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发展现状精选(九篇)
第1篇：乡村产业发展现状范文
【关键词】：多维角度；中国低碳乡村；产业发展；策略
乡村产业结构的主要推动力是农业生产总量和劳务输出总量，其中，种植业过程以及农产品的加工是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而导致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是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经济的增长对乡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逐渐凸显出产业趋势与中国低碳乡村发展之间的相互劣势。因此，要想实现生态型与低碳型乡村发展并存，需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低碳乡村发展的趋势，建立健全的发展模式体系，从碳能源的排放角度对低碳乡村的发展方向进行诠释，包括社会经济、生态平衡、环境文化等等多种层面实施乡村低碳化的发展路径，以实现低能耗、低排放以及低污染的生态领域，从而达到低碳乡村发展的高效目标。
1、现阶段中国乡村经济发展状况及发展趋势
1.1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传统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导向，而从事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人员占从业人员比例的总量极高，随着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从业人员的比例随之减少。例如，工业、建筑业、餐饮业等从事人员逐渐居多，由此可见，中国乡村产业的结构现状是，农业虽然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重要性已经处于下滑阶段，随着工业以及服务行业的发展，明显较为劣势。而中国乡村产业结构的特点又是多样且复杂的，所以，要结合各地区的气候特征、资源状况以及地理实际情况来决定产业发展类型，做到因地制宜的实际效果。
1.2产业趋势现状分析
中国乡村从事人员是直接体现中国乡村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乡村产业转型趋势的优势与劣势。从经济学软件可以分析出中国乡村从业人员的主要分布情况，同时反应乡村各行业从业人员的相关数据，按照比例预测发展趋势的上升与下滑状态。例如，根据各个乡村产业转型趋势，可根据地区间的差异，包括环境、气候、资源、地理等，选择合理且科学的产业转型路线，实施正确的产业基地，使产业类型符合市场发展要求，并长期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满足乡村经济发展的目标。
2、 产业结构对低碳乡村的影响
乡村在生产碳排放的基础上取决于乡村产业的类型，而产业结构又是决定低碳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想实现农村在生活中达到碳排放量极低的效果，对低碳乡村来讲，产业结构至关重要，不但直接体现碳生产排放时的污染现象，同时间接体现节能减排的作用。任何行业都需要不断的提升内在空间，无论在生产上或者质量上都要逐步提升，才能长期立足于趋势的发展。尤其在现代社会经济的要求下，必须做到符合时代需求，并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方可实现社会与经济同时发展的共同目标，也可以实现社会与生态并存的友好关系。现阶段，随着产业转型带来的经济效果，人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成为了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产业转型的初期，工业及农业等高污染产业，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平衡，造成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的不规则现象，不仅对环境本身造成影响，同时危害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因此，要加强各行业间的低碳环保意识，使人们能够意识到保o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以创造更好更安全的和谐居所。
3、 多维角度的中国乡村发展产业策略
3.1确定低碳乡村发展路线
首先，在低碳乡村发展过程中，要先完善发展路线，对其遇到的问题实施整体思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及时改善问题，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产生，最终实现乡村经济的高效发展，为乡村低碳化发展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在实施过程中，要勘察当地实际情况，核实地区资源现状，对其优势选择正确的产业方向，使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来满足该产业的价值。产业的发展不仅体现于在市场上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同时体现于是否带动当地经济效益，并解决多数居民的就业问题，使从业者收入得到提高，并提升人类的整体生活水平，使大部分人都能从中受益。因此，要想把低碳乡村发展落到实处，需要着重分析发展方向，完善发展路线，以保证这一战略高效完成。
3.2做好低碳乡村发展的调研工作
针对当地乡村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利用不同地区的独特资源来巩固低碳乡村发展的实力。例如，对于乡村设立旅游景点时，可引进其他地区景点的独具特色，其目的是创造更完美的旅游项目，为满足人类的需求打造更为理想的公共场所。当然，在引进新型产品时，需要审核当地环境以及地势的条件是否满足新项目的采用，在保护当地资源的基础上，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以开发实用且安全的产业来促进低碳乡村的发展。由于在低碳乡村发展过程中，需要进行长期的资本投入，因此，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可行性策略，做好相关的调研工作，确保引进的产业与区域相符合，做到真正互补的同时，为产业的发展提供经济保障。而相关政府也要做好监督工作，使生态与经济友好并存，从而逐步实现低碳化乡村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低碳乡村发展需要综合协调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自然资源等，使其各大要素共同达标，以保持生态平衡，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要以人类的健康为主，以多种角度出发，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实现低碳乡村更好的发展，为生态环境以及人类安全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杨彬如，韦{兰。关于低碳乡村内涵与外延的研究[J].甘肃金融，2013（9）：12-15。
[2]牛立业，赵永峰，孙小平，等。新农村建设及特色产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以甘肃省平凉市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532-535。
第2篇：乡村产业发展现状范文
内容摘要：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乡村休闲作为休闲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其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机遇。本文在对农村、乡村与休闲的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阐述了乡村休闲方式的内容、农村经济转型方向和问题，以及乡村休闲产业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和着力点。
关键词：乡村休闲 农村 转型 经济发展
休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休闲将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乡村休闲尽管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但其蕴涵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已展示出强劲的发展趋势。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乡村休闲成为我国目前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机遇。本文选择从乡村休闲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着手，重点阐述乡村休闲的方式、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以及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和着力点。以期能够丰富乡村休闲产业的理论体系，起到对乡村休闲发展的指导作用。
农村、乡村与休闲概念的释义
（一）农村与乡村的概念
大多数学者把“农村”和“乡村”视为城市的相对面，并不区分“农村”和“乡村”在用词上的差异。学者袁镜身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中也把“农村”和“乡村”合二为一进行论述，认为“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的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又通称为农村”。
从字面意思理解，“乡村”和“农村”的区别可能在于认识的角度不同。“乡村”是从生活和居住的角度来看，表明乡村中的聚落，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而“农村”可能更多地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认识，意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人群聚落。“乡村”聚落的居民未必是农民，而“农村”聚落的居民则一定是农民。很多城里人居住乡村，他的身份可能依然是城里人；而很多农村居民居住在城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也与农业生产活动无关，可他们依然被视为农民。本文为了论述的方便，将不对乡村和农村的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
（二）休闲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休闲”，理论界已有许多界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休闲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受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于光远先生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指出：“休闲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行为，是可以自我做主的”。
从语义上讲，汉语中的休闲包含两层含义：休，停止劳作，休假，休息；闲，闲适、悠闲的状态。本文更倾向于休闲是一种面对生活的状态与心态，是人们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自主选择地从事某些个人偏好性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惯常生活事务中所不能给予的身心愉快、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与发展。真正的休闲不是消遣，不是打发时间，而是在休闲时间里能够提高自身的素养。总之，休闲是人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追求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较高目标。
乡村休闲方式
乡村休闲产业。乡村休闲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为龙头的综合性产业，当然，这里所说的乡村休闲，并不一定是在村庄里休闲，也不仅是指已经发展起来的乡村景点景区，而是一个包罗范围较广的环都市乡村地带。这个地带与城市保持有一定的距离，环境主体是生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或很少侵入，大体上保留着山水和田园生态面貌，交通条件一般较好。乡村休闲以其乡村性、平民性、参与性和体验性，适应了人们对原生性和生态性的要求，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喜爱。
乡村休闲方式。由于乡村消遣、乡村旅游、农耕体验和其它“发生在乡下”的乡村休闲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生产活动，休闲消费者所获得的只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远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所指，“经历”和“体验”产品供给是相关厂商群的彼此相互协作、有机组合的“共同产品”。因此，乡村休闲产业至少包括乡村旅游产业、乡村娱乐产业、休闲观光农业、乡村休闲度假产业等。近年来，不断增长的乡村需求强力促进了乡村休闲的发展，目前乡村休闲的内容形式主要包括乡村旅游、采摘农园、农家乐、体验农园、乡村娱乐、农家美食等。具体来讲，主要表现为：大城市附近的农家乐；高科技农业体验观光园；农业新村，特点是经济发达、乡村城镇化，在发展中有意识地使本村成为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古村落的开发，如江西安义的古村群、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等；农业的绝景和胜景，如桂林的龙胜梯田；乡村娱乐和休闲度假。
事实上，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乡村休闲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农村经济转型方向及问题
所谓经济转型指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结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是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形态的变化。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由资源约束转变为市场约束。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改革开放30年来，在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运行机制下，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但也必须看到，农业的发展还主要体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质量和效益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而且农业发展由过去的资源约束变为现在的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可以说当前面临的挑战更大。要实现农村经济转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改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促使农业向质量和效益型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而乡村休闲则是当前农村经济中最具附加值的产业之一。加强乡村休闲的发展将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高效、优质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村整体的发展进程。
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和着力点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产业，乡村休闲能促进一、三产业的紧密结合，在发展中具有立体式的乘数联动效应：可以使农民在既不离乡也不离土的情况下扩大就业；能使农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跨越流通环节适时缓解农业产业化中购销体制不畅等诸多难题；能有力地推进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环境等。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休闲是农村地区扶贫的重要突破口，而且可以推动广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乡村休闲能够充分发挥和挖掘农业资源的价值和作用，发展乡村休闲能把农业的生态环境、农村民俗文化和空间环境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因此，顺应时展潮流，强化市场导向功能，摆脱传统的单一种植业开发模式，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发展乡村休闲，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另外，农业经济不能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而产供销一条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乡村休闲的发展在促进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可打破产业界限，有助于形成产供销、服工农、科工贸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和购销渠道，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乡村休闲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多，其基本的服务工作对员工技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或是经过一定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而且乡村休闲产业的关联度高，它与餐饮、娱乐、交通、建筑、食品、旅游工艺品等产业密切相关，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得到很好的转移，农民的就业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
乡村休闲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休闲的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以提高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的便利性，因此必须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譬如道路交通、通讯、医院、商店等基础性设施。乡村休闲的开发将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逐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健康发展。
乡村休闲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要维持乡村休闲市场的持久性，就必须注意并保持乡村生态系统的持久性。乡村休闲把发展生产、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内涵结合起来，它的生产要素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乡村环境，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通过乡村休闲的规范开发，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到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之中，更好地创建清洁、优美的乡村环境，维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塑造良好的乡村，使整个农村成为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生产基地和生活乐园。
乡村休闲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发展乡村休闲，可以将先进的文化和观念引进农村地区，有利于打破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的状态。在与外来游客交往的过程中，当地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视野逐渐开阔，思想道德素质得以提升，这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契机。乡村休闲产业是服务产业，又是文化产业。如果没有视顾客为上帝的服务精神，就难以立足于市场，更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发展乡村休闲产业还可以培养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服务顾客的文明意识。
乡村休闲方式与农村经济转型之间的关联性可见图1所示。
结论
综上所述，乡村休闲的发展缘于旅游者的消费动机所形成的新的类型和休闲市场需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休闲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发展乡村休闲，能够实现农村地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罗书林.发展我国休闲产业的必然性研究[J].苏州工职院学报，2008
第3篇：乡村产业发展现状范文
[摘 要]城乡统筹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关键是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互动发展机制，以乡村旅游推动城乡统筹目标的实现，以城乡统筹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本文分析了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互动发展机制的内涵及特点，并提出了两者互动发展的机制模型。
[关键词]乡村旅游 城乡统筹 互动发展机制
一、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互动发展机制的内涵及特点
所谓互动发展机制，是指在各自内部因素协调的条件下，双方之间相互开放、相互适应、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并形成保持和推动这种状态和过程健康运行的机制。根据乡村旅游发展的延展性和城乡统筹的特点，本文所强调的“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互动发展机制”主要是指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互动发展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根据动力系统理论的观点，本文认为可以把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看作一个系统，不仅要求各个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必须保持协调，而且要求两个系统之间也要保持一定的协调与稳定，这个系统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乡村旅游、城乡统筹本身作为一个系统，其各自内部的多个要素、多种关系必须保持协调。城乡统筹中的城乡关系、人口规模、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等应保持协调；乡村旅游发展的客源市场、发展规模、产品结构、服务设施、接待水平等应保持协调。
第二，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之间必须形成一种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状态。乡村旅游应该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良好载体和有效途径；而城乡统筹要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可靠经济支柱。
第三，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之间必须有一种内在的互动联系机制，如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土地流转机制、资金融通机制、利益调节机制等，以保证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双方的紧密结合，从而使双方之间形成统筹兼顾、相互激发、互惠互利的统一体。
第四，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互动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双方的发展速度或规模不一致、不协调的状况，从而影响双方原有的互动发展，但这种暂时的不协调或不断出现的不协调又为双方的协调发展找出了新的差距，提出了新的要求，开辟了新的途径，从而成为双方协调互动的推力，使双方在新的互动条件下获得新的协调发展，并推动整体跃升。
第五，乡村旅游和城乡统筹这两个系统既不是孤立的系统，也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系统。因为它们之间既有物质的交换，又有信息的交流，即存在着要素的互动。要提高双方互动发展的质量和规模，它们之间要素互动（流动）在方向、速度、数量上必须保持协调。
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互动发展，其目的在于通过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协调互动，打破行政区划、城乡分割以及地区封锁等，促进各经济要素的合理流动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平稳、较快发展。
二、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互动发展的机制模型
对乡村旅游来说，它是一个由需求者（旅游消费者）、供给者（乡村社区、农民）、支持者（政府、行业协会、组织）、媒介（市场）等多个利益诉求主体所构成的经济系统，各利益诉求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所引发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对于城乡统筹来说，它是一个由城与乡的共生单元所构成的共生系统，各个要素在系统内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是增强城乡关联度、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无论是对于乡村旅游，还是城乡统筹来说，在系统发展的过程中，各利益诉求主体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磨擦，即通常所说的“利益不均衡”问题，如何有效协调和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中所共同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只有理性地、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保持城乡统筹内部各要素的协调，有效发挥乡村旅游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升生态环境和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等综合功能，从而有力促进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良性互动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基于此，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互动发展，既要找到着力解决城乡统筹发展中所面临问题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又要从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找到支持城乡统筹中发展乡村旅游的动力源。通过城乡统筹的发展为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引向和制度保障，而乡村旅游的发展则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支持。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结合我国乡村现状、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以及农村发展旅游业的可行性研究等，本文认为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互动发展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图1 乡村旅游与城乡统筹的互动发展机制
1.乡村旅游对城乡统筹的推动机制
乡村旅游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提高村民生活水平的新渠道，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载体，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形式，无疑是解决城乡统筹的有效途径。因此，要从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来自需求者的影响力、来自供给者的吸引力、来自媒介的拉动力和来自支持者的推动力，建立乡村旅游对城乡统筹的推动机制。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而且有利于带动乡村的人流、物流与信息流的发展，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改善农村环境，从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文化、产业和生态的融合（见图2）。
图2 乡村旅游对城乡统筹的推动机制
第4篇：乡村产业发展现状范文
关键词 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广东省
中图分类号 F30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4-0274-02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历史任务以来，全国各地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在当地新农村建设中促进规模化、品牌化发展。2008年，作为黄浦江源头的浙江省安吉县出于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在积极借鉴其他地区处理发展问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打造“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农村建设口号，并制订建成中国最美乡村的目标。“十二五”期间，安吉县“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影响促成浙江省制定《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此时广东省增城、花都、从化等市县也开始启动“美丽乡村”建设。这种以整体化实施、品牌化经营的探索模式，不仅是新农村发展趋势，也是全面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的重要载体。
1 理论与现实意义
结合住建部2013年40号文提出关于开展美丽宜居小镇、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工作，广东省2011年决定创建宜居城乡、打造具有鲜明广东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的一批名镇名村示范村建设，以及近期广东省提出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在广东全省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1 “美丽乡村”建设为区域协调发展延伸了内涵、拓展了空间
区域竞争是发展质量的竞争，区域合作是互惠互利的合作，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区域寻求到良好竞争合作之后产生的必然结果和发展趋势[1]。区域及其产业如何做到区域内外有效竞争与合作，如何通过区域合作提升区域整体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已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策略和手段，也是区域协调发展关键所在。“美丽乡村”建设秉承这一战略理念，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高度统筹城乡规划、建设和发展，不仅抓住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有利契机，也为区域协调发展延伸了内涵、拓展了空间，更为粤北地区进一步落实该省关于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落到实处提供了有力抓手。
1.2 “美丽乡村”建设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诠释和实施
“环境提升”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也是广东省推进该建设的核心任务。要建设“生态环境最优美、村容村貌最整洁、乡土文化最繁荣、农民生活最幸福”的乡村，就要从生态环境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入手。“美丽乡村”建设正是从尊重自然的角度，保持乡土风格的原貌，尊重乡村文化和历史，从生活和生产2个方面抓好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也是对十报告中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要求的有效诠释和实施。
1.3 “美丽乡村”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行动和途径
“美丽中国”，既注重人们生存环境的宜居性，也体现自然、社会环境的和谐关系。它是“一个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依托，实现经济繁荣、制度完善、文化先进、社会和谐的全面发展社会”[2]的宏伟蓝图。要实现这一蓝图，就必须着手于规划、建设和发展基础生活单元――乡村，从源头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这是广东省落实“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重要行动和途径。
2 现有评价模式及优劣势分析
我国新农村建设水平评价研究内容主要分为3个部分：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建设实践研究[3]。其中，指标体系主要按照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新农村建设内涵挖掘或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等目标着手，基于地方实际，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依从定量、定性或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思路，在建立指标体系基础上，对当地新农村建设水平进行评价。最终获得当地乡村建设水平综合评价结果。“美丽乡村”建设是对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延伸，其评价模式既要继承以往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特征，更要突出“美丽”建设的核心要义。因此，总结目前广东省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及其特点，是客观衡量和评价地方“美丽乡村”建设水平的重要步骤。
2.1 纵向模式：以行政体系为基础
2.1.1 主要内容。评价模式基于国家行政体系划分，从省级至村级存在各行政层面的评价模式。其中：评价指标体系，从下到上宏观指导性越来越强；从上到下微观操作性越来越强；遵循系统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原则；例如：省级层面，在农业生产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农村面貌改善、农民素质提高、农村管理民主等方面选取评价指标[4]；村级层面，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方面选取评价指标。评价方法上，采用权重法、划分评价标准和综合评价相结合。
2.1.2 优劣势分析。该模式目标明确，工作易于推动，行政操作特点强。但若上级政府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不足，将导致建设目标脱离实际。同时，若基层政府对上级政策目标误读，将引起当地建设偏离中心路线问题。
2.2 横向模式：以市级及其以上行政区划为基础
2.2.1 主要内容。评价模式基于广东省区域发展存在差异性的事实，结合各地区新农村建设存在的制约因素，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如：珠三角地区农业产业化不高、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城乡收入差距大；东翼地区村组织经济实力弱，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低，清洁能源使用率低；西翼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垃圾实施集中处理程度低；北部山区农民生活水平低，经济落后[5]。评价方法上，仍采用权重法、划分评价标准，获得综合得分。
2.2.2 优劣势分析。该模式充分考虑宏观发展与微观运作，有效结合地域差异性。既能客观反映各地现实发展水平，又利于不同区域间的横向比较与借鉴；既紧跟区域发展现实，又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但受地方发展定向思维影响，人为指标选取及划分不可避免，评价结果将存在不同程度的偏颇。
2.3 点状模式：以县级及其以下行政区划为基础
2.3.1 主要内容。评价模式基于以县（市、区）域为评价单元，通过选取不同建设目标，结合现实政策发展实际，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如结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或“美丽乡村”建设目标，某地可专门以“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改善为一级建设指标，通过二级建设指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5个方面落实一级指标[6]。
2.3.2 优劣势分析。该模式基于单个县（市、区）域范围，评价体系特殊性强。评价的最终结果单纯为落实上级建设要求提供服务，或借此契机为创新地方建设途径服务。该评价一般仅适用于当地，或与当地情况类似的周边县（市、区）。实践性、微观性、局限性强，更高层次的宏观指导性较差。
3 “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研究
3.1 “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线状模式
由上文可知，3种常用的新农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虽各有特色，但评价程序（指标体系选取和评价方法）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纵向模式着重于行政指导性；横向模式着重于区域借鉴性；点状模式着重于可落实及特色性。基于上述分析，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核心内容，即以村民群众为主体，以村民基层组织为议事决策平台，以规划为龙头，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为突破口，以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为内容，切实缩小农村与城市在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实际生产中应该借鉴点状模式的特色性、纵向模式的行政性、横向模式的可比性，提出以区域交通干线为轴线的“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线状模式，通过点的发展、线的辐射及面的整体提升，带动区域“美丽乡村”建设，既注重局部发展，又考虑到整体关系，有利于区域统筹。
3.2 注意的问题
3.2.1 指导思想。首先，近年来广东省注重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注重发挥珠江三角洲地区辐射、服务和带动功能，形成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带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次，为继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广东省注重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不同梯度与层次、相互配套、关联互补的产业集聚发展格局。第三，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广东省为适应区域城乡协调发展需要，一直着力于拓展交通运输网络的覆盖深度和广度，着力于优化运输网络结构，进一步推进区域和城乡运输一体化。这些都突出了选择基于线状评价模式的“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性，选择线状评价模式成为必然。因此，作为“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指导思想上必须注重以交通干线沿线建设为核心，以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为主线开展评价工作。
3.2.2 指标体系。以社会经济建设内容为选取范围，注重交通干道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影响，以“科学规划布局美、创业增收生活美、村容整洁环境美、乡风文明环境美、管理民主和谐美”作为一级评价指标，对交通干道沿线区域、村庄及其内陆辐射地进行评价。同时，依据村庄离交通干线的区位距离，将评价区域划分为优先建设区、主要建设区、农业建设区、保护建设区等4个区域，选取不同评价指标，进行差异评价，以满足不同发展条件村庄有区别的建设目标。其中：优先建设区和主要建设区一般包括了工农业比较发达、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建设比较成熟、经济条件好的乡镇街道和社区村庄；农业建设区一般包括传统农业发展成熟、经济水平在当地发展适中，基础设施建设仍待加强的乡镇街道和社区村庄；自然保护区一般包括开发较少、自然传统村落明显、区位条件差、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街道和社区村庄。
3.2.3 评价方法。着重不同类型评价区域指标权重选择和标准划分上的界定。其中，优先建设区、主要建设区以工农业/商贸型“美丽乡村”建设为目标；农业建设区以现代农业/农业保护区/传统文化保护型“美丽乡村”建设为目标；保护建设区以旅游文化/传统历史文化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型“美丽乡村”建设为目标。三者均需制定权重及标准。
3.2.4 综合评价。“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模式――线性模式，与其他评价模式评价思路相同，都是基于量化考核的评价模式。其特点就在于，结合了交通干道的线状辐射功能，对交通干道周边区域进行评价，是宏微观的结合。缺陷在于，因人为的划分，虽评价结果相对客观，却仍存在缺乏变通的可能性。基于正反两面考虑，定量考核后的定性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线状模式的“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评价应基于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综合评价。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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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大胜，余建斌，范文正.广东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监测指标体系研究[J].南方农村，2008（2）：32-36.
第5篇：乡村产业发展现状范文
【关键词】村企结构 社会分层 社会治理
村企基础和乡土社会体系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推进,村企结构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指导下,构建了乡村基础的乡土社会体系――“村民自治”。随后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乡村社会产生了“乡―企”,即乡村的社会结构巨变。
在本文的语境中,“村―企”是指广义的乡镇企业概念,即“除了包括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的企业外,还包括农民联户办和户办企业,以及各层次的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农村股份制(含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内含集体股份、其份额大到乡镇村足以控股或者对其经营活动(包括利润分配)行使各种干预的企业。在本文中,我们把村企业的产权制度称作为“地方产权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一样,乡镇村作为乡镇集体企业集体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都是企业产权的“地方化”形态。
有观点认为:由家庭经营体系重建等乡村制度变革所形成的结构性力量,成为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影响我国社会发展实际进程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乡村―企业”社会关系结构作为一项基础性研究,是从深层次挖掘的乡村社会特征,直接体现了乡村的基本社会结构性特征,推进了现代乡村社会关系研究。因此,对大量涌现的“新农村”现象、“城中村”现象、“村企一体”现象进行了调研,尤其是新农庄的村企一体现象,集中反映了基层民众开始成为一个社会阶层,村庄自治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模式。
企业与乡村的结构性变化
过去许多人热衷于讨论“乡企”关系,尤其是“村企一体化”农庄经济,到底姓“社”姓“资”还是姓“封”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讨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早在半个世纪前,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就抛弃了往往使人误入歧途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两分法,而是对经济现象采取创造性的形态学分析思路(morphological study)。他把经济现象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其一即为交换经济,其二即为统制经济或称集中领导的经济。所谓交换经济,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是由两个或多个个别经济组合起来的经济,其中每个个别经济(指企业和家户)都提出和执行自己的经济计划”。对于欧肯,理想的“交换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理想的经济秩序则是一种竞争秩序。基于此提出的“村―企”模式,是我国乡村结构性变化的特征之一。
还有一种“村―企”模式的提法是来自区域化结构,如产业集聚的村企结构,这一研究最早是由浙江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于90年代初提出来,而对之最为具体的分析是由陈建军完成的。他们考察了1978～1993年间江苏和浙江的工业化路径,之所以把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发展归纳为“江浙模式”,理由是两者都有着这样的特点:主要依靠区域内部或国内的资金积累和转移,对外资依赖性较小(从而区别于外资依赖性很大的“珠江模式”或者后来演化而成的“华南模式”),主要依托国内的销售市场,由此带动非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全面推动地域经济的市场化和高速增长。两者的大文化背景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华人文化,都有商业文化传统。陈建军的观察期较早,故而不能涵盖后来的发展。
“新农村”建设的村企共存状态
就“村―企”和谐劳动关系及民生问题的草根发现研究,也是建立在乡村研究路径的基础上,主要讨论乡村状态的认同过程。王爱民、周震豪的“村―企”研究,重在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积极意义在于它的和谐价值,就是我们需要构建乡村“软实力”的乡村合作观念。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日益增强,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助于不断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英国广播公司最近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许多国家认为中国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了。在他看来,这表明中国“软实力”的迅速提升。因此,这种来自基本状态的相互承认,就推进了乡村化的发展战略以及区域化的城市化发展机制。跨区域流动状态的提升,改变了农民工打工潮的现象,乡企结构开始走向股份制或上市公司体系下的区域本土化的和谐劳动关系状态,随之而来,旧乡村文化以及村民结构就得以重新建构。
笔者了解了浙江乡村的“村―企”状态。按照“当地人”的理解方式,来详细、准确的描述,而不在于解释与预测,草根形态的区域民生研究是以“真实的”方式来描述“当地人”的劳动状态。乡村具有丰厚的民间社会状态,乡村生态和城镇形态完好,劳务需求的合约、劳动权利的保护、劳动权益的共赢、劳动自由的和谐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同构,这种“劳动关系”大量存在于“新农村”村企关系中,比如各个行业群体、宗教群体、人群分化等等中的“行业密码”。在这个背景下,强调新的政府保障、生活状态保障、社会关系保障、文化保护。因此,乡企结构成为这些保障与潜规则的交结点。
同理,中国传统的和谐社会理论,在现代劳动机制下,也获得了创新和发展。调查发现,乡村企业机构中都体现了党的核心地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在这个核心的乡村治理法则下,在和谐劳动关系等民生问题中,也体现了执政党的代表性和先进性。可以说,乡村研究在社会生活中、法制建设中、事业发展中,都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社会形态、法制形态、发展模式,因此,从和谐劳动关系的视角探讨发现,乡村研究将为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和文明进步,寻求一种新的劳动关系机制,摸索中国式的劳动伦理理论,构建新型劳动体系的社会模式。
村企状态与问题
第一类:新农庄问题。新农庄是指农村在环境和农业条件、村庄生态改造获得成功后,赶上市场经济的大潮,积极发展乡村经济。这类新农庄的实力很强,我国农业的典型大寨,后来就走了新农庄的道路。通过村级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乡村也先后涌现,包括“城中村”的治理,都表现为村领导集体的强势以及为民意识的强化,体现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强大实力。
这类乡村的村企关系,由于企业经营的集体属性,使得他们在村集体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规划上,势必要走集体统筹的模式,这就激化了土地资本化带来的乡村矛盾。土地增值以及农民对统筹获利部分的失落感会导致农民对目前生活状态的重新评判,因此,农民对新农村社会管理体系提出了全面的要求。于是,我们也发现,乡村基本社会群体发生变化,如何进一步规范农村发展,解放乡村生产力,推进城市化,从乡村走向世界,成为农村人的新目标。
第二类:新体制问题。村企结构在这个方面较有说服力。通过对一些乡村企业转移的考察发现,乡村工业园区为乡企结构朝着城市化、社区化转化提供了基础条件。他们理顺了经济体制上企业与乡村的关系(就是免税条件),同时,也完善了村级社区的治理。随着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新农村社会体制的转化还是要依托乡企结构。
新农村建设形成了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村体制”。从经济增长、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路线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村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可以考察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村体制是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即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竞争、制约、强化和改变的结果。乡村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有利益、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等三个维度,而互动演化所造成的制度变迁轨迹和结果则同时受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以及渐进式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和文化影响。由此可以认为,乡企结构对我国体制变迁具有基础性意义,研究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是事关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一个重大问题,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村企结构来切入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第6篇：乡村产业发展现状范文
[关键词]乡村文化产业；资源；现代性；重构
[作者简介]李佳，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师，博士，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2)01－0077－05
传统经济理论从要素、技术和制度三个层次解释经济增长。人类经济的演进路线，就是制度、技术和生产要素交互作用的过程。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始终居于核心，有效的资源配置是经济发展的要义。资源是一个流变的概念，随着人类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对资源理解的不断深入，资源的内涵也在发展变化。目前，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日益受到重视，甚至有的学者声称文化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与衰退的关键性因素和最终解释变量。因此，文化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逐渐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中。
乡村文化资源是具有开发潜力的物质性或非物质性存在。资源并不等同于产品，更不等同于产业，一些文化资源并不一定以产品的形式存在，甚至不一定有物质的载体。在资源和产业之间，还有一个转换的过程。通过转换，静态的文化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要素，这个过程，就是乡村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过程。从乡村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转化，需经过一个比较长的链条，通过对乡村文化资源的适度组织化、技术化，才能实现从资源层面向产品层面、产业层面的转化。既有的分析往往落脚到资源层面，这是必不可少的分析，因为产业的发展必然从资源开始，资源是产业的主要禀赋条件。但是仅仅限于资源层面的梳理，就不足以说明产业形成的机理。
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应进行现代性的重构。现代性的概念有着内在的冲突，第一种概念是作为西方文明历史中某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技进步的产物，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对前者持否定立场，两种概念的现代性之间一直存在无法化约的敌对性。反映在文化产业的概念争议中，逐渐沿着两个方向分化，一个方向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产品生产的批判态度，另一派则放弃了意识形态的维度，从技术和经济上关注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形态的生产与流通、传播与消费等实践问题。乡村文化产业的现代转型，应是两种现代性概念的融通与结合。
一、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困厄
对乡村文化来说，产业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历史上对乡村文化的同化、涵化及丑化，当今对乡村文化的伪化等因素都对文化产业的开发形成了不利的条件。从泛化的意义上，可以笼统地认为乡村文化是丰厚的，但具体化到是否可以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化的开发，就需要认真的分析。这个分析不仅涉及资源本身，还涉及社会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综合的因素影响了产业化开发的程度和规模。例如。文化资源的存量如何?这些文化资源是否具有产业化开发的条件?文化资源的原真性是否还存在?是否有伪民俗文化?目前，乡村文化在内容、形式和功效上。都明显地日渐式微了，很大程度上仅仅作为一种符号存在。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伦理、礼俗、风习的制度功能在丧失，传统的集体记忆、社会资本的惯性力量在削弱，乡土秩序的转变过程伴随着严重的制度缺损，社会生活的传统格式与现代趋向呈现出失谐的状态。从产业化开发来说，乡村文化产业的现代性重构困厄重重。
(一)乡村文化现代产业基础的缺失
乡村文化，是源于乡土并依存于乡土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在地性，具体而言是存活于乡村田间地头。以活态形式存在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体现村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意识的文化。乡村文化在内容上表达的通常是一种俗文化的内涵，并与传统的宗法观念和家族血亲相联系。乡村文化事实上也就由各种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这使乡村文化具有明显的体现乡村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和生活情趣的乡土情结，合并内敛为乡土文化意识。乡村文化的物质层面包括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行为文化层面包括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制度文化层面包括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
乡村文化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或生活仪式，以一种自在状态存在。但在经济发展的话语体系中，乡村文化不可避免地裹挟到经济发展潮流中来，丰厚的乡村文化资源如何与资本为逻辑的现代产业嫁接，进而探索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乡村文化被抽象为一种符号，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以资源的面目示人，力图以产业化的方式，进入到主流经济中来。
但是，从根源来看，乡村文化是外化于产业化的。文化产业发端于城市，是工业化的产物，大规模复制建立在技术和资本的基础之上，依托大规模复制技术和数字化生产手段，以及源于大工厂的微观组织方式，构成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促进了网络、信息技术、动漫游戏、数字音乐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新兴文化产业迅速崛起。
芬兰学者芮佳莉娜・罗玛建立了文化产业的金字塔模型。在模型中，文化产业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处于塔底的是由经济、技术和艺术组成的三角，这个三角支撑了文化产业。模型直观地反映了经济、艺术和技术是文化产业的决定性因素。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和技术手段发展的前提之上的，作为一个产业，其经济的资本的逻辑尤其突出。
乡村的生产方式是传统农业，依附于传统农业之上的乡村文化要实现产业化的难度是很大的。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乡村文化的价值受到重新评估，具有产业化价值的乡村文化可能从整个传统农业系统中实现独立，成为新的产业发展门类。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借助了现代社会对文化的消费需求，不具有产业发展的内生性，也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同时，乡村文化是附着在乡村生产方式之上的，乡村文化产业化，先要把文化从生产生活中剥离出来，再通过资本的运作，实现资源向产品的转化。因此，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意味着传统资源与自然生发条件的剥离及与现代生产方式的嫁接，这需要复杂的制度设计和恰当市场运作，是非常困难的。
乡村文化丰厚的地区，往往是贫困地区，物质的贫困与文化的独特织在一起。贫困地区意味着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匮乏。西部很多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偏远，交通阻塞，生产方式落后，割裂了与外界的联系，这些地区特定的封闭性使其无法内生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只能选择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及其相应的一套制
度及习俗安排。因为在这种封闭的经济中，习俗已经是成本最低的制度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长期固化，不仅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的技术进步，而且，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加剧了制度本身的进一步固化，从而形成制度和技术的超稳定的均衡，形成典型的“习俗经济”。这些从经济角度的判断，说明了乡村贫困的起源。但正是这种落后的、与外界缺乏制度及生产要素交换的生产方式，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非正式制度”来源于自然经济模式及其相应的一套制度与习俗安排，它不仅是文化独特性的结果，也是原因。在产业化发展的逻辑下，既要消除经济上的贫困，同时又要把贫困地区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纳入和嵌合到现代的产业化逻辑中，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二)乡村文化的日益消解与损耗
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固化，乡村经济结构的落后性，决定了其在文化领域的弱势。对乡村文化否定源自对乡村经济发展落后的否定，乡村文化日益边缘化。乡村和城市的概念超越了简单的地域概念，价值取向城市化，城市文化以优势的态势居于乡村文化之上。乡村文化的价值被忽视，甚至被否定，乡村文化甚至与“野蛮”、“贫穷”、“落后”等价值判断相联系，这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城乡差异，并使对这种差异的消除合理化。既然乡村文化是劣于城市文化的，那么，以城市文化为蓝本改造乡村文化就获得了合法性基础，城市一次次把“文明”的观点带入乡村，结果造成乡村文化凋敝，并趋同于城市文化。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取代了前一阶段的政治话语，乡村文化努力融入以城市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逻辑中，乡村社会的文化内涵在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框架中被遮蔽和隐匿。
二、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契机
(一)本土文化价值观的复兴推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重构
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某种价值观的趋同，多样性的文化、多元化的价值体系逐渐被消解。但乡村文化产业的重构契机同样来自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乡土文化既受到全球化进程的挤压。同时本土文化价值观日益受到重视并形成复兴的态势，为文化的保护开发并转化为经济利益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不论承认与否，现代化是当今的主流话语，乡村文化的价值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彰显的，现代文化是乡土文化的“他者”，通过他者之眼，我们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爱德华・萨义德说：“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现代性看似是摧毁乡村文化的力量，但同时，也借现代性之手，成就了乡村文化，乡村文化与现代性既包含着成就对方的力量，又彼此背离和否定。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相互的形塑。
全球化、现代化与乡村文化，两组看似矛盾的概念以各自的逻辑各自前进，并行不悖，并微妙地改变着彼此的边界。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在与各种力量的博弈中，仍然按照自身的逻辑和惯性延续着，并不断地转换着形式，促进了乡村文化的自觉和自我认同。例如在旅游业发展的潮流中，村寨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认同，发掘文化资源，传承民族文化。村民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以各种形式恢复、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一些地区开办少数民族文字夜校，恢复了传统节日活动和祭天、祭神、祭祖等仪式。
(二)经济利益的诉求为乡村文化产业重构提供了动力
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以后，农村社会激发了巨大的活力，经济迅速发展。在没有国家的直接参与资源再分配的情况下，如何在形成增量的条件下重新组合农村的生产要，素，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禀赋，趋迎世界消费潮流，是摆在农民面前的新课题。同时，民间信仰的复苏，使湮没很久的乡村文化传统活动重新开展，这些传统文化根植于区域性的天时、节气、农事、物产、历史、人文及地理交通，具有文化及经济生态上的自然合理性，与乡村的生产、人际、经济交换丝丝入扣。这一时期的文化复苏，是基于自然的文化传统，没有功利的性质。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格局中乡土文化的重新被审视。各地纷纷出台了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乡村文化作为可资开发的资源，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途径，乡村文化产业化的进程加剧。同时。在市场化条件下，曾经非常封闭的乡村社会开始与外界有了联系，村民们产生了经济上的诉求，看到潜藏在乡村文化中的经济机遇，不可抑制地产生盈利的冲动。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一些已经式微甚至消亡的乡村文化事象被激活，这一时期的乡村文化复苏带有极大的功利性。
云南弥勒西三镇蚂蚁村民委员会可邑村小组是彝族支系阿细人聚居的山寨，可邑村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由于地理隔绝，可邑村的民族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村里仍然有毕摩和巫师，密枝节、祭火节、先基对唱等风俗孕育并生长在彝族阿细人居住的地方。这里是享誉海内外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细跳月”的故乡，20世纪50年代阿细跳月的名声遍传海内外，影响相当大。但之后，由于政治和文化领域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批判，阿细跳月和祭火等仪式几乎都销声匿迹了。近年来，沉寂很多年的阿细跳月和祭火仪式又重新复苏，但这些仪式已经不仅仅是婚俗或祈福消灾的简单原始仪式，而是带有表演性质，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动机。
除了城市人群为消费乡村文化的主要对象外，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内生出文化消费的需求，特别是在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中，农民所需要的文化产品与市场提供的文化产品格格不入，于是本土文化活动开始出现。契合了市场的需求，获得不错的经济收益。典型代表如曲靖农村文化户现象，从事民族民间歌舞、小戏、小品、曲艺演出，以及图书借阅、电影录像放映等文化服务、经营活动，以农民“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方式发展起来。截至2009年底，全市农村文化户(联合体)已发展到1667个，从业人员达2万多人，年演出场次20余万次，经营总收入近亿元，被、文化部称为“曲靖农村文化现象”。
在来自市场、政府和本土等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博弈下，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呈现复杂的走势，各种力量的消长决定了乡村文化产业的态势。或隐蔽或明显地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形式和内容，不论是否还能保持着文化的原真性，乡村文化已经被裹挟进市场及其以市场为中心的派生力量中去。文化本来就是流变的过程，在产业形态的成长中，必然会有一些文化事象被激活、被消解或者被重构，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三、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路径
乡村文化产业的现代性重构。一方面是对乡村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的重构。乡村文化产业实质是精神产品的再生产，在乡村文化凋敝与繁荣、再生与蜕变的复杂进程中，精神性的重构尤为重要，失却了精神性的重构，乡村文化的产业化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另一方面要进行制度性的重构，即对乡村文化产业的产业政策、产业组织、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宏观的建构，同时在市场、投资、消费等中观和微观的层次上建构，建立起符合现代产业方式的合理体系。
(一)乡村空间与乡村意象的重构
乡村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是乡村地区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历史上形成的结构系统，与自然地理、社会环境相辅相成、彼此依存。从经济活动取向来看，乡村往往被定义为以传统农业为生计方式的区域，但社会文化取向方面的涵义往往被忽略。我国传统文化中，乡村是个保存了大量传统习俗、价值观的地方，是一个意义的聚集地，有很多宝贵的伦理资源。把乡村作为对于一种存在的或者是令人怀念的文化符号和生活状态的向往，是对于乡村概念的又一种宏观上的理解。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开始，便有学者体现了这种倾向，他们赋予了一种对于乡村文化和乡村状态的形而上意义的很强烈的情感。
因此，乡村是一个复杂的、承载很多意义的表达，乡村不等同于农村。农村只是从经济活动方式进行界定，而乡村的概念是历史的、动态的，不仅是综合的经济体，也是社会、政治、风俗等意义的集合，同时也包括了空间，即自然环境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乡村和农村可作为同样概念使用，但乡村显然比农村的外延大得多，囊括了地域、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甚至包含着某种价值观念的判断。从对乡村的认识，可以了解整个中华文明的根基，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H.Smith)是反映西方中国观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人物。1899年，他出版了《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以自己在中国乡村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乡村敏锐的观察，对中国乡村进行了精彩、生动的描述，明确提出“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考察乡村是认识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和关键”。而在另一部以中国乡村生活为素材写成的著作《中国人德行》(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在村庄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知识，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的文化秩序主要靠地方士绅通过宗族关系来维系。在器物技术水平非常低下的传统社会里，乡村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精华中，许多文化素材都来源于田园乡野，广大乡村常常是学术、文化的主要场所。同时，城市的官僚士绅阶层与乡村的家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纽带，所以，才有了“卸甲归田”、“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等生活理念。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二元城乡分割，进而形成城乡对立的价值体系，乡村作为一个特别的符号，才与城市对立。
我国广大地区，农业仍然是主导产业，乡村的文化生态与农耕习作密切相连，而市场经济主导的文化产业与农民的节庆、休闲及祭奠等活动的节律不相吻合，加之传统社会的逐渐消解，农耕文化逐渐被市场经济所取代，滋养乡村文化的原生形态的环境瓦解，一系列与乡土信仰、道德、习俗和生活方式相关的审美活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人文基础。在市场化语境中。文化持有者对自身文化往往缺乏自知，倾向于强势的文化，强势文化逐渐侵蚀乡村文化，改变着乡村文化生态。乡村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逐渐变得模糊和摇摆，因此，要改变对乡村文化的毁弃和吞噬的状态，重建乡村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意象至关重要。
(二)乡村文化产业现代生产方式的重构
我国乡村文化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基于资源，发展的模式大多为资源依赖型。资源有不可复制性，但比较优势理论的重心并不在于资源的比较，而在于依托资源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我国虽然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我们缺乏的是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能力。资源禀赋是一把双刃剑，资源禀赋决定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出现由于强化资源禀赋而产生惰性，压抑创造性，造成相对贫困状况。新兴古典经济学把这种状况称之为“自增强机制”。正是资源禀赋的“自增强机制”，使它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第7篇：乡村产业发展现状范文
一、统筹城乡发展：走向城乡融合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城乡关系一般要经历由“一体”到“分离”到“联系”最终到“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社会分工高度发展和人类走向完全自由与解放的过程。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城乡分离、对立的根源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即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即私有制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城乡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并且，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除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
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分析了城乡对立的弊端，认为城乡的对立造成了乡村衰落、城市病态、农村可持续发展遭破坏、城乡利益冲突尖锐等。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表现为城市人口拥挤、住房严重紧张、环境污染严重、流行病蔓延等问题。在这种社会里，工人大批地拥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拥塞的速度比在当时条件下给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浊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而且，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的“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于是越出它们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较好的比较卫生的城区去。另外，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显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趋势规律、城乡对立的根源以及城乡对立的弊端分析可以看出，城乡对立是一个历史范畴，城乡融合才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
当前，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农村的相应发展，还导致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新的发展思路。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谈到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上，明确了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可见，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对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城乡融合，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到，电气化将把城乡连接起来，在电气化这种现代最高技术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灭城乡间的悬殊现象，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
可见，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的仍然是生产力标准。因为，在他们看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人们的观念形态。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的产生、发展、变革和消灭，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引起的。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表现突出的特殊国情下，大力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农村生产力，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意义尤为重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但严重滞后于城市，其后果直接造成城乡差距逐步拉大。
当前，处理城乡关系，保护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关键。为此，一是要加快农村综合改革，创新农村组织制度及经营体制，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二是在确保农村原有优质生产力要素不外流的前提下，加大对农村生产力要素的投入，使农村社会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三是发展高新农业技术，使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推动力不断加强。
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走向城乡融合要求的基础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的分离、对立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表现，要消除城乡的分离与对立，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存在为前提，同时需要有计划的协调和安排生产力。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会在工农业发展水平提高后得到改变。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条件，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无法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需详加探讨)。同时指出，如果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后来列宁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认识，提出，随着科学进步，我们必须让农民看三、产业结合：走向城乡融合的客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分离、对立的形成是社会分工发展造成的，但是这种分工本身发展水平并不高，主要表现为乡村农业分工落后，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而受到阻碍，传统农业与城市大工业形成了明显对比，也正是这种城乡产业分工成为二元结构深化的基础。因此，实现城乡融合，必须首先打破这种旧的分工格局，发展新型的城乡分工，使社会分工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看到，新的城乡分工应当有利于消除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的界限、有利于城乡经济和产业上的广泛联系和融合发展。所以，他们在《******宣言》中明确写道：在最先进的国家里采取的方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渐消灭。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建立新的城乡分工，实行产业结合，首先要打破工业只能布局于城市的观点和现实。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业的工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集结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其次要加强城乡及其产业间的联系。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体制原因及事实上的城市产业倾斜政策导致了我国城乡产业分割的状况。此种城乡相脱节的产业发展格局，不仅不利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将会妨碍城市产业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努力推进城乡产业融合，逐步形成工农业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是适应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当前，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应做到：一是统筹制定城乡产业发展规划，合理调整工业布局，实现城乡产业空间上的融合；二是积极探索城乡产业紧密结合的产业组织形式，实现城乡经济的优势互补及直接联合；三是大力推进农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吸引城市和农村生产要素流向农村产业领域；四是加快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培植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城市带动：走向城乡融合的重要途径
第8篇：乡村产业发展现状范文
关键词：体验；乡村旅游；服务质量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4-0118-03
一、研究背景
乡村旅游最早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早期的乡村旅游具有贵族化的特点，普及性不强。二战以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城的加快，乡村旅游以其优美的环境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旅游者新的体验，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同时，世界各国政府还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解救传统农业经济活动的衰退、解决农民就业、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1]。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旅游业的迅速扩展，乡村旅游得到了蓬勃发展，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
北京的乡村旅游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初是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的民俗旅游。历经自发发展、数量扩张，规范发展和品质提升4个阶段，实现了由最初的自发式发展向规范式标准化、由单纯的“农家乐”向类型多分布广的“乡村游”、由粗放型外延式发展想内涵式提高的三大转变，形成了新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探索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区域分工、定位清晰、社区营销、基础完善、融资创新、标准管理”的乡村旅游的北京模式。目前，乡村旅游已成为北京市民短期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的理想方式，是乡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北京的乡村旅游仍然存在着产品同质化严重、形式单一、类型趋同、缺乏特色和创新、服务质量不高等不足之处。这些成为制约京郊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其中服务质量不高又是其软肋之处。服务质量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如何提高京郊乡村旅游的服务质量，让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以适应北京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学者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二、相关理论与实践
（一）旅游的本质性规定――体验
旅游是旅游学科最基本的概念，旅游这一概念也一直是界内研究探讨的热点。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其内涵和外延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试图给出一个明确规定，却仍未达成共识，探讨还在继续。但对于旅游的本质性规定――体验，是大家所逐渐认可和接受的。
旅游就是人们在非惯常环境（Unusual Environment）下的体验和在此环境下的一种短暂的生活方式[2]。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主要是一种身心的体验，旅游者的体验构成了旅游现象最基本的结构性要素[3]。旅游的过程就是体验的过程。
乡村旅游作为众多旅游形式中的一种，其本质在于满足游客寻求平衡和解脱的心态，满足他们从喧嚣复杂的城市环境中脱离出来，获得一种简单和平静的生活体验[4]。所以，开发形式多样的体验性乡村旅游产品，注重给游客带来一种异于其日常生活的体验，而不仅仅是走马观花式的简单观光，提高服务质量，让旅游者通过个性化的参与过程获得美好的心理感知和享受，是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乡村旅游理论研究回顾
对于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念，国内外学者尝试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其进行了界定，虽未达成共识，却也极大促进了乡村旅游研究的发展。
德诺伊（Dernoi，1991）指出，乡村旅游是发生在有与土地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的、存在永久居民的非城市地域的旅游活动，其中永久性是乡村旅游的必要条件[5]。欧洲联盟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于乡村地区，建立在乡村世界的特殊面貌，经营规模小，空间开阔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旅游类型，其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6]。纳尔第（Nulty，2004）指出，“乡村旅游的概念涵盖了很多要素，其中心部分是乡村旅游社区，乡村旅游依赖于提供旅游场所的农村地区，它的遗产和文化，乡村活动和乡村生活。”[7]
杜江等（杜江，向萍，1999）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8]。王兵（1999）则认为，“乡村旅游”即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农民传统的民族习俗为资源，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旅游者到乡村旅游是对大自然的追求，对融入自然并与之和谐共存的人文环境和人类活动的追求[9]。肖佑兴等（肖佑兴，明庆忠等，2001）指出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村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等为对象，利用城乡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产品，集观光、游览、娱乐、休闲、度假和购物为一体的一种旅游形式[10]。
在总结以上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旅游的本质，笔者尝试为乡村旅游做这样一个解释：既是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农业资源以及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相关的各种活动和民俗为基础，以都市居民为主要对象，来满足游客寻求平静、求职和回归自然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
三、北京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一）京郊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现状
1.产品类型丰富多样，结构体系逐渐完善。随着游客消费意识愈加成熟，京郊乡村旅游也正逐步向深层次发展，基于体验为主的乡村旅游产品开始逐步出现并不断更新和完善。近年来，各区县结合自身特点推出了一系列民俗文化和农耕体验产品，产品类型丰富多样，包括乡村景观、民俗旅游村（户）、休闲度假区、观光农业示范园以及节庆类旅游产品，构建了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2.一村一品彰显特色。从2007年起，北京市旅游局针对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组织专家调研，明确了各区县的旅游特色定位。比如，房山区为“北京祖源、休闲胜地”，大兴区为“绿海甜园”，通州区为“滨水新城、漕运古镇”，昌平区为“温泉胜地”，怀柔区为“不夜怀柔”，平谷区为“休闲绿谷”，密云县为“渔乐圈”等。这些“一区一色”的定位，避免了同质化经营，形成错位发展，提高了各区县的竞争力，为乡村旅游的结构优化与品质升级确立了方向。
3.沟域带经济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二）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的不足之处
虽然北京乡村旅游成绩斐然，但在实践中，京郊体验型乡村旅游项目和产品存在着模式单一、缺乏品牌、产品层次较低、服务不规范等诸多问题，游客从中获得的服务和精神感受层次并不高。
1.缺乏品牌，主题性不强
在游客心中建立恰当的地理品牌个性，可有效地对旅游目的地进行差异化市场定位[11]。品牌营销观念落后、主题性不强已经成为北京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虽然北京市旅游局通过“一村一品”对各区县的旅游特色进行了准确定位，但是从实践来看，多数地区的乡村旅游活动仍然停留在吃农家饭、住农家房、赏花摘果等满足游客物质欲望的层面，甚至出现了乡村旅游等同于饮食游的倾向，造成乡村旅游地品牌定位趋同化严重。只有少量的艺术采风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客人以度假的方式留宿在爨底下和遥桥峪这类古文化村落。
2.服务意识淡薄，影响体验氛围的营造
郊区农民的经济基础、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等方面仍然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虽然搞旅游接待使他们成为商品经济中的卖方市场，但观念、意识的发展变化迟缓，对旅游市场需求不太敏感，仅凭原始的乡村待客常识提供服务。即使是开发的其他体验项目，也是经营户服务程序简单，服务态度消极，大多需要游客提出服务要求时才予以提供。这种状况与村落离城区或景区的距离成正相关，即离城区、景区越远，乡村旅游开发的自发程度越低。
3.产品层次性较低，市场细分不明确
北京市现有的乡村旅游产品以民俗村、农家乐、采摘园、观光园等为主。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乡村旅游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休闲度假和康体娱乐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旅游的产品升级转化[12]。要引导乡村旅游与周边景区景点联动发展，既丰富游线内容，延长游客滞留时间，又形成产业集群规模效应。
4.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
乡村旅游是旅游产业新的推动力和亮点，成为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一种有效手段，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夏普利（Sharpley，2003）指出，乡村旅游开发的目的主要是满足本社区发展的需要，建设本地产品供应链，鼓励地方工艺品生产，保证收益最大程度地保留在本地，确保开发力度在环境与社会承载力之内[13]。然而京郊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经营者非本社区居民，当地居民并没有分享到乡村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由于本地村民参与程度不高，游客也不能从服务人员和当地居民身上感受到当地风情的热忱和当地的人文气息。
5.商业化污染严重，部分传统乡村民风民俗消失
随着乡村旅游经营的商业化、建筑的城市化与设施的标准化，乡村性中淳朴的民风与低廉的价格等受到严重挑战。在京郊乡村旅游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很多民俗村为了迎合部城里人的需要，把传统的木制门窗换成了铝合金，漫地青砖都改为地板砖，红砖外墙贴满锃亮的瓷砖。这种土洋结合的结果是游客完全不能体验到真正的“乡村味”。因为缺乏特色，一些民俗村逐渐对游客失去吸引力，失去自身发展的动力。
四、结论与对策
面对北京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顺应它的发展前景趋势，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和对策提升其服务质量和品质，以促进其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一）准确定位乡村旅游体验主题，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个性鲜明、定位明确的主题是给游客带来独特体验的基础，如果缺乏鲜明的主题，无法给游客留下长久深刻的印象。乡村旅游作为典型的体验性行业，其产品定位应集中体现在主题上，即体验主题化。主题性不强直接导致了游览和活动项目设计时的混杂，市场定位和营销工作难以开展，从而难以对潜在游客产生足够的拉力，前来旅游的顾客对服务的整体感知也不能满意。因此，在开发乡村旅游产品时应多做市场调查与分析，根据主导客源市场的需求提炼其体验主题，通过细节强化主题，加快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形成高、中、低档乡村旅游产品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同时，还需要有感召力和参与性，体现各自本土化的特色与文化，以利于体验活动的开展和体验附加值的提升，使游客真正享受到农家乐趣，为他们带来不同于城市的生活体验，更大程度地满足游客的多种需求。
（二）重视旅游地宣传，塑造品牌形象
乡村性一直被认为是乡村旅游推销的整体核心和独特卖点[6]。但从长远看，只有将市场对乡村性的诉求和认可凝聚在乡村旅游地品牌上，才能形成鲜明的品牌个性，获得游客忠诚，以实现长足的持续发展。作为品牌对应消费群体情感需求的核心，旅游地品牌个性如何取得游客认同，形成游客忠诚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因此，旅游地应立足本地特色，在开发特色乡村旅游体验产品的基础上，加强旅游地宣传，塑造旅游地品牌形象，以获得游客忠诚，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行业管理，提升从业人员素质
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对能否发挥乡村旅游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而现在的自发性、自觉性、无序性的服务，甚至缺乏诚信性和欺诈性的服务时有出现，影响了乡村旅游的良性发展。因此，政府应加强对乡村旅游从业者的培训和教育，对相关培训项目的开展提供财政支持。同时，乡村旅游的从业人员也应自觉学习旅游服务的基本知识和礼仪，提升自身素质，提升服务品质，以此促进乡村旅游的良性发展。
（四）加强旅游接待设施建设，丰富和塑造体验环境和氛围
乡村旅游中，旅游接待设施是影响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对于体验型旅游产品，只有通过完善的旅游接待设施，赋予体验活动真实的场景，才能激活旅游体验者的主动性，从而使其积极参与到体验的过程当中。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完善旅游接待设施建设，同时，无论是在建筑设计还是在自然环境方面都要尽量保留原汁原味的乡土风情，还原和丰富体验活动真实性的氛围，尽量利用现有的资源为游客的体验来提供一个真实的环境，以此对游客形成持续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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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谢彦君.旅游体验――旅游世界的硬核[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报，2005，（12）.
[4] 黄冠华.京郊体验型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现状及对策[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1，（2）.
[5] Dernoi L A，About Rural & Farm Tourism[J].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1991.
[6] Brohman.New Directions in Tourism for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6.
[7] Nulty P M.Rural tourism in Europe： experiences，development and perspectives [M].UNWTO.2004.
[8] 杜江，向萍.关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旅游学刊，1999，（1）.
[9] 王兵.从中外乡村旅游的现状对比看我国乡村旅游的未来[J].旅游学刊，1999，（2）.
[10] 肖佑兴，明庆忠，李松志.论乡村旅游规划的概念和类型[J].旅游科学，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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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harpley Richard.R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A Critique[J].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003.
[13] 吴必虎，伍伟.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产业升级问题[J].旅游科学，2007，（6）.
第9篇：乡村产业发展现状范文
在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正日益成为稀缺资源，交通便利、景色优美的乡村社区也成为都市居民休闲度假旅游的重要目的地。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8.5万个村庄开展乡村旅游，全国乡村旅游经营户超过170万家，其中农家乐150万家，从业人员达2600万①。但与此同时，一些乡村旅游社区在经历早期的快速发展之后，直接面临游客量下滑、旅游收入下降、城市化或商业化现象加剧、乡村景观特征减弱并迅速进入衰退阶段的发展状态，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乡村旅游的“围城效应”[1]。乡村旅游社区复杂的演化现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但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2]、社区增权[3]、社区治理[4]和社区居民感知[5]等方面，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而景观空间的演化是乡村旅游社区演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应用演化经济地理等相关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进行研究，对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社区演化的相关研究内容，推动乡村旅游社区向良性方面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文献研究
1.1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概念内涵
景观是地球表面的动态系统，是包括地球表面的沉积物、岩石、土壤、动物、植物以及土地形态等复杂体，而且还包括空间结构内在的能量物质变换过程[6]。景观通常可以依据人类对其影响程度大小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指完全未受到或受人类影响较小的景观，称之为自然景观；第二类是指受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影响较大的景观，称之为人源景观。对这两类景观进一步划分，自然景观又可分为原始景观和轻度改变景观，人源景观可分为自然―人源景观和文化景观。自然―人源景观是指那些虽然受人类活动影响但之后还是能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的景观，而文化景观则是人类为满足某种需要而有意识地建立的景观[7]。乡村旅游社区是人类为了满足生产或生活的需要在乡村社区范围内开展旅游及其相关活动，其本身是一种文化景观。因此，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是指在乡村旅游社区这一区域范围内的文化景观。区域文化景观主要包括聚落景观、建筑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等三方面，它是由地域文化景观与地理环境相适应并产生和发展而成的[8]。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分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等[9]，乡村文化景观的核心是聚落和土地利用[10]。
综上，我们认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是指在乡村旅游社区地域范围内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文化景观的总和。如表1所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包括乡村旅游社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等三部分，其中，聚落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各种房屋集合所形成的景观，包括民居、厂房、社区公共建筑等；民居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房屋景观，包括居民住宅内景、外观以及其结构和功能等内容；土地利用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由于不同用途的土地所形成的景观，包括农业用地、工业用地、旅游用地、绿化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内容。
1.2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现有解释
（1）符号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景观形成及演化机制。陈岗等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旅游景观的形成及演化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处于自在状态的文化景观经过旅游开发后就形成了旅游景观[11]。根据符号学理论，当旅游者对乡村社区景观产生“凝视”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乡村社区景观作为旅游吸引物而吸引旅游者的时候，景观符号就从自在的景观符号转换成为乡村旅游景观符号，形成了新的“能指”和“所指”。作为自在的乡村景观的“改造”过程，实质是通过本地居民、当地政府、外来开发商等乡村旅游参与者的“意义博弈”最终形成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的过程。在“意义博弈”的过程中，由于旅游开发运营商的现代文化背景和旅游者的外来文化背景，使得乡村旅游社区遭受现代商业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冲击，进而推动乡村旅游社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因此，旅游文化主体意义博弈所形成的旅游景观符号的现代化重构就是乡村旅游城市化的本质含义。
符号学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演化的解释是将社区旅游景观形成的过程视为意义主体博弈的结果。在符号学理论框架下，乡村旅游社区演化一定会导致商业化和城市化并最终会使乡村旅游社区景观走向消亡，也即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的演化是单维的（最终走向消亡）。这种单维演化理论是针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长期演化而言的，忽视了乡村旅游社区在某一阶段通过创新而走向复兴的可能，因此，符号学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解释存在一定局限性。
（2）传统经济学及地理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社区景观城市化解释。池静等应用经济学“公地悲剧”等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乡村性被削弱、城市化和商业化日趋严重的现象进行解释[12]。乡村旅游资源公共产权的属性决定了“公地悲剧”产生的必然性。在乡村旅游社区，农家乐的发展对公共空间无度挤压，公共管理的无效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短缺损耗了社区核心资源，损害了社区旅游品牌形象。钟伟运用城市化理论构筑了“乡村旅游目的地城市化问题”这一概念，探讨了“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两种不同情况对乡村旅游目的地造成的危害并从宏观背景、客观因素和主观原因等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13]。乡村旅游社区的主要客源是渴望体验乡村文化景观的城里人，而乡村旅游的经营者是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城里人虽然渴望体验“乡村性”浓郁的乡村文化景观，但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仍然是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在游客消费习惯的城市化和乡村旅游经营者向往城市化生活的双重推动下，乡村旅游社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不可避免[14]。可见，传统经济学和地理学相关理论重点关注乡村旅游社区城市化和商业化形成的过程和机制，但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历史过程和机制并未做详细深入的探讨。
2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演化经济学中的时间和历史等因素和经济地理相融合，借鉴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变异、选择及演化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报酬递增等概念对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景观演化给予了有力的解释[15]。相对于传统景观空间演化理论的解释，演化经济地理更加注重对区域经济景观演化的历史和过程分析，其假设更加“真实”，对现实问题也更具解释力[16]。因此，本文应用演化经济地理的基本理论，将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置于演化经济地理视野下，借助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路径依赖等演化经济地理的基本概念工具，分析乡村旅游社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的演化（图1）。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由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的演化共同决定，这个演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它们分别沿着各自的方向演化，每一时点将会形成一个演化面，最终形成景观空间演化。在该分析框架中，遗传机制、变异机制是景观空间演化的内部因素，选择机制、关键事件和起点状态是外部因素。
（1）遗传机制。正如生物体具有遗传基因一样，按照演化经济地理理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三个层面在演化的过程中也存在遗传因素的影响，这种遗传基因实际上是乡村旅游社区文化基因的体现，如乡村旅游社区民居建筑风格的继承、相对固化的聚落分布等。
（2）变异机制。在自然界中，生物亲代与子代之间，以及子代的个体之间在性状上的差异称为变异。生物体的变异特性使生物体产生新的性状，以致形成新的物种，变异对生物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理，就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而言，也存在变异，如在旅游等产业的冲击下民居建筑风格和聚落形态的改变、社区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等。
（3）选择机制。自然界选择的基本准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是解释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在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中，市场竞争机制是决定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方向的重要力量。
（4）关键事件。演化经济地理还认为，外部环境的突变对区域的演化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重视偶然因素的触发机制。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还受社区外部环境突发性因素影响，如交通条件改善、重大政策或社会因素影响等。
（5）起点状态。不同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起点不同，对其演化的方向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3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过程和机制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体现了随着社区产业形态的变化而在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变迁，其本身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演化特征的演化过程。如图2所示，按照演化经济地理的理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路径依赖过程可以划分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和锁定（或创新）阶段，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每一阶段都是随着产业变迁的变迁而发生演化且每一阶段都形成各自的演化过程和机理。
（1）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乡村社区独特的民居建筑、浓郁的乡土气息、乡村田园风光……，这些社区景观在外来旅游者“凝视”之前都只是乡村社区景观而已，旅游者的“凝视”使之从乡村社区景观转化为旅游景观。因此，在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乡村社区的演化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向旅游景观空间的演化做准备或者创造机遇，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或机遇成熟，乡村社区景观空间将开始向旅游景观空间转换。
（2）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阶段。当旅游者进入乡村社区并将其作为旅游目的地时，乡村社区就逐渐完成了由社区景观空间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的转化。在遗传机制的作用下，乡村社区旅游景观仍主要保持着原有的乡村景观特色，但同时，旅游者的进入使得乡村旅游社区产业发生演化，社区逐渐出现以旅游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由此推动原有景观空间发生变异，主要体现在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增多、旅游基础设施增加、现代化配套设施增多等方面。在此阶段，乡村旅游社区旅游产品处于开发成长阶段，供小于求，选择机制的作用尚不明显，因此该阶段主要是在遗传和变异机制作用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逐渐形成。
（3）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发展阶段。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旅游产业发展加速，接待游客量快速上升，景观空间变异加快，吸引外来旅游投资商进入乡村旅游社区，旅游商业用地增加，乡村集体用地减少。同时，社区民居内外景观功能发生重大改变。外来旅游投资商在乡村旅游社区投资建设的旅游商业服务设施，将使得乡村旅游社区城市化和商业化现象更加明显。此阶段市场选择机制已经开始产生作用，农家乐经营户之间竞争相对比较激烈，一些规模较大、营销和经营能力较强的经营户接待游客较多，规模不断扩大，侵占庭院景观，同时农家乐经营户和外来投资商也开始了市场竞争。
（4）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锁定或创新阶段。在路径依赖规律作用下，乡村社区旅游产业发展停滞或衰落，由此社区景观空间将进入一种“锁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逐渐固化，旅游设施长期缺乏维护，外来旅游投资商经营不景气并逐渐闭门歇业，农户接待游客量显著减少，乡村社区景观破败，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将逐步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如果此时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处于动态变化状态，通过创新（变异）寻求新的演化路径，就有可能实现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创新。在促进空间创新环境的作用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将会走向创新和变异，从而进入新一轮演化。
4 案例研究：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过程和机制
4.1 案例地与研究设计
前卫村位于上海市崇明县中北部，面积2.5平方公里，2013年有239家农户，500名村民。作为上海市远郊的一个村庄，前卫村于1970年由围垦而形成。建村以后以农业为主，198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乡镇工业，走上“以工致富”的道路。1990年代中期乡村工业发展逐步走向衰落，由此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1994年前卫村开始对外开展旅游接待，1999年8家农户率先改造自家住房接待游客，开辟了上海市农家乐旅游发展的先河。2004年国家领导人视察前卫村后，前卫村乡村旅游步入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全村有108家农户开办农家乐。除此之外，前卫村还引进外来资本建立了“木化石馆”等景点。2010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2年前卫村旅游门票收入500万元，全年全村旅游营业收入达1570万元，农家乐接待户收入数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乡村旅游已成为前卫村主要产业。
为了掌握前卫村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和事实，研究者主要采取了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资料搜集等方法。其中，对前卫村的实地调研于2013年4月至7月陆续完成，深入访谈同时进行，访谈人员共计60人次，涉及前卫村“两委”干部、旅游公司负责人、农家乐开办者及普通农户等。
4.2 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分析
自1970年建村，到1999年正式开始发展农家乐乡村旅游，再到2011年开始进入路径锁定阶段，崇明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大致经历了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1970～1998），景观空间形成阶段（1999～2004），景观空间发展阶段（2005～2010）和景观空间锁定阶段（2011～）。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各个层面演化过程及主要特征如表2所示。
4.3 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机制分析
如表3所示，在乡村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前卫村围垦后形成的景观空间起点状态体现了农业产业特征，1978年中国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前卫村产业发生巨变，1981年开始和上海市长征联营厂合作开办工业，这一关键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其发展轨迹，传统农业产业发生变异，走上了村办工业的发展道路，乡村工业的发展使景观空间产生变异。1993年，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前卫村村办工业发展陷入困境，与长征联营厂和上海市牙膏厂合作失败这一关键性历史事件终止了原有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在遗传机制作用下，乡村工业发展阶段所积累的良好的接待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知名度为前卫村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打下基础。1999年8家农户率先开办农家乐并迅速走红这一事件直接推动前卫村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2004年国家领导人视察前卫村这一关键性事件更强化了前卫村乡村旅游发展道路。2010年上海长江隧桥开通和上海世博会召开这一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得前卫村乡村旅游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但与此同时，随着周边地区乡村旅游的逐渐崛起，竞争日趋激烈，选择机制发生了显著的作用，前卫村农家乐的吸引力逐渐下降。2011年前卫村老书记突然中风病倒使得其发展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乡村旅游景观空间的陷入停滞和衰落阶段。因此，前卫村乡村旅游景观空间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
5 结论及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