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数字教育全文(5篇)
第1篇：乡村数字教育范文
关键词：数字乡村建设；数字信息素养；培育发展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构建面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建立涉农信息普惠服务机制，推动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其中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实施智慧农业工程和“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以及鼓励对农业生产进行数字化改造，加强农业遥感、物联网应用，提高农业精准化水平是推动农业生产能力提升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得益于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大力推动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历程，为数字乡村建设以及数字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1]。但数字信息技术的获取及使用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而广大农民的数字信息素养落后于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农村地区的数字发展陷入困境。因此，提升农民的数字信息素养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有利于破解农村数字发展困境，释放农村数字活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2]。
1农民数字信息素养的理论概述
素养是知识、技能、态度的超越和统整,是一整套可以被观察、教授、习得和测量的行为[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IFAP）2005年通过的《亚历山大宣言》，信息素养是指人们能够识别信息需求、定位和评估信息质量、储存和搜索信息、有效运用信息以及应用信息创造和交流知识[4]。数字信息素养是信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帮助使用者处理来自各种渠道的数字信息，并提供收集数字信息的相关技术和方法[5]。在区域发展差异及城乡二元体制的框架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数字信息素养具有较大的差异，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农民数字信息素养长期落后于城市居民，因此在对农民数字信息素养的探讨下，要充分考虑群体差异性[6]。结合农村农业农民实际发展状况，本研究将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定义为农民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对不同领域及渠道的数字信息获取、识别及使用能力。在数字信息时代，农民数字信息素养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数字信息的获取门槛。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以智能手机等为主要数字媒介的信息技术得到极化发展，物联网、智能化以及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让数字信息环绕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就农村地区而言，数字信息的获取具有一定的门槛。一方面，数字化普及的缺失，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充分[7]，未能给予农村地区数字赋能的外在条件，从而形成农村地区对于数字信息获取的局限状况；另一方面，数字信息媒介的单一化，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空心化、老年化以及妇女儿童化的现象，留守农村的群体对于智能手机、电脑等承载数字信息的媒介具有一定的抵制和抗拒心理。从实际调研和采访的过程中得知以下两点主要原因：一是对于智能设备的不熟悉，二是智能设备具备高价易损的特征。数字媒介的缺失也是农村地区数字信息获取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2）数字信息的识别错位。传统农村社会是属于乡土社会和人情社会，信息来源主要局限在村与村以及镇与镇之间，信息具有单一性和可靠性[8]。但是在数字信息化时代，信息的来源突破了地域限制，信息的多样性以及失真特征成为阻碍农民汲取信息的主要障碍之一。3）数字信息的低效使用。如传统农民将信息运作于生产过程中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对于天气预报的依赖，而在数字信息化时代，贯穿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的益农信息以及市场信息却很少被有效运用。主要原因为，一方面益农信息与市场信息的获取需要农户掌握一定的信息检索能力，另一方面农户受限于自身的教育水平，对于农业生产相关技术掌握不充分，仍然倾向于经验主义。
2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培育问题
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培育是破解农村数字发展困境、释放农村数字活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培育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数字农村、智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2.1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培育政策单一
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等系列政策文件，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明确了基本方向和具体行动方案。然而，这些政策的支持重点主要关注供给侧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强调推进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农业的综合性发展，而对于数字乡村建设参与主体的农民数字信息素养的作用不够重视[9]。政策倾向对于微观主体建设具有单一性，导致农民数字信息素养相较于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严重滞后，数字鸿沟的主要矛盾表现为“高水平、低运用”。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矛盾也将体现在农民自身的局限上，为了后续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倾向应更加关注农民信息素养的培育和提升。
2.2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培育主体缺位
农民数字信息素养的特殊性从获取、识别和运用三个维度分析了当前抑制其提升的主要原因。就农民个体而言，数字信息的获取、识别和运用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其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建设主体的“数字低能”，导致其在主观上抵制数字教育、数字生活和数字生产等，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培育个体缺失，使得数字赋能未能在农村得到有效的推进。就农村基层组织而言，村委会不能在数字信息时代有效发挥带头作用。农民数字信息素养的提升既有赖于个体的作用，也取决于同群效应的影响，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但在另一方面，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发展却未能与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有效结合。在脱贫攻坚的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发现在实际的村级事务管理过程中，数字媒介的配比较为完善，村委会具有村民的数字信息管理数据库（体现出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村干部的数字技能表现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只能进行最简单的基础操作，大大增加了工作的复杂程度以及时耗。农村基层组织缺乏数字活力，无法为农民个体提升数字信息素养提供模仿效应以及带头效应。
2.3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培育环境缺失
农村现行的生产生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稳定性即外部环境的冲突不易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结构。稳定性的结果导致农村数字环境的缺失以及发展不充分、融入不合理，使得提升农民数字信息素养缺乏“氛围”支撑。农村数字环境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其所产生的影响是隐性影响，农民在短时间内无法感知其对自身的有益影响，从而导致其主观上不重视不参与等，而数字环境的构建需要人的参与才能维持发展。农村数字环境发展不充分主要表现为现有的农村数字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户个体依据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搭建的，其目的性单一，仅仅是满足社交与娱乐，对农民数字信息素养的提升无法产生有效的激励效应。农村数字环境的融入不合理则主要表现为“数字发展周期”的加速推进，数字环境的融入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对新事物的认知理解呈现出波动式增长，而在某一时间点加速推进数字环境的融入会导致与农民实际脱钩，无法达到预期效应。
3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培育对策
针对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培育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完善的相关政策体系，提升数字乡村建设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以及基层群众组织的“数字”模范效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建立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数字环境”。
3.1构建系统化的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培育政策体系
在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培育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统领全局的作用，做好顶层设计，为具体的相关政策措施指引方向。1）县级政府要根据本地数字乡村建设的实际状况以及农民数字信息素养的现状，结合现行的政策文件制定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条例。2）根据政策条例，整合现行资源，根据各个乡镇发展状况以及农民数字信息素养的差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优化培训方案，发挥资源的最优使用价值。3）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充分考虑农民个体的接受能力以及理解能力，需要通过多次反复的实际培训来提升其数字信息素养，同时要拒绝在实际培训过程中出现形式主义，过程的严谨认真才能使得农民自发重视，从而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加有效地达到培训目的。4）农民数字信息的培养是政府、社会、个体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政策的制定同样需要引入社会资本的补充才能对农民数字信息培养发挥全面作用，而囿于地方政府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个体能力的薄弱性，社会资源的涌入对于农民数字信息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3.2加强培育主体地位，提高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培育成效
就农民个体而言，数字信息的获取、识别和运用是提升其数字信息素养的主要门槛，发挥农民个体的主体地位需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培育。1）完善数字信息获取渠道，丰富农村地区的数字信息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光纤铺设以及信号塔建设等；另一方面，推动数字信息媒介的普及，通过加强数字媒介补贴以及完善后续维护服务等措施消除农民对数字化产品的抵触心理。2）加强培育正确识别信息的能力。农民自身受教育水平较低，对于信息的识别具有一定的难度，而不受限制的数字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失真、误导等特点，导致农民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无法获得有效信息。因此，在实际的培育过程要注重对农户这一方面的引导，具体表现为加强农民对官方媒体、相关政府公告以及专业媒体（生产专业媒体）等信息的重视，警惕自媒体等无可靠依据以及相关事实的无效信息干扰。3）推动数字信息的实际应用，培育农民一定的信息检索能力。数字信息要素的丰富，导致获得具有针对性的信息需要掌握一定的信息检索能力，如农民在实际的生产种植过程中出现相关病虫害等种植问题时，可以通过检索相关病虫害特征进行相对应的药物治理，而非依据传统的经验以及咨询药商建议等，可以更加直观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就农村基层组织而言，群体效应决定了个体的实际水平，村委会作为引导农民发展的指向标，在培育农民数字信息素养中具有重要作用[10-11]。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要加强对村干部等人员的数字信息素养培育，培育出合格的“数字化”干部人员，在对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培育过程中充分发挥领头作用，能够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为村民解决实际的数字信息困扰；另一方面，需要积极构建数字治理体系，通过正式的体系建设来规制非正式治理的相关弊端，通过数字治理的循环模式来改变传统农户的行为态度，为提升农民数字信息素养做好坚实的底层建设。
3.3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建立完善的农村数字培育环境
数字环境的缺失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发挥农民的能动性，而农民的能动性则主要受限于使用这一层级。1）大力构建农民终身教育体系，为农民进行各类学习和尝试新事物提供设施和机会，确保他们能与数字发展接轨；2）动员社会和家庭的力量，通过教育反哺和同辈学习等方式，提升农民使用数字设施的能力；3）加强农民的数字满足感，通过数字设施等的使用切实让农民体会到“数字化”的高效与便捷，从而激发农民的能动性；4）农村数字化推进不仅要在文教娱乐上为农民带来更佳体验，也需要充分结合农业生产为农民带来实际收益的提升，同时数字化建设与数字化培育要充分考虑本地实际情况，以循序渐进的模式推进，切忌实行“一刀切”等政策。
4结语
第2篇：乡村数字教育范文
【关键词】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路径
一、研究背景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数字农业农村是实现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机融合的重要途径。进入新时代国家高度重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党的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先后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要求积极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融合，以数字化作为推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现代化技术支撑。县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经济社会单元，其政策落实和支持力度对于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至关重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化发展基础、对数字农业农村的认识程度与重视程度等都直接影响着数字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据《2019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报告•绿皮书》报告显示，成都市有6个区入选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然而却没有县（市、区）进入全国数字农业农村先进县（市、区）名单，也从侧面反映出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待提高。在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形势下，如何紧抓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机遇，充分发挥成都市县域经济优势，以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为基础，以数字农业与生活、生态融合为拓展，着力构建数字农业支撑体系，不断探索数字农业农村应用模式，营造数字农业农村新场景，积极推动数字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积极助推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走在全国前列意义重大。
二、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现状
成都市以“四化同步”为发展路径，强化顶层设计，先后印发《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都市现代农业信息化的意见(试行)》(成办发[2013]44号)，市政府成府函〔2017〕94号批复的《成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规划（2016-2025）》，要求着力推进农业大数据中心建设、农业物联网云平台建设、“互联网+”都市现代农业示范等重点工程建设。截至2018年，全市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行政村光纤覆盖率已达100%，家庭住宅光纤到户覆盖率超过97%，光纤网络用户覆盖率、用户数均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无线通信网络覆盖100%行政村，移动通信4G网络覆盖规模中西部列第一，居全国第二，入选全国首批5G城市名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计算机应用率、网络覆盖率、从业人员智能手机覆盖率等指标均达到99%，蒲江县、成都天地网、都江堰青城茶叶、四川微牧获批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县域则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积极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建设。蒲江县整县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以信息化助推猕猴桃、柑橘、茶叶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整县获批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大邑县以国家大田种植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以粮油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为基础，积极推进全县智慧农业发展，探索数字赋能的大邑模式；彭州市发挥蔬菜产业优势，建立蔬菜全产业链大数据中心，获批2018年度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创新项目。成都市各县（市、区）发挥县域农业产业优势，积极探索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的特色模式与经验，为推动成都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有益尝试。
三、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不足
根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的《2019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成都市没有县（市、区）入选全国数字农业农村先进县（市、区）名单，没有发挥出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农村改革先行区优势。对标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结合成都市发展实际和未来发展定位，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存在以下不足：
（一）顶层设计支撑不足成都市市级层面制定了《成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规划（2016-2025）》，积极编制《成都市数字乡村发展规划（2020-2025）》等系列数字农业农村顶层设计，为成都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指明路径。然而，在县域层面，县（市、区）根据自身区域优势、特色、农业农村发展阶段等情况编制县域数字农业农村专项规划或者专项实施方案的很少，顶层设计引领支撑作用不足。县域内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数字农业农村缺乏数据标准体系，各类数据没有形成统一归口，造成了星罗棋布的信息孤岛。另一方面，各涉农部门涉农数据未形成共享机制，涉农审批、涉农政务未形成数字一体化服务机制。最后，区域内涉农高校、研究机构、生产经营主体间未形成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使得大量数据未能有效利用，造成资源浪费。
（二）数字化发展基础薄弱硬件、软件和网络基础建设情况直接决定了县域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的基础水平。成都市县域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基础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数据采集硬件生产、创新不够，不能完全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二是现有系统多为单一资源库，在农产品单品种全产业链分析、农村电子商务和政务服务等方面缺乏自动化、智能化的分析模型应用，集成、创新力度不够；三是网络运营成本还较高，使得数字技术在农业上应用还不够充分。
（三）数字农业融合应用不足数字农业的发展需要数字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整体协调推进，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营销、品牌打造方面来看，全市县域数字技术与农业融合应用还不够深入。在农业生产方面，数字化技术主要应用于设施栽培，但大田作物数字技术化应用水平则有待提高，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应用数字化能力还不足。在农业服务方面，县域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未建立，区域内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主体库等数据资源体系尚未建立，未能形成高效的B2C精准社会化服务供给平台。在农产品营销方面，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整合力度不够，整体上本土县级电子商务公共平台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而以县级电子商务运营中心为枢纽、镇(乡)服务站为依托，村(社区)服务网点为终端的三级联动农村电商服务体系需进一步完善。在农业品牌创建方面，县域内公共品牌推广力度不够，影响力不足，运用新媒体、短视频APP等宣传推广县域公共品牌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新业态培育方面，线上会展、文创农业、休闲农业、“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数字技术融合度不高，未能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农业新业态的提升作用。在数字化监管方面，目前县域内农产品数字化溯源体系较完善，但是在投入品、农机应用等监管方面，数字化应用水平待提升。
（四）数字生活新场景营造不足县域内党建数字化应用水平不高，村党组织应用数字技术开展网上党课、线上培训的较少，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还不高。镇、村卫生系统采用线上挂号、线上支付医疗费用等应用不足，农村医疗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便捷程度与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县域内农村地区开展数字教育和教育资源共享的较少，尤其是在疫情形势下，开展线上教育的短板在远郊县域的农村地区表现突出。
（五）配套保障不完善首先，县域数字化人才不足，村级数字化技术队伍培训不足，农村电商人才缺乏，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欠缺且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其次，针对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支持不足，发改、农业农村、交通等部门在涉及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时还未形成政策合力，对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支撑还不足。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需要稳定的资金保障，目前县域内数字农业农村专项资金投入还较少，仅依靠市级物联网示范基地项目，县域配套投入还不足以支撑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快速发展，县域主动引导，鼓励社会多元投入的金融机制还未形成。
四、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路径建议
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举措。立足成都市当前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实际，根据各县（市、区）的社会经济、产业优势、数字化发展基础等条件，为探索打造符合国际化城市发展定位、体现成都特色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路径，助推成都市乡村振兴走在前列起好示范，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衔接《成都市数字乡村发展规划（2020-2025）》，紧紧围绕县域发展实际和优势，制定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规划、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定位、方向及路径，制定重点任务、重点项目，系统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探索制定农业农村数字标准体系，形成可共享、可应用的标准数据。建立涉农部门信息交流共享机制，整合各域各类各型政务及业务数据系统，打通多部门互联互通，推动农业数据资源的集成和整合，使数据形成合力，实现开放共享。建立产学研合作的长效机制，引导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单位开展数字农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科技人员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二）构建数字农业支撑体系推进物质装备改造与提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构建支持大数据应用和云端海量信息处理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深入开展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推动无线宽带网络全域布局，加快推进5G基站建设，提升农村网络覆盖水平。继续推进农业物联网建设工程，实现农产品生产过程数据自动化、智能化采集。强化农机装备智能化应用，研发推广适合各种地形和环境的农业机械，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无人旋耕机等智能装备，推进农机化与大数据智能化深度融合。强化技术创新与软件集成。围绕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前沿技术，联合开展数字农业关键技术攻关，积极推动成熟技术推广应用。打造数字农业大数据平台，构建农业资源相关数据库，强化大数据平台集成研究，加快推进多部门涉农信息、涉农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应用，促进农业资源数据挖掘、分析、预测。建设政府服务监管平台，推动数字化服务的精确性和系统性。构建基于农业全产业链的智能装备应用及管理系统，推动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控制技术与装备的集成应用。
（三）推进数字农业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农业数字化生产管理。强化互联网、移动互联技术、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应用，搭建灵活、便捷、高效、透明的农业生产管理体系。强化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投入品管理智能化建设，推动农药、化肥减量使用。加大数字化技术在农业生产计划、农事操作、加工仓储、财务管理等环节的应用，加快推动耕、播、收全程机械化建设，积极推动适宜性数字技术在中药材和特色果蔬产业生产环节的应用。推动农业数字化服务。围绕农资、农机和农技服务，加快整合现有数字农业相关信息系统与APP，强化运用推广，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数字农资”建设，探索按需送货、因地配肥、技术到户的一条龙服务模式，提升农资物流管理智能化和农资服务精准化。加速农技推广数字化建设，大力推动专家在线诊断、远程会诊、农技在线科普等农技数字化服务。集聚行业力量，搭建农机社会化服务平台，为农机销售、农机服务提供在线供需对接撮合，加强农机调度与作业监测，提升农机利用效率。创新农业数字化营销。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物流、冷链仓储等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和提升，建立产后设备数字化共享服务网络，利用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加工状态、仓储环境、物流位置等信息，提供供需匹配、冷链监控等服务。加强农产品营销大数据库建设，开电子营销数据监测分析，建立覆盖全产业链的数据监测体系，促进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构建数字农业品牌。统筹区域行业资源整合，开展数字农业品牌建设示范行动，着力建设品牌营销工场，推动数字农业大品牌打造。借助农产品博览会、展销会等渠道，强化品牌宣传、展示和推介，健全数字农业品牌防伪机制，提升数字农业品牌知名度。全方位提升对行业领军企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加速行业领域核心企业集聚、抱团发展，加快构建县域数字农业产业生态圈。培育数字农业新业态。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突破口，以现有数字农业融合示范项目为重点，利用信息技术分化、嫁接、重构农业新的生产经营主体或服务组织形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发展文创农业、康养农业、会展农业、众筹农业、农业私人定制等基于互联网的农业新型经营模式。以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为主，利用现代信息推动传统农业数字化改造，扩展休闲文创农业表达形式，延伸农业产业价值链，培育农民增收新的增长点。创新农业数字化政务监管。构建涉农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建立指挥统一、多部联动的应急处置平台，提升对突发农产品安全事件的快速应对能力，切实提高农产品安全的保障水平。依托农业资源一张图，重点加强粮食产业生产情况监测，提升农业资源及产业发展数据收集和管理水平。
（四）营造农村数字化新场景依托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以信息化技术改造、升级乡村生活方式，推进全面覆盖乡村的党务党建、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文化、政务便民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网络化管理体系建设，创设数字乡村新场景。推广“互联网+党建”，逐步实现信息、政务运转、民情收集、议事协商、公共服务等村级事务网上运行。探索建立远程会诊系统，大力推动在线预约挂号、快捷支付等互联网医疗服务。积极推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和文化服务普惠共享，探索建设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虚拟博物馆，推广在线教育、远程教育等互联网服务新模式，扩大优质教育、文化资源覆盖面。推动“互联网+社区”向农村延伸，提高村级综合服务信息化水平，提高群众办事便捷程度。
（五）完善配套保障机制加强数字农业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更新人才培训内容，将数字农业相关知识纳入新型经营主体、职业农民等培训内容，开展数字农民培训，建立数字农民培训机制，开展数字农民培训试点，探索数字农场主培育标准，建立县域数字农业农村专家库，精准引进数字农业高端人才。制定数字农业农村专项支持政策，整合产业、财政、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配套政策措施，围绕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目标和工作任务，积极出台相关发展指导政策及支持性政策。强化资金保障，县域积极主动建立以政府投资为引导，以龙头企业投资为主体，金融机构积极支持，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数字农业建设多元投入机制。
【参考文献】
[1].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答记者问[J].农业工程技术,2019,39(12):16-17.
第3篇：乡村数字教育范文
一、夯实数字农业产业基础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一是加大数字农业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15年起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截至2020年底，共组织实施6批试点，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约13万个行政村通光纤和6万个4G基站建设，推动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均超过99%，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应用，乡村广播电视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乡村智慧物流设施更加完善，对农村地区电商服务支撑能力显著加强；乡村电网、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改造不断加快。二是加强数字农业政策扶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等都对数字农业作出明确安排。各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农业农村信息化领域专门规划。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要加强数字乡村建设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挖掘信息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同年，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印发《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提出要加快数字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并从基础设施、经营主体、财政支持、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统筹部署。三是培育数字农业高端人才。农业农村部与教育部合作共建8所农业大学，与地方省部共建17所农业大学，围绕农业农村发展和现代农业转型升级需要，指导共建高校加强涉农重点专业群建设，推动农业院校培养涉农人才。2018年以来，教育部先后批准10余所农业高校开设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批准或备案智慧农业专业15个、农业智能装备工程专业6个。2015年起，农业农村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提高广大农民运用手机查询信息、网络营销、获取服务、便捷生活的能力，累计培训受众超过1亿人次。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编制《“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十四五”数字农业农村建设规划》，进一步细化实化“十四五”期间数字农业推进思路、重点任务和建设内容，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同时，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数字人才培训力度，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二、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供给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持续推动农业农村信息化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积极推进数字农业农村相关工程项目，加快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应用场景，提升农业生产精准化、智能化水平。实施数字农业试验示范项目。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数字农业试点项目、精准农业应用项目等，推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各环节融合应用。累计建设9个农业物联网示范省、100个数字农业试点项目。目前，在线监测、精准作业、数字化管理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种植业、种业、畜牧业、渔业等行业大面积推广，一批智慧农场、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已建成并示范推广。加快智能农业装备研发应用。我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和示范推广紧盯产业需求和农民需要，加快创新步伐，有力支撑了农业领域机器换人。基于北斗导航的自动驾驶拖拉机、无人插秧机、无人地面植保机、无人联合收割机等国产装备先后投放市场；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实现产业化，装备总量、作业面积均稳居世界前列；无人农场试验示范开始起步，水稻生产实现少人化插秧作业，小麦生产全过程“无人化”技术模式成型。国产农机具装备正向智能、高效、绿色、复式方向稳步迈进，不断助力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水平提升。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建设一批国家数字农业创新中心、分中心，以及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认定一批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持续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加强数据开放共享，强化数据挖掘、分析预判能力建设，推进大数据应用，更好地发挥数据新型生产要素作用，助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三、优化数字农业综合服务
第4篇：乡村数字教育范文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大国，乡村治理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随着国家“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乡村的社会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也发生着重要变化，逐渐形成了体现网络社会特征的乡村治理模式。作为河南省长垣市的下辖镇，赵堤镇2018年被评为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在“河南乡村振兴论坛”暨“河南最美乡村”建设经验交流会上，东赵堤村入选“河南十大最美乡村”。作为“十大最美乡村”，赵堤镇在乡村治理模式建构上同样有着重要探索，“可沟通的乡村”建设经验丰富，因此以其为对象，进行系统的个案研究，对于认识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治理媒介形态演变与治理主体构成
（一）从传统乡村治理的媒介形态到数字融合媒介形态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农村的报纸、广播、电影、电视是乡村沟通与传达信息的主要渠道。通过对赵堤镇各个村庄的走访调查，发现由于农村部分老人不会使用互联网，农村广播并没有随着互联网的到来而迅速淘汰，有关农民切身利益的信息仍会通过农村广播传达。电视在过去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媒介，曾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而现在乡村中的电视却成为儿童观看动画片的娱乐工具，对人们的影响日渐式微。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电视已经和互联网融合，赵堤镇农村村委会办公室有一台液晶电视，在“村委会”即农村称为“大队”的地方使用电视，其实是在互联网之后才兴起的，村里所有党员集中在村委会学习会议精神，包括党的的直播观看。村委会院内的电子屏、政府官方网站、政府运营的自媒体公众号以及微信、微博、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的普及，拓展了乡村的社会关系，缩小了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促进了新型乡村社区的崛起。
（二）数字乡村治理的主体构成过去乡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也有部分村庄存在“能人”治村，即乡村德高望重的非农村干部人员，对村庄建设和协调邻里矛盾有较高的热情。而在打造数字乡村的新时代，乡村的治理主体逐渐多元化，主要包括乡村干部、农村精英与普通村民，乡村也由过去的“一元治理”过渡到了如今的“多元共治”局面。一是乡村干部。乡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将乡村引向乡村振兴平稳发展道路的火车头，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乡村干部对乡村工作的积极参与是乡村工作有序开展的主导力量。在数字村庄的背景下，乡村干部应发挥好宣传政策、执行政策的重要作用。乡村干部为贯彻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每一项政策执行过程中都紧紧围绕“四议两公开”制度。在媒体宣传方面，赵堤镇乡村干部注册了微信公众号，每天新闻动态。另外各村庄的大学生村官对新媒体的运用较为熟练，“河南驻村第一书记”客户端的运营促进了乡村治理工作的有序进行。二是农村精英。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即乡村干部，体制外精英即一些能力较强的村民，平常在村里为人正派，为村庄作出某些贡献，即使没有进入村委会成为村干部，但仍在村民中产生很大影响，有一定的威望，这些人就是农村精英，也可以称为“新乡贤”。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新乡贤”赋予了乡村治理一定的时代意义和价值。[1]三是普通村民。在新媒体时代，广大村民的积极参与是乡村民主治理的基础，他们的教育程度和参政热情决定着农村治理的优劣。乡村村民的参与度越高，乡村民主治理的程度也就越高。许多事情只有让村民真正参与进来，他们才会自发地产生认同感。长垣市人民政府设置的网站中，有一个板块为“互动交流”，还有“意见信箱”，村民可以直接登录网站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可以私信赵堤镇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水墨赵堤”，村民还可以在百度中输入自己的乡镇村名，在网站内上传自己的照片，补充本乡村的概况，消息，进行留言。
二、媒体融合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焦点
（一）数字乡村治理下的民主政治乡村治理改革是中国政治民主的基石，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试验场。乡村民主政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前提。民主治理一定是公开治理，没有公开就不存在民主。乡村民主政治主要体现在村务公开、村民参与、信息回应三个方面。在互联网和大数据背景下，村务公开的渠道较多，可以在政府建设的网站进行公开，也可以通过“两微一端”公开。村民参与包括村干部、农村精英以及普通村民的参与。信息回应则是政府及乡村干部对村民所提意见和问题的回应。赵堤镇各村村委会内均设立了公示栏，公示栏上有全村所有党员的照片墙以及农村党员积分分层量化考核表，财务公开栏有优抚、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宅基地审批情况，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处理情况等，为民主政治和民主监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由长垣市人民政府设立的网站将长垣市各地信息公开，由赵堤镇运营的“水墨赵堤”微信公众号及时更新各村要闻，增强了民众参政热情，使村民更加关心身边事务。
（二）数字乡村治理下的经济发展经济因素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变量，乡村治理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既是乡村治理本身的一部分，又促进了乡村治理整个体系的快速发展。农村“互联网+”的经济模式已经延伸到了乡村地区的许多领域。比如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电商、互联网+旅游等，利用互联网传播平台的优势促进了传统乡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提高了乡村资源配置的利用率。赵堤镇在推动本地经济发展方面主要表现为电商模式的崛起。赵堤镇的“田园E购”电商街是赵堤镇的十大项目之一，电商提升经济效益的渠道是整合赵堤镇本地的特色农产品资源，将长垣本地的特色农产品搬上移动端、PC端和微商城，建立本地的农村O2O平台，引入第三方物流平台，搭建本土的旅游电商平台，打造出一条农产品产业链，让农民通过“互联网+电商”的模式实现致富。此外，赵堤镇认真落实电商扶贫精神，目前已有赵堤大米、常村粉皮等40多种产品上线微商城。
（三）数字乡村治理下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影响乡村治理极为重要的因素，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赋予了乡村治理特定的形式和意义，能够为乡村村民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赵堤镇在乡村旅游建设上融入当地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和“红色文化”。通过手工艺作坊的恢复、民俗民艺的挖掘、民俗博物馆的展览发展乡村旅游，打造具有历史记忆和地域特色的古村落。赵堤镇是典型的“革命老区、黄河滩区、背河洼地区”，小渠惨案、新店会议等抗战时期的重要事件均在此发生。除了旅游景点的石碑宣传，主流媒体的特色栏目播出，赵堤镇还开通了小渠惨案爱国主义网站，建立了宣传红色教育的新载体，宣传小渠对日狙击战、村民抗战事迹以及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故事，为红色记忆的传承打造了新的宣传平台。
三、乡村治理的现代模式：“可沟通的乡村”建设
（一）村务信息公开化“所谓乡镇精神，就是指乡镇居民对本地公共事务的参与、决定以及对乡镇的热爱。”[2]村民关心乡镇，是因为他们参与了乡镇的管理，乡镇居民对乡村政务信息的关切程度离不开村务信息的公开管理，即村务信息的公开化。村务信息公开化是实现村民自治和民主治理的关键环节。赵堤镇各个村庄都实施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其中的“两公开”是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对于村庄内重大事务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进行公告。公告形式一般是文字和广播。新媒体的村务公开主要体现在各村微信群的建立，包括村务公开群、村民交流群等。
（二）传播平台多元化传播平台的多元化对于打造“可沟通的乡村”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赵堤镇的乡村旅游宣传，除了有《新乡日报》的宣传，还有新乡市电视台特别栏目的播出。赵堤镇文化墙的建设、公厕改革、螃蟹文化节等都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呈现，由长垣市运作的微信公众号“长垣视点”，将乡村治理的现状和风貌呈现给了受众，其中就有“乡村振兴：赵堤后小渠篇”和“乡村振兴：赵堤大寨篇”。还有一个板块叫“直播长 垣”，进行过赵堤镇大浪口村“爱在大浪口消夏晚会”的直播。赵堤镇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水墨赵堤”用H5制作了集文字、图片、音乐、视频于一体的“舌尖上的赵堤”，推广赵堤镇的各种特色菜。
（三）群众沟通互动化治理是一个互动的管理过程，主要是通过互动、沟通、取得认同等方式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乡村治理”不仅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宏观管理，还是乡村自下而上进行自我改造的农村改革。国家大力推动乡村战略的实施，并建立了“全国乡村振兴网”以实现与乡村居民的互动沟通。群众的互动沟通不仅包括政民沟通，还包括村民之间的沟通。赵堤镇在2018年建设“党群文体广场”19处，“党群文体广场”是普及党员教育的基层阵地，不仅是党员之间交流党史、牢记党情的活动场所，更是由党员向群众提供服务的平台，村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沟通交流。
（四）供求信息清晰化在传统的乡村供求模式中，农民很难获取市场的准确信息，农民对市场需求的不敏感容易导致产销脱节的问题。通过互联网平台，能直接把供给端与需求端连接起来。村民除了通过“赶集”、在市镇逛超市外，还会通过淘宝平台购买物品，但淘宝商品邮寄需要时间，而且本地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各乡村可以通过设立本地区网站列出供给信息。比如长垣市设立了“家门口商城”平台，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展示商品，由于是当地产品，因此当天就能收到货物。这是电商模式下网络带给村民的便捷，农产品直接运输到消费者的手中，减少了中间繁琐的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
四、融合环境下“可沟通的乡村”建设路径
（一）建设信息化自治平台，畅通社情民意随着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的兴起，村民利益诉求逐渐增多，乡村应借助网络平台创新基层管理服务，增加政民互动的信息传播渠道。大部分农村仍依附于市县级网站，作为其子内容存在。乡镇可以开通本地网站，将本地的新闻动态、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等信息公开化，设置互动交流板块，及时回应村民诉求，加强网站反馈机制建设。现在在农村，手机几乎是人手一部，乡村干部可以依托手机建立内部信息化自治平台，比如建立微信小程序，村民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中全面系统地了解本村的新闻与财政状况。村镇上下两级互动沟通，建立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此外还可以利用“两微一端”，更好地为农民提供服务。
（二）发展农村数字经济，创新农业发展变革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将数字经济融合到农村农业生产中去，利用智慧化手段，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农业是农村发展的根基，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应该是数字农业，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对农业种植、农业产量进行互联网跟踪监测，深入推进物联网在农业中的应用，搭建数字农业管理系统，加强遥感技术在农业病虫害、稻田灾情监测方面的应用。在农业生产、农业销售中可以借鉴外地乡村经济模式中的先进经验，在“互联网+电商”的经济模式中加入农业生产全程直播板块，将农业的规模、农产品的绿色、生态、无公害化以视频的方式播出，在网络中形成规模效应。例如赵堤镇将“赵堤大米”“赵堤螃蟹”“赵堤泥鳅”融合起来，形成赵堤特色品牌，增加其影响力，靠品牌效应占领市场。
（三）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强化农民互联网思维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的首要措施是加强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增设乡村信息终端，完善乡村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为数据乡村治理提供坚实的网络支撑。同时，应在乡村积极推进成人教育的工作，培育新型数字化农民，可以请专家不定期来农村宣讲、培训，激发农民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参与农村治理的意识，也可以开展互联网远程教学，在村委会和党员的带领下，积极鼓励农民参与网络课程培训。此外，乡镇应通过发展经济解决中青年劳动力流失问题，尤其是利用“新乡贤”的力量推动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同时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因为大学生是接触互联网较多的主体，大学生能为乡村治理注入新鲜血液，更有利于乡村的数据化治理。综上所述，虽然自乡村振兴战略兴起以来乡村有了较大的改变，但乡村发展滞后现象仍然存在。在互联网背景下，中国传统的乡村已经成为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于一体的新型“消费化”乡村，推动乡村治理走向科学治理、精准治理，才能更好地实现“乡村善治”。要在媒体融合视阈下，加强乡村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实现乡村文化共建；构建大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乡村数据共享；建设信息化自治平台，实现乡村事务共治。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农业发展，提升农民互联网应用能力，共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乡村治理格局。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徐秀丽.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2）：13-26.
第5篇：乡村数字教育范文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乡村旅游；扶贫
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一）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系统形成近年来，在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的趋势下，数字普惠金融加速发展，正如2020年普惠金融发展报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现已在服务主体、服务客体、基础设施、制度支持这四方面形成了相对健全的体系，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系统显现雏形。
（二）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实践丰富
2018年～2020年，我国加快金融创新实践，创造了一批新服务、新产品。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积极构建农村网点普惠金融平台，便于农村居民获取金融服务；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联合实施专项普惠金融项目助力农村发展；金融科技企业以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为支撑，构造特色金融产品，优化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三）数字普惠金融普惠力度加强
2019年～2020年，数字金融的普惠力度增强，大中型商业银行屡次出台降低利率、放宽资质、创新金融产品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助力乡村振兴和中小企业发展，发挥“量增价降”的作用。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末，普惠小微贷款资金余额较去年增长23.1%；普惠小额贷款支持2704万家商业实体，同比增长26.4%；2020年上半年，全国银行业新增普惠性微型企业贷款利率为5.93%，比上年年化利率下降0.77%。
二、乡村旅游产业现状
以特色产业带动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程是国家实施的一项重要战略，下文以石台县为例阐述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现状。
（一）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石台县在道路设施上，现今依旧没有高铁直达，没有国道和高速，交通不便，从池州市到景区耗费时间长，降低游客旅游的热情；景区配套设施上，旅游景区酒店宾馆数量不多，条件不佳，农家乐建设风格未与乡村自然景观相协调，形式单一，降低旅客的体验感和舒适度。这些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该地区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
（二）宣传效果不佳
石台县自然资源丰富，但宣传效果不佳，国民享誉度不如其东傍的黄山、北邻的九华山。这与目前农村旅游产业存在的宣传资金投入少，旅游品牌塑造不佳，宣传范围不够广泛，与现代媒体结合度不够，宣传网页不具有吸引性等问题密不可分。
（三）旅游产业发展形式单一
石台县旅游产业的开发设计当下仍然处于中低级阶段。总的来看各村镇旅游产业依托自然资源，以浏览观光为主。产品结构单一，文娱项目缺乏，文创产品不具创意，降低了旅客的重游率。此外各乡镇之间存在重复建设的现象，没有深入挖掘各自景区特色，难以形成独特的品牌效应。
（四）农户参与度不足
乡村农户相对而言文化水平低，获取旅游发展相关信息能力弱，对发展旅游产业的优惠政策了解不多，因而限制其参与旅游产业的深度和广度。他们主要从事粗放式家庭农家乐经营、景区导游等简单的工作，缺乏创新的创业形式，引得大量外资注入，瓜分多数收益，降低居民收益率，削弱农户参与热情。
三、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旅游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传统的普惠金融由于其固有属性而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等一系列弊端，而在数字普惠金融中，数字技术的引入使得其具有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风险防控能力的优势，这些优势使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从现有乡村旅游产业建设者、潜在乡村旅游产业建设者、消费者三个角度即建设水平、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三个层面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旅游发展的可行性。
（一）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旅游建设者融资难度下降
传统普惠金融虽然具有普惠性，但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仍然是受到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的限制，数字普惠金融则突破了地理上的限制，使得未设网点的偏远地区能够便利地获取金融资源。对于从事乡村旅游产业的中小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来说，投身旅游产业需要大量资金，而一时资金的短缺有时就需要借助金融机构进行融资，传统金融由于缺乏对资金需求者的风险能力测评的良好体系使得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而数字普惠金融能利用数字技术对融资方的信用水平进行更为准确快速的评定，有效降低了资金需求方的融资难度。原本投身于旅游产业的建设者可能存在的资金缺口弥补问题得到缓解。从而带动农村旅游产业建设水平的提高，最终促进农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金融服务广覆盖，潜在旅游建设者更多投身于旅游产业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实现金融服务广覆盖，使得偏远地区的企业和贫困人口能获取金融资源，比如贫困人口可以更加普遍地使用金融理财产品，对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或者企业的收入水平上升后，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将得到积累，从而贫困人口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具备参与旅游产业的部分条件，而物质资本的积累也使得贫困人口或者企业为了追求物质资本的保值增值而产生投身于地区特色产业比如旅游产业的欲望。潜在旅游产业建设者真正参与了旅游产业，促使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即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正向作用。
（三）数字技术驱动金融产品新发展，旅游消费者追求精神满足
正是由于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降低了金融服务交易成本，所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相比传统普惠金融才更具有可持续性，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金融服务朝向个性化、定制化发展，各种新型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人们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便利能够提高自我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水平也相应提高，人们不再局限于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也会加大对旅游等精神娱乐活动的需求。从旅游产业消费者层面看，消费的增长成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综上可得，乡村旅游的供需主体在享受了数字普惠金融的益处后，能够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即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四、数字普惠金融助力旅游业问题研究
（一）旅游业资金需求大，资金供需失衡
旅游业的产业特性造成了对资金的大量需求，需要更加创新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更宽阔的融资渠道。从资金需求方来看，景区开发的过程是多种设施建设的综合发展，涉及交通道路铺设、基建工程推进、食宿建筑修建、娱乐项目完善、景区服务中心建设等，全面发展旅游业，需要对景区多种综合投入。旅游产业的前期投资期很长，在建设完成前，无营业收入，投资金额较大，必不可少的投资造成需求方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从资金供给方来看，由于部分旅游项目开发时间跨度大，需要资金多，成本回收慢，风险大，耗时长，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贷款时所设门槛高，旅游从业者难以取得足够的信贷支持，信贷门槛较高造成筹资难，限制多，筹资贵的问题。面对大量的资金需求，信贷支持力度却不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满足旅游行业的合理筹资需求还存在欠缺。
（二）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待提升
以石台县为例，本文发现旅游业主体的金融素养不够高，部分低收入群体对数字普惠金融了解不足，禁锢了旅游业普惠金融的前进脚步，削弱了对低收入群体的扶贫效用。意识影响运用，居民对数字金融了解少、意识低将会不利于普惠金融展开，影响其到达最后一公里的扶贫效果。石台当地很多资金需求者获得信贷的渠道仍然是亲戚邻里借款、商业银行传统信贷、民间小贷公司等，只有部分的金融消费者懂得通过互联网、移动端渠道等来获得金融产品，例如蚂蚁花呗、京东白条、手机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等，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广度、普及深度未达理想标准，尚且不能满足要求，居民对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来获取信贷支持的理念和意识淡薄，对传统信贷渠道依赖性较高。可见许多旅游金融产品未受到大众了解，制约了旅游业的后续发展，旅游业主体的金融素养还需近一步提升以契合普惠金融发展的需要。
（三）征信体制不完善，客户信息整合困难
数字普惠金融的征信制度发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客户信用信息整合缺乏有效性、综合性、全面性，制度的不成熟性使得互联网平台在对金融用户评估信用和管理风险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旅游业从业者的基础信用信息难以采集和验证，金融机构收集有效信息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高。提供金融服务时，因为客户信用信息获取存在困难，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开展线下信用调查，如发放问卷、实地走访等来收集用户信息和评测信用风险，形成人力资本投入大、金融机构营运成本增加等非理想型后果。因此，制约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重点是征信体制健全水平，因为较高的信息收集成本使普惠金融工作的落地困难度提升，造成金融扶贫的效果受限。
（四）监管政策不到位，违规经营现象频发
数字金融的监管体系尚存一定欠缺，易引发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数字普惠金融是应时而生的新兴金融形式，属于金融业和互联网的耦合，全新的发展形式带来业务的创新和混业经营模式的出现。放眼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准则针对金融业的分支保险业、信托业、银行业等行业制定，并深入到行业内法规，细致到具体业务的专业性法律，数字普惠金融属于混业经营形式，现有的金融监管不足够规范其运作。数字普惠金融能跨越物理限制，达到更广更便捷的普惠效用，但行业监管范围增广，难度加大，亟需更完善的监管机制。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尚有前路漫漫，目前虽然已有针对互联网保险、网络信贷等数字金融的相关法规和监管方针，但现存监管政策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不足，对违规行为界定不够清晰，违规惩戒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等漏洞，可见监管仍需加强。
五、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旅游业保障措施
（一）加强乡村地区的金融组织建设
对乡村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机构，首先要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实现脱贫的目标，出台有关政策及利用国家资金支持，在深度贫困地区加强扶贫信贷力度，优先为该地区的旅游业和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此外，加快推进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网络金融机构等金融组织在贫困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工作，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创造更加多元化的融资平台，扩大资金来源，为旅游业融资，促进乡村旅游发展。鉴于数字金融包容性发展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信用门槛高的问题，因此有可能引入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使用银保合作等方式来确保还款来源，以及加强数字风险评估系统建设，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要求。
（二）提升乡村农户的创新创业能力和金融知识水平
使用多元化的宣传方法，以提高公众对数字金融普惠性的理解。金融数字普惠金融的特殊性决定其消费群体普遍具有受教育水平低、金融知识匮乏、信用数据缺失、信息技术欠缺、金融鉴别力低等劣势，这些因素阻碍了脱贫致富。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培养贫困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利用旅游业增加创业和就业机会，并进行旅游服务技能培训，以鼓励贫困农民踊跃参加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摆脱贫困而致富。此外，有必要提高当地农民的金融知识，进行金融知识教育，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信贷和金融风险观，鼓励更多的农民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加入旅游业。
（三）完善乡村旅游扶贫的金融信用支持机制与风险防控机制
金融机构为乡村旅游产业提供金融服务需要支出成本，也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建立与完善金融信用支持机制可以保证该过程的良性循环。金融机构可以与当地政府合作，并逐步发展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信息技术平台、信用数据库和信用风险评估工作机制等，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信用奖惩机制，对信用较好的企业与个人降低以后的信贷要求、提供更多的信用支持，对信用记录较差的企业和个人给予惩罚措施、提高信贷门槛。但是，考虑到扶贫群体及国家政策的特殊性，该机制不应该过于严格，对于失信的企业和个人，应适当提供补救机会。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会面临着各种风险，鼓励信贷机构参与到旅游产品的设计过程中，提供产品咨询服务，分析项目融资可行性，从而降低风险。做好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风险提示、风险干涉、风险共担等机制建设同样也十分重要。
（四）完善监管体系，实现穿透式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