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培训方案精选(九篇)

时间：2023-12-06 17:55:07

非遗传承培训方案

第1篇：非遗传承培训方案范文

除了雕版技术的展演，莫愁中专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与大英图书馆的文保中心进行技术交流，寻求英方在古籍善本修复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合作。“未来我们也期待和大英图书馆有所合作，比如共建实训室或者是在一些项目上的合作。”王燕说。莫愁中专的古籍修复专业已经有十余年的办学经验，培养学生近600名，让面临失传的修复技艺得到了传承与新生。今年11月，南京非遗学院将在学校挂牌成立，古籍修复专业的发展也迈上了新的台阶。

非遗对接职教的传承新路

古籍是传承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载体。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统计，中国官方现存古籍5000万册，这些古籍有三分之一或多或少存在破损的情况。大量的古籍急需修复，但与此相对的是，我国专业古籍修复人才的大量缺失。2007年，全国图书馆只有不足100位古籍修复员，后经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培训，目前全国的古籍修复人员达千余人，但面对如此大量的古籍修复工作，古籍修复人员仍不能满足需要。除了人数少，大量修复人员还都是即将退休的老师傅，40岁以下的修复人员仅占全部人数的六分之一。古籍修复行业面临后继乏人的现状，国家急需培养大量年轻的古籍修复人才。

“2001年，我们学校在南京市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在全国率先开设了三年制中专古籍修复专业。”莫愁中专校长杜迎新说。古籍修复是一个应用性强、动手能力强的行业，这与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的要求不谋而合。2004年，学校将三年制中专古籍修复专业改为五年制大专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现更名为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学生用五年的时间学习文化课、专业理论课和专业技能课，并参加专业技能实践，通过这些环环相扣的课程安排，让学生成为思想稳定、专业技能过硬的古籍修复人才。

古籍修复作为一项手工艺活，师徒授业一直是古籍修复的传统。因此，要办好这个专业，师资力量是关键。莫愁中专主要采用“双导师制”，即外聘专家与校内教师相结合。专业开办之初，学校聘请南京图书馆、南大图书馆、南京博物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的专家来校授课。省级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邱晓刚、江苏省高级工艺美术师张永林、南京博物院古字画修复专家栾承素等一批南京本地的技术型专家，成为学校的常年外聘教师。

除了聘请一大批专家来校授课，学校还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今年9月，学校专门举办了一场拜师仪式，安排8名青年教师拜杜伟生、张旭光、万俐、邱晓刚、张永林、栾承素6位专家为师，学习图书修复、字画修复、陶瓷和青铜器修复等专业修复技术，让传统的修复技艺能够薪火相传。

在专业教学上，学校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突出对学生动手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设置了文献修复、字画修复、古籍整理与保护、字画装裱、书画复制、古代汉语等主干课程。同时，学校还自主开发了金陵剪纸、雕版技术、书法绘画等校本课程，增加了古字画鉴p、中国画线描等应用型课程，开拓了雕版印刷、传拓、篆刻等相关的“非遗”课程。“开设多元化的课程，不仅是为了开阔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而且是为了给学生多一种选择。比如说，往届有一个学生，虽然学的是古籍修复，但是他对雕版非常感兴趣，多元化课程让他有机会走上感兴趣的雕版之路。”莫愁中专副校长章学军说。

莫愁中专还同国家图书馆、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博物院、南京图书馆、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图书馆等30多家文博单位建立了实习基地。“这些文博单位都争着要我们的学生去他们那里实习，有的学生毕业后就留在这些单位工作，很多毕业生已经成为行业骨干。”章学军说。另外，学校还打通了专升本的升学渠道，学生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金陵科技学院或南京晓庄学院攻读本科学位。

产、学、研并进的专业发展

为充分发挥非遗技艺传承的综合效应，2004年，莫愁中专围绕古籍文献技艺建立了集“教学、培训、鉴定、生产、科研”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实训基地，成立了莫愁图书保护修复中心，通过送修和外派技术人员等形式，面向全国承接古籍修复任务。修复中心面积200多平方米，有专门的修书、洗书和藏书间。在专业设备方面，中心拥有修复需要的数码体视显微镜、全自动色差仪、纸张撕裂程度测定仪、纸张耐折度测定仪、纸张拉力测试仪、纸张厚度测定仪、纸张修补机、书画装裱机等设备，完全满足修复古籍的需要。目前已承修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珍藏、国家一级文物《吴煦档案》以及辽宁省图书馆珍藏古籍、福建泉州市图书馆珍藏古籍等，多年来已修复3000多件一级古籍，修复古籍总量达1万多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好评。

“修复中心的作用不单是给学校带来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能促进我们学校的专业发展。”王燕说道。修复中心现有技术人员近20名，他们不但是“医治”古籍“疑难杂症”的高手，还是一支重要的技能实训指导教师。尹宗雯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于2013年从莫愁中专毕业后，通过专升本考入南京晓庄学院，2015年毕业后被学校招聘到修复中心工作。她告诉记者：“学校每学期都会安排各个年级的学生到修复中心进行为期两周的实习，根据每个年级的基础从易到难安排课程，让学生直观感受古籍修复的过程和意义。”

修复与教学相辅相成，每一次的修复业务都是老师上课的教学案例，专业老师也参与每一次修复方案的研讨与制定。学校还成立了非遗传承的大师工作室，让学校的老师与中心的修复人员在非遗专家的指导下，利用修复中心的设备共同研发新的修复技术，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例如，修复技术人员配合指导教师邱晓刚研发了纸浆修复技艺，并于2009年申请了国家专利。教师和修复技术人员还共同研制了适用于酸化书页的羧甲基纤维素糨糊，与安徽泾县宣纸厂共同研制古籍修复专用纸张等，通过加入科技元素使古老的修复技艺绽放新的活力。

多年来，莫愁中专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硕果累累：古籍修复实训基地被江苏省教育厅授予“省级示范性实训基地”称号；独创古籍修复“十八项技能”，制定了古籍修复中级工、高级工考核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与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合作成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雕版印刷传习所莫愁中专培训部；受南京市档案局委托，举办南京市各区县档案、图书收藏单位修裱技术培训班；参加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作品展洽会，荣获一等奖等。

非遗传承人才之滥觞

先进的办学理念、深厚的办学经验、丰硕的办学成果，让南京非遗学院在莫愁中专挂牌成立水到渠成。南京非遗学院的成立使莫愁中专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正如南京博物院文保所所长万俐所言：“未来的南京非遗学院，将成为南京手工艺大师的‘摇篮’。”如何有效利用这个“摇篮”，学校进行了初步的规划。

非遗学院的核心使命在于培养非遗传承的高级人才，通过职业教育的形式改变以往非遗传承零散、单一的状况。通过学校教育不仅要培养非遗技艺的传承人才，还要培养非遗技艺的创新人才。为此，非遗学院将增加艺术设计专业（非遗设计实践方向），以培养懂非遗并能够运用非遗元素进行创意产品开发的应用型人才；增开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书画修复方向）和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陶瓷修复方向），从非遗技艺的传承到非遗元素的开发设计，形成紧密关联的专业群。

在多年的非遗教学中，莫愁中专发现很多非z元素通过现代设计可以以新的形式融入现代生活，获得生产性传承，尝试着通过学校的设计专业运用一些设计理念把古籍装帧、雕版刷印引入文化礼品或文化活动中。未来，学校还希望与专业的设计公司合作，建立校企合作工作室，共同深入这方面的研究与实践。

第2篇：非遗传承培训方案范文

一、现状问题研究

做好非遗对策方法的研究，找准非遗热点性研究，前提是要对非遗现状做到充分调研取证，进行大数据下我国非遗现状地毯式搜集研究，问题打井式榨取透析，非遗名录背后的跟进式理解，区域环境下非遗文化符号的针对性提炼。做到非遗整体认知，历史变迁了如指掌，问题反思切中要弊，基本特点娓娓道来，构成要素深度理解，才能保证后续充备的论证资料，才能规整研究方向不偏不倚，才能确保保护与发展方法切中要弊，才能实现技术与文化并行不悖，才能把握研究热点、焦点、主流，厘清主次，解决主要矛盾，兼顾次要矛盾，调整好党的执政方针与理论探索的关系，才能言之有物，避免过空、过大，脱离实际情况。关于非遗现状问题的研究在2016年依然保持良好的研究势头，在延续先前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拓宽。2016年，非遗现状问题研究，在2015年原有基础上补充与深化研究对象，跟进与细化了构成要素，反思与突破了问题与瓶颈，整合与追溯了研究进程。

2016年，关于非遗现状问题的探讨涉及到多地区、多民族，地区方面包括北京、重庆等2016年涉及到的地区还有：北京、重庆、新疆、宁夏、陕西、山西、安徽、云南、浙江、大连、江苏、福建、甘肃、山东、河南、湖南、湖北、黑龙江、广西、广东、广州、鄂尔多斯、苏州、江阴、玉溪、濮阳、温州、宁波、南通、南京、兰州、青岛、临沂、济南、滁州、临淄、恩施、自贡、郓城、凉山、泰顺、镇宁、泮村等。。民族方面包括蒙古族、纳西族等。这些研究对象和之前研究多有重复，但是不同的是横向纵向现状细化程度更高，对于新问题提出新方法，非遗更多以省、直辖市为单位进行观照比重增多，研究方面避免了过度碎片化、零散化，进行了一定现状问题的区域性整合。

（一）非遗本身现状的研究

2016年非遗现状问题的研究研究涉及到历史现状、理论或现实特点价值、相关机制体制。

非遗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有其动态变迁的过程，有其辉煌没落的“前世”，从纵向看对非遗研究要找寻它们最初那条线的起点，而不是把现状作为其研究起点，时常关注非遗历史的“后视镜”，避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追尾”的惨剧。李旭关注于非遗文化变迁，以贵州镇宁县布依族的非遗保护为研究对象，对其保护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其保护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迁给予了关注分析，以期对保护与变迁二者之间的关系引起一定的重视。[1]萧放指出，对非遗的抢救保护工作的评价与认识，应从百年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哲学文化的高度进行审视。[2]

今天是明天的历史，现状研究是未来的创造基石。有的学者重点对具体非遗、地区非遗进行全面现状调查，基于不同语境下的处境，肯定了既有成果，同样发现现有问题，提出方案。李冬颖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研究体育与游艺类非遗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生存状态。[3]除了针对非遗本身的历史现状研究，也有非遗学术成果历史现状的梳理研究。有的以年代、作者、研究机构、期刊分布或资金资助为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基于非遗研究数据库非遗成果作为研究样本，借助CiteSpace、SATI、Ucinet或V0Sviewer等工具，运用诸如文献计量学分析，总结我国具体或全面的非遗学术研究前沿、分期、趋势、演替或聚类等特点进行梳理、分析或预测。诸如汤立许，宋同顺二人通过知识图谱CiteSpace软件，以2003-2013年间CSSCI数据库收录的非遗与非遗来源期刊数据为数据来源，绘制并分析了11年间我国非遗文献共被引图谱、期刊共被引图谱等共现图谱，分析其图谱展现的我国非遗研究前沿、主要研究领域等诸多特点。[4]

有的学者关注于非遗特点、价值的分析，通过特点的总结，更好的把握非遗，通过多元价值认可，为非遗对策制定的迫切与重要提出全面肯定。非遗特点方面，有的学者针对具体类别非遗分析其风格特色、技法技巧、固有特质、隐性知识或文化符号。诸如邵媛媛，吴兴帜二人从如何界定非遗边界这一特点为最终目的入手，以阿细祭火仪式在文化旅游情境中的境遇为例，分析地方人群共同体如何重组遗产、确定遗产的消费边界，从而实现遗产的自我活态存续[5]。价值方面，2016年研究关注非遗具有的价值和作用。价值方面，学者们科学而精准的体悟与分析具体非遗类别本身具有的价值。赵沛曦，张波等人基于納西族非遗的基本情况，从六个方面分析了纳西族非遗的价值。[6]作用方面，学者们主要落脚于促进大学生人文素养提升[7]和建设新型城镇化力量[8]的作用展开分析。

有的学者关注于非遗相关体制机制的建设，对于配套、持续或者新制定的政策文件提出补充、评骘与绎读，为非遗持续性发展保驾护航。学者们从管理、技术等多层面解读相关措施现状、提出问题、构建理论、发现路径。朝戈金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这一国际文件及其出台的背景，梳理该政府间组织在文化遗产领域先后颁布的相关国际文书，就伦理维度和实践进程作概要性的解读、评述和分析，进而反观《公约》实施以来全球范围出现的若干横向问题及其伦理关切，兼谈国内非遗保护面临的伦理选择和能力建设走向。[9]

（二）非遗构成要素的研究

2016年非遗构成要素方面的研究聚焦利益相关者。非遗利益相关者包括传承人、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游客）、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以传承人、生态环境为例，2016年，此方面的研究很大一部分聚焦于非遗传承人的现实处境、身份呈现，这类研究直接贴近传承人，扎根当地，深入定点式的进行研究。诸如武宇林以2009年入选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民歌“花儿”为例，通过对西北四省“花儿”艺人的走访与调查，对传承人现状进行透析。[10]还有部分关注于传承本身，诸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模式及其变迁》等，对传承人的综合理解起到一定思考作用。生态环境，是当代空间多元与文化混生条件下保持非遗活态性的重要砝码，基础设施是强有力的延缓地区衰败实现非遗可持续传承的物质载体。2016年，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研究更加细节化，一桥、一街，基础设施从“面”趋向于“线”、“点”的转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化，尝试与其它机制、事象实现共建完成非遗保护，有关生态环境的行政机制提出探讨，量化研究有所增多。陈星、杨豪中通过在扬州历史地段上已经更新和正在更新的两个案例，分析这两个历史地段的衰退现象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在历史地段中非遗的功能和作用机理，通过深入理解非遗在地段中的发展规律，提出促进历史街区和非遗共同发展的建议。[11]

（三）非遗问题与反思

非遗综述性研究，能更好地借鉴前辈，审视当下，明晰目标。只有对非遗有回溯式的整体认知，才能有前瞻性的宏观体悟。次珍从西藏传统音乐的研究历史以及研究成果进行较为详细的综述，对西藏传统音乐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试图寻找一种多渠道多途径的传承之路。[12]有总结陈词，就有反身自问。我国非遗保护与发展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绩，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与挑战。王杰文针对国际民俗学认为“遗产化”的文化实践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普遍的行为模式，提出民俗学必须相应地反思与调整自身的研究策略。[13]除此之外，学者们基于具体类别，深入偏远区域，引入不同学科，针对特有机制，聚焦社会顽疾，渗透构成要素，关注保护进程，找到现有瓶颈，进行了批判，指出了问题，引发了思考，做出了反思。

非遗现状问题研究，首先，多元的研究对象打开了研究视野，实现了更多理论建构的可能性，探索出了未来理论与实践更多结合的可行性，夯实了新的一年非遗研究的学术土壤。其次，价值、特点的研究，使得非遗研究的点、线、面每个环节、层次都有理论文章可寻，保证具体实践过程中有章可循。每一年的学者们查漏补缺，使得非遗整体研究越来越厚实，越来越丰满。再次，构成要素研究。完善了非遗的学术延展度与学术界限，使得非遗研究具有更多可能性，更多维的思考，不仅仅局囿于非遗本身，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及时总结理论，同时，它们又是完整的非遗衍生与必备的重要因素。最后，非遗问题研究有时是所有非遗的普适性问题，有时是特例问题，通过问题的整体把握，我们既能够整理出宏观问题，解决非遗面临的共性问题，也同时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措施。这一部分研究在整个非遗学术研究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衔接着前期非遗现状与后续非遗对策制定与热点把握的探索。这一部分精准而切中时弊，才能推导出后续的方式方法，及时、高效地制定出有的放矢的应对之策，坚持问题导向，秉持科学思维，是学术研究重要素质之一。现状问题研究有的仅仅充当了发现问题、找到原因、总结价值、提炼方法而做的前期介绍式的铺垫，作为文献的必要而不是主要部分而存在，属于嵌套式或辅助式研究，为阅览文献的学者提供非遗研究二手材料或者拓宽视野，提供理解、思考的出发点和启发思路的参考点。有的研究虽然作为文章主要或者核心来研究，但是，仅仅是阶段性的研究，最终落脚于非遗整体，或者服务于后续跟进与相关研究。这些问题有的在2016年理论研究已经区域性解决并落实到实践，有的还未找到完备的解决方案，这需要2017年，学者们继续发挥问题意识，解决原有问题，发现新问题，实时实地的制定出应对型策略。

二、对策方法的研究

2016年，非遗保护方式在原有保护类别与范围上查漏补缺，保护历程追溯得深，保护类别涉及得多，保护方法囊括得全、保护范围涵盖得广，主要涉猎到保护方法和工具、载体、对象、关系与过程的研究。

（一）保护方式

2016年，抢救性保护的实践方式包括非遗档案建设管理、资源数据库建设、传统与数字博物馆、书籍出版、公共图书馆、影视纪录片的呈现、名录体系完善等。档案作为非遗抢救性保护与传承重要手段与载体之一，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郑晓丽结合大连地区非遗保护的实际情况，对非遗档案的特点、非遗档案管理的原则以及非遗档案管理现状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完善大连市非遗档案管理的对策。[14]整体性保护，2016年运用此方面理念进行非遗保护的文章并不多见，包括《论“社区”与非遗整体性保护》、《整体性原则在非遗保护中的运用及反思——以二胡艺术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理念与实践：基于宁波案例的讨论》。有的学者对生产性保护本身的机制进行分析，季中扬，胡燕二人对传统基于民间艺术生产性保护模式和存在难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生产性保护的良性机制的关键。[15]徐子婵结合实践，发现现有问题对生产性保护提出“1+X”的发展模式，以企业为主导，加农户、学校、合作社、旅游等充实生产性保护。[16]生产性保护2016年依旧是研究焦点，研究体系已经十分完备，因为它是调节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完善的方式，同样它也带来了二者的矛盾，因此，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这一保护方式的实践与思考，有针对性的结合具体非遺、地域进行细节化理论与实践的磨合。

生活性保护，它不同于学界普遍认可的传统保护方式，即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它是近几年提出的新型保护方式，由于其保护方式研究较晚，因此该保护方式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与商榷定义特点、转变过程对接、打磨阶段。李荣启对生活性保护需要注重的点进行分析，提出生活性保护的原则、有效方式和根本举措。[17]李旭通过非遗价值特点以及它与人们生活所具有的共生关系，发现现有非遗保护体系的不足，提出由生产性保护到生活性保护的嬗变。[18]但是，就目前来说，非遗此方面的结合具体实践与理论的应用文章还不多见，这几年零零散散的出现，凤毛麟角，至于最终是否能与其它三种保护方式并驾齐驱，还需要学者们继续跟进。除了四个保护方式，郑迦文提出了服务性非遗保护的模式。[19]

借鉴性保护通过借鉴国内国外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方法理念融入到非遗保护的保护方式。国外，2016年借鉴的对象主要聚焦于日韩、欧洲。国内包括方法、视角以及个案的借鉴，立足于不同学科、背景的阐释。张青仁通过借鉴宁波非遗保护实践个案对非遗属性进行再思考，紧扣当下日常生活和变迁的社会结构，最终为非遗保护探究出新的保护路径。[20]因为对策方法研究是2016年热点，诸多方法被引入到非遗保护当中，如众包模式等。[21]2016年，学者们立足于当下大背景研究，诸如一带一路、新型城镇化等背景下，力图探讨当下国家政策、社会潮流与非遗的碰撞、融合中的一条康庄大道。学科涉及到人类学、民俗学、体育学等。诸多理论被运用作为非遗保护的对策，像扎根理论、SWOT理论、5W理论等。不同的视角切入到保护当中，拓宽保护视野，诸如文化生态、知识产权等视野或视角2016年涉及到的视野与视角：文化生态、知识产权、需求、旅游活化、非遗保护、文化自觉、系统保护、新文化史、公共审美、社会网络、文化旅游、动物保护、文化认同、品牌推广、人本、传承人经历、档案建设、大数据、数字技术、文化整体等。。在2016年，非遗保护视角或视野被进一步打开，学科思维不断地介入到非遗保护，确保非遗保护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立足于当下背景，使得非遗时刻保持时代性活力，利于总结出符合当下非遗保护的经验，也利于宏观性看待非遗保护问题。这些国内、国外方法、视角、个案的借鉴是学者们为非遗保护这一浩大的工程献言献策的学术热情的最佳体现。不过，通过借鉴性保护方法的多元，也看出了非遗本身理论方法性的缺失，更多的依托于各个学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方法介入。2017年，期望学者们能探讨出符合非遗自身特质的学科方法。

（二）保护工具、载体及对象

这里以法律政策保护为例。法律政策保护，是非遗保护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最根本、高效的保护手段。法律保护在2016年学者们讨论最为集中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适用。王颜颜就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与非遗的冲突与融合究竟作何抉择，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并提出非遗知识产权制度构建的建议。[22]关于冲突与融合，孟令法在《非遗法》与《动物法》之间的冲突时作何抉择进行深入探讨。[23]除此之外，还有相似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动物使用”的伦理困境》。有的学者关注法律立法环节，从立法环节探析与评价国家、地方法律的样本意义与存在的缺陷，力图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保护体系与机制。有的学者就地方性法律法规结合地方非遗进行适用性与保护性分析，常洁琨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出台为背景，分析了该条例的不足，提出了完善的建议，旨在构建甘肃省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机制。[24]有的学者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国内法律法规，像《法国文化遗产法的历史与现实：兼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法律政策保护的研究》从国外法入手对本国法律的完善与非遗保护提供思路。2016年，法律政策保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方面，一方面，因为法律与非遗并不是同种同类，因此法律保护研究更多的放到二者如何相得益彰，非遗法规与其它法规是否冲突，具体类别非遗与法律保护之间是否能够衔接，地方性法规与非遗保护实践活动是否契合等方面的思考，对于存在不足，如何通过法律弥补，完善。另一方面，从法律立法、执法、守法环节入手，重点研究我国國家与地方非遗立法的成功意义与不足，对其它方面提供哪些参考性意见。

非盈利机构保护，主要包括高校、事业单位、图书馆等政府主管下的部门机构对非遗参与的保护。高校保护，具有人才培养、资源配备、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因此，高校非遗保护一直是学术研究焦点，2016年也不例外。高校保护非遗不仅仅是高等学府的使命和特权，它适用于每一个具备能力的学校，不仅仅要关注国内的学校保护的案例，同时，也注视国外高校保护的经验。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高等教育的新使命——以法国大学为例》，做到为其所用。2016年，高校方面对于非遗保护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如何传承，非遗保护与传承二者是断然不能割裂的，对于二者的探讨必须知晓，非遗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同样，传承是最好的保护。虽然2016年，学者们就高校如何传承非遗进行多元探究，实则也是在建构非遗保护的隐性知识。传承体系、环境、制度、载体的完备，保护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刘伟华，许静华二人对十年图书馆保护非遗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提出图书馆应重新审视自身职能，做到更好地承担包括树立科学的非遗保护观等保护与弘扬优秀文化遗产的使命。[25]除了这些载体，还有村落，研究者关注村落中非遗的保护，诸如，朱贺琴，热依拉·达吾提二人对以新疆非遗的乡镇保护与开发是乡镇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出发点，指出乡镇文化中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保护的对策。[26]

保护对象，主要是传承人的保护，传承人是非遗最核心的载体，离开了传承人，非遗只能变成文物，失去活态性，因此，对于它的保护研究与非遗本身并驾齐驱，涉及到具体地域、类别非遗的传承人应对性保护，具体阶层、性别的传承人研究分析，传承人配套机制的研究。有些针对传承人虽不是明确的落脚于保护，字里行间也很少有保护字眼出现，但是，它们的研究、完善与跟进，才能促成传承人的最终保护。除了传承人保护外，还涉及到一些其它保护对象的关注。诸如王首燕正向审视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关系的机会，从民间信仰保护入手保护非遗。[27]还有针对非遗本身类别的保护对象，2016年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游戏、传统体育与竞技等，涉及到的具体非遗有端午节、木活字印刷术、云南壮剧等，范围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直到县区级。还有以不同少数民族、区域非遗的为保护对象的探讨，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究》等。还有不同非遗类别作为保护对象，如《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还有更进一步细化，针对某类非遗某方面生产、生活条件的保护，如《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活样态的保护》等。

保护仅仅是非遗其中目的之一，还有传承、发展、传播、利用、开发等并行。保护与发展、保护与传承、保护与开发、保护与利用、保护与传播各种关系交织，如何缕清、吃透、抚顺这些关系并很好地与实践相契合成为2016年非遗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有的学者从整体方面探讨了如何处理非遗保护的各种关系，顾军，苑利二人对于萦绕非遗保护前后的困扰，包括如何处理好非遗保护与文物、典籍保护的关系，保护与开发等关系，对于对策方法的制定提供答疑。[28]

非遗对策方法的研究，首先，研究更加细节化，研究过程往往结合当地区域特色进行实践与理论结合性分析，融入诸多新视角、方法，注重对策方法相关配套机制的完善研究。其次，着重对研究对象现状探究，但是忽视了研究对象历史沿革，这可能会在制定研究对策时造成偏差。其次，2016年，传统的保护方式被忽视，如整体性保护在2016年没有过多的探究，在“喜新”的基础上也要“恋旧”，没有任何的保护方式或工具等对策方法是一劳永逸的，也没有一种工具、载体、对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事万物是不断发展的，发展就会出现矛盾，而是否这些传统的方式方法在新的一年，新地区适用，适用情况如何，有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新现象，新视角是否能集合传统方法进行开拓研究，这些需要我们在2017年作出思考。最后，笔者通过几年非遗断代性学术综述发现，回访性的研究过少，更多的是对某个区域、民族进行“一锤子买卖式”的研究，研究结束就相当于竣工大吉，后续在发展过程中这些方法是否出现新问题，没有进一步跟进研究，连续性较差。总之，非遗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传承，一部分是创新，实现可持续传承，共享性传播，从纵向和横向对非遗是大有裨益的。2016年，对策方法的研究，取得了更高的成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不足，只要我们在制定一切对策时秉承“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大方针，学者们尽管各显神通，2017年对策方法的研究依然是重要性问题，因为只要非遗存在，对策方法的研究就会是恒久性主题。

三、热点性研究

热点性研究，主要指当年学术研究充备、系统或者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政策、新闻、关键热词、学术焦点。2016年，非遗热点性研究主要分为传统热点性研究和新型热点性研究。传统热点性研究包括保护、传承、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对策、文化遗产、现状旅游开发、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等。

以文化产业为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产业与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联系到一起，文化产业发展又被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文化产业由于自身的灵活性，作为以利益为导向的文化创意衍生品，强调推陈出新，竞争性是它保持历久弥新的动力源。非遗由最初的单一性事业走向事业与产业多元保护与发展，实现了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联手。2016年，微观、创新、细节成为此热点性研究的特点。有的学者借鉴新常态下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的概念，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陈万怀在“互联网+”理念的带动下，充分地与科技、金融等多种业态进行互补，共同驱动宁波非遗的创意产业化进程。[29]张新友，王喜莎二人使用SWOT模型分析，梳理分析新疆非遗产业发展所具有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30]因为文化产业与非遗研究较早开始，研究体系初步形成，因此，研究关注少数民族地区、新疆、宁波、丽江等，表现出愈趋细节化、微观化，研究运用到互联网+、文化生产力理论等，表现出愈趋新颖化、时代化。但是，文化创意产业不管采用什么手段，研究什么地域非遗，产生怎样惊世骇俗的创意，收到多少日进斗金的效益，一定要先明晰两点：第一点，文化创意产业动刀的不是非遗本身，是非遗涉及到的元素、符号，非遗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不能变。比如体育与游艺类在发展文化旅游需要全盘借用，这就要首先保证对原生的体育与游艺类做到记录与保存，有国家指定传承人去保护与传承，那么发展文化旅游所借用的此类体育类非遗不再是国家要保护的原生态非遗，因为它本身有传承人去传承，而开发的那个非遗只是作为宣传、传播非遗产业化后改造的产品，既不会对非遗本身造成致命伤，也能借助文化创意产业从侧面传播、宣传、开发，有助于非遗本身知名度的提高，认知度的清晰。因为在这数字化、新媒体的时代，非遗借助文化创意产业在“适者生存”市场的东风是十分有效的，利于非遗横向传播，纵向传承。第二点，对这些非遗元素、符号等进行创意发展的是开发商、设计师，而不是传承人，不能把传承人染指成小商小贩，他们有自身的使命与责任，除非有些非遗类别本身，传承人既保证原汁原味又能直销市场，这要求学者们研究具体非遗进行文化创意产业引入时具体考据非遗历史沿革，传承体系，核心内涵，不要仅仅停留在现状、表征、GDP、成就叙述上。这要求我们进行研究时整体考虑，深入阐释，认清具体非遗属于何种情境，这样才能保证文化创意产业真正的是在保护、传承、传播与发展非遗。学者们在文化创意产业引入非遗中，切记这两点，是基于保护为主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利用，不要舍本逐末，不能以经济效益为衡量的首要标准。这几年，尤其在2016年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中，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在愈来愈细节化、创新化的学术诉求，这一方面近几年又被忽视，结合新形势，需要2017年进行回溯，思考。

除了与非遗出现最多的传统性热点问题，2016年又结合时代现状、发展态势催生出诸多新型热点性研究，诸如工匠精神、研培计划、振兴传统工艺、非遗展会、文化生态区、二十四节气。

这里以研培计划为例。2015年，文化部、教育部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联合推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正式全面的实施。研培计划具体指的是委托有关高校、设计企业等开展前期以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传承人进而逐渐延伸到各个类别非遗的教育培训。2016年，57所高校、160期培训，近万名培训学员踊跃参与其中，涉及到陶瓷烧造、雕刻塑造、建筑营造等传统工艺项目，而获得实践效果远远不止于这些量化的数字和规制的类别。虽然此次计划开展于2015年，但是2016年关于它的实践渐趋成熟。此次研培计划本着“强基础、拓眼界”的目的，在实践过程中严格按照参与高校严中求严，项目筹备慎之又慎，招生工作優中选优，教学管理精益求精，回访学员诚心诚意，媒体宣传多元展开。前期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同时，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优秀成果展”上，学员们纷纷展现自己在研修计划中的进步与效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理论层面，学者们纷纷结合当地研培计划实施高校分析非遗实践效果，从自身学科出发，基于非遗保护性发展和持续性传承的初衷，探讨了现状、问题以及对策。诸如，王凤苓以2015年山东艺术学院首批中国非遗传承人群培训班为例，从山东非遗传承教育状况调研，科学规划、合理设置课程体系等五个方面进行阐述。[31]李红以广州美术学院广彩瓷烧制技艺普及培训班为例，通过一系列研究，最终上溯理论性思考与方法性探索。[32]周箭，曹雯婷二人结合“工匠精神”培育与非遗校园活态传承，指出非遗校园活态培训以“工匠精神”为尺规、方法、目标。[33]但是，此方面的学术研究还缺乏企业与传承人结合的学术反馈与思考，由于高校本身作为学术集散地的优势使得“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企业此方面更多的注重与传承人进行具体实践研陪，市场化衔接，经济利益高效产生，而忽视了学术思考，是此热点性研究在2016年的空缺。当然，关于此研培计划实施初期，不同的学者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担忧。诸如，苑利发表于《光明日报》中的《救命的“脐带血”千万要保住——从非遗传承人培训说开去》，提出对此研培计划的担忧。此文一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等许多党和国家主流媒体与地方媒体立即转载，引起党和国家高层人士和社会上许多专家学者、非遗保护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的关注和思考。齐易就苑利这篇文章结合张毅的《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使命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与苑利老师商榷》文章，对研培计划“尊重、保护”与“提升、改造”孰是孰非提出自己的思考。[34]正因为有这些学者及时思考，使得研培计划实践起来更加完善、妥帖。学术研究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因为有这些学者们不同的声音，激烈的学术激辩才促成了承载非遗保护的实践巨轮如期起航，乘风破浪，安全靠岸。2017年，文化部印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2017）》的通知，基于2016年实践与理论存在的问题，成功经验，辩证吸收，大方针与具体细节不断磨合，进一步完善，做到更好、更优，这也为2017年学者们提出新命题，新思路。同时，研培计划涉及非遗本体研究、学科、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建设诸方面，而且，学校培养的最终目的是面向社会，社会—学校—培训主体是否形成良性循环，有机互动，有何对策，怎样检测，在这些方面研究2017年还需进一步完善。理论与实践的同时进行体现出我党以及我国政府对于非遗打持久战，攻坚战的决心与信心，而关于2017年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章肯定也会有新发现、探讨。

知晓这一年的非遗研究热点性问题，能最快，最好地把握这一年的研究重点以及仍未研究的盲点，更好地在新的一年有的放矢地开始研究，厘清之前研究问题，避免重复性研究，犯闭门造车的错误。明晰这一年的热点性研究，能让学者们拥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自己的研究相秉承，研究国家急需的、迫切的、主导的问题。传统热点性研究是学者这一年研究最多的侧重点，同时，能形成与之前研究的直观性对比，肯定成果，发现不足。新型热点性研究多是国家政策、行动引发的社会效应从而在学术界产生蝴蝶反应，对其研究，利于解决最急需、迫切的问题。

综上所述，2016年非遗主要围绕现状问题、对策方法和热点展开学术研究，呈现出细节化、多样化、立体化、全面化的趋势。学科融合解读非遗愈趋明显，热点问题推陈出新，对策方法与时俱进，现状全面而完备，问题思考兼顾全面，回溯历史与统摄全局，立足当下又展望未来，兼顾全面又不失细节，成果令人可喜。同样，2017年，在2016年基础上也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非遗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千千万万包含热情的学者们投身其中，打好持久战、攻坚战，不断地探索、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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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非遗传承培训方案范文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tmcctv7788”为你整理了这篇文广旅局2020年工作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文广旅局2020年工作总结

一年来，我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市、县重点任务目标，立足部门职能，全力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现将今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高标准，严要求，完善文化基础设施

一是做好疫情下两馆免费开放及总分馆提升。图书馆、文化馆均为国家一级馆，今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采取限时限流措施有序免费开放。两馆总分馆制均已建成，实现了通借通还。

二是7个乡镇已建成综合文化站，169个村建成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了文化站和村级文化中心硬件设施，在全县发放体育器材50余套，为每个村配备了音响、服装和各种乐器。

三是做好博物馆前期准备。进一步完善博物馆展陈计划，开展文物征集，规范文物档案。

二、多形式，重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一是应对疫情，开展线上文化活动。举办了两次网络书画展，200余幅书画作品在线上展出；开展了“我们的节日”传统文化知识、“2020两会热点”和“诗词达人”知识网络竞答；举办了12场网络直播演出；甄选了具有代表性的近100件馆藏文物开展线上展览，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网上逛博物馆。

二是举办重大节庆活动。开展了“4.23”读书日宣传和“扫码看书全县共读”活动；举办了“五一”“八一”“国庆”书画展和“六一”少儿书画展；国庆节举办了“月满华诞情溢双节”文艺演出。

三是圆满完成民心工程“七进”演出。在完成“七进”演出42场的任务基础上又加演了36场，并在70所学校开展了戏曲文化进校园展览。

四是开展各类文化培训。举办了化妆技巧、服饰搭配等公益讲座9期，开办了为期40天的书画、声乐等公益培训，邀请省群艺馆专家到我县开展舞蹈、古筝等文艺辅导。

五是强化文化市场监管力度。出台系列措施确保文化市场疫情防控到位，采取日常排查和集中执法整治相结合，有效净化了我县文化市场。

三、稳复工，夯基础，大力推动旅游发展

一是做好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业工作。采取系列防控措施，确保毛遂文化园景区在疫情期间安全、健康、有序运营。

二是鸡泽县全域旅游规划和创建毛遂文化园4A景区规划已完成初步成果。全域旅游规划已编制完成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毛遂文化园创建4A级旅游景区规划已完成初稿。

三是推进旅游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在葡萄小镇杨曹庄村设计、制作、安装了旅游标识系统，对杨曹庄村公共厕所按照旅游厕所标准进行提升改造，完成了2020年旅游厕所百度地图上线。

四是持续开展旅游扶贫，助力脱贫攻坚。制定方案，完善旅游产业扶贫工作措施。引导景区景点设置旅游产品销售专区，与4家县扶贫入股企业签订购销协议，助力贫困群众增收。成功开展了“消费扶贫月”旅游带促销活动。

五是兴建会盟文化园，打造旅游亮点。为弘扬会盟精神，特在会盟台遗址建设占地240余亩的晋侯会盟文化园。

六是筹办2022年第六届邯郸市旅发大会。到磁县、广平、复兴进行参观考察，起草了《鸡泽县承办第六届市旅发大会筹备安排方案》。

四、强宣传，重传承，着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是6.13“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了系列保护宣传活动。开展非遗保护知识宣传和保护成果展示；组织县级非遗许氏中医等6个非遗项目10余名传承人进行义诊；举办了网上非遗保护知识竞答。

二是省级非遗项目--弦子腔戏入选参加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活动。弦子腔戏作为河北省参加本次活动的10个剧种之一，11月初赴昆山圆满完成演出任务。

三是省级非遗梅花拳作为鸡泽的一张名片开展对外交流活动。经过近几年的精心扶持，梅花拳继参加央视春晚、省春晚、市春晚之后，今年又参加了十五届中原民间艺术节文化交流活动。

四是开展部级非遗—梨花大鼓传承人培训演出。开办历时一个多月的梨花大鼓培训班，11名传承人参加了学习，培训结束后又组织学员们下乡演出21场。

五是传承弘扬鸡泽历史文化。鼓励、指导文化企业深入挖掘毛氏文化，编写了大型豫剧剧本《毛遂荐歌》，举办了《诗经》朗诵比赛，4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

五、明责任，抓落实，圆满完成承担的省市深化改革任务

共承担省市深化改革任务三项，已全部完成：一是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健全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是优化文化资源配置，积极培育创新文化，大力实施了系列文化惠民工程；三是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完善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第4篇：非遗传承培训方案范文

2003 年10 月17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 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同年，中国政府开始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 年3 月，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及《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2006 年，国家成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门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确立了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文化部专门设立非遗司，各级政府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2011 年2 月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由此可见，我国的非遗保护与开发工作正逐级走向制度化、有序化、常态化、健康化发展道路。

伴随着国家非遗保护工作的全方位启动，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的保护工作也愈加受到各级政府重视。2006 年5月26 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斡尔族的鲁日格勒(民间舞蹈)和乌钦(民间说唱艺术)等518 项均在其列。在我国迎来第六个文化遗产日之际，新疆达斡尔族的沃其贝节被纳入到第三批部级非遗名录中。黑龙江省先后于2007 年2 月、2009 年6 月、2011 年8月将罕伯岱达斡尔族民歌、达斡尔族萨满舞、达斡尔族扎恩达勒分别列为省级第一、第二、第三批非遗名录;内蒙古自治区先后于2007 年6 月、2009 年8 月、2011 年10 月将达斡尔扎恩达勒、木库莲、鲁日格勒舞和乌春(乌钦)分别列为自治区级第一、第二、第三批非遗名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2009 年8 月将塔城地区申报的毕力多尔舞列为自治区级第二批非遗名录。

笔者自2005 年至今近8 年时间里，致力于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的调查与研究，先后21 次前往达斡尔族聚居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以下简称梅里斯)、哈尔滨市，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下简称莫旗)、鄂温克自治旗、呼和浩特市，新疆塔城地区(塔城市以及阿西尔乡、恰夏乡、阿布杜拉乡等)进行实地调查，多次采访在北京生活工作的达斡尔人。受访者有达斡尔学者、民间歌手、职业歌手、文化干部达200 余人次，以及小学、中学、高校、乌兰牧骑、文化馆站等机构。在此，通过调查所获得的材料，来探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歌舞的保护与传承问题。

一、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保护与传承的一般情况

基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使笔者对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保护与传承的基本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近些年来在达斡尔族中间，人们在不同层面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对本民族传统音乐舞蹈的保护与传承。

(一)在不同层面上对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的保护与传承

1. 个体行为的保护与传承

个体行为的保护与传承较集中地体现在以个人为主体这个层面上。这种保护与传承方式的最大特点是：保护者个人自觉把所了解的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记录、整理、研究，并适时地传承给他人。这种方式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保护者以个人为单位开展活动，例如：鄂温克旗的特木热(男，达斡尔族，2010 年采访时65 周岁)是一位退休中学物理教师，自幼喜爱达斡尔族民歌。退休以后，开始整理达斡尔族传统民歌，并将整理好的曲谱和唱词拿给社区合唱团的人学唱;呼和浩特市退休中学教师乌兰托娅(女，达斡尔族，2011 年采访时58 岁)退休以后开始搜集、整理达斡尔族传统民歌53 首，并于2008 年3 月至2010 年10 月期间，自愿在网上教唱达斡尔族传统民歌;莫旗文化馆原馆长金花(女，达斡尔族，2011年采访时72 周岁)退休以后主动教授、辅导乌兰牧骑和文化馆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们跳鲁日格勒舞。

2. 民间团体学会行为的保护与传承

根据笔者近年来的调查和了解，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在经历了相当一段时期的沉寂之后，随着国际社会多元文化格局的逐步形成，随着我国政府对非遗保护工作推进力度的日渐加大，达斡尔人对民族身份认同度也在逐年提高，对民族文化复兴愈加有着强烈的诉求。以学会这一民间组织为单位在非遗保护工作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主导作用。学会通过节日、民俗活动、年会来组织歌舞演出、比赛，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对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进行专题研讨。这其中，尤以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学会以及下属梅里斯区达斡尔族学会、富拉尔基区达斡尔族学会，以及内蒙古莫旗达斡尔族学会的工作为突出。

3. 政府行为的保护与传承

指政府职能部门、专业院团、文化馆站、专业院校对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采取的保护与传承行为。如：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从2008 年开始，在黑龙江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招收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班，自觉承担起了本地区少数民族(包括达斡尔族在内的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等省内七个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舞蹈传承人培养责任;莫旗民族歌舞团创编大型歌舞《神奇的达斡尔》于2009 年相继在北京和台湾成功上演;内蒙古电视台近年内两次举办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歌手大赛2012 年6 月，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黑龙江省文化厅、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联合打造了风情音画《达斡尔人》参加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社会反响强烈。个体学会政府三个保护层面，涵盖了自下而上的全部主体层面。其中，个体保护与传承行为是基于个人自主、自愿发起，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不定期性，非常态化进行;学会虽为民间机构，但确是学者云集的组织，有些学会因成立时间较长(如：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学会成立于1982 年8 月，至今已经30 年了)，多年来活动较为规范并常态化，加之有些学会的活动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所以，由学会组织的大型活动通常会吸引众多达斡尔族同胞的关注与积极参与。可以说，学会在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学会是沟通个体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而民众的热情参与，是在学会这一层面上保护、传承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的活力源泉。一个良性的保护与传承机制，应该是涵括各保护主体层面的，其中，政府层面理应成为保护传承非遗主体中的主体。政府应通过其政策导向、精神引领、资金支持、鼓励示范等具体方式自上而下地发挥其他主体层面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而真正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应该由当地民众自己主导。只有民众具有了充分的文化自觉意识，认识到非遗是与其生活的联系，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保护与传承中来，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二)采取不同方式对非遗项目达斡尔族传统音乐歌舞进行保护与传承

1. 在民族文化活动中的保护与传承

各地达斡尔学会自成立之日起，相继开展了一系列民族文化活动如前所述的节日、民俗活动、学会年会等。抹黑节是达斡尔族的传统民俗，每逢春节正月十六举办。仅2012 年春节期间(正月十五至十六)，就有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达斡尔族学会举办的嫩江起舞达族同胞庆佳节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达斡尔族学会举办的第30 届阔德格乌渡日大庆市达斡尔族学会举行的抹黑节活动;莫旗达斡尔族学会举办的抹黑节活动;鄂温克旗达斡尔族学会主办，巴彦塔拉民族乡党委、政府以及伊兰工作室承办的霍乌都日联欢晚会等。祭祀敖包是达斡尔人的传统民俗活动，每年的6 月份，各地达斡尔人都举行有自己的地域特色的祭祀活动，如：莫旗的斡包节、梅里斯的库木勒节、新疆塔城的沃其贝节。在上述节日、民俗活动中，展演(比赛)、交流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是活动中的主体内容，突出了民族的传统歌舞艺术在达斡尔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活动此起彼伏，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作用。

2. 以搜集、整理、出版、研究的方式加以保护与传承

可以说，达斡尔族传统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从20 世纪40 年代中期至今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没有间断过，以音乐家通福、陈清漳等人搜集的《四样红》等民歌为标志，先后有安波、魏作凡、色热、王羊、敖登挂、杨士清、巴尔登、甲子、何今声、何银柱、乌嫩齐等人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搜集整理了大量有价值的达斡尔族传统民歌。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由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启动了被誉为文化长城的全国十大志书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该志书历经30 年终于全部完成。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民间曲艺集成》(内蒙卷、黑龙江卷、新疆卷)中都有达斡尔族民歌、舞蹈、器乐被收录进来，其中，仅《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卷、黑龙江卷、新疆卷)中就收录了345 首达斡尔族传统民歌。集成的出版，使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以文献的方式永久地保留了下来，这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是一个质的突破。近些年来，在民间不断有人本着一种文化自觉进行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莫旗离休干部图木热、文化馆干事郭斯琴卦，海拉尔退休少年宫教师敖淑珍、退休干部巴图德力格尔，梅里斯文化馆馆长鄂忠群等人都在为此而努力。

在研究领域，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有关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专业人士的重视，特别是进入21 世纪以后，在音乐形态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可以说，文献所起到的保护与传承作用是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

3. 以学校教育传承为渠道的保护与传承

当前，在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学校教育已经成为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最主要渠道，学校教育也同时在传承民族艺术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基础教育领域，莫旗尼尔基第一小学(民族小学)和第二小学均走在了其他学校的前面，他们在传承达斡尔族民歌方面已经开始尝试让每一个孩子都会唱自己民族的歌的教学活动。学校教育传承中另一条主要渠道是专业艺术院校教育。2011 年7 月初，齐齐哈尔大学音乐学院精心打造了一台以弘扬、宣传地域音乐文化为宗旨的大型综合歌舞节目《阳光下的达斡尔人》，内容包括了达斡尔族传统歌曲、舞蹈、服饰以及代表性体育项目曲棍球的舞台展示，参与表演的近一百人全部为在校的声乐和舞蹈专业本科生，教学对象中除了有达斡尔族学生，还吸纳了一批汉族学生和部分蒙古族学生的共同参与。

4. 以现代科技信息传播方式的保护与传承

随着现代化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已经遍及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因为有了网络，人们可以零时间、零距离地接触和感知世界。网络的发达，使达斡尔人也十分受益，人们通过网络来畅叙友情、交流心得、信息。网络还成为了达斡尔人传播音乐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达斡尔人欣赏、学习到了自己成长道路上缺失的一课唱自己民族的歌。呼和浩特市退休中学教师乌兰托娅，从2010 年3 月开始，在UC 网的达斡尔聊天室教唱达斡尔族传统民歌。每天早晨八点至十二点，网上都会聚集着全国各地的达斡尔族年轻人学唱本民族民歌，同时在线的有二、三十人，最多的时候达到四、五十人。这种以网络传播民歌的方式波及范围广，受益人数多。此外，年轻的达斡尔族优秀女性梦迪自筹资金建立达斡尔族论坛网站，义务担当起坛主的责任，网站在引领达斡尔人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同时，也成为了展示、传播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的一扇窗口。

二、梅里斯区文化馆对于达斡尔族哈库麦勒歌舞、

乌钦说唱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情况上述，笔者根据近些年来田野调查所获信息，就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的保护与传承情况进行了概述。这其中，尤以部级非遗项目哈库麦勒、乌钦保护依托单位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化馆开办传承人培训班对非遗项目进行保护与传承这一工作为突出。梅里斯文化馆以开办传承人培训班这种方式，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传承，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一)梅里斯区达斡尔族哈库麦勒歌舞、乌钦说唱培训班简介

达斡尔族的哈库麦勒(民间歌舞)和乌钦(民间说唱艺术)是达斡尔族十分珍贵的传统音乐舞蹈艺术。在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改变，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民间已经很少有人唱和跳这些歌、舞了，能熟练掌握这些传统歌舞的人们大都已经年迈。由于在民间缺少表演这些传统歌舞的文化氛围，当下的年轻人没有学习的机会和场合，达斡尔族的哈库麦勒和乌钦已经处于严重的失传和濒危状态。2006 年开始，梅里斯文化馆承担起了实施哈库麦勒和乌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保护工作。梅里斯区文化馆从2007 年3 月以来，连年举办达斡尔族哈库麦勒歌舞、乌钦说唱培训班。在学术顾问杨士清、文化馆馆长鄂忠群的带领下，培训班在梅里斯区、富拉尔基区、富裕县等齐齐哈尔地区的各乡、镇、村里进行选拔，广泛招收那些天赋好、有学习热情的中青年学员。每期学员约30人左右，其中，培训哈库麦勒的有20 人左右，培训乌钦的有10 人左右。梅里斯文化馆为学员免费提供早晚餐和住宿，每日定额发放30 元伙食补贴。每期都有计划地聘请文化馆专职教师和资深民间艺人进行为期3 至7 天不等的辅导和培训。截止到2012 年8 月，共举办了13 期，培训学员达400 余人次。经过培训班培训后，学员们的基本功有了很大提高，如：何静英、何静芸已经被选为市级非遗传承人，多次代表梅里斯参加表演并逐渐被大家所熟悉和喜爱。培训班有如下几个特点：

1. 目的明确

集训班的办班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对非遗项目哈库麦勒、乌钦进行系统的保护和传承。

2. 制度创新

在体制上，黑龙江省达斡尔族学会、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学会、梅里斯区达斡尔族学会，特别是梅里斯区文化馆作为具体保护单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非遗保护政策的颁布，要求必须有确定的依托单位来代表该民族实施保护与传承工作。梅里斯文化馆正是在这种政策的导向和支持下，成为了非遗保护工作的承载单位而得以有机会发挥作用。

3. 形式多样

过去，民间文化都是在自然状态下保护与传承的，是松散的、随意的、无组织、无系统进行的。而现在，有了培训班这种形式，在培训班里有专职辅导教师分别进行集体授课和个别指导。教学中除了教师口传心授，还让学员自己记写唱词以增加记忆，提高学习效率。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文化馆还组织部分教师自编教材。此外，文化馆还组织专家收集已有乌钦、哈库麦勒的研究成果，经过整理、归类后正式出版，作为培训班参考资料，充实了培训内容，提升了培训的学术层次。

4. 有相对固定的培训对象

参加培训班的学员分别来自梅里斯区、富拉尔基区、富裕县等地的乡、镇、村，以中青年人为主体，他们中大多数为农、牧民，也有小学教师以及自由职业者，以女性居多。这些学员中年长的将近50 岁，最小的17 岁，他们大都自幼热爱民间音乐，有着一定的音乐天赋，在乡村里都是文艺骨干。

5. 有师资力量

培训班的指导教师有的来自文化馆、梅里斯达斡尔族学会等基层单位，如：梅里斯文化馆的色热(已故)、安宏、杜贵祥，梅里斯区达斡尔族学会的陶贵水;有的来自于民间，如：那音太(已故)、鄂彩凤、沃玉丽等。他们都能够熟练掌握当地的传统歌舞、乌钦。他们在培训班教学的同时，又在不断地搜集民歌和舞蹈以及乌钦，将搜集到的音乐舞蹈资源及时地用于教学。

(二)培训班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1. 突显了非遗保护依托单位团队的力量

作为非遗项目保护的依托单位，梅里斯区文化馆举办的培训班整合了众多的力量，突显了非遗保护依托单位团队的力量。从组织机构方面看，有政府做主导，有区主要领导(副区长)总负责、亲自抓，有文化馆内部各部门之间齐抓共管、相互配合;从学术方面看，有达斡尔族著名音乐家、理论家培训班顾问杨士清先生提供的智力支持;从师资方面看，有来自基层单位和民间的专职指导教师;从培训对象方面看，有精心选拔而出的天赋好，又热爱本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积极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既能唱又能跳，其中还不乏具有较强组织能力、创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并且他们的传承年龄梯队结构合理;从物质条件方面看，有专门的培训场所(梅里斯文化馆大排练室、办公室)，有专项经费专款专用的支持。梅里斯培训班这种形式改变了以往民族文化保护散兵游勇、单兵作战的状况。

2. 突出了文化的持有者作为保护与传承主体所应发挥的作用

哈库麦勒和乌钦是达斡尔族祖先创造出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当代的达斡尔人理应成为哈库麦勒、乌钦的第一文化持有者，对这些传统歌舞艺术形式的保护与传承，一定要有达斡尔族民众的参与和介入。梅里斯培训班对哈库麦勒和乌钦的保护与传承，真正做到了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能让民众缺位。培训班所有学员均为达斡尔族，他们接受的培训内容全部为在齐齐哈尔地区广泛流传过，当前几近失传的哈库麦勒、乌钦这些地方性知识。在培训班里，教师从舞蹈的基本步伐教起，从每句唱词教起。据文化馆辅导教师安宏介绍，在几年间，歌与舞一同教，共教给学员《四季歌》、《树与鸟》、《杭盖》、《胸前带花的毛衣》、《四样红》、《绣花鞋》、《咱俩成亲的那一年》、《出嫁时的教诲》等30 多首达斡尔族传统民歌。学员们学会唱歌之后，在跳舞时就要求他们边唱边跳。乌钦由陶贵水、沃玉丽任教，共教了《祖国颂》、《少郎与岱夫》、《燕子》、《库木勒》、《敖包歌》、《我的苦恼对谁说》、《歌唱家乡》等十余首乌钦。

通过培训，学员们才逐渐感受到民族传统艺术的魅力所在，逐步认识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在其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催生了学员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唤醒了他们对民族属性的回归感，培养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培训班将这些来自民间的文化持有者们作为保护与传承的主体，这样就充分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学员们在没有任何待遇，在耽误了自家生产务农，甚至有的人放弃了收入可观的经营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培训班的学习和活动中来，这些都是基于文化持有者对自身文化的深度理解和深厚感情。__

3. 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积极性

有史以来，梅里斯区就是一个有着丰富音乐舞蹈内涵的地方，有着较厚重的传统艺术底蕴。在梅里斯广泛流传的民间歌曲曲目数量多，体裁丰富，涉及的题材广泛，梅里斯也因此被人们赞誉为歌舞之乡。自从在梅里斯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以后，以培训班的成立为标志，梅里斯文化馆为学员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展示、交流的舞台，组织学员参加国家、省、市、区级文艺演出，如：自2010 年代表黑龙江省参加全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2009 年代表齐齐哈尔市参加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自2007 年非遗保护工作启动以来至今，参加每年举办一次的齐齐哈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此外，在每年库木勒节、阔德格乌渡日节等民俗和节日等文化活动中以及其他由政府或民间组织的文化活动中，都有培训班学员的表演。学员们每年还都有机会代表梅里斯区到省外演出，如：应邀到北京，到内蒙古海拉尔、莫旗等地进行交流演出。这样的培训模式，不但使学员的学习热情和表演、创作激情被调动了起来，同时，还影响、感染、带动、吸引了广大民众自觉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来。现在的梅里斯，只要有民间歌舞活动，这里的达斡尔人都会积极响应、自愿参加，群众的参与度高。2010 年8 月，在齐齐哈尔市马戏团演出剧场举办的达斡尔族传统歌舞邀请赛，一天的时间就有45 个节目登场表演。2011 年8 月，在纪念齐齐哈尔建城320 周年研讨会结束后举办的达斡尔族传统歌舞展演，仅半天的时间，各代表队分别表演了30 多个节目。可以说，培训班在广大民众中发挥了非常好的引领作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4. 实施抢救性保护与生态性保护并重举措

梅里斯文化馆在举办培训班的同时，还对哈库麦勒和乌钦实施抢救性保护与生态性保护并重举措。培训班本着向民间学习的理念，非常重视从民间汲取养分向学员传授。在鄂忠群馆长的带领下，组织专人深入到民间搜集、录制目前仍健在的老艺人鄂彩凤、安柳珠、多凤英等人所掌握的曲目。舞蹈教师安宏在培训学员过程中，自觉所掌握的传统舞蹈动作还远远不足，在以往积累基础上边教边学，学习的过程也是她抢救的过程。教师沃玉丽反复学唱父亲和舅舅在80 年代用磁带录制的达斡尔族乌钦，自己掌握后再教给学员。他们的这些抢救工作以录制、忠实地记录、完整原貌再现为宗旨，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文字整理，一方面作为资料永久性保存，另一方面用于编纂教材。

如果说自然生态关乎的是人的生存，而文化生态则关乎的是人的精神。文化生态意味着传统的文化土壤、文化氛围，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对此，培训班做到了对齐齐哈尔地区哈库麦勒和乌钦进行生态性保护。梅里斯达斡尔族学会会长陶贵水在培训学员时主要以教授已故乌钦传承人色热先生创作的作品为主(在此之前，梅里斯区几乎找不到会唱色热创作的乌钦的人了)。在教授的同时，他还鼓励培训班学员创作反映当代达斡尔人生活、劳动的乌钦作品，培训班学员来自莽格吐村的小学教师何银柱就是在陶贵水会长的鼓励下，创作了歌颂达斡尔族英雄的《玛布岱》;赞美家乡、赞美新生活的《歌唱莽格吐》、《寒冷的冬天》、《歌唱新生活》。莽格吐村村民李金祥十几年前就曾写过《莫力达瓦美》(后由乌嫩齐作曲)这首歌的歌词。进入培训班后，李金祥的创作热情再度被激发出来，先后与鄂忠群馆长(作曲)合作创作了《采黄花》、《酸奶飘香》等具有浓郁达斡尔族风格的当代歌曲，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和好评。

三、从梅里斯培训班引发的对达斡尔族非遗保护工作的再思考

通过梅里斯培训班的举办，那些曾经被人们议论复议论的话题引发了笔者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再度思考，即非遗保护谁来保护、保护什么、怎样保护。梅里斯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一) 从民间来，到民间去

梅里斯培训班的学员全部来自民间，他们大都是齐齐哈尔地区的农、牧民，他们在民间原本就是有一定音乐舞蹈基础的文艺活跃分子人。他们是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族传统音乐舞蹈的真正持有者，是本民族传统歌舞技艺的主人，是达斡尔族传统歌舞世代延续的守望者、接棒人，是通过创新变文化资源为文化财富的践行者。培训班学员经过培训后，又回到了自己的乡村为当地民众表演，播撒艺术的种子，让民族传统歌舞艺术在自己的家乡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在服务于民众文化生活的同时，还造福于子孙后代在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构建美好的精神家园。培训班教授的内容，是教师们经过实地调查，在民间文化土壤中搜集而来，或自幼跟随前辈习得而来。经过整理、筛选，他们再教给这些接受培训的人。这些来自民众生活中的地方性知识，是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这些遗产构成了当地达斡尔族民众的主位文化，是急需非遗保护的首要对象。这种主位文化与文化的持有者之间互为主体，他们共属于一个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有族群的生命力，有民族身份的回归感，加之彼此的相互认同。梅里斯达斡尔人正因有如此的理念与对理想的践行，才有了对传统歌舞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二)坚持传承传统歌舞艺术原生性原则

培训班在传承中坚持原生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形态的原生性，二是语言的原生性。培训班传承的是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族有史以来，在当地以农耕、渔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中产生并世代相传下来的哈库麦勒、乌钦艺术，这些是嫩江流域达斡尔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艺术形式真实地反映出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人的民族个性和地域特征。除了传承原生性艺术形态，培训班还特别强调语言的原生性，即母语教育。培训班在整个培训过程中，特别强调学员要用达斡尔语来演唱。为了能使学员更好地掌握达斡尔语，教师们开动脑筋想办法，让学员听教师唱、念，学员以自己能够掌握的方式，或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或用汉字标音来记写唱词以帮助记忆民族语言。民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亦包括汉族方言)是掌握、保持本地区、本民族传统音乐特色的基石，在民族语言中蕴含着悠长的历史和深邃的文化，民歌的表达离不开民族语言，在民歌中通过歌词所表达出的语言并不亚于旋律。语言是学习民族传统歌舞的一块敲门砖，尤其对当代青年人来说语言是瓶颈，只有突破这个瓶颈，才能更顺畅地掌握本民族的传统歌舞技艺。这种坚持原生性传承的做法，彰显的是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个性魅力，避免的是乏味的雷同。__

(三)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搜集、整理

培训班在搜集、整理现存音乐舞蹈资源过程中，注意到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音视频保存的方式。2006年非遗保护工作启动后的几年间，除了在民间不间断将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录音录像，梅里斯文化馆还先后于2008年12月内部录制出版了《达斡尔族乌钦集》(色热创作演唱)、《达斡尔族哈库麦勒歌曲》(安宏演唱)、《达斡尔族哈库麦勒歌曲》(何丽霞演唱)，于2009 年11 月出版了《达斡尔民歌(上、下)》(那音太演唱)、《达斡尔族哈库麦勒歌曲(上、下)》(鄂彩凤演唱)，2011年5 月出版了《达斡尔族哈库麦勒歌曲》(安柳珠演唱)、《达斡尔族哈库麦勒、乌钦集》(德新演唱)。20 世纪40 年代开始的，直至60 年代进行的达斡尔族民歌曲目搜集工作，由于受当时经济条件和落后的科学技术手段限制，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没有条件进行录音录像工作，搜集者整理出来的谱子都是靠民间艺人演唱民歌时直接记录得来。由于当时没有科技手段的保存、保护，使记录民歌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如：采访者记忆的准确性、专业记谱能力、外族人对达斡尔语的掌握程度及对国际音标(或其他标注方式)的掌握程度等，这些为日后对资料做定量、定性分析研究，对传承带来了很多困难。梅里斯文化馆的这一做法，从本质上改变了以往由于搜集资料手段落后，造成民间音乐资源流失的状况。这也是在当前数字化信息时代，进一步规范田野工作，运用科技手段进行博物馆式资料保存的时代诉求。

(四)发挥传承人传承与传播的作用

这里指的传承人是指被政府认可的，对所传承的非遗项目有较高造诣的人，如：已故部级乌钦传承人色热、那音太，黑龙江省哈库麦勒传承人安宏，梅里斯区传承人鄂彩凤。他们在培训班成立初期，分别以集体和个别辅导的方式为培训班培训了师资，也培养了人才。作为第一期、第二期乌钦培训教师，陶贵水就是在色热的悉心指导下才胜任培训班教师工作的;哈库麦勒教师安宏多次拜访鄂彩凤老人，请她指教;培训班乌钦传承人何青则接受的是那音太的口传心授。如今，已参加过全部13 期培训的年轻一代佼佼者鄂玉杰、孟胡荣、何江南、多敏等人，也已经开始在民众中发挥传承人的作用，他们主动自觉地担当起了培养更加年轻一代学习哈库麦勒、乌钦艺术的历史重任，为传播、弘扬达斡尔族传统歌舞艺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可以说，在传承人身上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薪火，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的核心载体。在非遗保护工作中，保护好传承人是解决传承危机的关键。如果失去了传承者及其传承和传播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存在了。因此，发挥传承人传承与传播作用的前提，即是对传承人进行抢救、保护，这才是将非遗保护工作实实在在地落实到实处。梅里斯培训班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不但利用田野调查寻找到了传承人，还采取政府补贴的办法帮助了传承人;不但通过命名的方式授予传承人以荣誉称号，更以配徒授业的方式让传承人真正发挥了作用。保护传承人，保护培养传承人机制，发挥传承人传承与传播的作用，就是在保护非遗的根脉，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

(五)鼓励非遗项目保护做得好的保护单位

梅里斯文化馆在保护与传承非遗项目达斡尔族哈库麦勒、乌钦艺术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适应了当前非遗保护工作的实际状况，是非遗保护工作的成功范例。对于像梅里斯文化馆这样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做得好的单位，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应继续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和舆论导向，给予追加经费及其他物质、精神奖励，对他们的成功经验应在达斡尔族中乃至非遗保护整体工作中加以大力推广、宣传。作为像梅里斯文化馆这样的单位，被政府委托为非遗保护依托单位，这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代表着责任，意味着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坚守与承诺。

第5篇：非遗传承培训方案范文

(1)实训教学课程应立足于展示“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貌。实训教学课程应该尽量全面展示“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风貌，同时可以邀请文化遗产传承者来学校授课，让学生全面深入了解湖南民间工艺发展过程及其文化特色，准确理解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精神内涵。文化被越多人分享，被越多人推崇，其价值才能得到更大的体现，才能具有更为明显的公共性特征。但文化公共性会受到社会关系影响，拥有文化的人有时候并不愿意拿出来分享，或者由于环境、语言等条件限制，使得他们拥有的文化不能对外传播，因此，保护传承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由其自身价值决定的。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存在价值，包括物质上的以及教育、研究、欣赏价值;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经济价值，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世界上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其旅游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遗产，并且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把湖南民间手工艺文化融入实训教学中，不仅可以让师生进一步了解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还有利于把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设计有机结合起来，设计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优秀作品，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2)实训教学课程应坚持开发与互动性原则。学校可以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担任实训课老师，给学生现场示范，展示作品创作全部过程，包括准备材料、设计草图、选择颜色、动手制作、展示成品等，给学生详细讲解演示，指导学生独立创作。在课堂上，如果学生在创作过程中有困难、疑问，可以直接向文化遗产传承者请教，相互沟通交流，营造自由、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这样一种教学方式，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帮助学生更好掌握设计知识，熟悉操作流程，提高创作水平，这样才是真正有效的实训教学。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大多是湖南民间手工艺人，甚至还有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上有很大差异，让他们担任教学工作，同时还要考虑教学内容的组织与教学方法实施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学校可以指定相对应的专职教师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一起来负责组织教学活动，开展教学研究，提供有效指导。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学生更容易接受与认可。通过长期教学实践，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他们也会不断总结教学经验，从而改进接下来的实训教学工作，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创造良好教学环境，保证实训教学活动顺利进行。(3)实训教学课程应采取分批分类的可持续性原则。实训教学可以采取分批分类的方式，每隔一段时间邀请湖南当地不同种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到学校授课。每学期初按照人才培养计划来制定整个学期的实训教学方案，合理选择湖南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针对性的要求文化遗产继承者来校授课，通过长效机制逐步建立专业教学队伍，真正把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湖南当地拥有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也成了艺术设计的资源宝库，而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要从专业实际出发，合理选择、科学规划。所以，要传承保护好文化遗产，有效开发利用文化遗产，高校必须按照一定计划，分批选择文化遗产传承者来校授课，不断传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

2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的艺术设计实训内容

(1)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园系列活动。该活动主要由省文化厅组织开展，湖南当地高校可以利用活动契机，在此基础上开展艺术设计实训教学活动，推动教学模式改革创新，扩大学校教育影响力。对于不同专业课程，学校可以邀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传承人来校授课，现场示范讲解，教学活动结束后要安排成果展示会，通过富有新意、充满表现力的作品来反映实训教学效果。这种影响力会深入学生群体，扩展到全校范围，甚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有利于推动学校专业课程建设，树立良好学风，创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2)“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设计大赛暨设计展。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深厚的底蕴，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种类繁多，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虽然现代设计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但在当今多元文化社会，只有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把本国民族元素融入设计中，中国设计才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可以举行“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设计活动，尝试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设计中，用全新方式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通过设计作品给予人们视觉感官体验，从而传播民族优秀文化，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学校师生可以通过这种设计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锻炼动手操作能力，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了新思路。

3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的艺术设计实训预期成效

第6篇：非遗传承培训方案范文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78号

《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由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7年3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2017年3月24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认定、传承、传播、开发等保护活动以及相关管理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

(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

(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三)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记录并建立档案;

(四)组织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实物的征集和保管工作;

(五)组织认定、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和认定代表性传承人;

(六)监督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情况;

(七)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工作。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审计、教育、体育、旅游、民族宗教、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个人等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宣传、保护、传承以及开发利用。

第二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认定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下简称代表性项目)，建立健全本级代表性项目名录、资料体系。

第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申报代表性项目，按照有关规定符合相应条件的单位可以向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申报代表性项目;申报材料应当真实、完整;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相关规定组织专家评审、公示，报本级人民政府认定并公布。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将本级代表性项目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推荐，经上一级人民政府认定后列入上一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十条代表性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

(二)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性、代表性;

(三)具有在一定群体或者地域范围内世代传承、传播的特点;

(四)具有地域或者民族特色，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影响。

第十一条对列入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本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明确保护单位。

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并实施项目保护与传承计划;

(二)全面收集与项目相关的实物、资料，并整理建档;

(三)确保项目不失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统工艺、技艺或者特点，开展传承、展示、展演、培训以及学术交流等活动;

(四)为项目传承以及相关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五)按照规定使用保护资金;

(六)向文化主管部门报告保护、传承等工作情况。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对代表性项目实行分类保护，对濒危、存续良好、生产性、少数民族等代表性项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和办法，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代表性项目相对集中的区域应当实行整体性保护，有计划地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保护名镇、老街、传统村落原貌和原住民生活形态。

第十四条对具有生产性技艺和社会需求，能够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代表性项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其进行扶持和引导，实行生产性保护，使项目的核心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以传承。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目录，并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抢救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进行抢救性保护、保存。濒危项目目录报上一级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在建立代表性项目名录时，对体现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予以优先考虑。

第十六条鼓励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方法研究，鼓励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代表性项目的整理、出版等活动。

第三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认定本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以下简称传承人)，建立本级传承人名单以及信息资料库。

第十八条传承人由代表性项目技艺持有者申报，按照有关规定提交申报材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公示;符合条件的，予以认定并公布。

第十九条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熟练掌握项目的技艺;

(二)在一定的区域或者领域内被公认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影响力;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传承人。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传承人开展传承和传播活动;组织或者推荐其参加各类展示展演、学术交流、培训等活动，并提供必要的费用。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宣传、展示代表性项目，结合市民文化节、文化遗产日、传统节庆和民间习俗活动，展示代表性项目保护成果，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

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公共媒体应当采取措施，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

鼓励公园、广场、车站等具有展示空间和条件的公共场所，对宣传、展示代表性项目给予支持、提供便利。

第二十二条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将本地优秀的代表性项目内容纳入素质教育，以开设相关课程等形式开展传播、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

鼓励和支持街道社区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广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以及宣传活动。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展示和传承场所，展示和传承代表性项目。

第二十三条鼓励和支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文化渊源的产品和服务，科学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第四章保障措施

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资金投入、人员培训、代表性项目以及传承人申报、评审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建设，建立健全资金使用、项目管理、传承人管理等制度。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审计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审计。

第二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活动纳入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根据需要设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展示)馆、传承基地(传习所)等基础设施，或者利用现有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以及综合文化站(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集中开展代表性项目的传承、展示和展演等活动。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十八条规定，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不予评审、认定，或者予以撤销。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保护单位不履行义务或者导致代表性项目失去传统工艺、技艺以及特点的，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取消保护单位资格。

第三十条未按照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的，由财政和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作出处理。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中有、、等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本条例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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