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乡村产业发展趋势范文

乡村产业发展趋势精选(九篇)

乡村产业发展趋势

第1篇:乡村产业发展趋势范文

关键词:扭转;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指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可见,建设新农村首当其冲的是迫切需要新农民。当前农村存在着两个反向的性别不平衡问题:①农村户籍人口性别比不平衡,即生育性别比倾向男子,呈男多女少的趋势,我国对这方面一贯比较重视,研究得较多,对策也有力。②农村劳动人口性别比例不平衡,即留守农民性别比倾向妇女,呈女多男少的趋势,有不少文章甚至称之为“农业女性化趋势”。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距太大的二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出路。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有三大弊端:①为支援国家工业化,农村经济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城市经济“献血”,客观加大了城乡之间两种生产力的差距,城市生产力相对发达,农村生产力则相对落后;②城乡的教、科、文、体、卫等公共产品和水、电、路、桥、邮等基础设施实行两种不同的投入方式,城市几乎完全由国家财政投入,农村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农民自己投入;③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乡居民具有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城市人享受着创业、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各种优惠政策和优势资源,农民却被束缚在条件差、负担重的农村。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不公平的境遇和待遇至今没有根本改变,虽然农民可以进城创业和就业,但农民工仍然无法享有城市人的全部优惠待遇。尽管如此,农民进城毕竟可以享受到某些城市文明,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多挣一些活钱来增加家庭收入和改善家庭生活。为此,越来越多的农民、特别是男性农民进城谋生挣钱,从而导致了留守农村的农民女多男少的不平衡趋势。可见,要根本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根本的目的正是为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缩小和最终消除城乡差距,使城乡人民享有平等的发展条件、机会和权利。农村妇女是留守农民中的大多数,是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和“半边天”。各级妇联组织应在《意见》精神指导下,组织制定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妇女发展纲要和目标体系,并争取将其纳入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同步实施。同时,继续在全国各族各地农村妇女中深入开展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的“双学双比”活动,并进一步拓展巾帼建功立业的新领域,更加积极地引导广大农村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再立新功。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直接原因是农村妇女素质偏低不易转移,千方百计提高农民妇女的综合素质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基础工作。由于城市科技进步的步伐加快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和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农村妇女总体素质偏低很难适应,致使过剩的妇女劳动力不易转移出去。全面提高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可从两方面促进新农村建设。①可以使新农村建设必要的妇女劳动力更好地撑起“半边天”大显身手以大展宏图,②可以使新农村建设过剩的妇女劳动力更加顺利地转移出去来平衡留守农民性别比。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家庭等各个方面,要引导广大农村妇女把在社会做一个好公民,在农村做一个好村民,在城市做一个好市民,在家庭做一个好婆媳作为自觉行动。在经济方面,要抓好典型引路、项目推广、技能培训、结对帮扶、跟踪服务等环节,采取田头示范、现场答疑、网络教学、专题授课、聘请顾问等形式,生动、直观、形象地培育妇女的创业、创收、创新、创优能力。在政治方面,要以学习宣传新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为重点加强对妇女普法教育,增强她们依法参政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使妇女参与国家、社会、村民事务管理及决策的程度不断提高。在文化方面,要保证女性在各级教育中的比例上升,逐步缩小两性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使农村妇女能够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劳务本领和竞争能力,用自己的贡献来赢得社会的尊重和欢迎。在社会方面,要通过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教育,鼓励农村妇女继承和弘扬中国妇女的优良传统,更好地遵守社会公德、践行职业道德、弘扬家庭美德。在家庭方面,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使农村妇女争当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只有这样,广大农村妇女才能在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留守也可多作贡献,转移也可多作贡献。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关键原因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男性多于女性,制定优惠政策留住和召回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当务之急。由于男性农民具有前一部分所述的一系列优越条件,因而总体上男性农民的综合素质一般高于女性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人数也必然大大超过女性农民。要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扭转留守农民女多男少的趋势,当务之急的做法是留住和召回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开拙潜力无限的“乡土能人效应”。乡土能人的共同特点是:有家乡感情,有共同乡音,有理想抱负,有文化知识,有创业精神,有实干作风;同时,他们又各具特色:有些是农业科技推广的能手,有些是多种生产经营的里手,有些是市场信息捕获的快手,有些是产品流通销售的巧手,有些是懂法参政维权的高手,有些是管理村民事物的抓手,……总之,他们是农村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代表的一个重要部分,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强大的示范带头作用,往往能起到留住和召回几个能人,盘活一个村;留住和召回更多能人,振兴一个乡的巨大效应。为此,在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市争夺能人的优势尚不可能马上改变时,要留住和召回乡土能人必须制定具有感召力的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关键的就是将回报家乡的召唤和市场利益的引导有机结合起来招龙引凤。如可实施“乡土能人回归工程”,对志愿回乡创业的能人给以政策、资金、技术、农资、税收、信息等优先、优待、优惠;可建立“回乡能人项目招标制度”,对适合乡土能人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优先向乡土能人招标;可设立“回乡能人奖励制度”,对回乡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乡土能人授予荣誉称号并给予重奖;还可创立优秀能人晋级升职制度,对那些能力强、水平高、贡献大的乡土能人,优先提拔使用、优先晋级升职,优先充实到基层领导班子等等。只要各级妇联组织会同相关部门求贤若渴、政策感人,一定能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留住和召回越来越多的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尽快平衡留守农民性别比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管理原因是农村男女劳动力无序流动,以“就地转移”为主渠道促进农村过剩劳动力有序流动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有效途径。无序流动即农村男女劳动力转移任由市场选择和驱使,必要的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难以留住和召回,过剩的男女劳动力特别是女劳力难以转移输出。有序流动则是根据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加强政府对农村男女劳动力转移的宏观调控,将必要的男女乡土能人留住和召回,过剩的男女劳动力转移输出。关于将必要的男女乡土能人留住和召回的对策上面已及,要将过剩的男女劳动力有序转移输出主要有三层思路:首先应认清农村男女过剩劳动力转移的主次途径。转移途径一般有两条:一是转入乡村非农产业,使土地上的农民成为离土不离乡的非农民,被称之为“就地转移”。二是转入城市相关行业,主要在厂矿、商店、家庭从事第二、三产业或从事个体劳动,被称之为“异地转移”。城市由于劳动力本来就供过于求并且就业的门槛越来越高,所能吸纳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十分有限,因而第一条“就地转移”途径应成为当今农村过剩劳动力特别是妇女过剩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其次,各级妇联组织应争取参与制定乡村建设规划和产业政策。加快乡村建设和发展乡村非农产业,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它可从两个方面为农村妇女过剩劳动力转移提供条件,①它可使农村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实现转移。②它是最能容纳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适宜妇女就业的特点。再次,各级妇联组织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引导农村妇女有序流动。可建立妇女劳务输出服务所,提供城市创业渠道和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加强对妇女劳务输出的技能和素质培训,为过剩的妇女劳动力进城镇就业牵线搭桥;可设立农村妇女城乡创业启动基金,鼓励妇女大胆走出家门,在城市和乡村开辟非农产业领域自主创业;还可建立引领农村妇女进城创业奖励制度,号召并奖励在城镇创业成功的男女乡亲引领家乡姐妹进城见缝插针地创业。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领导原因是相关政府部门对这一趋势重视不够,高度重视和全面调研留守农民女多男少的详情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前提条件。目前,相关报告、文件和资料显示,对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制约新农村建设的有关问题,大多还只是局限在妇联组织和专家学者的调查研究中,在政府建设新农村的大政方针中还很少见到。而在调研资料中又存在着“四多四少”的状况:①普查由户籍人口无序生育引起的农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情况的多,普查由劳动人口无序转移引起的农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的少;②从社会学意义上研究农村户籍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对新农村建设不良影响的多,从经济学意义上研究农村劳动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对新农村建设不良影响的少;③探讨农村农民男女性别地位不平等问题及其原因的多,探讨农村农民男女性别比例不平衡问题及其原因的少;④局部定性定量分析农民女多男少不平衡问题的多,全局定性定量分析农民女多男少不平衡问题的少。对此,各级妇联组织应积极呼吁相关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协同其进行全面调研留守农民女多男少的详情,首先做到胸中有数,尔后才能有的放矢。建议全国妇联应尽早向国务院和国家统计局申请,争取全面普查或重点调查一次由农村劳动人口无序转移引起的、够得上劳动力年龄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相关情况,包括留守农村农民和进城工作农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职务职称、劳动门类、基本收入等等,并统计出各自的数量和比例,如果还能包括工作生活在农村的非农村户籍人员的同样情况就更周全了。以便供相关机构或人士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全局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实证性的而不是印象性的分析研究农民女多男少不平衡状况的分布,成因和对策,以及有关新农村建设的其它问题,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建言献策,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开局。

第2篇:乡村产业发展趋势范文

【关键词】乡村旅游 本质特征 文化旅游

在中国,随着政局的稳定,改革与开放的进一步放宽,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赚钱的机会

也越来越多,旅游业在其他行业的带动下,也是得到了绝佳机会,获得了蓬勃发展。乡村旅游更是利用自身优势,异军突起。当然,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因仍处于摸索阶段,故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前景还是可观的。

1乡村旅游的相关认识

1.1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念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民俗文化、乡村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即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环境旅游范畴,以具有乡村性的人文客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范畴。所以,乡村旅游包括了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在某一乡村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活动内容究竟是以环境旅游为主,还是以文化旅游为主,取决于该地区的本质特征。

1.2乡村旅游本质特征的认识

乡村旅游始于法国,其最初的发展是欧美度假旅游发展的一种空间选择。始于一群贵族到乡村度假,品尝野味,乘坐独木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WWW.133229.CoM通过这些活动,他们重识了自然,加强了城乡居民之间的交往。后来,各国相继有了乡村旅游。至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乡村旅游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

2 乡村旅游的市场开发

开发农业旅游资源,主要是对农事活动、农村部落、农民生活、农业生态、农业收获物等农村事物进行开发。分析各省的发展农业旅游的条件,包括发展农业旅游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农业特色优势和客源优势等,为区域农业旅游开发提供了依据。进行乡村旅游的开发有多重意义。

2.1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

它迎合了都市人“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且从另一面也圆了都市人的绿色梦,亦丰富了我国生态旅游的内容;符合我国旅游产品结构化调整的客观要求,是旅游开发形式转型的新探索。

2.2乡村旅游市场特点

就国际市场而言,旅游业市场已发展成熟,已形成了“观光(感知)、度假(享受)、专题(认知)”三合为一的旅游产品复合体。即乡村旅游具有田园观光、休闲度假、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专项旅游的综合功能。

就国内市场而言,因国内旅游市场起步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乡村旅游者享受到的是较低价位的消费水准、较低档次的旅游服务和较低层次的精神感受,对旅游景区、农业生产的收获活动和传统节庆活动具有极大依托性。但对自然环境的天然性、纯净性、优美性要求越来越高,对人文环境的古朴、新奇、“乡土味”、“民族味”的呼声越来越强,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些都是吸引游客的必备条件。

2.3乡村旅游需求趋势

单说国内,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仍表现出明显的需求层次初级阶段的特征,尚停留在观光——休闲娱乐阶段,表现为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产品粗糙,经营粗放。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国内旅游多极化趋势和旅游消费个性化发展趋势正旺,国内乡村旅游也正向着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国内的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旅游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趋势,游客对环境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多功能、复合型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日渐旺盛。

就旅游产品而言,乡村旅游是一个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是系列产品的集合,是一个产品集,它所提供给游客的旅游产品,可以是复合型的,可以是单功能型的,能够很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对乡村旅游产品都会有一定的需求,所以乡村旅游开发和建设面对的是整体的旅游消费市场,应根据个性化需求分层次进行开发和建设。

2.4乡村旅游产品的规划与设计:以案例研究为主

有的专家,如王仰麟、祁黄雄,借鉴区域旅游规划的一般流程,结合农业开发实践,对区域观光农业规划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即在对市场、区位、自然、社会经济、农业基础、旅游发展基础等开发条件的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确立了规划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分,并对观光农园进行了ci形象设计。

而章锦河等专家分析了安徽黑多县宏村古村的情况后,提出了宏村古村落旅游形象定位理念,并就主题口号、视觉形象、行为形象进行了方案设计,另有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西双版纳胶园农场度假区、南京汤泉农业科技师范园、昆明市呈贡县观光农业、广州市郊满山农庄进行了旅游规划的案例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规划的研究内容。但这些案例研究的缺点是: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归纳总结水平上,缺乏理论的抽象,研究方法也比较简单。

3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存在的问题

发展策略是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的另一热点,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目前观光农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即观光功能、区位功能设计简单、重复,缺乏特色;农业基础薄弱,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客源市场有限;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观光农业园土地使用的非农化倾向突出等。对此,我们既要坚持持续发展,又要根据现实分阶段发展;既进行生态消费,又要注意生态保护;既要促进农业用地的合理流转,又要保证农业土地的正确使用方向等相应的对策和主张。

3.2相应的对策

如以旅游城市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我们可以提出面向回城知青、城市离退休职工、周末工薪阶层、城市学生和自城市输出的外国游客等几个富有潜力的市场,开发农业旅游、乡村民俗旅游的策略。

就像前面所谈到的,可以把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相融”作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来讲。

都市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其对传统文化的吸附与冲击可想而知,旧难敌新,现代文化的魅力难以抗拒也不应抗拒,要发展就得接受新事物,乡村旅游也不例外。乡村旅游从业者应有超越农耕文化社会阶段的现代意识,既是农耕文化“戏中人”,又是农耕文化这场戏的“导演”,清醒地抉择两种文化的精华,使其有主宾、分主次地熔铸与乡村旅游大地上。 当然,要搞好乡村旅游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其前景还是广阔的。它投资少,风险小,是一项创意到位即可“点石成金”的旅游项目。

参考文献:

[1]潘新华,刘平安.延安旅游业的发展途径.改革与战略,2005,(138):28.

[2]马彦琳.环境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旅游学刊,2005,20(1):63.

[3]阳芳.国内会展旅游的发展形势与战略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40(40).

第3篇:乡村产业发展趋势范文

一、“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逆城市化”,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后阶段,还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派生出来的新现象?如何描述和鉴定“逆城市化”,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如何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如何建设。

 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地区转移。之后不少学者将“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刘琦在批评城市建设时指出:中心区毕竟是城市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而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动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空心化”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欧洲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结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现象,老城区变得冷冷清清,经济衰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3]还有学者将城市的异化视为“逆城市化”,如江苏省社科院经研所所长葛守昆认为,“城市化发展中已出现了异化——‘逆城市化’现象,如单纯的经济增长、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认为:美国学着j.l.berng关于“逆城市化”的认识开拓了城市研究的新领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无节制拓展,不是“穷人住在拥挤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静的市郊区”,不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随着富人的转移而转移,导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派生物。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壮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轼先生认为,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5]城市发展正是这样。任何优质的东西都有它的时间性、相对性。由于城市化不断地聚集资源和产业,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空间就会接近饱和。新的资源和产业要挤进大城市,而城市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优质的资源、优势的产业就可能异化为城市的累赘,要么提高新的资源和产业进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纳新”,分流传统的城市资源和产业。理智的选择是“吐故纳新”,是“分流”。因为进入城市的成本不断提高,城市规模发展的边际效益必将为零甚至为负数。这类“吐故”现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随着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以及汽车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差距大大缩短,“吐故”还不仅表现在城市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还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完全安排在小城镇和乡村,如村镇旅游产业异军突起,人们从着重欣赏城市的繁华转移到着重欣赏乡村的宁静。

“吐故”是为了“纳新”。“吐故”与“纳新”在同时进行,都是城市化现象。如果说“城市化”是指一定区域的优质资源、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则是中心城市的一些传统功能、优质资源以及人口向卫星城及村镇分流。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国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线建设”,如国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城市空间压力增大等问题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功能分解、产业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压力减轻,有助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是: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传统功能和产业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边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谁与“逆城市化”趋势对接,谁就抓住了周边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机遇。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将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续发展。因此,认识到“逆城市化”是客观规律,当城市规模面临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时,城市化应在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上着力,应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上着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

综观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城市化、工业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最早面临城市病问题,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业一度最集中的伦敦是出名的“雾都”。1898年,针对英国日愈严重的城市病,英国人霍华德发表了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霍华德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对人口聚集的承载力总会有限,因而需要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城市的发展,把城市与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霍华德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后来学者尊称霍华德为城市发展转型的理论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论家l.芒福德称赞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纪初与发明飞机并列的两项最伟大的发明[6]。“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来,城市化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由此,我们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定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虽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思想主要还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对大城市病难以根治。在此基础上,1930年代,美国学者、设计大师赖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宽阔的田地》两部代表作品。我们从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以窥见赖特对传统城市理念的颠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书中指出:现代城市背离了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认为:反映人类的愿望、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将是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很大的城市,城市无所不在而又以无所在,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基本理念是“城市分散于广亩大地,人人拥有一片自然”。 赖特的理论被称之为“广亩城设想”,就是把城市向乡村扩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区性农业网格之上。相比之下,赖特提出的“广亩城设想”,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本能出发,满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异化(弊病)中对克服异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们所接受。

紧接着,与赖特几乎同时代并同样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美国刘易斯·芒福德发表了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观。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是从对城市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出发,对城市、人工环境和历史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认为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后工业社会加重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的冲突等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突显出来。我们说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解决城市问题,还因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从制度安排的高度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城乡之间的对立,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因而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包括了对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可见,“城乡统筹发展”完善了“城乡一体化”思想。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了长足发展。如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思想,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模式。[7]

对城市理论发展的回顾,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间,引领城市化理论发展创新的学说呈现出与20世纪前的“大城市化”理论渐行渐远。这些大师们,凭借自己在理论界的权威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转向“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牵动和影响。实践表明,“城乡一体化”,疏通了城市化面临的瓶颈,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了新天地。

回顾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三种方式: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可追溯到城市诞生之日起,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为止。这个阶段很漫长,城市化方式是顺其自然,特点是主要依从政治、文化、商贸乃至军事的发展需要来发展城市;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起,到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明天的田园城市》。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创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点是主要依从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需要促使农村资源“单向”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20世纪初开始起步。由于“单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已经导致这样的城市化不可持续,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响下,城市化开始将农村的发展纳入自己的发展系统,出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乡一体化”。特点是“城市”与“农村”有机地构成一体,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里的“双向对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这时,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推进,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趋势也更加强劲,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遍村镇转移。在这个阶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有机地利用了“逆城市化”的力量来促进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既缓解了“大城市化”越积越多、越积越严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乡村的发展发生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了产业呼应、优势互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双向对流的格局。可见,“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双向对流的其中“一向”。在“城乡一体化”阶段,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经济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为“城镇化”、“乡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条件、机遇和能量。

美国著名城市经济学家阿瑟·奥利沙文在其《城市经济学》为我们记述了始于20世纪中期大城市化趋势减弱的一些具体数据。奥利沙文写道:(世界)“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从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制造业就业百分比从67%下降到45%。贸易与服务就业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发业就业百分比从92%下降到49%,零售业就业百分比从75%下降到48%;服务业就业百分比从85%下降到52%。”[8]在美国,制造业城郊化始于1948年代,中心城市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48年的约2/3下降到1990年的为足一半。同时,人口城郊化趋势也突出,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城市人口,从1948年的约三分之二下降到1990年的五分之二以下。伴随着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是零售商的城郊化。中心城市的零售所占比重从1948年的2/3下降到1990年的不到一半。由于数字信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写字楼就业的城郊化。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写字楼仍定位于市中心的居多,自20世纪70年代起,城郊办公空间以较快的比率增长,仅70年代间,美国城郊写字楼就业就比中心城区写字楼就业增长快7倍多(116%比15%),芝加哥大城市地区城郊写字楼空间在1980年到1987年间翻了两倍多,城郊占的总写了楼空间从29%增加到38%[9]。

尽管百年来城市化发达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断提高,如今已经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进方式转向“城乡一体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优化城市功能和发展乡村。20世纪中期以后,“城乡一体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选择:城市化的路径转变为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这个时期是村镇发展的黄金期。由“大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这一美丽的转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难题,促使城市化更加稳健地可持续发展,又注重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和利用农村的发展来支撑城市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三、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镇发展

布兰桑镇(city of branson,missouri)是位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内陆小镇,人口仅7500人,面积约30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主题公园和剧院,到2006年,该镇拥有3座主题公园、49座剧院、10座博物馆,以及众多的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2005年接待游客72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税收0.7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10万个,成为美国中西部以适宜人居和休闲度假而闻名的城镇。[10]

一个内陆小镇,能够造就超过本地人口10倍以上的就业岗位,形成巨大的旅游度假消费市场,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布兰桑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的小城镇发展道路。布兰桑的发展兴盛,主要是依托众多主题公园、剧院、博物馆,以及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这些原本属于中心城市才有的优势资源,小城镇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创造,只能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上着力。可见,布兰桑市的发展兴盛,走了一条吸引中心城市优势资源之路。由于这些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到来,布兰桑镇跨越式地提升了吸引消费的能力和自身消费水平。

第二,自然优势和历史优势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传。布兰桑镇自然资源禀赋一般,历史文化遗产一般,能够创下年接待度假游客720万人次的奇迹,成为以家庭度假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城市,是找准了自身发展的定位——针对具有普遍性、时代性的消费需求,创造新的人文优势。可见,发展小城镇,事在人为,关键在于发展理念。

第三,布兰桑镇的发展兴盛依托于传统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转移。20世纪60年代正是全美放弃“大城市化”,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向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势头强劲的时期。布兰桑镇能够迅速发展兴盛,正是抓住了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分化”的机遇。可见,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的分解势头,是小城镇发展的巨大力量。

成都是中国西南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城市化速度超过全国平均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成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跃进,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成都的城镇化率达到49.7%[11]。同时,成都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人口密度超过平方公里2万人,是全市人口平均密度的25倍[12],城市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的矛盾突显。这些矛盾蕴涵着强烈的“逆城市化”冲动,成都“逆城市化”流动特别活跃。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中心功能分解,机械制造业外迁。成都是国家“一五”期间就确立了的西南工业重镇,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成都东城区的机械制造业对工业gdp的贡献率一度高达70%以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曾经辉煌、曾经作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企业迅速衰落为城市发展的累赘。进入21世纪,成都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实施了城市东区重工业企业调迁计划。截止2006年底,城东200多个大中型企业全部向郊县或有条件的村镇整体搬迁。

2.文化中心功能分解,一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突围。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城市、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体育优质资源。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位居中心城区的文化优质资源难以就地扩张,纷纷突围。如四川大学新校区选择了双流县白家镇;如新落成的国际会展中心毗邻双流县华阳镇[13];如大型文化娱乐项目“极地海洋公园”落户双流县万安镇;如特色鲜明、蜚声海内外的“建川(抗战)博物馆”建在大邑县安仁镇。这些文教体娱重大项目向周边地区扩散,极大地改变了成都文化功能的空间布局。

3,消费功能分解,“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成都被誉为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20世纪90年代,郫县农科村农民就在自己的农家院坝里接待星期天和节假日从城里来的客人,声名远扬。之后“农家乐”在广袤的成都平原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形成成都乡村旅游一大亮点。再之后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绽放“五朵金花”,集观光经济、休闲经济、体验经济为一体,蜚声海内外,标志成都“农家乐”发展到新的境界,吸引城市居民消费的能力增强。“农家乐”发展升级的历程反映了中心城区人们对自然的追求,对乡村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向往。

4.居住功能分解,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加重和人的自然天性与大自然的隔离,中心城区居民越来越向往村镇的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拥抱。城乡结合地段,甚至远郊,开始出现优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大楼盘,显示出中心地段的人群开始向城市周边转移。在成都,不仅近郊有高档楼盘,如双流万安镇的“麓山国际社区”、 温江万春镇的“芙蓉古镇”,甚至远郊也出现吸引中心城区人口居住的特大楼盘,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等系列高档楼盘拔地而起。这些表明人们居住选择的郊区化趋向。

这4大趋势,无论是机械制造业外迁、文教体娱优质资源突围,还是城市居民消费、居民居住的郊区化趋向,与阿瑟·奥利沙文在《城市经济学》一书所记述的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在美国的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零售商的城郊化等趋势很相似,这些趋势均是村镇发展的巨大力量和重大机会。

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城市化已经处在一个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另一方面村镇渴望有重大发展。是继续走城乡分割和城乡对立的单向城市化之路,还是抓住“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的机遇,走城乡一体的城市化新路?成都选择了后者。2004年2月,成都顺应城市化的规律,不失时机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努力形成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互动,形成有机的内循环,为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创造条件。经过近3年的努力,“城乡一体化”迅速提升了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发展现代农业。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整合土地资源。最能体现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的是成都遍地开花的乡村旅游业和观光农业。2006年,国家旅游局高度赞扬成都发展乡村旅游,认为成都把乡村旅游纳入城乡规划统一布局,纳入城乡产业统一推进,纳入城乡建设统一配套,值得借鉴。[14] 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在全国独树一帜,足以表明“城乡一体化”给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城乡一体化”促成了成都的“大城市化”向“城镇化”转变。政府顺应“逆城市化”趋势,鼓励、支持就引导一些城市产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转移,并确立了13个优先发展镇,使小城镇发展突飞猛进。小城镇正在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地、投资的重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吸纳劳动力的洼地。同时,“城乡一体化”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创新了方式,着力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产业升级,有力地促进了成都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这座城市功能更强、人居环境更佳、投资环境更优的城市已受到国内外越来越频繁的追捧。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两个百分点,远远超过全国同年平均水平。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27位[15]。2007年2月,成都与大连、杭州被评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这一切表明,疏通“逆城市化”潮流,不仅有助于村镇发展,而且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城市产业结构,确保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四、启示与经验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结合发达国家城市化演变的历史和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空间压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和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剖析上述典型案例,不难发现在“逆城市化”趋势影响下乡镇发展的一些新动向、新特点、新启示、新经验。

1.“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分流在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逆城市化”趋势和所蕴涵的能量长期被我们所忽视,拘泥于就村镇发展村镇。

2.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交通、电信的发达为消除城乡之间的空间隔离创造了可能。比如,高质量的城市道路向乡镇延伸,公用及家用汽车的普及,满足了城市人回归自然的天性需要;比如,电信、光纤向乡镇延伸,增强了促使一些城市传统产业及一些新兴产业(如知识经济、文化产业等)向有条件的乡镇转移的物质条件。

3.村镇发展的着力点是,对接中心城市,创造吸留“逆城市化”力量的条件。所谓吸留“逆城市化”力量,就是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重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提高小城镇的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4.“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诸如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高档楼盘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将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和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在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的水平,总体上进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大。但43%仅仅是一个平均值,由于中国“发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没有重大改变,因而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点仍然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则应该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趋势,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发展村镇。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元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主要参考文献:

姜爱林: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3).

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顾朝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刘伯霞: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背景和城乡关系现状分析。

第3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主题演讲:“城乡一体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英]霍华德:明天的田园城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芬兰]伊里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美]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注释:

[1]专家们对我国城市化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归纳为城市的“生长、生活、生态”的不和谐。见《中国城市化的三个不和谐音》。记者黄庭钧、储国强、胡梅娟。新华社北京(2006年)11月28日专电。

[2]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学术批评网2002年11月21日。

[3] 《广州:城规重大调整 “中部”不能不管》。《南方日报》2006年10月10日。

[4] 《百名学者研讨城市化发展 呼吁警惕“逆城市化”》。新华网江苏频道2006年2月26日报道。

[5]茅于轼《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天益社区”bbs. tecn.cn/viewthread.php?tid=144792

[6] 见l.芒福德为1943年再版《明天的田园城市》所作的序《田园城市思想和现代城市规划》。

[7] 1.1—1.2对西方国家城市理论的评述参考了李泉的研究成果《中外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8]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45页。

[9]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56-260页。

[10] 见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小城创造的奇迹》。《2006年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1]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成都市2006 政府工作报告》(2006年2月15日)中说: 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预计为59.9%,比2000年提高6.2个百分点。”

[12] 《加快成都城市化对策研究》。《天府早报》2003年8月25日。

[13] 2005年9月24日,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在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第28届国际摄影展,吸引了大量中心城区的人们前来观赏。

第4篇:乡村产业发展趋势范文

关键词:村镇绿化;存在问题;发展趋势;发展模式

1 村镇绿化必须重视的几个问题

1.1村镇绿化的全面覆盖问题

绿化应该全面,不应留有死角。有人认为,村镇处于广阔的原野,到处郁郁葱葱,既有农作物,又有树木,没有必要再搞绿化。其实不然,水土流失不仅仅是在农田,村镇内部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只要存在的土地,暴雨过后,随处可见雨水涌漫的泥泞,水土必然流失。由此可见,村镇绿化并不全面,还存在着大量的疏松的土地,应该坚持全面覆盖的原则。

1.2村镇绿化的科学问题

绿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因地制宜。村镇绿化一定要根据本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特性等,合理选择适宜本地区的树木花卉。②错落有致。绿化在空间布局上要有层次,错落有致,不应只栽树木或只种花草。在绿化上要注重空间的层次感和视觉的美感。③内外结合。室外绿化固然重要,但室内绿化更是自然宜人,它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情操,消除疲劳,使人更接近自然。④文化艺术。通过绿化把文化艺术的感染、陶冶、净化等作用有机地融于自然之中,花草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观念、心态和情绪,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1.3村镇绿化的管理问题

绿化的管理应随着村镇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采用现代管理方式、方法,从植物品种的选择、种植栽培、浇水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日常修剪等各项工作都应当专业化、合同化。绿化可委托绿化公司进行管理,淡化政府职能,减轻政府负担。

1.4村镇绿化的经济效益问题

绿化不讲效益或效益不高是阜宁县义务绿化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应把绿化同科研结合起来,同产业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阜宁县实际情况的村镇绿化发展道路。

2 村镇绿化的发展趋势

2.1城乡绿化一体化趋势

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在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的同时,城乡绿化一体化是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必要环节,是村镇绿化的一种趋势。所谓城乡绿化一体化是指在着力抓好城区绿化的同时,大力向农村辐射,加大郊区、农村、小城镇的绿化力度。通过道路绿化建设将城乡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村镇的绿化水平和面积,缩小城乡差别。

2.2乡村景观化趋势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同时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乡村景观规划不仅突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且提出了对环境的创造性保护。人居环境的改善,成为乡村景观规划追求的境界。我县未来村镇绿化将与乡村景观规划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对乡村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乡村建设的合理规划,走村镇绿化的景观化道路,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为人类未来最适宜的居住空间,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

2.3乡村园林化趋势

由于阜宁县村镇自身的环境特点,使其朝着园林化方向发展。广大的农村有着广阔的土地、美丽的田野、稀落分散的农舍,但是随着农村各个产业的蓬勃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原有的景观格局正在不断地改变或被破坏。因此,在村镇发展中,保持和发展乡村环境成为村镇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村镇绿化将沿着乡村园林化方向发展,对农村绿化进行合理规划,突出绿化的环境美、艺术美,与乡村的景观结合起来,与发展乡村的旅游业结合起来。

3 村镇绿化的发展模式

3.1村镇绿化与景观生态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在村镇绿化中,注意乔、灌、草三者的结合,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的结合,观花与观叶植物的搭配,使其在绿化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做到层次有变化、色彩丰富、四季有绿。还可充分利用村镇原有的自然景观(河、湖、林等)为背景,创造出更为丰富的乡村园林景观。此外,在村民庭院绿化中,提倡垂直绿化。垂直绿化是园林绿化的新形式,是利用攀缘植物在建筑上攀附,它可以充分利用空间,节省土地。

3.2村镇绿化与发展农村旅游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发展乡村旅游主要是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创造优美的乡村环境成为这一趋势的主题。村镇绿化要与园林相结合,利用村镇原有的景观和资源,在园林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创造出舒适优美的乡村园林环境。村镇绿化与生态旅游相结合,不仅满足了城市居民的需要,而且美化了农村环境,也造福于子孙后代。

第5篇:乡村产业发展趋势范文

一、背景和方法

1980年以前的乡镇企业(1984年前叫乡村企业)多数是1958年工业化冲动失败后的遗产和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衍生物。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使乡镇企业逐步突破了“三就地”原则和“国民经济补充”地位的桎梏。虽然政策上的突破在1992年之后才真正实现,但政策上对乡镇企业的许多限制在80年代中期就不起作用(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乡镇企业最辉煌的时代正是80年代,因为那时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不到3%上升到超过30%,而在发达地区则接近或超过50%。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江苏的“苏南模式”和浙江的“温州模式”。因为两种模式本身具有历史渊源、典型性和先进性,在当时是乡镇企业成功的代表,同时又受到两地政府和理论界的大力推崇,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指乡镇企业以集体(乡、村一级)企业为主、以中型企业(相对而言)为主、以工业为主、依托大中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温州模式”则是一种以非集体(个体、私营或联户)企业为主、多元化发展、专业化市场分工与专业化市场导向为特征的一种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已有众多学者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优势、劣势进行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在此不再赘述。由于缺乏合适的样本和必要的数据,很难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本文以江苏和浙江省1987-1998年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来代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双方地理位置相近,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比邻上海,自然经济条件优越,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双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基本一致。

2.在我们进行比较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1987年,江苏人口是6438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971亿元,工业产值占80.7%,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6.6%,人均工业产值2505元。同年浙江的人口是4121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078亿元,工业产值占78.9%,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3.2%,人均工业产值2064元。从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来看,两省都比较接近,仅浙江略逊一筹。

3.在1987年以后,两种模式基本已经得到理论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而且有足够的文字资料证明江苏省政府更倾向于肯定和推进“苏南模式”,而浙江省政府更积极推动“温州模式”。

4.有足够详细(按所有制划分)和足够时间段(1987-1998)的可比资料。

由于统计口径上的可能差异,比较时我们只采用《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并尽量只进行横向比较,需要纵向比较的数据也经过处理,以消除价格、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二、基本结果

通过对1987年至1998年12年间的两省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要远快于江苏。我们可以从表1看出:1987年,江苏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企业个数、产值,还是雇佣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浙江,企业人均创产值也略高于浙江。而到了1998年后,除了雇佣人数略占优外,其他几方面都落后于浙江。反映了江苏乡镇企业经过12年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面落后于浙江乡镇企业。

2.整体上,集体企业的发展慢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快于江苏非集体企业的发展。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非集体企业产值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除个别年份(1991)之外,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江苏情况则不同,在1991-1994年这一阶段,集体企业的发展明显快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直到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南模式”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最快,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超过集体企业,非集体企业逐步由经济舞台上配角演变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1991年宏观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巨大,而非集体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这也是导致两省非集体企业在1991年相对萎缩的重要原因。另外,1998年江苏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的突破增加主要是由于集体企业改制为非集体企业所致,而不是非集体自我发展的结果。

3.在企业规模方面,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价格变化较快,以产值和收入为指标难以反映企业规模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以企业雇佣人数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到: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江苏变化不显著,浙江则呈下降趋势。江苏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变化不大,浙江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则呈扩大趋势。但整体来看,1994年之后集体企业的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若将1998年许多小的集体企业转制因素考虑过去,这一趋势就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集体企业在1994年后就逐步失去活力。由于江苏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浙江,从而导致其在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上要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难。同时两地的非集体企业规模呈明显扩大的趋势,说明非集体企业更具成长动力和潜力。而浙江的非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江苏,因此当集体企业逐步失去活力而非集体企业成为主角之后,浙江乡镇企业就有比江苏更坚实的基础。

4.从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情况(表4)来看,江苏从1988年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浙江则在1988年后呈明显增长趋势,但在1994年后处于稳定状态。由于企业个数增加,浙江乡镇企业的规模在缩小。这说明当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存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就会趋于饱和甚至还会释放部分劳动力。浙江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虽呈增长趋势,但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减少,劳动力的吸收主要依靠非集体企业。但现有非集体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也非常有限,而主要依靠新增企业来吸收劳动力,这从1996年后非集体企业规模有缩小趋势可见一斑。同时,无论在江苏还是在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显著存在,各大中城市的众多温州发廊和裁缝店可资为证。

5.从乡镇企业人均创产值(表5)来看,1987年,江苏略高于浙江,但1998年,浙江的人均创产值比江苏高13%。说明江苏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落后于浙江。这种差距主要发生在1997年后,也就是在集体企业失去活力之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南模式”的负面影响。若从不同性质企业的情况来看,不同模式的影响就更显著。1987-1998年间江苏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一直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说明江苏集体企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有相对优势,但优势不明显,也没有扩大的趋势。而浙江非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明显高于江苏,而且差距在扩大。同时浙江的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97年超过集体企业,1998年仍然维持这种差距。说明“温州模式”不仅导致非集体总产值超过了集体企业,也导致非集体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总体上看,两省非集体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集体企业,说明非集体企业更有活力。

三、分析与结论

1.从上述比较结果来看,尽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并且江苏的集体企业仍然显著地优于浙江,但“苏南模式”在1994年之后就已经明显地失去了活力,这是导致江苏乡镇企业在1998年落后于浙江的根本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委托一关系问题之外,“苏南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抑制非集体企业的发展,这在1992-1994年间乡镇企业大发展时非常明显:集体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稀缺资源(人才、资金、机会、政府支持等),另一方面,增加了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因此,尽管1996年后江苏有大量的集体企业转制为非集体企业。但并没有改变江苏乡镇企业相对于浙江的颓势。浙江乡镇企业的成功在于集体企业减少时有大量的新的非集体企业产生,而江苏则没有,这是“苏南模式”的弱点。

2.“温州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纵向专业化市场分工和长期形成的市场基础。纵向分工产生了内部专业市场和各种专业村、专业镇,这种模式在初期,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重复建厂、相互模仿、过度竞争、追求短期利润、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等特征。但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纵向分工导致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很低,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建厂,同时也容易逐渐发展出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企业。内部激烈竞争导致其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从而更有效地占领外部市场。从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集体企业和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江苏非集体企业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更具优势。

3.许多地方政府喜欢上规模。但就上述比较来看,乡镇企业在较低规模水平上时,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超过40人以上后,规模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就没有显著关系,甚至是负相关关系。例如1991-1994年间,江苏的集体企业规模在缩小,而浙江的集体企业规模在显著扩大,但这一阶段江苏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显著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因此规模并不意味着劳动效率。1997年后,浙江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于集体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企业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有其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另一大特点。

4.从吸收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会显著减少,甚至出现回流情况。江苏和浙江都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江苏自1988年从业人员数达到最高之后,十年间从业人数减少140多万,浙江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即使在这样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并没有解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仍在大量无限地流出,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尽管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宁沪杭地区)已经呈现典型的城市化趋势,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因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市场扩张、低进入障碍)已不复存在。农业由于相对过剩,导致与其它部门的交易条件持续恶化,实际上缺乏有效积累的现实条件,因此期望靠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越来越趋于不现实。农村问题只有靠农业本身来解决。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下降,并制约了与农村进行贸易的产业(如电视机等家电)的发展。

第6篇:乡村产业发展趋势范文

关键词:乡村旅游产品;市场化;产品完整性

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精神需求的要求也随之上涨,中国地大物博,五千年璀璨的文明留下了诸多的文化瑰宝,这就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世界旅游组织于2011年对旅游行业的调研显示,截至2011年上半年,旅游行业已经成为世界炙手可热的顶级产业之一,其吸金量已经超过了石油甚至军火,成为新时期推动各个国家发展的直接动力。就当前旅游业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为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步入市场化奠定好了发展基础,而近期作为大型亲子栏目而出现的《爸爸去哪儿》更是将中国各地的乡村美景及人文景观推上了市场化、品牌化的历史舞台,成为当前旅游行业炙手可热的热门旅游产品之一。

一、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现状及表现

乡村旅游产品的兴起并不是偶然,就江苏省来说到2010年年底,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就已经步入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全省的农业旅游示范区域达到99家,其中苏州占有比例最大为30家,依靠乡村特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而斧凿的乡村旅游产品在近些年的旅游风潮中为江苏省带来了不可估计的利润,而南京市的“打造绿都建设人文旅游文化城市”规划立足点更是为各种休闲农村、花木世界、生态园、风光带等乡村旅游产品的创建提供了滋养的土壤。仅就南通市近两年对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来看,从2010年的2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到2013年的10个国家A级旅游示范区域、4个3A级旅游景区、5项部级非物质遗产乡村旅游项目等,从此点来看,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和前景非常乐观。

二、乡村旅游产品的市场化表现

市场是检验产品效益的试金石,随着消费者对乡村旅游产品选择率的提升,乡村旅游产品自身的机构也逐步向多层次化方向发展,就当前的层次机构来看,乡村旅游产品已经从包含乡村文化、乡村田园、自然生态等的观光消费过渡到了一乡村民俗风情文化体验、乡村养生保健、乡村休闲旅游度假等为主的提升层次,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包含乡村商务会议、乡村探险、乡村体育综合训练、乡村休闲式度假等为核心价值点的特级旅游服务方向。乡村旅游产品的雏形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休闲娱乐而存在的基础猎奇层次的产品开发,如农家乐、渔家观光园等,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升级才会出现的基于养生和对文化风情享受而出现的升级产品,如度假村、休闲农庄等,以及对特级旅游产品的开发时出现的主题庄园、乡村商务会所等综合型乡村旅游产品。

从单纯的自然田园风光和乡村文化的体验旅游到多种资源整合并举的度假探险式专业层次的特色旅游,很明显消费者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逐渐提升的服务需要以及各行各业对乡村旅游产品种类和层级改革的需求,导致乡村旅游产品的市场化趋势日渐明晰,随之而来的市场激烈竞争化模式下,特色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改革和品牌化发展及未来的多效并举整合营销,也将伴随我国旅游行业的快速发展和乡村地区对资源的进一步开发而接踵而至。

三、解析乡村旅游产品的市场化趋向

(一)乡村旅游产品市场化的趋向土壤

乡村旅游产品主要以乡村当前的村野资源为基础,利用特色的人文和自然景观来吸引消费者,而消费者的主体多为城市或者城镇居民,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则成为乡村旅游产品进行推广的最好宣传口号,从这点来看,可以说对于乡村旅游产品的消费主要是从体验入手进行回忆型和自然型消费,并享受相应的服务,从消费者心理角度来看,近些年来服务经济模式的转变和旅游产业的升级所带来的旅游者的消费心态和消费观念都随之进行了改变,相对于旅游购物需求来说,他们的心理需求和情感融入需求更为强烈。因此,相对于当前旅游业中出现的各类历史人文景观和文化古迹来说,这种自助式生活共融的参与体验则更符合当前旅游行业消费者对心灵疏导和压力释放的需要。

(二)乡村旅游产品市场化发展中存在的障碍

就当前乡村旅游产品的架构和相关服务来看,以体验和参与为消费切入点的乡村旅游产品对消费者心态的把握和分析虽然已经能满足当前消费者的普遍需求,也相当于符合了市场需要,但是从其内涵和外延来看,尽管乡村旅游产品以市场化为发展重点,如取原汁原味的农家产品和环境,建立多种帮助旅游者可以在乡村环境中体验乡村生活的项目,如采摘等,但是从总体来看,依然无法摆脱市场激烈的竞争所带来的同质化、产品开发落后、服务质量与消费者需求无法同步等问题,尽管乡村旅游产品对自身的定位非常明确,按照不同的消费者层次,主题分明地构建了不同的消费产品,并按照产品包装和宣传的正常需要进行推广,但其乡村旅游产品在开发时所存在的完整性缺失问题依然无法得到解决。如垂钓项目在乡村旅游产品中多有体现,但是其他的捕鱼方式却尚未被普及和推广,此问题的出现极其不利于乡村旅游产品的市场化发展,更不利于某乡村旅游产品从与其他同类项目的区隔化竞争中脱颖而出。

第7篇:乡村产业发展趋势范文

1.1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念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民俗文化、乡村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即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环境旅游范畴,以具有乡村性的人文客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范畴。所以,乡村旅游包括了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在某一乡村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活动内容究竟是以环境旅游为主,还是以文化旅游为主,取决于该地区的本质特征。

1.2乡村旅游本质特征的认识

乡村旅游始于法国,其最初的发展是欧美度假旅游发展的一种空间选择。始于一群贵族到乡村度假,品尝野味,乘坐独木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通过这些活动,他们重识了自然,加强了城乡居民之间的交往。后来,各国相继有了乡村旅游。至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乡村旅游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

2乡村旅游的市场开发

开发农业旅游资源,主要是对农事活动、农村部落、农民生活、农业生态、农业收获物等农村事物进行开发。分析各省的发展农业旅游的条件,包括发展农业旅游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农业特色优势和客源优势等,为区域农业旅游开发提供了依据。进行乡村旅游的开发有多重意义。

2.1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

它迎合了都市人“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且从另一面也圆了都市人的绿色梦,亦丰富了我国生态旅游的内容;符合我国旅游产品结构化调整的客观要求,是旅游开发形式转型的新探索。

2.2乡村旅游市场特点

就国际市场而言,旅游业市场已发展成熟,已形成了“观光(感知)、度假(享受)、专题(认知)”三合为一的旅游产品复合体。即乡村旅游具有田园观光、休闲度假、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专项旅游的综合功能。

就国内市场而言,因国内旅游市场起步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乡村旅游者享受到的是较低价位的消费水准、较低档次的旅游服务和较低层次的精神感受,对旅游景区、农业生产的收获活动和传统节庆活动具有极大依托性。但对自然环境的天然性、纯净性、优美性要求越来越高,对人文环境的古朴、新奇、“乡土味”、“民族味”的呼声越来越强,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些都是吸引游客的必备条件。

2.3乡村旅游需求趋势

单说国内,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仍表现出明显的需求层次初级阶段的特征,尚停留在观光——休闲娱乐阶段,表现为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产品粗糙,经营粗放。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国内旅游多极化趋势和旅游消费个性化发展趋势正旺,国内乡村旅游也正向着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国内的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旅游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趋势,游客对环境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多功能、复合型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日渐旺盛。

就旅游产品而言,乡村旅游是一个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是系列产品的集合,是一个产品集,它所提供给游客的旅游产品,可以是复合型的,可以是单功能型的,能够很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对乡村旅游产品都会有一定的需求,所以乡村旅游开发和建设面对的是整体的旅游消费市场,应根据个性化需求分层次进行开发和建设。

2.4乡村旅游产品的规划与设计:以案例研究为主

有的专家,如王仰麟、祁黄雄,借鉴区域旅游规划的一般流程,结合农业开发实践,对区域观光农业规划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即在对市场、区位、自然、社会经济、农业基础、旅游发展基础等开发条件的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确立了规划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分,并对观光农园进行了CI形象设计。

而章锦河等专家分析了安徽黑多县宏村古村的情况后,提出了宏村古村落旅游形象定位理念,并就主题口号、视觉形象、行为形象进行了方案设计,另有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西双版纳胶园农场度假区、南京汤泉农业科技师范园、昆明市呈贡县观光农业、广州市郊满山农庄进行了旅游规划的案例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规划的研究内容。但这些案例研究的缺点是: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归纳总结水平上,缺乏理论的抽象,研究方法也比较简单。

3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存在的问题

发展策略是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的另一热点,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目前观光农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即观光功能、区位功能设计简单、重复,缺乏特色;农业基础薄弱,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客源市场有限;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观光农业园土地使用的非农化倾向突出等。对此,我们既要坚持持续发展,又要根据现实分阶段发展;既进行生态消费,又要注意生态保护;既要促进农业用地的合理流转,又要保证农业土地的正确使用方向等相应的对策和主张。

3.2相应的对策

如以旅游城市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我们可以提出面向回城知青、城市离退休职工、周末工薪阶层、城市学生和自城市输出的外国游客等几个富有潜力的市场,开发农业旅游、乡村民俗旅游的策略。

就像前面所谈到的,可以把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相融”作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来讲。

都市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其对传统文化的吸附与冲击可想而知,旧难敌新,现代文化的魅力难以抗拒也不应抗拒,要发展就得接受新事物,乡村旅游也不例外。乡村旅游从业者应有超越农耕文化社会阶段的现代意识,既是农耕文化“戏中人”,又是农耕文化这场戏的“导演”,清醒地抉择两种文化的精华,使其有主宾、分主次地熔铸与乡村旅游大地上。当然,要搞好乡村旅游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其前景还是广阔的。它投资少,风险小,是一项创意到位即可“点石成金”的旅游项目。

参考文献:

[1]潘新华,刘平安.延安旅游业的发展途径.改革与战略,2005,(138):28.

[2]马彦琳.环境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旅游学刊,2005,20(1):63.

[3]阳芳.国内会展旅游的发展形势与战略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40(40).

第8篇:乡村产业发展趋势范文

1.1乡村旅游本质特征的认识

乡村旅游始于法国,其最初的发展是欧美度假旅游发展的一种空间选择。始于一群贵族到乡村度假,品尝野味,乘坐独木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通过这些活动,他们重识了自然,加强了城乡居民之间的交往。后来,各国相继有了乡村旅游。至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乡村旅游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

1.2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念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民俗文化、乡村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即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环境旅游范畴,以具有乡村性的人文客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范畴。所以,乡村旅游包括了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在某一乡村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活动内容究竟是以环境旅游为主,还是以文化旅游为主,取决于该地区的本质特征。

2乡村旅游的市场开发

开发农业旅游资源,主要是对农事活动、农村部落、农民生活、农业生态、农业收获物等农村事物进行开发。分析各省的发展农业旅游的条件,包括发展农业旅游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农业特色优势和客源优势等,为区域农业旅游开发提供了依据。进行乡村旅游的开发有多重意义。

2.1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

它迎合了都市人“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且从另一面也圆了都市人的绿色梦,亦丰富了我国生态旅游的内容;符合我国旅游产品结构化调整的客观要求,是旅游开发形式转型的新探索。

2.2乡村旅游市场特点

就国际市场而言,旅游业市场已发展成熟,已形成了“观光(感知)、度假(享受)、专题(认知)”三合为一的旅游产品复合体。即乡村旅游具有田园观光、休闲度假、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专项旅游的综合功能。

就国内市场而言,因国内旅游市场起步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乡村旅游者享受到的是较低价位的消费水准、较低档次的旅游服务和较低层次的精神感受,对旅游景区、农业生产的收获活动和传统节庆活动具有极大依托性。但对自然环境的天然性、纯净性、优美性要求越来越高,对人文环境的古朴、新奇、“乡土味”、“民族味”的呼声越来越强,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些都是吸引游客的必备条件。

2.3乡村旅游需求趋势

单说国内,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仍表现出明显的需求层次初级阶段的特征,尚停留在观光——休闲娱乐阶段,表现为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产品粗糙,经营粗放。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国内旅游多极化趋势和旅游消费个性化发展趋势正旺,国内乡村旅游也正向着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国内的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旅游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趋势,游客对环境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多功能、复合型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日渐旺盛。

就旅游产品而言,乡村旅游是一个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是系列产品的集合,是一个产品集,它所提供给游客的旅游产品,可以是复合型的,可以是单功能型的,能够很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对乡村旅游产品都会有一定的需求,所以乡村旅游开发和建设面对的是整体的旅游消费市场,应根据个性化需求分层次进行开发和建设。

2.4乡村旅游产品的规划与设计:以案例研究为主

有的专家,如王仰麟、祁黄雄,借鉴区域旅游规划的一般流程,结合农业开发实践,对区域观光农业规划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即在对市场、区位、自然、社会经济、农业基础、旅游发展基础等开发条件的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确立了规划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分,并对观光农园进行了CI形象设计。

而章锦河等专家分析了安徽黑多县宏村古村的情况后,提出了宏村古村落旅游形象定位理念,并就主题口号、视觉形象、行为形象进行了方案设计,另有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西双版纳胶园农场度假区、南京汤泉农业科技师范园、昆明市呈贡县观光农业、广州市郊满山农庄进行了旅游规划的案例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规划的研究内容。但这些案例研究的缺点是: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归纳总结水平上,缺乏理论的抽象,研究方法也比较简单。

3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存在的问题

发展策略是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的另一热点,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目前观光农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即观光功能、区位功能设计简单、重复,缺乏特色;农业基础薄弱,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客源市场有限;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观光农业园土地使用的非农化倾向突出等。对此,我们既要坚持持续发展,又要根据现实分阶段发展;既进行生态消费,又要注意生态保护;既要促进农业用地的合理流转,又要保证农业土地的正确使用方向等相应的对策和主张。

3.2相应的对策

如以旅游城市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我们可以提出面向回城知青、城市离退休职工、周末工薪阶层、城市学生和自城市输出的外国游客等几个富有潜力的市场,开发农业旅游、乡村民俗旅游的策略。

就像前面所谈到的,可以把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相融”作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来讲。

都市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其对传统文化的吸附与冲击可想而知,旧难敌新,现代文化的魅力难以抗拒也不应抗拒,要发展就得接受新事物,乡村旅游也不例外。乡村旅游从业者应有超越农耕文化社会阶段的现代意识,既是农耕文化“戏中人”,又是农耕文化这场戏的“导演”,清醒地抉择两种文化的精华,使其有主宾、分主次地熔铸与乡村旅游大地上。当然,要搞好乡村旅游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其前景还是广阔的。它投资少,风险小,是一项创意到位即可“点石成金”的旅游项目。

参考文献:

第9篇:乡村产业发展趋势范文

关键词:移民;乡村聚落;空间演变;重庆三峡库区

中图分类号:D6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4)08-1955-04

The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Space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of Chongq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mmigrants

FENG Min, LI Xiao-ku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evolution was obvious in Chongqing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The sustained emigration w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settlement spatial evolution. Rural settlement space was leaned back and moved up by the immigrants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inundation area. The ecological migrants in three Gorges project area drove rural settlement space consolidation and relative concentration. Alpine poor migrants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promoted the rural settlements space moving down and tending to moderate concentration.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epening,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the one hand, it also caused tension between the local people and land, imbal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Habitat empty waste was serious. Tradition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disappeared.

Key words: immigration;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evolution; Chongqing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乡村聚落是乡村人口居住和生产生活的场所,是乡村地域空间的人口聚居点,每个乡村聚落都有自身的起源、发展历史、地理条件、形态结构及职能特点[1]。受到自然条件和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呈现不同的空间演变特征[2]。国外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研究经历了一般描述、统计描述、统计分类等几个阶段,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 GIS 手段分析乡村聚落的类型以及演变特征[3],如罗伯茨(Roberts)选取农业村落、矿区村落和牧业村落3种类型,从不同时间段、自然环境、村落规模、文化背景和人们的景观感知差异阐述了村落的演变历程[4]。中国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研究起步晚于国外,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过程及其驱动因子研究方面[5],研究区域涵盖了沿海平原、西部山区、黄土高原等多个区域[6,7],但针对重庆三峡库区特殊地域乡村聚落的研究较少。自然环境因素(地形、地貌、气候、地理位置等)和人文因素(区位、人口、产业、政策等)严重影响着乡村聚落的时空演进[5,8],而对于重庆三峡库区来说,近10多年来库区百万移民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产生的重大影响是史无前例的。探讨移民背景下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产生的区域效应,对于研究库区农村建设、城乡统筹情况及乡村聚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三峡库区移民的主要类型

近10多年来,在国家政策影响下,重庆三峡库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从数量、范围、影响程度上来看,可将重庆三峡库区移民类型主要分为:三峡水库淹没区移民、三峡工程库区生态移民、三峡库区高山扶贫移民。

1.1三峡水库淹没区移民

三峡水库淹没区移民是在三峡工程的建设中,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到175 m时,水库淹没区内需搬迁的人口,涉及重庆的移民人数达113.80万人,占三峡工程移民总数的87.5%。其中农村移民人数达48.90万人。依据《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处理和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农村移民搬迁方式以就地后靠为主、外迁安置为辅。这其中有79%的移民就地后靠,实行生产安置和生活安置,农村移民以生产安置为主,采用农业安置、二三产业安置、自谋职业安置等方式;外迁的移民占21% ,主要迁往重庆市其他区县和邻近的四川、湖南、湖北3省,以及沿海经济发达的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11个三峡工程受益省市。三峡水库淹没区的移民数量大,是由政府主导的具有非自愿性、组织性、补偿性和不可逆性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1.2三峡工程库区生态移民

三峡工程库区生态移民是为了保护三峡地区流域生态环境,确保三峡水库水资源环境和流域水土环境安全而进行的移民。移民范围包括三峡库区20个县区库周区域淹没线上至第一道分水岭脊线以下的人多地少、资源贫瘠、经济落后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9]。这类移民涉及到重庆市库区的有15万人需要搬迁,迁移方式包括重庆市内外迁、重庆市外外迁和乡内迁移。三峡工程库区生态移民实际上是继三峡工程建设移民后的第二次移民,由政府主导将生活在生态环境脆弱区、敏感区的农村居民迁移到安全区域,通过农业产业化开发模式、工业化开发模式、城镇化开发模式或旅游开发模式等方式安置他们,缓解库区生态环境的压力,协调库区人地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10]。鉴于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库区生态移民兼具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

1.3三峡库区高山扶贫移民

重庆三峡库区地势东高西低,巫山、巫溪、开县、奉节等地的高山地区,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落后的基础设施,致使交通不便、阻碍着经济发展,农村人口脱贫致富艰难而缓慢,大多生活贫困。为了解决高寒山区的扶贫难题,重庆市实施了高山移民政策,通过插花安置、梯度转移、整村搬迁和集中安置等多种搬迁模式推进高山移民,进行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了群众最基本的住房、用水、用电、出行、教育卫生和就业等民生问题,促进了搬迁农户的稳定增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居住条件。高山移民需要政府的帮助扶持,但迁移行为是非强制性的,属于自愿性移民。

2移民驱动下的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

重庆三峡库区农村移民人数众多,有规模、有组织、有定向地进行了省际迁移、 县际迁移、乡际迁移,对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使得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速度加快,空间结构呈现新的特征。

2.1三峡水库淹没区移民推动乡村聚落空间后靠上移

三峡工程建设中农村移民迁移线下涉及15个县的169个乡、1 038个村的3 573个村民小组。搬迁的农村居民原居住于海拔200 m以下的长江两岸平坝地区,面积约1 584.30 km2,占库区面积的3.43%;地势平坦和缓,水源条件优越,土壤深厚肥沃,适宜耕作和居住。这里密集的村落沿河岸呈条带状分布。在三峡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库区175 m水位线下的村落被淹没消失,30多万农村移民实行就地后靠安置,向上迁移到海拔在175~600 m间的213个乡镇中的1 591个村内,乡村聚落空间后靠、上移明显。其中进行集中安置的有10.74万人,进入人口规模在50~300人之间的集中居民点居住。进行后靠分散安置的村民主要迁往县内其他村落或城镇,使得迁入地乡村聚落人口密度上升,耕地调整分配后人均面积骤减。考虑到库区环境人口容量有限,对三峡工程建设16.4万农村移民实行了外迁安置,市内外迁安置到梁平、垫江、江津、铜梁、合川、永川、璧山7个区县,市外外迁到与重庆邻近的11个三峡工程受益省、市。

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区移民的县际迁移和省际迁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聚落空间后靠、上移带来的库区环境的承载压力。

长江水位达到175 m时,忠县淹没11个乡镇,涉及101个自然村、7 809户、28 150人,淹没房屋面积达99.52万m2。截至2009年底,忠县农村移民有41 294人,就地后靠被安置到了石宝、涂井、忠州、黄金、新生、任家、洋渡、乌梅、曹家、东溪、复兴等12个乡镇中的位于长江沿岸、交通条件较好或交通条件可以改善的158个村175~600 m水位线之间的区域内[11]。低海拔平坝地区的村落搬迁后靠、上移,在丘陵地区集聚,聚落密度由0.8~1.2人/km2上升到1.3~1.5个/km2,聚落规模超过200户/村,聚落分布沿交通线延伸。

2.2三峡库区生态移民驱动乡村聚落空间整合集中

重庆三峡库区的平坝、平缓土地比例较小,主要分布在河谷阶地、台地、岩溶低中山的槽谷和洼地、低山及低中山山麓以及向斜谷地。而7°~15°和15°~25°的缓坡和斜坡土地占库区面积55.98%,分布广、面积大[12]。这种地形特征为坡面流水和重力侵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加上人类活动影响,耕地面积扩张、森林植被减少,大大加速了地表坡面的侵蚀作用,水土流失严重,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在这些地区人地关系相对紧张,乡村聚落呈零星分布,规模较小,乡村聚落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环境破坏较为严重,不利于保证库区水土环境安全。在国家政策扶持下,三峡库区生态脆弱地区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分散的村落通过就近搬迁,合并到条件较好的村落;或迁移到地势平坦、交通便利、通讯较好、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生态环境质量较高的生态移民新村。库区生态移民工程促进了分散乡村聚落的空间整合,并趋向相对集中,移民后的聚落形态表现出沿交通线成团簇状分布、聚落分布的空间密度不断减小和聚落规模逐步变大的趋势。

其中云阳县的生态移民涉及24个乡镇、173个村共8 671户,分散的村落通过空间移动,向交通沿线经过统筹规划、集中建设的生态移民示范村落聚集。迁出地聚落逐步退化消失,迁入地村落规模扩大,由80~100户/村上升到120~160户/村,实现了乡村聚落由分散到相对集中的空间整合。

2.3三峡库区高山扶贫移民促进乡村聚落空间下移

重庆三峡库区海拔在1 000 m以上的高寒山区石漠化现象严重,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土地利用率低、粮食生产量低、生产生活条件落后,乡村聚落受地形的限制,在不同坡度上错落分布,空间扩展趋势缓慢,与山下聚落发展差距甚大。在政府扶贫政策的鼓励下,高山移民实现了梯度转移,由海拔较高、交通不便的落后高山聚落搬迁到山下地势平坦、条件较好的村落。在人地关系紧张的库区通过高山移民实现乡村聚落垂直向下的迁移过程。高山乡村聚落规模逐渐减小,趋于消失,移民迁入的山下村落人口容量增大,聚落空间趋向适度集中。

部级贫困县巫山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地,曾经居住在偏远高山区的居民达5.5万人。自2007年以来,该县采取“农村分散插花式安置、转户进城进镇安置、农村相对集中安置,五保户集中供养安置、县外投亲靠友安置”等模式实施高山移民工程,把居住在平均海拔1200 m以上、生活条件恶劣的3.5万村民搬迁到县内城镇及县乡镇主公路沿线有水有地条件较好的地方,实现了高寒山区乡村聚落垂直向下迁移。在福田镇南大街、骡坪镇茶园村和月亮湾、两坪乡仙桥村,双龙镇乌龙村等集中安置点,乡村聚落规模达到50~100户/村,聚落空间呈现适度集中趋势。

3移民驱动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效应

3.1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正效应

3.1.1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移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库区迁移前的乡村聚落,自然条件较差,对外联系不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落后,农业收入很低,仅供自给自足。在实施移民安置政策后,在新的乡村聚落,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在实行二、三产业安置的移民村落,从事非农活动的村民增多,通过工厂企业对口支援、乡村旅游模式开发等途径,移民参加商品服务活动增加,就业的机会增多,人均收入由2007年的3 381元增加到2011年的6 546.85元。新移民村落优越的交通条件、便利的社会服务、良好的居住环境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多元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劳动力就业结构的改变和二、三产业劳动人口的增加。库区国民生产总值由1 477.25亿元增长到了4 000.11亿元,二、三产业的大力发展促进了重庆三峡库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3.1.2 聚落空间布局整合优化,城乡融合度不断加深在三峡库区移民政策的影响下,乡村聚落空间由原来的分散状态不断地整合、集中,从无序发展向有序发展演进。减少了分散村落的农村住宅占地面积,提高了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在促进土地利用集约化的同时,还优化了乡村聚落空间布局,实现了村落规模集聚的效应,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公共享有率提高,为农村城镇化发展做好了准备。同时,被安置到集镇和县城的大量农村移民,带动了城乡之间各种资源要素的流动,促进了城乡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条件优越的移民乡镇聚落,人口数量和经济活动向高峰期发展,社会文化生活与城镇趋于同化,城乡融合不断加深,库区城乡一体化步伐明显加快。

3.1.3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库区生态环境得以改善 库区的移民迁移,乡村聚落空间的整合集中,方便了迁出地土地进行重新整合、分配规划等合理而有效的利用。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三峡库区乡村移民种植柑橘、猕猴桃等经济果林,生产方式由原始农业向农副产品加工业转变;利用库区特色资源发展旅游业,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乡镇企业,二、三产业逐步兴起。土地利用方式也在发生改变,多元化的土地利用方式缓解了库区移民对农用耕地过度依赖的矛盾,利于粗放土地利用方式向土地集约化利用发展,提高了用地效益。移民从原居住村落迁出,居住用地和生产用地转化为生态用地,减少了对生态环境脆弱区的进一步破坏,有利于改善库区资源贫乏、水土流失严重的情况,实现库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3.2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负效应

3.2.1人口超载挤压,土地资源紧张移民工程实施前,重庆三峡库区的人口密度为363人/km2,在三峡移民影响下,到2004年,库区每平方公里达到了391人,2010年人口密度上升到398人/km2,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1996~2008年库区耕地总面积减少了177 981.56 hm2,人均耕地面积从1996年的0.089 3 hm2 减少到了2008年的0.071 5 hm2,可见重庆三峡库区人口超载、人地矛盾异常突出[13]。在库区淹没土地的农村移民进行后靠安置,高山地区的贫困村落向低处迁移之后,海拔175~600m的地势相对平坦、交通方便的地区,聚落无限扩散,人口分布过于集中,聚落空间出现人口挤压的问题。

3.2.2产业结构比例失衡,环境问题仍然突出移民聚落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三峡库区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2003年三峡库区一、二、三产业总值比例为22.1∶42.0∶35.9,到了2007年,三峡库区一、二、三产业总值比例变化为15.9∶47.8∶ 36.3;到2011年,一、二、三产业总值结构比例为10.3∶59.6∶30.1。由此可见,三峡库区第一产业比重减小明显,第二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比重甚至还有下降[14]。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不均衡的问题突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水平较低,二产业资源密集,但技术水平不高,三产业发展迟滞,成为近年三峡库区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重庆三峡库区的第二产业发展快速,这与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促进移民生产安置政策的落实、承接来自东部地区和重庆主城区第二产业的转移关系紧密。然而,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产业内部结构的欠合理,对三峡库区的水环境、大气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

3.2.3聚落空废现象严重,乡村治理难度增大库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整合给移民创造了舒适的居住条件,但是对于那些实行农业生产安置的移民来说,在迁入村落进行土地调整后所分配到的土地比之前更少了,移民生计出现问题。面对库区农业资源匮乏、人口超载严重和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等问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移民毫无竞争优势,加上进入陌生环境带来的心理不适,他们面临的生存压力更大。具有较强生产能力的青壮年只能外出打工寻求发展,剩下老弱病残和子女留守家中,乡村人口呈现老年化、幼龄化趋向。如在就地后靠的长寿区凤城街道复元村,80%的移民靠外出打工谋求生计,村落内随处可见大门紧闭的楼房、废弃的圈舍和柴房以及被抛荒的耕地,乡村聚落空废现象严重,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

3.2.4乡村聚落明显趋同,文化特色消失堪忧 三峡库区移民搬迁后,在迁入地形成新型乡村聚落形态,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发生了改变,原有的村舍居住模式和农业生产格局不复存在。乡村集中居民点建起一栋栋形态一致、布局统一的钢筋水泥楼房,这些现代化的标准建筑使得库区乡村聚落呈现出趋同现象,聚落景观较为单一。如石柱县南宾镇黄鹤村安置高山移民252户,新建的居住房都是统一规划设计的6层楼房,灰瓦白墙,呈四四方方的条柱状,形态缺乏特色,房屋同质现象严重。原来在高山居住的青瓦木房被复垦拆迁,聚落中的传统民居逐渐消亡,因此在移民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成为一个难题。

4结语

在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紧张、生态条件脆弱和大城市与大农村兼容的重庆三峡库区,百万三峡库区淹没区移民、生态移民和高山扶贫移民的大规模迁移,对库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聚落空间后靠上移、水平迁移和垂直下移,促进了聚落的空间整合,向175~600 m的海拔较低、地势相对平坦、地质灾害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集中。聚落空间集聚效应明显,聚落规模急剧扩大而导致出现人口挤压问题、移民生计问题、传统文化保护等问题。但乡村聚落的空间整合集中,提高了乡村聚落住宅的容积率和土地利用率,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加快了农村城镇化步伐,为重庆城乡统筹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郭晓东,马利邦,张启媛.基于GIS的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J].经济地理,2012(7):56-62.

[2] 李红波,张小林. 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近今趋势[J].人文地理,2012(4):103-108.

[3] MARJANNE, MARC A. Settlement models, land use and visibility in rural landscapes: two case studies in Greece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7,80(4):362-374.

[4] Roberts B K. Landscape of settlement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M].London: Rutledge, 1996.

[5] 郭晓东,牛叔文,李永华,等.陇中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的模拟分析: 以甘肃省秦安县为例[J].山地学报,2009,27(3): 293-299.

[6] 马晓冬,李全林,沈一. 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J].地理学报,2012,67(4):516-525.

[7] 邢谷锐,徐逸伦,郑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类型与特征[J].经济地理,2007,27(6):932-935.

[8] 韩茂莉,张伟.20世纪上半叶西辽河流域巴林左旗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分析[J].地理科学,2009,29(1):71-77.

[9] 梁福庆,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库区生态移民思考及对策[J].水利学报,2007(10):521-525.

[10] 谭国太.三峡库区生态移民的理论与实践[J].重庆行政,2010(4):78-82.

[11] 重庆市忠县三峡移民志编纂委员会.忠县三峡移民志[M]. 重庆:重庆市忠县三峡移民志编纂委员会,2011.

[12] 陈升琪.重庆地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