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研究全文(5篇)
第1篇：劳动经济研究范文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期都存在着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总规模很大，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中西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比率远远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的劳动力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及收入水平，大量自发的流入东部地区，生产要素在各地之间流动，改变了生产要素占有水平不平衡的状况，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地区性的劳动力流动在客观上加剧了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但同时也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是造成地区之间的工资收入增长呈收敛趋势的主要原因。
二、利用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增长
1.优化产业结构
劳动力归根结底是趋向于流动到收入较高、发展较快的部门或地区，所以，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核心，就是要创造条件，使劳动力流动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为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强调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农村劳动力、注重农业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加强对流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
大量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的水平低下，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职业技术教育应该为劳动力流动提供支持，为此，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体系，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加强城乡职业教育的统筹，发展新形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使劳动者具有自主保护自我合法权益的意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及其专业的职业技能水平，发挥社区在劳动力教育和培训中的作用，共同服务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增强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推动经济的增长。
3.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
第2篇：劳动经济研究范文
1.年龄结构
当前，中国已进入低生育阶段（蔡昉、王美艳，2004）。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郭志刚等，2006）。在此过程中死亡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出生率大幅下降和低死亡率的双重作用，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人口数量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之间便有一个时滞，两者随着时间变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王德文，2007）。表1描述了历年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之后，增速放缓，2012年出现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单纯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支撑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渐缩小。
2.知识结构
描述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由于数据关系，我们仅能找到2008-2011年的数据。从下表可以看出即便是2008-2011短短四年期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上升了5.99个百分点，大专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上升最为明显，上升了3.2个百分点。相应地，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比例的下降幅度达到11.1个百分点。从绝对量上看，就业人员中文盲的数量从0.4亿下降至0.15亿，小学文化的数量从2.07亿下降至1.50亿，初中文化的数量从3.60亿上升至3.72亿，高中文化的数量从0.96亿上升至1.28亿，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数量从0.52亿上升至0.99亿。然而，就业人员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仅占12.9个百分点，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21.6个百分点，初中学历的人员占比48.7%。当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现有劳动力的知识储备很可能会适应不了高端产业的发展需要。图1描述了各行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意味着这类行业对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要求较高，而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因而，要保证产业升级顺利进行，相应的提升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是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3.地域结构
由于地区间经济、产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层次较高，产业结构健全，二、三次产业占比大幅上升，劳动力收益高于其他地区，另外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发展空间更大，吸引了劳动力向这些地区流动。我国东部地区拥有比中西部地区更高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李宝庆等，2013），图2描述了中国劳动力的地区分布情况，从该表可以看出，东部劳动力占比最大；其次是中部；占比最小的是西部。劳动力的地域分布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从变化趋势来看，在2000-2008年期间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比重有小幅上升，中部和西部的劳动力比重则小幅下降，但总体波动幅度较小，地域分布相对稳定。
4.产业结构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演进规律，即劳动力将首先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然后再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表3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就业份额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的演进规律，但也不完全符合这一定理。从2003年到2011年，第一产业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主要被第二产业吸纳，第一产业劳动力下降的结果是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扩张；而第三产业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尽管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就业份额一直高于第二产业，但在此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出现了下降，下降幅度为5.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持续上升，上升幅度达到11.93个百分点。
二、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
1.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不匹配，失业与过剩并存，制约了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逐渐转型升级，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加大，现有低端劳动力很难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限制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的趋势；在三次产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内部结构中，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邹一南等，2012）。中国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升级的状态（干春晖等，2011）。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短缺和过剩并存（张车伟，2008；魏浩等，2010），这种结构性矛盾意味着，失业并不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而是缺乏合格的劳动力。总体而言，劳动力供给过剩主要存在于低端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主要在高端劳动力市场，表现为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下文用技能工人的供需情况来说明这一问题。表4描述了2004、2009年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和产业技术提高，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大幅度增长。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2003-2009年，包括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内的技能劳动者增加了1930万人，年均增加386万人。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分别提高了4.37、2.73、0.54、0.11个百分点，而初级工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减少了7.74个百分点（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2）。然而，相对于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的快速增长，技能、技术劳动者供给增长缓慢。表5描述了技术工人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求人倍率），从表中可以看到2002年之后各等级技能、技术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均超过了1，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且越是较高等级，供不应求的程度就越大，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达到2.34，供不应求的程度最深。然而，劳动者整体的求人倍率除了2010、2011年，在多数年份未超过1，这说明中国同时存在着技术、技能劳动者数量不足和劳动者总量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状况可以用相对工资这个指标来反映。作为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从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来看，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他较高学历者的相对工资水平则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岳希明等，2008）。这说明我国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减少的趋势，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增加的趋势。
2.劳动力在城乡、地区、产业之间的流动受阻，制约了经济增长
户籍及其他制度的限制，劳动力在城乡间、产业间、区域间的的流动受限，限制了经济增长。本文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劳动力在产业间、地区间的的配置效率。其中劳动生产率用各产业或各地区的产值除以相应年度各产业、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产值数据用CPI定基指数进行了调整，以1978年为基期。其中测算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GDP、各产业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测算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东部、中部、西部GDP、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GDP及就业人员数量只有全国及分省（直辖市）的数据，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按照三大区域的划分，用相应省（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加总得到各区域的数据。三大产业之间仍存在一定的效率缺口，行业保护限制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在产业间流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限制了经济增长。表6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情况，按照二元经济理论，资本积累推动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部门是一个平滑过程，即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吸收（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在劳动力资源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过程中，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缺口逐渐缩小，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虽有缩小的趋势，但两者的缺口依然很大，意味着仍有大量劳动力没有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被第二或第三产业吸收，产业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经济增长。三大地域之间存在效率缺口，中部、西部的劳动生产率仅有东部的一半左右，促进劳动力在地域间合理流动提高效率的空间很大。表7描述了地域间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在劳动力资源向东部和中部转移过程中，中部和东部的效率缺口先是有扩大趋势，2007年开始又有了缩小趋势；西部和东部之间也表现出一样的趋势特征，效率缺口先是呈现扩大趋势，2007年之后逐渐缩小。意味着地区间仍存在某些壁垒阻止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转移，区域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约了经济增长。城乡之间也存在一定效率损失，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测算城乡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但大量研究表明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蔡昉等，2001）；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20%-30%（姚先国等，2004）。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陆益龙，2008）。这些限制造成了劳动力的效率损失。
3.经济城镇化，就业未能实现城镇化
社会保障没有实现全覆盖，劳动力供给结构异化、扭曲，限制了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除了就业制度的分割外，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出分割的状态，不仅城乡之间分割严重，而且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也处于分割状态（赖德胜等，2005）。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首先体现在城乡之间。尽管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处于城镇地区这样一个大的市场，但两者在岗位获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刑春冰，2008）。他们一般处于更为不利的就业境况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低且时常遭到拖欠、工作环境与劳动保护情况普遍较差（谢勇等，2009）。表8描述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无论是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农民工的参保率都很低，参保的比例分别只有6.5%、12.90%和17.43%，城镇职工参保的比例分别是43.26%、60.76%、62.23%，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36.76%、47.86%、44.80%，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制度分割同时体现在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享受社会保障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正规就业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员基本上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表8描述了不同所有制类型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事业单位、国有单位等正规就业部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普遍高于集体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等非正规就业部门。覆盖程度最高的是国有单位，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达到68.95%、83.75%、80.21%；覆盖程度最低的是非国有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其他类型企业），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9.25%、18.49%、30.44%，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59.7%、65.26%、49.77%，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农民工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在非国有单位就业的比例占85.05%，在事业单位和国有单位就业的仅占1.30%、4.43%。
三、结论
第3篇：劳动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国有企业；劳动经济；管理水平；提高；途径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都有了极大幅度的提升，这也对企业内部的劳动经济关系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虽然员工的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在企业迎接挑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但是却可以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顺利实现。在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经济管理水平较低的现象这也是使得国有企业员工工资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劳动经济权益的保障。为真正实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必须对其内部的劳动经济管理水平进行有效的提升。
一、劳动经济管理及其重要性概述
（一）劳动经济管理学
在经济学分支中，劳动经济管理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更是企业管理中应用的核心原理与核心内容。劳动经济管理学对于企业发展而言，主要是对其与员工的劳动关系所引发的经济效益进行调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导企业的进行劳动效益进行有效管理。尤其是对其中涉及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仔细、深入的分析，以实现在企业的劳动经济管理中以较少的劳动资源实现劳动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应注意的是，企业在进行劳动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必须结合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才能因地制宜的制定出符合企业发展的劳动经济管理提升方案。对与国有企业而言更应如此，必须清晰的认识到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经济管理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提高对劳动经济管理的重视程度，为企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二）劳动经济管理的重要性
不如步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也对我国企业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上我国企业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而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使企业时刻都面临着更多更新的问题与挑战，面对这样的发展形势，企业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革、创新，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劳动经济管理理论、措施对于国有企业的现代化经济改革与发展有着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对企业的发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引导，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有效的避免企业内部人才的流失，最终最大限度的发挥出人才的效益与价值，促使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从而为提升我国国民经济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国有企业的未来发展而言，提升其劳动经济管理水平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与方向，更是提升自身实力的有效途径。
二、国有企业劳动经济管理的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但是仍然无法科学有效的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社会各界对于国有企业的劳动经济管理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劳动经济管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一）员工的待遇水平相对较低
就员工所承担的工作职能而言，员工的待遇水平较低是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普遍现象，并且随着社会经济有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显得更加的明显。面对越来越高的社会经济消费压力，员工对于待遇要求也在逐渐提升。较之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有着发展资金相对稳定的显著优势与特征，这是使大部分员工的薪资待遇维持在统一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从私营或外资企业员工的发展中，待遇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存在着较大的、透明的提升空间，巨大的落差使得国有企业员工出现了消极怠工的现象。国有企业要想切实改变这一现象，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起全新的、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体系，使员工的基本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这也是提升当前国有企业劳动经济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
（二）员工的劳动经济权益缺乏有效保障
虽然社会经济水平与消费水平的提升使得我国国有企业员工的工资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与物价的提升水平相比提升的幅度系数相对较低，即便是企业内部的高管人员与股份持有者的收入也是相距甚远。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则是因为企业不具备较高的产业竞争力，员工与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缺乏科学的关联性，而相关管理者更是忽视了员工薪资待遇提升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我国《劳动合同法》的提出与近年来的修正，对我国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导致国有企业为规避风险而大量选用了劳动派遣工，使得国有企业内部薪酬体系产生了较大转变，导致许多员工的劳动经济权益失去了有效保障，从而出现了劳动经济纠纷。
三、提升国有企业劳动经济管理水平的途径
（一）对当前的岗位管理制度进行优化
1.国有企业定岗模式的完善和优化。定岗模式指的是对企业内部进行合理的优化、分配，实现对相近工作性质的部门进行有效合并，建立起科学的岗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的每一个岗位设置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位的员工可以是拥有相似工作内容的不同职位的员工。在某些完成职位工作的员工合理的分配其他岗位的工作量，进而实现整体工作效率的提升。定岗模式还应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不断的优化、完善，实现企业劳动经济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2.国有企业定员模式的完善和优化。定员模式指的是为实现对企业整体的宏观调控而对企业的员工进行统一化的管理和分配，并依据企业的发展规模，对员工进行科学的分级管理。国有企业定员模式的不断完善和优化，能够使国有企业中各个部门实现按需定员，确保了的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员工的潜能。此外，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也可以实现对人力成本的准确计算，为企业经营成本的控制提供有效数据，从而促进企业效益稳定提升，实现劳动经济管理水平的有效提高。
（二）对薪酬管理体系进行健全和完善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现行的薪酬管理体系不够健全和完善，使得企业员工的经济效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缺乏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体系不但较大程度的降低了员工的工作热情，无法实现人力资源效益最大化，甚至使员工感觉自身的价值无法实现而导致人才的流水。所以，健全和完善当前的薪酬管理体系已然成为提升国有企业劳动经济管理水平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更是国有企业提升经济效益的必然手段。国有企业薪酬水平的提升，不但能够有效的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已经成为了当前衡量企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三）建立和健全员工培训与人才开发的长效机制
人才竞争已然成为了当前企业竞争的核心所在。而造就企业发展的人才资源的源泉，必须对人才进行不断的开发和培训，为此必须建立起健全、完善的国有企业员工培训及人才开发的长效机制。1．建立健全的国有企业员工培训机制。国有企业应充分重视对员工培训机制的建立。在党委、高层领导、纪检、财务部门的支持下，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组织牵头成立培训组织，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制定出合理的培训方案，必要是企业的相关领导还应参与进行现场指导。培训内容应包含对企业发展战略、部署，企业文化及创新思想以及先进模范事迹的培训、学习等内容的公共课的培训，与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后者可聘请专业的技术专家以讲座、座谈、参观指导等形式进行业务水平的有效提升。2.建立企业人才开发长效机制。要实现企业劳动经济管理水平的有效提升，必须具备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人才团队，这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首先，企业应具备发现人才的眼光，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安排，给予其宽阔的发展空间；其次是要对其进行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双重激励。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对人才的开发，留住有用人才，这也是提升国有企业劳动经济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于晓明.国有企业提高劳动经济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J].财讯，2016（11）：86-87.
[2]张利田.浅论国有企业提高劳动经济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J].经营管理者，2016（21）.
[3]高素芳.国企劳动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的途径探究[J].消费导刊，2017（13）.
[4]石昱.略论国有企业提高劳动经济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J].人力资源管理，2017（9）：90-91.
[5]叶璐.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如何提升劳动经济管理水平[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9）：27-28.
第4篇：劳动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现代流通业；竞争力；区域经济发展；中原地区；产业结构
引言
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源的全球配置、产业的全球分工与合作加强，产品全球分配和不同市场个性化需求的发展，赋予了现代流通业新的发展意义。有学者指出美国强劲的综合实力，并不完全取决于其GDP总值以及先进的制造业，其现代流通业的竞争力对其经济的发展起到先导作用。自2009年以来我国已充分认识到现代流通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强调促进和加强现代流通业的发展与壮大（曹晓飞等，2020）。图1为部分发达国家流通业增加值与同期GDP比率，由此可知现代流通业竞争力的提升将反作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具有活力与张力（陈建中等，2020）。因此在确定现代流通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耦合关系的前提下对现代流通业竞争力对经济、就业、消费及产业结构的贡献进行详细分析。
现代流通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先导作用分析
如图2所示，流通与商品生产、商品到达最终消费者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现代流通业可以引导市场需求，将市场需求传导至生产领域，促进生产；同时现代流通业通过商贸、批发、零售等第三产业刺激与带动消费（王鹏飞，2019）。流通业最终通过实现商品市场交换的桥梁将生产制造业与其他产业连接在一起，提高三大产业的连接度。因此现代流通业在整体经济发展中起到先导作用（孙涧桥，2018）。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竞争更加白热化，企业更加注重交易的条件与成本的降低，流通业所处的地位使得其更加熟悉国际市场交易条件与壁垒，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生产和交易成本，便利现代化的流通业是高效连接海外市场和实现和优化资源全球配置的利器，进而加强国内商品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现代流通业的竞争力表现之一是高效低成本的流通效率，以促进商品生产与消费活动的高效率与低成本。流通业的天然职能是对各资源要素进行整合，因此整合方式的优化升级将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任其俊，2017）。产业发展以现代流通产业发展为前提，现代流通业助推优势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国际市场的开拓。流通业中的知名企业对于流通业先导作用的发挥有重要影响。大流通企业不仅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可以在区域内树立品牌效应，提升区域影响力（闾志俊，2017）。近年来，中原地区通过著名企业及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带动着中原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其中郑州丹尼斯百货连续7年上榜中国连锁百强，2017年以后地位提升至26位，门店与销量都增幅明显。其中2015年门店为430个，增幅超过60%。河南大张实业凭借实力晋升至百强连锁第48位。
现代流通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及依据
现代流通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由其本身的竞争力决定。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现代流通业的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联动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首先现代流通业竞争力的大小将决定对GDP的贡献力度；其次是现代流通业竞争力的提升对于促进就业、提升就业率有促进作用；再次现代流通业的竞争力提升对消费有推动作用；最后是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赵丽丽，2017）。因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分析，并通过图3中的指标进行反映。国民经济贡献度及集中度指标是对现代流通业市场结构成熟度的反映，经济规模与集中度水平进一步反映了影响流通业发展的市场行为以及可能产生的市场绩效，进而反映出现代流通业在区域市场中的竞争力水平如何（范馨月，2017）。现代流通业主要是集中于服务业，这决定了其可以吸引众多劳动力提升某一区域的整体就业水平，因此从就业人数以及质量可以反映出某一区域现代流通业的发展地位及发展成熟度。经济贡献的指标主要是反映现代流通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展所处的地位，通过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可以间接反映某一区域现代流通业的生存现状与发展水平高低（孙金秀，2016）。产业结构中的一级指标主要是对流通业中具体企业的反映，主要是从流通业企业的规模、数量、品牌价值及公司治理现代化程度对现代流通业竞争力进行反映。
现代流通业竞争力对中原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
中原地区一般指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以及山西省，其地处我国中部地区，并根据历史因素，称其为中原地区。本文中将结合前文的描述分别就现代流通业对中原地区的经济增长、GDP贡献、就业贡献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贡献进行研究。
（一）现代流通业竞争力对GDP的贡献产业之间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相互孤立的。三大产业之间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相互带动的（祖健鹏，2015）。现代流通业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如物流业、仓储业等。这些行业无不体现着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的衔接与带动。甚至可以说现代流通业发展的水平可以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经济的运转效率。现代流通业发展越顺畅、效率越高说明其对各产业的带动越明显，这直接体现在现代流通业产值所占GDP总量的比值。比值越高，说明现代流通业对GDP的贡献越大。因此现代流通业对GDP的贡献率可以整体反映一国流通业的规模和竞争力，它成为评价一国或一个地区现代流通业对该国或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度。如图4所示，自2015年以来，对于我国和中原地区而言，现代流通业与GDP保持着同步增长，现代流通业的增长带动着GDP的增长。
（二）现代流通业竞争力对消费的贡献消费带动着流通产业的发展，流通产业的发展反过来促进消费的增长并带动消费的方向。现代流通业发展的成熟度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能否被有效实现。流通业发展的方向及方式也将直接影响消费者消费的水平、消费结构的侧重以及方式的转变等。消费支出对2018年GDP贡献率高达76.2%，由此可知，现代流通业担负着消费功能实现的重任，其竞争力的提升对于GDP的贡献将非常巨大。实际自1998年以来，我国现代流通业产值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增幅达到百分之百。随着我国促进内需，加强国内消费口号及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消费水平大幅提升。从图5数据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现代流通业产值对于拉动消费的贡献要高于全国水平，表明在中原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发展的同时，现代流通业对其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三）现代流通业竞争力对产业结构的贡献现代流通业自身发展的成熟度与竞争力的提升，不仅可以反作用于消费的振兴，同时也可以反作用于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流通业的良性发展也可以带动餐饮及其他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原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购买力，促进该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2018年中原地区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占整个地区GDP比重超过45%。与2017年相比，中原地区第三产业增长速度高达10%，如图6所示。此外，第三产业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其中服务业通过服务质量以及水平的提升，加大信息服务、休闲旅游服务、科创服务的发展。中原地区以省会中心城市为核心，实现逐步向周边地级市扩散发展，逐步实现中原地区第三产业的良性循环式升级。
（四）现代流通业竞争力对就业的贡献现代流通业投入成本远低于工业型产业，对技术及资金要求并不是太高，较低门槛的创业环境与条件可以吸引大批青年的创业与经营。目前，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等，其流通业就业的人数占总就业人口数的四分之一，由此可知，越是发达地区，其流通业越发达成熟，可以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对于中原地区而言，1998年以来批发、零售及餐饮业的劳动力就业人数接近两百万人，至2018年中原地区批发、零售及餐饮业的劳动力就业人数超过四百万人，增长近一倍，如图7所示。有学者利用现代流通产业的行业数据，通过在相应软件中运行数据，再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为现代流通业产值的增加将直接增加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具体而言，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吸纳0.35%的劳动力就业。因此，现代流通业竞争力的提升对于就业具有非常良好的促进作用。
结论
对于区域而言，可以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交通或文化优势，通过政策的制定将不同地区的不同产业通过政策相连接，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区域之间通过资源的合理调度与配置，实现优势互补。自现代流通业战略规划被国家提上日程，中原地区对于现代流通业的发展高度重视。目前中原地区的经济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65%，区域内国民生产总值、区域财政收入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均有较大改观。中原地区应当在如今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通过对自身现代流通业的发展，加强区域间联系，利用交通与地理优势，实现资源的相互利用与配置，实现经济的同步发展与进行。
参考文献：
1.曹晓飞，赵芬芬，万月亮.商贸流通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贡献测度—基于因子分析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20（5）
2.陈建中，刘杰.商贸流通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0（1）
3.王鹏飞.京津冀流通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发展:理论与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19（9）
4.孙涧桥.区域经济差异性发展与商贸流通共生路径创新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11）
5.任其俊.新常态下商贸流通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J].价格月刊，2017（10）
6.闾志俊.商贸流通与区域经济共生发展路径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7（18）
7.赵丽丽.新型城镇化环境下我国商贸流通业的综合实力探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7（3）
8.范馨月.从共生角度谈商贸流通和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J].商业经济研究，2017（2）
9.孙金秀.我国现代流通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性测度与评价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6（6）
第5篇：劳动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农业产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总结
在中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与国外大型农业企业相比没有优势，因此，必须要转变我国农业产业的生产方式，向依靠科学技术的内延式生产转变，以高效率、高产出、低成本的农业生产为发展方向，适应国际化趋势，保证我国农业产业的竞争力。
1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的相关研究
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农业科技进步只包含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包括农业科技的创新以及对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广义的农业科技进步还包括政府政策、管理水平的提升的因素[1]。在以往专家学者的研究中，针对科学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以及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一些系列研究，例如：周方深入研究了技术进步的内涵，将索罗模型中的科学技术定义为狭义的技术，在排除资本、劳动力要素以外的技术定义为广义的技术进步，修正了索罗模型，提出科学技术进步应当包含索罗式技术进步、资本增密式以及规模经济式三种方式；赵达薇通过改进的索罗模型，测算了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中1953-1993年人力资源的贡献率；同时，徐瑛将资本空间密集、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变化三个变量融入改进的索罗技术进步模型，测算了我国1987-2003年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徐会奇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进行了研究，采用1995-2008年相关数据，测算狭义的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得出农业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显著。这些有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有利于研究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将测算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研究方式分为基础模型式和经验模型式两种。
2基础模型式
基础模型式通常包括C-D生产函数、丹尼森的增长因素法、索罗余值法以及数据包络法等。其中索洛余值法简单易操作，被广泛采用，国内学者以及农业政府部门在测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时常常采用这个方法[2]。它时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来，将技术进步、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作为自变量，农业产出作为因变量，进行指数化建立等式，其中资本、劳动力因素的指数分别代表物质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力产出弹性；在加入时间序列因素，就可以经过数学变换将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表示为经济总进步率减去物质资本、劳动力的贡献率的差。这里面的关键则是求出物质资本、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
3经验模型式
经验模型式是对农业物质资本、劳动力投入的产出系数弹性进行直接推导，在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即物质、劳动力的弹性值之和为1，利用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分解农产品价值，测算各要素的弹性系数[3]。具体为把农产品的价值表示为商品的可变资本、商品的不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之和，在整个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仅发生价值的转移，没有价值增值；在可变资本中，其一承担物质原料到农产品形成的中间完成者，其二维持劳动的持续进行，其三则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可以把农产品的价值分为不变价值和可变价值两个部分，不变价值由物质资本形成，可变价值由劳动力和农业科技进步实现的。在经过相关假设和数学推导，就可以将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表示为1减去物质投入、劳动力投入贡献率的差。
4结束语
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在可以取得相关数据以及资料时，采用基础模型测算要素的产出弹性，进行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比较方便有效，既有数据支撑又有模型基础；而在缺乏相关数据或者数据不是很可靠的情况下，可采用经验模型式进行要素弹性的估算，这样可以避免数据不再带来的测算偏差。因此，对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进行测算时，需要针对实际情况而采用不同的模型方式。
参考文献：
[1]周方.科技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方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36-40.
[2]徐瑛，陈秀山，刘凤良.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度量与分解[J].经济研究，2006(8)：93-103+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