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纠纷案例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纠纷案例范文

关键词:劳资纠纷;特点;原因;对策

    一、劳资纠纷具有的特点:

    1、劳资纠纷案件在数量上居高不下,每年皆有上升趋势。纵观近几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非公有制企业劳资纠纷数量占绝大多数,且多以用人单位败诉为主(劳动者一方申诉比例大,且申诉案件数以年均23.4%的增幅增长,同时劳动者胜诉率也较高)。从劳动争议发生的用人单位类型看,自199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来,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所占比例直线下降,非公有制企业案件明显上升,主要是私营、三资、乡镇企业和个体户侵害职工合法权益引发劳资纠纷,当中不少老板为牟求高额利润,竭力压低人工成本,甚至故意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如不履行劳动合同、随意解雇职工、克扣或拖欠职工工资、不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或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侵害职工合法权益,而引发集体停工、罢工、上访等突发事件越来越多,这说明由于《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和劳动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和价格不断健全,劳动者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劳资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劳资关系的失衡,致使劳资纠纷的数量逐年都有着明显上升趋势。

    2、当前非公有制企业劳资矛盾纠纷形式已从单一形式向多样化形式转化。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劳资的争端中,过去纠纷主要表现在企业拖欠工资,员工追讨工资这一形式上,而现在的纠纷不仅表现在员工追讨工资,还表现在员工为争取社会保险、劳动保护、休息休假权利等形式上,而且后者争纷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3、因追索劳动报酬、保险福利、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经济利益争议居主导地位。劳动关系双方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高于对其他权利的重视程度,由于劳动者处于劳动关系的弱者地位,个人很难为维护权利与用人单位抗衡,因此多从经济利益方面找回损失,而用人单位对违约出走的劳动者,也大多以经济赔偿为由提出申诉。

    4、拖欠工资纠纷案件多。绝大多数劳资纠纷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劳动报酬是引发劳动争议的第一原因,其次是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再次是自动离职或辞职。

    5、集体劳动争议上升幅度较大,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单位和非公有制企业。集体争议呈现突发性强、人数增多、处理难度大的特点。

    6、劳动争议案件发生量地域差异大,且更加集中。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集中在沿海县(市、区),山区县劳动争议数量较少。

    7、无证无照的家庭作坊与劳动者之间发生的劳资纠纷不断增多。大量无证无照的家庭作坊,雇工人数少则几人,多则20几人,用工不规范,劳动管理混乱,是劳动争议产生和矛盾激化的多发地。

    8、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往往不自愿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而是采取集体上访、封堵政府机关,甚至有集体堵塞道路交通的行为发生。

    二、劳资纠纷产生的原因:

第2篇：劳动纠纷案例范文

基本案情：某移动公司营业部（下称“营业部”-注：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于2002年2月16日聘用某甲为营业员，双方没有签定书面劳动合同。营业部安排给某甲的工作内容为：1、负责销售、保管其经手的手机；2、负责销售手机充值卡、201卡、301卡，3、每日将销售收入交会计进行结算。为便于管理，营业部提供给某甲一只专用保险柜（钥匙由其本人掌管），要求其每日上班时将手机从保险柜中取出摆放到柜台里，下班时再将手机从柜台中取出放进保险柜里，如果丢失，则由其本人负责赔偿。2002年8月20日，营业部在盘点时发现某甲负责保管的一部价值4500余元的手机丢失，营业部要求某甲赔偿损失，某甲次日辞职离开。营业部于当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认为不够职务侵占罪的立案标准未予立案。营业部随之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以双方系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为由要求某甲赔偿经济损失4580元，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营业部的申请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而不予受理。后营业部起诉至法院。

此案应该如何处理？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此案应驳回营业部的起诉。理由是：第一，某甲是营业部的职工，是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与营业部发生的纠纷，应先由单位内部自行处理，依据是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下称“条例”）第17条，该条规定对职工因玩忽职守、工作不负责任等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应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可从职工每月工资中扣除不超过20%的金额；1983年劳动人事部《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若干问题的解答意见》（下称“解答意见”）第（十五）条也规定“赔偿是职工应负的经济责任”；第二、营业部与某甲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此纠纷是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第三，即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该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不予受理，因营业部与某甲系不平等的民事主体，法院受理后，仍应以该纠纷不属于民事审判范围驳回起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某甲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理由是：第一、劳动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法律关系，既包括人身关系也包括财产关系，就人身关系来讲，营业部与某甲是管理和被管理关系，双方是不平等的。就财产关系来讲，营业部与某甲是平等的。本案中，营业部仅要求某甲赔偿损失，这种与某甲在执行职务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是财产关系而不是人身关系，因此，双方是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形成的纠纷是民事纠纷而不是劳动争议；第二、《条例》第17条及《解答意见》第（十五）条均规定了职工因玩忽职守、工作不负责任等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可以通过本单位行政手段责令其赔偿损失，从而对职工应负的经济责任以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形式进行了确立。由于当时是计划经济体制，企业职工基本上在一个单位“从一而终”，企业可以通过扣发工资等行政手段要求职工赔偿损失，其行政决定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执行。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条例》没有规定也不可能规定如果职工在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后“溜之大吉”，企业应该采取何种法律手段要求该职工承担经济责任。就本案来讲，营业部已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即从某甲每月工资中扣除20%来补偿自己的经济损失，其维护合法权益的方法只有采取法律手段：一是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是因丢失手机价值达不到职务侵占罪的立案标准，公安机关未予立案；二是申请劳动争议仲裁。遗憾的是，《劳动法》对此没有相关规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劳动部《〈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均未将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该类纠纷列入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这两条救济途径因不符合立案标准或不属于受案范围而被堵死，营业部只有采取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唯一方式取得司法救济。第三、我国法律对此类纠纷的法律依据并非空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明确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处理营业部与某甲之间纠纷的最直接的法律依据。

第3篇：劳动纠纷案例范文

关键词:劳资纠纷;特点;原因;对策

    一、劳资纠纷具有的特点:

    1、劳资纠纷案件在数量上居高不下,每年皆有上升趋势。纵观近几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非公有制企业劳资纠纷数量占绝大多数,且多以用人单位败诉为主(劳动者一方申诉比例大,且申诉案件数以年均23.4%的增幅增长,同时劳动者胜诉率也较高)。从劳动争议发生的用人单位类型看,自199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来,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所占比例直线下降,非公有制企业案件明显上升,主要是私营、三资、乡镇企业和个体户侵害职工合法权益引发劳资纠纷,当中不少老板为牟求高额利润,竭力压低人工成本,甚至故意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如不履行劳动合同、随意解雇职工、克扣或拖欠职工工资、不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或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侵害职工合法权益,而引发集体停工、罢工、上访等突发事件越来越多,这说明由于《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和劳动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和价格不断健全,劳动者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劳资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劳资关系的失衡,致使劳资纠纷的数量逐年都有着明显上升趋势。

    2、当前非公有制企业劳资矛盾纠纷形式已从单一形式向多样化形式转化。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劳资的争端中,过去纠纷主要表现在企业拖欠工资,员工追讨工资这一形式上,而现在的纠纷不仅表现在员工追讨工资,还表现在员工为争取社会保险、劳动保护、休息休假权利等形式上,而且后者争纷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3、因追索劳动报酬、保险福利、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经济利益争议居主导地位。劳动关系双方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高于对其他权利的重视程度,由于劳动者处于劳动关系的弱者地位,个人很难为维护权利与用人单位抗衡,因此多从经济利益方面找回损失,而用人单位对违约出走的劳动者,也大多以经济赔偿为由提出申诉。

    4、拖欠工资纠纷案件多。绝大多数劳资纠纷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劳动报酬是引发劳动争议的第一原因,其次是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再次是自动离职或辞职。

    5、集体劳动争议上升幅度较大,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单位和非公有制企业。集体争议呈现突发性强、人数增多、处理难度大的特点。

    6、劳动争议案件发生量地域差异大,且更加集中。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集中在沿海县(市、区),山区县劳动争议数量较少。

    7、无证无照的家庭作坊与劳动者之间发生的劳资纠纷不断增多。大量无证无照的家庭作坊,雇工人数少则几人,多则20几人,用工不规范,劳动管理混乱,是劳动争议产生和矛盾激化的多发地。

    8、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往往不自愿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而是采取集体上访、封堵政府机关,甚至有集体堵塞道路交通的行为发生。

    二、劳资纠纷产生的原因:

    1、劳动者的权益受侵害又不能适时合理解决,这是引发劳资纠纷的直接原因。

    这种侵害主要涉及劳动者的劳动工资和劳动条件。在国有企业出现的劳资冲突,主要是由于企业改制、关闭破产和裁员过程中劳动者权益受损所致。在非公企业,主要是劳动条件恶劣和就业条件恶劣,特别是企

业拖欠职工工资问题成为劳资纠纷的主要原因。目前企业缺乏合理的劳动力价格标准,往往先行确定应得利润,再将剩余毛利分摊到产品中,计算人工成本,据此制定生产定额标准和工人工资。职工只有通过超时加班才能获得多一点的工资,只好“自愿加班”甚至“要求加班”。劳动条件差所导致的职业病也是劳资纠纷的直接原因。

    2、企业片面追逐利润,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部分非公有制企业的特点“多、小、散、杂”,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家庭作坊式企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用工制度不规范,片面追逐利润,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导致劳资纠纷乃至劳资冲突的发生,有的企业主以尽可能少的劳动力成本,驱动劳动者尽可能多地创造剩余价值,甚至减少劳动者正常的社会保障支出,不配备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恶意拖欠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取丰厚利润,甚至减少劳动者正常的社会保障支出,不配备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恶意拖欠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尽量节省企业支出,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日趋严重,引发的劳资纠纷不容忽视。

    3、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是其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一是劳资双方的社会地位不同。广大的农民工和外来工,文化层次较,社会地位不高,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很小。二是劳资双方在企业中的地位不同。非公有制企业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虽然一些企业建立了党支部、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但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影响甚小。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小非公有制企业尚未建立工会、党支部等组织,企业内尚未建立完善的劳资关系调整机制。此外,大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实行家族制管理,许多重要岗位由企业主的亲友担任,一般劳动者在企业中处于弱势地位。另外,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组建调委会的问题的规定不够明确,对阻挠建立调委会的企业缺乏有力的制约手段,使不少非公有制企业的老板趁机钻法律的空子,并以种种借口抵制建立调委会。由于企业没有调委会组织,一旦发生劳资纠纷时,职工在企业中便往往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由于企业内部的协商调解机制未建立完善起来,劳动纠纷处理和沟通渠道较为不畅。而有些企业内部虽然成立了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但由于企业职工对该组织不了解不信任、企业领导不重视、调解员素质不高等原因,企业调委会作用没能得到发挥,劳资纠纷不能在萌芽状态得到化解。

    4、劳动关系双方法律意识淡薄引发劳动争议。

    一方面,有的用人单位忽视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一些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管理制度,并付诸实施;有的用人单位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条款显失公平,导致劳动争议的发生。另一方面,一些劳动者守法意识差,不认真履行合同,擅自离职违约“跳槽”。有的外来员工缺乏长期就业的准备,抱着临时就业和流动就业的思想,劳动纪律观念差,在其权益受侵犯时,不能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个别人甚至采取过激的行为,引发治安刑事案件。

    5、劳动关系的日趋多样化、复杂化。

    劳动制度的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特别是劳动合同的普遍推广,使得劳动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劳动关系主体一方的劳动组织,已从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发展至不同所有制的多种经济组织,劳动关系主体之间也因劳动合同制的推广,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平等的民事关系,劳动时间、劳动保护条件、劳动纪律、劳动报酬等产生的权利、义务也因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不断扩大而发生较大变化。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用工制度,企业和职工双方还不太适应这种变化,而劳动关系一直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劳动关系的矛盾表现比较突出,导致劳动争议纠纷不断增多。

    三、解决劳资纠纷的对策

    正确处理好劳资纠纷,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且对于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当前劳资纠纷的新变化,针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考虑其发展趋势,政法机关和劳动监督维权部门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挥职能作用,正确处理好因劳资矛盾引发的纠纷和群体性事件,真正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我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来加强管理:

    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遵规守法意识

    在全社会加强就业观念教育,促使雇员摒弃只有正规

就业或端“铁饭碗”才算就业的传统观念,树立从事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等灵活形式工作也是就业的观念,树立职业平等和劳动光荣的观念,使雇员的个人观念和意识与时代进步的步伐保持一致。充分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和宣传载体广泛开展劳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劳资双方依法履行权利义务,促进用人单位自觉规范用工行为。通过法律意识的增强,使双方用工时能自觉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明确工资报酬数额或计算方法,避免产生劳资纠纷。同时,通过正反面案件的宣传教育,使劳动者认识其采取堵路等极端手段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消除一些劳动者“打官司跑断腿,不如集体上访、上路拦车讨钱快”的错误认识。注意发挥新闻舆论和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对违反劳动法、用工严重不规范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典型案件进行曝光和批评。

    2、关口前移,健全完善协调机制。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便捷、高效优势的主渠道作用,对于符合条件而又没有建立调委会的非公有制企业,要在各镇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采取有力措施,督促这些企业尽快组建调委会。对于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小企业,可设立调解小组和调解员,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由当地调委会向企业派驻专业调委会干部,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要把协调劳动关系的支点放在村企,充分发挥村企“近”(离企业近)、“明”(对企业情况明)、“快”(就地解决问题快)的特点,及时就近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3、建立欠薪保障制度。

    针对目前一些中小型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状况,特别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拖欠职工工资问题比较突出的地方建立职工欠薪保障制度。由相关部门制定实施办法,要求企业每月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的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缴纳欠薪保障金,缴费比例标准应与过去和现在企业支付职工工资的有关指标挂钩。如果受保企业职工出现拖欠工资问题,可用该企业缴纳的欠薪保障金向职工支付拖欠的工资,不足部分可通过变现企业资产来筹集。

    4、切实加强劳动合同管理。

    当前要把非公有制企业作为加强劳动合同管理的重点,并要求这些企业将合同文本送到劳动保障部门鉴证,以便及时检查和纠正劳动合同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

    5、加强对企业的劳动保障监察。

    对劳资纠纷发生较多的非公有制企业,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要予以建档和进行重点监控,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到这些企业中检查企业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特别是在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标准和支付工资、参加社会保险、工时制度、劳动标准以及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情况,督促企业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并予以必要的处罚。

    6、加强民主协商,充分发挥三方机制的作用。

    加强民主协商,充分发挥三方机制在劳动关系协调和处理中的作用。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三方就涉及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经常性的沟通和协商,共同促进劳动关系长期和谐稳定,不仅有助于发生在产业或社会区域内的一些较大规模的争议事端能够通过劳动关系双方代表组织的积极介入得以理性化解,也有助于雇主的行为在其代表组织影响及约束下能够得以自律和更加理智。当前,应加快三方机制建设,逐步向市、县延伸,并完善制度,规范运作,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格局。

    7、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依法惩处用工者的违法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多数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有的纠纷发生时,劳动者经济十分困难,个别的甚至连衣食都难以保证,如不能及时处理,可能引起矛盾激化,从而影响社会安定。因此,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法院要积级开展司法救助活动,对经济困难无力缴纳诉讼费并申请缓减免的劳动者,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依法及时办理诉讼费的缓交、减交、免交手续费,保证有理有据无钱的人打得起官司。要坚持公正裁判,强化效率意识,充分运用诉前保全、诉讼保全和先予执行等法律手段,及时解决劳动者的生活困难和后顾之忧,确保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对群体性劳资纠纷案件法院要提前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协调工作,受理后尽快判决,判决后及时移送执行,执行庭采取拍卖等措施筹集资金,并优先发放工资款。

    8、建立高效的劳资纠纷处理机

制。

    我国劳资纠纷在整体上明显呈现逐年攀升、显现化、不断扩展甚至加剧的趋势,健全和完善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已迫在眉睫。

    (1),加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实体化建设,提高劳动争议仲裁工作效率和质量。

    (2),扩大劳动仲裁机构的受理范围。所有的劳资纠纷均应列入劳动争议仲裁的受理范围形成全方位受理劳资纠纷的格局。

    (3),完善劳动仲裁监督程序。明确上级仲裁委员会有权监督下级仲裁委员会的工作,赋予市以上各级仲裁委员会在行使仲裁监督职能时的责令改正权、直接处理权和建议处理权。另外,还应发挥仲裁机构自身监督作用,严格办案程序,加大劳资纠纷处理工作的法制宣传,增加劳资纠纷处理工作的透明度,拓宽仲裁监督的多种渠道。

    9、完善《劳动法》体系,使劳动关系协调和处理有法可依。

    随着加入wto后,《劳动法》的修改首先应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接轨,将我国已批准或应批准的国际公约的重要内容在《劳动法》中体现出来,把以不当解雇和就业歧视的司法救济为主要内容的劳动权的保护问题作为修改的核心内容,增强《劳动法》的强制性和适用性。同时还应尽早形成《劳动法》体系,在立法层面解决诸如事实劳动关系、多重劳动关系等新出现的问题,使劳动关系协调和劳资纠纷的处理最大限度地实现有法可依。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我国企业的劳资纠纷日益突显,案件的数量越来越多,案情越来越复杂,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程度越来越大,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劳资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预防和有效处理,将对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拖欠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工资引发各类刑事案件,对企业主进行人身攻击、群体性暴力事件、游行示威、阻碍公共交通等行为会引起一定范围的社会恐慌或社会波动,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秩序,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们要高度重视劳资纠纷对社会的影响,加强社会各方面的协力作用,为解决我国企业的劳资纠纷献计献策,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主义企业劳资关系。因此,政府相关部门要统一协调,既要对企业实行有效的监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有效解决劳动纠纷,又要保证企业健康发展,实现劳资双方互利共赢。(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参考文献:

    1、赵媚夏、余坪,《外来工期盼劳资和谐》,南方月刊,2007,9. 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2-2006. 3、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版。

第4篇：劳动纠纷案例范文

主张受理的意见认为，《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企业与职工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发生的争议，按照劳动争议处理。该条例的解释注明，“保险”是指社会保险，包括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待业保险、养老保险和病假待遇、死亡丧葬抚恤等社会保险待遇。显然，社会保险费纠纷属于劳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第1条，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收案范围，则对《劳动法》第2条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作了扩大解释，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因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发生的所有纠纷，全部纳入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之内，同时也将《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的四项劳动争议涵盖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之中。这是劳动争议受案范围的准确定义，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利益。同时，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力量不足，加上一些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往往要求用人单位整体投保，甚至是几个险种捆绑式投保才予以接受，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采取司法救济手段，劳动者的法定权利就得不到保护。因此，社会保险费纠纷应当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

上述认识上的不一致，导致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针对社会保险费纠纷出现了不同的做法。中国审判法律应用支持系统同一个社会保险法律条文下列举的案例，事由相仿，判法迥异。这种不一致不仅发生在不同的省份，同一个地区不同的法院也存在认识和实践的偏差。社会保险关乎国计民生、关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和谐稳定，人民法院对此类纠纷受理和处理的普遍不一致无疑是法制社会十分尴尬的现象。2006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讨论通过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二》），该司法解释数易其稿，最终就社会保险费纠纷的定论仍然令人疑惑。《劳动争议解释二》第6条规定：“劳动者因为工伤、职业病，请求用人单位承担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7条规定“劳动者请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社会保险金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我们很难从这两条相关的规定中获得社会保险费纠纷是否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和处理的答案。最高人民法院在《〈劳动争议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中认为，社会保险费纠纷应当区分三个层次，一是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劳动者损失的，这类争议应当属于劳动争议；二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后，没有按时足额缴费，这类争议应当属于行政争议，依照行政强制征缴的程序办理；三是保险金的发放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给付属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觉履行的法定职责，这个职责属于行政法规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职责，如果产生纠纷，应属于行政案件。上述观点界定了人民法院受理社会保险费案件的范围，就在于第一层次。最高人民法院就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和观点具有权威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从中寻求社会保险费纠纷是否应当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和处理的答案。开启答案的钥匙就在于对第一层次中所谓“造成劳动者损失的”理解。

笔者认为，“造成劳动者损失的”不能作狭义的理解，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无论对劳动者造成了现实损失还是将来的损失，人民法院都应当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也就是说，笔者基本支持上述主张社会保险费纠纷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的意见，但受理的范围不包括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后，没有按时足额缴费的争议，这类争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应当属于行政争议，依照行政强制征缴的程序办理。至于保险金的发放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给付，由于争议双方是劳动者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是发生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纠纷，当然不能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

笔者认为上述社会保险费纠纷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的理由如下：

（一）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的申报和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既是用人单位在公法上的义务，也是相对于劳动者的契约伴随义务，劳动者有权申请私法上的救济。《劳动法》第72条、第100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26条等法律法规规定，用人单位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可以由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征缴。这就表明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的申报和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属于用人单位在公法上的义务。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损害的不仅是劳动者的利益，还损害了国家的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获得公法上的救济，向劳动行政管理机关举报，由行政机关依法处理。同时，劳动合同系属于一种继续性、具有强烈依赖性之特别结合关系，因而也产生众多附随义务。既有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诸如忠实、注意、通知、竞业限制、保密等伴随义务，也有用人单位相对于劳动者诸如提供安全卫生、劳动条件、休假、特别是参加社会保险的伴随义务。在工业社会中，每个劳动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在出现伤、残、病、失去劳动能力等情形下的物质帮助，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基于此而建立。本文所讨论的社会保险实际上就是劳动保险，它与劳动者付出劳务密切相关，接受劳动者劳务的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保，也是相对于劳动者的私法上的义务，否则即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能够获得私法上的救济。其方式就是通过工会等有关组织协调，或者对用人单位提起仲裁和诉讼。

（二）行政强制征缴与民事司法救济并不矛盾。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既可以通过举报，由劳动行政管理机关强制征缴，也可以对用人单位提起仲裁或诉讼维权。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两者的并行体现了行政职能与司法职能的互补，对于处在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是一种双重保护。我们知道，劳动法律法规总体上的性质属于社会法，即既有

行政法的属性，也有私法属性。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劳动法律法规作为社会法的典型表现，既关乎劳动者的个体利益，也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关乎国计民生。目前，劳动监察机构的执法力量还比较薄弱，作为政府下属的一个机构，在有可能触及政府利益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决绝的行动的。社会保险的参保覆盖面、参保时间和缴费数量还远远低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这足以证明单纯依靠行政力量难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人民法院将社会保险费纠纷拒之门外，只能使劳动者的利益受损，且缺乏全面有效的维权途径。因此，人民法院应当保护劳动者私法上的权利，受理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为自己参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纠纷。

（三）对“造成劳动者损失的”作狭义的理解，可能造成对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不利的严重后果。社会保险目前共有五类，即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应当说，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任何一种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都可能给劳动者造成损失。那么，所谓“造成劳动者损失的”，是否指客观上已经给劳动者造成现实损失的？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该意见的文义理解，可能会得出肯定的答案，否则第一层次无需加上“造成劳动者损失的”定语。这么理解，确实可以使人民法院回避一些不便涉及的社会问题，而且可以在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劳动者现实损失时，使用人单位承担对劳动者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中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社保关系、缴纳保险费，劳动者尚未退休、没有自己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没有实际发生医疗费用等没有已发生实际损失的情形，则无司法救济途径。这就可能导致用人单位采取相应措施，规避参保，造成劳动者将来的损失。比如用人单位在劳动者退休前解除或者终止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上述但书部分恰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劳动者最为关注的切身利益，如果对“造成劳动者损失的”作已经发生的、现实的损失这样狭义的理解，可能造成对劳动者老有所养、疾病救助等合法权益保护不利的严重后果。

对规范性法律法规、法律文件的解释，仅凭文义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作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社会保险制度利国利民，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的目的无疑是让劳动者受益，特别是让劳动者在年老、患病时获得经济保障。因此，对“造成劳动者损失的”不能作狭义的理解。已经发生现实损失的，劳动者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侵权之责；属于将来的损失的，由于非因特殊情况必将发生，劳动者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参保和缴费之责。这两种社会保险费纠纷，人民法院均应当受理。

关于社会保险费纠纷案件的处理，也是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处理上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是否应当受理的争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就社会保险费纠纷区分的三个层次中的第一层次论，结合《劳动争议解释二》全民征求意见稿的精神和本文就两种社会保险费纠纷应当受理的观点，可以区分两个层次进行处理：

（一）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已经造成劳动者现实损失的纠纷，劳动者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发生的纠纷，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解释》第1条第（3）项的规定。这类纠纷按照原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依法参保条件下，劳动者能够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领取的费用或者享受的待遇，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赔偿。这里面也有一些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问题，比如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低于15年的，劳动者的待遇只是已经缴纳的费用及利息的返还。那么，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的费用及利息属于劳动者的损失，劳动者只能就该损失主张权利。总之，用人单位向劳动者的损害赔偿之责应当等于参保条件下，劳动者能够获得的费用及待遇。

2、劳动者尚未退休，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用人单位未为其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现实损失的纠纷。这类纠纷包括劳动者发生工伤、非因工伤的疾病、生育三种情况，劳动者可以按照用人单位依法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条件下的待遇项目和标准主张权利，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3、劳动者尚未退休，在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未为其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现实损失的纠纷。这类纠纷主要包括劳动者发生非因工伤的疾病、劳动者生育、失业三种情况，劳动者可以按照用人单位依法为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条件下的待遇项目和标准主张权利，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该情形下还有一种例外情况是劳动者自己参加社会保险，缴纳保险费的，该种情况虽属例外，但实践中并不鲜见，也是值得肯定的做法。劳动者可以主张用人单位返还已缴纳的费用中属于单位应当缴纳的部分费用。

（二）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劳动者建立社保关系、缴纳社会保险费，造成劳动者将来损失的纠纷，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为其参保，缴纳和补缴社会保险费。造成劳动者将来的损失，既应当包括非因特殊情况必将发生的，比如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也应当包括可能发生的，比如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但可以不包括不可能发生将来损失的生育保险。人民法院对劳动者提出的上述请求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第5篇：劳动纠纷案例范文

关 键 词：体育法；职业体育；保障合同；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3-0030-05 

Abstract： Based on Chinese laws as well as constitutions and regulations and such of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CBA），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CFA） and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the author studied occurrence causes，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of professional sports guarantee contract disputes，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the lack of contract signing related legal knowledge， failure of contract terms to specify the obligations，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arties concerned， are main causes for producing contract disputes；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CFA and CBA， while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ternal resolution of contract disputes by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contract disputes by labor dispute arbitration courts in terms of arbitration content， compensation amount， appeal procedure etc.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reducing contract disputes： perfect the regulations of sports organizations； refine contract terms in order to spec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parties concerned， and so on. 

Key words： sports law；professional sports；guarantee contract；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在西方职业体育新闻报道中，类似“Michael Beasley signing non-guaranteed contract with Grizzlies[1]”（迈克尔·比斯利与灰熊队签署非保障合同），“Wayne Ellington’s contract guarantee with Lakers increases[2]”（韦恩·艾灵顿与湖人队的合同保障增长）等是司空见惯的新闻标题。其中，“guaranteed contract”为“保障合同”之意。职业体育保障合同，是指体育协会或职业俱乐部与教练员或运动员签订的，在教练员或者运动员出现某些情况（如伤病、精神失常、能力下降等）时仍旧确保合同有效的合同。与之相关的有3个概念：（1）全保障合同，是指有非常完备的利益保障的合同。例如，俱乐部与教练员约定在合同期内，如果后者因为某些限定的原因达不到俱乐部的期望，俱乐部仍旧支付其全部薪水。（2）部分保障合同，是指有部分利益保障的合同。例如，俱乐部与教练员约定在合同期内，如果后者因为某些限定的原因达不到俱乐部的期望，俱乐部只支付其底薪。（3）无保障合同，如俱乐部在教练员达不到预定成绩的时候，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在职业体育界，全保障合同并不罕见。一些俱乐部为了争夺到最优秀的教练员或运动员，往往会与之签订全保障合同。例如，尼克斯队与林书豪签订的2012赛季合同就是全保障合同；科比曾经在2013—2014赛季只打了6场比赛后就因伤退出，之后仍旧在湖人队拿着超过3 000万美金的年薪，亦是因为科比与湖人队签订了全保障合同。此类合同一般很少出现纠纷。 

在我国发展职业体育以来，职业体育合同纠纷频发。在不少案例中，我国体育协会或俱乐部由于不了解游戏规则、不谙熟签订合同的技巧，合同签订之时就埋下了败诉的隐患。如2013年国足惨败泰国后，中国足协与卡马乔解约。随后，媒体披露中国足协需为卡马乔赔付高达700万欧元的天价违约金，一时足协成为众矢之的。又如天津泰达与前意大利籍主帅马特拉奇的合同纠纷中，天津泰达赔偿了马特拉奇100多万美元[3]。上述案例中，足协、泰达与各种聘请的教练员签订的合同依据某些体育组织的惯例被视为保障合同。我国体育界在出现付出沉重代价的案例之后，才对此有所了解。目前，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本研究以案例解析的方式，结合我国法律，国际足联、国际体育仲裁院、中国足协等的相关规定，探讨我国职业体育保障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解决机制及预防措施等相关问题。　1 我国职业体育保障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 

在我国职业体育领域，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有马特拉奇与泰达足球俱乐部（2003）、佩特科维奇与申花足球俱乐部（2006）、中国足协与卡马乔（2013）等涉外合同纠纷案，以及马健与东方篮球俱乐部（2004）、李昕与稠州银行篮球俱乐部（2014）等国内合同纠纷案。下面以马特拉奇与泰达、李昕与稠州银行的合同纠纷案为例进行分析。 

1.1 泰达足球俱乐部与马特拉奇的合同纠纷案 

据媒体报道，2003年初，意大利籍教练马特拉奇与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签订了为期3年的执教合同。由于泰达在联赛中连续落败，俱乐部在当年的8月解除了马特拉奇的执教权，只保留了主教练的名分。之后马特拉奇及另外两名教练怅然回国。马特拉奇认为，泰达单方面违反合同削夺了他的执教权，必须给他相应的赔偿，于是他回国后向国际足联状告泰达。由于不满国际足联的裁决，他上诉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最终CAS判泰达赔偿给马特拉奇150万美金[4]。但另有媒体报道：2004年，国际足联通过中国足协告诫泰达，必须尽快平息此事，否则国际足联将判决泰达最高可能赔付3位教练共198万美金。迫于压力，俱乐部派员与马特拉奇谈判。最终泰达赔付马特拉奇100万美金，了结了此事[5]。无论哪一种报道属实，总之泰达赔付了巨款。这件事情让泰达吸取了教训，之后泰达在与捷克教练雅拉宾斯基签约时，就在合同里写明了 “成绩不好，随时走人”之类的条款。起初雅拉宾斯基不接受，但泰达俱乐部坚持，雅拉宾斯基最终妥协。 

1.2 李昕与稠州银行篮球俱乐部的合同纠纷案 

2013年，有着CBA、中国女篮国青队执教经历的李昕，与浙江稠州银行女篮俱乐部签订了一份为期3年、税后年薪约60万元人民币的执教合同。在2013—2014赛季浙江稠州银行女篮，只名列第4。虽然李昕很想在下一赛季冲击总冠军，但稠州银行方解除其主教练职务，将其转岗为俱乐部副总经理，年薪为12万元。之后又以李昕请假期满未归队为由解除合同。李昕遂向中国篮协求助，篮协调解无果后，表示“不负责”。无奈之下，李昕向杭州市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李昕认为，合同上只详细注明李昕率队夺取联赛冠、亚、季军应获的奖金，并没有写明，如果未夺冠，会有怎样的惩罚，故俱乐部以没有完成成绩指标为由提前解约，属于违约。李昕还表示，合同中注明：“该合同为三年全保障性合同”，“如果知道主教练位置是不被保障的，我绝对不会放弃国青女篮主教练的位置，用这一年去冒险。”[6]稠州银行方则表示，合同文本中明文规定了夺冠的要求，显然具有约束作用[7]。在庭审中，双方表示接受仲裁庭调解。2个月之后此事尘埃落定，双方的合同正式解除，俱乐部对李昕进行了补偿，未透露补偿金额[8]。 

2 引发保障合同纠纷的主要原因 

2.1 合同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 

产生合同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俱乐部原本无意与教练员或运动员签订全保障合同，但由于法律知识欠缺、不了解国际惯例，缺乏对合同条款的周密考虑，或由于其它因素的干扰等，没有签订有关解聘教练员或运动员的条款，使得合同成为了事实上的全保障合同，埋下了合同纠纷的隐患。泰达足球俱乐部与马特拉奇签订的合同，就属于这一种情形。因为依据某些体育协会或联盟的惯例，没有签订解约条款的合同，即为保障合同，除非教练员或运动员出现法定可以解约的情形，俱乐部提前解约后，仍旧需要支付数额巨大的资金。如“NBA标准球员合同第16条规定，在任何时候，如果在任何赛季的1月1日之前，根据球队管理层的唯一判断，球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技能或竞争能力继续作为球队一员，球员合同被球队解除，则球员应继续接受他的完整基本薪资，扣除所有劳工赔偿收益、球队支付球员保险的赔偿，直到球员能够作为高水平球员从业为止，但是不能超过该赛季。如果合同被球队按照本项规定在赛季的1月1日至赛季结束间终止，则球员应有权接受他该赛季的全部基本薪资”[9]。不过，并非所有的职业体育联盟都有类似规定。如NFL、欧洲职业足球等的劳动合同中没有保障合同，而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即俱乐部在与教练员或球员签订合同之时，就向后者一次性支付一笔巨额的签约金。如果俱乐部提前与教练员或球员解约，后者不用归还签约金[9]。 

2.2 合同当事人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了合同中的的责、权、利 

产生合同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二，是在合同当事人中，有一方甚至双方可能是出于某些动机，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了合同中的的责、权、利。双方合作出现裂缝之后，各自围绕合同中未明确的责任和利益发生争执，引发纠纷。以李昕与浙江稠州银行的合同纠纷案为例，虽然在签订的合同中注明了“该合同为三年全保障性合同”，但是，与某些国际体育协会或体育联盟的惯例不同的是，在我国的《劳动合同法》中，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不存在“保障性合同”这一概念。而在李昕与浙江稠州银行签订的合同中，并未详细列明“全保障性合同”包括哪些保障，所以庭审时仲裁员特意向李昕的律师询问“全保障性合同”的含义。李昕的律师之一黄河解答：这样的合同适用于体育界普遍存在的情况，即使在受伤（适用于运动员）、离职、患病甚至身故的情况下，工资仍必须全额发放给本人或法定继承人，岗位及工资待遇不能调整[10]。稠州银行方则不认可李昕的律师对“全保障合同”的解释，声称合同文本中规定了夺冠的要求，显然对李昕具有约束作用。这是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从常理来推断，既然稠州银行在与李昕签订合同时，注明了：“该合同为3年全保障性合同”，应该不会不明白“全保障性合同”的含义。未在合同中明列“全保障性合同”的内容，是疏漏还是有意流出空间？有媒体称“只能理解为双方当初在合同书上落笔时已经心领神会了”[11]。 

3 职业体育保障合同纠纷的解决机制 

在中国足协、泰达足球俱乐部等与教练员的纠纷案中，中国足协、泰达给教练员赔付巨款，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国际足联或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压力。而在李昕与稠州银行女篮俱乐部的纠纷案中，中国篮协调解无果后表示“不负责”。为什么在劳动合同纠纷中，国际足联对中国足协和泰达有约束力，而中国篮协却似乎无能为力？这些案例的纠纷解决机制有什么差异？对于规避、解决职业体育合同纠纷有什么启示？

3.1 不同体育组织内部解决职业体育合同纠纷的差异 

1）体育组织有优先解决内部纠纷的权力。 

由于竞技体育，特别是职业体育具有极强的专业性要求，体育组织普遍设有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纠纷。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体育组织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不能够挑战国家的司法主权，不应该脱离法律管辖，但在实践中，各国仲裁法庭及法院一般对体育组织优先解决内部纠纷的权力予以尊重。体育组织在解决内部纠纷时，对俱乐部、教练员等内部成员的制裁不属于法律制裁而是属于纪律处罚，与法院判决有着本质的区别。 

2）足协、篮协对劳动合同纠纷的管辖权差异，源于组织规定不同。 

体育组织取得合同纠纷的管辖权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依据：（1）依据合同约定。一般来说，国内体育协会或者俱乐部与外籍体育人士签约时，会签订出现纠纷时由相应的国际体育协会进行仲裁的条款。例如，职业篮球俱乐部引入外籍球员时，通常会签订“FAT（国际篮联仲裁庭）条款”，双方发生纠纷时将案件交由FTA裁决；（2）依据体育组织的章程。例如，在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章程中，第61条第2款规定：“除非国际足联规程有特别规定，任何事务不得求助于普通法庭。”第3款规定：“为确保上述规定的执行，各会员协会应在其章程中加入一条款，规定其俱乐部和会员不得将争端向普通法庭上诉，要求所有的争端都应提交会员协会，相应洲际足联或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裁决。”与国际足联保持一致，中国足协在《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的第62条第1款规定：“会员协会、注册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本会、其它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会的仲裁机构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在《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5条第2款规定：“会员协会仲裁委员会受理下列案件：会员协会、足球俱乐部、足球运动员、教练员、经纪人相互间，就注册、转会、参赛资格、工作合同、经纪人合同等事项发生的属于行业管理范畴的争议。”[12]因此，国际足联、中国足协均对俱乐部、教练员、运动员等的工作合同有管辖权。在实践中，中国足协、国内足球俱乐部等与外籍体育人士的合同争议通常由FIFA管辖。但是，FIFA无权处理任何商业性合同，也不受理形象权合同，其管辖权限于教练员、运动员等的工作合同[12]。需要强调说明的是：（1）劳动合同纠纷存在基于国际足联的“特别规定”而通过民事法庭审理的可能性。如《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和转会规定》第8章第22条规定：FIFA的管辖权不妨碍任何俱乐部和球员通过民事法庭解决雇佣纠纷[12]。（2）劳动合同纠纷中，如果存在违反国家法律、地方法规等情形，已经超出了中国足协的管辖范畴，劳动争议仲裁庭或法院会受理案件。如在2009年 “中国足坛最大金额讨薪案”中，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裁令深圳市亚旅足球俱乐部（后更名为深圳市红钻足球俱乐部）支付18名球员2008赛季工资、奖金等合计300多万元；深圳市足协对亚旅足球俱乐部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之后深圳市足协向法院上诉，提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经过法院一审、二审，最终深圳市足协败诉。 

与中国足协、国际足联要求会员“不得将争议提交法院”不同的是，在中国篮球协会的规定中没有类似的要求。在2014年的《中国篮球协会俱乐部、运动队、运动员和教练员注册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俱乐部、运动队与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发生合同争议或注册、转会等争议时，当事人各方应努力协商解决，若协商仍无法解决可向中国篮协申请调解或裁决。”俱乐部与外籍运动员签订的聘用合同中，“争议解决条款，采用下列任何一种争议解决方式：（1）提交国内仲裁机构仲裁；（2）提交国际篮联BAT（Basketball Arbitral Tribunal）仲裁；（3）提交国内有裁决权的人民法院裁决。”可见，中国篮协并没有强制规定“争议必须由中国篮协或国际篮联调解或裁决”。因此，李昕与稠州银行的纠纷案中，当事人双方可以申请中国篮协调解或裁决，也可以将纠纷提交劳动争议仲裁庭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起诉到法院。 

3）合同当事人对国际体育组织的裁决有异议，可以（或只能）上诉至CAS。 

合同当事人对国际体育组织的裁决有异议，可以上诉至CAS（国际体育仲裁院）。而有些国际体育组织，如国际足联规定只能上诉至CAS。上诉至CAS主要有3个方面的依据： 

一是依据体育单项组织的章程。例如，在国际足联（FIFA）的章程中，第60条规定：“在向俱乐部、联赛、会员协会、各洲际足联和国际足联各级别的上诉都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只有CAS有权对最后的决定和纪律处罚决定的上诉进行仲裁。但必须在作出决定的通知发出后10天内向CAS提出上诉。”第61条规定：“各洲际足联、会员协会和联赛应承认CAS为独立的司法机构，并确保其会员、下属球员和官员遵守体育仲裁法庭作出的决议。此规定同样适用于授权的比赛和球员经纪人。” 

二是依据《奥林匹克章程》。在《奥林匹克章程》中有CAS仲裁条款，如果某一体育组织表示接受《奥林匹克章程》，加入该体育组织的运动员、教练员无疑也应该受到《奥林匹克章程》的约束，发生与奥运会有关的争议时应接受CAS的管辖。CAS仲裁条款不需要体育组织与教练员、运动员等单独签署。 

三是依据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由于职业体育领域的许多争议与奥运会无关，或者合同当事人所属的国际体育组织章程中，没有类似与国际足联章程中“只有CAS有权对就最后的决定和纪律处罚决定的上诉进行仲裁”这样的规定，这时需要合同当事人各方约定出现争议时可以由CAS裁决，CAS才可以审理案件并通过相应的体育协会或组织执行其裁决。《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规则》规定：当事人将体育相关争端提交体育仲裁院的前提是，合同中列有仲裁条款，或者当事人就争议达成了仲裁协议[13]。 

在马特拉奇与泰达的纠纷案中，马特拉奇不满国际足联的裁决，上诉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马特拉奇上诉的程序就是基于FIFA章程的规定。

3.2 我国劳动争议仲裁与体育组织内部裁决的差异 

体育组织内设的仲裁庭（或仲裁委员会）与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庭主要有以下差异： 

一是两者作出裁决的内容不同。有些裁决只能由体育组织内部的仲裁庭作出，如停赛、降级、罚款、警告等。劳动仲裁庭作出的裁决主要有：劳动合同无效或有效、解除或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与赔偿金等。 

二是两者裁定的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数额差距较大。发生全保障合同纠纷时，体育组织有可能裁定俱乐部支付运动员或教练员合同期内的全部工资。这在劳动争议仲裁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48条，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劳动者只能在“要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两个选项中选其一。赔偿金的数额与当事人的工作年限有关。在李昕与稠州银行的纠纷案中，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7、87条等条款，如果李盺要求俱乐部支付赔偿金，依据其在俱乐部的工作年限，她最多只能获得相当于3个月工资的赔偿金。因此，李盺要求俱乐部继续履行合同，因为假若她胜诉，她工资要由俱乐部按照原合同支付，这将远远超过3个月工资的数额。 

三是上诉的对象不同。对国际体育组织，如国际足联、国际篮联的裁决有异议，上诉的对象是CAS。不接受我国劳动仲裁庭的裁决，上诉的对象是法院。 

3.3 合同纠纷的诉讼解决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纠纷实行“一裁二审”制度。劳动争议仲裁庭一般会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调解，如果当事人不同意接受调解才进行劳动争议裁决。如果当事人不接受仲裁结果，可在15天内起诉到一审法院。如果当事人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可在15天内向二审法院上诉。但是，并非所有的诉状都会被法院受理。在2008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例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第7条中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范围，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4 预防职业体育劳动合同纠纷的建议 

4.1 细化合同条款，明确当事人各方的责任与义务 

职业体育保障合同具有不同于普通劳动合同的特殊性。目前，我国法律、体育组织规章等都没有相关规定，解决合同纠纷时缺乏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依据。如果保障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各方的责任与义务，既会增加案件审理的复杂性，也加大了裁决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签订保障合同时，当事人各方应对“保障”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的约定；对于出现何种情形时双方可以解除合同、有无赔偿金或经济补偿等等均要在合同条款中明列，以避免陷入保障合同陷阱。 

4.2 体育组织应明确相关规定，并为预防职业体育劳动合同纠纷提供指引 

在中国篮协的《中国篮球协会俱乐部、运动队、运动员和教练员注册管理暂行办法》中，合同的种类包括试训合同、聘用合同、外援合同、有保障性劳动合同、无保障性劳动合同。”但是，对于这些合同种类的定义，篮协并没有进行解释或说明。“保障合同”只是一个职业体育行业术语而非法律术语。因此，在李昕与浙江稠州银行的合同纠纷案中，双方当事人围绕着“全保障合同”的保障内容发生争议，仲裁员亦不明白“全保障合同”的含义。如果中国篮协的相关规定中，对什么是“有保障性劳动合同、无保障性劳动合同”有明确的定义，无疑可以为仲裁庭、法院等在审理李昕与浙江稠州银行劳动合同纠纷案时提供有力的依据，降低审理案件的难度。 

劳动合同几乎是所有职业体育俱乐部、教练员和运动员等都需要签署的一种重要合同。鉴于我国体育协会、职业体育俱乐部、教练员和运动员等普遍缺乏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知识，建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牵头，在组织中国足协、中国篮协等对职业体育劳动合同纠纷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出可以为预防职业体育劳动合同纠纷提供指引的，比较详细的职业体育劳动合同样本，供职业体育界人士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参考使用。 

参考文献： 

[1] Adrian Wojnarowski. Sources：Michael Beasley signing non-guaranteed contract with Grizzlies[EB/OL]. http：//sports.yahoo.com/news/sources--michael-beasley-signing-non-guaranteed-contract-with-grizzlies-002809588.html. 

[2] Eric Pincus. Wayne Ellington''s contract guarantee with Lakers increases[EB/OL]. http：//latimes.com/ 

sports/lakers/lakersnow/la-sp-ln-lakers-wayne-ellington-contract-20141201-story.html. 

[3] 腾讯体育. 赔马特拉齐150万？泰达辟谣：这事早已私下解决[EB/OL]. http：//sports.qq.com/a/20070109/ 

000318.htm. 

[4] 网易体育. 泰达遭遇史上最重罚单CAS判赔马特拉奇1 200万[EB/OL]. http：//sports.163.com/07/0108/ 

10/34ACT5BN00051C89.html. 

[5] 腾讯体育.赔马特拉齐150万？泰达辟谣：这事早已私下解决[EB/OL]. http：//sports.qq.com/a/20070109/ 

000318.htm. 

[6] 田欣欣. 李昕：他们用最低工资羞辱我 篮协表态此事不负责[EB/OL]. http：//sports.sina.com.cn/cba/2014- 

07-28/02257269141.shtml. 

[7] 楼栋. 李昕状告稠州银行俱乐部违约[EB/OL]. 

http：//sports.163.com/14/0729/07/A2A9H42L00052UUC.html. 

[8] 戚珊珊. 李昕与稠州俱乐部和解 获得补偿后解除劳动合同[EB/OL]. http：//sports.eastday.com/s/20140927/ 

u1a8364461.html. 

[9] 韩勇. 职业球员劳动合同解除研究[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6）：153-154. 

[10] 殷佩琴. 全保障性合同有多少保障？李昕有没有打骂球员？[N]. 都市快报，2014-07-30（B06）. 

[11] 戴春光. 李昕案合同漏洞很大 别等打官司才想到找律师[N]. 羊城晚报，2014-07-30. 

第6篇：劳动纠纷案例范文

聘用合同在签订时当然首先应当符合签订一般合同的条件，但其一旦生效则具有单独的特点。

第一，聘用合同要求特殊的主体格。聘用合同的一方主体通常是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用人单位。另一方主体是一个或数个劳动者。

第二，聘用合同主体在地位上具有从属性。聘用合同成立后，受聘用的劳动者即成为聘用单位的一名职工，接受聘用单位的行政管理。劳动者与聘用单位形成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按协议或国家规定享有工作、休息、福利等权利。

第三，劳动者主要以工资形式取得报酬。劳动者只要按合同，通过自己的工作完成一定的数量、质量指标或任务，即可以取得报酬。该报酬与劳动者所完成的工作直接挂钩。

第四，劳动者在工作中不承担经营风险。经营风险不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基础工资，而只可能影响奖励工资。

实践中，聘用合同与联营、合伙、承包等合同容易混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准确认定案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聘用合同与联营合同的区别 联营是平等的法人之间，法人与个人之间联合生产经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中法人与个人的联营合同容易与聘用合同混淆。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主体、分配方式及风险承担方面。联营合同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联营各方按约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而聘用合同的主体之间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被聘用人主要以工资形式取得报酬，生产及经营风险则由聘用人承担。紧密型的联营还将成立新的法人体，聘用则无此特殊要求。例如，个体经营户王某与某热水器厂签订一份协议。协议言明热水器厂聘用王某为产品推销员。王某自费为热水器厂推销产品，并按销售利润的30%取得报酬。这实质上是一份联合销售合同。王某自己支付产品的推销费用，并承担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热水器厂则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联营各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尽管这份协议中有“聘用”字样，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是一份聘用合同。而以合同规定的利润分配方式及风险承担方式的条款，可以看出它的联营合同的实质。

2、聘用合同与合伙合同的区别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并按约获得的协议。个人聘用个人的合同关系在表面上与个人合伙相比，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聘用合同中表现出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从属关系，而合伙中每个合伙人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分配方式和风险承担上，聘用人以工资形式支付被聘用人报酬。聘用人独自承担风险，而各合伙人则以共同劳动按约分得报酬，共同承担风险，且各合伙人之间对外承担无限清偿的连带责任。法律形式上合伙与聘用亦有不同要求。合伙经营必须到工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而聘用则无此要求。

第7篇：劳动纠纷案例范文

一、关于当前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成因

1、引发纠纷的主要类型

（1）事实劳动关系争议纠纷案件。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必须是书面合同，这既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有益形式，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是劳动关系稳定、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然而事实劳动关系在实际用工中却大量存在，尤其在民营、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中较为突出，纠纷较多。

（2）用人单位拖欠、扣发劳动者的薪金、欠缴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统筹金纠纷案件。用人单位为追求自身利益，无视劳动保障的法律、法规，随意拖欠、扣发劳动者的报酬，甚至欠缴劳动者社会保险统筹金。根据有关资料反映，2001年度我市8个企业主管管理局下属的企业和部分区属企业有26000多人被拖欠工资4000多万元①。

（3）劳动合同内容争议纠纷案件。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除采用劳动部门提供的标准范本外，还经常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附件内容在权利、义务上违法现象较为严重，尤其是乡镇企业和城镇私营企业中更为突出，如一边倒合同、生死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等②。

（4）劳动者辞职引发的巨额赔偿及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件。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人才流动性增大。劳动者在“跳槽”后，有的人将原用人单位的经营信息资料、客户资源资料以及有关技术秘密用于新的用人单位，从而引发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有的人因与原用人单位签订了巨额违约金条款，从而引发巨额赔偿纠纷。

（5）国有或集体企业改革引发纠纷案件。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全面推进，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引发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纠纷、经济补偿金纠纷，在企业用工制度改革引发雇员纠纷、竞争上岗纠纷、岗位变动纠纷、收入分配变动纠纷。

2、争议纠纷的主要特征

（1）劳动争议纠纷的数量和升幅日趋增大。根据劳动仲裁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2002年受理劳动争议纠纷案113件，涉及劳动者212人，比2001年分别增长了94.8%、241.9%。根据我院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统计资料反映，在2002年受理劳动争议案81件，涉及劳动者81人，与2001年相比，均增长了125%。

（2）劳动争议的主体和内容复杂化。多种经济结构形式使得用工主体的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就业格局呈现多元化，造成劳动关系多样性，劳动争议涉及的主体日益广泛，争议内容不仅包括合同履行期间的权利义务，还包括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所产生的附随义务，不仅包括常见的工资报酬、社会福利待遇纠纷，也包括在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中出现的特殊纠纷，劳资纠纷的内容日趋复杂。

（3）劳动争议纠纷的社会性特点日益显露。在当前，劳动报酬、保险福利、经济补偿金等内容的纠纷占劳动争议纠纷总量的50%以上，劳资双方的利益矛盾成为纠纷的主要焦点，尤其是我国正在进行的企业改革所引发的劳动关系剧烈变动和冲突，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生存权，是社会敏感问题，具有极强的社会性。

3、劳动争议形成的原因分析

（1）劳动关系利益化。这是劳动争议纠纷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市场经济作用下，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劳动者则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实现，这势必使劳资双方在利益方面构成了矛盾性，形成了利益冲突，一些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只注重经济效益，不重视职工的合法权益，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现象十分突出，造成了劳动关系的不稳定、不和谐，并且这种利益将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而有增多和深化的趋势，劳动争议纠纷将在一段时间内急速暴发增长。

（2）企业的不规范管理。这是劳动争议纠纷形成的主要原因。体现在：①企业制度的不规范。企业没有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建立和完善自身的内部规章制度，造成企业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管理者的随意性和无序性，规章制度的违法性，直接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导致争议纠纷的产生。②劳动合同管理的不规范。劳动合同是规范劳动用工关系、明确劳资双方责权利的关键，一些企业法律观念淡薄或不愿遵守法律，采用不签订、拖延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或者采用签订“霸王合同、生死合同”等，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利益，致纠纷不断产生。③企业改革的不规范操作。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和改组、改制工作全面推进过程中，一些企业不能严格执行法律和政策，操作不规范，宣传不到位，不断引发集体上访，有的企业甚至以资产变现难为由，采取拖延赖帐的办法，扣发补偿金或安置费。

（3）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我国劳动力市场处于供过求的局面，劳动关系力量对比明显不平衡，造成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企业不用担心劳力资源的枯竭，往往轻视或者损害劳动者权益，而劳动者尤其是外来劳动力，维权意识不强，仍抱有陈旧的就业思维定式，为了自己的就业岗位，采用以“尊严换就业”的方式，对企业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忍辱负重，迫使自己放弃权益。

（4）劳动保障部门的行政监管职能薄弱。劳动监察是政府运用行政职权对劳动关系进行调整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立法的原因，劳动保障部门的行政执法权力相对软弱，强制性手段有限，在执法过程中与其他行政部门的配合不协调，造成对企业的惩处力度不够有力，加之自身在经费、设备和人员的不足，削弱了执法力量，致使对违规企业失去有效的监督。同时，一些地方政府担心因严格执法管理影响区域的投资环境，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往往采取过多的干预政策，致使劳动保障部门执法查处力度大打折扣，对企业的威慑力不大，企业违法现象依然照旧。

（5）工会组织的监督力量不足。工会组织是劳动者的利益代表，具有与企业进行内部协调的职能。政府设置的工会机构仅仅是进行宏观管理，真正参与劳动者的维权活动较少。在公有制企业的工会组织，由于没有完整的机构，没有足够的经费，没有足够的人员，甚至工会领导人都是由企业指派，使工会组织形同虚设，劳动者对工会的信任度下降，导致大量的劳动关系矛盾在企业内部得不到调解，最终引发劳动争议纠纷。在非公有制企业，尤其外资企业、新建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大多未建立工会组织，如我区珠江路科技一条街，林林立立数百家电脑商家，工会组织难予以寻觅，劳动者的救济途径只能通过劳动仲裁和诉讼进行解决。

（6）劳动立法不完善。我国劳动法总共13章107条，大多是原则和纲领性条款，对相关术语未能定义，对事实劳动关系、违约赔偿等缺乏规范，相关法律责任在立法时存有遗漏，配套的法规不健全，涉及到劳动关系运行的重要领域尚无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劳动保障部门颁布的规章、政策存有冲突或矛盾，致使一些企业钻了法律和政策的空子，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处理劳动争议纠纷的对策

劳动争议纠纷是劳动关系不协调、不稳定所致。劳动争议的多发，不仅是经济体制转变所带来的必然现象，而且也是劳动关系主体在社会文明进步发展史中利益对抗的必然结果。在我国已加入WTO组织，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深入改革，国有企业结构调整、改组、改制全面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对现有劳动关系的冲击等形势下，劳动关系的协调和发展，将直接关系到国家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关系到社会经济持续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秩序安全稳定。因此，如何调整好当前的劳动关系，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纠纷，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和劳动者以及立法机构都应共同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政府方面

1、应强化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

政府虽不能对劳资纠纷直接进行干预，但对劳动关系具有指导和调整的功能。政府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官本位主义，在努力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的同时，积极调查研究，培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型劳动关系，出台符合时代特征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支持政府职能部门正确行使监督检查职权，协调劳动保障部门与各经济主管部门、工商、税务、财政、工会的配合。

2、强化劳动保障部门行政监察手段，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劳动保障部门应严格履行监督检查职能，积极开展行政执法监察工作，及时纠正和处理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通过深入企业进行日常巡查，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和内部规章制度，通过专项活动检查，如对利益冲突较为集中的用工行为、拖欠工资行为、欠缴社会保险金行为、强制加班行为等进行检查，杜绝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制止企业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行为。

3、强化工会组织作用，及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工会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组织，是劳动者的代言人。在《劳动法》和《工会法》中，均赋予了工会组织的职权。一方面，工会组织应加强参与性，不仅要对劳资双方的合同履行进行监督，而且还要建立和完善劳动关系谈判和协商机制，对企业处理职工的行为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通过工会与企业之间自主协商，促使劳资双方预防和调解劳动争议，从而减轻劳动保障部门的压力，避免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工会机关积极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工会组织，尤其是加强对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工会组织建设，对个体经济组织的雇员应由地方工会组织进行统一管理，并积极参与劳动行政执法，承担劳动争议仲裁职能，并建立长期的咨询服务机构，促使劳动者知法、守法，学会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理工作。

在劳动保障部门中内设预警机构，建立与部门、公安部门、劳动保障部门以及工会、法院的信息网络系统，将劳动争议处理工作重心放在事前和事中，增强主动性，开展前瞻性和预警工作，通过及时了解当前劳动争议纠纷的新特点，预测发展趋势，研究对应策略，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参考。在预警机制中，明确信息成员单位之间预防处理原则，做到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监控、预防、报告制度，对事件隐患进行排查和调处，强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努力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控制、果断解决，从而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效率，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5、加强劳动法宣传力度，提高劳资双方的法律意识

政府、工会、及劳动保障部门要广泛深入地宣传《劳动法》及配套规章。一方面，采取就业或上岗前劳动法规培训、印发劳动法小册子、举办《劳动法》宣传周，在员工聚集地定期设点咨询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大力宣传《劳动法》，鼓励、支持员工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胆投诉举报企业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强化对企业经营者的劳动法规宣传教育，特别是针对非公有制企业中漠视劳动法、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普遍存在的现象，要加大力度进行劳动合同的宣传教育，提高企业经营者的守法意识，自觉依法经营。

（二）企业方面

1、强化劳动合同管理，规范劳动用工行为

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不仅是管理与服从的关系，而且也是合同中平等关系。劳动合同具有稳定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作用，是劳动关系的调节器。企业在行使用工自时，应规范用工行为，以合同管理作为动态管理方式进行劳动力管理，从而有效避免无效劳动合同和事实劳动关系的出现，防止劳动合同争议的发生。因此，企业强化劳动合同管理事关重要，具体表现在：

（1）在订立合同时，应注意：①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企业提供合同草案后，应给予劳动者一定时间考虑，劳动者有权对劳动合同草案的条款进行修改，并提出自己的意见。②要求劳动者提供失业凭证，或者查验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及其他能够证明劳动者与任何用人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凭证，防止因使用尚未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而向原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或者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而承担赔偿责任。③要求劳动者亲自到场签订合同，或者依法委托他人签订。④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劳动者收取定金、保证金或抵押金。⑤企业在向劳动者提供劳动合同草案时，必须向劳动者提供或详细介绍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告之企业内部规章制度是作为劳动合同附件。

（2）在变更合同时，应注意：①必须遵守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且变更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②变更合同中常见的岗位变更，如果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工种和岗位的，企业不得随意变更，除劳动法规可以变更的法定条件外，企业必须与劳动者进行协商，企业不能因协商不成而解除劳动合同。③企业因工作需要，将职工派驻参股的企业或下属公司时，必须对岗位、报酬、福利待遇等内容进行变更。④企业的合并与分立，造成用人单位发生变化，在合同主体中应变更为新的用人单位，并由新的用人单位承担原有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3）解除合同时，应注意：①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时，往往依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或《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进行除名、开除或辞退，但企业通常忽略两种条例所规定的程序，造成程序违法，且《辞退条例》已经废止，因而尽量依照劳动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行使解除权。②企业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劳动者的档案关系移至有关部门，不能因与职工存有其他利益冲突而扣档。

2、依法制定内部规章制度。

依照《劳动法》的规定，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这既是权利条款，也是义务条款。依法制定的企业内部规章制度，不仅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同时也是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因此，企业在制定内部规章制度，必须注意：

（1）内容必须合法。企业在制定人力资源管理、收入分配管理、生产经营管理等制度中，内容不违得违反法律法规，不得违反国家有关政策。

（2）程序必须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的合法程序为：①必须通过民主程序，即职代会或职工大会讨论通过，或者是经过职工集体讨论通过，用人单位单方制定的应属无效。②必须向劳动者公示的，即规章制度应向全体劳动者公开告之。

（3）禁止行使经济处罚权。大多数企业往往在规章制度中有对劳动者违纪等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定，其依据来源于1982国务院颁布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在该条例中规定企业享有给予职工行政处分或者经济处罚的权利，然而该条例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出台，具有浓烈的行政管理模式。在1995年颁布的《劳动法》中并未赋予企业该项权利，劳动者的法律责任是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在1997年颁布《行政处罚法》中更加确定了企业无权对劳动者进行经济处罚。依据《立法法》的规定，《条例》属行政法规，不能对抗上位法即《劳动法》和《立法法》。因而，企业不能对劳动者行使经济处罚权，在企业的规章制度中规定经济处罚权是无效的。

3、理顺劳动关系，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制。

随着国企改制深入进行，原有机制下不正常的劳动关系也随之暴露出来，出现的矛盾亦愈加突出。根据中央和地方先后出台的企业改制的政策，国企在理顺劳动关系时，应注意：

（1）坚持四个原则：即依法办事、严格执行政策、规范操作程序、完备相关手续的原则。

（2）规范劳动合同管理：①对于改制中出现生产经营和生产岗位变化，导致原合同需要变更的，企业应与劳动者协商变更劳动合同，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但应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并按照规定给付经济补偿金。②企业改制后变更法人，应与劳动者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应与原劳动合同期限一致，并在平等自愿基础上与劳动者协商相关内容。③对于股份改造的企业，不能强迫职工入股，不能因此而擅自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或者解除劳动合同。④对从原主体企业分流进入改制企业的富余人员，应由原主体企业与劳动者变更或解除劳动合同，并由改制企业与其变更或重新签订三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⑤清理特殊的劳动关系，如停薪留职、挂名挂靠、两不找、离岗休养、长期病休、放长假人员，在操作时，应严格按照有关政策进行调整，实现以劳动合同来规范劳动关系。

（三）劳动者方面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劳动者的就业岗位竞争愈加激烈，尤其是当前国有企业体制性的失业人员增加，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长期不能够解决，造成劳动关系的主体地位不平等，劳动者的地位处于劣势。在用人单位享有高度的用工自的情况下，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应勇于面对，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依法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

1、努力提高职业素质，增强竞争意识。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和加入WTO组织以后，企业为增强市场竞争力，在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中，非常注重劳动者职业素质，有的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规定了企业员工素质标准和要求，并作为劳动合同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既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服务型企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是逐步提高。在劳动争议纠纷中，由劳动者素质不高而引发的纠纷占有一定比例，因此，劳动者的职业素质高低是决定劳动关系是否稳定的重要砝码。劳动者必须努力提高职业素质，在企业文化中树立诚信意识、兢业意识，增强竞争意识，才能做到认真、积极履行地劳动合同。

2、增强劳动合同意识。

劳动者要克服和消除一些陈腐观念和糊涂认识，要深刻认识劳动关系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或终止以及续订来进行的，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法制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劳动者切实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因此，劳动者在与用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时，必须具有强烈的签约意识，应充分认识到双方在合同中不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而且还享有对合同内容进行协商的权利，从而避免大量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减少劳动争议纠纷的隐患。劳动者在合同履行中，应依法行使进行合同的变更或解除权。针对当前劳动者跳槽现象，尤其是核心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中跳槽，应依遵守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不仅要依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避免让用人单位措手不及，造成工作衔接不上、业务停滞、管理损失，而且还要注意竞业禁止条款的约束，避免因侵犯原企业的商业秘密而承担法律责任。

3、增强劳动维权意识

多数劳动者面对激励的就业岗位竞争，对了来之不易的工作十分珍惜，对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忍气吞声，农民进城务工者为了短期利益，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纵容了企业有恃无恐，侵害行为日益严重。劳动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及时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才能制止企业侵害行为的继续，使企业自觉依法进行管理，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与安全，使劳动关系整体地和谐稳定地发展。

（四）立法方面

我国劳动法律体系包括《劳动法》、劳动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和规章及有关司法解释、政策等。随着劳动关系向多元性、复杂性发展，现有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已明显滞后，有的甚至出现法律的空白点，造成无法可依的局面，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力保护。因此，完善立法，建立健全劳动法律体系是当务之急，真正体现出有法可循，违法必究的立法效果。

1、修订劳动法。

现有《劳动法》劳动法总13章共107条，大多是原则性和纲领性的规定，操作性不强。在今后的修订中，应增强维护劳动者权利和查处劳动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制裁的功能。如：明确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完善对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协商的制度，规范违约赔偿责任，对企业违法行为加重行政处罚力度，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增强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管职能，赋予强制措施职权等。

2、完善劳动立法体系。

在加快完善和修订劳动法同时，应建立健全劳动立法体系。以《劳动法》这一基本法为母法，配套出台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如安全卫生法、社会保险法、就业法、劳动合同法（现已有草案）、工资法、劳动监察法等。劳动行政部门应配套出台相应规章和政策，并清理和废止过去所颁上的陈旧的、与时代不符弥的部分，以补形势需要和操作需要，但应保持规章、政策的科学性和延续性，避免与劳动法律冲突或矛盾，造成执法混乱。审判机关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继续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弥补现行法律的不足，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三、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

我国劳动法的颁布，对规范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着重大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在劳动立法中存在的缺漏和操作性不强的弱点日渐显露，造成劳动部门和司法部门就执行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存有认识的差异。在此，本文将对劳动争议纠纷中具有典型性的几个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和建议。

1、关于劳动争议申诉仲裁时效的法律性质

在劳动争议纠纷中，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依照我国《劳动法》第82条的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书面申请。这是法律对劳动争议申诉仲裁时效的规定，且这里的申请仲裁时效应为除斥期。

有的学者认为劳动争议申诉时效存有中断制度，其理由是依照《民法通则》中关于诉讼时效中断制度而来，认为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一样，也因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而中断，强调发生劳动争议后一方当事人在向对方主张权利后就发生中断，申诉时效应重新计算。然而在《劳动法》中，没有规定申诉时效中断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仲裁以超过仲裁申请期限为由不予受理的，法院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条规定其立意是为了保护劳动者这一弱势群体，这应视为在法律上的突破，但并未明确是中断制度。因而劳动争纠纷的申诉时效，在法律上的性质应为除斥期间。

诚然，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规定了“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作为未超过申诉时效的法定情形，但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条款，又是审判实践中的新问题。该条款充分赋予了法官的高度自由裁量权，造成在执法过度法官与法官、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执法尺度不一现象。因此，在今后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应该进一步规范和界定申诉时效制度，设立申诉时效的中断、中止制度，并明确起算时间。

2、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界定与法律后果。

事实劳动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由此引发的纠纷也是当前劳动争议纠纷中的焦点。

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界定，无论是在《劳动法》还是在原劳动部或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均未阐述。由于事实劳动关系与民法中的劳务合同、雇佣合同、承包合同存有交叉或相似，所以，在审判实践中，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一直是难点，出象认定标准不一的现象，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在理论上，事实劳动关系就是指属劳动法调整范围，但不符合法定模式的劳动关系，主要体现为事实劳动关系完全或部分不符合法定模式，尤其是缺乏劳动法律关系赖以确立的法律事实的有效要件，如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无效等。在实践中，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应从劳动法律关系的三个要素来分析，即主体、客体和内容。在多数的事实劳动关系中，主要表现为法律关系的内容要素残缺。因此，以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来判断事实劳动关系是否成立较为适宜。

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第1款的规定，即“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应当予以终止。”从该《解释》中可以推论出事实劳动关系是可以终止的。终止劳动劳动合同与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律责任方面是不一样的。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终止劳动合同是不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是经济补偿责任；而解除劳动合同，则应根据原劳动部颁布《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予以经济补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1年《对事实劳动关系解除是否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问题的复函》进一步明确：“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而不等于双方按照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续签了一个新的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应认定为终止事实上劳动关系。该规定更加明确了终止事实劳动关系不给予经济补偿。”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规定事实劳动关系可以终止的提法，更加使劳动者的弱位地位处于劣势，是劳动合同法制化的倒退。

综上，必须修订和完善事实劳动关系的界定和法律责任，才能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关系稳定发展。

3、关于劳动合同中违约金条款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往往规定了违约金条款，数额有高有低。在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或仲裁）予以支持，有的不予支持，造成执法不统一。这主要是两者之间对《劳动法》和《合同法》理解差异所致。

支持违约金条款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合同当事人的合意、意思自治原则，同时还有原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现已废止）中关于用人单位与职工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违约金的规定。

本文认为，违约金条款不能支持。主要理由是：

从我国的立法中可以看出，违约金从形式上分为法定违约和约定违约金两种。法定违约金是法律直接规定的违约，而我国劳动立法中直接规定。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违约金作为违约责任，而在《劳动法》中，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在违反合同约定时，承担法律责任是赔偿责任，没有授予可以约定违约金的条款。特别是劳动者的辞职权，是《劳动法》明确保护的，既然法律保护劳动者享有辞职权，用人单位要求其承担违约金的义务，显然是有悖与立法的原意。因此，我们认为违约金条款是无效条款，劳动者提出辞职更不应承担违约金。版权所有

第8篇：劳动纠纷案例范文

人力资源发展涉及专业知识、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多个多方面，对于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源水平的提升会从提高劳动者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心理素质等多个方面和谐劳动关系。实际上，劳动关系发生矛盾的主体是人，这涉及的也是人力资源问题。因此，人力资源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缓和劳动关系矛盾。为此，本文以现实案例为基础,深入分析当前人力资源的内涵以及影响劳动力关系的因素，探索人力资源发展对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作用机理。

关键词：

人力资源；劳动关系；作用机理

一、人力资源发展的内涵

人是社会发展之本。人的发展不局限于专业技能水平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与发展，也包括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变、完善和提升。很多人对人力资源发展存在误区，认为人力资源发展只是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只是一种简单的技能和知识水平的提高和扩充。实际上，人力资源发展是社会与时俱进的必要要求，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出现，但过去与现在的要求存在本质的区别。过去人力资源发展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只是提高生产效率。目前，随着管理理论的深化，人力资源发展涉及面越来越广，如人的团队精神、人的协作和组织能力、人的性格与品行、人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等等。因此，人力资源发展涉及到人存在的各个方面，具体分析包含了几个方面：1.人力资源发展表现在专业技能的提高。这是人力资源发展的基本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对人力资源的技能会提出不同的要求，这是技术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劳动者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掌握某一领域先进的技术才能在在竞争中取胜。专业技能是人力资源发展满足工作需求和生存需求的基本技能。2.人力资源发展对身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不仅对个人工作能力提出要求，身体素质也成为人力资源素质的重要方面。因此，近年来，我国对居民的全面身体素质提出了要求，鼓励居民经常锻炼身体。实际上，人力资源发展是人体素质的提高。人体素质的重要方面即是身体素质。近年来，腰椎病、颈椎病等各种职业疾病蔓延，很多劳动力呈现亚健康的状态，这也是人力资源质量下降的一个方面。3.与时俱进的学习能力是人力资源发展的基本要求。科技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人的不断进步。人要跟上社会的步伐，必须具有实际的能力。因此，与时俱进的学习能力是人力资源的基本要求。人力资源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劳动者与时俱进的学习能力。4.人的性格优化和价值观完善。这其实主要涉及人内在的心理和表现，是影响人行为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人力资源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人的性格存在各种不足，需要自控力进行调整和控制，这是人力资源发展的重要方面。近年来，在各种环境因素和社会现实影响下，许多人存在各种性格和心理问题。在性格方面，容易急躁做出冲动行为。在心理方面，近年来抑郁症非常普遍，许多人出现严重的仇官、仇富现象，而部分富者存在严重的行为混乱现象。

二、当前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因素分析

分析劳动关系和谐的问题实质是分析引起劳动力矛盾和纠纷产生的最本质原因。这要从两个方面分析（：1）个人矛盾，即在劳动工作范围的同事之间的矛盾（；2）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矛盾。

（一）个人之间的矛盾

对于企业而言，员工内部矛盾也会形成重要问题。实际上，任何企业内部的员工之间都会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激烈程度不同。有些矛盾是隐性的，没有激发成为现实行为，有些矛盾在特定时刻会被激化形成冲突。个人矛盾的产生原因在于多个方面，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的管理问题。如果企业的管理存在不公正，那么个人矛盾也会产生，如竞争不够透明导致得到职位的员工与没有得到职位的员工存在矛盾。这种矛盾会影响员工的积极性，甚至产生跳槽的可能。在实际中，很多企业管理问题会反映在个人矛盾上，这主要是因为部分员工不能认知企业的制度和管理是否公平，往往将不公平现象反应在其他同事上，形成与同事的直接矛盾而实际上，企业的管理问题才是导致问题产生的关键。2.个人之间的协调性问题。两个人之间只要有工作往来，在工作中就容易产生摩擦，无论是部门之间的员工还是部门内的员工，无论是平级还是上下级。个人矛盾的产生一般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个人利益关系。即员工之间存在利益的竞争，那么就容易产生竞争性矛盾。（2）部门利益问题。每个部门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益，必然生产部门利益，部门的员工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因此容易为部门的利益与其他部门的员工产生矛盾。（3）个人性格冲突。个人性格冲突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般是因为某人一句随意的话引起的突然性纠纷，导致两者关系恶化；有的是日积月累的行为摩擦导致矛盾爆发引起纠纷。表1为个人纠纷引起的案例。第一个案例中的两个人因为口角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属于人的不理智冲突。人存在冲动的一面，也说明二人性格较为急躁，容忍性较低，包容性较弱。第二个案例属于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一个因为单位欠钱，一个因为要维护单位的利益。许多员工作为企业的一员，必须按照企业的意愿解决问题，因此容易因企业利益产生激烈的矛盾。第三个案例是双重的原因，起始原因是企业利益，激发矛盾的关键在于人事主管与前员工的口角，因此也是个人性格冲突。第四个案例为累积性性格冲突，即员工日积月累的不协调和摩擦引起的冲突。这说明两位员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但每个人的包容性是有限的。第五个案例非常典型，是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引起的纠纷，离职工资结算问题是矛盾冲突的源头。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员工的包容能力、性格情况等对企业的劳动关系会产生重要影响。

（二）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矛盾

劳动者与雇佣者的矛盾往往是利益引起。当劳动者认为雇佣者给予了不合理待遇，那么矛盾会产生。不合理待遇包括没有提供公平的福利的待遇、没有按照合同按时按量给予报酬，等等。在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矛盾大都表现为劳动者的弱势，即劳动者自己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合规定不公正的待遇，而不是雇佣者认为自己获得了不公平待遇。这种关系主要是因为二者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表2为我国最近劳资纠纷的案例，基于此可以反映我国多类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矛盾。第一个案例是福利待遇问题导致员工与老板的矛盾激化，最终使得员工行为激动，向公司挥刀。实际上，深圳对劳资纠纷的处理机制已经相当完善，并且在处理的结果上偏向处于弱势的劳动者。但因为员工的自控能力差，对劳资纠纷问题的处理方式不了解，才导致恶果，害人害己。从企业方面来说，企业不能妥善地处理与员工的劳资纠纷导致了矛盾的产生。第二个案例是简单的工资核算问题，反映出企业与员工的沟通问题。对于企业来说，工资的核算体系是规定的，也是无法变更的，但很多员工并不知道工资的核算方法，一旦员工发现工资出现变化时会与工资核算人员核对，这时就经常产生矛盾。第三个案例是部分企业会容易犯的错误，也反映出我国企业管理人员的水平问题。一些企业为了留住员工，将工资扣留作为措施或者每个月只发一部分工资，其他工资来年才支付来防止员工跳槽。这种措施对于稳定的员工可能较好，但对于确定要辞职的员工就容易产生冲突。案例三就是因为企业将员工年底的工资滞留而引起，这其实也是拖欠工资的行为。第四个案例属于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福利问题，这是间接的待遇问题，其实也是一种欠薪现象。从现象看本质，最终还是人的问题。矛盾和过激行为的产生主要在于三个方面。（1）企业管理者过于追求企业利益而忽略了员工的基本利益，导致员工受到不合理的待遇。（2）企业相关部门相关人员缺乏与员工的沟通，造成员工的误解。（3）员工的性格和价值观。冲动行为往往是员工在缺乏分析和理智的情况下做出的。员工的性格情况影响员工冲动程度，不同性格的人容易发生冲动的可能性不同。价值观则是影响人员冲动的直接原因，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物接受程度不一样，容忍度和包容性也不同。

三、人力资源发展对和谐劳动关系的作用机理

（一）人力资源发展通过提高劳动力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改善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由多个因素引起，其中劳动力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是重要的一方面。一个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其获得的收入也较低，并且可能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那么其生活水平也会处于较低水平。这样的劳动者承担风险的能力低，因此，一旦与企业发生矛盾，由生活压力会导致其做出过激行为，从而彻底破坏劳动关系。此外，一个收入较低的劳动者忙于生存，其知识水平也较低，对精神和价值观的改善也会受到影响，这会影响劳动者对异己的包容性。相反，一个技术水平、知识水平较高的劳动者会更容易接受社会环境的变化，容易分清是非，即使发现不公平，其做出过激行为的可能性也会降低。但其实这不是绝对的，而只是具有较强的关系，这是因为作为有思想的个人，其选择和行为结果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另外，各个层次的劳动者需要的能力不同，因此，人力资源的发展也存在层次性。就一个企业来说，上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会影响劳动关系，因此，一些上司会得到下属的积极配合，而一些上司会导致部门关系恶化。对社会的适应能力除了对整个社会宏观的适应能力，关键还包括小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涉及其岗位要求的多种能力。部分企业忽略了这点，就容易影响企业的劳动关系。总的来说，人力资源发展可通过提高劳动力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改善劳动关系。

（二）人力资源发展通过完善个人性格和价值观改善劳动关系

性格的完善会间接地改善劳动力关系。即使同卵双胞胎也会产生矛盾，任何个人之间只要有交集就容易产生摩擦。因此，矛盾是劳动者在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但可以避免的是冲突，是人面对矛盾的态度和表现的行为方式。性格的完善体现为修养，表现的即是面对包括矛盾、摩擦在内的各种事情。近年来人力资源的发展，尤其是管理人员的素质提高，越来越重视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而这是维持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每个人都有脾气，都会冲动，但是否具有控制脾气控制冲动行为的能力，则每个人表现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样的劳动纠纷，不同的人表现的不一样，纠纷之后的结果也不一样。有的纠纷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的纠纷是通过当事人协商解决，而有的则演变为伤害性事件终结。此外，价值观没法完全统一，但可以完善，提高人力资源对是非的认知，提高其道德水平，尤其是职业道德水平非常重要。企业管理人员的价值观会影响其行为，如果价值观过于急功好利，容易破坏企业内的劳动关系。目前，有一些企业的管理人员通过克扣员工工资、压缩员工福利来解决自身经营中遇到的问题。据2014年广东省劳资纠纷调查显示，60%以上的劳资纠纷是因为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引起。根据2014年深圳对劳资纠纷处理的结果显示，90%的劳动纠纷处理结果为企业败诉。这说明我国很多企业经营者缺乏良好的价值观，过于追求企业利益，而忽略了劳动者的利益。也有少数纠纷因为劳动者自身价值观的原因，在发生意外事情时存在贪利心理，最后会因为自己的过激行为承担巨大的代价，也会给企业造成严重的损失。由此看出，人力资源可发展通过完善个人性格和价值观改善劳动关系。

（三）人力资源发展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心理素质改善劳动关系

由于劳动摩擦引起的过激行为非常普遍，在表1中就可以看出。许多人在做出过激行为之后都非常后悔，只是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没办法回归原点。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多，对人的心理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实际上，心理素质涉及多个方面，也从多个方面影响劳动关系。团队意识就是心理素质的重要方面。在团队中要有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思想，否则，容易做出危害团队利益的行为，影响团队关系。沉稳程度影响劳动关系。有些人不是价值观问题，而是心理素质不佳导致其行为效果不佳。心理素质对于企业的管理人员更加重要，其面对的问题多，需要的承受能力和包容能力也较高。如果一味地直接发泄，必然影响企业的劳动关系，得不到其他人的尊重和配合。在衡阳一家高科技生产企业，一个财务部门的女员工因为不堪工作压力经常抱怨，并且因此经常与同事发生口角。起初上司认为其工作努力、非常勤奋，每次的任务都按时按质量完成，所以觉得没什么，但后期发现其直接影响了整个部门的工作氛围，导致部门效率下降，因此采取辞退其工作的决定，结果该员工不满企业辞退，与部门主管发生暴力摩擦。可见，心理素质已经在人力资源水平和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分量。目前，很多企业将心理测试作为入职考试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心理素质不仅影响其对各种复杂关系和问题的处理能力，还会影响企业内部氛围的协调性。因此，人力资源发展中可通过心理素质的提高改善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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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爱萍，浅议人力资源管理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现代经济信息,2011年第13期，第16-17页。

第9篇：劳动纠纷案例范文

劳动关系的变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后,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由于企业停产、减产或调整,导致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增加。企业无论裁员、减薪、缩短工时,都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和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由于拖欠工资、拒付加班费、非法解除劳动关系、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是目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存在的违法用工行为,因此劳动争议往往也主要集中在劳动关系(包括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以及赔偿等)、劳动工资(包括拖欠、克扣工资以及拒付加班费等)、社会保险(少缴、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三大类型上。其表现在2009年以来群体性的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增加,劳资关系进一步恶化。

群体性劳动纠纷的基本情况

2009年以来各地因企业停工、倒闭、老板欠薪逃匿,企业改制买断工龄遗留问题,追讨历史拖欠加班工资和社会保险费,以及企业大量裁员引发的集体劳动争议同比增长80%以上。集体争议涉及人数多,问题复杂、对抗性强、处理难度大,尤其是劳动者集体追索历史加班费和社会保险费数额巨大,企业短期内全部支付影响到企业生存,处理不当极易引发连锁性的。案件激增既有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和维权成本降低的原因,有世界金融危机造成部分企业关停和裁员的原因,也有历史积累的案件在《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集中爆发的原因。随着经济形势的趋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快速上升的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一些长期违法用工的企业的劳动者纷纷集体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且由于近年来的确发生了多起极端的集体劳动争议事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政府、企业做了适当的让步,这使得更多的劳动者错误地认为,只有大家组织起来把事情闹大才能得到期望的结果。尤其是2009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增加。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批量多,数量大。2009年1月至3月,广东各级劳动仲裁机构受理的这类争议案件是去年同期的3倍。特别是珠三角部分地区出现案件“井喷”,同比增长 160.1%,案件数量占到全省的96.5%。2009年来昆山法院已受理5人以上同时的群体性劳动纠纷60批1142件。在已审结的39批460件中,调解撤诉的有21批320件,占比69.6%。二是对抗性强,调解难度大。随着企业改革改制深入,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关系更加多元化,劳动争议趋向复杂化,对抗性增强,内容也更广,调解难度加大。昆山法院在未结案件中,三家企业的265件案件的劳资关系比较对立,已经当地劳动部门、司法所多次协调不成而进入诉讼,调处难度相当大。如国内外多家媒体关注的尼赛拉电子器材有限公司的130件劳资纠纷,如果处理不妥,有可能被上升到中日关系的高度。三是不稳定因素多,隐患大。如目前昆山还有两家企业的数千名职工因公司停产上访,索要工资、经济补偿等,若处理不当,极易引起群体性劳动争议,导致社会不稳定。四是遗留问题多,处理难度大。一些用人单位实行改革改制,部分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由于时间长,情况复杂,处理难度大,容易引起集体劳动争议发生。五是分布相对集中,影响大。群体性争议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行业特征。从地域看:这类案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和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如经济较为活跃的广东省、江苏省,约占全国此类案件总数的四成。从争议涉及的行业看:这类争议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建筑、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上海法院受理的这类案件中,涉及加工制造业的占29.7%,涉及建筑业的占17.7%,涉及服务业的占11%,三行业劳动争议案件占了这类案件的58.4%.根据新疆高院的调查,乌鲁木齐中院2008年受理三行业劳动争议案件占此类案件的58.52%。这类案件涉及劳动者人数众多,有的到当地党委、政府上访,有的封堵公路,有的私自哄抢企业财物、拆毁厂房设备,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六是适用法律难、执行难。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既涉及民法、劳动法,又涉及众多的行政法规、地方规章等,不仅法律规定的空白点多、政策性强,且对同一问题的有些规定不一致,如何适用不好把握。并且这类案件往往涉案人数多,劳动纠纷影响到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且许多经营者为逃避债务,往往抽逃资金后隐匿藏身,难以寻找。

造成集体劳动争议的成因

1.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在发生大规模裁员、减产、停产、降薪、关闭和破产等情况时,极容易产生劳资纠纷,劳动者维权的组织化程度和行动的一致性将大大增强,使得原本表面上看似和谐的劳动关系进一步恶化。由于企业经营风险的加剧,企业主逃匿后引发群体性劳动纠纷的情况正在增多,涉及数百人的群体性纠纷数量明显上升。

2.企业改制遗留问题。随着国有资产大幅度退出商品产销领域,中小型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管理层收购等改造步伐的逐年加快,原有大批量签有长期乃至无固定期合同的国有企业职工其身份置换问题日益浮上台面。在此过程中,有改制协议未能对职工身份置换明确安置补偿方案,导致职工多年工龄得不到任何补偿而引发的纠纷,亦有新企业与职工签订短期合同、期满后以劳动关系自然终止为由,推脱为其此前工龄进行补偿而导致众多职工提起的仲裁诉讼。由于当前各地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特别是各区县所属企业的改制进程大多仍遵循当地政府主导、甚至“拉郎配”的模式进行,导致在此过程中,投资方或受让方与政府主管部门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双方就其投资利益分配整合的博弈之上,而对职工的安置及补偿则在有意无意之中被简略乃至忽视,由此导致的职工群体性上访申诉、寻求司法救济的现象日益突出。

3.《劳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提高了对用人单位的要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大幅放宽了劳动者追索包括加班工资在内的劳动报酬的诉讼时效,导致员工追索两年以上加班费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尤其是为追索加班费而要求解除劳动关系的重特大集体劳资纠纷急剧上升。而大多数用人单位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在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及人事管理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问题。随着《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实施、劳动者维权意识的提高以及一些法律从业人员的鼓动,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将猛增,请求的金额也将大幅度提高。案件主要集中在追索加班费和社保金。据称,仅深圳龙岗一区,多年来拖欠的加班费如数计付将达80亿元左右。部分企业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实施前就已开始采取一些规避法律的措施,如批量裁减老职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改变工资结构、降低工资标准等。同时,《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由于用人单位劳动力使用成本增加,许多规模较小、管理不规范的企业因经营困难而倒闭或转移财产负债逃匿。用人单位的这些行为势必进一步激化劳资矛盾,造成群体性纠纷的发生。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后,2007年第四季度至2008年1月共四个月中,龙岗区劳动局已受理了重大劳资纠纷(即群体性纠纷)394宗,与2006年全年总受理的重大劳资纠纷398宗已基本持平。其中《劳动合同法》实施后,2008年1月就已受理172宗。在东莞市虎门镇,一些非法的法律从业人员利用新法出台的机会对劳动者进行一些不实的鼓动,甚至在散发的传单里篡改《劳动合同法》有关条款,造成部分劳动者对相关法律规定的认识产生偏差,在其要求不能得到全部满足时,容易产生不满情绪,从而引起大量群体性罢工或上访。

4.用人单位对劳资纠纷的忽视。一些企业出现劳资纠纷时,不注重妥善处理,或听任法院判决,或自行任意处理,其它劳动者或律师在确定有利可图时,借机发挥,通过律师向用人单位发函索要高额加班工资,用人单位拒不支付的,则群起解除合同并申请仲裁。

5.用人单位管理不规范,或未向劳动者如实告知而引起纠纷。如尼赛拉系列案就是因为没有向劳动者明确告知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险,因此在一员工因病死亡时引起全体劳动者的恐慌而致罢工,虽经用人单位及政府相关部门采取积极补救措施,但最终仍有上百人以各种理由拒绝上班,在用人单位作出除名决定后,又以各种理由提起仲裁索要经济补偿金、劳动保护费、体检费等。

6.经营不善致企业关停而引发群体性劳资纠纷。有的因企业老板沉迷欠下大量赌债致企业无法正常经营,有的因企业主外逃而引起劳动者上访、索要工资与经济补偿等群体性纠纷。

对策建议

集体劳动争议的多发和新时期的特点,对我们的劳动关系处理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在处理集体劳动争议是要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有利于社会稳定原则。对集体劳动争议,要高度重视,妥善处理。对那些可能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要做好疏导工作,稳定当事人情绪,并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争取支持。

坚持合法与合理并重原则。在适用法律规定时要充分考虑现实情况,不简单机械运用法律,避免不切实际和僵化、避免双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力争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及时处理处理原则。劳动争议案件特别是劳动报酬争议案件往往影响到当事人的生产、生活,处理必须及时,否则会导致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对那些严重影响到当事人生活的此类案件,要快立案、快审理、快执行,及时妥善化解矛盾。

坚持以调解为主,彻底化解纠纷的原则。劳动争议案件的持续增长凸显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多发,而引导双方采取协商的方法解决,有利于清除双方之间的隔阂,排解纠纷,建立良好和谐的劳动关系。

1.建立完善的预防化解群体纠纷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当前,集体劳动争议关系的变化呈现出三个新特点:一是规模逐渐扩大,造成较大影响。一些人抱着“法不责众”以及“事情闹得越凶,领导越重视,越容易解决”的心态,成团结伙,集体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在社会上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二是行为容易偏激,容易冲动,常常表现为谩骂工作人员,堵路、堵门、阻碍施工,造成社会人员围观,使事态扩大,给处置工作带来难度;三是有一定的人为操纵和组织倾向。有些人为了个人私利,统一口径,明确分工,造谣生事,挑动胁迫群众盲目参与。

尽管当前各级各部门已经有一系列这方面的工作措施,但由于没有形成制度,处于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没有形成合力,更重要的是不能适应当前劳动争议的发展趋势。相当多的部门忽略了超前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办法简单,工作质量不高,驾驭全局的能力不强,对矛盾纠纷排查不力,对社会稳定动态信息把握不准,在事件初露端倪时缺乏政治敏感性,得过且过,或一推了之,导致矛盾激化。这些特点说明我们仅仅依靠原有的预防和化解机制是远远不够的。要组织成立一个由政府牵头、政府各职能部门骨干人员组成的协调联动机构,机构设立常务理事,形成工作体系,采取联动和分散相结合的工作机制,一旦出现重大群体纠纷便可马上投入工作,坚持协调原则,以教育、疏导、劝阻等方式协调劳资双方,解决矛盾纠纷。

2.健全预防及调处群体性劳动争议的机制。群体上访和群体纠纷一旦发生,往往会在社会上产生或多或少的不良影响,给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且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去化解和处理。但就目前而言,政府却缺乏一个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群体上访、群体纠纷发生或者是在问题发生后能够马上投入运作的工作机制,往往是在问题和纠纷发生后才组织相关的职能部门去应急处理,但已经是为时已晚。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预防化解群体纠纷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可谓迫在眉睫,是政府的当务之急。特别要防止有些部门对群体性劳动争议进行“法外施恩”,搞“体外循环”,尤其在重大事件的重大时刻,往往不按法律办事,负面影响很大。建立预警制度,避免企业突然蒸发。劳动、税务、海关、工会等部门要加强对企业财务状况、工资支付状况、企业运营状况、劳动者权益保护状况等方面的实时监控力度,建立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席例会制度,及时互通信息,适时为企业提供咨询与服务,掌握劳资关系动态,防止因企业突然倒闭而引发的群体性劳动争议。

3.建立工资担保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利益。参照建筑业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制度,将工资支付担保制度覆盖到所有企业;设立专门机构建立企业信用的动态评定机制,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实行不同的担保额;当前在没有信用评定机制前,重点要对无固定资产、借用办公场所经营的企业实行较为严格的企业准入制度,在不能提供工资担保的前提下不予经营许可。

4.应对现有的调解仲裁机制进行调整,将劳动争议仲裁院立案与调解职能分开,分设立案庭、调解中心,立案庭专司立案,调解中心除从事调解工作外,还负责全市各街道的调解员的业务培训与业务指导工作。加快基层劳动仲裁实体化建设,依托现有街道劳动保障平台,成立基层仲裁部门,加强基层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基于行政成本节约的原则,可建议赋予街道劳动保障机构调解劳动争议的法定职责,在每个街道增加2至3名工作人员,专司劳动争议的调解工作。将集体劳动争议尽量化解在基层。因此,建议国家有关方面尽快统一制定各级劳动争议仲裁院的人员、装备、经费等配备标准,使之在调处劳动关系矛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