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概论全文(5篇)

第1篇：劳动经济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供给侧经济学；供给侧经济改革

经济问题总是供给侧问题与需求侧问题的有机统一，分析供给侧问题，不可能完全脱离需求侧问题，同样，分析需求侧问题，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供给侧问题。但我们可以根据经济理论分析的起点或关注点不同来对二者进行区分。起点或关注点主要在供给方面的，可以认为是供给侧经济理论；起点或关注点主要在需求侧方面的，可以认为是需求侧经济理论。另外，面对经济新常态，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经济战略也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学重大创新。

一、中国古代经济学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

管仲（约公元前730年至前645年）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早对经济学有系统思考的思想家。在现存《管子》76篇中，约有三分之二涉及经济问题，约有三分之一专谈经济问题，这在先秦各学派的著作中是极其特殊的情况。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角度看，管仲的经济理论，总体应属于供给侧经济学。

第一，《管子》认为，土地是财富重要的生产资料，劳动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第二，提倡分工。管仲主张将被统治的广大群众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同时主张四大集团不能混合杂处，必须各按其职业“群萃而州处”。[1](P21,P127,P129)第三，提倡减税。管仲在对齐国的治理实践中，采取了大规模减税措施。据《管子'大匡》记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意思是说，在齐桓公在位19年中，将关税税率和商业税率降至2%，农业税按土地面积征收，且改为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时农业税率为30%，收成中等时农业税率为20%，收成差时农业税率为10%；有饥荒就免征，或缓征。总之，管仲的供给侧管理政策，有力促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为齐国崛起并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奠定了好的经济基础。[2](P11)我国古代先秦法家李悝（约公元前450至约前390年）的经济思想也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李悝是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农伤则国贫”（《汉书'食货记》）。同时，李悝重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治田则勤，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汉书'食货记》）但为了稳定粮食价格，李悝又提出了平籴政策[1](P107)，这属于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机结合的一种政策。所以，李悝的经济思想，也有一些需求侧的因素。

另外，我国古代荀子（约公元前331至约前238年）的经济思想也属于供给侧经济学。一是荀子主张分工，认为分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勤”。由于各业专一，才能把技艺提高到精妙的程度。[1](P95)二是荀子认为农业是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财富生产的主要来源，而工商业是不生产的，必须予以抑制。他说：“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1](P98-99)商鞅变法，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属于供给侧经济学。高度重视农业，限制非农业生产活动。大力增加农业人口。实行有利于农业的租税政策，对非农业活动实行重税政策。“不农之征比多，市利之租比重。”（《商君书'外内》）实行土地自由买卖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秦国最终实现了强国目的。西汉盐铁会议上儒家反对派的经济思想，也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

盐铁会议以检查武帝以来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为名，于汉昭帝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桑弘羊及一些政府官员为现实政策辩护，而儒家则全面予以反对。儒家提出的主要经济政策措施是：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生产财富，否定工商业能致富，轻视工商业；反对经济干涉；反兼并；坚持井田制度；反对对外贸易；提倡物物交换，货币铸造权回归民间；消费提倡节俭；在租税上坚持什一之税的农业税，反对重税。[1](P225-229)儒家提出的上述政策措施，重点大都在供给侧方面，而不在需求侧。当然，我国古代也有一些经济思想属于需求侧经济学。如范蠡的经济循环论和贸易思想，还有桑弘羊的重商思想等。但总体看，由于我国古代社会总体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所以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学，应总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范畴。

二、西方经济学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经济学呈交错结合演进趋势

重商主义是需求侧经济学,由于把金银看成是财富的最佳形式，重商主义必然是需求导向的。西方的重农学派是最早相对成熟的供给侧经济学派。重农学派核心是重视农业的供给，其主要思想具体包括：将自然秩序的概念引入到经济思想中，认为人类的经济规律应同自然规律相协调；提出自由放任，反对政府管制；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性的；认为应该只对土地所有者征税；从供给侧角度对经济流程进行了分析，如魁奈的经济表。古典经济学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有些学者在著作或论文中认为古典经济学属于需求侧，这是不准确的。

从古典经济学的总体特征看：首先，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分工是提高效率的重要基础，这是供给侧，不是需求侧。其次，在政策取向上，古典经济学坚持自由放任，但目的主要落脚于促进供给侧的效率，并通过供给侧效率的提高，最终实现社会效率的提高。如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认为，通过自由竞争，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每一个生产者和商人不得不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不得不尽可能降低销售价格，最终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最后，在价值论层面，古典经济学大体坚持劳动价值论，这也是供给侧，不是需求侧。

萨伊虽然提出萨伊定理，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但萨伊理论分析的落脚点是在需求侧，而不是供给侧。在《政治经济学概论》[3]这本书中，萨伊第一篇论述财富的生产问题，第二篇论述财富的分配问题，第三篇论述财富的消费问题，其中第三篇构成了全书分析的落脚点。另外，萨伊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所以，总体看，萨伊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相比，其需求侧分析所占的成分应更大，而不是更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应属于供给侧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论。另外，马克思关于生产所有制的理论，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论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理论分析，都是立足于供给侧方面，而不是需求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而不在需求侧。

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有学者认为是属于需求侧经济理论，这种观点也是不准确的。古典经济学应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一个有机综合。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既有消费者均衡理论，也有生产者均衡理论。而生产者均衡理论，应属于供给侧。另外，一些学者将凯恩斯经济理论完全归结为需求侧经济学，此观点也值得商榷。

凯恩斯经济学虽然强调需求导向，但也有供给侧分析的因素。如投资需求，本质就属于供给侧。从整体的理论分析看，凯恩斯理论应是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有机结合，是在供给与需求的结合中，寻求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均衡水平。另外，关于供给学派，大家普遍认为是属于供给侧经济学，此观点也是一值得商榷的观点。因为供给学派在实践上具体落实为里根经济学，而里根经济学的减税主张，既包括减供给方面的税负，如企业税，将原来最高46%的五级税率改为最高34%的三级税率；也包括减需求方面的税负，如个人所得税，将最高税率为50%、最低税率为11%的15级累进税制改为15%、28%和33%的三级税率。[2](P126)最终供给学派的政策效果是既体现在供给侧方面，也体现在需求侧方面，是两方面效果的综合。

总体看，西方经济学演进是供给侧经济学与需求侧经济学有互相交错演进的趋势，但越往后，供给侧与需求侧又有一种互相结合演进的趋势。目前，面对经济形势新常态，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经济战略也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学重大创新。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构建思考古典经济学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提供了巨大红利。

凯恩斯经济学为战后资本主义提供了黄金红利。但从2007年开始，世界经济总体又陷入长期增长乏力的境况，而原有经济理论又提不出有效解决办法，或实际成效不大，这种情况表明原有经济理论红利已经基本丧失，经济学客观需要有重大创新。经济学如何创新，积极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条正确战略。下面笔者就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谈一些不成熟看法，请大家指正。

总体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应是对以往经济学的总体改革和创新。具体而言，应包括如下若干方面内容。从构建理念看，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应是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的总指导理念。五大发展理念之间互相嵌套，互相支撑，是一个总的有机框架。比如，创新，离不开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而协调又离不开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等。所以，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必须要坚持五个方面的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从价值论基础看，劳动价值论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应坚持的基本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真正科学的价值论。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要坚持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劳动价值论是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在经济学上的具体实现。从发展动力看，面对一些久治不愈的顽固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需要构建综合动力体系，应实现三重动力的有机耦合。

第一重动力是经济层面动力，包括要素动力和结构动力。要素动力主要是要进一步提高要素生产率。目前，我国由于要素生产率不高，也制约了劳动就业率进一步提高。结构动力主要是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如何优化产业结构，一是需要坚持新重农主义，新重农主义核心是要着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二是第二产业发展要坚持循环经济总方向；三是大力提升第三产业质量。如何优化区域经济结构，需要对落后地区进行重点投入和建设。另外，城市化布局要与经济布局协调推进，不同规模城市应体现不同产业特征。最终通过结构调整，提高结构整体素质。第二重动力是制度层面的动力。制度动力主要是要进一步推进制度的公平建设。包括微观制度和宏观制度建设，都需要更多体现公平原则。在短期内，公平与效率可能有冲突，但从长远和全局看，公平与效率本质是统一的。第三重动力是精神层面的动力。精神动力是深层持久动力。越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或地区，精神的元素在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越大，越要重视精神建设的力量。建设精神动力主要是要进一步建设精神文明，核心是要进一步培育社会的利他精神。利他是推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而利己只有通过特定的市场制度约束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建设利他精神，最关键是要培育奉献意识、诚信意识、敬业意识等。另外，三重动力之间应实现良性互动和有机耦合关系，并最终通过良性互动和有机耦合形成强大新合力，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大推进力量。

从资源配置目的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资源配置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水平，包括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等多个方面。这是最广义最高层次一般均衡，不是经济层面一般水平局部均衡。

从学科建设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多学科知识的支撑，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将体现多学科综合特点，包括哲学、历史学、数学、心理学、生理学、环境学、文化学等，都应纳入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分析理论框架中。从分析问题的切入点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将立足于供给侧，从供给侧方面寻求解决关键问题的主要方法和主要途径。

从解决经济问题的着眼点看，重点是结构性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最终对原有经济结构实现一种总体性新建构，并最终实现将数量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质量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时间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将是长期经济学，将立足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尤其对于凯恩斯的短期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将对其进行彻底扬弃。

从空间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将是大视野宏观经济学范畴，是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问题综合到一体的总体考虑和通盘配置。

从政府职能看，供给侧经济学需要政府守住三大核心职能。因为自由市场竞争是按照私人边际收益等于私人边际成本原则来进行决策，这会导致市场出现三大困境：一是公共精神困境；二是公平社会困境；三是公共产品困境。如何解决好三大困境，政府应按照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原则界定自身行为边界，以此弥补自由市场竞争之不足。具体而言，政府核心职能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要着力加强公共精神建设；二要着力加强社会公平建设；三要着力加强公共产品建设。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北京：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2］苏剑.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商务印书馆，2010.

［4］.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法］托马斯'皮凯蒂.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第2篇：劳动经济学概论范文

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推崇。中国也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模仿，甚至直接“移植”。很显然这种制度的模仿和移植，可以大大减少新体制设计和建设的成本。但由于中国与苏联历史、客观自然因素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把出生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直接用于中国，则会可能出现诸多不适应的症状，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并对该体制不断地进行修正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从国民经济学课程建设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最早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教材就是源自对苏联教材的直接模仿，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更新，其课程名称先后以《国民经济管理概论》和《计划经济学》出现，直至发展演变成为今天的《国民经济学》，这显示出国民经济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中国化”和“本土化”的特征。

二、逻辑必然：国民经济学在当前我国的存在

当前，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政府主导下的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渐进性改革，这也是国民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逻辑必然。

（一）逻辑起点：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所实行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改革，因此，在经济改革进程中政府行为显得非常重要。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定位以及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效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行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界定：

1．政府“越位”问题的解决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体制惯性，政府在诸多方面还对经济还存在强大干预，这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生产管得过多过死，每年政府对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补贴及政策优惠，对其进行扶持，极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形成；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为大力发展经济，亲自参与招商引资，将本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行为纳入政府职责范围之中。这种政府“越位”行为屡见不鲜，极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越位”行为正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的表现，解决政府“越位”行为是还原市场的过程。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及时解决政府“越位”问题。政府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恰当的方式退出市场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难题，这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2．政府“缺位”问题的解决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等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在这些方面提供相应的服务。但目前来来看，中国政府在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职能并没有到位。如中国政府对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规制不利，垄断企业的价格同盟、价格歧视、供应不足、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政府在提供经济制度等公共物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如对于经济改制中出现的急切需要解决的职工劳动权益保障、经济改革中存在的寻租问题等，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必须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正确解决政府“缺位”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方式，令政府有效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中国当前情况下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必要性：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与长期性

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市场化改革不同，中国采用的是市场化改革是渐进性改革，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是一个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国家，也不同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性改革（又被称为“北京共识”）。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地进行探寻，对国民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研究，更应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总结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特征决定了国民经济学学科以及该专业的研究生在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国民经济学学科研究发展内容展望

通过以上的分析，结合中国现实和该学科的发展历史情况，未来国民经济学研究可能将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展开：

（一）宏观调控与政策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混合经济依然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要提供者，宏观经济计划和管理依然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从目前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尚不完善，而财政手段运用也不熟练，计划仍是目前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此处的计划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计划（高度集权的政治手段），而变为类似管理学意义上的指导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因此，政府要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的成熟理论与经验，更要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符合国情的主张，同时深入研究各个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手段的组合与协同问题。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战略与规划原本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的核心方向，现在仍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国民经济学与财政学、金融学相比显得更为宏观。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中国政府依然会重视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以规划的方式指导经济的发展。因此，国民经济学应着重突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战略和规划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规划涉及的重大项目课题的研究，比如，城镇化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等。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3篇：劳动经济学概论范文

在当今大学生职业素养培育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我们依然还有很长的路需要继续摸索，依然还有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需要进一步强化与实施。我们应依据社会需求，遵循大学生成长的规律以及以生为本的原则，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积极的实践探索。

一个专业能否获得迅速发展，所培育学生的职业素养能否适应社会的需求，首先取决于其市场定位，专业定位直接影响其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因此，我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为己任，进行市场细分和调研活动，并结合地缘优势和学科特色，综合考虑生源特点、就业去向、自身条件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明确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及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熟悉海洋渔业学科相关知识，能在相关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复合性应用型专门人才。以此从目标源头上明确大学生隐性素养和显性素养的双重培育任务，并围绕此中心目标开展其它培育工作。

培养体系由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素质与创新教育体系及公共关系辅修专业4部分组成。其中，理论教学体系是大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的长期根据地，其按知识层次共构建了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课3个平台，每一平台都加入了一些素质教育课程，确保职业素养的培育贯穿大学四年整个教育体系；实践教学体系主要由理论课课程实践、学科基础课课程实践以及集中实践教学环节组成，在打好理论根基的基础上，提供职业素养提升的锻炼舞台；同时，还应开设包含政治课程教育、体育课程教育、军事课程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公共选修课、形式与政策、就业指导、科技创新、文化素养、专业技能在内的素质与创新教育体系，以此全方位、系统化的培育学生职业素养。

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是达到培养目标、实现良好职业素养的基本条件。从课程结构上看，本专业依据社会需求与培养目标，确立以公共基础课为基础、以专业课为主干、以方向模块课为核心、以相邻学科为辅助、以公共选修课和专业任选课为补充的课程设置结构。各模块结构相互依托，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大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的课程体系。具体而言：

显性素养培育与隐性素养培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者不可分割，但在实际培育过程中，也各有所侧重。首先，人力资源管理者应该是一位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专门人才，能够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各环节诸如招聘与录用、培训与开发、绩效考评、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等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因此，我们依据社会对人力资源管理从业者的需求，开设《人力资源管理概论》、《招聘与录用》、《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实务》等专业课程，使学生全面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知识，增强其实践操作技能，提升职业技能素养。其次，作为一个合格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还应掌握一定的管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主要知识，特别是熟悉市场、融资、营销、商务等组织运营知识。同时，还应精通国家有关的人事制度、法律法规，能够妥善处理劳动纠纷。因此，我们将管理学、经济学、法学作为该专业的主干学科，并开设《管理学原理》、《劳动经济学》与《劳动法》等课程。再次，作为员工倾诉的最佳对象，人力资源管理者需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依据马斯洛的五大层次需求理论，了解每一位员工的需求，适时有效激励员工。因此，我们开设《人事心理学》、《激励管理》等课程。最后，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实践活动包含的内容、涉及的领域、实施的方式都非常广泛、复杂，人力资源管理者要胜任所从事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还必须具备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与组织协调等能力。因此，我们开设《行政秘书与公文写作》、《公共关系学》、《领导科学》与《管理沟通》等课程。

一般来说，隐性素养相比显性素养而言对一个人的影响更重要。我们认为作为一名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者，除了要具备相应的显性技能素养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价值观、职业思维、职业道德、职业行为习惯等内在要素。首先，职业价值观是基础。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我们开设《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式与政策》等课程。其次，诚信是根本。一个具有个人诚信魅力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能获得上级、下级、同事和客户的尊重，有助于他与公司内外关键人员保持有效的联系，有助于建立一个可信赖的人际交往环境。因此，职业道德的培育始终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为此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在学生中还开展考试诚信等系列活动，引导学生学会如何“做人”与“做事”。再次，创新、创业是关键。人力资源管理者在工作中要具有创新精神，能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能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原有的制度进行创新性的变革，甚至是创造出全新的、科学的、合理的人事管理制度。因此，我们开设《创业管理》等课程，并开展科技创新等课外活动。最后，敬业是保障。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较为复杂，敬业是工作良好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为学生开设《体育》等课程，并开展了军训、公益劳动等活动，在实践锻炼中磨练学生的意志，培育他们踏实、肯干、吃苦、耐劳、敬业的工作态度。

学生的实践能力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就业竞争力，也直接影响到职业素养水平的高低以及服务社会的能力。为此，我们根据人力资源管理职业的特点及培养方案的总体要求，设置了公共基础课实践、学科基础课实践、集中实践教学环节以及课外实践等内容，其中集中实践教学环节是重点，包括军训、模拟招聘实践、职业生涯设计大赛、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课程实践、企业绩效评估方案设计、劳动与社会保险实务、专业软件应用技能训练、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9大模块。这些环节的逐步落实，大大增强了学生的职业兴趣，活跃了职业思维，提高了学生活学活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了教育的有效性，有效实现了专业知识向职业技能的转化。在实践教学中，我们特别强调了以下四个模块的特色培育：第一，课堂实践教学模块。在专业课程中我们根据课程特点确定了课堂实践教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如课堂辩论、演讲等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了职业兴趣；第二，实验教学模块。将本专业相关学科的演示性、综合性实验整合为一套完整的实验教学体系，学生实践应用技能迅速提高，职业素养大大提升；第三，专业技能训练模块。包括：人才招聘、绩效考核、员工培训、薪酬设计等技能的训练与培养。我们开展了职业生涯设计大赛活动，帮助学生明晰了自我认知和职业认知能力，进一步提高了学生自我规划与管理的能力；还组织学生参观了校园招聘活动以及现场招聘会；并亲自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招聘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既加深了学生对书本理论知识的掌握，又大大提升了其实践技能，增强了其社会适应力。同时，还应积极聘请校外实践专家走进课堂；第四，还应积极走出去，搭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为大学生职业素养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地锻炼平台。

第4篇：劳动经济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医疗保险;本科教育;发展策略

1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基本现状

1．1开设学校类别、所属院系和专业存在差异

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全国相继开设该专业的院校有40所左右［2］。依据相关官网查阅和相关会议交流，全国开设医疗保险专业的高校类别有西医类、中医类、综合类，如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江苏大学等;所属院系主要有管理学院、卫生管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经贸管理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医药经济管理学院、医药经济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文理系等;医疗保险作为专业方向分别隶属的专业名称有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保险学等，如江苏大学本专业方向隶属公共事业管理、安徽医科大学本专业方向隶属劳动与社会保障、安徽中医药大学本专业方向隶属保险学等。

1.2体现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逐渐趋于相对稳定

纵观全国代表性高校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目标和要求可知，总体上培养目标逐渐趋于相对稳定和完善，基本是立足医学特色，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要“懂医学、会保险、能管理”，符合行业需求的复合型应用人才。但由于各高校自身特点、隶属的专业、外界环境等影响，各高校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目标设置也体现出特色和差异性，有的侧重于商业医疗保险，如广州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等;有的兼顾商业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如安徽医科大学、东南大学等。部分高校如安徽医科大学、东南大学等授予管理学学位，部分高校如江西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授予经济学学位。

1.3差异化内涵的多学科知识体系框架基本搭建

专业必须在一定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构成，才能实现专业教育目标，专业如果离开了学科知识体系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依据［3］。基于社会保障的复杂性、医疗保险内涵、行业与岗位需求特点，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需体现综合性、交叉性、应用性［4，5］，这需多学科知识体系为基础和支撑。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学科知识体系除国家规定的思想政治理论、通识教育知识体系外，多学科知识体系框架构成已基本搭建，主要涉及:医学、经济、管理、人文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体系［5，6］，但各高校对相应知识的要求和选择存在差异，有所侧重，主要体现在相应的课程设置和内容的选择。

1.4教学课程已形成相对较稳定、侧重不一的课程群

课程是学科知识的主要载体，各高校围绕专业培养目标和学科知识体系设置课程体系，除国家规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识课程外，课程设置主要包含医学、经济学(含保险学)、管理学(含社会保障)、人文社会科学等相对比较稳定的课程群。但由于各高校培养目标存在差异，相应课程设置和学科知识的讲授侧重点不一样，存在差异，体现各自人才培养特色。例如，本专业医学类课程设置:部分高校以概论形式开设，部分高校以单科形式开设，如安徽医科大学、潍坊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等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均以概论开设，昆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课程以单科开设、广西医科大学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均单科开设;专业类课程设置:有的高校如广州中医药大学等经济保险类课程开设相对偏重，有的高校如潍坊医学院等劳动与社会保障类课程开设相对偏重。

1.5实践教学围绕教学基本安排各具特色和优势

在实践教学方面，各高校医疗保险专业本科实践教学基本都围绕着课内实践教学、临床实(见)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开展。各高校依据自身特点也形成自己的特色，有的高校医疗保险专业本科实践教学建立了“四位一体双实习”实践教学体系，即社会实践、课内实践、实习、创新实践组成了四位一体双实习:假期社会实践以培养专业认知为目的、课内实践教学围绕着专业课程进行、“临床实(见)习+专业实习”的双实(见)习制度、创新实践以创新科研项目和毕业论文撰写为核心［7］;有的高校医疗保险专业本科实践教学分为两部分:一是医学实验课见习和临床实(见)习，二是专业调查、医院和医疗保险模拟系统实训、专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与撰写等。例如，江苏大学建立了医保模拟实验室，开发了医保模拟教学软件，还有配备了计算机硬件系统、模拟沙盘等［8］。总之，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围绕能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医疗保险专业人才，各高校依据自身的特点，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人才培养思路和架构等逐显稳定，但也呈现差异性。

2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存在问题

由于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各高校办学资源和环境存在差异等，导致各高校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问

2.1专业教育目标设置和培养路径模糊

目前国内高校开设的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主要以培养医疗保险的管理型人才为目标，毕业生就业方向并不是特别明确［9］;对于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是隶属于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还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还是保险学专业，主管部门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医疗保险教育和学术界对此仍比较模糊。这导致高校在专业具体分类上找不准定位，对现有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目标、任务和途径还不很明确，导致一些学校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置、教材使用、教学安排、实践教学等方面存在困惑和模糊，相应内容在各高校也五花八门，差异明显。同时，部分高校落后的办学理念和功利性办学动机，也必然会影响到本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10－12］。

2.2专业师资队伍能力建设仍需加强

首先，目前举办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的高校师资队伍虽发展多学科融合，但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和水平仍有待提高，“双师型”队伍缺乏，大部分专业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实践经历则明显是一个短板［13］。其次，有特色和富有创新性核心教学和研究团队有待形成和加强，科研申报和实施与教学活动“各自为战”仍普遍存在，缺少信息沟通和相互协作。

2.3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和内容等基本标准尚待建立

全国各高校医疗保险专业设置于不同的专业目录下，没有统一的、规范的基本标准［14］，各高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和环境等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如，安徽医科大学医疗保险专业本科设置于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目录下，课程体系设置既要考虑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基本要求，又要体现医疗保险专业的特色。据此，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与教材、教学内容等方面难寻专业金标准。

2.4实践教学体系规范化仍显不足

相对于理论教学而言，实践教学是教学过程中相对薄弱的环节。部分高校实践教学过程中可能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现有的医疗保险专业教学模式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15］，虽然相关课程均设有案例分析等实践教学的环节，但部分教师在实践课中依旧讲授理论课。(2)规范的实践教学考核办法相对缺乏。对实践教学的要求远没有对理论教学要求的严格，需建立规范的实践教学考核办法。

2.5教与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尚未充分显现

高校教师与大学生是高校本科教育教学活动的两个主体，因此，教与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就成为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目前，由于受科研压力等各种因素影响，举办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的高校中，部分专业教师对待教学积极性与创造性不强，对教什么、怎么教，很少关心甚至不关心;同时，部分学生的学习多数情况下处于被动状态，对学什么、怎么学，不太关心，只要能毕业就好。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3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发展策略

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与其他专业一样，会受市场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影响，应充分考虑本专业教育的基本规律、特点、需求、显现的问题及原因，发挥各高校特色优势，适时进行改革和调整。

3.1创新发展理念，形成多元化培养模式

为实现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医疗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需坚持走“医学+管理学+专业”理论与训练有机结合之路，打造实验－实训－实习培养体系，建立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机制，适时修订培养方案，构建一个紧密结合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专业实习和自主创新的实践系统，逐步形成以学校、教学实践基地和实习基地等相辅相成的多元化教学模式［16－18］。

3.2制定专业教学质量基本标准，推进标准化建设

充分考虑相关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发挥行业专家智慧，研究制定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基本标准，为全国医疗保险专业建设、教学质量评价提供基本依据［1］。基于基本标准，推进人才培养方案建设，促使本专业与国际接轨;推进课程和教材建设，建设与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规格相适应、与专业教学计划相配套的课程体系，建设与课程体系相配套的教材体系，促进课程、教材建设的规范化和系列化;建立稳定的、系统的、规范的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实习基地，在保证学生专业实践同时，为教师科研及其科研成果服务于社会提供平台，实现“教学－科研－服务转化”的有机结合。

3.3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学科建设带动专业发展

专业是学科承担人才培养职能的平台，学科是专业发展的基础［3］，学科建设的核心是师资队伍建设，不仅要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又要提升科研能力。各相关高校应根据各自特点不断打造医疗保险专业相应的教学(科研)团队，把提高本专业及所承担课程的教学质量作为团队建设的核心目标，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探索和实践;持续加大教师业务培训的力度，鼓励和支持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及学术带头人)赴国内外高校访学和深造、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交流和科研合作，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双师型”“双语教学”师资队伍。

3.4构建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医疗保险专业提出了很高的实用性要求，只有完善实践教学环节，才能力求专业所学与社会需求接轨。围绕医疗保险专业本科教育的培养要求，建立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主线的教学运行机制，让实践教学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的、富有内涵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为此，一是要完善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建立明确的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进一步明确实践教学的基本质量要求和检查与监控措施，以保证实践教学的质量;二是要充分体现专业岗位的要求与专业岗位群发展，尤其是专业实践实习，使学生在实习期间就能接触到本行业的新技术、新技能，锻炼其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3.5采用激励等多元方式结合，提升教与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5篇：劳动经济学概论范文

一、中外关于中国艺术市场

运行机制的研究现状中外学界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研究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相关的研究主要存在于4个领域：一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二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的研究，三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的研究，四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宏观治理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尚停留在观察阶段，主要是在研究全球艺术市场时将中国艺术市场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观察，也有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上的专项市场如艺术品拍卖市场给予了关注，但是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二十年》（赵榆2013）、《拍卖报1995—2005十年珍藏版》（郑鑫尧2010）、《中国拍卖制度研究》（刘双舟2009）、《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报告》（赵力2011）、《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中国艺术品市场概论》（西沐2010）等，学术文章也不少，已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研究体系。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些内容涉及对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的分析。在西方，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主要属于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范畴。西方艺术经济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Baumol和Bowen于1966年合著的PerformingArts:TheEconomicDilemma。国内翻译出版的艺术经济学文献主要有瑞士布鲁诺著的《艺术与经济学：分析与文化政策》、马奇和古德温主编的《两难之境：艺术与经济的利害关系》等。研究大致分两种情况：一是研究决定艺术的经济力量及其经济后果；二是经济分析方法在艺术研究中的应用。国内对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艺术经济学和艺术市场学领域，研究者大多来自艺术学界而非经济学界。艺术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国艺术经济史》（李向民，1995）、《作为商品的艺术》（张来民，2002）、《艺术经济学原理》（顾兆贵，2006）、《艺术经济通论》（庞彦强，2008）、《艺术经济学》（林日葵，2009）等。艺术市场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艺术品市场概论》（西沐，2010）、《艺术市场研究》（吴明娣，2010）、《艺术市场学论纲》（成乔明，2011）、《艺术市场学》（李万康，2012）等。与西方艺术经济学研究偏重于理论建构的风格不同，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应用问题上，论题主要涉及艺术市场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交易机制、竞争机制等。国外学者惊诧于中国艺术市场的快速崛起，但对推动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具体动力机制几乎没有研究。国内学者对推动中国艺术市场转型发展动力机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普遍认可的发展动力主要有金融化、科技化、产业化、平台化、数字化和国际化等，并产生了一批学术成果。关于艺术金融的代表性成果有《艺术品金融：从微观到宏观》（黄隽，2015）《中国艺术金融概论》（西沐，2016）、《艺术品金融与投资》（刘双舟等，2016）、《当金融遇上艺术》（史跃峰，2017）等。黄隽教授《科技发展给艺术市场带来什么》（2017）一文探讨了科技对艺术市场的影响。《中国艺术科技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西沐，2020）分析了世界艺术科技发展的大背景和中国艺术科技发展的现状。艺术产业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非遗及其产业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西沐，2020）和《中国艺术衍生品市场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西沐，2020）中。西沐教授发表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未来在平台化》和《基于平台化艺术品交易模式产业生态的建构研究》两篇文章，探讨了平台化对艺术市场深刻的影响。中国艺术市场国际化是业界和学界关注较早的一个话题，但是目前并未产生代表性成果。中国艺术市场宏观治理机制的研究对象是政府、行业组织与艺术市场的关系，具体包括政府关于艺术市场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政策保障、法律规制，以及行业自律等多个方面。《中国艺术品市场概论》（西沐，2010）一书最早呼吁要“重视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顶层设计”。关于艺术市场政策保障的研究成果不多，对中国艺术市场法律规制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艺术市场法律制度》（刘双舟，2021）和《艺术法》（郭玉军，2019）、《艺术品投资法律风险防范》（云大慧，2019）等。

二、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与国外艺术市场相比，中国艺术市场属于“后发型”，国外学者在学术上仍将中国艺术市场视为国际艺术市场的“边缘地带”，并未形成系统的学术成果。国内学者对中国艺术市场近30年发展演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有助于理清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脉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但研究成果在三个方面存在局限性：一是习惯性地按历史顺序简单地将中国艺术市场发展阶段划分为传统和当代两大时期，没有认识到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国家发展迈入“新时代”之前的当代艺术市场更多的还是传统艺术市场的延续；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对拍卖市场的研究上，对中国艺术市场多元化发展趋势关注不够；三是研究中存在着表面化和形式化倾向，对中国传统制度智慧的挖掘不多，影响了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就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的研究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一般原理层面和研究方法层面对我国艺术市场微观机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国内学者对价格机制的研究则偏重艺术品定价机制的讨论，对艺术市场供求机制的研究与艺术创作的研究时常混在一起，相比较而言，研究艺术市场消费端的学术成果针对性更强一些，对艺术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拍卖领域。总体上看，对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研究存的不足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对艺术市场供求机制的研究更多地限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艺术市场的特殊性考虑不足，研究结论指导性不强；二是在艺术市场价格机制的研究中，尚未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学术理论，受劳动价值论和一般资产评估理论的影响较深；三是对艺术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偏重拍卖交易模式，对画廊、博览会、博物馆、电商平台等市场交易模式的研究不足，尤其是对私下交易模式缺乏关注和深入研究，不利于对艺术市场的全面认识；四是缺乏对艺术市场信用机制的研究；五是对艺术市场竞争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就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研究艺术金融的学术成果对于厘清金融与艺术关系、揭示金融对艺术市场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艺术市场多元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目前艺术金融研究主要是为满足“艺术品投资”的需要，导致了将“艺术品”工具化的倾向，且存在着理论“空转”并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关于科技发展及其成果应用对艺术市场推动作用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实践远远走在了理论研究之前；艺术产业化不仅能满足艺术消费端的大众化需求，对艺术生产端和供应端的影响也非常巨大，但是关于艺术产业化对艺术市场供求机制的影响，目前还未见有相应的研究成果；艺术市场平台化关涉中国艺术市场转型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电商只是平台经济的初级阶段，目前对平台化的研究还停留在对电商的研究层面，有关艺术市场平台化的研究亟待深入；数字经济已经不限于互联网经济，还包含了更多数字技术衍生出的经济形式，目前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艺术市场国际化虽是业界和学界关注比较早的主题，但大多研究成果仅是对国际化现象的观察和描述，缺乏战略指导性的研究成果，对全球化趋势下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战略定位、地位和作用缺乏研究。从政府、行业组织与艺术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艺术市场，将艺术市场放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与文化强国战略大背景中，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才显得更加清晰。如何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中来，并转化为指导艺术市场实践的理论，目前国内外尚无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艺术市场政策是艺术市场活动的基本手段和赖以建立的基础，政策主要通过引导、协调和控制来起作用。《中国艺术品市场政策概论》（西沐，2011）一书中提出的中国艺术市场政策的基本研究思路、架构与研究方法仍然是适用的，但是没有学者继续跟进研究，且与中国艺术市场密切相关的财政税收金融等专项保障政策的研究成果几乎空缺。中国艺术市场转型发展中的制度创新离不开法律确认和保障，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法律规制，但是中国艺术市场的立法进程明显落后。艺术市场法律领域目前的研究成果，有些是针对拍卖市场的研究，有些是针对知识产权的研究，有些只关注艺术品投资领域的法律问题，从艺术市场立法角度讨论中国艺术市场法律体系建构问题的成果非常缺乏。

三、中国艺术市场运行机制学术研究亟待突破的空间

近30年来，我国艺术市场的学术研究氛围愈加浓厚，国内外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比较显著。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不能满足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对艺术市场及其运行机制的创新与重构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急需学术理论的支撑和指导。下列研究主题亟待深入探讨与突破：

（一）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研究领域需要深入探讨的空间

1.中国艺术市场的历史演变与内在发展规律研究。历史角度的研究旨在为现实和未来服务。对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演变的研究不应局限在对市场表象的观察和解释层面，更应该通过研究揭示艺术市场内在的发展规律，并将研究成果用于指导中国艺术市场发展规划和战略目标实现的伟大实践。

2.中国艺术市场发展中制度创新的得失总结与回顾研究。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原动力，艺术市场的演变本质上是制度不断创新的产物。梳理和总结艺术市场发展史中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创新，尤其是从中发现“中国制度智慧”，是研究当下艺术市场制度创新的前提。

3.信息时代中国艺术市场主要发展态势研究。中外艺术市场的发展是文明变迁的产物。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审视，人类社会已先后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在快速步入信息文明时代。中国艺术市场体系急遽转型的时代背景正在于此。将艺术市场简单地划分古代、近代与现代，这种分期的局限性很大。只有站在信息时代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才真正有助于理解中国艺术市场正在发生的巨变。

4.后疫情时代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机遇与挑战研究。历史上欧洲的疫情曾多次影响了西方艺术市场。这次“新冠”疫情给艺术市场的影响也将是全球性的和深远的。后疫情时代中国艺术市场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这是一个紧迫的新课题。

（二）中国艺术市场微观运行机制研究领域需要深入探讨的空间

1.中西方艺术市场运行机制与制度创新比较研究。比较和借鉴是自我认识和提高的有效途径。开展中西方艺术市场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更有利于中国艺术市场尽快融入并争取引领国际艺术市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

2.中国艺术市场供给侧改革与制度创新研究。供需机制是艺术市场的核心运行机制。目前中国艺术市场存的供需困境是：在数量上存在供大于求的困境，大量的艺术品资源找不到出路，但是在质量上人民群众巨大的艺术消费需求又得不到满足。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助推艺术市场供给侧改革，丰富供给模式和提升供给端的质量，值得深入研究。

3.中国艺术市场新消费需求趋势与制度创新研究。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和文化自信度的提升，激发了大众化的艺术消费需求；文物活化、非遗传承与文创开发等推动了艺术市场产业化的发展；新兴社会阶层的形成与消费观念更新促使新的艺术消费需求不断涌现。这一切都使得中国艺术市场“消费驱动”的特色更加显现。如何准确把握大众化消费趋势，并通过制度创新来正确引导和满足人民群众的艺术消费需求，这是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4.中国艺术市场价格机制创新中的社会学视域研究。价格机制是市场的信号机制，是供需机制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具体表现。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清晰的行为模式虽有助于了解艺术市场的供求关系，但是艺术市场中价格的确定取决于多种市场因素，文化认同与政治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价格。艺术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其运作也并不只关乎经济学意义上的艺术品流通，而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渗透着特定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因此，开展对中国艺术市场价格机制的社会学研究，对于正确认识艺术市场上价格形成、艺术消费与审美品位的意涵、艺术家职业声望的建立、艺术市场组织与制度变迁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中国艺术市场底层结构与竞争格局优化研究。研究和分析中国艺术市场底层结构是准确把握市场态势与内在规律的基础。艺术市场中存在的供求面过于市场化而需求面市场化发育不足、一级与二级市场倒挂、市场定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都与底层结构的现状有关。市场底层主体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制假、售假、不诚信等市场失范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应在摸清中国艺术市场底层结构的基础上尽快通过制度创新来优化竞争格局，保障艺术市场长久健康地发展。

6.中国艺术市场信用机制现状考察与制度创新研究。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基础和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尤其是艺术市场，由于文化艺术产品特有的非标准性和创作的专业性，信息不对称在艺术市场更加明显。艺术市场更依赖市场主体的诚信度，以保证交易的可靠性。但是诚信机制的缺失一直是制约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关键问题。对中国艺术市场信用机制的现状进行全面考察，提出诚信机制建设方案，是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7.中国艺术市场交易模式多元化趋势与结构优化分析。中国艺术市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拍卖市场长期一枝独秀的结构，掩盖了其他交易模式作用的发挥。此外，受传统交易习惯的影响，私下交易额占比较大，且长期得不到公开。健康的艺术市场应该是个多元化交易模式共存共赢的市场，还应该是个公开透明的市场。对中国艺术市场交易模式多元化趋势与结构优化分析研究也非常急迫。

（三）中国艺术市场动力机制研究领域需要深入探讨的空间

1.金融与科技融合叠加效应对中国艺术市场的影响研究。作为中国艺术市场体系转型发展重要动力的金融和科技，不少学者给予了关注，并就艺术金融研究和艺术科技研究产生不少学术成果。但是艺术市场动力因素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对艺术市场叠加发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目前学界对这一新动向的关注不足，值得深度研究。

2.中国艺术市场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与制度创新问题研究。在当下关于中国艺术市场的研究中，平台化是关注度较高的一个话题。基于艺术品资源特质与交易特性的艺术市场综合服务平台，上游连接着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下游连接着投融资需求或金融服务需求的企业、机构或个人，通过整合社会资本及相应的资源与客户，在产业与市场支撑体系的支持和保障下为艺术市场提供规模性、专业化的资产与金融服务。但是平台化建设一直没有提上日程，相关的学术研究亟待深入。

3.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艺术市场的制度创新研究。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具体产业的技术配套和组织变革状况。数字化对艺术市场的影响并不是自发的，而需要有计划地通过艺术市场各层次改革及各项配套制度创新来积极推进艺术市场的数字化，让数字经济的力量充分体现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要的任务是做好学术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4.后疫情时代全球艺术市场发展中的新动向分析。对中国艺术市场国际化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对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和外国企业如何走进来的动向关注层面，更应当着眼于对全球艺术市场发展态势的研究。全球化的疫情对艺术市场的影响必然也会是全球性的，后疫情时代全球艺术市场发展中将会有哪些重大的新动向，对此学界应当提前予以关注和解读。

5.中国艺术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定位与作用研究。对中国艺术市场国际化的研究还应当包括对中国艺术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定位与作用的思考。一个文化强国必须同时是在全球文化艺术市场上起引领作用的国家。应当将中国艺术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定位与作用纳入新时代中国艺术市场战略规划的研究之中。

（四）中国艺术市场宏观治理研究领域需要深入探讨的空间

1.新时代中国艺术市场发展战略与指导思想研究。新时期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如何转化为指导新时期艺术市场实践的指导思想，并据此确立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战略、目标任务、实现路径、动力和保障。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研究。

2.艺术市场制度创新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党的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续推进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艺术市场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艺术市场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实现艺术市场治理现代化的前提。

3.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模式与路径研究。艺术市场治理体系现代化不存在现成的可以照搬的模式，各国的建设路径也不相同。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模式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规划和实现。在这一个过程中，学术支持和理论指导非常重要。

4.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保障研究。中国艺术市场政策是在一定时期为实现目标而实施的具有权威性、明确性和时效性的行动方案，政策是市场活动的基本手段和赖以建立的基础。中国艺术市场治理体系现代化离不开政策层面的制度创新和保障。目前相关研究非常薄弱，急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