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安全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资金安全论文范文

1.高校内部对资金的统筹缺乏必要的论证

高校的财务预算制度是根据学校各部门的活动计划进行核算，最后汇总申报。在资金的使用过程中，往往缺乏对项目预算的必要性、经济效益性等进行充分的论证，对资金的使用做科学合理的统筹安排；高校内部的资金使用制度不健全、不能充分发挥资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资金管理制度的核对体系不够完善，不能满足财务管理的现代化要求。

2.高校资金的渠道的多元化，导致高校资金状况不良

高校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不断进行校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建。因自身资金不充足，往往不顾自身的承受能力举债，造成资金上极大的负债风险，学校资源配置与资金支出结构失衡。

二、强化资金安全管理的有效措施

高校资金管理存在上述问题，以提高高校资金安全管理意识为契机，以保障资金最大化效益，高校需要从整体上提高对资金安全管理的认识。在结合高校实际的基础上，构筑学校安全的资金管理体系是解决资金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

1.树立正确的治校理念，强化资金安全管理意识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中，生源成为高校争抢的目标，这种单纯的利益动机往往导致高校盲目的进行基础建设，忽视对资金安全管理的制度建设。树立正确的治校理念，能够引导资金安全流向。在社会新形势下，对高校的评价不单单限于规模与基础设施建设，还关注高校的文化底蕴，因此，坚持以文化积聚为依托，重视人文文化的培养成为高校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向。一方面，需要发挥高校教职工的积极性，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使教职工具有主人翁责任感、爱岗敬业、精研业务，使高校凝聚更多的文化气息，摒弃浮华；另一方面，提高资金安全管理意识，严肃国家财经纪律，提高资金安全防范能力，避免高校资金损失；强化学校法定代表人的安全责任，在学校实践的基础上建立防范资金安全的保障体系，确保资金安全运作。

2.加强资金的科学预算，完善资金统筹制度

高校资金的科学预算制度是开源节流的重要防范措施之一。高校资金管理部门需要设立合理的资金使用目标，厘清相关部门的责任与权限；在资金使用上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论证资金使用的必要性，提高资金的使用收益；创新现行的资金管理模式，响应当前党中央厉行节约的精神号召，对人员活动经费定额定量，严格控制支出，建立资金使用的监督和评价制度，使资金用到当处、开源节流；建立严格的资金使用核算制度，明确不同部门人员的权责，定期对资金使用制度进行考评与分析，在以预算和实际支出的基础上保障资金使用的最大效益。

3.规范财务行为，完善资金管理体系

财务行为是否规范关系着高校资金是否安全。高校需要在遵守国家财经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深入完善高校内部财务管理制度。首先，结合高校自身的特点建立资金安全内控制度，确保高校内部资金管理制度的完善，对资金使用的关键岗位实行评测、抽查等制度。其次，在认真落实银行对账单双签制度的基础上，清查高校资金往来的情况，做到款项落实；规范高校日常资金的支付授权审批及大额资金流动的集体决策制度，依据高校资金的使用情况分类别制定出资金使用的常规程序，对于大额资金使用需要经过学校财经小组的必要性、可行性论证，明确各级审批人的权责，建立重大事项、大额资金流动的申报制度。再次，重视资金安全管理的内部审计，将资金安全纳入财务管理状况的范围，改进财务管理的方法。

4.加强高校内部财务监督管理，强化对专项资金管控

高校内部往往具有二级财务管理体系，两级的财务管理体系必须制定监督管理制度，配备业务数量的会计管理人员，切实加强对学校财务收支情况的核定，避免二级财务管理体系对学校款项的不当克扣、截留；建立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审批制度，例如高校的维修资金、扩建基金必须做到专款专用，对大型采购采用招投标的方式执行，对学校大型的贷款、暂付款等款项做到实时动态监控，避免资金流失；对高校私自设立小金库的行为严格查处。

5.高校需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依法规范对外投资行为

第2篇：资金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家经济安全 外资并购 理论综述 历史溯源

尽管自从国家诞生之日起，只要涉及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思想或行为，都可视为是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的萌芽。但是严格地说现代意义上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系统、科学的研究还只有仅仅几十年的历史，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也正在讨论、构建和形成之中。

一、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理解：20世纪70年代之前，出于国际政治大环境的考虑，经济安全主要被看成是军事与政治安全的附属品。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出现明显停滞，人们开始日益重视经济安全。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加强了这种转变，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经济安全展开研究。如Krauce和Nye把经济安全定义为“当一国有意识地地选择经济低效率以避免对外来经济冲击的脆弱性时，作为目标的经济安全就显现出来了”。Holsen和Waelboeck则认为，“国家可能把其影响国内经济水平的能力的削弱视为对经济安全的威胁，即使这种削弱并没有产生可见的经济损失”。90年代中后期，国际金融和债务危机接连爆发，经济安全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局限于维护国家利益，而是维持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和保持居民正常生活。Moran认为经济安全“强调开放与对国家自的侵蚀之间的联系， 贸易、金融一体化和货币相互依存是国家安全政策中的薄弱环节”。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西方学者开始对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展开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领域：

从国际分工格局研究。Ragnar Narkse认为， 国际分工格局的不平等增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使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畸形发展。Amin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产生了国内经济不稳、受外资控制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以Prebish、Singer和Bhagwati等人为代表的贫困化增长理论支持者则认为，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增加出口缺乏价格和收入弹性的初级产品必然造成价格大幅下跌，使得本国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前绝对下降，出现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

从贸易自由化研究。Smair Amin指出发达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使后者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损害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和贸易安全。Perbishc认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经济过度依赖国外，因此必须保护并培育民族产业体系。J.A.Brander、B.J.Spencer和P.R.Krugman等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进出口贸易的适度干预，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

从国际资本流动研究。Andrew K.Rose和Chales Wyploze提出金融危机的传递效应会影响其它贸易国的经济安全。Radelet和Sachs发现大量的短期国际资金流动与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Jerry Frankel和Andrew.K.Rose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对短期资本的依赖程度越高，出现危机的可能性越大。Hemrna.Mlildoc和Stihgzt等提出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需采取一定的约束政策以保护和激励本国的金融产业。

从跨国公司的影响研究。Heymer.S.H.认为跨国公司可能使东道国的经济和经济利益受到侵蚀。Burnell指出跨国公司正忙于将发展中国家中的经济或产业变成自己的附庸。小岛清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跨国公司投资的过度依赖可能会陷入“利用外资的陷阱”。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被提出。1994年，中国社科院出版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专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安全开始受到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重视。1999年出版的《超越危机———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一书首次建立了我国经济安全监测预警的量化指标体系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计量模型。

赵英是我国最早提出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学者，他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状态，认为“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维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不受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的一种状态”，和他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郑通汉和丁志刚。张幼文和黄俊军主要从金融全球化的角度界定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 “从最狭义上说， 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开放条件下一国如何防止金融乃至整个经济受到来自于外部的冲击引发动荡并导致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雷家骕和吕有志则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不受根本威胁”。

除了界定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外，我国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经济安全展开了研究。

江涌、万君康等探讨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内容。江涌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最根本的内容是一国对关键资源的支配和控制。万君康认为国家经济安全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金融安全、经济信息安全和产业安全。其中，金融安全是核心， 经济信息安全是基础， 而产业安全是基本内容。

顾海兵、杜人淮、王恕立等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估标准进行了研究。顾海兵选取了市场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四项指标。杜人淮提出衡量的标准是国内市场结构状况、股权和利润的分配等比率的状况、社会收益效应和社会成本效应状况、本国外债规模和配套资产、外汇储备状况以及一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状况。王恕立提出的三个主要经济指标是市场占有率、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依存度。

魏栓成和段进军等对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因素进行了研究。魏栓成认为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段进军提出的影响因素包括：科技产业和经济竞争力，经济体制，财政金融和外贸外汇，国外市场，能源、资源和海上运输线。

李海舰和周肇光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展开了研究。李海舰认为要从对外经济开放角度、国民经济全局、区域经济联盟等不同的角度来构筑国家经济安全机制。周肇光则提出应当从生产、分配、交换和金融四个方面着手，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保护机制、“双限”理性控制机制、外贸宏观保护机制和多层次金融监管机制。

就外资并购角度而言，中国社科院所属的全球并购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的呼吁关注外资并购引发国家经济安全危机的机构。中心的研究学者专门撰文指出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五点：冷战思维的延续、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调整、全球并购过程中的价值“剥削”过程，全球公司对中国重要产业的压制以及中国对全球经济周期的依赖。2005年4月，全国工商联并购工会公开发表了《高度关注全球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白皮书，描述了跨国公司对我国行业的垄断状况，提出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或并购中国企业的方式强力抢夺中国市场，对许多行业实现了垄断或者处于垄断的临界点，增加了我国经济的潜在风险。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整体看来，国内外理论学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已经开展得较为深入，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裨益。但是已有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国内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从研究层面来看，国内研究缺乏国际性和战略性的视角

对于外资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外的研究比较成熟规范，国内研究还普遍缺乏国际性战略性视角，而且实证研究也才在近年得到理论界的重视。发达国家很早就已将国家经济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次展开研究，并制定有专门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我国理论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视角往往还只停留在产业和企业层面，很少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甚至国际层面。

2.从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缺乏全局性和实践性的视角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理论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容易局限于细节工作，如大部分研究文献将经济安全分解为部门经济安全来研究，如产业安全、金融安全、财政安全等，从而缺乏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整体把握。在实践方面，现有文献往往沿袭国外理论学界的研究模式，忽略了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没有将当前我国政府转变经济职能的重点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联系起来，从而使得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不大。

3.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研究忽视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问题

目前国内理论学界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的重点往往停留在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内容、对策、影响及原因等方面，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却没有很好把握，也就无法真正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只有深入理解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问题，才能提出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对策。

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为本论文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发挥空间，因此，本论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系统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维度、实质与对策，以期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 Holsen， John and Jean Waelboeck，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Mechanism， Proceed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s， Vol.66， May， 1972.

2、 Theodore H. Moran，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1993， pp.41-70.

3、 Ernest May， Intellegence： Backing into the future， Foreign Affairs， 71：3，1992.

4、 万君康.国家经济安全理论述评.学术研究，2001（9）。

5、 周肇光.谁来捍卫国家经济安全—开放型国家经济安全新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5），P247-321。

6、 李斌主编.中国十大并购.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P237-243。

第3篇：资金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安全；传染渠道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0)11-0074-05

引言

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国家金融安全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加速创新和全球金融监管协调不力的大背景下，从国际金融危机的角度研究中国金融安全，具有四个方面的典型意义：第一，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是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首选课题；第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是在中国开放新阶段和国际经济新特点下面临的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三，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问题是中国开放新阶段面临的重大课题；第四，深入研究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危机预警系统，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内外学者就本题目的研究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归纳：其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其二、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渠道分析；其三、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分析；其四、中国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本文下面就从这四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以期获得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启示意义。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关于货币危机的第一代模型，最早是Salant，Henderson(1978)提出的金本位下的黄金投机理论，并由Krugman(1979)应用到固定汇率体系，最后由Flood,Garber(1986)加以完善的。由Obsffield(1994,1996)等人就1992年-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解体而提出的第二代危机理论。Dooley(1997)，Krugman(1997)和Mckinnon(1998)等人就亚洲国家银行、企业和政府之间特殊关系而提出道德风险模型。Sachs(1998)等人就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提出的银行挤兑和流动性危机模型；也有大批学者从行为金融的角度分析有限套利、投资者约束和羊群行为模型(Banerjee(1992)，Calvo，Mendoza(1996)；Benartzi和Thaler,1995；Thaler,Tversky,Kahneman和Schwartz,1997)。Mathias Dewatrlpont,Jean Tirole(1993)从监管角度分析了美国储贷协会危机。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已经成为经济周期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价格波动会扭曲资源配置，更为严重的是会影响参与人的预期，造成“传染”，从而带来大面积的经济恐慌(Robert J．Shiller,2008)。曾诗鸿(2004)证明了“均衡银行不良贷款是在宏观环境下由监管机制与微观因素决定的”假说。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蔓延至全球。对这次金融危机的研究有很多新的文献，已有的关于次贷危机成因的文献主要包括：Reinhart和Rogoff(2008)发现美国次贷危机与过去18次危机没有本质不同，都是危机之前股价和房价上涨。Christopher Whalen(2008)认为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和投资者信息缺乏是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Amiyatosh Purnanandam(2008)证实了贷款银行不承担违约风险导致贷款审查机制弱化是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且发现资本较少和活期存款较少的银行在这方面问题更严重。Arieeia,Igan和Laeven(2008)发现借贷标准降低导致大量房贷泡沫和住房价格上涨；大量新借贷机构出现导致借贷标准下降；借贷标准降低伴随着资产证券化率提高。Kurt Dew(2007)发现盈利状况好的银行都是监管较少的银行，那些盈利状况较差受到较严格监管的银行更多暴露在风险之下，所以认为承担次贷风．险并没有获取相应收益。Michael Mah-Hui Lim(2008)认为金融创新增加了系统性风险和金融体系不稳定，除金融创新，次贷危机的原因还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自由化和流动性过剩。winiem H.Buiter(2008)认为次贷危机是微观市场失灵、全球流动性过剩和政策失误三方面原因造成的。Benjamin、Tanmoy、Amit和Vikrant(2008)发现更有可能被证券化的资产的违约率比证券化可能性较小的资产的违约率高10％到25％，说明证券化对银行审贷行为有负面影响。Miche、Robert和Stuart(2008)认为追求高收益、问题、较低的承销标准、评级机构激励问题、金融机构不良的风险管理、市场缺乏透明度、估值模型的局限性、金融工具的复杂性、监管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等导致了次贷危机。Stephen (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原因是整个经济系统不能正确评价次级抵押贷款快速增长、房价上涨和空前的全球流动性过剩等带来的风险。Steven(2008)认为现有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措施在次贷危机中无效，因为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银行系统，而不是针对金融市场。

关于次贷危机，国内学者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何帆、张明(2007)认为次贷危机深层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宽松的抵押贷款条件和多样化的抵押贷款产品；二是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余永定(2008)解释了RMBS、COD、CDS等衍生金融工具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曹远征(2007)认为次贷危机扩散的原因在于证券化、衍生工具及其杠杆交易方式。何德旭等(2008)认为金融创新在次贷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葛奇(2008)认为次贷危机根源在于次贷发放环节，在包括美国政府、美联储、投资银行、评级机构、保险公司在内的市场参与者的共同作用下，次级房贷市场迅速膨胀。吴培新(2008)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机理是金融系统“过度顺周期性”的潜在特性，以及信贷结构产品的发起――分销模式导致市场参与者难以准确评估风险。

总结以上的研究，我们发现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得到的结论有相当的差异，但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就拿次贷危机的原因解释来说，有从低利率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视角分析的(Stiglitz,2007；Volker,2007；林毅夫,2008；何帆，张明,2007)，也有从经济基本面来分析的(巴曙松等，2008；李若谷等，2008；黄海洲，2008)，也有从监管缺位和监管滞后等方面找原因的(stiglitz,2008；Reinhart,2008；GreensDan，

2008)。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研究状况的原因大致有两种：一是造成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本身就相当复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能解释所有发生的危机；二是各位学者囿于自己相对狭窄的专业视野，从自己的偏好和熟悉的视野出发得到符合现实的某种解释。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染渠道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染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强调不同市场间的相互依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包括季风效应、贸易连接和竞争性贬值(Calvo和Reinhart,1996；Coresetti等，1998；Radelet和Sachs,1998b；Masson,1998；Buiter,1995)，第二类文献则认为危机的传染与可观测到的宏观经济或其它基本面无关，而仅仅是由于投资者或其它金融经纪人的行为结果，包括从金融联结、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和政治因素等角度来解释(Goldgajn和Valdes,1997；Kaminsky等，2000；Kodres和Prltsker,1999；Schinasi等，2000；Drazen。1999；Goldstein,1998)Allen和Gale(1999)提出金融危机的传染是经济周期的波动产生的。关于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共生性研究，有从金融自由化角度解释的(Mckirmon,Pill,1996)；也有从信贷扩张、汇率波动到资产价格崩溃来解释的(Reinhart,Vegh,1999；IMF,1998；Moreno,1999)。关于金融脆弱性引发金融危机的研究，国外主要有Minsky，Kindleberger提出的“内在不稳定性假说”，Ficher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Bernanke和Gertler(1989)提出的封闭条件下的金融脆弱性模型。有部分学者强调金融一体化对金融稳定的积极影响，从资产组合和资产选择的角度来分析金融一体化的益处(Markowitz，Demirguekunt,Huizinga H,1999；也有研究表明股市自由化能够改善风险配置(Henry,2000；Stulz,1999a和1999b)。也有学者认为金融一体化会加剧风险传染，增加系统性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不利于金融稳定(巴格瓦蒂罗德里克)。国际上关于银行危机传染的系统研究始于1993年欧洲货币危机之后。早期的争议主要集中于是否存在传染，现在已很少有人怀疑金融危机的传染，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于银行危机传染的机制。金德尔伯格(1978)认为银行危机传染是一种纯粹的随机事件，它与实物经济的变化无关。戴蒙德(1993)和戴维(2001)认为金融危机的传染是银行挤兑的预期产生的，由此提出了所谓预期传染效应。戈登(1988)艾伦和盖勒(1999)提出金融危机的传染是经济周期的波动产生的。他们从不同角度对银行危机传染机制进行了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银行危机传染的上述几种效应是同时作用的，尤其是预期传染效应伴随着危机传染的全过程，并在危机传染中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的基础上，对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也进行了相应研究，分别从传染渠道，发生危机的可能性，示范效应，心理因素和投资组合管理与机制等(安钢，1999；宋清华、陈全伟，2000)。也有部分学者从银行危机的原因、多重传染以及货币危机的共生性来解释的(苏同华，1999；施建淮，郭美新，2004；刘莉亚，2004)。银行机危机传导往往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中，银行部门的流动性不足常常成为银行危机传染的先导，2007年8月的美国次级贷危机正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通过下表1来透视这种传染渠道。

这些债券也未必会完全损失，还要看雷曼兄弟破产后资产的处置情况。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至少7家中资银行持有雷曼债券以高级债券居多，按估算约可以回收60％-80％。也就是说损失在20％-40％。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分析

国外学者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和资本流动在金融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calvo,1998；Aizenman，2002；Calvo和Reinhart,2000,2002)，研究发现金融流动较大的国家相对消费波幅增大(Kose,Prasad和Terrones,2003)，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新兴股票市场更容易遭受外部影响(包括金融影响和宏观经济影响)

(Dellas和Hess,2002；Classens和Forbes,2001)。实证研究表明，资本流动构成及外债偿还期限结构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相关(Detragiache和Spilimbergo,2001)，在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过早开放资本账户可能产生严重风险，会对政府和企业资产负债表造成负面影响(Ishii等，2002；Baker和Chapple,2002；Krueger和Yoo,2002；Mody,2002)，国内金融自由化措施顺序不当加上资本账户自由化会增大国内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风险(Kaminsky和Reinhart，1999,Melike Altinkemer,1998)。

孙立坚(2005)研究认为，目前影响我国金融体系“健全性”的两大基本要素是房地产价格和流动性，它们直接左右银行的信贷行为，相反，利差幅度和基础货币的调控却没有显著的制约效果；所有这些特征都恰恰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至今为止还没得到有效的发挥。伍志文等(2004，2005)研究表明，目前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全球金融体系正变得史无前例的脆弱。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近50年来国际金融体系稳健性最好的时期，而九五时期是全球金融体系最为不稳定的时期。九五时期，39个样本国家中有8个金融稳健性指数超过警戒值，小于-0.5，其中巴基斯坦最低，仅为一1.3603，泰国处于倒数第二位，中国处于倒数第五位，金融体系十分脆弱，值得警惕。全球金融风险的中心发生了几次明显的重大的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亚洲成为全球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地。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演变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阶段性特征，一金融稳健一脆弱的演变轨迹好像一条正弦曲线或者余弦曲线。金融稳定一脆弱的周期大约为10年12年。也有学者分析了国际金融波动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张宗新，2005；张志波，2007)，也有学者从资产价格波动，货币政策反应来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瞿强，2001，2005；周诚君，2004)。

总体来看，金融全球化使中国民族金融业的生存面临巨大压力；为国际游资制造风险提供了条件；加剧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程度；给中国的金融监管和调控带来严峻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对

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其一，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人加大货币政策的复杂性。在国际资本大量滞留我国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投放大量基础货币以吸纳流入的美元，并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来冲销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受到挑战。其二，国际资本流出对中国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国际资本流动推动了一国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这就要求监管当局对本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然而，由于我国金融监管和金融控制手段滞后，在控制国际资本流动方面经验不足，导致次贷危机中我国银行对外投资损失严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持续扩大，未来短期资本流动蕴含的风险对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其三，国际金融危机通过金融市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对我国的进出口、消费以及投资带来冲击，从而影响企业和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再影响到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盈利能力以及风险管理能力。

四、中国金融安全网的构建

国外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必须重新构建金融体系，使之建立在稳固的理论框架之上，这个框架必须非常稳健，在长期内保持稳定。(Robert J．Shiller 2008)。部分国内学者从金融监管、道德风险、市场约束、准入限制和金融秩序中的法律和商业规范等因素来提出解决之道(庞晓波，黄卫挺，2006；沈坤荣，李莉，2007，张维迎，2008，黄旭平，2008，陈雨露，马勇，2008，范小云等，2008)，还有学者从金融全球化、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安全进行了一个深入细致的经济学考察和分析(张亦春等，2004；孙立坚等，2004；赵智，2006)。还有学者从直接投资、国际收支失衡来分析中国经济金融安全(张军等，2007；姚枝仲何帆，2006)。还有学者从汇率制度建设，东亚区域金融合作角度来寻找金融安全网建设(李锦元，2005；丁剑平，2006，2007)。还有大量学者就中国金融安全的预警机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覃伟山，2005；唐旭等，2002；刘莉亚，2004；钱小安(2001)。还有少数学者研究认为在中国的金融发展中应该以金融创新为内在推动力，以调整金融结构为重点，并通过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加强金融监管，消除或减少不安全因素(李健，2004；周小川，2006；吴晓灵，2007)。有部分学者从银行系统性风险防范，消除道德风险，构建有效的银行完全网提出了对策(翟金林，2001；刘沛等，2001，2003)。我国学者也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问题进行了一定研究，主要论述经济全球化特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因素及我国应采取的战略措施等(郑通汉，1999；张幼文等，1999；王元龙，1998，2002)。

我国金融安全网目前的主要功能是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和金融风险的化解。对金融机构风险实施救助的主要方法一是中央银行注资，如发放再贷款、再贴现等；二是财政注资，如发债、贴息等；三是核销呆坏账准备金；四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施政策性债转股；五是商业银行兼并某些中小型金融机构。而我国的金融安全网的内容应增加，在防线上应迁移，在范围上应有所扩展，涵盖整个金融体系，包括内部安全网(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和外部安全网(存款保险制度、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分预防、事中和事后三个层次。同时，鉴于上述金融稳定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因素，应正确认识对安全网的不当设计和实施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要使金融网有效、低成本、负面效应尽可能小的发挥作用。金融安全网的设计就必须遏制道德风险，建立和强化“激励相容”，这是建立金融安全网的指导思想。“激励相容”的核心是：政府力量不是对市场力量的替代，而是对市场力量的补充，其根本思想是使市场力量更好地发挥作用，淡化金融安全网的政府色彩，提高其市场化程度，保证所有的市场主体都面对正确的激励机制。东亚金融危机的沉痛教训说明，政府无论是对银行还是对企业的不恰当干预，均会扰乱市场信号，使资金的配置与经济系统中所固有的比较优势相背离，国际资本的流入只会加剧系统本身的脆弱性，从而导致种种不良后果。

我国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进程中，一是要尽量避免扭曲的政策干预，按照比较优势战略来制定产业政策；二是要注意加强谨慎地金融监管，防止泡沫经济和银行坏账的激增。只有在全面考虑了上述因素之后，我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才能建立在一个牢固的微观基础之上。与此同时，采取必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总需求的稳定，使改革得以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进行，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显性金融安全网络比隐性金融安全网络更有效率，在商业银行充分市场化以后，建设存款保险制度就成为理所当然。

五、结论和评价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但对来自国外的冲击考虑较少，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国际传递分析不足，多是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对金融危机国际传染机制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全面性。从国内研究来看，理论上的创新缺乏，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模型来做我国的经验分析，对预警系统的设计考虑不全面，指标比较单调，模型的动态表现力不够。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大家在如下关键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第一，信用的过度扩张和资产价格脱离基础因素的上升，在信息不对称和短视偏好的情况下，会引发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加强。

第二，在金融自由化日趋加强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呈多样化形态，虚拟市场的传导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交织在一起。

第三，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有效性和国际协调以及宏观金融调控的准确度对维护我国金融安全有重大意义，金融安全预警体系的研究正当其时。

第4篇：资金安全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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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资产管理上,积极探索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申报、采购、配置与预算挂购的监管机制,推进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在政府采购管理上,按程序、规定由政府来采购,凡预算安排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资金直接划入采购专户,一律通过政府采购实施,结余资金纳入综合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在监督内容上要全面,注重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实现全过程监督;加强对财政运行安全性、规范性的监督和财政运行绩效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监督体系上要完善,财政系统要各司其职,通力配合,形成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大监督”格局;在监督成果运用上,着力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研究解决发现问题的措施和办法,整章建制,强化内控,将财政监督检查结果与预算安排、预算执行等管理工作挂钩,着力规范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加大力度投入“三农”。重点针对农村教育、饮水安全、沼气、道路建设、卫生健康、农民就业等问题进行整合财政支农资金,集中财力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带动引领作用,支持现代特色农业发展。严格按照区局制定的资金管理制度和资金发放程序,确保专款专用和足额发放,并坚持张榜公示制度,实行“阳光操作”。涉农资金实行“一折通”发放,重点突出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农村五保供养等惠民补贴资金,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加提高,来推动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实现区乡同步发展。

加大力度保运转保民生保重点。在支出上纠正平时疏于管理、疏于调度,年底突击花钱的做法,做到支出进度每月都超过均衡进度,确保财政支出管理和资金使用效益有一个大的转变和提升。在民生改善上,加大资金筹措力度,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做好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和农村特困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推进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工程、高度关注和重视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就业状况,努力促进社会建设进程,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问题,确保各级政府确定的各项惠民实事落到实处,不断提高财政支出的实效性和安全性。

第5篇：资金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社保基金；监管；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纵观各国社会保障基金研究文献，但凡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监管都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并且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常常是立法与制度同时实施，甚至立法先于制度实施。例如美国于1909年颁布的《美国联邦刑法典》和经多次修订于1974年颁布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英国1986年的《金融服务法》和1995年的《养老保险法》；新加坡1955年的《中央公积金法》,2000年爱尔兰建立国家储备基金，同时实施《国家养老储备基金法》2001年新西兰建立养老基金，同时通过《养老金法案》勤等等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些国家的法律法规在社保基金运营与监管制定上都非常详尽与规范，法律所提供的制度依据保证了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基金征收、使用、运营与监管的严肃性，尤其对侵占养老金与福利基金等违规事件的处罚规定非常严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

在监管组织体系上，各国监管部门分工明确，各尽其责。例如瑞典社会养老金强制性个人账户基金管理下设的养老金管理局、国家税务局、国家社会保险委员会和国家金融监管局等多个部门，其中税务局负责征收全部供款，把资金转交给国库，向国家社会保险委员会提供信息；养老金管理局负责记载个人账户，登记个人基金选择，提供保险等；国家社会保险委员会负责向养老金管理局提供信息，整理信息给大众，监督养老金管理局；国家金融监管局，主要职责是给在瑞典运营的市场基金发放执照，并对他们的基金安全运营活动，审核运营报告等正常业务进行监管，同时监督养老金管理局的业务活动等。法国的社会保障日常管理由政府组织承担，政府对社会保障事物保持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其职责有：制定和颁布法律法规，制定社会保障基金财务制度，决定基金行政费用总额，实施财务监督和行政决策等。社会保障费的征收和管理由社会保障和家庭津贴征收联盟负责，该联盟具有公共职能的私营机构。社会保障费缴到征收联盟后，在国家社会保障管理局的严格控制下拨给各基金会使用。法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相分离，各尽其职。此外，有些国家的雇主、雇员代表也参与到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督与管理。还有不少国家聘请了外部的精算、审计专家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运营管理进行监督，促使基金管理、运营机构进一步改进服务，提高效率，同时做到防微杜渐。

在近些年国外研究文献中，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转向微观，从制度、体制的研究到具体的基金风险控制，社保基金和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等等。如世界银行著名专家英国学者Robert Holzmann(1997年)就智利养老基金对金融市场深度的影响进行模型分析和实证分析，结论支持两者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并提出了养老基金对资本市场流动性和竞争程度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对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研究最初都是从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面入手，探讨养老保险基金在投资运营中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来保证基金的安全运行。如英国学者Paul Myners(2001年)就目前英国提出一序列新退休基金管理观念，其中几个主要的论点为：第一，退休基金之投资资产选择的改变。基金资产的选择不在只寻求高报酬之资产，而是以能与基金负责之波动和高相关性的资产类别为选取之基础，利用策略性资产配置达成基金投资组合最小风险暴露。第二，基金管理制度需要有一套明确且标准化基金提拔制度以便反应基金账户之到期负债结构。第三，基金绩效评估方法的改变。在Myners之前，一般退休基金管理实务上极少处理讨论退休金负债结构，而是以投资组合最大目标为最大化预期报酬或超越一般预定水准绩效。Myners的报告主要为引导一套根据不同基金制度特色和其基金参与者风险之态度来配合基金资产之策略性资产配置。美国学者Arun s，Muralidhar(2004年)深入探讨了如何测度投资管理人或共同基金的绩效，尤其是如何根据风险来调整绩效。他根据风险调整绩效的测度方法被扩展用来测度养老基金参与者所面临的独特风险。只要存在委托一问题(如监督委员会监督内部投资官员，内部投资官员监督投资管理人)，也许就不适合根据波动性差异进行调整，投资者必须明白风险(跟踪误差)是如何产生的。他通过考察发现，管理人绩效与他们的基准并不是高度相关的风险，不但开发了一种与评估技能的简单方法相一致的根据风险进行调整的方法，而且提出了关于通过积极管理和消极管理来构建资产组合的指导意见。

日本学者Takashi Oshio(2004年)以简单的交叠世代模型为基础分析了在面对逐渐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式影响下，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基金信托机构来对社保基金进行安全性监管。作者表明：由于人口老龄化的逐年影响，政府通过一些措施手段改良社保基金信托机构的不规范行为使其具有良好的行业行为准则，从而来达到抵销PAY-G0系统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此外，在价格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封闭经济体系当中，运用信托基金模式来缓冲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代际之间不平等的进一步扩大。作者还探讨了在面临全球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影响下，政府采取征收固定税和良好的信托基金模式机构等一些政策手段会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产生深远的影响。希腊学者Nikolaoa T，Milonas，George A，Pa―pachristou和Theodore A，Roupas(2009年)研究分析了希腊社会保障制度的特征并且深入探讨了养老基金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作者以实证研究重点分析了采取怎样灵活有效的投资组合方式(包括股权投资)可以减轻希腊公共养老金所面临的运营效率低下等问题，并且怎样降低这种灵活性投资方式所带来的风险影响。该文的最终实证结果证明，在允许的财务风险范围内实施高效的社保基金储备管理可以带来基金投资运营的额外收入。然而，事实上采取一些灵活多变的养老金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一切社会保障制度固有的弊端问题。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安全性监管问题研究较少，在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文献中，大多注重从基金日常监管组织体系和投资运营监管方面的研究，能系统全面地从构建社会保障基金内外双重监管体制的创新来保证基金运营安全的研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刘钧教授编写的《运行与监管――中国社会保障资金问题分析》(2003年)，该书论述了社会保障资金运行与监管的一般理论，提出了确定社会保障水平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收支状况做了平衡匡算，结合中国社会保障资金的运用状况、问题和监管方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刘子兰教授

编写的《社会保障基金和企业年金管理》(2007年)在社保基金监管研究上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该书探讨了全国社保基金的运行机制、资产配置策略、委托投资最优管理费率等理论问题，在借鉴国外公共养老储备基金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还重点介绍了国外企业年金运行的新模式，对企业年金委托投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就如何有效监管企业年金提出了政策建议，为我国建立一个安全性的社保基金运营监管体系提供了可行性的研究方案。

其他关于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安全性监管研究散见于一些杂志报告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郑秉文教授在《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欧洲研究，2008)中论述了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将其概括为“一个核心、两次转变、三个阶段”。一个核心是指信托制度；两次转变分别是指养老金监管从协议退出计划的配套工作转变为独立工作与养老金监管从被动反应模式转变为积极主动模式。这两次转变恰好构成了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三个发展阶段。作者在梳理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发展史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各个阶段的特征、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并为我国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实践经验上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作者重在从英国国情的视角分析研究养老金监管问题，未从我国的具体国情角度上全面考虑社保基金监管的普遍适用性，也未从构建内外双重监管体制保障基金运营的安全性角度来谈。

第6篇：资金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 中小企业 融资约束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和主力军。截止到2012年底，各类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为25.17 万亿，仅占到所有贷款余额总数的39.96%。与此同时，中小企业数量已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近六成的经济总量和近一半的税收，提供了近八成的就业岗位，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活力之源。中小企业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与其得到的资金支持极不相称，中小企业的发展普遍受到资金不足的约束。国家虽然积极出台各种政策，仍然未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此，探究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症结所在，找出合适的融资解决之道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外学者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进行分析后普遍认为，企业信用缺失、缺乏贷款担保及融资渠道受限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因素，顺应产业竞争由企业之间的竞争转换为供应链之间竞争的态势，供应链金融应运而生，它是专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做的一种新型融资模式。这种金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同时解决了物流企业盈利、中小企业融资以及银行业务低风险拓展的难题，实现了多方共赢。本文以安徽省中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供应链金融发展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

二、相关理论基础及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供应链金融概念

供应链金融是为解决产业链上下游的融资问题而衍生的一种增值服务，但目前学术界和企业界对于供应链金融的概念还未有统一的定义。Michael Lamoureux认为供应链金融是一种在核心企业主导的企业生态圈中对资金的可得性和成本进行系统优化的过程。而在国内，由于供应链金融业务大多数都是以银行为主导，所以国内学者多从银行的视角阐述供应链金融的概念。李善良将供应链金融概括为：基于对供应链交易结构和交易细节的把握，借助供应链上核心企业、物流企业进行风险监控，通过金融创新，由金融机构对供应链某成员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以实现价值增值的全过程。供应链金融是以发生在供应链上的商业交易价值

为基础，银行通过向供应链嵌入资金或信用，从而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解决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金项目：2012 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基于供应链金融的安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创新研究》（SK2012A015）成果之一。

安徽大学2011级研究生学术创新项目（01001770）子项目《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的安徽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研究》（10117700432）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平（1959-），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刘佳慧（1990-），女，安徽亳州人，安徽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案。Min Hu 、Qifan Hu（2008）和Martin R. Fellenz（2009）认为供应链金融的作用是针对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在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分工合作体系中，利用大企业信息优势来弥补和缓解中小企业信用缺位和信息不对称，进而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和信贷能力。

在国内关于供应链金融的研究文献中，陈祥锋、石代伦（2006）和许祥秦（2007）对其运作模式、网络结构等进行了详细描述。马佳、赵文杰、王小琰（2009）通过对影响供应链金融的风险因素进行分类，从中提取主因子然后利用logit 模型评估主因子对融资企业信用水平的影响。于连鹏等人（2009）以供应链系统中的物流金融为基础运用系统动力模型分析探讨了交通枢纽上的仓储融资，指出供应链系统中的物流融资管理具有提供资源共享和信息集成的功能。但是这些研究并未基于科学的实证模型进行研究，尚未为供应链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这一命题提供有力证据。故本文以安徽省中小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

三、模型选择与研究假设

对于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国外学者主要使用投资―现金流和现金―现金流模型进行研究。Fazzari、Hubbard 和Petersen（1988）基于Myers和Majluf（1984）的优序融资理论率先提出了以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来度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这一结论被Kashyap、Lamont、Stein（1991）和Hu、Schianterelli（1998）分别用不同的融资约束指标和不同的研究样本进一步验证了。然而，Kaplan和Zingales（1997）对FHP模型中选择的样本重新进行了研究，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后来学者逐渐意识到，企业的融资约束并不是导致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唯一原因，Whited（2000）提出对未来投资机会的测量偏误、现金流与投资相关而引发的内生性问题及管理层的成本等均有可能影响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

Almeida、Campell和Weisbach（2004）提出了以新的现金―现金流模型来度量企业融资程度，以解决投资―现金流模型存在的问题。随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新的研究， Khurana、Martin 和Pereira（2006）利用此模型研究了不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下各国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研究发现，金融市场越发达，企业的融资约束就越低，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不高，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反之则反是。Charles和Joshua（2010）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连玉君和丁志国（2008）以国内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即可以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来度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基于此，本文选择现金―现金流模型作为研究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对安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出发点，并提出以下两个基本假设：

H1：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安徽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H2：保持其他条件不变，随着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安徽中小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逐步降低。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及数据选取

2012年12月底， 在安徽省的中小企业中，有25家在深市中小企业板上市，3家在创业板上市。本文选取深市2005-2012年所有安徽中小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1）选取上市三年及以上的公司；（2）剔除金融类和被ST、PT的公司；（3）国内投资者主要关注的是A股上市公司，故剔除发行B股、H股和N股的企业，保留只发行A 股的公司。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安徽中小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货币市场数据，其中前者来自于国泰安的CSMAR 数据库，后者来自安徽省统计局网站。

（二）实证模型和研究变量

为了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借鉴Almeida、Campell和Weisbach（2004）的现金―现金流模型，并参照前人的研究，构造了如下模型：

其中，α为随机误差项，其他变量的定义见下表1。根据上文假设，可以预测：b10，b20。

表1 变量名称、符号及其定义

变量性质 变量 预期符号 变量说明

因变量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变动， =货币资金/本期总资产

自变量

+ 现金流=当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总资产

+ 供应链金融发展度量指标： =全省短期贷款（发生额）/本期总资产； =全省贴现（发生额）/本期总资产

- 现金流与供应链金融发展指标的交乘项，用来表明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对融资约束产生的影响

控制变量

+ 未来的投资机会： =销售的增长率； =总资产的增长率

+ 本期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五、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安徽省2005-2011年金融机构短期贷款统计数据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安徽省2005-2011年金融机构的短期贷款数额呈递增趋势，而本文选取短期贷款作为衡量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指标之一，说明安徽省供应链金融保持不断向前发展，为研究安徽省中小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变化提供了前提条件。这里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0.050 0.820 0.313 0.222 0.882 0.200

0.093 0.698 0.167 0.322 1.244 1.547

0.009 0.097 0.053 0.029 -0.010 -1.309

0.001 0.008 0.005 0.003 -0.010 -1.309

1.044 4.667 1.801 0.823 3.116 11.091

0.093 1.299 0.467 0.322 1.244 1.547

19.705 22.122 20.508 0.739 0.899 -0.156

注：数值为保留三位小数的结果。

样本数据表明，企业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有显著差异，最小值是同期总资产的5%，最大值是82%，最大值达到最小值的16.4倍。这说明企业的现金持有率有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为安徽省中小企业的现金管理留下了操作的空间。现金流的均值仅为16.7%，最小值为9.3%，其标准差为32.2%，约为均值的2倍，表明安徽省中小企业现金流相对波动较小。与其他企业特征变量相比，作为企业投资机会的度量指标销售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相对差异不大，前者标准差约为均值的50%，后者标准差约为均值的70%，选取它们度量安徽省中小企业投资机会的合理性有限。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利用整理的数据，通过SPSS 17.0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假设上述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按照模型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回归结果如下表3：

表3 模型整体拟合度情况

R方 调整R方 F 显著性

0.607 0.344 2.312 0.005

从模型整体拟合度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方程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良好。拟合优度R方为60.7%，相对较高，说明回归方程拟合的效果较好。

相关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等回归结果见下表4：

表4 模型线性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T检验 对应P值

0.643 1.728 2.595 0.029

-0.020 7.684 -2.438 0.038

0.054 1.872 1.318 0.041

0.079 0.072 0.606 0.159

0.049 0.052 1.875 0.094

0.021 0.209 1.397 0.196

常量 0.306 1.560 0.709 0.296

从上表中的回归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现金流Cflow的回归系数为正，对应的P值为0.029，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即安徽省中小企业表现出显著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假设H1得到验证。这表明安徽省中小上市企业存在着从经营现金流中提取现金加以持有的倾向，说明在当前的融资环境下，安徽省中小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融资约束。现金流与安徽省供应链金融发展指标（全省短期贷款发生额、全省贴现发生额）的交乘项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支持假设H2。这表明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难题。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

供应链金融的关键之处是将核心企业的信用价值传递给上下游的中小企业，通过提高供应链中小企业的获得信贷的可得性，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整个供应链的财务运行效率。本文通过利用安徽省中小上市公司2005―2012年的数据对Almeida、Campell 和Weisbach（2004）所提出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进行验证，发现安徽省中小企业确实存在较为明显的融资约束，而随着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安徽省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难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基于实证结果，为促进安徽省中小企业的发展缓解其融资约束，应进一步发展供应链金融，可从以下几方面加强：首先，大力发展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作为供应链上的关键角色，核心企业是最具有供应链大局观的成员，并存在为供应链整体利益的优化作出主动安排和调整的动力。其次，商业银行积极参与。商业银行作为供应链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应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重要性。改变对中小企业信用评级的方式，将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作为实现自身传统信贷业务转型的契机。再次，做大做强第三方物流。供应链金融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物流的配合。在与银行的合作中，物流企业不仅进行抵押、质押物的监管服务，而且为银行提供提高质押物授信担保效率的服务。最后，要解决安徽省供应链金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供应链金融的政策环境、理论创新与企业运作创新等多个层面着手。政府在做好政策引导的同时，应该为供应链金融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提高各个市场主体加入供应链金融体系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Lamoureux M. A Supply Chain Finance Prime[J]. Supply Chain Finance，2007，（4）.

[2]Timme S， Williams-Timme C. The financial-SCM connection[J].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Review，2000，（2）.

[3]陈祥锋，石代伦，朱道立.金融供应链与融通仓服务[J].物流技术与应用，2006（3）.

[4]马佳，赵文杰，王小琰，张今.供应链金融模式下的信用风险评价[J].南开管理评论，2009（4）.

第7篇：资金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改革对策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098-02

人口老龄化时期下，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社会保障的建设都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我国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养老保险问题开始成为人们争相讨论的焦点。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仍存在许多问题，如何认清这些存在的问题与纠正改进，并进一步探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上的改革策略，使之得到良好的发展，成为了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一个重任。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理论分析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策略的选择原则

1.安全有效原则。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部分是社会保险，而社会保险中最为重要的险种即为养老保险。随着世界各国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俨然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急需解决的任务。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遵循的原则应从基金受益人的情况出发，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受益人都是抵抗风险能力弱，急需稳定的养老基金的退休老年人。从而，应当将安全放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上的第一位，这样才能保证养老基金不会发生贬值、挪用、流失等问题。此外，因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养老保险基金所承受的资金压力也较为集中，仅仅“安全”尚且不够，还需遵循“有效”的原则，才能实现养老基金的增值目标。“有效”与“安全”这两个原则不仅不互相矛盾，还是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不可分割的一体，它们是养老基金管理过程中必备的核心工作，是在选择养老基金管理模式之时必须遵循的原则。

2.公开透明的原则。“资金”一词，即将许多零散的资金合集起来，采用大规模的资金模式效应集合投资，基金持有者一起共享收益，一起承担风险。养老保险基金从众多劳动者手里筹资起来，也用于保障众多劳动者的根本养老需求，从广义基金的特点上说，养老保险基金也是公共基金的一种。尽管养老保险基金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确切而言是一项社会性公共基金，但同样也需要空开透明的原则。而“公开透明”原则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基金缴费者有权利了解自己所缴的运作情况，这是一种知情权，并对基金管理上有监督权；二是基金管理中的各种情况，诸如基金的投资与收支等情况，社会保险相关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地向参保人公开。这样才能保证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过程中的透明性，才能不出现因过程杂乱不清而带来的问题。

3.政资分开原则。养老保险基金政资不分的现状，在研究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上，一定要认清并且彻底改变。尽管，养老保险基金本身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但养老保险基金所承担的资金压力巨大，并且巨额的资金带来许多诱惑。所以，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上应当与行政管理分开，即养老保险行政管理部门不能干涉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这也是认真落实好安全有效原则的一项措施。以往养老保险基金之所以时常被挪用、流失，与政资不分的弊端有着极大的关联。在决定重大事宜之时，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不应听行政部门的相关指令。因为，养老保险基金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在管理上也应当合法独立的。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研究不断推进下，我国许多省份逐渐严格遵循政资分开的原则，从而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上逐步走上了正轨。但是，还有许多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仍政资不分，仍受行政部门管辖，这种不规范的管理方式，今后必定给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带来一定的隐患。

（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1.公共选择理论。诞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其可定义为经济研究领域上的非市场决策，抑或简单的定义为政治学上的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能在行政部门与市场中灵活地为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边界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运行中，更趋于利用市场机制，这已经是一种被认可的公共选择。实际上，市场机制下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往往比行政部门经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实际投资收益高，这促使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走向了新的发展道路。行政部门与市场是养老保险制度的两个重要主体，在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发展下，行政部门与市场的位置在养老保险制度中被不断地调整，而在不断的调整中，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也被不断的调整。如果，全权由行政部门管理养老保险制度，那么，市场所进行的交易与生产必定被排斥，从而造成许多弊端。当然，如果分开而论，没有万能的行政干预，也没有完美的市场机制，应当在不断权衡中，建立一种相结合的有效机制。

2.产权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产权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逻辑链条的关系，因产权可分解的性质，现代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了理论依据，为了实现高效的财产管理方式，以及保证利益者的利益，必须建立一个完备的治理结构。而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建立完备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有效的保证投资者与利益者的权益。在产权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中，养老保险基金是一种混合物。从产权的角度出发，养老保险基金包含着公共物品权与私人财产权，它是人们建立起来的权利经济关系，包含着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使用权、所有权。但从”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上看，个人账户基金与统筹账户基金的”五权“都分离。那么，就存在委托与的关系，因此将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引入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中，对于建立互相制衡的制度体系起着有利作用，也利于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行过程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二、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发展现状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现状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2001年12月，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被确定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托管银行，其后三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与北美信托银行、花旗银行签署了境外投资全球托管协议。随着全国社保基金的不断发展，于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被确定为境内第三家托管银行。而基金投资方面，嘉实、华夏、长盛、鹏华、南方、博时等六家管理有限公司于2001年末被确认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在投资运作工程中，以“通过委托投资组合实现个股投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新股配售、以信托投资方式投资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三种方式为投资运营方式。时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我国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负担。而今，中国养老保险基金一个不能忽视的现状是“严管制，怠监督”。许多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不容乐观，而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部分累积制模式也存在许多不足。

（二）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收支不均，欠费严重。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都有较大的增幅，但仍出现赤字。我国养老保险结余多数在少数发达地区，其他地区并不如人意，全国许多企业出现严重拖欠养老金的现象，加之管理不善、投资渠道单一、养老金保值增值不力，部分累计的目的完全达不到。

2.管理混乱，监管角色模糊。时下，地方社保相关部门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与管理者，但在监管上却充当着一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从而，养老保险费在收缴、管理、资金运用、基金发放等程序上杂乱无章，政资不分现象更令保险金的独立无从谈起。

3.缺乏承担责任与经营主体。当前，我国各个地区只设立一个社会保险行政管理机构，基金管理的相关专业人员缺少，养老保险基金的经营主体也缺少，加之行政管理部门存在权利与责任不挂钩的现象，导致养老保险基金增值保值的任务很难实现。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改革对策

（一）弃“统账结合”用“统账分离”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采用的统账结合模式存在着空账的问题，导致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问题上难以应对。从而，管理策略上，应当废除统账结合的制度，采用统账分离的管理模式。如此，在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力量下，个人账户得到完善的管理，资金支付缺口的问题也得到相应的解决。

（二）提高基金征缴工作管理水平

当前，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参保范围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保证，更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论独资、外资、私企、国企、自由职业者，如果符合参保条件，都应当征缴养老金。提高养老金征缴工作的管理水平，是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策略上的一个新方向。

（三）基金多元化投资

实践证明，多元化投资可分散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收益。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建议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模式。如此一来，投资的主体增多，投资渠道增多，投资对象增多。从而，不仅可以提高效益，还能使资金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管理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愈加突出，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需要进一步去探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涉及较广，它与法制建设、市场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充分协调政府行政部门与市场的关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起独立的养老保险资金监管机构，并与其他相关制度不断地相结合，不断地加以改进，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勇.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 白全民.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及投资策略分析[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 刘正桂.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D].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第8篇：资金安全论文范文

本文将股票市场的安全，定义为股票市场对立于危机而存在的一种均衡状态，它是建立在有效的监管体系、稳健的机构运行体系和规范的运行秩序基础上的稳定而有活力的状态。可以表现为资本品（股票）价格、市场主体的运营状况以及监管效率，其特征则是股票市场的稳定性，有效性和流动性。

股票市场金融安全的决定因素，可以被归结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首先，由于股票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构成是存在于实质基础之上的，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结构、经济政策以及货币市场等因素的变化，显然会作用于股票市场。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市场是开放的，那么其它市场的外来冲击和汇率波动会对股票市场的安全性产生。股票市场金融安全的内部因素具有技术（市场）和制度的两重性。股票市场安全或危机的绝大多数，集中于对其市场因素或技术因素的讨论。由于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以及金融风险的外部性，使得股票市场与银行业等其它金融市场一样，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这种内生的不安全性，除了被归结为以上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解释则是风险的不可根除性，即金融体系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无法在技术上对金融风险进行完全控制。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股票市场安全具有制度决定性，股票市场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深刻影响着股票市场的安全状态及其变化。金融史表明，金融制度演进往往带来金融风险的变化，特别是金融制度的重大变迁则与金融危机紧密相连。股票市场金融安全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则是制度因素。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转轨经济。有别于市场经济，转轨经济的制度特点是不完善的制度安排和不断推进的制度变迁。在转轨过程中，两种制度的冲突，以及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中国股票市场金融安全具有与市场经济迥异的生成机理，其风险本身可能就是制度性的。因此，用市场性的或技术性的，可能难于解释中国股票市场的金融安全状况，在制度缺陷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对中国股票市场金融安全的制度可能更加具有说服力。本文的基本假定是在既有经济和封闭条件下对我国股票市场安全的研究，因此由实质经济和外来冲击等因素构成的外部因素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就内部因素而言，本文主要是着眼于对其制度因素的理论说明，因而没有过多的讨论我国股票市场安全的技术（市场）性。

对我国股票市场风险结构的大量研究表明，系统性风险占总风险的比例较大，高于发达国家股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所揭示的风险收益关系并不显著。对于这一现象的可能（或许是只能）的解释是我国股市存在着制度风险。这是由于我国股票市场中存在的制度缺陷，表现为市场行政化，市场机制缺失、监管制度缺陷和制度体系的欠完备性。其根源则是我国股票市场在转轨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新旧制度的冲突，计划与市场的作用，使得隐性的政府担保和制度行政化成为制度性风险形成的源泉。由于风险性质具有制度性，从而我国股票市场的安全具有制度决定性，与市场经济国家具有迥异的特征。而就危机而言，在过度投机、资金推动型股市，融资制度缺陷以及缺乏风险对冲机制的条件下，我国股票市场危机具有制度生成机理。而危机的过程可以表现为由于作为抵押品的资本品（股票）的价格下跌，从而导致债务关系中断，和抵押品的强制出售，最终诱发金融危机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典型的但却是“中国化”的债务紧缩型危机。同时，由于入市资金的“灰色性”，大量资金来源于非法入市的银行贷款，因而股票市场的危机可以迅速传递到银行业。同时，作为虚假的国债投资的被迫出售，亦会引发债券市场的大幅下跌。近期这一现象已显著地呈现出来。

在对我国股票市场安全的制度结构分析中，股票一级市场的制度分析主要包含了股票发行上市制度和退市制度两方面的。尽管渐进式的改革正在进行，但是我国股票一级市场的制度安排仍表现出显著的计划性，使得我国的上市公司具有独特的股权结构特征。这种股权结构特征尽管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是否产生作用尚有争论，然而它必然决定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行为不规范性。从而，也就必然损耗了市场效率以及对安全性产生影响。同时发售机制的缺限使得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无法得以优化。另一方面，曾经严重滞后但逐渐建立的退市制度，尽管显现出一定效果，但制度的不完备性使得金融安全的隐患缺乏有效的约束。

毫无疑问，股票二级市场的制度安排与股票市场的安全性之间具有更为直接的联系（第四章），因为它决定了股票价格的形成及其波动，从而对股票市场的稳定性、流动性和有效性产生作用。这一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交易制度，市场稳定制度和结算制度。总体上看，我国以指令驱动交易制度为主要特征的交易制度，基本上能够保证交易需求，尽管有增大市场波动性的因素，但总体上对安全性尚无威胁。我国股票市场的市场稳定制度措施主要包括涨跌幅限制，有效竞价范围的限制和临时停牌制度。而理论界对我国股市市场稳定制度实际效果的主要争论，主要集中于涨跌幅限制是否真正增进了市场稳定性，是否产生波动性溢出、价格延迟发现和波动性干扰效应。证券结算制度具有控制风险的功能，但同时在运行过程中又令产生结算风险。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我国股票市场的结算风险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券商透支。

有效的监管既是金融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金融安全的重要标志。事实上，金融监管正是当局应对危机的产物，金融监管的制度变迁史就是金融危机的。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制度的变迁一直处于“发展与规范”和“计划与市场”的冲突之中，同时还必须面临市场相当普遍的不规范行为，以及受到市场发育、国有改革、监管理念和技术手段等多种条件的约束我国股票市场发行主体的监管制度主要包括信息披露制度和关联交易的监管制度。尽管其尚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其实施效果仍差强人意，但是制度体系仍得到不断完善，其作用也愈来愈显现出来。本文还对我国股票市场二级市场中的内幕交易监管制度和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及其对安全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本文对我国股票市场安全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就相对股价（股价波动）而言，股票价格波动大且爆发性强，同时具有比美国股市更剧烈的单日振幅。从总体趋势上看，呈现逐渐下降趋势，特别是在1996年后波动趋于平缓。就绝对股价而言，对于市场是否存在泡沫以及泡沫的理性问题争论十分激烈，焦点集中在市盈率标准以及中国股市是否存在理性泡沫的证据。从市场主体的运营状态来看，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较差但近期有所改观，上市公司资产整体质量较好但不良资产较严重的企业引人关注。目前上市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治理结构缺陷和行为的不规范性，同时国有股问题使股票市场结构性调整难以推进并将长期困扰我国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的运营主体中最令人担忧的是证券公司。原有产权制度的缺陷、行业政策及恶性竞争，再加上近三年的股票市场的下跌，使得证券行业出现整体性亏损和资产质量的严重恶化，有些证券公司已经面临流动性风险的冲击和客户挤兑，更有些证券公司已实质上破产。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经过十年来的改革，监管能力和监管效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与市场发展要求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违规行为仍比较普遍，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监管成本高昂且缺乏约束力，监管体系仍需改进和完善。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对我国股票市场稳定性、流动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大量的数量研究和实证检验。关于我国股票市场的稳定性具有比较一致的结论，即认为我国股票市场的稳定性低于发达市场国家但近年来有微弱的改善。在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检验方面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不满足强式效率及半强式效率。而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弱式有效性则存在争议。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流动性研究相对缺乏，简单的通过换手率指标来说明我国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很难具有说明力。近期对改进的一些指标的统计分析表明，自1996年之后中国股票市场的流动性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发达国家市场。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股票市场金融安全的制度改进和金融安全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包括针对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严重制度性抑制，应着力推进股票市场的制度深化。应该在我国股票市场建立类似银行业存款保险制度的投资者赔偿制度。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缺乏最后贷款人制度，使得监管部门在面临问题机构的流动性困难时，显得束手无策，更谈不上满足市场中众多机构的“流动性注入”需求。在关闭问题机构时，监管部门也只能求助于中央银行的帮助在缺乏“最后贷款人”，甚至缺乏赔偿基金的流动性救助下，这种系统性的安全隐患令人担忧。应着手建立有效的股票市场危机处理制度。改进对问题机构的处置方式。

第9篇：资金安全论文范文

因为，按照该人的主张，如果住房价格下跌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及国家的金融安全，那么住房价格下跌会带给中国经济毁灭性打击。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那么中国的房价只能上涨而不能够下跌，否则房价下跌就会引起中国金融的危机。

对于这种谬论，我们先不管历史之经验及他国之教训如何，仅是从住房产品的内在逻辑性来分析，就可以看到这种谬论如何的荒唐。一般来说，住房既是投资品，也是消费品。如果住房是消费品，那么居民的住房消费都是有限的，住房价格基本上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居民的支付来决定。因此，住房的价格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只会随着住房供求关系来波动，而谈不上金融安全的问题。即使是有些购买住房的民众是通过银行信贷来进行，无论是房价的上涨或下跌，居民所购买的消费效用不会由于房价上涨而增加，也不是由于房价下跌而减少。既然居民所购买住房的消费效用是一样，通过银行信贷购买住房的民众并不会由于住房价格的变动而改变持有状况。更何况，居民在通过银行信贷购买住房时，住房按揭贷款首付为30%以上。

如果房价下跌，住房消费购买的居民如果是由于房价下跌而放弃所持有的住房，那么给购买住房消费的居民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至少损失首付30%），而且让这些居民居无定所。因此，购买住房消费的居民即使是通过银行消费信贷购房，除非他们完全丧失工作或支付能力，否则他们是不会放弃对住房的持有。既然购买住房消费的居民不会放弃所持有的住房，那么银行的金融安全及国家金融安全就从何谈起？更何况居民按款首付款及每月不断已经支付的按揭款，达到30%以上，那么即使房价下跌30%以上，银行也不存在多少风险。原因何在？因为，住房在这样的价位上，风险早就由购房居民承担了。所以说，住房作为消费品，即使房价的下跌，银行信贷的风险早就由购买住房消费居民承担了（房价再下跌30%甚至更多更高），银行信贷根本上就不存在信贷风险。银行的信贷风险都不存在，房价下跌（至少再下跌30%）哪里会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现在我们来看住房作为投资品。如果住房作为投资品，那么住房的价格是由投资者的预期来决定。如果投资者以为住房的价格会上涨，有利可图，那么投资者就会大量地涌入房地产市场；如果投资者以为住房的价格会下跌，进入房地产投资风险过高，那么投资者就会退出房地产市场。可以说，在既定的条件下，房地产作为一个投资市场，由于房地产产品的生产周期性较长，交易成本过高等，房地产市场投资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

那么房地产投资者的预期又是什么决定的呢？在成熟的市场中，投资者对房地产的预期就在于房地产作为投资品，投资者认为未来价格是上涨还是下跌。如果投资者对房价有上涨的预期，那么投资者就会大量进入，从而进一步推高房价；如果投资者对房价有下跌的预期，那么投资者就会不断地退出市场，从而使得下跌的房价进一步下行。而在这种房价上涨与下跌中，现达的信贷市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在发达的信贷市场，银行信贷起到了广泛地跨期配置资源的作用。这种广泛的跨期配置资源的银行信贷不仅造成了信贷规模快速扩张，也必然会推动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当银行信贷与资产价格互为因果快速扩张时，不仅会导致银行信贷关系无限放大，也会造成资产价格脱离基础因素无限快速上升。而这种信用无限扩张及资产价格快速上升一定会给实体经济发出错误的信号，同时引致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错位，从而引发宏观经济波动。当金融信贷过度扩张，资产价格高得难以维系时，实体经济在乐观盈利预期下过度投资，整个金融体系就会变得十分脆弱，一次小的外部冲击就能够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可以说，过高的房价是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的根源所在。

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安全的联系问题，一是它必须是投资市场，二是这种投资市场必须是银行信贷的过度扩张及资产价格高得难以维系。如果这两个前提条件不存在，如房地产市场仅是消费品市场，那么房价的上涨与下跌都与金融安全无关。既然房价过度上涨是爆发金融危机根源所在，那么作为投资的房地产市场，遏制房价过度上涨或让过高的房价一定程度调整是避免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因此，住房作为投资品，如果房价上涨到一定程度下跌，不仅不会影响国家金融安全，而且也会是整个市场理性回归必由之路；如果房价上涨到难以维系的条件下下跌，尽管这样情况下的房价下跌会引发金融危机，但这是市场使然，是房价快速上涨后的结果，是谁也无法抗拒的事情。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危及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并不是房价下跌而反之恰恰是房价过度上涨的结果。如果决策部门对此问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反其道而行之，这才是引发中国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

因为，从历史的经验及他国的教训来看，世界上所发生的金融危机不少都是由于房价上涨过快、房地产泡沫吹大所导致的。比如日本198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目前美国的次按危机，哪一次都不是由于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并由此引发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房地产泡沫迅速吹大的结果？尽管在这些巨大的金融危机中都出现房价迅速下跌，但是这种房价下跌并不是金融危机的原因而是金融危机的结果。金融危机或引起金融安全的原因是投资性的房价过度上涨。因此，要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遏制银行房地产信贷过度扩张及投资性住房的价格快速上涨。当这种投资性住房价格快速上涨难以维系时，国家金融危机也就要来了，房价下跌也就必然。

用上述的理论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形势就会发现，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到80%以上，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购买时，那么国内房地产市场也基本上成了一个投资者的市场。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仅仅是作为投资者的市场时，一是与十七大报告的基本精神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基本任务（即住房为民生的核心）相悖的。因为，住房为投资市场，或住房市场80%以上的居民无支付能力进入，那么这一定会剥夺绝大多数居民的基本居住权利；二是正因为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态势是投资，而且在2007年24号文件及359号文件之前，这种房地产投资还可以在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隐性担保，有低成本便利银行信贷支持，房价被过度推高也就成为必然。可以说，如果不是2007年下半年起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有新认识及重新定位而让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被进一步推高，那么中国离金融危机也就不远了；三是近几年来，国内房价成几倍上涨是不争之事实，而这种过度上涨的房价并非居民居住消费的“刚性需求”，而且是房地产投资泛滥之结果。如果说这种过度上涨的房价得不到一定程度遏制并让其回归理性，那么中国金融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在房价过度高涨的情况下，房价下跌不仅不会导致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反之是规避中国金融危机的重要一步。

再假定我们不讨论过度上涨房价回归理性，假定房价真的要下跌，那么从目前住房消费信贷占整个银行信贷比重来看，目前住房消费信贷占整个银行贷款的9%，还不到10%。假定这些住房消费信贷都成为不良贷款（根本上不可能），也只不过占银行信贷9%。也就是说，即使房价下跌，跌得用个人住房消费信贷购买的房子一钱不值，其所造成的银行信贷风险也只不过9%。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内银行有一定的影响，但也构不成国家金融安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