心理消耗’”，[3](p101)此机智乐趣产生于抑制消耗的节省。

弗洛伊德特别重视机智的结构技巧问题，认为机智技巧的辅助造成机智效果的不确定性。“具有更大理论意义的是一系列辅机智技巧，它们显然是想把听众的注意力从机智过程中引开去，以便于使后者可以自动地向前发展。”“通过使用这些辅助技巧，我们就可以正确地设想正是由于掌握了这种注意力，我们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并重新使用自由。”[3](p132)

关于喜剧性。　弗洛伊德对喜剧性概念的使用在全书中呈现为一种游离状态。从全书看，有四分之三的篇幅是讨论机智问题，只在最后讨论了“机智和各种形式的喜剧性”。乍看，喜剧性似乎是和机智并列的一个二分概念，但到后来，幽默又被拉入进来，喜剧性最终成为一个与机智、幽默并列的三分概念。

弗洛伊德认为喜剧性有两种表现形态：一、儿童笑话所表现出来的“幼稚”。二、出现在人们的动作、形态、行动和个体特征上滑稽可笑性以及采用使人们滑稽可笑手段向喜剧情境转变的模仿、伪装、暴露、漫画、歪曲等。这两种形态的心理机制有所类似，即消耗的落差接近于最大值：“遇到幼稚时，我们通常能作出的那种抑制消耗突然变得无处应用了，而且它还通过笑而发泄出来。由于这种抑制的排除是直接的，而不是一种刺激作用的，所以就不需要把注意力悬置起来了。我们的行为象机智中的听众一样，无须作出任何努力，就能得到抑制的节省。”[3](p161)遇到滑稽时，“那个在其身体活动中付出太多的消耗而在精神活动中又付出太少的消耗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滑稽可笑了。”[3](p175)所以说，“喜剧性”的乐趣产生于思想消耗的节省。

除了“思想消耗的节省”这个维度外，弗洛伊德还给我们指出了另一个区分维度：“可以把喜剧性解释成凡是与成年人不适应的一切事物都具有喜剧性”，[3](p207)“我们似乎很想把喜剧性的那种理想的特点转入幼儿的觉醒过程之中，而且我们似乎很想把喜剧性理解为重新得到‘失去了的幼儿之笑’的过程，这样人们可能会说：‘每当我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孩子气时，我都要因他和我自己之间的消耗差别而发笑。’”[3](p204)但他对这一点并不十分肯定。

很显然，弗洛伊德的喜剧性主要是指美学中的滑稽，但又不完全是指滑稽，还包括“幼稚”这一他自己命名的美学形态。

关于幽默。　弗洛伊德一开始是把幽默放在喜剧性之下进行分析的。这是因为“幽默比机智更接近于喜剧性，和喜剧性一样，它的心理范围局限在前意识之中”。[3](p214)但是，幽默又的确是复杂的。一方面，“幽默是一种最高心理功能，它能使人们欣赏思想家的特别趣味”，[3](p207)另一方面，幽默又常常与幼儿有关联。弗洛伊德分析了约翰·福斯塔夫先生和唐·诘诃德喜剧形象与儿童形象的重叠关联性。他认为，“幽默没有机智和喜剧性所共同享有的那种古怪特性，”[3](p214)而且，“幽默可以和机智或任何其他的喜剧形式融合出现”。[3](p212)艺术家可以通过种种技巧，使幽默感情情调的领域不断扩大，甚至产生含泪的微笑的美学效果。面对如此的复杂性，弗洛伊德初步认为幽默乐趣产生于“感情消耗的节省”，并把它独立为与机智和喜剧性相并列的范畴。

“感情消耗的节省”这种解释只能说明幽默的宣泄功能，并不足以解释幽默的高贵品性。弗洛伊德本人也感到了这种解释的薄弱，在22年后出版的《论幽默》一文中，继续对幽默问题予以解答。他说：“就象玩笑和喜剧一样，幽默具有某种释放性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一些庄严和高尚的东西，这是另外两条从智力活动中获得快乐途径所缺少的。这个庄严，显然在于自恋的胜利之中，在于自我无懈可击的胜利主张之中”，“自我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它里面包含着一个作为其核心的特殊力量——超我”，“幽默是通过超我的力量对喜剧作出的贡献。”超我在幽默中遵循的是“拒绝现实要求和实现快乐原则”的原则。[4]

三、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方式及其美学转换

对弗洛伊德的笑论概念进行完美学归位后，再来看他的逻辑建构方式就清楚多了。

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的第一个特征是，通过把握喜剧性的结构形式特征，结合心理消耗的不同性质，区分不同的喜剧范畴。应该说，这是弗洛伊德的一种非常自觉的追求，他在《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的最后非常明确地总结道：“机智乐趣产生于一种抑制消耗的节省，喜剧乐趣产生于一种思想消耗的节省，幽默乐趣产生于一种感情消耗的节省”。[3](p216)

弗洛伊德笑论逻辑建构的第二个特征是，结合无意识理论，通过“幼儿是无意识的来源”的转换，提供了考察不同喜剧范畴的辅助标准——“成人－儿童”辅助标准。比如说机智作为一种“特殊的无意识努力不是别的，而是精神过程的幼年状态。但是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成年人的无意识中是难以捕捉到的，因为它常常得到纠正，所以说它处于起源状态中。不过，我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能成功地捕捉到这种思维方式……”[3](p150)也就是说，机智是成人思维向儿童思维的转换；喜剧性则是“重新得到了‘失去的幼儿之笑’的过程”，[3](p207)“凡与成年人不适应的一切事物均具有喜剧性”；幽默则是既具有思想家的趣味又与幼儿关联，幽默的实质是超我。

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和开阔性。弗洛伊德在进行研究时，遵循的是问题的导引而非论证的圆满，不避讳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解释的不确定性和对某些问题思考的前后不一致之处。比如，对于机智，他并不认为自己已考察尽了所有的机智形式；对于喜剧性，他单独讨论了幼稚这种似乎是介于机智和喜剧性之间的特殊形态，同时指出对喜剧性本质判断的存疑之处。并且弗洛伊德的笑论理论，向下——挖掘到人的深层无意识去探究笑的乐趣根源，向上——追索进心理玄学的领域探究笑的复杂性，从而使幽默的超我具有了一种和蔼可亲的情绪。下面，用

表格的形式来更直观地大致地概括一下弗洛伊德的逻辑建构方式。

附图

尽管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方式极具价值，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它具有浓厚的心理学色彩，缺乏美学规范，美学向度的解释效度较低，需要美学的二次转换。

美学转换的关捩点就在于对“抑制消耗节省”的再思考中。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抑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认为，在人的无意识中，贮藏着大量的本能欲望（主要是和攻击本能以及玩耍的欲望）。这些本能欲望作为人的精神过程的幼年状态在成年人的心里潜藏着，抑制着。这些“抑制”要释放出来，可以通过梦的形式，可以通过艺术升华的形式，还可以通过笑的形式。笑对“抑制”进行释放的具体心理机制是什么呢？他认为，首先，“人的心理能量可以沿着某种联想渠道从一种观点演变到另一种观点”，而这中间，人的“各种心理过程几乎是不可能摧毁的守恒关系”。[3](p128)其次，“在形成并维持精神抑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心理消耗’”，心理消耗的节省就会产生笑。[3](p101)第三，在“机智”的结构形式中，存在两条心理动力线，这两条心理动力线又存在一个逆转的关系，也就是心理能量沿着某种联想渠道从一种成人“抑制”的观点转变为“幼儿天真”观点的过程，是一种抑制解除的过程。弗氏称明显的心理动力逆转是辅助技巧形式“刺激作用的结果”。在“喜剧性”中，没有第一条“抑制消耗”心理动力线而是直接呈现为第二条线，所以抑制的排除“是直接的”；在“幽默”中，弗洛伊德没有明确表述。

从上面的逻辑分析可以看出，“抑制消耗的节省”应该成为弗氏“机智”、“喜剧性”和“幽默”乐趣产生的共同心理机制。不是“消耗的节省”产生笑，而是“抑制”的消耗节省才能产生笑。“抑制消耗的节省”就是“抑制”的解除过程，是反抗限制、反抗理智、反对批评判断，回到幼儿天真状态的过程。而幼儿天真状态就是生命的本真状态。对弗洛伊德“抑制”、“幼儿”、“天真”概念进行社会学、文化学和审美学内容的填充，可以构筑喜剧哲学美学的大厦。再者，两条心理动力线的逆转关系同时存在于“机智”、“喜剧性”、“幽默”中。机智是一种技巧痕迹明显的逆转，喜剧性是借思维特征或形体特征在一开始就突然截断了某种心理能量，幽默则是一种没有技巧痕迹的逆转。

但弗洛伊德并没有认清这一点。他把“抑制消耗的节省”限定在了机智的范围内，又费尽心力打造了“思想消耗的节省”和“情感消耗的节省”的概念与之并列。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机智在其笑论论证逻辑中所承担的双重角色问题。

前文我们提到，机智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喜剧性亚范畴而存在的，另一方面，机智在书中实际上还承担着对喜剧性心理动力规律分析载体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弗氏机智所分析的例子全部来源于笑话，而笑话作为一种喜剧体裁形式，其美学风格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机智类的，也有滑稽类和幽默类的，既有宣泄功能强大的笑话，也有境界高尚的名人逸事。所以，弗氏对机智技巧的分析实际上相当于对喜剧性结构形式特征的分析。在分析机智技巧时，弗洛伊德还特别强调了“机智技巧的辅助造成机智效果的不确定性”的问题。所谓“机智效果的不确定性”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成由于在共同的心理机制下，只是由于技巧对“消耗”动力形式的改变，才形成了弗洛伊德所划分的机智、喜剧性和幽默三种喜剧形态。

既然“抑制消耗的节省”作为一种基本心理动力结构形态存在于笑中，那么如何给它一个美学命名呢？我国孙绍振先生在研究幽默逻辑时，提出了“一元逻辑中断、二元逻辑贯通说”。

所谓“一元逻辑中断，二元逻辑贯通”说，就是指“幽默的笑产生于，第一，特定的语境，也就是逻辑空白；第二，它不是单纯一贯逻辑，而是二重复合逻辑，两条逻辑反差的强烈，造成不伦不类之感；第三，二重逻辑不是互相冲突的，也不是互相平行的，而是一条逻辑向另一条逻辑转化的，它以突然性和隐蔽性见长；第四，在一条思路向另一条转移，发生混乱，感到迷惑之际，立刻在另一条思路上的贯通，享受到一种顿悟的。”[5]孙绍振的“一元逻辑中断，二元逻辑贯通”说很显然是对“抑制消耗的节省”说的一个很切实的美学概括。但遗憾的是，弗洛伊德和孙绍振都未意识到自己理论的普遍的适用性，一个想限制于机智内，一个想限制于幽默内。

相应地，喜剧范畴的划分也应根据一元逻辑“中断”和二元逻辑“贯通”的特点，再结合人格特质、文化特质、传播特质等辅助标准进行划分。比如中断的位置特点、中断与贯通的疾缓特点和贯通的落脚点特点等等。具体说来，(1)根据中断的位置，滑稽和幼稚是一开始就借形体变形和儿童形态进行一元逻辑的阻断，机智和幽默都是在中间进行。(2)根据中断与贯通的疾徐特点，机智疾，幽默徐。(3)根据贯通的落脚点特点，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根据落脚点的人格特质，滑稽对应于儿童，讽刺对应于成人，幽默对应于自我实现者。第二、三种情况是根据落脚点的文化特质和传播环境特质，进行更多的基本范畴变体的厘定分析，以及喜剧民族性、时代性特征方面的研究。

最后，让我们用图表的形式把喜剧元理论的理论框架大体概括一下。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2]　陈瘦竹.陈瘦竹戏剧论集（上）[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3]　弗洛伊德.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第6篇：智能建造概论范文

众所周知，智慧是很难定义的，真可谓见仁见智。可是，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定义了智慧。她把智慧的定义写在智慧的行动中，写在情境教育的天空里和田野上。于是，智慧这一似乎虚无缥缈的概念，在情境教育中鲜活起来，透射出生命的活力；智慧这一古老的概念，在情境教育中生动起来，闪烁着时代的色彩。

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提示了智慧的核心——道德，彰显了教育的道德意义

智慧一定要和道德牵手，道德是智慧的核心。孔子在阐述智慧时总是与道德——仁相提并论，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知者，智慧也。智与仁的并提，不仅表达了对人格完美的评判标准，而且将仁纳入智的内核。

李吉林的智慧是用道德、用美德来支撑的，情境教育始终充溢着道德意义。情境教育的创生源于她对教育现状的不满与批判，基于她对儿童真切关注和发展的深切的关怀。是这种道德感让她重新思考小学语文教学，思考教育，以此建构起情境教育。她这么说：应试教育下的语文，“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甚至改变了小学语文教学的性质，延误了儿童发展的最佳期，扼杀了儿童的天赋才能，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是道德，是作为教师的社会良知和教育责任，让李吉林有了勇气，有了方向，生长起研究和建构情境教育的智慧。

在情境教育的开发与展开过程中，李吉林把握了一个教育的重要维度——道德的情感维度，即重视情感在道德中的特殊价值和独特功能，又让道德成为情感的理性引领。把情感与情感中的道德感统一在一起，融和起来，就确定了道德的情感维度。情境教育正是用这一维度让教育温暖起来、美丽起来、智慧起来。这样的教育具有最幸福的表情——快乐。试想，假若道德从教育中抽离，道德从智慧中剥离，那还称得上教育的智慧吗？

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定义了智慧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彰显了智慧的民族品格和世界胸怀

情境教育既汇聚、表达了东方的教育智慧、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又汲取、回应了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深情呼唤。它在内涵上把民族的、世界的，传统的、现代的结合、统一在一起，本革中有着国际视野，国际视野中又有着本土行动。这种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身就是一种智慧。这样的智慧既有根，深深地扎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又有眼，瞭望全球的教育风景。也正因为此，才让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走上了国际教育讲坛，与世界对话，与大家分享智慧。

李吉林对民族智慧的态度和方式是：吸取、坚守与优化。她的目光始终投射在民族文化的经典中。一次又一次地阅读，她领悟了民族智慧的精髓，尤其是中国古诗词的“意境说”。她研读“意境说”，从中提炼出“真、美、情、思”，作为情境教育构架的核心元素，凸显情境教育的“形真”、“情切”、“意远”、“理寓其中”的鲜明个性和独特优势。这一个性和优势，说到底是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文化个性和智慧优势。

李吉林对世界教育改革智慧的态度和方式是：借鉴、整合、尝试。她觉得“外语的情景教学训练语言生动而有趣，仿佛是在生活中学语言”，由此产生了移植的想法，并积极尝试来自大洋彼岸的做法。她的“移植”、“尝试”是领悟后智慧的迸发，是与民族文化整合的结果，智慧自然就在整合之中。

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定义了智慧的实践品格和理论品格，生发了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并把两者统一在一起

在智慧的范畴中，既有理论之维，又有实践之维，它们指向不同的领域。李吉林具有丰富的实践智慧。在她那里，实践智慧包含三层含义：关注实践、研究实践，这是一种智慧的行动；实践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实践中能生长起智慧。她的实践智慧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研究、改革从问题出发，以问题的发现、研究和解决过程，推动实践活动的智慧展开。二是坚持研究、改革要重视经验。经验是实践的结果，又是实践的提炼，经验也让教师获得自信。三是研究、改革以课程开发、课堂教学为现场，因而李吉林对教师的指导最具现场感，最具实践性和操作性。

李吉林并不排斥理论思维，相反，她十分重视并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在理论思维的基础上创生理论智慧。而且她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引领性和提升性。更为重要的是她把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结合起来，形成了巨大的智慧张力。这种智慧张力体现在她的话语方式、风格上。她的话语是质朴而诗意的，但又有理论的含量，不生涩，不浅庸，平常中深刻，深刻中浅显；体现在她的概念系统的建立上。她所归纳的情境教学促进儿童发展的五要素，“以培养兴趣为核心，诱发主动性；以指导观察为基础，强化感受性；以发展思维为核心，着眼创造性；以情感为动因，渗透教育性；以训练语言为手段，贯穿实践性”，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典概念系统；体现在关于情感与理性关系的理解与把握上。她以情感为动因、为纽带，激发儿童学习和发展的动力，但她始终把情感与理性结合在一起，因而情境教育中，情感并不肤浅，相反很深沉；理性也不冰冷，相反洋溢暖意。实践与理论两个智慧维度，形成了李吉林教育的文化气象。

李吉林用智慧的方式定义了大智慧，揭示了智慧的灵魂——创新

智慧有大小之分。李吉林是大智者，因为她十分关注并着力研究教育中的大问题——儿童、儿童发展。

李吉林心系儿童，以主要精力钻研这门学问，获得了关于儿童与儿童发展的智慧。她不止一次地说：“不断地走近儿童，每日欣喜地凝望着一个个鲜活、晶莹的生命，目不暇接的画面、曼妙的歌唱、天籁般的欢声笑语……伴随其间，让我倾听儿童心灵纯真的童声，追记儿童心灵美妙的音符，像演奏家触摸心爱的琴弦那样，轻抚儿童情感的微波和浪花，并且努力地去把握它的节奏，去美美地猜想着那童年的梦幻和憧憬……”儿童是情境教育的主语，儿童成了最真实、最鲜活、最丰富、最美妙的情境。提出情境教育，本身就是基于对儿童智慧的充分尊重、认知和开发。儿童给了她智慧的启迪，她又用情境教育点燃了儿童的智慧，而儿童智慧又点燃了成人世界、教育世界的智慧。

儿童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性的实质是创造性。李吉林以极大的精力开发这种可能性，让儿童潜能得以唤醒和开发，让儿童走上爱创造的学习之旅。显然，她把创造、创新作为智慧的灵魂，以培养、发展儿童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作为情境教育的主题。尤为可贵的是，她探索了儿童探索世界、创造世界的动力机制，称之为内发性动机，她作了这样的概括：“探究——满足——乐趣——内发性动机产生”，从探究开始，走向创造、创新。李吉林的情境教育是创新教育具体、生动的体现，是创新教育的成功范式。

第7篇：智能建造概论范文

关键词：智能建筑系统规划作用意义

前言

几年来，我们在承接的智能大厦系统的过程中，往往会听到业主说：我要建的智能大厦五年（或十年）内先进，二十年不落后等，我要建一流的智能大厦等等。究竟在什么方面先进？什么方面不落后？就全靠去想象了；另外，在投标过程中，又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一些招标书没有把系统目标要求写清楚，而很粗的具体地给出了控制的点数，布线点数等等，又感到这些要求和大楼的具体作用不相符；有的招标书又非常粗，要靠投标单位去发挥，有的标书只是独立地提出几个子系统，如布线、计算机网络、楼宇自控、保安、消防等，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个个子系统的孤岛等等，这样招标往往会受投标商的误导和上级主管领导的干予，就不能真正发挥招标的作用，例如南京有座大楼，弱电系统投资两千多万元，其中花了一千多万元设计了一个电视监控报警系统（也不是一级风险单位），其它系统只是一个点缀，根本就不是一个智能大厦系统，如果业主能很好地进行系统规划和分析，完全可以设计成一个具有一定规模智能大厦系统，为了避免上述种种现象的发生，在整个智能大厦系统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根据客观需求，为了作好一个个智能大厦系统工程，系统规划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1、概述（系统规划在系统工程中所处的位置）

智能大厦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因此，它的建设就应该遵循系统工程的基本程序。钱学森同志提出：“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根据智能大厦技术目前发展的状况，我们利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用图1表示智能大厦系统工程系统建立的过程。本图概括了智能大厦系统工程建立的五大步骤，它包括：系统规划、系统设计、详细设计和产品选型、工程施工和运行维护管理。它把智能大厦这个研究的对象看作一个系统整体，智能大厦系统由若干分系统组成，对每个分系统都首先从实现整个系统技术协调的观点来考虑，对研究过程中分系统与分系统之间的矛盾或者分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矛盾都要从总体协调的需要来解决。同时，把系统作为它从属的更大系统（如，把智能大厦看作是“信息高速公路”这个更大系统的一个网络节点）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对它的所有技术要求都尽可能从实现这个更大系统技术协调的观点来考虑。这种实践体现了一种科学方法，它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设计、产品制造、工程施工和系统运行维护管理一种科学方法，也体现了系统工程研究过程的方法论。总之，由于智能大厦技术的复杂性，发展性和外部条件的可变性，用直观的传统方法和单凭个人的经验来组织管理一个大规模复杂的智能大厦系统工程已经不行了，为了保证系统的整体性就需要用现代信息系统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统盘地考虑这一问题，从而编制出系统研制全过程的模型，把智能大厦建设的全过程，严密地联结成一个整体全面地考虑和改善整个过程，以便实现综合最优化。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文章和论著对智能大厦系统工程的设计，产品、工程、管理、过程有了许多论述，我这篇文章主要就智能大厦系统工程的系统规划有关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2、智能大厦系统工程系统规划的作用和意义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复杂的智能大厦系统，智能大厦系统工程特征之一是：在系统中存在着目标与技术、技术与产品、产品与价格、价格与系统规模等许多矛盾的因素和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对於这样的大系统，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对其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其后果是很难想像的。实践证明，要最优的进行系统设计，对系统有关的重大问题进行正确的决策，其关键的一步首先要作好系统规划，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可行的系统规划要想作出切合实践的系统优化设计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说，系统规划在整个智能大厦建设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1系统规划的概念和内容

智能大厦的系统规划不同於一般工程的系统规划，它必需从智能大厦的需求目标出发，研究分析：技术设计、产品、信息、环境、政策等方面的可行性，制定出一个智能大厦智能化系统总体构想。

所谓系统规划就是这样一个有目标的有步骤的探索分析和制定智能化系统总体构想的整个过程和结果。

为了给决策者提供直接判断和决定系统方案所需的信息和资料，系统规划人员使用科学的工具和方法，对系统的目的、功能、环境、费用效益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分析和处理有关的资料和数据，作出几个规划模型，并对他们作出定性、定量比较，最后整理成完整、正确与可行的综合资料，作为决策者选择可行规划的主要依据。

在系统规划阶段，主要的任务是定义系统的概念，明确建立系统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明确系统的目的和确定系统的目标。同时提出智能大厦系统工程应具备的环境条件及估计系统所有的各种制约条件，最后制定出系统建设计划书，计划书除包含上述内容外，还有系统建成的期限，系统投资限额等内容。

2.2系统规划的基本特性

综观上述系统规划的概念，系统规划有四个基本特性：整体性、相关性、目的性、环境适应性。

2.2.1整体性：智能大厦是由四个基本要素，即建筑物的结构、系统、服务和管理四个基本要素，以及通过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最优组合（系统集成）来提供一个投资合理的、具有高效、舒适、方便环境的建筑物。构成系统的各要素显然都具有不同的要求，但它们是根据逻辑统一性的要求而构成的整体，智能大厦不是各要素简单地集合，否则它就不会具有整体的特定功能。因此，即使每个要素亦不都很完善，但它们也可以综合、统一为具有良好功能的系统。反之，即使每个要素都是很完善的，但作为整体不能集成为某种良好的功能，也就不能称之为完善的系统。

2.2.2相关性:系统内各要素之间是有机联系的，相互作用的，在四个要素之间具有相互依赖的特定关系。它们之间通过特定的系统集成关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具有智能化特定功能的智能大厦系统工程。

2.2.3目的性:为了达到投资合理，具有高效、舒适、方便环境的建筑物，这样总的目的，系统应具有一定的目标。

2.2.4环境适应性:某一座智能大厦都是存在于社会某一时期的一定物质环境中，它必须能适应外部的环境变化，在研究智能大厦时，环境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必须予以重视。

2.3系统规划的作用和意义

系统规划是整个智能大厦系统工程建设的兰图，它定义了系统的概念，系统包括的分系统、子系统以及这些系统的规模，系统集成的要求等，在此基础上它明确了系统设定的目的和确定了系统、分系统，子系统的目标，同时提出了制约条件，也提出了系统与分系统建设计划、时间进度和投资规模，在技术、经济、政策、环境上的可行性，以及投资回收的期限和建议等等。所以系统规划计划书是今后智能大厦系统工程设计、产品选型、招标的依据；是工程施工和系统验收的重要文件；是防止系统盲目建设随意扩展的约束性文件，因为有了系统规划书就能抵制产品推销商的误导。它指导也约束了整个智能大厦建设的全过程。它是系统优化设计的根据，合理使用资金的依据。所以系统规划书是建设智能大厦的关键文件之一。

房地产的开发商、业主要十分重视系统规划书的制定。智能大厦设计者、产品供应商、系统集成商、工程施工单位和物业管理公司都在不同阶段受规划书的约束和使用条件制约，这样才能把智能大厦系统工程的建设纳入计划范畴进行。

2.4系统规划书制定的流程

3.系统规划的核心是系统目标的确定和分析

3.1系统目标的重要性

智能大厦是一项系统工程，智能大厦的建设目标是智能大厦系统工程建设的依据，它是系统工程活动的出发点，又是系统活动所指向的终点，因而智能大厦的目标也就贯穿于整个工程管理的活动之中，决定着智能大厦系统工程活动的方向和性质。

系统目标也是考核智能大厦系统的效率和成果的标准。由于目标是人们行动预期达到的结果，因而目标本身就含着效果的因素，系统目标制定的正确与否，以及是否能达到目标，意味着智能大厦智能化系统工程的成败与效率高低。智能大厦系统工程目标的确定和实现是智能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观察任何智能大厦系统工程问题时，必须经常以系统目标为标准，不允许任何管理活动脱离智能大厦系统目标的现象出现。智能大厦的建设目标，它不仅是智能大厦的业主。也是智能大厦的设计者、承包商和施工单位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围绕着智能大厦系统工程的目标，把他们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只有几方共同努力，团结协作，才能把智能大厦系统工程推向前进。下边试图从宏观结构谈智能大厦的目标树，业主可以根据目标树结合自己的智能大厦的用途和予期的投资强度，设计出自己建筑的智能化系统工程的具体目标来规划智能化建设，统一建设项目设计、施工的步骤，作到目标定性定量管理建设好智能大厦系统工程。

3.2智能大厦的基本需求

智能大厦是将楼宇自动化管理系统（BMS）、通信网络系统（CNS）和办公自动化系统（OAS）三者通过总体规划的方法和策略。进行综合和分解。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集成在建筑环境这个支持平台上，将建筑物的结构（建筑环境结构）、系统（智能化系统）、服务（住、用户需求服务）和管理（物业运行管理）四个基本要素进行优化组合。提供一个投资合理、具有高效、舒适、安全、方便环境的建筑物，它主要满足两项基本要求，六个目标，四项服务功能。

3.2.1两项基本要求

*对管理者来说，智能大厦应当有一套便于管理、控制、运行、维护的通信设施，能以较低的费用及时与外界取得联系（例如消防队、医院、安全保卫机关、新闻单位以及各种信息库等）。

*对使用者来说，智能大厦应当有一个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激发人的创造性的环境。

3.2.2六个目标

*能够提供高度共享的信息资源

*确保提高工作效率和舒适的工作环境。

(1)高效节能，节约管理费用，减少物业管理人员

(2)适应管理工作的发展需要，具有可扩展性、可变性、能适应环境的变化的工作性质的多样化。

(3)各种系统设备使用管理方便、安全可靠。

(4)投资合理，达到短期投资长期受益的目的。

3.2.3四项服务功能

(1)安全性：包括防盗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闭路电视监视系统、保安巡视管理系统、电梯安全与运行控制系统、周边防卫系统、火灾报警系统、消防系统、应急照明系统、应急广播系统、应急呼叫系统等。

(2)舒适性：包括空调通风系统、供热系统、给排水系统、电力供应系统、闭路电视系统、多媒体音响系统、智能卡系统、停车场管理与娱乐管理系统等。

(3)便捷性：包括办公自动化系统、通信自动化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结构化综合布线系统、商业服务系统、饮食服务系统、酒店管理系统等。

(4)可用性：包括共享设备、信息、系统和服务设施方便用户的使用。

原则上，上述四项服务功能可根据建筑物拥有者的需求，投资力度因素进行适当裁剪，构成一个实用、高效、先进的智能大厦。

3.3智能大厦基本目标树和目标树说明

智能大厦系统工程的目标是一个层次型的树状结构，因为系统工程每个阶段都有它的具体目标，因为系统规划是系统工程的开始阶段，它的目标应该是系统的总目标，也就是树根和主干，其它阶段目标都源於它。

智能大厦系统工程目标树如图3示：

3.4系统目标分析和确定

系统目标分析和确定作用在于为今后的分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了系统模型的建立取得必要的信息，分析和确定智能大厦智能化系统的目的和目标，分析和定义系统需要的功能，进而以这些数据作出智能化系统概略模型，进行系统可行性分析，借以得到概要设计技术条件。

系统目标分析和确定详细步骤和内容如下：

3.4.1系统需求定义，了解和掌握智能大厦智能化系统的需求定义，分析这些需求定义是否确切、完整、合理。

3.4.2系统目的和目标的分析和确定

（1）分析和明确建立系统的目的，进而确定系统的目标

在确定系统目标时，必须要有总体观点和长远观点，也就是说不仅要求系统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在经济上是合理的，而且要考虑到智能化系统与建筑兼容性，以及随着客观环境条件变更时的适应性。智能大厦智能化系统是多目标系统，要把目标分为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并用目标树形式来表示之。

（2）在达到目标的前题下，分析围绕系统的环境等约束条件。如环境、资金、材料、信息、期限等对系统的制约，据此，提出相应的要求和措施。

（3）技术条件的分析与定义，分析和讨论为了达到目的与目标时，系统所必须具备的技术条件，在分析讨论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整理，归纳成文件并作出明确定义。

（4）系统功能的分析与定义，首先分析为满足系统技术条件所应具备的条件的各种功能建立系统功能结构图，定义系统的功能技术条件，其次，分析和简明规定这些功能的约束条件；最后，对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功能，必须用定量指标来表明其达到的程度。

（5）根据概要设计分析成功的可能性，首先建立系统概要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目的和目标成功的可能性。

（6）若不能取得可以成功的技术条件时，则采取下述措施之一进行调整。

1）修改概要模型

2）对功能要求进行分析

3）对技术条件进行分析

4）对目的，目标进行分析

以上简要地概括了我们在作智能大厦系统规划一般常规的目标分析与确定的步骤和内容，在具体实施时可以根据所建智能大厦的规模，所包括项目的内容和等级进行扩充或删节。

4.智能大厦系统规划方法论

智能大厦智能化系统规划方法论基本特点归纳分述如下：

4.1制定系统规划方法上整体化

智能大厦智能化系统包括了许多分系统和子系统，在进行系统规划时应把它们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在研究规划方法上要整体化。

基于智能大厦整体化的概念建立起一系列衡量系统效果的综合指标，如成本、寿命、效能/成本比、系统成本/效益费用比等。在实践中，某些技术措施从局部来看效果是好的，但从全局来看就不一定好，另外有些技术措施从局部来看不太理想，但从全局来看却有应用价值。因此，只有根据整个系统的总体目标来分析，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

在设计智能大厦智能化系统时，诚然要尽量采用一些新技术、新产品，以提高系统的效能，但同时还必须考虑到，为此付出的代价（成本）。因而必须在满足所要求的技术性能范围内，通过效能/成本比这一指标来全面衡量。

另外在设计、规划智能大厦系统时，不但要考虑智能大厦建造的费用，而且还要考虑今后长期运行维护费用。以保证它的整体经济性。一般采用造价/维护费用比这个指标来衡量。

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发达，技术更新淘汰快，如果一项智能大厦智能化系统工程周期长，当它进入鉴定时，某些技术已经陈旧落后，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这时所化费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于是应该用时间价值这一综合性指标来衡量系统的效果。

总之，为了保证系统的整体性，就需要运用现代信息系统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统盘地考虑这个问题，把全部过程严密地联结成一个整体，全面地考虑和调整整个规划过程，以便实现综合最优化。

4.2技术应用的综合化

一般大规模的复杂系统几乎都是一个技术的综合体。智能大厦系统工程也不例外，它是4C技术与建筑技术巧妙的结合。所谓技术的综合运用，并不是将各种技术进行简单的堆砌，而是从系统的总目标出发，将各有关技术协调配合，综合运用。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具有同样效能，同样规模智能大厦所采用的技术方案迥然不同，所花费的代价相差很大，这表明，研究各种技术的综合应用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

综合运用各项技术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创造新型的技术综合体。例如，智能大厦集成系统是计算机控制和管理的当代先进的技术综合体，但这里并没有什么重大基础理论的突破，而只是综合运用，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管理科学的成果所获得的成就。对智能大厦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越是揭示的清晰、深刻、准确就越能最佳的综合应用。

一个大规模的智能大厦系统往往不是单纯的技术系统，而是涉及到许多社会的、经济的因素，构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技术系统，促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建筑科学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智能大厦发展的一个特点，所以在作规划时必须重视技术应用上的综合化。

4.3管理科学化

一个复杂的大规模的智能大厦系统工程，往往有两个并行的过程，一个是工程技术过程，一个是工程技术的控制过程。工程技术的控制过程包括：系统规划、组织、控制工程进度，对各种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和决策，评价技术方案的技术经济效果等，统称之管理。管理工作对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效率和合理利用资源等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只有科学管理，才能充分发挥技术的效能。由于一大规模的智能大厦系统工程，往往需要很多单位和各行各业人员参加，并使用多种技术，投入巨额资金，材料和设备，这就使得仅凭经验、直观的、生产方式的管理方法是根本不适应的，管理不善将会大大拖延工程周期，使工程质量得不到保证，甚至由于管理失误，而使工程任务受到重大损失。因此，管理科学化成为智能大厦系统工程极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管理工作涉及到组织机构，物业管理体制到人员，设备和工作效率的分析，工作环境布局，工作步骤的组织，以及工作进程的计划、检查与控制等问题的研究。所以在作规划时，对智能大厦工程建设管理，使用运行管理都要有所考虑。

5.加强智能大厦系统规划设计提高智能大厦建设的整体水平。

近几年我国一些单位投入了大量资金，修建了许多智能大厦，这些智能大厦工程对于我国智能大厦建设的发展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但是在智能大厦建设中没有系统规划，不知道他建的大厦智能化作到什么程度，怎么样的建筑才能算是智能大厦等等，所以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往往会受一些产品推销商的误导，有的说有综合布线系统就是智能大厦，就作综合布线系统，有的说有设备控制系统就是智能大厦，就上设备控制系统等等。造成了资金的浪费和功能的低下。我们有体会，我们给一个单位作了系统规划工作、利用有限的资金，保证智能大厦主要功能的实现。而另一些单位没有规划，一个一个系统独立的建设资金投入大，效果却不好。因此，在我国智能大厦系统工程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从智能大厦整体出发，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力争用有限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实现我国智能大厦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任务。这方面国家建设部及工程勘察司、智能大厦推广中心作了许多指导性工作，推动了我国智能大厦的发展，还应该对建设业主的某项具体智能大厦系统规划，作指导性的要求，我认为这对开展智能大厦系统工程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几年来，由于工作需要，作了几个大厦的智能化系统的规划、设计工作，我们感到：业主有系统规划，或要我们首先给他们作规划的单位智能大厦系统功能实现都比较合理，并且可以进行系统优化设计为业主节约了一定的资金投入。另外，在承担没有规划的智能大厦建设中，感到有些分系统或子系统不是配置不合理，就是与整体不协调，资金投入也大，总感到只是为作工程而工程，而不是在建造“智能大厦”这个人们想象中的艺术品。所以本文从智能大厦系统工程过程完整性出发，简要叙述了系统规划的必要性，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建筑业主、有关专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智能大厦系统工程李林主编1998.1

第8篇：智能建造概论范文

【关键词】智能建筑，绿色建筑，新技术

1 概述

建筑从最初只是用于遮阳避雨和防风御寒的场所，发展到具有艺术性和多功能性的建筑，再到近代的摩天大楼和今天的智能建筑，这都是时代赋予建筑的烙印，也是不同时代科技水平的反映，并且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足迹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

随着智能建筑的发展，其功能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其技术也在不断成熟和更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智能建筑也将采用高新技术，不断发展。这种发展的特性让智能建筑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各国、各行业和研究组织都从各自的角度有对智能建筑的不同定义。我国《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00把智能建筑定义为：“以建筑为平台，兼备建筑设备、办公自动化及通信网络系统，集结构、系统、服务、管理及他们之间的最优组合，向人们提供一个安全、高效、舒适、便利的建筑环境”。可以看出智能建筑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它与现代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的同时，还涉及到社会、人文、经济和环境等各个方面，即智能建筑是一个交叉学科的工程领域，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世界看法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与充实。

绿色建筑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都只是从概念上进行的定义，一般来说，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设计、建造、使用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把建筑物与其他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有效满足各种使用功能的同时，能够有益于使用者的身心健康，并创造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工作和生活空间结构。

绿色建筑是当今人类面临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和营造良好人居环境的必然选择。所以，智能建筑的发展不能只局限于用智能系统控制建筑，而是应该更加关注与自然结合的建筑自控，使其成为绿色建筑体系中的一部分。用智能化来推进绿色建筑的发展，节约能源、促进新能源、新技术的应用，从而降低资源消耗和浪费、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是智能建筑发展的方向和目的，同时也是绿色建筑发展的必经之路。

随着智能建筑的发展，智能建筑正向着绿色建筑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在国内有时把智能建筑定义成弱电系统与建筑的结合。其实智能建筑就是一个实现绿色建筑总目标的手段或工具，是功能性的。而要完成绿色建筑的总目标，必须要依靠以智能建筑相关的功能，特别是相关的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建筑设备等楼宇控制的相关技术。没有相关的支撑技术，绿色建筑的许多功能就实现不了。从这个意义来看，智能建筑就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面，同时具有与人和自然高度和谐、平衡共生的绿色建筑，是更注重经济效益、安全、环保和人文关怀的、并且具有时代特征的高技术的绿色建筑。

2 智能建筑与绿色建筑的关系

2.1 智能建筑是以绿色为目的、方向和总纲。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来看，对于智能建筑而言，绿色是智能建筑发展的目的、方向和总纲。这就要求在智能建筑的规划、设计、开发、使用和管理中，必须坚持绿色建筑的概念，必须更有效地使用能源、水和其他资源，并且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尽可能地为使用者提供健康、安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居住者的健康，提高工作人员的生产力。

2.2 智能是绿色建筑的手段、措施和技术。智能是为了帮助绿色建筑指标的落实，以达到节约、环保、生态的要求。例如可以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常规能源的消耗；可以实现对气、水、声、光环境的有效调控；可以对各类污染物进行智能化检测与报警；可以对火灾、安全进行技术防范；同时，可以提供各种现代化的信息服务，以达到舒适、安全、高效、便捷的要求。

3 结论

从上面两点可以看出，智能建筑给绿色建筑提供技术支撑，绿色建筑是智能建筑要达到的目标，绿色建筑与智能建筑是对现代建筑两个不同方面的追求。

综上所述，应该将智能与绿色和二为一，以智能化推进绿色建筑的建设，以绿色理念促进智能建筑的发展，体现出人类对现代生存环境在安全舒适、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方面的追求。从长期发展来看，既可以满足以人为本，解决建筑和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需要，又丰富、完善、更新、拓展了传统建筑的建设。应该把绿色建筑和智能建筑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也就是只有坚持绿色智能建筑的概念，才可能真正地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所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技术革命的创新，在建筑中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更高新的后工业技术，可以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技术等，特别是应该将多种智能、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与新型能源结合起来，形成新型建筑—智能绿色建筑。

参考文献：

[1]喻李葵. 智能建筑与可持续发展[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年

[2]唐红.基于智能建筑与绿色建筑柔性融合的思考[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2，（5）

[3]符长青.绿色建筑与智能建筑的融合发展[J].智能建筑与城市信息， 2012，（7）

第9篇：智能建造概论范文

关键词：诗性；诗性智慧；自我指涉；原始思维；互渗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性”一词在文学研究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尽管它在构词法上带有明显的欧化痕迹（无论是名词poeticity或形容词poetic），知识谱系也主要源于西方，却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汉语概念，为汉语学术界所喜爱。“诗性”、“诗性智慧”、“原始思维”、“互渗律”和“自我指涉”都为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论资源，学者们往往各取所需，或者在其间游移不定。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其含义甚至会严重扭曲，遮蔽古代汉语文本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整理“诗性”概念的知识谱系，并对其用法进行反思。

一、诗的特性

诗性即诗的特性，这种说法虽有同义反复之嫌，但从字面上看是顺理成章的。由于诗歌的定义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诗的特性难以界定，诗与非诗之间的界限也不够清晰。而按照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看法，诗歌等体裁（文类）的划分其实是一种期待视野，是学者对诗歌文体的某种建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先看辞典中的“诗歌”条目：

诗是这样的文学作品：它简练地表达出富有想象力的体验，运用精心挑选、构筑起来的语言，通过意义、声音和节奏引起特殊的情感反应。大体而言，诗在大多数文化当中都被认为是文学表达的最高形式，它起源于早期社会中的巫术符咒、仪式上的咒语和极富节奏感和高度形式化的讲述。{1}

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它借助于具有节奏感和音乐美的语言，构造具有诗美的意象，表现诗人强烈而凝练的情致。{2}

专业辞典一般都会指出诗歌的情感性、想象性、讲究节奏韵律等特点，而文学理论教材则更多地强调诗歌的形式特征。比如“语词凝练、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③，“运用比兴、象征、拟人、隐喻、反复、重叠等表现手法，更集中概括地表现诗人情思，语言生动、凝练，富于节奏和韵律”，“呈现出跳跃性结构”，“语言特别凝练，更讲究陌生化，具有节奏和韵律，富于音乐性”，“有特殊的诗法”。{1}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认为，格律和隐喻是诗歌的基本组织原则，要给诗歌下定义就必须包含这两个因素。韦勒克则从“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四个术语入手来研究诗歌的结构。这些解释勾勒出了诗歌的主要特征，代表了关于诗歌的通行看法。诸如此类的诗歌概念，是“诗性”概念的重要参照物。考德威尔将诗歌的特征概括为七个方面，即“诗是有节律的，不能翻译的，非理性的，非象征的，具体的，并有浓缩审美情感的特征”，以及诗由词语组成，而“词语引起的不仅是观念，它还有激发感情的‘光焰’”。他认为“这些特点足以使诗脱离文学的整体而独立”。{2}这一概括吸收了西方古典文论的观点，也受到新批评的影响，是对现代派文学实践的一个总结。

考虑到中西诗歌在文本形式和审美观念方面的巨大差异，定义将更为困难。诗歌（乃至文学）在西方和中国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处于完全不同的论域，关于这一点，余虹已经作了较为详细的辨析。③如果按照英语诗歌（poetry）的标准来衡量汉语诗歌（诗），或者按照汉语诗歌的标准来衡量英语诗歌，恐怕得出的结论都会令人瞠目。如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那么，是否也有两种不同的诗性呢？

既然没有统一的“诗歌”定义，那么，关注“诗歌”一词的用法也许就够了：就语言形式而言，诗歌与散文相对；就想象性而言，诗歌与历史相对；就形象性而言，诗歌与哲学相对；就情感性而言，诗歌与科学相对。因此，诗性意味着某种与历史性、思辨性、科学性、逻辑性相对立的特征。情感性、想象性、节奏感，这三者的结合大体就可以造就一首“合格”的诗。而“诗性”一词的通常用法，也基本上以这三点为核心。

在汉语学术界，这个概念被频繁使用，跟“意境”、“境界”、“空间”也有一定的关系，它隐含着一层意思：诗性意味着一个超出了具体可感的物质世界的“空间”，一个微妙、丰富的情感世界，乃至指向一个超凡脱俗的“超验”世界。考虑到超验世界在传统中的模糊和缺乏，“诗性”的暗示作用就更为重要了。

由于诗歌是一个多面体，而“情感”、“想象”、“节奏”三者并非在同一层面上界定诗歌，所以，如果将诗性等同于诗歌的特性，“诗性”的内涵和外延都难以确定，在涉及具体问题的时候，甚至无法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或者清晰描述内在的分歧，从而无法真正推动讨论的深入。

二、诗性语言

如果无法从诗歌自动推导出“诗性”的定义，不妨换一个角度，将焦点对准“诗的语言”或“诗性语言”，看看西方文论关于诗性语言（诗歌语言）及文学语言（“诗”常常是文学的代名词）的论述。

关于诗性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差异，以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论述最为著名。比如，穆卡洛夫斯基认为，诗的语言在功能上最大限度地“突出”自身，而突出是“自动化”的反面。虽然“突出”在标准语言尤其是在政论文章中十分普遍，但“在诗的语言中，突出到达了极强限度：它的使用本身就是目的，而把本来是文字表达的目标的交流挤到了背景上去。它不是用来为交流服务的，而是用来突出表达行为、语言行为本身”{4}。巴赫金认为“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语言在这里不仅仅是交际手段和描写表达手段，它还是描写的对象”，作家应该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克服幼稚的语言和教条的语言，克服狭隘的单语体性和盲目的多语体性，也就是无风格性”。{5}而所谓无风格的语言，不仅是指工具性的语言，还包括那些程式化的文学语言。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日常语言）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形象和象征，而在于“其结构的感觉特点”。诗歌是一套程序（device，手法），其目的不是为了认识现实，而是要创造一种幻象，扰乱那些习惯性的、不假思索的感知方式，因此“诗就是受阻的、变形的言语。诗歌言语是建构言语，而散文是普通言语：节约的、灵活的、合理的”{1}。诗歌通过发音、词汇、结构等方面的特殊的技巧使对象“陌生化”，故意以复杂的形式来增加感知的难度，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自身。他提出了形式主义批评的一个核心预设，即“文学文本不是世界的反映，而是符号的组织。文本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否突显或者揭示出自身的建构手段（也就是让它的建构性特征引人注目），通过陌生化策略使现实变得陌生”{2}。诗歌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幻象，陌生化（突出、反常化）程序是诗性语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瑞恰慈将语言的用法分为两种，一是以指称为核心的科学用法，一是以态度为核心的情感用法。③他所说的情感语言，就是诗性语言或文学性的语言。韦勒克认为，要给文学下定义，就必须弄清文学中语言的特殊用法，弄清文学语言、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主要区别。文学语言具有歧义性和暗示性，强调对文字符号本身的注意，强调语词的声音象征，强调情感态度的表达，而科学语言趋向于使用类似数学符号的标志系统，要求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一一吻合，并且特别指出：

在某几国高度发展的文学中，特别是在某些时代中，诗人只须采用业已形成的诗歌语言体制就可以了，也可以说，那是已经诗化的语言。然而，每一种艺术作品都必须给予原有材料（包拾上述的语源）以某种秩序、组织或统一性。{4}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汉语诗歌中的情形，在《诗经》、楚辞、汉赋、骈文、格律诗及其相关原则的影响下，汉语不仅在诗歌中是“诗化的语言”，而且在其他各种文本中都称得上是“诗化的语言”。

保罗·利科从一词多义现象出发，指出科学语言是一种系统地寻求消除歧义性的言论策略，是人工形式化的语言，具有一套消除歧义的矫正程序，它倾向于排斥活生生的经验交流。而诗歌语言正好相反，它推崇歧义，同时构建多种意义系统，具有一套保留和创造歧义的程序。诗歌通过增进符号的可感知性，加深符号和对象的根本分离。在诗歌中，词语的组合比词语的选择更为重要，隐喻使诗歌成为一种瞬间的言论创造物，而象征则使诗歌成为一个连续、持久的隐喻。利科还阐述了诗歌语言策略的意义：诗歌展示了一个我们能居住于其中的可能的世界，诗歌的真理表明了我们“在存在中存在的态度”而非可证实的陈述。因此，我们同时需要两种语言，以便在精确地描述世界的同时能对世界保持敏感。{5}

在中国文论中，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关于“蓄隐”的论说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正是由于“文外之重旨”和“复意”的存在，文学文本才能“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从而成功的传达出审美经验。

伽达默尔也注意到了诗歌语言的自律性——诗歌语词见证它自身，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证实，他认为诗歌和真理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而用诗歌来谈说、揭示真理，就是要求诗歌语词拒斥“外在的证实”，从而帮助我们接近世界。{6}神学家奥特的看法与利科和伽达默尔的论述极为相似：

诗歌表达的东西比每种单一的、即或感触甚深的解释更多。每种解释，每种沉思都是个别人作为人的领会。与此相反，作为象征的诗本身表达的是与许多人、也许无限多的人相关的真实。{1}

这就是说，多义性或者说复义是诗歌的重要特性，它能把人引向真理。正如雅各布逊所说，“含混性（ambiguity）是一切自向性话语所内在固有的不可排除的特性，简而言之，它是诗歌自然的和本质的特点”{2}。复义的产生，与自我指涉有直接的关系。正因为自我指涉，所以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很难确定，甚至根本无法确定，在阅读和解释之中就出现了复义或曰多义现象。但有人对二者的区分持怀疑态度，比如高友工、梅祖麟就否认诗性语言与普通语言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③考虑到他们的专业背景，这种观点并不奇怪。

这些解说对于诗歌的形式特征的强调，大都与形式主义的文学观念有关。文学性和诗性，在形式主义者那里是一对近义词。为了与传统的文学观念对抗，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对于诗歌倾注了很大的热情，着力从语言形式上将诗歌（文学）与其他话语区分开来。其语言观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而诺瓦利斯的纯艺术观念则与康德的“纯粹美”概念有关。

对于古代汉语文本来说，诗歌语言与标准语言之间的区分可能更为困难，因为很难找到以“标准语言”写成的文本。更富有意味的是，日常语言在汉语文本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反倒是诗性语言成为了一种程式化的语言。因此，当我们使用“诗性语言”或“诗性”之类的概念来分析和评判汉语文本的时候，就很容易置身于一个错位的情境之中而不自知。

三、自我指涉

在形式主义的语言观中，还有一个未能得到充分表述和界定的概念，就是“自我指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都不太关注言语（文本）所谈论的现实，而将目光投向其谈论方式，认为“文学是一种指涉自我的语言（self-referential language），即一种谈论自身的语言”{4}。马里奥·瓦尔代斯也提到，“对话语的描述性分析说明，外部指涉对象在诗歌语言中被淘汰，诗歌语言实质上是自我指涉的”{5}。

所谓“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又译“自我参照”、“自我指称”、“自我相关”、“自我涉及”，简称“自指”。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指涉现象并不少见。比如，“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这个类似于语言游戏的故事，以及“不许说话”（一个人为了保持特定时空的安静而不得不一再制止别人说话）、“禁止张贴”（张贴在墙壁上的标语）之类的语句。

在计算理论中，自我指涉与递归定理有关，一般译为“自引用”，指的是一个程序运行之后所输出的数据就是它自己，如同普通语言中的句子“打印这个语句”，它既是指令又是执行指令所得到的结果。{6}自我指涉与人工智能以及数理哲学中的集合论、递归论等领域都有紧密的联系。

在逻辑学中，自我指涉“是指一个总体的元素、分子或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又指称这个总体本身，或者要通过这个总体来定义或说明，这里所说的总体可以是一个语句、集合或类”{7}。它与悖论的关系很密切，如说谎者悖论。许多学者将自我指涉视为导致悖论的原因，主张以禁止自我指涉的方式来消除悖论。也有人认为自指现象不可能消除，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自我指涉的怪圈。维特根斯坦等实证主义者将形而上学命题一律视为同义反复：“逻辑的命题是重言式。因此逻辑的命题就什么也没有说。”{1}因此，大多数传统的哲学命题（比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对范畴和时空形式的证明等{2}）都是自我指涉的命题，无法通过逻辑和经验来证实，因此是无意义的。

在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著作中，自我指涉是一个关键词，其含义要稍微宽泛一些。卢曼借助“自我指涉”或“自体再生”来描述社会系统的封闭性：

系统依靠一些通过系统而相互关联的要素生产出另外一些通过系统而相互关联的要素。自我指涉系统是作为一个要素生产的封闭网络而存在的。这一网络不断地生产一些要素，而后者又被用来继续生产另外一些要素。由此，该网络便把自身作为一个网络再生产出来。③

如果自我指涉是系统的基本特征，系统就只能通过封闭的、自我指涉的结构和过程来回应环境的变化，而不能直接与环境中的各种影响因素产生一一对应的关系。卢曼还将自我指涉分为三种类型：自反性（reflexivity）、反省（reflection）、基本自我指涉，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自我指涉结构已经居于统治地位。但美国学者拉什认为韦伯的“自我立法”比起“自我指涉”更能概括现代主义的准则。{4}

自我指涉概念在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也有广泛的运用。在心理学领域，记忆的自我指涉（自我参照）效应广受关注，它指的是当一个人接触到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时，印象最为深刻。{5}美国学者波齐认为，近代国家是一个功能高度分化的体系，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力的高度制度化，即非个人化、形式化。但是，“不管是作为整体还是国家的某个机构，国家均容易陷入一种只考虑自己专门事务的倾向，每一个机构均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更宏观的社会现实，因而表现为自我指涉的特点”，“这样一种具有自我指涉性机制的作用结果是推动了该机制大量生产自己的产品”。{6}比如公司生产部门生产过多的产品，立法机构制定过多的法律，政府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大学培养过多的博士，等等。

在文学领域，自我指涉除了用来描述诗歌的特征之外，也可以描述一部分小说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尤其是“新小说”或“元小说”。在雅各布逊等人看来，诗性在一切文本中都存在，诗歌只是诗最活跃并压倒其他功能的一种言语模式。托多洛夫则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自反性的，“每一部作品，每一部小说，都是通过它编造的事件来叙述自己的创造过程，自己的历史……作品的意义在于它讲述自身，在于它谈论自身的存在”{7}。关于自反性（self-reflexive），《牛津文学术语词典》有一个解释：

该概念适用于描述那些公开揭示自身人工雕琢过程的文学作品。在现代小说中往往能够发现此类自我指涉的特性，这些作品一再提及自身的虚构性特征（见“元小说”条目）。在此类作品——以及早期的同类作品如斯泰恩的《商第传》（1959-1767）——中，叙述者有时被称作“自觉的叙述者”。自反性在诗歌中也屡有发现。{8}

正像自我指涉在哲学中带来了种种理论上的困惑一样，艺术中的自我指涉（元小说、先锋诗歌、行为艺术，等等）也带来了阅读、批评和理论上的困难。关于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的自指性，罗曼·雅各布逊的表述更为明确，他将语言的基本功能概括为六种，即指称、交际、诗性（poetic）、表情（emotive）、意动和元语言功能，认为“诗歌功能对指示功能的优先地位不是消灭指示作用，而是使指示作用变成了含混的作用……运用连续结构的对应原则造成反复是诗歌的显著特点”{1}。

诗性语言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使语言的结构特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是音节、重音、长短音、词序、句法停顿等方面的对应关系，突出了符号、形式和结构，突出了语言的能指，甚至使得能指本身变成了所指。美国批评家布鲁克斯宣称，诗歌的语言是一种诡论（paradox）语言，科学的语言必须清除诡论的痕迹，而“诗人要表达到真理只能用诡论语言”{2}。就这样，哲学家们所要尽力消除的悖论和自指现象，在文学批评家们看来却恰好是诗歌语言所必不可少的建构规则。自我指涉与诗性的内在关联，还可以在斯拉文斯基的概括中看出来：

语言的其他功能使话语归向外部世界；诗歌功能则是要建立一个有内部理据的话语“世界”。……诗歌功能要把陈述本身变成对象，要限制陈述作为感情、概念和指令载体的作用，要突出其作为一个新“物”的自我价值。③

在汉语当中，由于缺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文本、科学文本和法律文本，自我指涉的广泛存在并未带来心智上的困惑。而自指现象在文学文本（尤其是非叙事性的文本）中不仅不会造成理解和交流上的障碍，反而常常有助于文学性的增强，所以，汉语文本的自指结构至今未受关注。

四、诗性智慧

除了“诗歌”这个亲缘关系最近的概念之外，汉语学术界所使用的诗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维柯的“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在《新科学》中，维柯用了约一半的篇幅来讨论诗性智慧，将“诗性智慧”锻造成了一个关键词，他所提到的“诗性的玄学”、“诗性逻辑”、“诗性的伦理”、“诗性的经济”、“诗性的政治”、“诗性历史”、“诗性的物理”、“诗性的宇宙”、“诗性天文”、“诗性时历”、“诗性地理”等概念，涵盖了诸多我们通常以为本不具备诗性的领域。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证明各民族的发展有着某种共同的起源：

诗的真正的起源……要在诗性智慧的萌芽中去寻找。这种诗性智慧，即神学诗人们的认识，对于诸异教民族来说，无疑就是世界中最初的智慧。{4}

我们发现各种语言和文字的起源都有一个原则：原始的诸异教民族，由于一种已经证实过的本性上的必然，都是些用诗性文字（poetic characters）来说话的诗人。{5}

维柯认为诗性语言早于散文语言，最早的民族都是诗人。诗是人内在的情感、精神世界与现实的物质世界之间的一个桥梁，“诗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赋予感觉和于本无感觉的事物”{6}，通过这样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工作，人类将陌生的、异己的外部世界建构成了可以信任和栖居的家园。当然，人类不仅仅是通过诗歌建构出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而且还逐渐建构了一个逻辑的世界。诗与哲学、历史等话语的差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得到过精辟的阐述，但维柯的论述还是令人豁然开朗：

人们起初只感触而不感觉，接着用一种迷惑而激动的精神去感觉，最后才以一颗清醒的心灵去反思……诗性语句是凭和恩爱的感触来造成的，至于哲学的语句却不同，是凭思索和推理来造成的。哲学的语句愈升向共相，就愈接近真理，而诗性语句却愈掌握住殊相（个别具体事物），就愈确凿可凭。{1}

诗始终与情感、感觉、想象、形象相伴，而哲学则与推理和抽象思维相伴，这早已是西方思想中的常识。维柯并没有赋予“诗”或“诗性”等概念以新的含义，其贡献仅在于用此概念对人类文化作了一次宏观的描述，从而阐发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的观点已经为我们所熟知，此处不再详述。

维柯借“诗性智慧”一说来为原始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制度辩护，指出“现代”文明的根源其实是原始文化，但他并不认为诗性智慧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智慧。反观中国文化和汉语文本，在文明程度长期领先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显著的诗性特征，这难免令人惊讶。尽管只有西方世界发展出了思辨理性和现代科学，但中国人对此常常难以释怀，西方文化仍然是汉语思想所难以消化的他者（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理智上），维柯之所以受到中国学术界关注，当与此类情结有关。

五、原始思维与互渗律

“诗性”一词与维柯的诗性智慧有关，而诗性智慧又主要是指野蛮民族或原始社会的智慧，则我们不能回避布留尔和斯特劳斯关于原始思维的论述。

布留尔从现代人所习惯的逻辑思维出发，将原始思维称为“原逻辑思维”，认为它是受“互渗律”支配的：

它不是反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我说它是原逻辑的，只想说它不象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它首先是和主要是服从于“互渗律”。具有这种趋向的思维并不怎么害怕矛盾（这一点使它在我们的眼里成为完全荒谬的东西），但它也不尽力去避免矛盾。它往往是以完全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矛盾的，这一情况使我们很难于探索这种思维的过程。{2}

逻辑思维和原始思维的分界线，就在于二者对于矛盾的态度。在布留尔看来，互渗律是原始思维的最重要的原则。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不是源自智力活动，它带有情感性，并且变动不居。原始人常常将肖像与原型混同，并且相信“可以通过对肖像的影响来影响原型”③，他们还会把任何偶然出现的事物当作后来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原始意识往往根本不考虑现象之间的客观联系，而特别关注现象之间神秘的、不依赖经验的联系。原逻辑思维的神秘性在后来的逻辑思维中仍然留有痕迹，但抽象概念只有不停地扩展，才不至于凝结为僵化、自足的体系，不至于使智力活动蜕变为捕风捉影、空洞无物的议论。布留尔认为“中国的科学就是这种发展停滞的一个怵目惊心的例子”{4}。

维柯指出了人与物的交融，布留尔则以互渗律来概括表象之间的交融。布留尔还认为，逻辑思维必然要“随概念的明确性和限定性一起增长，而这种明确性和限定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则是集体表象的神秘的前关联的减弱”{5}。逻辑思维在一些文化中之所以不能充分发展，原因就在于这种受互渗律支配的表象联结方式，或者说诗性思维。

原始思维是否对世界充满好奇？布留尔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始民族常常显得过于老成、自负，急于对世界进行解释，而不太考虑它的“世界观”能否经得起事实、经验的检验。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变，随着社会活动领域的不断分化，原始思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也许只有在艺术活动中才保存着一席之地。

与布留尔不同，列维-斯特劳斯反对将巫术看作“犹犹豫豫摸索着的科学”，因为原始思维有着自身的完整性、连贯性和系统性。原始思维（神话思维）所建立的诸种结构，为科学的进步创造了条件，它“不只是被禁闭于事件和经验之中，不断地把这些事件和经验加以排列和重新排列，力图为它们找到一种意义”{1}，而且将人从无意义、无秩序的偶然世界中解放出来。卡西尔也认为神话思维“决不缺少原因和结果的普遍性范畴”，而“整理混沌的感觉印象、即按照相似性选出确定的类别并形成特定的系列，这对于逻辑思维和神话思维来说是共同的”{2}，但他同时指出，神话思维“全然不了解对于经验科学的思想似乎是绝对必然的某些区别”，比如事实和感觉、愿望和实现、影像和物体、整体和部分、空间和时间、属性和实体，等等，从而在因果概念和客体概念等方面与逻辑思维截然不同。

六、“诗性”概念的蜕化

这个谱系还可以追溯得更远，比如“文学性”和“审美”就是另外两个与之关系密切的概念，鉴于前者与“诗性语言”有理论上的亲缘关系，后者则意义显豁，此处不赘。有论者认为，“诗性”概念的流行与海德格尔著作的译介有关，多数学者是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层面上谈论“诗性”，混淆了海德格尔与维柯的背景。③这是一种很有见地的看法，但似乎高估了这一概念的某些使用者。总体来说，“诗性”概念有一个复杂的谱系，难以从中选取一个概念来最终规范、界定“诗性”，也难以将其融合。{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概念越难界定，越是缺少约束力，便越容易流行——这种情形曾经在人文学科中一再发生，“后现代”、“人文精神”、“文学性”、“现代性”，等等，都是概念蜕化的典型案例。

西方思想对于诗性、诗性语言、诗性智慧的关注，不单纯是文学或美学上的，而与西方思想中的形而上学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西方世界，文学与哲学、科学之间有着共同的源头和精神追求，有着相互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对于真理、实在、超验、彼岸以及自我、人性、心灵等问题的关切，往往促使西方思想家跨越艺术与科学、哲学之间的边界，把目光转向文学。正如怀特海所说：“哲学与诗同源。二者都寻求表现对终极的善的感受——我们称之为文明。无论是哲学还是诗，都要形成超越语词直接涵义的形式。诗与韵律为友，哲学与数学模式结盟。”{5}诗性智慧、互渗律等概念，其实也是哲学与诗相结合的产物。

许多学者喜欢引述洪堡特的观点，来证明民族精神和民族语言之间的一致性，却忽视了洪堡特关于诗歌和散文之关系的论述：

如果语言具备真正发达的形式，诗歌和散文就会依据一定的规律同时成长起来……诗歌的倾向和散文的倾向必须相互补充，共同协助人深入扎根现实，但其唯一的目的是使人能够愉快地超越现实，得到更自由地发展。倘若一个民族地诗歌在全面、自由和灵活地成长起来地同时，没有能够为散文的相应发展创造下可能性，就不会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