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经济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 劳动社会学 劳动经济学 角度 原因
一、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
(一)从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看两者角度的不同
在研究内容方面,劳动社会学将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作为研究内容,更加注重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道德方面的角度,旨在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劳动社会又称产业社会,它具有以职业为中心的地位----角色系统,如总经理、经理、车间主任等等;有与职业活动相适应的价值----文化系统,如公司文化,企业精神等等,它正是一个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的社会综合体。而在劳动经济学中,与劳动社会学所研究的这一“社会综合体”所对应的则是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产生物质与财富的世界。
学界对劳动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存在着不同的表达,但总体而言,基本方面都离不开劳动力的供求,离不开劳动力的市场,离不开劳动者的行为,以及离不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成本、受益和价格、基本的分析方法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目标。因此,概括起来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简单来说,劳动经济学也可以表达为是对劳动市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没有市场,或者说脱离了市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就不复存在。从这点上不难看出,劳动经济学侧重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社会效益以及经济发展方面。
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虽然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是围绕劳动领域的诸如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劳动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看待问题和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及角度各有不同。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具体体现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说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1.劳动者
劳动者作为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由于两个学科研究的视角不同,因此,劳动者在两个学科中的内含有很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劳动经济学中用“劳动力”来代替“劳动者”更加合适。
(1)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是非同质的,是复杂的社会人,有着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而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同质的,在一般的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分析中,尽量把人简单化,它隐去了劳动力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认为劳动力相互之间没有差别。
(2)“人是理性的,劳动力所表现出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在劳动经济学中对劳动力的基本假设。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总是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理性地作出选择,但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就是非理性的,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需要,有时甚至会感情用事,并且劳动者常常会受到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等的制约。所以说,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比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更加复杂,不过也显得更加真实而全面。
(3)社会学中的互动论认为,要理解社会的运动,只有通过理解人的社会行为,社会因人际互动而存在。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中强调劳动者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而在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则被假设为个人主义者,不受他人影响,劳动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是相对独立的个体。
2.劳动者行为
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行为就是与劳动者身份有关的行为。比如:劳动作业,生产管理,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互动等等。由此看见,劳动者的行为是于周围的环境分不开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K.Lewin)就指出劳动者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也就是说,劳动者行为是劳动者个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劳动者的行为是由动机引发的 ,动机是由劳动者的内在需要唤起的,行为的具体表现要受到行为规范的制约。并且,劳动者通过劳动竞争、劳动冲突、劳动合作等方式产生互动。可见,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行为是与外界分不开的,是复杂的,行为本身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在劳动经济学的视角下,劳动行为考虑的是经济效益,是能够取得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且劳动力都是理性的,劳动行为与决策不受他人影响。劳动行为决定于劳动力以尽可能少的智力和体力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报酬,在劳动社会学中考虑的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如职业声望等并不是劳动行为考虑的因素。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原因
在看待问题时,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角度,究其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它们各自遵循的基本假设的不同。
在劳动社会学的视角下,无论是功能论,冲突论,还是互动论,都不难看出劳动者是复杂的社会人,具有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等,具有一定的角色,总是与周围的环境产生相互作用,与他人产生互动,除了关心经济效益以外还关心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等等。
第2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劳动分工 专业化 经济增长
分工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时代有柏拉图论述过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开门见山指出分工是财富增长的源泉之一;之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问题取代了对分工问题的研究,经济学的重心转变为在既定的分工和组织环境下,如何实现最大的效用问题。杨格1928年的演说《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是对斯密关于分工思想的第一次复活,并在斯密理论的基础上做出了重大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斯密的思想进行了模型化的复活,并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建立了经济学的框架体系。
一、分工理论的起点——柏拉图的分工思想
在柏拉图看来,劳动分工是自然的或天赋的要求。上天赋予人们不同的天分,要求人们从事不同的职业。他说,我们大家并不是生下来都一样的。各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因此,不同的秉赋应该有不同的职业。而且,每个人应该做天然适宜于自己的工作。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的工作,放弃其它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相反,如果他什么都干,一样都干不好,结果一事无成。相应的,适应人的需求以及人作为生产者的不同天赋,生产活动被分为不同的职业。在柏拉图那里,至少已经认识到了分工和专业化对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及提高产品质量的作用。
为了使生产单一产品的每个生产者的多样化需求得到满足,需要一个协调和组织机制,这就是城邦或国家。“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p58)。”柏拉图的分工思想,是他构建理想国的基石。从分工角度来理解国家的起源是经济思想史上一个天才的创见,它提供了理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可以说柏拉图是经济思想史上分工理论的起点。
二、分工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确立——斯密论分工
熊彼特说过:“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意识到如此重视分工”。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以做扣针为例详细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并归纳,“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各种行业之所以各个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并举例,“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象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象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楠译,商务印书馆,2008,p5-7)
斯密认为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劳动技能)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然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人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时,通常要闲逛一会儿,或者心不在焉、懒惰、随便等习惯,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所以,纵使没有技巧方面的缺陷,仅仅这些习惯也一定会大大减少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的发明,看来也是起因于分工。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所以只要工作性质上还有改良的余地,各个劳动部门所雇的劳动者中,不久自会有人发现一些比较容易而便利的方法,来完成他们各自的工作。
既然分工有如此好处,那么引起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呢?斯密认为,分工并非人类智慧的创造,而是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对人类的需要而言,斯密认为,“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楠译,商务印书馆,2008,p14)。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有个善于制造弓矢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他人交换家畜或兽肉,结果他发觉,与其亲自到野外捕猎,倒不如与猎人交换,因为交换所得却比较多。为他自身的利益打算,他只好以制造弓矢为主要业务,于是他便成为一种武器制造者。同样,第二个人成为建筑师,第三个人成为铁匠或铜匠等。这样一来,人人都一定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得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这就鼓励大家各自委身于一种特定业务,使他们在各自的业务上,磨练和发挥各自的天赋资质或才能。
关于分工是不是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的结果,斯密并不认同柏拉图的观点,他说,人类天赋的差异并不像我们所成觉的那么大,并以哲学家和挑夫为例加以说明。因此,人类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各个人都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务和工作全无分别,那么工作差异所产生的才能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存在了。
此外,斯密还分析了影响劳动分工的制约因素。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由此可见,斯密的分工理论体现在两个层次:其一是微观层次的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历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其二是宏观层次的分工。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个因果累积的过程体现出的就是报酬递增机制。
三、对分工理论的发展——杨格对分工理论的理解
杨格的分工思想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斯密从生产者的角度说明了报酬递增产生的过程,并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定理,即生产力的劳动分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扩大。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
阿林•杨格在斯密劳动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迂回生产和社会收益递增概念。杨格认为最重要的分工形式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及新行业的出现。他指出,分工使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单过程,其中某些过程终于导致机器的采用。在使用机器,采用间接过程时,分工进一步发展了,后者从经济角度看又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为敲打一个铁钉而制造一把铁锤是浪费的,还不如使用手边任何拙笨的工具。杨格强调了两点,第一点,表现为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经济。这些经济又主要与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经济相等同。第二点,迂回方法的经济,比其他形式的劳动分工的经济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因此,产业的分化现在和将来仍然是与生产增长相联系的典型。例如,早期印刷者的继承者今天不只是拥有某一企业的印刷者,而且也包括木浆的生产者、各种纸张的生产者、油墨及其不同配料的生产者、字模金属和字模的生产者,制作插图和掌握各种制版技术的产业集团,印刷业及其辅助工业所需工具和机器的制造者。在大部分工业领域中,在原料生产者和最终产品消费者之间所插入的专业化企业的网络越来越复杂。随着产业间劳动分工的扩大,一个企业以及它作为部分构成的产业,失去了其统一性。这个企业内部经济分解成为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各个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这种分解是对工业最终产品市场的增长所创造的新形势的调整,因而,产业间的分工是报酬递增的媒介。
总之,对于分工问题,杨格的结论是:“首先,通过观察个别产业和个别企业的规模变化效应,是弄不清楚报酬递增机制的,因为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把产业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次,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现代形式的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以迂回或间接方式使用劳动所取得的经济。接着,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中,人们除了从获取新知识取得进步外,也有取得这种经济进步的可能性,不论他们所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或非经济的利益(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
四、劳动分工水平的演进——杨小凯对分工理论的模型化分析
杨小凯继承并发展了斯密和杨格的分工思想,将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和交易费用结合起来,并用专业化经济与分工所需的合作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重新解释了许多微观、宏观经济现象。
杨小凯认为,交易费用对分工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交易费用越低,分工水平就越高,反之,则分工水平越低。而交易费用有可以分为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前者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它不是由于经济决策主体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因而外生交易费用对经济主体的决策不会产生超预期的影响;而后者则是由于机会主义行为,比如欺骗、道德风险等而产生的交易费用,这显然与有形的外生交易费用不同。不管内生交易费用还是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和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如上所述,如果交易费用是外生的,劳动分工则是外生演进的;而所谓分工的内生演进是指一种动态机制在外生交易费用既定的情况下分工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演进,这个自发演进并不是一种物理或机械的过程,而是每个自利的人动态最优决策交互作用后而产生的一种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的后果。在分工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两难冲突是,分工所产生的加速学习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在全能的经济中人们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到许多经济活动中,由于用在每种活动上的时间所限,个人知识的积累十分缓慢;况且每个人都重复着每个人的活动,社会知识的积累也是十分缓慢。如果每个人专于一职,则熟能生巧,个人短时间内就能积累显著知识;况且从总体的角度看又避免了社会大量的重复学习,社会知识的积累也显著增加。但这一过程会增加专业化分工后的交易费用。因而,杨小凯总结出分工自发演进的过程是:“在初始阶段,人们对各种生产活动都没有经验,所以生产率很低,因此他们付不起交易费用,只好选择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生产中,每个人慢慢在每种活动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生产率就慢慢改进,使得他能负担得起一点交易费用,于是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些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会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提高,市场也就因此出现。由于升高的专业化水过来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使生产率进一步上升,此时每个人在权衡专业化将来的报酬和当前增加的交易费用后,认为可以支付更多交易费用,因此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加专业化水平。这样,良性循环过程就会出现。这个过程使分工演进越来越快,产生所谓经济起飞现象。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与制度有关的交易条件的限制而耗尽时,分工演进减缓或停止,学习过程不再被分工演进所加速,所以社会进入减速经济增长阶段,人均实际增长率下降(杨小凯等:《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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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农业增长;产业结构;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49―06
一､引 言
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经济腾飞的重要性,已经被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发展道路所证实[1]139[2]6｡而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如传统农业)向现代部门(如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既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其实现“现代经济增长”[1]139的必由之路｡2004―2007年,连续四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四个“一号文件”都以“农民增收”为出发点,以“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为目标｡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离不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流动或转移必然是受经济规律支配的｡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劳动力与资本投入的增加会拉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促进投资的增加,投资的增加又会引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就是所谓的要素投入的乘数效应和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机制｡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与转移之间的情形是否如此呢?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且大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拉动作用[3]37[4]27[5]63,也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态度,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地荒芜或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6]54[7]29｡而对于经济增长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和影响,国内的研究比较少｡仅有的研究大都认为农业经济增长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动因[8]32[9]45｡对于产业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并认为产业增长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10]6[11]76[12]32｡本文以我国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OLS和岭回归方法,分析了我国经济总体增长和各产业增长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和作用,并做出了进一步的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二､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与变量设置
模型1检验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作用和影响,把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把中国总GDP作为解释变量｡模型2检验各产业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作用和影响,把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把农业GDP､工业GDP､建筑业GDP和第三产业GDP作为解释变量｡把建筑业GDP作为解释变量,是由于按照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对于模型结构,出于分析的目的和稳妥性,我们选取多元对数模型作为结构形式｡对数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反映了解释变量的变动与被解释变量变动的关系,所要估计的结构系数恰好是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而且它反映了被解释变量增长与解释变量的增长间的关系,适合长期的时间序列数据｡本部分的目的就是分析经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各产业经济增长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此选择多元对数模型是合适的｡计量模型结构如下:
模型1:
从计量结果看,模型1和模型2的F值都很大,说明模型在整体上线性关系是显著的;调整R2分别高达0.8965和0.9543,说明这两个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很好;由于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可以认定逆方差性基本不存在｡
从模型1的解释力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解释变量LnGDP的系数的t统计值(方程系数下面的圆括号内的数字)是显著的｡前者每增加1%,后者增加0.2654%｡这说明1978年以来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从模型2的解释力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四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的t统计值都是显著的｡(1)农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前者每增加1%,后者增加0.5342%｡这说明农业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 工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前者每增加1%,后者增加0.2709%｡这说明1978年以来我国的工业经济增长促进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3)建筑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之间的系数关系显著为正,前者每增加1%,后者增加0.0680%｡这说明1978年以来建筑业经济增长也促进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4)服务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前者每增加1%,后者增加0.4435%｡这说明服务业增长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四)协整关系检验(cointegration Test)
现实中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极少属于平稳序列,而平稳性在计量模型中具有重要地位｡为了判断以上估计结果在长期过程中是否具有平稳性,我们对模型做协整关系检验｡其过程如下:首先对每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它们的单整阶数,初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然后做詹森检验｡通过单位根检验发现:在模型1中,变量lnGDP是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而lnL也是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在模型2中,lnAGDP､lnIGDP､lnCGDP､lnSGDP四个变量都是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而lnL也是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也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的詹森检验(Johansen＇s Cointegration Test)结果如表1｡
詹森检验结果表明,在模型1和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所以这两个模型在我们选择的样本期间内均是稳定的｡
(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
OLS估计只是将GDP等变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之间的关系给以量上的描述,并未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排除伪相关,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建立了二元变量自回归模型逐一检验了各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取Lag Specification=2,检验结果如表2｡从格兰杰检验结果看,变量lnGDP､lnAGDP､lnIGDP､lnCGDP､lnSGDP都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总体经济增长､农业经济增长､工业经济增长､建筑业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等变量都不能确定是被解释变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原因,他们之间可能仅仅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但该检验结果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经济增长､建筑业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的原因｡
三､结论与评述
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贫困问题,而对于传统行业,贫困的根源在于较多的人口占有较少的资源和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TPF)以及不合理的制度[15]46[16]105｡这就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有什么希望”[17]8｡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和机制是极其复杂的,本文的分析揭示了总体经济增长和各产业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1978年以来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一方面使得农民收入提高,生活条件改善,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使得农民有机会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始涌向城镇,于是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既具有了可能性,也具有了必然性｡另外,经济增长､特别是城镇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城镇的就业需求增加,从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拉力｡
其次,农业经济增长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先后出台的减免农业税､粮食直接补贴､大型农具购置补贴以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必然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和持续繁荣,而农村经济增长为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使得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解放出来,转移到农村非农产业或城镇｡
第三,工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这表明工业经济增长是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动因｡但和服务业和农业比较起来,工业GDP的系数和T值都较小｡这种现象反映了工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促进作用弱于服务业｡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政府的倾斜性政策特别是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获得正规工业部门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现代正规工业部门需要的是素质较高的工人,而农民工一般接受的教育很少,人力资本投入不足,这种“结构性失调”必然使得农民工难以进入现代正规的工业部门,而事实上,即使是熟练工人,也长期被排斥在正规工业部门之外｡本部分的研究结论和朱农[18]123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但朱农认为农村劳动力很难转移到城镇正规工业部门的原因在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
第四,建筑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体力劳动者的大量需求,而农业劳动力由于自身素质等原因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使得他们必然以建筑业作为最重要的就业去向｡但和其它三个解释变量比较起来,建筑业GDP的系数和T值都较小｡这种现象反映了建筑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促进作用弱于其它产业｡武治国[14]也得出了和笔者同样的结论,并认为其原因是“实际上的可能原因是建筑业的劳动环境太差,工资拖欠,农民工一旦找到别的工作机会很快会流出建筑业｡工业化的吸收程度的下降也是可能的原因”｡
最后,服务业GDP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这充分说明服务业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按照“罗尔悖论”①,服务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其生产率并没有大的提高,所以必将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我国的情形也是如此,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服务业的比重日益提高,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迅猛,这使得它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力发展城镇和乡村第三产业,是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总之,基于中国1978―2004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改革为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城镇经济(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则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强大的拉力｡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发展和城镇建设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赢系统,不是很多人想象的二者是完全的对立体,似乎城镇的发展是以农村的牺牲为代价,或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城镇做出牺牲｡实际情况是,农村发展越快,就越能给城镇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城镇发展越快,对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就越大,就越能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因而,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使得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大力发展城镇工业､建筑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使得城镇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都是我们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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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程名望,史清华,刘晓峰.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到拉的嬗变[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105-112.
[17]徐勇,徐增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第4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论文摘要：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不可能完全预见到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劳动价值论，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文拟从知识经济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内涵和外延，商品价值等内容上来探讨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它首当其冲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将会抛弃马克思这一理论基石。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在否定的同时又必须看到，马克思这一理论基石需要联系当代的实际，加以深化和发展，与时俱进，才能继续保持和发挥它的理论生命力。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涵和外延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马克思一再明确指出，劳动(指抽象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个“劳动”。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而易见，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支出由体力为主变成了脑力为主。脑力劳动又可分为理论研究型、知识应用型、技术创新型和经营管理型等。在新世纪里，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劳动的创造性日益提高，脑力劳动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我们对当代社会劳动形式这一新特点，在分析、研究劳动创造价值时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
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否认科学知识的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当时不可能作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其内涵主要由科学技术劳动、经营管理劳动和熟练操作劳动三部分复杂劳动构成。不同层次的复杂劳动，在创造价值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外延上，随着科技发展和生产分工的细化，间接生产劳动将会越来越多地从直接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它在生产劳动整体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过去只把直接生产劳动看作价值源泉已不符合实际了，现在应该明确：不论是直接劳动还是间接劳动(包括服务性劳动)，都是劳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知识经济与商品价值的关系
何为“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是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的工业经济而提出来的，这是以人的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它使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已向经济渗透，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那么，“知识”可否“经济”?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观点去剖析知识，进而探讨其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中关村it行业的研究人员，月收入可以与国内一些地区居民的年收入相当；工程师、教授们的自家用车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汽车大军，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对知识的一种新认知。在不存在生产及交换的原始时期、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农业经济时期，经济的概念从无到有，知识可以说是一个荒谬的存在，既不能满足人们衣食的要求，也不能带来更高一层次的享受。社会进入了工业经济时期，知识的重要性慢慢地被人们所认知，但仍是一个依靠原始的劳动力从自然界提取初级资源的过程。直到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也就是被称为后工业时期的阶段原本在生产中只能扮演辅助品和革新中的媒介物的知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人们意识到不仅直接参与产品生产的劳动是劳动，新的发明、创造也是劳动的存在形式。正是知识具有无差异的劳动的属性，而且在交换中实现了其创造者的目的，因而也具有了商品性。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与知识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与商品的形式，即价值形式。人们将为了使用知识而购买知识，并且对知识定价，按照市场规则，得到其使用权。知识将会为了出售而被生产，消费者为了使其在新的生产中增值，而去购买并使用。知识具备了商品的所有属性。知识由劳动创造出来，知识的生产是为了参与交换，能够带来收益，给人们的需求带来不同程度上的满足，而且还是存在一定成本的。知识的成本如何衡量?这不仅包括在知识产品生产中劳动者投入的生产要素——如机械，仪器等价值的转移，还包括劳动者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精力等等。由此可以肯定：知识是一种商品，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自由买卖，存在供需，存在市场。
知识定位为是商品，知识的价值就是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凝结在其中的人类劳动，由社会劳动量的多少决定，会因社会劳动生产过程中投入劳动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并且，知识的价值也是在交换中得到实现的。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国外有学者认为知识就是价值，价值就是知识，这是对知识的价值不完全的表述。混淆知识的价值与知识的使用价值，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错误之一。知识的价值应说是知识本身内在的，而知识使用过程中体现的经济价值，仅是知识被消费的一种表现，是知识产品投入生产后，知识价值实现转移，使新产品增值过程中的一种形式。再者，知识的学术价值，也是知识使用的形式之一，表现了其在一定领域中的使用性、创作性。在这个生产力发展，经济腾飞的时代，知识成为时代的主流，一个崭新的知识文明时代即将来临。在这个时代，知识不仅将会成为最有价值的商品，也将如一些学者所说，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知识产业，形成拥有知识的知识阶级，并在生产中实现知识资本的投入，以进行最优的生产活动。
第5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劳动力负担
一、问题提出
关于劳动力负担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假说是“高负担、低增长;低负担、高增长”(Bloom et al,1998)。[1]这一假说的验证始于对东亚奇迹的关注。东亚大部分国家(地区)在二战后都经历了人口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增长速度快于负担人口增长,从而增强了人均生产能力,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Bloom and Williamson(1998)对东亚20世纪60年代以后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进行研究,认为东亚奇迹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人口转变。Williamson(1998)进一步估计后认为,人口转变因素为东亚起飞贡献了25%―33%。[2]虽同样经历了人口转变,但东亚不同国家或地区彼此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这表明: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但并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人口红利的兑现具有条件性。只有社会发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等为吸收人口红利创造出适宜的条件,才能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对于中国,人口转变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劳动力负担轻的比较优势;而经济发展战略和开放政策为充分吸收与利用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世界银行(1998)对中国高达979%的长期增长进行估计后认为,人口红利因素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33%。[3]蔡、王德文(1999)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得出,劳动力负担下降了201%,推动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对改革开放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4。[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劳动力负担的持续快速下降,从1978年的6835%下降到2007年的3742%。本文试图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劳动力负担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即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背景下,劳动力负担减轻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是,那么劳动力负担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此外,劳动力负担未来如何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及应对之策?
二、相关文献回顾
以Solow模型(1956)为基础,研究劳动力总量与经济增长的文献汗牛充栋,而对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极其匮乏。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影响(Lindh and Malmberg,1999)。[5]就目前文献而言,年龄结构可以作用于很多经济变量(Sauvy,1948)。[6]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是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Hypothesis,LCH)。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可计算的一般均衡理论(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中,可以检验年龄结构对大量经济变量的影响和作用(Auerbach and Kotlikoff,1989)。例如,Hirte(2002)运用CGE模型分析了年龄结构对税收、资本积累、储蓄、消费、劳动供给与就业、社会福利等经济效应。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对“年龄结构是否影响经济增长”这个问题进行探讨。[7]
少数文献对年龄结构变化与人均产出增长关系进行了检验。Lindh and Malmberg(1999)建立了基于人力资本调整的索罗模型,探讨了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他们的研究得出,50―64岁的队列人口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64岁以上的队列人口抑制经济增长。但由于资本流动以及国际贸易的存在,OECD国家之间的交互影响可能造成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因此,从区域视角得出的年龄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需要更进一步检验。Bhatta and Lobo(2000)利用1990年美国州际数据检验了年龄结构对人均产出的影响。研究认为,年龄结构差异能够解释40%的人均GDP,但是35―44队列的劳动人口对人均GDP的影响却不显著。同样,由于人口流动、移民、跨州贸易、经济依存、州际商业周期协动等因素导致的空间相关,从美国州际面板得出的估计结果同样可能会出现较大偏差。[8]
从国内研究来看,王德文等(2004)运用省际面板分析了人口结构对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得出结论:总抚养负担上升1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0115个百分点。[9]但该模型实际上分析的是静态条件下的人口结构,实际中的人口结构由于人口迁移尤其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往往动态变化。而忽视这种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估计结果可能会有较大的偏差。
三、基本模型
基于调整后的Solow-Swan增长模型(Mankiw et al,1992),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因素,采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具体为:
Yt=AKαtHβtL1-α-βt[JY](1)
这里,A是全要素生产率(TFP),K是资本存量,H是人力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总量,α、β为生产函数的参数,0
yt=Aαtkthβt([SX(]Lt[]Pt[SX)])1-α-β[JY](2)
其中,P为总人口,L/P可以转化为(1+dr)-1,dr为劳动力负担且dr=(C+O)/L=N/L,C、O、N分别为少儿人口、老年人口以及非生产性人口,并且P=C+O+L,N=C+O。因此,(2)式可以进一步转化为:
yt=Atkαthβt(1+drt)α+β-1[JY](3)
劳动力负担能够反映生产性人口负担非生产性人口的情况。假定产出中有比例的部分用于储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使用相同的生产函数,并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折旧率相等即δk=δh=δ。同时假设,人口增长率外生给定,为n。因此有以下动态方程:
[AKk・D]=skf(kt,ht)-(n+δ)kt=skAtkαthβt(1+drt)α+β-1-(n+δ)kt[JY](4)
[AKh・D]=shf(kt,ht)-(n+δ)ht=skAtkαthβt(1+drt)α+β-1-(n+δ)ht[JY](5)
假设生产函数中TFP恒定,此时模型为稳态增长模型,对人均资本和人均人力资本求解容易得到:
k=([SX(]s1-βksβh[]n+δ[SX)]A)[SX(]1[]1-α-β[SX)](1+dr)-1[JY](6)
h=([SX(]sαks1-αh[]n+δ[SX)]A)[SX(]1[]1-α-β[SX)](1+dr)-1[JY](7)
稳定状态下的人均产出为:
y=A[SX(〗1[]1-α-β[SX)]S[SX(]α[]1-α-βks[SX(]β[]1-α-βh(n+δ)[SX(]α+β[]1-α-β(1+dr)-1[JY](8)
借鉴Lindh and Malmberg(1999)的研究,进一步假设sh=sk=s,①取对数后得到:
lny*=[SX(]1[]θ[SX)]lnA+[SX(]1-θ[]θ[SX)]ln[SX(]s[]n+δ[SX)]ln(1+dr)-1[JY](9)
这里,令θ=1-α-β,1-θ=α+β。根据Mankiw et al(1992)对稳定状态的线性方法,可以得到:
[SX(]dlny[]dt[SX)]≈[SX(]dln(y/y*)[]dt[SX)]g=-λ[ln(k/k*+βln(h/h)]=-λ(lny-lny)[JY](10)
令λ=(1-α-β)(n+δ),将(9)式代入(10)式,可以得到:
g=ηlnA-λlny+(1-α)ηln[SX(]s[]n+δ[SX)]-λln(1+dr)[JY](11)
这是趋近于稳定状态的一个次稳定状态。引入误差项,可以得到以下方程:
lny=a0+a1g+a2ln(n+δ)+a3lns+a4ln(1+dr)+ε[JY](12)
四、实证分析
劳动力负担是对一个地区静态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刻画。但现实中,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往往动态地自由流动、大量迁移,从而带来“中西部生产人口红利,而东部消耗人口红利”的现象。这使得难以解决省际劳动力流动和迁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导致省际面板分析偏误较大,因此本文采用全国水平的协整分析。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围绕979%的均值上下波动,通过ADF检验属于平稳序列;折旧率往往假设为常数;总和生育率TFR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在18左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为122),人口增长率也可视为平稳序列。令a=a0+a1g+a2ln(n+δ),将(12)式进一步简化,最终检验的方程为lnyt=α+βlnst+γlndrt+ε。②本文重点考察劳动力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平稳性检验
劳动力负担(dr)采用被抚养的14岁以下少儿人口和被赡养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与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的比值表示,即dr=(P0014+P65-)/P15-64。经济增长(y)采用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出不变价格的人均实际GDP衡量。储蓄率(s)采用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重表示。本文考察期为1978―2007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表1
ADF平稳性检验变量(C,T,L)ADFP值结论变量(C,T,L)ADFP值结论dr[](c,t,0)[]-19947[]05797[]不平稳[]dr[](c,0,0)[]-77606[]00000…[]平稳s[](c,t,1)[]-14037[]05661[]不平稳[]s[](c,0,1)[]-35044[]00157・・[]平稳y(c,t,3)[]14160[]09984[]不平稳[]y[](c,0,3)[]-34872[]00171・・平稳
注:前缀表示一阶差分算子;(C,T,L)分别表示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L由AIC和SC准则确定,…、・・分别表示1%、5%的显著水平。
直接对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很可能导致伪回归,传统的统计量(如t、F、DW等值)也会出现偏差。因此,首先采用扩展的迪基-富勒检验方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检验变量的平稳性。为了尽量避免异方差,本文对原始数据序列取自然对数后再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不平稳的原始序列在一阶差分后都变得平稳,所以均为I(1)。
2 VAR检验与协整方程
由于所考察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如果这些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平稳,那么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Cointegration),即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对于服从I(1)过程的协整检验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EG两步法(Engle and Granger,1987),另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1991)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是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由于VAR模型的稳定性是判断模型好坏的关键条件,而且随着滞后期越长模型稳定性越差,所以当VAR模型不符合稳定条件时的前推一期为最长滞后期,然后根据残差检验逐期剔除不显著模型,通过残差自相关、正态性、异方差性检验的模型为最终模型。依据上述思路,当滞后期为7时VAR模型稳定性条件不满足。运用AIC、SC、HQ信息准则、LR统计量检验以及FPE最终预测误差方法对滞后1期―6期VAR模型残差的自相关、正态性及异方差性进行检验,最终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L=2。协整检验实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模型,该VAR模型的滞后期是无约束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由于以上确定了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2,因此,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期应确定为1。表2VAR(2)残差检验Lags12345678910LM-Stat1405061179241377834575714171252705375791120347921415132Prob01205022530130408696011610810109266026200542109970正态性检验:Jarque-Beta=1016241(P=01180)。注:J-B正态性检验采用残差方差矩阵的平方根方法。异方差检验:Chi-sq=7636831(P=03401)。注:异方差检验用原始回归量的水平和平方检验,无交叉项。
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确定了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模型包括截矩项和线性趋势项。结果如表3所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这说明劳动力负担、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标准化处理后的协整方程为:
ECt=yt+1331285st+0176436drt-0040283@RTEND(78)-7431194(13)
(027483)
(008224)(000490)
[484408]
[214523][-821652]
调整后R2=0431262;F=4360106;Log likelihood=9385419;AC=-6346728;SC=-6108834
式(13)协整系数下小括号内数字为渐进标准误,中括号内为t统计量。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其ADF值为-40574,ADF(1%)=-26797,表明序列已经是平稳序列。③因此可得出,劳动力负担、储蓄率与人均产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t统计量表明各个变量在协整关系中均显著。其中,劳动力负担与人均产出之间的长期关系弹性为-0176,即长期来看,劳动力负担每降低1个百分点,将促使人均产出增加1764%。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负担大幅减轻同时人均产出快速增长的实际情况相符。 表3
Johansen协整检验原假设H0[]备择假设H1[]特征值[]Trace统计量[]5%临界值[]Max-Eigen统计量[]5%临界值[BHD]r=0[]r≥1[]06023[]515362・・[]429153[]269169・・
3 基于VECM的Granger因果检验与脉冲响应分析
长期来看,劳动力负担、储蓄率以及人均产出之间存在稳定均衡关系。这里采用被广泛使用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是Granger于1969年利用滞后分布概念建立起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传统的基于VAR模型的检验;另一种是最近发展起来的基于VEC模型的检验。Feldstein and Stock(1994)认为,如果非平稳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应考虑使用基于VEC模型进行因果检验,即不能省去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error correction term,ECT),否则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有偏差。[10]由于VECM的滞后期是无约束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根据无约束VAR模型的滞后期为2确定VECM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构造经济增长的VECM如式(7)。
Δyt=α+βΔyt-1+γΔst-1+λΔdrt-1+φECt-1+ε[JY](14)
式(7)的估计结果为:
Δyt=00103+07387Δyt-1+Δ00595Δst-1+01783δdrt-1-00589ECt-1[JY](15)
(000904)
(025461)
(005691)(017618) (003777)
[114215] [290133]
[104580]
[101224]
[-155978]
该VECM残差序列的Jarque-Bera统计量为87572,伴随概率为01877;White检验统计量为336906,伴随概率为09415;LM统计量为113796,伴随概率为02506;ADF检验为-44589,伴随概率为00001,说明VECM的残差序列满足正态性、平稳性,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另外,从AR特征多项式的根来看,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位于单位圆内,表明模型稳定性良好(见图1)。④式(8)中内嵌的协整方程反映了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波动的约束机制。其中,调整系数EC为-00589,符合反向调整原则,表明校正上一年非均衡的程度为589%。由于误差修正模型的随机扰动项具有独立同分布的白噪声性质,可以使用Wald检验对误差修正模型各方程系数的显著性进行联合检验,来判断各变量因果关系的方向。检验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均衡误差修正项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不为零,因此,长期而言,劳动力负担减轻是人均产出得以大幅提高的重要原因。但从短期来看,劳动力负担降低不是促使经济增长变化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着眼于长期视角。
图1 AR特征多项式根的检验五、劳动力负担的经济效应及分解
1 劳动力负担的经济效应
以上协整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负担的大幅减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二者之间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呢?Modigliani等1954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CH)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是生产者,而少儿和老年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所要供养的消费者,那么劳动力负担变化必然会引起消费函数的变化。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抚养负担轻,导致更多的产出转化为储蓄(Bloom et al,1998);[11]相反,如果劳动力负担提高,需要负担的非生产性(消费性)人口(包括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增多,消费率将会提高(Higgins,1998)。[12]不少研究证实了LCH的普遍存在,年龄结构分布的“两头”(少儿和老年人口)越重,劳动力负担越重,消费率就越高,即年龄结构分布与消费率呈现出“U”型关系(Fair and Dominguez,1991)。[13]对中国的实证也得出,劳动力负担的快速减轻降低了消费率,少儿抚养负担的减轻使17年来的消费率累计下降了937%左右(李魁,2009)。[14]
劳动力负担变化不仅通过影响消费规模形成“需求效应”,而且通过储蓄、投资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形成“供给效应”(Tyers and Shi,2007)。[15]“劳动力负担下降促使储蓄率提高”已经得到证明(Leff,1984;王德文等,2004),[16][9]而高储蓄为投资扩张并拉动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Higgins(1998)将劳动力负担减轻所带来的储蓄供给增加和投资需求扩张称之为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两大“引力中心”(centre of gravity)。此外,劳动力负担减轻也是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重要构成。如果劳动力负担很重,在劳动力数量充裕的同时需要负担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也非常庞大,那么劳动力将不得不花费大量资源在家庭抚养性活动上,甚至难以脱离家庭非生产活动,从而使劳动力比较优势受到制约。因此,劳动力负担是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约束条件(Lindh and Malmberg,1999),[5]劳动力负担降低可以促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市场上的生产性经济活动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负担的减轻促使“劳动力损耗因子”呈现出大幅下降趋势。⑤劳动力负担从1978年的6835%降低到2007年的3742%,年均降低103个百分点;劳动力损耗因子同时也从1978年的2885%降低到2007年的1781%,年均降低037个百分点。这说明劳动力负担减轻有利于劳动力的释放,从而为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廉价劳动力要素提供了条件。
2 劳动力负担的分解
图2 劳动力负担变化分解(1978年为基期的累积效应)
劳动力负担由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赡养负担构成。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负担变化主要由少儿抚养负担变化解释。1978年,平均每1个劳动力要抚养0603个未成年儿童和赡养0081个65岁以上老年人。2007年,平均1个劳动力负担0245个儿童和0128个老年人。28年来,少儿抚养负担年均以119%的幅度降低,而老年负担以0159%的幅度增加。前者下降幅度要大大高于后者增加的幅度,从而使总抚养负担以年均1031%的幅度降低。通过劳动力负担变化分解发现,少儿抚养负担和劳动力负担的变化轨迹非常相近、几乎重合,而老年赡养负担变化缓慢(见图2)。从变化幅度来看,2007年少儿抚养负担变化解释劳动力负担变化的882%,老年赡养负担解释118%。
劳动力负担减轻主要由快速下降的少儿抚养负担解释,那么劳动力负担变化所引起的经济效应是否由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来解释呢?已有文献表明,从劳动力负担对储蓄的影响来看,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显著提高了居民储蓄率,而老年赡养负担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不大;从对消费的影响来看,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显著降低了居民消费率,而老年赡养负担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同样不显著(钟水映等,2009);[17]从对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贡献来看,少儿抚养负担降低大大促使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经济活动转向市场参与,提高了劳动力参与率,形成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重要条件之一(Golley and Tyers,2006)。[18]因此,改革开放30年来,劳动力负担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少儿抚养负担的大幅下降所带来的经济反应。
然而,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少儿抚养负担趋于稳定,劳动力规模面临收缩,老年赡养负担将加速上升,导致劳动力负担即将转折并大幅加重。预测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比重从2000年的10%上升到2025年的20%,继而上升到2050年的31%;与此同时,劳动力比重从2000年的65%下降到2025年的62%,继而下降到2050年的53%(United Nations,2005)。[19]从图3所示的变化轨迹来看,2012年左右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负担变化的谷值点和转折点(A点);同时起,老年赡养负担加速上升,并且与少儿抚养负担在2030年左右发生历史性的“交叉”(B点)。这意味着从2030年起,老年赡养负担将超过少儿抚养负担,开始全面影响经济社会生活。按照“人口负债”衡量标准,2039年之后,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时期,即C点。⑥此后,人口负债将对经济高速增长提出极大挑战。
图3 劳动力负担变化趋势及结构变动
注:cdr、odr分别为少儿抚养负担、老年赡养负担;M、H、L分别为中、高、低三种预测方案。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0 Revision”,New York,2001。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人口转变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劳动力负担轻的比较优势;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政策为充分吸收与利用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人均产出与储蓄率、劳动力负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劳动力负担每降低1个百分点,将促使人均产出增加0176个百分点。同时,劳动力负担降低是经济增长变化的长期Granger原因,而非短期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劳动力负担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所带来的经济反应。2039年之后,中国进入人口负债时期,劳动力负担轻的比较优势丧失。中国改革开放比较充分地吸收了“前30年”的人口红利,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应对人口负债和老年赡养负担加重的挑战需要牢牢抓住“后30年”的战略机遇期。这是应对未来人口负债和老龄化浪潮的重要“缓冲期”,在这个时期内做好迎接人口负债和老龄化的准备是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机遇期,及时进行劳动力比较优势转换,将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负担减轻所取得的经济成果运用于人口质量投资上面,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构建劳动力质量优势来取代日益衰减的年龄结构优势,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不竭动力。
注 释:
① 这个假设也得到一些经验支持。Statistics Sweden(1991)对瑞典的调查研究发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物质资本的投资具有大致相当的规模。此外,对美国的一项经验研究也得出与此类似的结论(Barro,Mankiw and Sala-i-Martin,1994)。
② 根据前文分析,为平稳序列。后文的协整分析对此也作了验证。
③ 残差检验无常数项、无趋势项,Lag Length为0。
④ 模型中有3个内生变量,无约束VAR模型最优滞后期L=2,共有3×2=6个根,而估计的VECM有1个协整关系,理论上该有3-1=2个根的模为1。稳定性检验结果表明,有2个根为1,落在单位圆上,另外四个根(模)分别为0560733±0485180i(0741500)、-0519640(0519640)、0053648(0053648),均落在单位圆内。
⑤劳动力损耗因子=(劳动力人口比重-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劳动力人口比重×100%。
⑥人口负债阶段是劳动力对非生产人口的抚养负担比较重的一个阶段。陈友华(2005)认为劳动力抚养负担超过59%为进入人口负债的标志。详细参见: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年6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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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Burde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第6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1.年龄结构
当前，中国已进入低生育阶段（蔡昉、王美艳，2004）。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郭志刚等，2006）。在此过程中死亡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出生率大幅下降和低死亡率的双重作用，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人口数量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之间便有一个时滞，两者随着时间变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王德文，2007）。表1描述了历年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之后，增速放缓，2012年出现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单纯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支撑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渐缩小。
2.知识结构
描述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由于数据关系，我们仅能找到2008-2011年的数据。从下表可以看出即便是2008-2011短短四年期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上升了5.99个百分点，大专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上升最为明显，上升了3.2个百分点。相应地，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比例的下降幅度达到11.1个百分点。从绝对量上看，就业人员中文盲的数量从0.4亿下降至0.15亿，小学文化的数量从2.07亿下降至1.50亿，初中文化的数量从3.60亿上升至3.72亿，高中文化的数量从0.96亿上升至1.28亿，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数量从0.52亿上升至0.99亿。然而，就业人员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仅占12.9个百分点，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21.6个百分点，初中学历的人员占比48.7%。当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现有劳动力的知识储备很可能会适应不了高端产业的发展需要。图1描述了各行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意味着这类行业对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要求较高，而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因而，要保证产业升级顺利进行，相应的提升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是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3.地域结构
由于地区间经济、产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层次较高，产业结构健全，二、三次产业占比大幅上升，劳动力收益高于其他地区，另外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发展空间更大，吸引了劳动力向这些地区流动。我国东部地区拥有比中西部地区更高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李宝庆等，2013），图2描述了中国劳动力的地区分布情况，从该表可以看出，东部劳动力占比最大；其次是中部；占比最小的是西部。劳动力的地域分布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从变化趋势来看，在2000-2008年期间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比重有小幅上升，中部和西部的劳动力比重则小幅下降，但总体波动幅度较小，地域分布相对稳定。
4.产业结构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演进规律，即劳动力将首先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然后再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表3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就业份额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的演进规律，但也不完全符合这一定理。从2003年到2011年，第一产业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主要被第二产业吸纳，第一产业劳动力下降的结果是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扩张；而第三产业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尽管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就业份额一直高于第二产业，但在此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出现了下降，下降幅度为5.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持续上升，上升幅度达到11.93个百分点。
二、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
1.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不匹配，失业与过剩并存，制约了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逐渐转型升级，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加大，现有低端劳动力很难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限制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的趋势；在三次产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内部结构中，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邹一南等，2012）。中国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升级的状态（干春晖等，2011）。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短缺和过剩并存（张车伟，2008；魏浩等，2010），这种结构性矛盾意味着，失业并不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而是缺乏合格的劳动力。总体而言，劳动力供给过剩主要存在于低端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主要在高端劳动力市场，表现为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下文用技能工人的供需情况来说明这一问题。表4描述了2004、2009年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和产业技术提高，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大幅度增长。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2003-2009年，包括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内的技能劳动者增加了1930万人，年均增加386万人。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分别提高了4.37、2.73、0.54、0.11个百分点，而初级工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减少了7.74个百分点（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2）。然而，相对于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的快速增长，技能、技术劳动者供给增长缓慢。表5描述了技术工人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求人倍率），从表中可以看到2002年之后各等级技能、技术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均超过了1，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且越是较高等级，供不应求的程度就越大，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达到2.34，供不应求的程度最深。然而，劳动者整体的求人倍率除了2010、2011年，在多数年份未超过1，这说明中国同时存在着技术、技能劳动者数量不足和劳动者总量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状况可以用相对工资这个指标来反映。作为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从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来看，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他较高学历者的相对工资水平则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岳希明等，2008）。这说明我国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减少的趋势，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增加的趋势。
2.劳动力在城乡、地区、产业之间的流动受阻，制约了经济增长
户籍及其他制度的限制，劳动力在城乡间、产业间、区域间的的流动受限，限制了经济增长。本文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劳动力在产业间、地区间的的配置效率。其中劳动生产率用各产业或各地区的产值除以相应年度各产业、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产值数据用CPI定基指数进行了调整，以1978年为基期。其中测算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GDP、各产业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测算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东部、中部、西部GDP、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GDP及就业人员数量只有全国及分省（直辖市）的数据，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按照三大区域的划分，用相应省（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加总得到各区域的数据。三大产业之间仍存在一定的效率缺口，行业保护限制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在产业间流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限制了经济增长。表6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情况，按照二元经济理论，资本积累推动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部门是一个平滑过程，即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吸收（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在劳动力资源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过程中，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缺口逐渐缩小，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虽有缩小的趋势，但两者的缺口依然很大，意味着仍有大量劳动力没有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被第二或第三产业吸收，产业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经济增长。三大地域之间存在效率缺口，中部、西部的劳动生产率仅有东部的一半左右，促进劳动力在地域间合理流动提高效率的空间很大。表7描述了地域间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在劳动力资源向东部和中部转移过程中，中部和东部的效率缺口先是有扩大趋势，2007年开始又有了缩小趋势；西部和东部之间也表现出一样的趋势特征，效率缺口先是呈现扩大趋势，2007年之后逐渐缩小。意味着地区间仍存在某些壁垒阻止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转移，区域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约了经济增长。城乡之间也存在一定效率损失，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测算城乡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但大量研究表明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蔡昉等，2001）；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20%-30%（姚先国等，2004）。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陆益龙，2008）。这些限制造成了劳动力的效率损失。
3.经济城镇化，就业未能实现城镇化
社会保障没有实现全覆盖，劳动力供给结构异化、扭曲，限制了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剂”，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除了就业制度的分割外，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出分割的状态，不仅城乡之间分割严重，而且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也处于分割状态（赖德胜等，2005）。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首先体现在城乡之间。尽管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处于城镇地区这样一个大的市场，但两者在岗位获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刑春冰，2008）。他们一般处于更为不利的就业境况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低且时常遭到拖欠、工作环境与劳动保护情况普遍较差（谢勇等，2009）。表8描述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无论是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农民工的参保率都很低，参保的比例分别只有6.5%、12.90%和17.43%，城镇职工参保的比例分别是43.26%、60.76%、62.23%，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36.76%、47.86%、44.80%，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制度分割同时体现在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享受社会保障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正规就业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员基本上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表8描述了不同所有制类型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事业单位、国有单位等正规就业部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普遍高于集体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等非正规就业部门。覆盖程度最高的是国有单位，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达到68.95%、83.75%、80.21%；覆盖程度最低的是非国有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其他类型企业），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9.25%、18.49%、30.44%，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59.7%、65.26%、49.77%，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农民工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在非国有单位就业的比例占85.05%，在事业单位和国有单位就业的仅占1.30%、4.43%。
三、结论
第7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正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非公有制企业占绝大多数的地区，随着新型劳动关系的初步建立，职工队伍结构、劳动力配置方式、企业的分配和管理制度的深刻变化，群众性劳动竞赛活动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
我市劳动竞赛的新实践
从调查情况看，近几年我市开展的劳动竞赛活动，可归纳为：重点工程立功竞赛，即在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重点工程中，组织广大建设者围绕工程质量、安全、进度、效益等内容开展的竞赛活动。服务行业创优竞赛，即在传统和现代服务业、行政事业单位服务窗口围绕业务水平、服务质量、群众满意等内容开展的竞赛活动。工业企业职工技术创新竞赛，即生产加工企业开展的职工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等创新活动。与此同时，以一定区域动员开展的阶段性专项竞赛活动也时有进行。竞赛活动注重与企业管理发展的一些基本或共性问题相结合，比较成功的做法主要有：
做法一：劳动竞赛与企业文化建设相互结合，互为促进。许多企业认为，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创造性，而劳动竞赛的良性开展，又能推动营造企业以人为本、崇尚科学技术的文化氛围。慈溪瑞宝渔具公司倡导的“细节文化”；象山天安集团公司的“在工作细节中创新，在创新思维中工作”等理念，在实践中的认同和确立，大多是在劳动竞赛活动中贯穿体现的。一些国有改制企业继承和创新国企的一些劳动竞赛形式也仍然有效。宁海县供电局每年以“技运会”形式，组织6个主岗位工种技术比武和合理化建议等竞赛活动，培育职工竞争意识、创新能力和敬业精神，努力营造“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文化氛围，使职工整体素质不断提升。
做法二：在创建企业品牌中发挥劳动竞赛的作用。在日益多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开展劳动竞赛活动来塑造品牌已成为众多企业的共识。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工程，通过轰轰烈烈的立功竞赛活动，有力地推进了大桥工程建设，树立宁波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大桥品牌”。目前，我市已有57个重点项目开展立功竞赛活动，有效促进了工程的建设。在服务行业，不少企业也通过各具特色的竞赛活动，着力打造企业品牌，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做法三：劳动竞赛紧密结合员工培训，促进员工素质提高。企业运用竞赛机制开展职工技能培训，更能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慈一棉运用技术创新竞赛机制，着力倡导和组织一线职工熟练本职岗位操作技术、改进操作工艺。企业每月组织一次一线作业操作工和设备维护工竞赛考核，一年内历次考核都达到优秀的被列入尖子队(现有45人)，尖子职工除每月获得一定奖金，其中26人还被选为企业内部的培训师，承担本企业员工培训任务。这样，一线职工的技能水平通过技能竞赛获得认可和提高，也促进企业职工整体技能素质提高。
做法四：运用合理的激励机制，使劳动竞赛更显效能。劳动竞赛功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宁波奥克斯集团公司工会摸索总结出一套适应民营企业特点、务实高效的员工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几年来，有1万余人次获得了总额1100万余元的技术创新奖金，为公司创造直接经济效益3亿余元。一些企业还采用“职工姓名命名先进操作法”和“创新成果收益分成”激励员工创新。有些企业以公司股份作为奖励，实现创新成果收益分成。浙江舜宇集团公司职工胡艳宇由于拓展销售渠道，为公司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为此获得“舜宇人才精英奖”，领到的奖品是5万股公司股份和1万元奖金。与她同时获奖的还有15名员工，所得股份最多为12万股。这种激励理念，使每一位普通职工都能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练技术、赛能力，在为企业发展而努力拼搏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价值。
地方、产业工会组织在劳动竞赛中的作用
劳动竞赛作为一项系统性、综合性都比较强的活动，要使其形成一定规模，发挥整体作用，并走规范化路子，发挥地方、产业工会的组织引导、服务指导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探索一：宣传动员，为竞赛活动营造良好氛围。宁波市总先后几次召开劳动竞赛再动员大会、全市重点工程立功竞赛动员大会，号召全市职工开展“百万职工大练兵”、“在创节约型社会中献计献策”等活动。各地方、产业工会也因地制宜，积极动员号召，余姚市总利用“塑博会”，开展“争当优秀营业员、优秀服务员、优秀驾驶员、优秀保洁员”竞赛活动；市财贸工会以宁波创建全国首批文明城市为契机，与市贸易局、市旅游局等6家单位联合，在全市商贸旅游金融行业开展专项“创服务品牌，让顾客满意”主题系列活动，等等。扩大了新时期劳动竞赛的影响力，为劳动竞赛活动的蓬勃开展营造良好氛围。
探索二：制订规则，保障竞赛活动有序开展。2003年宁波市总出台《关于职工素质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制订了职工素质建设五年目标和任务。2004年又相继制订《宁波市重点工程立功竞赛实施细则》和《宁波市“首席工人”评选试行办法》。目前，正着手制订《宁波市职工技能竞赛实施办法》和《宁波市职工技术创新优秀成果奖励试行办法》，以促进竞赛活动逐步系统化、规范化。探索三：搭建平台，创设竞赛活动有效载体。主要有：职工技能大赛。2002年以来，宁波市总连续举办三届全市性职工技能大赛，设置竞赛项目48项，参赛职工约15万人次，共有7520名职工获中级以上职称，其中315名获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各县(市、区)总工会、市产业工会也相应组织开展了竞赛活动，有效增强了职工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一体化”工作试点。在部分大中型企业实施职工技能培训、竞赛与鉴定一体化的试点，赋予试点企业自主培训、自主鉴定的职权，使职工技能培训、竞赛和鉴定与企业生产安排相协调，与企业生产实际相配套，与职工工资收入相挂钩。这一平台的创设，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积极性，深受欢迎。目前，宁波市总已确定浙江造船有限公司等11家职工技能培训基地，开展8大行业近百个工种的职工技能培训与鉴定。
“首席技工”评选。2004年，宁波市总、市属工业企业工会联合有关部门启动全市性“首席技工”评选制度，通过技能竞赛产生人选，当年全市评选150名“首席技工”，并给予物质奖励，赋予晋升“技师”资格，激发了职工潜能发挥。
探索四：奖励表彰，激励竞赛活动持续发展。近两年来，宁波市县两级总工会、产业工会联合或协调有关职能部门通过评选、表彰和奖励“职工技术能手”、“首席技工”、“劳动模范”，树立榜样，激励进步。通过评选“学习型组织”、“五一文明岗”、“模范集体”等树立企业品牌，充分调动了企业主组织竞赛和广大职工参与竞赛的积极性，推动了劳动竞赛活动的创新与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市共产生职工技术创新项目15余万项，攻克技术难题650余个，创经济效益8.2亿元。广大职工整体素质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一大批优秀技工脱颖而出。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竞赛不仅仍旧适用，而且与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信誉机制、价值理念等相结合，更具活力，更见成效。新时期劳动竞赛逐步呈现了从“速度型”、“运动型”、“体力型”向“效益型”、“岗位型”、“智力型”的转变，并成为工会组织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针对企业实际，发动职工“建功建业”，发挥生力军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成为众多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管理理念，推进企业先进文化建设，促成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载体；成为广大职工提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创业能力，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渠道。
但是从发展的要求看，劳动竞赛的开展还存在一些不足。部分同志对在民营企业开展劳动竞赛不理解，认为劳动竞赛的开展与职工维权相悖；有些活动开展只停留在追求经济效益上，不够注重人的素质提高和企业自主创新力的增强；地方、产业工会组织存在工作系统性、规范性缺乏，深度不够等问题；在充分发挥基层工会作用方面也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
深入开展劳动竞赛的思考
思考一：要正确认识民营企业开展劳动竞赛的积极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职工谋求个人劳动报酬最大化，是客观的、必要的，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企业主与员工的关系，从眼前具体利益分配来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然而从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长远目标来说，企业主与员工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两者利益的实现都有赖于企业的盈利和发展。而设计和开展科学合理的劳动竞赛活动促进效率和人员素质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增强，是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共赢”，促成劳资关系和谐的重要途径。因此，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化认识，加强宣传教育。
思考二：劳动竞赛活动的开展要围绕中心，紧扣实际，创新形式，注重实效。新时期劳动竞赛，要深入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当地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和一个阶段的中心工作，突出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职工素质。要进一步探索中小民营企业开展竞赛的有效形式，激活中小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活力；要在节能、增效、安全、环保等方面创新竞赛的形式和内容；要在加快提升服务业方面积极发挥劳动竞赛作用。
思考三：要运用科学的激励理论，使之成为推动劳动竞赛发展的不竭动力。竞赛发挥作用的核心是“激励”，而“激励”作用实质是利益或需求的满足。企业要分析不同层次员工和员工不同层次的需要，使设置的赛项及奖项更科学合理，更适合企业实际，符合职工需求。地方、产业工会要制订科学合理的竞赛规则，引导企业和广大职工来实现竞赛目标。也可通过一定方式，鼓励一些有条件的企业尝试“利润分享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长效激励措施，形成一个上下结合紧密，能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激励系统，努力增大劳动竞赛绩效。
第8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劳动争议 动态关联
引言
劳动争议又称劳动纠纷，是指劳动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或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就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关系所产生的争议。从劳动关系研究的角度看，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矛盾上升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与一般性的劳动关系冲突相比，劳动争议更能直接体现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状况，其发生数量也是一个更具综合性的表征劳动关系的指标。
在我国经济规模快速发展、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我国企业的劳动关系正在经历着根本性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下较为单一的劳动关系被以市场为导向的、更为复杂的劳动关系所代替，劳资双方的利益和冲突更为直接和尖锐。体现在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由2000年的135206件增加至2009年的684379件（均为当年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增长了5.06倍，年均增长19.74%（以2000年为基期）。特别是在2008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当年劳动争议案件数由2007年的350182件突增至693465件，激增98.03%，涉及的劳动者当事人数也由2007年的65万余人增加至百万人以上。
虽然每一宗具体的劳动争议都有其直接原因，但可以理解的是，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和频率的增长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一宏观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基于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经济增长对劳动争议发生的影响，并利用我国1991-2009年的全国统计数据，从纵向角度对劳动争议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以了解经济增长与劳动争议发生之间的关联和影响，为深层次地理解劳动争议的发生原因、判断劳动争议的发生趋势提供参考。
经济发展与劳动争议关系理论分析
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地区潜在产出能力的增加，从现实角度来讲，经济增长则通常是指经济总量的增加或是人均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增长本身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和进步，无疑对劳动关系状况具有根本性影响。因此，可以将经济增长视为影响劳动争议发生的基础性要素。
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劳动关系具有不同特征，由此引发的劳资冲突也具有不同表现。但是作为劳资冲突上升到一定程度的劳动争议，其显性发生受到劳动者意识、相应处理机制、成本等诸多要素的制约，因此劳资冲突并不一定必然显现为劳动争议。由此，经济增长与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和频率之间的关系就可能存在多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的理解是：在经济增长初期，由于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工作强度较大、工作报酬较低、劳动者保障不足等原因，劳动关系较为紧张，劳资冲突较多。而随着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进步，劳动报酬不断提高、劳动条件日趋改善，劳资冲突开始减少，劳动争议发生数量和频率也开始降低。由此，经济增长和劳动争议发生数量和频率之间的关系应该呈现震荡衰减的模式。
但也可能存在另一种模式，即在经济增长初期，虽然劳动条件较差，劳资冲突较多，但是受制于劳动者的整体素质较低、维权意识和手段不足、维权机制不畅等因素，劳资冲突往往并不凸显为劳动争议。而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这些限制性因素逐渐改善，劳资冲突凸显为劳动争议的可能性增大，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和频率反而提高。由此，经济增长和劳动争议发生数量和频率之间呈现的应该是震荡上升的模式。
显然，两种模式之间的分歧在于对导致劳动争议发生的具体因素的认识侧重点不同，衰减模式主要从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出发考虑问题，而上升模式则主要着眼于劳动者意识和社会机制角度。对此，笔者认为，从现有的劳动争议界定来看，劳动争议作为劳资冲突上升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不仅只是劳资双方之间的摩擦行为，也是法律行为。因此虽然劳动争议的发生往往直接源于劳动报酬或劳动条件等客观因素，但其凸现与否却与劳动者的素质意识和维权机制成本密切相关，由此，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模式的着眼点。
但笔者也认为，经济增长与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和频率之间也并非绝对的、简单的递增或递减模式。一方面，这与研究的时期长短有密切联系，在一定的时期内，二者之间会呈现出递增或者递减，但是从更长时期来看，这往往可能只是更复杂模式的一个局部特征而已。另一方面，在限定的研究时期内，二者之间的具体关联在不同阶段也会呈现出不同特征，比如即便是递增模式，但递增速度或加速度却可能存在差异。换言之，二者之间往往并非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指数型或者三次曲线型的增长关系。
基于我国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使用我国的经验数据来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具体而言，主要采用我国1991-2009年劳动争议和经济增长的全国数据，从纵向发展角度考察二者之间的动态关联模式。
（一）变量定义和数据说明
以“当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作为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以“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增长。1991-1996年劳动争议数量数据取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6），1996-2009年劳动争议数量数据取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0）。
（二）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
图1给出了1991-2009年我国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万亿元）和劳动争议发生数量（LDcase，件）的散点图，从这一散点图，可以明显看出：
从动态发展来看，1991年以来，我国GDP总量和劳动争议发生数量均呈现出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在2008年，劳动争议发生数量出现了一个跳跃式增长，由2007年的350182件突增至693465件，激增98.03%，2009年劳动争议发生数量虽略有下降，但继续保持在近70万件的水平。
从动态关联来看，1991年以来，随着GDP总量的增加，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二者的这一关系首先在直观上支持了前述的递增模式观点，即随着经济规模增长，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也会相应增长。进一步计算可得，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74，呈现出高度正相关性。
但笔者也注意到，二者之间的这种递增模式并非简单的线性增长模式。2008年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的第一年，当年劳动争议发生数量的跳跃性增长不乏有政策影响因素，因此为了更清楚地看到GDP和劳动争议数量之间的关联模式，去除2008和2009两年的数据后重新绘制了散点图（见图2），并标注了相对应的线性趋势线。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在1991-2007年这一时期，与线性增长模式相比，GDP和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之间的关联模式更类似抛物线或者三次曲线的形状—在1996年之前，随着GDP的增加，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以低于线性增长速度的速度缓慢增加；而在1996年以后，增长速度则开始加快；直至2005年左右，增长速度再次开始放缓。
（三）模型分析
为更清楚地认识上述关联模式，以GDP为解释变量，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建立了二者的线性、二次和三次曲线关联模型，结果参见表1和图3。
由拟合结果来看，无论是一次、二次还是三次曲线，均通过拟合显著性检验，其拟合优度也均超过0.9。但相对而言，随着次数增加，拟合优度也逐渐增加，二次曲线和三次曲线的拟合优度均优于一次线性模型，单从这一点而言，在1991-2007年间，我国劳动争议数量与经济规模之间的动态关联模式更接近于二次或者三次曲线，而非简单的线性增长。
因此，综合考虑之下，笔者认为就当前时期而言，我国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与经济规模之间的动态关联模式更接近于二次曲线的模式，即：
LDcase＝-304.762GDP2 + 25068.653*GDP -80368.534
结论与启示
第一，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与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之间呈现出开口向下的二次曲线的关联模式，即在初期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劳动争议数量会不断上升，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将趋于下降。
第二，目前，我国尚处于劳动争议发生数量的上升通道内，短期来看，随着GDP总量的增加，我国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仍将保持上升态势。
上述的研究结果指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即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和频率也可能将不断增长。特别是从劳动争议案件产生的微观机制而言，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法制制度的健全，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维权成本趋于下降，这将进一步催生以劳动争议为代表的劳资纠纷。事实上，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以政策、法规的施行为代表的维权机制的健全将极大催生劳动争议的出现，例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施行，使当年的劳动争议的发生数量激增98%，发生频率也提高了近一倍。
上述事实无疑对目前的劳动争议应对和解决机制提出了极大挑战。如何在保持经济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构建与经济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劳动关系，完善劳动争议的解决机制，处理和应对日益增多的劳动争议，以更好地维护劳动者权益，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思考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张秋惠，于桂兰.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长问题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0（3）
2.陈凌，曹飞.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灰色预测及启示[J].技术经济，2007（5）
第9篇：劳动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劳动经济；发展现状；成长对策
中图分类号：D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1-0000-02
引言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参与到城市的各个行业之中，农民工成为了城市劳动经济发挥的主力，劳动经济也成为部分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特殊群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现阶段的劳务市场和劳动经济的发展，全面认识与分析劳动经济的产生原因以及成长发展的制约因素，积极探索解决措施，有助于促进和规范劳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劳动经济成长与发展的原因
由于我国人口数目巨大，农村人口更是占多数，人均耕地面积不能满足农民致富的全部需要，加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生产越来越现代化、机械化、信息化，大大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许多农民脱离农业，走进城市，寻找更有效的发展途径，直接促进了劳动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1）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其自身的不断变化发展，是造成劳动经济发展、农民工出现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城市和农村采用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以及不同的户籍管理制度，有限的耕地面积和庞大的农村人口不成正比，大量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农业生产以及相关产业，而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农业生产的效率低下。此外，农产品价格一直维持在稳定的水平，没有足够的提升空间，而自从取消农业税之后，农业生产成本持续增长，农业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逐渐失衡，农业生产的总体效益不断下降，依靠农业生产实现经济和收入的增长显得极不现实，农民不断寻找其他出路。实际上，现在我国农业的发展只是依靠物质、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在提高农业产出能力的同时，也极大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投入和消耗，导致农业成本增长，减少农民的收益。因此，大多数农民进入城市，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形成劳动经济的劳动基础[1]。
（2）乡镇企业增长速度缓慢
我国乡镇企业增长速度缓慢，不能吸纳足够的劳动力，促使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乡镇企业大多在农村起步 ，以农村劳动力为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与农业发展具有密切联系。一般来说，乡镇企业发展得越好，农民获得的收入会相应提高，反之就会下降，但由于乡镇企业起步晚、起点低，经验不足，产品缺乏技术含量，企业管理不合理，企业质量参差不齐，逐渐被社会经济所淘汰，也使得乡镇企业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降低了农民收入，造成许多人远离家乡，外出打工。乡镇企业发展水平较低也是促进劳动经济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
二、劳动经济成长与发展的制约因素
虽然新形势下的劳动经济迅速成长和发展，但这种发展的制约因素也随之而来，包括农民工素质、经济环境、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严重制约了劳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促进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
（1）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制约
当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较低，文化素质低下是农村劳动力不能顺利进行专业技能的学习，大大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融入各行业的难度，使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发展中处于先天的劣势地位。农村劳动力缺乏创业意识和投资意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动经济的发展。另外劳动力素质较低也使农民工面对更多的尊严问题，这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2）经济环境的制约
经济环境的制约是阻碍劳动经济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是依靠城市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农村劳动力的闲置与就业问题，城镇化的发展对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处于起始阶段，农村的城镇化水平依然比较低，乡镇企业发展不成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其他产业的转移，影响和制约了农村收入的增长[2]。
（3）制度环境的制约
制度环境的制约是另一阻碍劳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形成了城市进行工业发展，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的定式，城乡间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有些地区为了解决城镇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甚至出台了限制农民工进城就业和清退农民工政策，有的甚至采用经济手段对聘用农民工的企业进行处罚，导致很多已在城镇工作的劳动力被清退，很多地区出现了农民工回流的现象。
三、劳动经济成长与发展的策略
面对新形势下劳动经济成长与发展的现状，我们应该积极面对，并加以改善，以谋求发展，发展改革农村经济的发展结构，使农民利益最大化，推进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适应时展的需要，认真分析劳动经济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深化制度改革，维护农民工利益，促进劳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劳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是非农产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载体，所以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活力，这不仅是劳动经济成长与发展的需要，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应加强对私营企业、集体经济进行积极的引导和支持，促进企业走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道路，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关注和投入，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提高这些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劳动经济的发展。
（2）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提高城镇化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企业以及非农产业转移是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劳动力资源的开发作为发展的突破口，增加城镇化建设的投入，科学合理规划建设，解决城乡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象，积极倡导农民参与新型城镇的建设，努力扩大城镇规模，进一步提高我国城镇化建设水平，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全面提高农民工素质
加强对农村教育工作的教育力度，包括现有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农村劳动力的继续教育。不断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做好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专业技能教育工作，培养高素质人才，在此基础上，坚持做好农村劳动力的再教育工作，通过夜校、成人学校等形式将原有素质不高的农村劳动力改造为高素质的劳动人员，更好地适应劳动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农民工素质的全面提高，为劳动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4）深化相关制度的改革和建设
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和政策的保障和支持。促进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实现有利于城乡和谐发展的户籍管理制度，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在内的保障体系，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保障的全面性，创造有益于劳动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3]。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促进劳动经济的发展应该全面开展劳务输出，并且改变传统的输出模式，引导鼓励向经济技术发达地区进行输出，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生产技术和营销策略，并积极关注国际劳务市场，拓展国际劳务合作，为劳动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有利的发展氛围。
四、结语
当前形势下，劳动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更对地区人文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认真分析和探究新形势下劳动经济的成长和发展的现状，全面分析劳动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深化制度改革，采取相对措施积极引导和规范劳动经济的成长，让其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王艺.浅谈当前形势下劳动经济的成长和发展[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05）：4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