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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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范文

1相关概念

1.1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概念一般情况下,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是指包括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级医疗卫生机构等多个医疗机构在内,为农村居民提供医疗、预防、健康教育、保健、康复等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有机结合的卫生服务体系。着眼于系统结构层级的特点,该组织体系是由层次分明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所构成的具有整体性的复杂社会系统。

1.2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组织体系的概念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组织体系指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的主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系统。县、乡、村三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组合成为该组织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1.3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组织体系的特征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作为一个复杂又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系统,同绝大多数社会系统一样具有以下明显的4个特征。(1)整体性:农村三级网络作为一个系统其整体功能表现为为农村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具体主要承担着疾病预防、妇幼保健、基本医疗、健康教育、卫生监督、老年康复等六大服务职能。这是该网络的各个部分综合作用的结果,即实现的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性提醒我们,研究该三级网络的优化,不仅要关注各个组成要素,更要去关注调整要素的组织形式,建立合理的机构,促使该网络整体优化。(2)相关性:相关性指农村三级网络内三级医疗服务机构间是相互作用又相互联系的。相关性强调要素间的关系与变化的关联性,提醒我们改进系统功能时,要注意:保持相互要素的同步变化很重要;要素是动态的;关注要素横向与纵向的组合。(3)目的性:农村三级网络的目的性指该系统要达到符合人们的结果和意愿。作为一个社会医疗服务系统,新医改对三级网络的功能定位于为农村居民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四大服务目标。(4)环境适应性:系统环境是系统以外物质、信息、能量等所有外部事物的总和。环境的变化会作用于系统。例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政府在医疗服务中的定位二者对三级网络就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环境对系统的作用表现为对系统的输入,系统在特定作用下对输入进行工作,就产生了输出,从输入到输出的变化就是系统的功能。

2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组织体系变迁阶段分析

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起步于民国时期,但真正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经过不懈的努力,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绝大多数县、公社和生产大队都已建立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了以为中心的基层卫生组织网[2]。1979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组织失去了经济依托,其构成、关系及功效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时间阶进程,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可以把其发展变化分为酝酿期、成长初期、成长成型期、改革倒退期、改革回归期5个阶段。

2.1酝酿期(1949年至1951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长期战乱,中国医疗条件非常落后,人民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建国初期,全国城乡个体开业医生占80%[3]。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传染病和地方病普遍流行,农村医疗卫生状况非常落后。我国领导人意识到必须重视解决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但初期的建设思路尚不明确,农村医疗卫生重心是集中整合资源解决严重危害农民健康的流行病和严重威胁母婴生命的疾病。这个时期,基本确立了发展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组织的思路,但核心工作在于缓解缺医少药的矛盾,整顿卫生工作队伍,就已有的个体农村诊所等进行整合改造,新建面向农村、厂矿的基层医疗卫生组织。

2.2成长初期(1952年至1964年)经过酝酿期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解决缓解了城乡缺医少药的主要矛盾。中央政府开始有计划促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系统发展。这期间,具有重要标志性的事件包括:1952年中央和地方相继成立归各级政府直接领导的爱国卫生委员会长期性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50年代中期,伴随着农村卫生组织的初步建立,各地从农村选拔部分农村青年接受各种中西医基本知识的培训,他们成为未来农村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的骨干;50年代末,政府实施统一的计划把不同所有制的医疗组织逐步划归县、乡(公社)、村(大队)所有,并进行合并优化,初步形成了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2.3成长成型期(1965年至1979年)自60年代后期,尤其进入70年代后,“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与完善”、“以预防为主方针的坚决贯彻”以及中城市医疗技术力量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援,使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组织体系迅速成长成熟。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我国居民的总体健康水平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典范。

2.4变革倒退期(1980年至2000年)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在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医疗卫生领域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在20世纪后20年里我国已经建立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组织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体系被破坏,特别是作为三级网底的村卫生室大都名存实亡[4]。就该网络组织体系的效用而言,是倒退的时期,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问题严重。虽然,政府也开始注意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效果均不理想。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进行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量化评估,我国与巴西、缅甸等一起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

2.5变革回归期(2001年至今)进入21世纪,我国中央政府加大了解决农村医疗卫生服务问题的决心和步伐。改革完善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村合作医疗的完善、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划分与强化、药物使用与价格控制制度、政府的义务与职责的明晰等。这期间重要的事件有:2002年,政府制定了《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纲要(2001-2010)》,提出“完善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探索区域大病统筹,建立贫困家庭救助制度”;2003年《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出台,并且政府在资金补助上做出承诺;2009年新医改方案提出“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的指导思想,提出“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3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组织体系变迁阶段特点分析

在上述阶段划分基础上,结合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组织体系的社会系统特征,把各阶段区别归结在环境、体系内部结构及功效3个方面。具体而言,各阶段的主要区别表现为:酝酿时期,经济落后,在空白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体系,该阶段主要解决了严重影响农民生命的传染病、保障母婴健康;成长初期,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初步建立了公有制基础的比较健全的网络体系,农民医疗合作试行,以低廉的收费基本满足了农民的医疗卫生需求;成长成型期,借助强有力的政治措施,该阶段建立了完善的层次分明、关系紧密、分工明确有效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组织体系,医疗合作、政府管制及公有体制保障了其公益导向,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改革倒退期,在市场经济导向的旗帜下,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所有权多样化出现,尤其村诊所一级所有权私有化严重,失去政府与集体的投资保障,各级机构营利趋向严重,本阶段对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失去监控,机构间关系松散、整体性差,农民医疗服务花费急剧增加,农民失去医疗卫生保障,改革带来该体系效能的严重倒退;改革回归期,宏观监控加强,回归公益性,强化政府责任,新农合大力推广,如何提高医疗卫生质量并降低费用等问题仍然存在。对以上阶段时期的组织体系所具有的特征对比总结分析(表1)。

4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组织体系变迁的影响因素

从酝酿、初建、成型到改革调整,我国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组织体系经历了不同特征的变迁。基于该组织体系社会系统的本质特征与属性,经历的变迁历程由多种因素决定,同时这些因素又决定其未来的发展。分析和研究这些影响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组织体系变迁的因素变得必要和重要。基于该组织体系的性质和对于各阶段特征的分析,影响该组织体系变迁的因素可以归结为社会、政府、农民三类因素影响(图1所示)。

4.1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有力地影响着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组织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在社会因素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主要内容中,对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组织体系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与经济方面。政治制度决定该组织体系的目标与导向,并提供非经济因素的促进,有时这种力量会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例如在组织体系的成长成型期间,当时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介入促进了城市医疗技术人员到农村,提高了农村的医疗技术水平。另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经济收入、政府财政收入等状况决定了政府可以投入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经济资源的多少。

4.2政府因素的影响政府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组织体系中居于轴心地位。明确的规则和政府严格的监督与管理,是保证服务质量的关键[5]。它不仅直接决定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范围以及农民是否能够平等地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而且还决定着医疗卫生产业的政策和其它部门的相关配套政策,通过财政税收杠杆决定着对医疗卫生机构配套服务机构的积极性。由于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产品性质,政府除了掌管宏观规划、法律法规制定外,还是医疗卫生机构的主要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可见,政府在其监管、建设、通过财政税收政策调动其他资源等多方面根本性地影响着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组织体系之变迁。

4.3农民因素的影响农民的意识与条件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组织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农民作为该组织体系服务的对象,其不仅是接受者,同时也是该组织体系的影响着。(1)农民作为公共产品的接受者,使其满意是对该组织体系的最高要求。而且,农民完全可以和政府更紧密地沟通、参与,自动自发融入到该组织体系的建设之中去。(2)农民的收入状况、教育程度、配合程度等都对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组织体系的有效运行起着决定作用。例如,新农合覆盖率的的迅速提升与农民的收入提高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农民逐步有了参与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监管的意识和需要。例如,2004年由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韩俊做的调查中,仅就医疗合作保险金的问题,有1/3的农民认为应该有农民自己的组织来管理资金的应用[6]。

第2篇：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范文

1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文献问题总结与分析

1.1问题总结借助中国知网（CNKI）期刊及硕博论文库，对1992-2010年在《中国医院管理杂志》、《中华医院管理》、《中国卫生事业管理》、《卫生经济研究》等相关专业期刊发表的文章及公开发表的硕博论文，课题组选取了涉及到我国农村三级网络系统问题的文章及论文共80篇，进行了分析、归纳整理。农村三级网络系统作为为农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机系统，共同承担着预防保健、紧急救治、健康教育等一系列重要任务，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整体关系不协调（文献提及率50%），卫生资源配备不合理（文献提及率41.3%），新农合制度不完善（文献提及率25%），功能定位不清楚（文献提及率20%）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三级网络整体功能的发挥。

1.2问题分析三级网络缺乏有效的纵向联系，是整体关系不协调的重要表现。三级网络系统运行中，县级医院忽视对乡镇卫生院的指导监督，乡镇卫生院又缺乏对村卫生室的指导。县级医疗机构、乡卫生院、村卫生室三者之间协调关系己名存实亡，存在无序竞争。当前农村医疗卫生结构、布局不合理，卫生资源缺乏与局部浪费并存。现有的农村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是文献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医院的营利倾向导致医院为争夺病源而“同室操戈”，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相互抢夺病源而成为竞争关系，使卫生行政部门当初设计的不同等级医院分管不同的病人以及双向转诊制度形同虚设[2]。

2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系统实证调查问题总结及分析

2.1问题总结为进一步了解三级医疗网络系统存在的问题,2010年4-8月,选择山东省4个地市8个县市进行走访，并开展了针对卫生局（100份）、县级医疗机构（125份）、乡镇卫生院（120份）、村卫生室（130份）三级医疗机构及村民（500份）的问卷调查。有关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系统整体问题的调查主要有以下结果（表1）：关于网络系统整体协调性，33.3%的卫生局受调查人员认为三级网络存在问题，高达94.7%的县级医疗机构受调查人员认为存在问题，94.5%的乡镇卫生院受访者认为存在问题，90%的村卫生室人员认为存在问题；对三级医疗卫生机构隶属关系没有理顺问题的调查,卫生局同意率16.7%,县级医院同意率29.7%,而43.4%的乡镇卫生院受访者认为以上问题十分严重。另外，卫生局（同意率41.7%）和县级医院（同意率63.2%）的多数受访者认为三者在理论上存在协调关系但现实中协调效果不佳，甚至有68.4%的乡镇卫生院的受访者认为这一问题影响严重。且三者之间关系的公众认知度低。具体而言,在对村民的调查中发现，46.3%的村民不知道村卫生室与乡镇卫生院是何关系，60.3%不知道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是何关系，54%不知道乡镇卫生院与县级医院是何关系。

2.2问题分析农村三级医疗网络系统的整体性差，其提供的整体功能部分缺失或者职能履行不到位，尤其村民对三级医疗机构服务的满意度评价不高。着眼于三级网络整体性来看，存在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所担负的职责与拥有资源不匹配；三级医疗机构对于功能定位执行不到位；对各级医疗机构的运行缺乏有效监督管理；患者信息不能共享等。

3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系统优化的对策

3.1提升县级卫生主管部门的管理效力县级卫生局作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的主管部门，其效率与能力影响并决定着其效率。政府对医疗服务市场进行规制的目标是力图控制医疗费用、实现公平和可及性以及保证服务质量,不同目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矛盾,所以需要规制部门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权衡,决定优先实现何种目标[3]。在调查中，多方都对卫生主管部门的管理效率评价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三级医疗机构对“系统整体管理与监督不到位”问题的认同率较高。这都对卫生主管部门的管理能力与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卫生局就管理效力在以下几方面应该提高或改善，措施包括：加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规划,内容应该包括对各级医疗机构的数量与规模、投资额度、相互之间关系方面制订规划；细化管理细则，对三级医疗机构完善监控与管理制度,实施整体目标导向的考核；强化农民的监督权，通过引入农民参与监管来促进三级网络系统效率的提高；引入第三方机构的力量提升监督力度。

3.2建立利益相关者多方协商机制，优化网络整体效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卫生主管部门组织构建农村三级网络系统利益相关者参与监督协商机制。农村三级网络系统相关利益者主要包括县市级政府、卫生局、农村居民、县级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县新农合保险事业处等。卫生局转换角色，由管理者单一角色细化为协调者、管理者、规划者。在这种设想下，以卫生主管部门为主导，成立三级网管理委员会（图2），吸引多方参与，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多方议事解决问题的机构，同时协商构想细化形成一系列运行制度。关于三级网络管理委员会的组建与运行构想包括：首先，职能定位于代表多方意见与权力成为卫生主管部门的参谋助手；其次，权力赋予范围在于建议与监督权为主；再次，其目标在于三级网络效率的提升；最后，最大的改进在于设立兼顾三级网络多方利益的协商机制。

3.3实施三级递阶控制的网络控制保证其整体性目前，三级网络更多表现为整体性外在形式，而其运行中整体性表现令人担忧。对村民的调查显示高达62.6%的村民没有感受到三级网络是一个整体。根据系统协调理论应科学设立三级局控机构，设计实施县级卫生局总控、县级医疗机构一级局部控制、乡镇卫生院二级局控的控制层级，形成三级递阶控制的一体化控制结构。（1）县级卫生局着眼于三级网络系统的整体性，必须明确与实施总控管理职责。（2）县级医疗机构担负起对乡镇卫生院的指导与管理职能，建立三层级医疗机构利益一致的机制。（3）明确界定乡镇卫生院的三级局部控制职能，尤其担负对所属区域村卫生室的管理职能。（4）卫生主管部门等组成的三级网管理委员会成为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兼顾多方利益之后的总协调控制机构的“总参谋部”，将会大大提升卫生主管部门的管理效力。

3.4系统功能层级目标进一步明确与优化，加强乡镇、村两级医疗机构功能理论上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中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三者的定位非常清晰，但实际运行中仍存在偏差。就网络提供的多个职能调查，村民对于健康教育的评价最低,高达32%的农村居民没有感觉到健康教育的职能。为了优化系统功能，在总目标清楚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明确各子系统的目标。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必须强化农村三级网络发展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功能。其次,在政府行政垄断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系统从外部获得的资源日益向高端集中、向医疗集中、向专业技术和高精尖设备集中。这导致了县、乡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设备、技术能力等多方面的巨大差距。实际情况来看,为村民提供多数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乡、村两级机构反而资源匮乏。在目标明确与层级优化后,农村三级网络的资源分配方向应结合功能需要，向乡镇、村两级网络倾斜，政府的力量应积聚在优化系统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身上。

第3篇：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范文

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在加速进行，然而由于历史性的原因，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中共性和个性问题并存。我们既要着眼国内，也要放眼国际，尤其是要做到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医疗保障制度和成功经验，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比较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典型医疗保障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

西方发达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分析

从整个国际社会来看，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一直是当今世界卫生发展中的热点。在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医疗保障制度有三种：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市场主导型医疗保险。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以德国为代表。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国家，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德国的医疗保障主要有：法定的社会医疗保险、私人医疗保险，其中法定医疗保险覆盖了德国90％以上的人口。德国医疗保障的特点是：

(1)资金统筹、共济互助。资金统筹表现在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来筹集医疗保险基金，政府酌情给予补贴。在筹资中大多通过法律、法规强制对一定收入水平范围内的居民　：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规定上限和下限：共济互助则主要体现在个人收入的再分配或者说个人所得的横向转移，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向低收入者转移，健康者的一部分收入向多病者转移，实现社会互助共济的目标。

(2)医疗机构提供服务、支付受限。在德国，参保人享受的医疗服务大部分由保险组织付费，某些项目也需要自付一定的费用，包括药品、绷带等辅助物品，牙科服务，住院，病房护理等。

国家卫生服务保障模式——以英国为代表。

英国于1964年通过《国家卫生服务法》。凡英国居民，无论其财产多少，均可免费得到国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患者只需交付挂号费，医院属国家开办，经费由政府定额提供，医护人员领取国家固定工资。此外，英国建立了一套由政府提供卫生保健经费、由国家统一管理卫生保健事业的国家医疗保险体系(nhs)，又称国家卫生服务制度。英国医疗保障具有的特点是：

(1)税收为医疗服务的主要经费来源。政府通过税收筹集卫生保健经费，然后根据各地区的人口数并考虑年龄、性别、健康水平等因素，将资金分配到各个地区，由各地区的卫生管理部门向卫生机构直接拨款，为全体居民提供免费或价格极为低廉的卫生服务。

(2)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为了减少垄断服务固有的低效率、资源浪费，英国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如在医疗服务提供系统中建立“内部市场”，即将医疗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分离。

(3)国家垄断了医疗服务。英国的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基本归国家所有，卫生资源的筹集与分配，卫生人力的管理，医疗服务的提供等都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

市场主导医疗保障模式——以美国为代表。

美国是惟一没有全民社会健康保险的发达国家，其医疗保险体系虽然包括社会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障两大类，但以后者为主。美国商业性医疗保险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后者可以在税收上享受优惠待遇，社会人群自愿入保，通过与私营性医疗保险机构签订合同，缔结契约关系，履行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共同分担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在美国除了私人医疗保险外，还有一种预付群体服务，它是将提供保险与卫生服务合为一体的组织模式，如健康维持组织(hmo)，hmo有3种形式：医生雇佣形式、医生团体形式和独立开业形式，hmo通常对其成员提供两方面的服务：健康保险与健康保健。参加成员预付保险费后，可免费享受规定范围内的一切服务。美国医疗保障具有如下特点：

(1)高度的多样性、分散性和复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优势能较好地适应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但带来的问题一方面是参保者难以选择保险和难以合理使用保险政策；另一方面对保险市场运作、管理和监控也变得十分困难和复杂。

(2)保险覆盖面不足，保障程度受限。由于参加医疗保险的非强制性，保险公司对参保对象有一定的选择性，使美国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保护的人数在1999年达4340万左右，即约占人口的16.1％；而穷困人群中的31.6％和儿童中的30％左右没有医疗保险。尽管美国法律规定医院不得拒绝没有保险的人获得医疗服务，但是没有保险的人在获取医疗服务的便利程度、水平、时间上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我国学者丁纯(2005)根据效率、公平性、改革成效(适应性)、政府责任和基本框架5项绩效指标对英、德、美的代表性医疗保障制度进行评价(如表1，1所示)。结论为德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总绩效最高，尤其是它的公平性、效率、政府责任指标。我国在进行新一轮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是值得借鉴的。

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存在问题对比分析

医疗保障政策和制度不完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它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绩效最重要的因素。我国从1984年开始了全面的改革。由于医疗保障的改革是在试点和摸索中进行的，国家的财政支持有限，又没有与我国体制相似的改革成功经验可供参考。因此，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医疗保障政策和制度在实际应用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依然存在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单一，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缺位和相应的补充保险不规范等现状。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还没有实现。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无论是国家医疗保障的英国、商业医疗保障的美国还是社会医疗保障的鼻祖德国，都有其各自严谨规范、多层次的制度体系，甚至写进法律框架中，具备很高的立法层级(如德国和英国)，象英国的三级医疗机构联合体系、德国的以收入划分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障要求。

立法层次低，执行力度差

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明显放弃原有设计的情况下，始终缺乏长远性的总体考虑。因此，目前的医疗保障政策基本上是以部委和地方主管部门制定的为主体，且政策和制度的制定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从中央的有关文件来看，尚没有由全国人大立法制定《社会保障法》的日程安排。基本的、根本的和最高立法的法律框架的缺乏，也是医疗保障体系难以规划和快速建立的原因之一。由于立法层次低，政策和法规多以行政执法的方式监督和执行，有法难以实行或有法不依的现象也很多。

相应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鼻祖——德国给我们作出了较好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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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其现行医疗保险体制以法定医疗保险为主，私人医疗保险为辅。其医疗保险制度也被写进了国家法律的框架当中，根据德国法律规定，收入在一定界限以下的人有强制性义务，在250个法定医疗保险公司中选择一家参加保险；而收入超过该标准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法定医疗保险或私人医疗保险。这样通过法制性来约束社会的医疗保障，立法层次很高，减少了很多不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保证较好的执行力。

医疗保障覆盖率低，医疗卫生资源管理和利用有待于提高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政府曾多次承诺，要在2000年达到这一目标。而从2004年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database中可知，我国医疗保障的覆盖率仅35％，“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不仅未能实现，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原有的低水平的医疗保障都没有了。从医疗卫生资源分析，我国的千人医生数与其他样本国家比并不算少，从国内医疗卫生资源利用分析，我国城市中的卫生资源占到全国的80％，而70％的人口在农村，要促使城市中的医疗资源向农村转移。这说明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极不平衡。

反观以“国家医疗保障制度”为代表的英国，其倡导政府主导，全民覆盖。在英同，患者不论是哪个阶层、社会地位如何，只要有医疗需求，都能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该医疗服务体系由英国各级公立医院、各类诊所、社区医疗中心和养老院等医疗机构组成，大致可分三级：第一级为基本护理机构，即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最大组成部分，约占其总预算的75％；第二级为地区医院，地区医院通常就是这个地区的医疗中心，其接待从第一级机构转诊来的患者；第三级为教学医院，其以紧急救治和重大疑难病医院为主。这三级医疗机构构成了英国的医疗卫生资源，可以说整个体系环环相扣，层级鲜明，能够提供国民日常所需的医疗服务，医疗资源也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西方发达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对我国医疗保障改革的启示

针对前两个问题：

(1)进一步明确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标。

考察一些典型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都是在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按照既定的改革目标去实施的。观察和分析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还有着很浓的试点的味道，而且周期比较长、系统性差。因此，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有必要根据经济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明确目标，使医疗保障制度和政策的制定更系统和更全面。

(2)深入研究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的理论，系统地制定全面和详细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医疗保障制度和政策的建立不是孤立的，它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地区差异等许多因素有关。因此，深入地研究医疗保障制度的理论，系统地研究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制定详细和全面的制度框架是十分必要的。

针对第三个问题：

第4篇：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范文

关键词：医疗保险；制度设计；政府责任

 

一、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背景

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为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 [1]。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中“改革不成功”的结论引发空前未有的社会反响，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引发整个体制改革与发展模式的争论。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各界包括卫生系统从业人员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面临的体制性与结构性问题已有广泛的社会认同。

1．国际背景。当前，全球化发展进程加快，尤其是全球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的普遍趋势，探索世界各国卫生服务发展的共同规律，参考借鉴工业化国家卫生政策框架设计的历史经验，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已成当务之急。19世纪末期，德国俾斯麦政府率先在世界上建立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二战以后欧美“福利国家”体制形成，英国为代表的国民健康服务制度（NHS），德国为代表的医疗保险制度，加拿大为代表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北欧各国为代表的福利性、普及性和综合性全民健康保障，美国为代表的分散化管理和市场取向的健康保险制度，各种各样制度模式并存共生[2]。1956年，日本石桥湛三内阁提出普及性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框架，并于1958年颁布国民健康法，经过四年国民健康保险普及运动，1961年日本建立覆盖全国100%全民健康保险制度 [3]。1989年，韩国政府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几乎100%的公民都享受不同类型的保险。需要强调的是，韩国政府既将“健康和医药卫生服务”包括在社会福利制度范围内，又将就业服务、住房、社会保障（主要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服务）、妇女发展界定为社会福利 [4]。1983年，新加坡政府建立全民保健储蓄计划，为全体国民提供强制性、储蓄性健康保险计划，全民保健储蓄计划与健保双全计划、保健基金计划三足鼎立，构成全民性健康保障制度 [5]。1995年，中国台湾地区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大大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改善公民健康状况，台湾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实施经验证明，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是解决健康不公平的最好方法 [6]。2001年，刚刚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泰国政府实施著名的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又称“30铢计划”，最终实现医疗保障覆盖95%以上人口的政策目标，标志泰国进入全民健康保障制度时期 [7]。实践证明：全民医疗保险和全民健康保障制度是人类社会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的共同规律。这种普遍性发展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2．国内背景。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政府建立公费医疗、劳动保险医疗、合作医疗制度，某种程度上建立覆盖城乡所有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尽管这种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是低水平，但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普及性医疗保障制度，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提高了生活质量[8]。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转型、全球化浪潮与人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转变交相呼应，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当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仍然是落后生产力与不断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人们迅速觉醒的身心健康需要与落后医疗服务体系的冲突[9]。社会现代化风险、社会结构转型、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利益关系调整、价值观念冲突等都集中体现在医患关系中，医患关系结构性紧张状况呈现明显的上升、加剧、恶化趋势 [10]。

目前，在中国卫生服务总费用的构成来源和筹资渠道之中，来自家庭和个人自费的比例过高，严重抑制个人的医疗消费，“有病不就医、应就诊未就诊、小病拖、大病扛”的现象普遍[11]。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不仅可有效降低健康不公平问题的产生，极大提高公民利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又可以提高公民的疾病预防、维护健康的综合素质意识，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降低健康的危险因素，改变不文明的行为习惯，改善生活状况。总之，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宏观整体战略思考，更迫切需要卫生改革的政治意愿、政治承诺和政治智慧，迫切需要医学哲学与公共政策视角，因为无论是改变疾病性质、及时回应变迁的社会需要、改善全体公民的生活质量与

[1] [2] [3] [4] 

健康状况，还是将卫生政策提高到“国策”地位，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政府的政治承诺和政治智慧。

二、对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几点思考

．政府定位和责任。首先做一个比较，印度政府对医疗的投入虽然有限，但大多倾向于穷人，而中国政府投入虽然并不少，但是并没有平衡地区差异。近年来，中国的医疗支出持续增长，总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从年的.％上涨到年的.％；而印度的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却逐年下降，从年占GDP的.％下降到年的.％。在政府医疗支出方面，中国的政府医疗支出占总医疗支出的比例要高于印度，而中国的下降趋势要大一些。在个人医疗支出方面，中国的个人医疗支出占总医疗支出的比例要比印度低，但是上升趋势比印度明显。

中国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投入相对印度而言是较高的，然而，印度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绩效排名中，在资金筹资公正性方面能够排四十二至四十四位，原因是印度政府将有限的政府投入公平地补给最需要医疗服务的需方，卫生补贴和社会保障的主要受益人是贫困及弱势群体。而中国的政府投入和社会保险的对象主要是城镇居民，没有像印度那样的免费医疗系统。中国政府卫生支出的一半以上都投入城镇医疗保险，对医院的补贴也大多流入城市医院，越富裕的省份得到的有关医疗的财政转移支付越多，这些现象都造成高收入、城市居民、富裕地区在医疗卫生体制中受益越多。

笔者认为，建立中国全民医保的同时，政府还应该积极引导私人部门的合理介入，使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政府还可以委托社会自治机构进行合法化管理，政府依法进行监督与管理。这些都是我们在理性分析国情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今后制度设计中十分必要的参考依据。

．各主管部门权限。目前，中国卫生、劳动保障等几个部门对医保都有相当权限的管理权，中间扯皮的现象在所难免。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能否“三保合一”已经成为很多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城镇退休职工异地无法使用医保等问题普遍存在，给群众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特别是参保者在看病和报销时，会遇到相关部门中间扯皮现象，让一个部门来管理，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如果成立了统一的管理机构，卫生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就不会出现交叉管理情况，医院里的医保信息化管理设备也不需要重复建设。这样，就理顺了医疗参保机制，保证了居民顺利就医。

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国家医疗保险由卫生行政部门主管，联邦政府卫生部及各省政府卫生部对卫生事业和医疗保险事业实行一体化管理。一方面，联邦政府承担的费用并不通过中央下拨预算，而是把个人联邦所得税的医疗保险基金按比例直接由省政府截留。另一方面，省卫生管理机构按规定对各省卫生事业进行调控与管理，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掌握着加拿大大部分卫生保健资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卫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省级部门每年都与省医生协会进行谈判，制定医生所提供卫生服务的价格、固定资产支出水平及医院年度总额预算。此外，加拿大医疗机构主要有大学医院和各省综合医院，地区医院以及社区医院这三种基本类型。尽管联邦政府所管理的医院也为政府所有，但被各地方政府单独列为一类。针对中国的实际，界定各主管部门的权限对发展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意义重大。

．制度设计公平性。公平就是讲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差异尽可能地小，对每个人一视同仁，对待人们是无歧视和无差异的，这是笔者对公平的理解。年月日，世界卫生组织届卫生大会发表了《年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系统：改善绩效》，全球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一百八十八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不管这个统计结果用的是何种口径，我们都不难看出，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有失公平。

在全民医保的制度设计时，要确立“建立和完善制度，制度覆盖人人；加快扩面，绝大多数人能够参保”的基本原则。确保制度低水平、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社会化服务的有效实施。对于公平性而言，这里说的基本医疗保险的公平，不是缴费水平的公平，不是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平，也不是解除用人单位和个人责任的公平。

笔者认为，全民医保制度的公平性问题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追求给付水平的公平；二是追求服务可及性的公平。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本身不仅可有效降低健康不公平问题的产生，极大提高公民利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又可以提高公民的疾病预防、维护健康的综合素质意识，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第5篇：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范文

1网络环境下农村医疗卫生信息现状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推进，网络逐步进入农村，为农村提供远程医疗卫生信息服务成为可能，但当前网络化医疗卫生信息参差不齐、信息资源分散、适用性不强等因素也造成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农村医疗卫生信息资源严重不足、农民信息利用程度不高等问题，从而制约了农村网络化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的发展。因此，通过规范的分类编码对医疗卫生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及提高医疗卫生信息的适用性，是解决当前农村网络化医疗卫生信息服务水平落后的有效措施。

2基于网络的农村医疗卫生信息需求分析

众所周知，农村地区医护人员少，医疗水平不高，农村居民自身对医疗卫生专业知识认知水平低，因此，通过网络化手段极大地方便农民了解医疗卫生常识，提高农民的防病意识、早期治疗疾病的能力，需要以简单、通俗的疾病、防病信息传递给农户；此外，在农村，广大农民最关注的医疗卫生信息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医疗卫生知识类信息，即医疗卫生基本常识、临床表现及诊断、病因病理、防治常识、卫生保健等；二是医疗卫生政务类信息，即医疗资讯、法律法规等方面；三是医疗卫生机构类信息，即各医疗单位医疗项目、医务专家、就医指南等[1]，通过以上相关信息查询，满足广大农民防病、看病、治病方面的信息需求。另外，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实行的是直接纵向管理体制，应与基层各市（县）政府卫生管理网合作，并让社会各医疗卫生部门加盟，构建基于网络的综合性农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平台，这就迫切需要有一套规范的医疗卫生信息分类编码体系支撑，才能使综合平台的信息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各医疗卫生机构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3基于网络的医疗卫生信息分类编码对策

从以上对当前网络环境医疗卫生信息现状以及信息需求分析，并结合笔者所在单位的《种养业信息分类与代码》研究方法和参考国家相关医疗卫生信息分类标准，综合网络医疗卫生信息资源管理、共享和的需要，采用多层级码结构对基于网络的医疗卫生信息进行分类与编码，按照多维度、交叉性方式，将数据集主分类框架与复分类表组合使用，医疗卫生信息数据集分类与编码中的每一个类目都围绕特定的主题，表达一定主题知识的内涵和外延，对数据集进行分类的规则，使其能够容纳大量医疗卫生信息的最小单元--数据集，从而成为网络环境下医疗卫生信息化管理的有效工具。

4具体研究方法

本研究规定了农村医疗卫生信息的分类原则和编码方法以及分类与代码表。信息编码范围包括内科疾病、外科疾病、五官科疾病、妇产科疾病、男科疾病、儿科疾病、皮肤病及性病、肿瘤疾病、心理疾病及其相关信息[2]。主要适用于基于网络的农村医疗卫生信息管理与信息交换。

4.1分类编码基本原则

4.1.1唯一性

在医疗卫生信息数据集编码体系中，每一个类目仅有一个代码，一个代码只表示一个主题概念。

4.1.2匹配性

代码结构与分类体系相匹配。

4.1.3可扩充性

代码留有适当的后备容量，以便适应不断扩充的需要。4.1.4简洁性代码结构简单明了，合理控制代码长度，以便节省机器存储空间和减少代码的差错率。

4.1.5区段性

在医疗卫生信息数据集编码体系设置若干区段，每个区段表达不同的类目属性，实现不同维度检索。

4.2分类编码设计规则

依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中国公共卫生信息分类与基本数据集》、《一级综合医院设置规范》、《病理学》、中华康网、中国导医网、中国医学网、39健康网等资料，并结合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广州华侨医院等各大医院科室，综合网络医疗卫生信息资源管理、共享和地需要和综合现有医疗卫生信息分类的特点，同时考虑农村实际需求进行分类，主要设计为两类架构，一类是主分类编码架构，一类是复分类编码架构。给予数据集主分类码和复分类码，进行分段编码标识，最终形成一套规范的信息分类与代码表[3]。

4.3分类与编码方法

4.3.1分类设置与层级结构采用多层级分类结构，将医疗卫生信息分类设为四个层级，因此，分类代码表即由1－4个层级代码组成复合代码，各个层级分别命名为大类、中类、小类和属性类，整体编码是字母数字混合码，同位类目位数一致，其中大类为1位英文字母（A-Z）。其它3层类采用数字编码，用6位阿拉伯数字表示，每层代码为01-99。各层级按从属关系逐级顺序编码[4]。4.3.2代码结构4.3.3分类代码设计4个层级与4个类别划分相匹配，即第一层对应大类，第二层对应中类，第三层对类小类，第四层对应属性类（见表1），其中：第一层（大类）：参照中图法对医疗卫生行业的分类，并考虑目前在农村医疗卫生信息的实际需求，分为内科疾病、外科疾病、五官科疾病、妇产科疾病、男科疾病、儿科疾病、皮肤病及性病、肿瘤疾病、心理疾病及相关信息；第二层（中类）：根据大类中各类疾病所包含的内容和范围，按照疾病类型再进行划分；第三层（小类）：在第二层类的基础上，按照疾病类型再进一步划分；第四层（属性类）：在第三层类的疾病基础上，表达该疾病知识的内涵和外延。

4.4代码表结构设计

医疗卫生信息数据集分类与编码标准的主分类与代码以表格的形式列出，表格从左到右由代码栏（包括大类、中类、小类三层代码，第四层属性类代码以表格的形式单独罗列，也叫复分类表，主要是为了避免属性类的重复）、编码对象名称栏（在代码表中称“类别名称”）组成，代码表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减栏目[5]。4.4.1主分类与代码表农村医疗卫生信息主分类与代码见表2。4.4.2复分类代码表医疗卫生信息数据集分类与编码标准的复分类表给出数据集内容标识属性的广度，以表格形式列出，表格从左到右由属性代码栏、编码属性名称栏（简称“属性栏”）、注释栏组成，如表3所示：属性分类主要是依据基于网络环境的农村医疗卫生信息需求而设置，其中：（1）医卫资讯方便农村居民了解医务情况、医疗动态信息；（2）基本常识让居民了解生活中疾病小知识，解决日常遇到的小问题；（3）临床表现及诊断、病因病理为居民看病对症下药，不乱投医问药现象；（4）防治常识、卫生保健使农村居民了解相关的卫生保健基础知识，掌握预防疾病知识、卫生清洁、传染病预防和营养膳食等技能；（5）医疗政务、法律法规信息可提高农村居民的认识，以法规、制度维护自己的权益；（6）医疗机构、就医指南可为农民看病、治病提供信息导航的作用。

4.5分类代码表使用示例

由于完整的分类代码表较长，此文仅用示例说明，如表4中代码为：A010105，即是定位为内科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肺炎—防治常识的医疗卫生信息。

第6篇：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范文

【关键词】医疗器械 管理 展望

【中图分类号】F4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12-0394-01

1、我国医疗器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

国家卫生部门对各级医院的医疗器械装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在医院评定等级时，对医疗器械管理有相应的指标进行考察，这些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医院器械管理水平。

（1）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为了加强对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保证医疗器械的安全有效，保障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国家制定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并于1999年12月28日经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由朱镕基总理2000年1月4日签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276号令，自2000年4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由国务院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行政法规。

随着医疗器械行业的不断发展和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全面推进，《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有的制度和规定已不适应监管新形势的需要。为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06年6月启动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成立了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和起草小组。2007年9月2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关于征求

（2）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器械管理办法：为了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器械的科学管理，保障人民健康，更好地为卫生事业发展和医学科学现代化服务，卫生部于2007年7月28日颁布实行了《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器械管理办法》。成为医疗卫生装备的常规管理办法，也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医疗器械管理工作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器械使用管理工作提供了考核评价的依据。

（3）大型医疗器械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为了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大型医疗器械，控制卫生费用过快增长，维护患者权益，促进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卫生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制定了《大型医疗器械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并于2005年3月1日起施行。

（4）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暂行）：为了加强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保证产品安全有效，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务会于2000年8月17日审议通过了《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暂行），以局令第24号，于2000年10月13日。并自之日起施行。

（5）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为了规范医疗器械的注册管理，保证医疗器械的安全有效，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务会于2004年5月28日审议通过了《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并于2004年8月9日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16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6）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器械集中采购管理的通知：为了完善医疗器械采购制度，规范采购行为，卫生部于2007年6月21日了《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器械集中采购管理的通知》（卫规财发[20071208号），并于之日起实施。

2、医疗器械管理的展望

（1）医疗器械管理法制化：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先进医疗器械的大量引进，医疗器械管理工作必须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这是保证医疗器械生产使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必然要求。

我国虽然在1991年才颁布了第一个医疗器械政府规章，但此后的几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第一部法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7：2000年颁布并实施，为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奠定了法律地位，是中国医疗器械管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后，一系列的管理办法相继出台，如《医疗器械分类管理规则》、《医疗器械新产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质量体系考核办法》、《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暂行）》等，由此构建起一个基本的医疗器械法规体系。

2009年将是我国医疗器械管理法制化建设的重要一年。在2009年1月14日全国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会议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敬礼明确提出了2009年医疗器械监管工作的要求是“围绕确保人民群众用械安全有效的目标，以完善法规体系和标准建设为重点，深入推进医疗器械技术检测体系和技术审评体系建设，夯实监管基础，强化安全监管，全面提升医疗器械监管水平”。重点是积极推动《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列入国务院一档立法计划，争取尽早颁布实施。同时，要积极做好《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等配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订和修订工作，为新《条例》修订后配套文件尽快出台做好充分准备。

（2）医疗器械管理一体化：医疗器械一体化管理是指运用现代医疗器械综合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对医疗器械的选购、安装、验收、使用、维修、报废的全过程进行综合管理，以达到降低医疗器械采购成本和运行成本、提高医疗器械使用效率、增加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目的。它是现代西方器械管理学在医院环境中的具体应用。与传统的医疗器械管理方式相比，具有管理理念更先进、方法更科学、内容更全面的特点。

医疗器械一体化管理包含三个层次的概念：

第一层次是对单台医疗器械的“一生”进行一体化管理。从医疗器械安装使用开始，就掌握医疗器械的运行状态，研究医疗器械的管理特点和运行规律，定期对医疗器械进行维护维修和经济考核，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案，采取措施使医疗器械一直处于最有效的工作状态。这一层次需要做许多具体的管理工作，是一体化管理最主要的基础工作。

第7篇：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范文

一、我国卫生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卫生事业的发展，强调把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重要位置。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就遵循“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努力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为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以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我国卫生工作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同志早在1965年，就明确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更加重视卫生工作和人民健康。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医疗卫生部门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996年，同志在出席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时指出，卫生事业是造福于人民的事业。卫生事业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着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作用。1997年和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作出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推动了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新一届党中央强调把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03年，同志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指出，公共卫生建设工作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必须下大力气抓好。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多次强调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加强艾滋病等重大疾病防治工作，努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突出问题，并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历届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我国卫生事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指标：一是人均期望寿命，二是婴儿死亡率，三是孕产妇死亡率。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为35岁，目前提高到71.8岁(美国、印度、尼日利亚分别为77、61、49岁)；婴儿死亡率，建国初为200‰，目前下降到25.5‰(美国、印度、尼日利亚分别为7‰、30‰、112‰)；孕产妇死亡率，建国初为1500/10万，目前下降到50.2/10万(美国、印度、尼日利亚分别为8/10万、410/10万、700/10万)。这三大指标的变化，标志着我国国民的健康水平已经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

第二，基本建立起遍及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全国现有医疗、预防、保健、监督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近30万个。2004年，各类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327万张，平均每千人3.1张(美国、印度、尼日利亚分别为每千人3.6，0.8，1.7张)，卫生人员总数525万人，平均每千人有执业医生1.5人(美国、印度、尼日利亚分别为2.7人，0.4人，0.2人)。此外，还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88万人。一个遍及城乡的卫生医疗服务网络基本建立起来，药品的生产能力基本能够满足国内民众的医疗卫生需要。

第三，初步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经过10年的努力，我国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和商业医疗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目前，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有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约有5000万人。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县，开展了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民自愿参加筹资、以大病补助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2005年参加试点的农民人数达1.56亿人。

第四，重大传染病防治取得了明显进展。在我国历史上，传染病曾经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疾病。上世纪50年代，因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死亡人数居于全国人口死因中的第一位。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下降到第9位，并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等重大传染病。我国虽然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但多年来成功地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2003年我们战胜了来势凶猛的非典疫情，近两年又成功地控制了禽流感向人类的传播。我们正在认真落实各项有效措施，建立健全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乙型肝炎等严重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

第五，妇女儿童卫生保健水平进一步提高。妇女儿童是一个国家卫生保健的重点，其健康水平代表着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我国历来重视和关心妇女儿童健康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传统生育模式已经改变，实现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良性循环。目前，全国孕产妇产前医学检查率达到90%，住院分娩率(包括在乡镇卫生院分娩)达到83%。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初的200‰下降到2003年的25.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建国初的250-300‰下降到2003年的29.9‰。

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为提高我国国民健康水平做出了贡献，也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对于拉动内需，扩大居民消费，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卫生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国卫生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赞誉我国用最低廉的成本保护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健康。但是，用“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我国的卫生事业，认真进行反思，就会发现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发展，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不适应的矛盾还相当突出，卫生事业发展存在着不全面、不协调的问题。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人们更加清醒地看到了卫生事业发展存在的差距。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任务艰巨。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预防为主，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是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国家，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疾病的滋生和蔓延，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将难以有效应对复杂的局面。目前，我国在中央、省、市、县四级都设立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约20万。但不少机构，特别是基层机构人员素质不高，缺乏高水平的人才；设备不齐全，缺乏必要的检测检验设施；乡村两级缺乏稳定的疾病预防控制专业人员；经费保障机制不完善，约有一半的经费靠机构自己创收。这种状况难以有效控制重大疾病的流行，传染病患病人数仍居高位，结核病、肝炎等传统型传染病仍在威胁人民的健康。据调查统计，目前全国结核病患者人数约450万，仅次于印度，列世界第二位，其中传染性肺结核病人约200万。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估计占全世界三分之一。血吸虫病患者约有85万人。在不少农村地区，肠道传染病、微量营养素缺乏病、妇女孕产期疾病，地方病和寄生虫病等仍未得到有效遏制。艾滋病、非典、人间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的出现，又加重了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难度。与此同时，由于居民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变化，恶性肿瘤、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严重疾病的患病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已成为威胁人民健康的主要病种。根据调查，我国18岁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8.8%,糖尿病患病率为2.6%。因患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病死亡的人数已经列在我国人口死因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全国现有精神障碍者约1600万人，患病率达13.47‰。我国出现了急性传染病和慢性严重疾病同时并存的多重疾病负担的状况。

第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不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显著特点，一是突然发生，猝不及防；二是涉及面广，影响巨大，极易引起社会恐慌，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除了重大传染病传播蔓延以外，还有突发自然灾害、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如火灾、车祸、矿难，以及重大刑事案件、重大食物中毒、职业中毒等带来的人员伤害。生物武器、有毒化学武器以及恐怖活动等也存在着潜在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这些都需要我们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机制，提高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能力，尽最大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发生时的人员伤亡损失。2003年非典疫情的蔓延，就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不健全，重大疫情信息监测报告网络不完善，卫生部门敏感性不强，应急救治能力不足等问题。非典过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都制订了应急预案，在应对机制、人员队伍、技术力量、物质准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有效应对局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有效应对更大范围的突发事件，还需要不断完善。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责，也是我们的一项长期任务。

第三，医疗服务体系不适应群众的健康需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充分说明了群众看病难的基本状况。我们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卫生资源总体不足，卫生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卫生资源不足，特别是优质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是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卫生事业走的是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的路子。但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这是以影响群众利益和加重医疗卫生人员，特别是优秀医务人员负担为代价的。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加快发展壮大医疗卫生资源。

二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和城市社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没有完全改变。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应该走低水平、广覆盖的路子，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应该是金字塔型，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是国家发展的重点，使之成为医疗服务的主体和基础。这个体系应比较健全，条件应比较完善，收费应比较低廉，水平能够适应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使群众享受到方便、快捷的服务。在此基础上，再发展一些高水平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以适应不同人群、不同患者的实际需要。而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却走了一条高水平、低覆盖的路子，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我们都大量的采用，医疗卫生体系呈现倒金字塔型，高新技术、优秀卫生人才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的大医院，农村和城市社区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群众患病在当地难以有效就诊，要到外地、到大医院，不仅加重了大医院负担，造成了看病困难，也增加了群众的经济负担。农村和城市社区缺乏合格的卫生人才和全科医师，即使城市的一些中小医院也缺乏高水平的医生。大医院的功能应是收治危重病人和疑难病人，目前收治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患者，既造成看病难、看病贵，又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

三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相当多的群众靠自费就医。医疗保障体系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减震器。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但覆盖面太小。国有企业职工基本参加了医疗保险，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的职工，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没有参加。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保人员没有医疗保障。从2003年起，全国开展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目前已覆盖约1亿多人，但筹资力度小，一般每人每年仅30元，保障力度不大。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患病群众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负担。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另外，我国的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专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比例将上升到50%，大约有3亿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必将带来新的健康需求和医疗卫生问题。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1.34亿，占总人口的10.2%，并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如何保障老龄人口的医疗护理已经成为迫切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四是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政府举办医疗机构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收费低廉的基本医疗服务。目前公立医疗机构占有的资源占绝对主导地位，但运行机制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三个原因：

(1)政府投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0%以上，200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7.7%。2003年抗击非典，政府投入大幅度增加,也仅占8.4%。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约占GDP的10%，其中的80-90%由政府负担。即使是美国那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医疗卫生服务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政府卫生支出也占到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45.6%(2003年)。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相比，泰国政府投入占56.3%(2000年)，墨西哥占33%(2002年)，都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由于政府投入水平过低，医院运行主要靠向患者收费，从机制上出现了市场化的导向。群众医疗交费，不仅要负担医药成本，还要负担医务人员的工资、补贴，一些医院靠贷款、融资购买高级医疗设备、修建病房大楼，相当一部分要靠患者负担的医疗费用来偿还。

(2)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医药费用快速增长。造成看病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看病贵，群众难以承受。近8年来，医院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2003年与2000年相比，卫生部门管理的医院院均诊疗人数下降4.7%，可能与非典疫情有关。但院均收入却增长了69.9%。其中,财政补助收入增加占医院总收入增加额的9.4%,医疗收入增加占医院总收入增加额的49.8%，药品收入增加占医院总收入增加额的38.7%。医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不仅加重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也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和卫生行业的社会形象。

(3)卫生部门监管不力。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存在重扶持、轻监管的倾向，近几年虽有些扭转，但仍不够有力。政府卫生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质量、合理用药、收费标准以及医疗广告等实施有效监管。但目前各级卫生部门都没有专门监管医院的机构，也缺乏监管医疗机构服务行为的人才。另外，目前的公立医院分别隶属于各级政府、部门、行业和企业，卫生部门管理的医院仅占全国医院总数的51%，这些都增加了卫生行业监管的难度。

五是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过高。我国的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监管难度大。截止2004年底，全国有3731家药品生产企业通过了GMP认证，另有1340家企业未通过认证，共计有5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有12000家，零售企业12万多家。由于企业数量多、规模小，难以实施有效监管。药品作为商品，按一般市场经济规律，药品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价格应该下降。但我国的药品却出现价格上升，越贵越好卖的反常情况。原因之一是一些企业违规操作。国家审计署对卫生部和北京市所属10家大型医院的药品和高值医用消耗材料的价格进行了审计，也抽查了一些企业，发现不少生产企业虚报成本，造成政府定价虚高。在抽查的5家药厂46种药品中，有34种药品成本申报不实，平均虚报1倍多。某企业生产的一种注射用针剂，实际制造成本每瓶32.07元，申报却达到266.50元,虚报7倍多。有些医疗器材几经转手，层层加价，其中以进口器材最为严重。抽查的6类35种进口高值器材，卖给医院的价格平均为报关价的3.34倍。某规格的球囊报关价每个496.2元，一级商批发给二级商的价格达到3600元，二级商卖给医院时达到7000元，加价13倍多。一些不法药商通过给医生回扣、提成，扩大虚高价格的药品、器材销售。原因之二是现行医院的药品收入加成机制，诱导医院买卖贵重药，医生开大处方。多年来，我国实行医疗服务低收费政策，同时允许医疗机构销售药品时加成15-20%作为补偿。在计划经济时，由于药品品种少，价格由政府控制，这个机制对弥补医院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药品品种越来越多，价格差距越来越大，同类药品价格可能相差十几倍，这种机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原因之三是替代药品泛滥。按现行药品定价办法，国家批准的新药可以高于成本定价，以鼓励研发新药。但一些企业把一些常用药品改头换面申报新药，从而获得较高的价格。有的同类药品竞达数百甚至上千个产品，替代药品泛滥。多年来，国家多次降低定价药品价格，但群众反映效果不大，重要原因是企业和医院用同类“新药”替代了降价药品。

六是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存在困难，多渠道办医的格局没有形成。医疗卫生事业是造福人民健康的事业，除了各级政府增加投入，不断发展壮大医疗资源以外，也要靠社会的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经济水平低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把群众的医疗需求全部包下来。除了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保障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外，还需要大力吸引社会资源，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政府、社会、个人多渠道筹资的办法，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这种局面并没有出现。据统计，目前我国公立医院拥有的床位、设备和医务人员等医疗资源，仍占到全国医疗资源的90%以上，多渠道办医的格局还没有形成。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比较困难的主要原因，一是执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不严格，卫生部门将公立医院定为非营利性，享受政府补贴和免税政策，而对服务收费又失于监管；将民营医院定为营利性，照章缴税，又不给补贴，民营医院难以与公立医院开展公平竞争；二是卫生部门思想不够解放，一些大中型公立医院的股份制改造存在困难；三是一些社会资金进入医疗领域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收费过高，不符合广大群众要求；四是一些民营医疗机构，管理不善，用虚假广告误导患者，又缺乏优秀医疗卫生人才，群众不信任。

以上几条，是造成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

第四，医疗卫生管理体制与人民健康需求不适应。一个健全的医疗卫生体系，应该包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药品和医用器材供销体系、医药费用价格管理体系、财政经费保障体系以及卫生监督管理体系等。从我国国情出发，这些工作仅靠一个部门是管不了，也是管不好的。需要动员政府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但必须加强部门协调，形成合力。国务院一直强调加强区域卫生规划，要求地方政府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健康需求，统筹各地卫生资源，规划建设卫生医疗体系，但这项工作一直做得不好。有的规划难以制订，有的制订了规划也难以落实。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分别隶属于各级政府、部门、行业和企业，当地卫生部门把主要精力只放在本级所属的几个医院，而且是重扶持、轻监管，难以对全行业实施有效监管。

卫生部门对卫生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研究不深、把握不准，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卫生事业探索不够，缺乏从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维护人民健康的全局高度推动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勇气和力量。对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反应不够敏感，决策不够果断，处理不够坚决，甚至有畏难情绪和等、靠、要的思想。

上述问题有些是长期存在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有些是现阶段难以避免的问题，也有些是发展中新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了社会和谐，必须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齐心协力，逐步加以解决。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党中央提出了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努力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这个任务，涉及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卫生事业发展是重要的一环。

第一，卫生工作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党的十六大把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要求我们“建立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水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在于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总书记提出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求我们时时刻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尽心尽力把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办好。卫生工作涉及千家万户，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卫生工作做得好，可以有效维护人民的健康权益，反之，就会影响甚至损害群众的利益。各级政府、卫生部门和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都必须时刻想着广大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卫生医疗保健问题，制定政策、措施都必须考虑群众的利益，考虑群众能不能受益，受益面和受益程度有多大。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正确方向，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与健康需求。

第二，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人才资源是国家第一资源，良好的国民健康素质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旧中国，国力萎缩，民生凋敝，原因之一就是“东亚病夫”的帽子戴了一百多年。国民健康素质从微观上讲是个人体力、智力和心理的社会适应能力，从宏观上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反映。国民健康素质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是劳动者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的智力、体力和科研开发能力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世界银行曾经测算，在过去4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中，约8—10%来自于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哈佛大学研究指出，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大约30—40%来源于本地区人群健康的改善。因此，发展卫生事业，不断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不仅关系人民群众的健康，也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提高居民健康素质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和健康水平。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维护群众的健康权益。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使人民通过医疗卫生服务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没有健康，将会失去一切。健康是群众的基本权益，是保持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前提，维护人民健康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不断提高，“奔小康，要健康”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居民健康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国民健康素质已成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体现。那种认为医疗卫生事业是消费性行业，增加卫生投入是增加政府负担的观念是不对的。

第三，发展卫生事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总书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要求我们社会的民主法制应该比较健全，公平正义得到充分体现，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充满活力，不同利益关系有效协调，社会管理和组织方式有条不紊，社会秩序稳定有序，人民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能够妥善解决。卫生医疗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之一。经过抗击非典的斗争，党和政府对卫生工作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对卫生工作支持力度空前加大，人民群众期盼发展卫生医疗事业的热度也空前增强，卫生事业发展面临空前良好的机遇。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有效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以及严重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等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加强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肝炎等严重威胁群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力度，加强对恶性肿瘤、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严重威胁人民生命的重大疾病的预防控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缓解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收入人群之间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差距，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群众有病无处医、没钱治，损害健康，危及生命，就必然影响社会的公平、和谐、安定、有序。

第四，保证群众健康权益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我们党的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仅是居民和社会的责任，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应该把保障群众卫生健康权益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国民素质的大局之中，统筹谋划、安排、部署。把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收入人群之间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差距，作为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在任何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医疗服务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差距过大，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影响国民健康素质，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影响群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逐步缩小医疗卫生服务差距，使广大群众普遍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期望，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

三、推进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

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卫生事业发展必须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人民健康保障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卫生事业应该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方针，坚持以农村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坚持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适应人民健康需求和承受能力的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卫生事业需要引入市场机制。但有三条基本原则不能变：一是坚持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能变，不能盲目照搬外国的发展模式；二是坚持卫生事业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和公益性质不能变，医疗卫生机构不能变成追求经济利益的场所；三是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和维护居民健康权益的责任不能变，增加卫生投入、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医疗卫生监管依然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但人口多、人均经济水平低、社会保障能力差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我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医疗卫生发展水平必须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滞后，更不能把维护人民健康的责任推向市场，推给社会和居民。在任何情况下，卫生事业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把医疗服务变成牟利的工具。坚持了这三条，就坚持了卫生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卫生部门和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自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方向。根据以上指导思想，我们确定了以下工作思路。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卫生管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预防重大传染病的流行和蔓延，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抗击非典使我们深刻认识到，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属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必须靠政府组织推动，靠政府制订并落实预防、控制、救治和有效应对措施。降低重大传染病发病率，有效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衡量政府工作效绩的重要指标。

(二)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维护人民身体健康。主要包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健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增加政府经费投入，维护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质，为群众提供优质、价廉的医疗服务。同时，通过制定政策措施，创造宽松环境，引导社会资金，发展壮大医疗卫生资源。既要坚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也要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加强卫生行业监管，维护群众就医安全。按照属地化原则，建立不分医疗卫生机构隶属关系，均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实施行业监管的机制，严格医疗资格准入，规范医疗秩序，强化医疗质量评价，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行为，保证群众就医和用血安全。同时，配合有关部门加强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监管，纠正不正之风，减轻群众负担。

(四)加强健康宣传教育，改善生活工作环境，提高群众的卫生观念和卫生意识，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减少疾病发生。

这四个方面是政府卫生工作必须承担的职责，但不是卫生部门一家可以完成的。涉及到各个部门的工作，有关部门应紧密配合，团结一致，相互支持，形成合力。

为完成上述任务，卫生部门要从四个方面提高能力：一是提高从宏观战略上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认识做好卫生工作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研究解决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问题。二是提高开拓创新的能力。卫生工作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适应党和政府的要求，适应人民群众的希望，破除因循守旧的习惯和作风，积极用改革的思路促进卫生事业发展。三是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做好卫生工作不仅要有效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又要善于处理好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处理好医务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我们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医务人员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政府卫生部门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维护群众利益，同时兼顾医务人员的利益，既要注重减轻群众负担，又要注意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一般来说，在治病救人问题上，医生和患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利益上，患者和医生往往存在矛盾。医生要增加收入，患者就要多交费；减轻群众负担，医生就要减少收入。妥善地处理好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就要求医务人员必须根据患者病情和经济承受能力，通过提供良好的服务来实现自我价值，不能靠损害群众利益等不正当手段来获得自我利益。医务人员付出多、贡献大，应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但必须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群众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医务人员的收入必须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医务人员以高超的技术、诚实的劳动、良好的服务来取得较高报酬。对以医谋私、违法乱纪，靠回扣、红包等不正当手段增加收入，不仅不能保护，还要坚决反对，严肃查处。四是提高统筹、协调发展卫生事业的能力。切实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加快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卫生事业发展，加快城市社区卫生发展，逐步缩小服务差距，实现卫生服务的协调和谐。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必须端正服务理念，增强服务能力，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坚持“以病人为中心”，把保护群众健康，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基本职责。

第二、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建设，主要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挥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已经初步建立并在逐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增加公共卫生投入，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应急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形成了覆盖全国、纵横贯通的公共卫生信息网络，建立起统一、高效、快速、准确的疫情报告系统、应急指挥系统、执法监督系统和部门协调配合机制，有效应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共建设2425个项目，总投资108.57亿元，今年将基本完成建设任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安排2518个项目，总投资114亿元，今年也将大部分完成。但是，真正提高疾病预防控制水平和应急救治能力，还必须完善功能定位，落实职能责任，健全经费保障机制，强化信息和指挥系统，加强人员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做好疾病预防与控制、应急预警与处置、疫情收集与报告、监测检验与评价、健康教育与促进、应用研究与指导、技术管理与服务等各项工作。同时，依法加强卫生监督，健全医疗卫生服务评价制度，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监管体系，保护群众利益。

第三、加强重大传染病防治，重点控制艾滋病、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重点抓好三个环节：一是加强健康教育和预防知识宣传，做好计划免疫工作，防止传染病流行；二是做好疫情监测，准确掌握疫情，有针对性采取防治措施；三是坚决落实国家制订的一系列防治政策，务求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患者身上。防治艾滋病是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针对艾滋病疫情比较严峻的形势和挑战，我国政府制订并实施“四免费一关怀”等防治政策。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积极参与，落实各项防治策略，防治工作出现良好势头。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艾滋病防治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加强防治工作的策略和政策措施。

第四、加强农村卫生建设，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农村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点，也是卫生工作最薄弱的环节。我国卫生事业发展不协调，主要是城乡不协调，农村发展严重滞后；群众看病难，突出是农民看病难。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要切实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努力解决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一是在国家发改委的大力支持下，今年正式启动农村卫生基础建设规划，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筹资，用几年的时间，逐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二是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目前，全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20个县(市)开展了试点工作,有1.56亿人参加，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17%，2004年共筹集资金32.83亿元，有7601万人次获得报销补偿，为810万人提供了健康体检。明年的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到2007年，在全国基本推开。三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适应农民承受能力的农村医药价格管理体系和农村医疗管理规范，为农民提供安全、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四是坚决落实中央关于每年新增的卫生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积极研究制定加大农村卫生投入，改革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为农民提供廉价服务的保障措施。五是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组织城市医生对口支援农村。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联合组织的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已经启动，卫生部与各有关省级政府签定了责任书，支援农村的城市医生也已奔赴受援医院，工作一年，到期轮换，形成制度。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农村提供较好的医疗服务，同时培养农村医务人员，提高服务水平。

第五、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近年来，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从整体上看，成效不够明显，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公立医院运行机制存在问题，公益性质淡化；社会资源进入医疗服务领域不畅，发展不快；医疗服务监管薄弱，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缓慢，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很突出。总理最近批示：要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作为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医疗服务体制，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欧洲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型，居民医疗服务基本由政府包下来；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型，居民医疗服务主要由个人和企业担保解决，政府对儿童和老人给予适当补助。这两种类型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欧洲的高福利型，我国政府背不起；美国的社会保险型，我国居民缴不起。中国的医疗服务体制改革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机构的90%以上为公立医疗机构，如此庞大的公立医院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存在很大矛盾。“手中无把米，叫鸡都不来”。由于财政投入很少，使相当多的公立医疗机构仅保留“公立”的外壳，内部运行机制却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这是图虚名而不求实效。今后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由政府制订统一区域卫生规划，根据公共卫生服务和居民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确定保留公立医疗机构的数量和规模，负责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其余的公立医院可引入市场机制，吸收社会资金，改制改造成社会非营利或营利性医疗机构。对保留的公立机构，一是数量、规模要适应群众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需求，不能“卖光”、“改净”；二是运行机制要体现公益性质，完善保障措施。政府要控制公立医院的收费标准和收入规模，不鼓励创收。支出要由政府科学核定，给予保障，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上交，差额补助”的经济机制。

2004年以来，卫生部多次组织论证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的方案，开展医疗机构经济政策研究，会同有关部门制订降低药品价格、改革药品收入加成机制、降低大型设备诊疗项目价格，降低医用高质耗材价格，提高医疗技术劳务价格的措施，努力降低医疗总体费用。目前，卫生部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了《关于深化城市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初步确定了试点城市，争取早日启动，确保试点成功。改革试点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坚持政府主导与引入市场机制相结合，发挥政府在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制定政策、严格监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投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调动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二是按属地化原则，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分类管理，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行业监管，有效解决卫生事业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协调问题。三是坚持优先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方针，实行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加快社区卫生发展，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完善服务功能，改革运行机制，增加政府投入，促进社区卫生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改革“以药补医”的机制，调整医疗收费价格，完善医疗机构经济补偿机制和药品价格管理机制，引导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合理用药，从源头上抑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第六，切实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今年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深入开展了“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的医院管理年活动，主要针对当前医疗服务管理、医院发展方向、发展思路等方面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和医疗机构公益性质淡化，追求经济利益，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群众经济负担加重，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监管薄弱等突出问题，通过加强医院管理，改善医疗服务，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确保医疗安全，提升医院管理水平。要明确发展方向，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办院宗旨；加强医患沟通，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严格收费管理，降低医药费用；建立信息公开公示制度，拓宽社会监督渠道；加强医德医风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同时，在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广泛深入开展“弘扬白求恩精神，做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的宣传教育活动，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人民满腔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教育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努力做到“以病人为中心”，“视病人如亲人”，“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努力为病人解除痛苦，减轻负担。

第七，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狠刹不正之风。目前，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行业不正之风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是乱收费、拿回扣、收红包、开单提成和药品、器材价格过高。这些问题损害了群众利益，增加了群众就医困难。出现这些问题，有医疗服务思想、观念、作风不端正的影响，有不合理机制的诱导和管理上的缺陷，也有社会上不正之风通过医疗服务这个窗口集中反映出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纠正药品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的要求，2004年以来，卫生部在全国卫生系统和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中，广泛开展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开拓进取、乐于奉献的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树立救死扶伤、病人至上、热情服务、文明行医的行业风尚，努力建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的新型医患关系，认真查处红包、回扣、开单提成和乱收费等违法违纪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要建立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惩防并举的纠风工作长效机制，重点是探索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不正之风的途径和方法，健全法制，严格监督。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医疗行业纠正不正之风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明确目标、落实责任、标本兼治、坚持不懈，才能收到实效。

第8篇：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范文

一、背景和现状

“十五”期间，是我市卫生改革发展成效最大的时期。2002年荣获了“国家卫生城市”称号。*年全市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到76.17岁（*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为74.5岁），全市孕产妇死亡率7.57/10万，婴儿死亡率5.7‰，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7.34‰，比“九五”期末(*年分别为19.57/10万、8.83‰、11.01‰)有明显下降，主要健康指标处于全省先进水平。

－－卫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全市基本建立健全了市、县（市、区）、乡镇、村四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在县级以上医院中，有三级甲等医院1家、三级乙等医院5家、二级医院13家。全市各级疾控机构与卫生监督机构的基本建设初步完成，*市公共卫生中心建成投入使用。设立了*市急救指挥中心，院前急救体系逐步完善。城乡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迅猛，全市已建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7个，社区卫生服务站576个，初步建立起“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医疗服务新格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实施。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行政村覆盖率100%，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已达300.55万，占应参加人口的86.87%。

－－公共卫生水平明显提高。非典、禽流感、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疾病控制成效明显，全市传染病发生率一直控制在300/10万左右，无重大疫情发生。精神病防治工作覆盖全市90个乡镇（街道）、336万人口。全市食品卫生抽样合格率保持在86%以上。妇幼卫生保健不断加强，全市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诸暨市、*县创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县城）。全市创建了国家卫生镇1个、浙江省卫生镇9个、*市卫生镇14个。*年底全市农村自来水受益率达92.85%，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4.91%，处于全省前列。

－－卫生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全市已建立24个市级医学重点学科和7个省级医学重点学科（专科）。*市人民医院升格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市中医院、诸暨市中医院升格为三级乙等中医医院。2001至*年全市卫生系统通过市级及以上鉴定（评审）的科技成果308项。其中，获“浙江省科技进步奖”或“浙江省医学科技进步奖”104项，获奖数量为全省11个地市之首。卫生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全市有5352名卫技人员参加大专及本科的在职医学学历教育；培养和引进医学硕士以上研究生174名。中医药工作不断加强，我市已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市”创建单位。全市无偿献血工作从2002年起保持了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的目标。卫生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

－－医疗卫生资源持续增长。全市共投入资金25.08亿元，新建、扩建、改建了一批城乡医疗卫生机构；投入资金6.5亿元，购置了一大批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全市已经建立或正在建设的民营医院或股份制医院8家，引入社会资金9.5亿元。115家乡镇（街道）卫生院的固定资产总值达到7.5亿元，房屋建筑面积50.8万平方米，专用设备价值2亿多元。至*年底，全市医疗机构年末实际开放床位12158张，平均每千人口拥有床位2.79张。全市有卫技人员（不包括村卫生室人员）16755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8053人，平均每千人口1.85人；注册护士4904人，平均每千人口1.13人。其中，床位数、医生数、护士数分别比*年底增加2439张、2346人、2354人。

当前，我市的卫生改革与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总体上卫生事业发展还跟不上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主要表现为：公共卫生体系不够完善，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和手段有待健全。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大量人口的频繁流动，带来了一系列的公共卫生问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重大疾病防治、食品中毒和职业危害的控制任务十分艰巨。城乡卫生发展不够平衡，医疗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健康公平性问题还比较突出。卫生体制机制改革有待深化，卫生事业投入有待加强。基层卫技人员素质偏低，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科学发展观和执政为民理念的确立和实践，卫生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作用日趋凸显。党的十六大明确把全民族健康素质的明显提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明确了建设卫生强省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战略重点和政策措施，为加快卫生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市委五届六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建设卫生强市的目标要求。市政府已出台的《关于加强公共卫生建设的若干意见》（绍政发〔2003〕10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的意见》（绍政发〔*〕1号）等文件，明确了今后我市卫生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各级党委政府对卫生改革发展日趋重视。所有这些，为我市卫生强市建设和“十一五”卫生改革与发展夯实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

二、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卫生强市的战略目标，以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素质为出发点，以公共卫生、农村卫生为重点，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发展速度，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保障有力、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着力构建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健康保障网，为*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发挥更大作用。

（二）总体目标。到2010年，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需求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卫生和农村卫生进一步加强，卫生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反应性明显提高；卫生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较好地满足社会多层次、多样化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居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主要健康指标等在全省处于先进水平。

到2015年，建立起与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的现代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市居民人人享有公平、优质、高效的卫生保健服务，人群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面建成卫生强市。

到2010年具体目标：

－－居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市居民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8岁左右；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12／10万以下；婴儿死亡率控制在8‰以下；危害人群的重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传染病总发病率控制全省平均水平以下。

－－卫生公平和保障水平不断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达到应参加人口的90%以上，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居民大病统筹医疗保障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覆盖率达90%以上；农村卫生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居民自来水普及率达95%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5%以上。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体系、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全市省级重点学科（专科、实验室）达到10个以上，市级重点学科（专科）达到50个以上；卫生信息化率达到80%以上。

－－卫生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全市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争取达到2.6人；每千人护士数争取达到1.8人；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争取达到3.5张。

主要指标见附件1。

三、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

“十一五”期间我市卫生改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以实施“六大工程”为抓手，努力建设卫生强市，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保障。

（一）实施“公共卫生建设工程”，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管理

坚持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切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到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医疗救治体系，以及公共卫生信息预警、监测和报告体系。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提高预防、应急能力。

1.固本强基，着力抓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健全市、县（市、区）二级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组织领导机构及日常办事机构，建立覆盖市、县（市、区）、乡镇和村的四级公共卫生信息网络，实现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监测、指挥调度的统一管理。进一步加强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充实人员编制，提高队伍素质，改善技术装备，提高技术水平。到2010年，市、县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都达到规范化建设标准。建立健全农村卫生监督体系，加大农村卫生监督执法力度。到2007年底，根据“划片设置，垂直管理”的原则，基本完成县级卫生监督派出机构的设置工作。乡镇（街道）卫生院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员按所辖人口的2-3人/万比例落实配备。同时，建立健全村级公共卫生信息员队伍。完善院前急救体系。加强*市急救中心建设，其设施和装备达到卫生部《急救中心、急救站基本标准》要求。完成县（市）级急救分中心、站的建设任务，与市急救中心联网，构建起统一指挥的急救网络。抓好市传染病后备医院和县级综合医院的传染病科、传染病区建设，诸暨市、*县、嵊州市等建立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传染病院（病区）。加强采供血机构建设，完善临床用血配送网络。进一步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力度，优化采供血服务，巩固和规范以街头献血和志愿者献血为主的公民自愿无偿献血工作模式，保证血液质量，确保用血安全。保持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其中自愿献血比例90%以上。

2.预防为主，切实加强重大疾病控制工作。

采取综合措施，加大防制力度，重点加强非典、禽流感、霍乱、结核病、艾滋病、肝炎、血吸虫病等重大疾病的预防控制，确保不出现因控制措施不力而导致的疾病传播和流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5%以上。到2010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性病发病人数年增长幅度控制在全省平均水平以下；全市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措施覆盖面100%。深入开展高血压、肿瘤、糖尿病、精神病等慢性病的社会化综合防治工作。全市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人群覆盖面达到100%。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积极开展老年病防治，实行疾病早期干预，增加老年人群健康生活时间。加强对外来人口以疾病预防控制为重点的公共卫生服务和管理。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信息收集与报告制度，提高对重大疫情、集体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3.依法行政，不断强化卫生监督执法。

加强卫生法律法规知识和相关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全民卫生法制意识。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依法行政，规范监督执法行为。依法加强对公共卫生、健康相关产品和场所的监督、监测，加大卫生监督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各种违法行为。积极实施食品放心工程，重点加强对餐饮行业的监管，深化量化分级管理及“五常法”管理，积极推行GMP、HACCP，预防控制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餐饮业卫生合格率达85%以上。深入宣传贯彻《职业病防治法》，加强对重点职业危害的预防和控制。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卫生人员的监督管理，加大对非法行医和违法医疗广告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净化我市医疗市场。继续抓好学校卫生、化妆品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和放射卫生的监督管理，全面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4.突出重点，着力加强妇幼保健工作。

深入贯彻《母婴保健法》，健全妇幼保健网络，进一步加强孕产妇和儿童保健系统管理工作。到2010年，孕产妇系统管理率、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达到95%以上。强化宣传教育，加强婚前保健服务，积极倡导婚前检查。不断加强和规范产科建设，积极开展妇女生殖保健、常见妇女病防治，加强产前筛查与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儿童听力筛查，以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的管理，进一步控制和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和出生人口素质。基本建立以居住地为主的流动人口妇幼保健管理模式，流动人口中的孕产妇和儿童享有与户籍地居民同等的妇幼保健服务。

（二）实施“农民健康工程”，进一步统筹城乡卫生协调发展

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以农村为重点，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大力发展城乡社区卫生服务，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缩小城乡卫生差距，提高城乡居民健康水平。

1.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在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前提下，建立健全筹资额度动态增长机制、大病补偿政策完善机制、小病社区就诊受惠机制、参合农民定期体检机制，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增强合作医疗对农民的吸引力。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达到应参加人口的90%以上，全市各县（市、区）筹资额度达到每人每年100元以上。建立长效增资机制，在加大财政补助的基础上，个人自缴部分争取达到农民人均收入的1%。加强合作医疗信息化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合作医疗信息化100%。加强管理，确保资金安全和运行平稳。做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二年一次的免费健康体检工作，并建立动态、连续、综合的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80%以上。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城乡一体的居民大病统筹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解决贫困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2.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

调整和优化城乡卫生资源布局和配置，加大乡镇卫生院改革力度，结合村级卫生组织规范整顿，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完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提高社区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使城镇居民步行10-15分钟，农村居民步行2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拓展服务内涵，落实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六位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职能，通过联村医生、驻村医生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医生制”，建立“社区管理、全科服务、乡村一体”的服务模式。到2010年，建立起布局合理、功能健全、方便群众的完善的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服务人口覆盖率达到95%以上。加强队伍建设，初步建成以全科医师为骨干，具有较高素质的社区卫生服务专业技术队伍。建立健全规范的双向转诊制度，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医疗服务新格局。认真贯彻落实《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对村卫生室进行资源整合和规范建设，实现乡村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积极组织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开展城市医院结对帮扶乡镇卫生机构、卫生下乡、巡回医疗等活动。

­3.切实加强爱国卫生工作。

巩固深化城市创卫成果。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卫生村、卫生镇创建活动，深入开展“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和“千万农民饮水工程”，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加大改水改厕和除“四害”工作力度，逐步推行农村垃圾集中收集和处理，改善农村居民的劳动和生活环境。到2010年，新创建国家卫生镇1个、浙江省卫生镇6个、*市卫生镇10个。建立健全全民健康教育体系和健康促进工作机制，大力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实行定期疾病预测公告、市民健康年度报告制度，提高群众健康意识。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分别达到80%和70%以上。

4.积极开展“卫生强镇（乡）”创建活动。

要着眼卫生强市建设，设计工作载体，大力开展“卫生强镇（乡）”创建活动，坚持政府主导，强化乡镇政府对农村卫生工作的领导责任，建立起农村卫生的投入保障和责任考核机制，抓实抓好农村卫生的基层基础工作，全面推进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卫生镇（村）创建；落实直接面向农民的公共卫生服务，进一步加强农村疾病控制、妇幼保健、爱国卫生、公共卫生监督、中医进社区和基本医疗工作，保证农民享有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三）实施“科教兴卫工程”，进一步提升卫生科技水平

坚持“科教兴卫”战略，以人才培养为重点，以医学重点学科建设为载体，以卫生信息化为平台，着力提高卫生队伍整体素质和卫生科技整体水平。

1.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抓好卫生人才培养。

加强*文理学院医学院建设和发展，形成以本科教育为主，成人教育等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形式办学格局。继续加强*市卫生系统医学教育中心、*护士学校以及各县（市）卫生进修学校等医学教育基地建设；加强与协和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等高等医学院校的联合办学；探索与国外知名院校进行人才培养的合作；继续加强卫技人员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全科医学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不断优化卫生队伍结构，提高整体素质。到2010年，市本级和县（市）综合性医院的医生本科以上学历分别达85%、50%以上，护士大专以上学历分别达92%、70%以上。“十一五”期间，全市卫生系统争取培养和引进300名硕士研究生以上的高学历人才。同时，加强卫生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卫生管理人才队伍。

2.坚持科技创新，着力加强医学重点学科建设。

巩固提高24个市级医学重点学科和7个省医学重点学科（专科）建设成果，积极抓好第三批26个市级医学重点学科的创建工作。到2010年，全市省级重点学科（专科、实验室）达到10个以上，市级重点学科（专科）达到50个以上。同时抓好学科带头人、后备学科带头人、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实施医药卫生重点科技项目计划，集中力量研究解决危害人群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的关键科技问题。进一步加强与上海、北京等地医学院校和医疗单位的卫生技术交流与合作。加大科研投入，着力卫生科技创新，提高对急危重症和疑难疾病的诊断治疗水平。“十一五”期间，全市卫生系统通过科技主管部门组织鉴定（评审）的科技成果达到200项以上，获得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200项（次）以上。

3.坚持信息化带动现代化，着力推进卫生信息化建设。

以打造“数字卫生”为目标，重点推进疾病控制、预防保健、卫生监督、社区卫生、医疗服务、远程医疗咨询、远程医学教育等领域内的信息化建设，到2010年，卫生信息化率达到80%以上。积极推进卫生电子政务建设，建立门户网站，向社会提供信息、政务公开、网上办公、医疗咨询等服务。开发利用卫生信息资源，构建公共卫生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综合应用平台，建立公共卫生信息体系。加快医疗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到2010年，三级医院实现医院数字化，二级医院HIS应用达中级水平，中心卫生院HIS应用达初级水平。基本实现卫生政务电子化，医疗服务网络化，公共卫生管理数字化。

（四）实施“强院工程”，进一步增强医疗服务能力

以区域卫生规划为依据，调整存量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健全以*市人民医院为龙头，各级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为主体，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现代医疗服务体系。

加快基本建设，不断改善就医环境条件。要着眼于卫生现代化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的目标，建设一批代表区域内较高医疗技术水准的现代化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增强区域医疗服务能力。市本级重点要抓好市人民医院新院建设，努力把市人民医院建设成为一所辐射全市的现代化综合医院。积极支持袍江医院建设和发展。抓好上虞市人民医院迁建、新昌县中医院迁建等重点工程。“十一五”期间主要基建项目详见附件2。

努力实施“名牌”战略，积极开展名医、名科、名院工程建设，营造“院有优势、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发展态势，提高医院知名度。着眼于上等级、上水平，以医院等级评审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医院内涵建设、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到2010年，争取有1?2家县级综合性医院升格为三级乙等综合性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升格为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各县（市）综合性医院、中医院都达到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标准。

加强医院的内涵建设。坚持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和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深化医院内部的运行机制改革，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保证医疗服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依法加强监管，建立信息公示制度，拓宽社会监督渠道，保障群众享有医疗卫生服务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五）实施“中医创先工程”，进一步加快中医事业发展

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以创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市”活动为载体，进一步加强中医人才培养，加快中医药继承与创新，提高中医药的普及率，不断增强中医药在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要按照市政府确定的创建目标和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市创建工作，切实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确保2008年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市创建成功。要实行市县联动，共同推进。*县、新昌县要创建成“浙江省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并争取列入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市)建设单位。嵊州市、上虞市要力争创建成“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县(市)”。诸暨市要巩固扩大创建成果。

要加强中医院建设与发展。以等级医院评审为抓手，注重中医院内涵建设。加强以新一代名中医、学科带头人、中西医结合人才为重点的中医人才培养，提高中医药队伍整体素质。完善新型中医学术师承制度，加强名中医的学术继承工作。加强中医重点专科（专病、实验室）建设，增强中医服务特色，不断提高中医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到2010年，全市有1?2所中医院达到三级甲等中医院标准，其余中医院均达到二级甲等以上中医院标准。

要抓好中医药参与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开展中医药进社区先进单位创建活动；大力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不断提高中医药知识在人民群众的知晓率、中医服务的覆盖率。

（六）实施“群众满意工程”，进一步加强卫生行风建设

深化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深化以“优质医疗、优良服务、规范收费、依法行医”为主要内容的满意工程活动。改进医疗服务流程，改善服务作风，增进医患沟通，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完善医疗服务信息公示和部分检查、检验结果互通互认制度，加强监管和指导，确保制度落实，使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加强财务管理，规范经济行为，控制医疗成本，降低医疗费用；规范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努力控制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长。积极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继续抓好全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进一步加强卫生行业的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情系群众献爱心，助医下乡送温暖”活动。健全医疗救助机制，落实医疗帮扶措施。办好*市惠民医院，逐步建立各县（市）惠民医院。不断强化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廉政警示教育，抓好医院文化建设，创建学习型组织，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综合素质，树立救死扶伤、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精益求精，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行业风尚。全面加快推进卫生事业发展，使人民群众少生病，有地方看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四、保障措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各级政府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卫生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将卫生事业发展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工作落实情况纳入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要建立起有效的建设卫生强市的实施载体，大力开展“卫生强县（市、区）”和“卫生强镇（乡、街道）”创建活动，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指导和督查落实。建立以县为主，县、乡、村分级负责的农村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坚持政府主导，进一步强化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保障和加强医疗卫生管理中的主体作用，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着力解决好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反应性和可及性。有关部门应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加强协调和配合，积极支持卫生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

（二）深化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卫生事业发展活力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方针，积极推进卫生体制机制改革。政府重点办好代表区域水平的综合性医院，具有专业特色的中医院、妇保院，覆盖一定区域的传染病、精神病等专科医院和各级急救中心（站）、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根据区域卫生规划的要求，规范准入制度，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兴办高标准、上规模的医疗机构。原则上我市新增医疗机构由社会力量举办。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卫生工作全行业管理，认真履行准入、监督、服务和管理职能，依法行政。要以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为核心，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单位管理体制和内部运行机制改革，提高公立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和绩效水平。

（三）不断加大卫生投入，完善补偿机制

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卫生投入，卫生事业投入占同级财政支出的比例应逐年提高，增长幅度要不低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到2010年，各级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占同级财政支出比例争取达到5%以上。其中中医事业费应达到或高于卫生事业费的10%，其增长比例应高于卫生事业费的增长比例。新增卫生投入应主要用于农村卫生事业、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提供。建立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和农民健康体检专项资金。以县（市）为单位，按农村常住人口（*市区按应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员）每人每年不少于20元的标准设立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按已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员每人每年10元的标准设立农民健康体检专项资金，由财政预算安排。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的结构性调整，逐步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系。

第9篇：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范文

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竟能得到如此众多学者的青睐和如此迅速的发展？在筹备庆祝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研究30周年活动的两年间，笔者系统翻阅、学习了我国医学伦理学的有关文献资料和标志性著作。众多的观点、事实使我们萌发了一个认识：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卫生事业中居于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吴孟超院士在给庆祝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研究30周年大会暨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研讨会的贺信中说“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事业中居于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它事关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全局。吴院士的这一论断，更加明确、坚定了我们的这一认识。

1 医学的使命与目标：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的本体之源

医学的使命是维护生命、支持生命、促进生命健康。医学的本体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医学得以存在的最终依据，人类不断提高生命质量的需要是促进医学发展的不竭动力，人的生命存在状态显现了医学发展水平，为人的生命服务是医学的终极目的。作为医学的本体，人的生命的意义具有至高无上性和无条件性。医学实践，即与疾病和疫情抗衡与斗争的生命实践，其直接目标是服从和服务于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命需求。虽然医学发展经历了古代原始巫术、近代生物医学和现代社会医学多重范式的转换与变革，但是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初衷与本质并没有变。医学的精髓是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同情、尊重、仁爱与体恤，是对人的生命健康的维护，是对人各种生命需求的满足，它服务于人的躯体和心理，服务于人从出生到临终的生命全过程，甚至服务于人从生前到身后的“超生命全程”。对生命的敬爱与呵护是医学的全部。生命之托，重于泰山。正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才使得医学实践不同于一般的生产实践。

医学实践是一种德性实践。医学的德性，是医学的本质之一，从历史上看，我国传统中医思想明确提出“医乃仁术“普救含灵”。现存最早的中医文献著作《黄帝内经》即言“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内经灵枢》）阐释了医者对病人应满怀同情与仁爱之心，尊重与珍爱病人的生命。晋代医师杨泉之作《医论》更是对从医者提出了明确的道德要求，“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答理不能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古代中医广泛渗透着博施济众、普同一等的伦理思想。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大医精诚》中要求医生，“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第一戒中即指出“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观者便可往之，勿得迟延厌弃，欲往而不往，平为平易。”古代西方医学亦同样蕴涵着善意的本源和德性的要求。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开业医生要遵守一定的职业戒律，《希波克拉底誓言》指出，‘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做诱奸之事……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近代，医学虽以科学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但它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医疗实践必须以生物医学为其坚实的基础，这是医学的科学属性;然而，医学的对象不是孤立的生物个体而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这是医学的人文伦理本质。美国著名的医学教科书《西氏内科学》将现代医学定义为：“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医学“致力于借助任何有效的方法实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并隐含地为人们的幸福承担义务。”诚如杜治政前辈所说，医学的道德性，是医学固有的，是医学内在的，是医学的本性。

医学的道德本性决定了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然而医学目的的不断深化与发展，也向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提出了不断转变伦理思想的以适应医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传统的以“治愈疾病’、“阻止死亡，，为目的的观念下，医疗资源被大量用于消灭疾病、征服死亡；然而却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公，且大多数人未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1992年由丹尼尔拉汉领导的哈斯廷斯中心正式提出了重新考虑医学目的的命题。经过研究和多次国际会议，1996年，由14国参与拟定的《医学的目的:确定新的优先战略》报告，提出了现代医学的四个目的：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疾苦；照料和治愈有病者，照料那些不能治愈者;避免早死，追求安详死亡。现代医学的目的有效地遏制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实现医学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医疗的可及性。同时，也推动着医学伦理核心思想由追逐生命延伸转变为实现医疗的公平与公正。

2 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的社会之基

“公益”（PublicWelfare)是一个西方舶来词汇，它相对于“一个人之私利、私益而言”，社会公众追求公共利益（卫生、救济等福利事业）的活动和共同善的向往。公益性着眼于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旨在满足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价值需求，是以人类幸福为终极价值目标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机制。公益性是社会公共事业的核心价值。医疗卫生事业同教育、环保一样同属于社会公益性事业。这是因为：健康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健康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健康，尤其是群体健康直接关涉到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单是对单个人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是个体的生命遭遇和生命救赎，更是一种全民性和社会性的生命救助和医疗实践活动，全民性和社会性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特性。医疗卫生事业作为公益性事业，其目的不是为了谋求利益、获得利润，而是为了造福于他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是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面满足人类需求，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各种条件，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因此，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评价，并不是看其所能产生的经济利润与经济价值，而是看它对人与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价值，看它在预防与治疗疾病和提高人民的健康素质方面的价值。医疗卫生事业特有的公益性质决定了维护和实现医疗活动的公平公正，应当始终作为贯穿我国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全过程的基本伦理价值取向。

然而，在现实的医疗实践活动中，却存在着公益性缺位或公益性式微的严重现象。特别是现代性背景下经济主义的膨胀，M医疗卫生事业的盈利性逐步取代了公益性。这种盈利性其深层根源是医学资本的主体化。所谓资本主体化，就是指医疗服务以追求资本为目的，将利润当作主体目标来追求。医学资本的主体化运作把医学引人了歧途，给医学发展带来了众多消极影响。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和过度医疗。资本的趋利本性，使得一些富裕阶层和特权阶层能够享受到优越的健康保健服务，而一些贫困人群却无钱医治普通的疾病。另外，医学资本的主体化动作，还导致了欺诈性医疗不道德行为，对基本医疗和初级保健的挤压，对预防与公共卫生的忽视，对高额医疗费用的催化等。

回归公益性是当今医疗卫生事业的价值呼唤，是医学伦理学不容推辞的道德责任。公益性的核心价值是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与公正。卫生事业的公平与公正主要是指卫生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分配的合理化以及人们享受基本服务方面的合理性。199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初级卫生保健”会议即强调指出：卫生健康应保证增强公平性等“人人健康”的价值观。实现这一价值观念就必须按照医学伦理原则去制定和实施卫生政策、分配卫生资源与规划区域卫生，使人人享有法律承认的卫生保健的权利，并且按照社会公平原则去实现这个权利。医学伦理在这里起着价值选择、促进社会公正与合理的作用。

3 国内外医改的成败得失：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的实践之维

20世纪80年代，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原有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失去了其制度基础，市场机制逐步被引人医疗卫生行业。随着经济利益诱导作用的不断强化，盈利越来越成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主动追求，医疗机构逐渐转变为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主体。在市场机制主导下，“看病难“看病贵’、“高消耗’、“低医保”等一系列医疗问题相继涌现，使我国卫生事业的绩效下降，最终导致了“非典”这样的卫生危机表明了我国以市场为主导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成功。2009年3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正式出台，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实施短短几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自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以来，美国医疗的高费用低效率使美国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开始成为了美国社会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每年人一16一均7000美元的高额医疗卫生费用并没有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健康指标最高的国家。据联合国的有关数据，日本人人均寿命大约83岁，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国人均寿命78.3岁，居第36位。而当其他国家在婴儿死亡率方面不断提高国际排名时，美国在这方面的排名却在下降，婴儿死亡率最低的是新加坡，日本、瑞典、挪威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婴儿死亡率都低于千分之3.5，仅是美国的一半。

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没有建立公平可及的由国家主导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而是通过由市场主导的商业保险来解决居民的医疗需求。

面对医改的成败得失我们必须从伦理的角度提供辩护，只有这样才能冲破医改的重重障碍，真正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回归。美国医改充分体现了社会制度弊端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迟滞，市场崇拜和有限政府是美国深人肌髓的意识和传统。而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我国医疗改革，总体设计从一开始便定位为经济体制问题，缺少道德坚守和伦理辩护。殊不知，“单纯的利润动机同社会经济的总体效益，同社会价值是有冲突的；同人道主义是有冲突的；同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传统，同中国几千年追求公平的传统，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冲突的；同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冲突的。”“一个社会需要追求的不应当是如何让利润动机凌驾于所有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之上，而是如何让利润冲动在符合社会价值和社会选择的框架中运作。”国内外医改的得失成败告诉我们：在医改过程中，医学伦理不但不可缺席，而且其基本原则也是医改的指导原则之一；否则就无法保证医改价值取向的正确性，致使问题丛生、事倍功半。医疗卫生事业本身包含的伦理道德属性也决定未来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不能违背人道主义和伦理精神而丧失公益性、丢掉公平性。

4 “德源资产”“道德资本”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的现实之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道德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道德作为资产或资本范畴，正逐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与重视。

早在1998年，李恩昌在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就提出了“德源资产”的概念，指出“医德医风对于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来说，绝不再是空洞的口号和说教，而是能增强其活力和竞争力，给其以实际收益的实实在在的无形资产。如果要给这种无形资产一个概念的话，是否可把其称为‘德源资产’？’德源资产是一种无形资产，它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

2000年，王小锡将道德作为资本提出，道德资本是指“道德投人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是能带来利润和效益的道德理念及其行为，’;“是投人经济运行过程，以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为主要手段，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道德资本是一种投人经济过程中促使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特殊生产要素。”道德作为一种资产或资本，并没有亵渎道德的高尚境界和完美形态，而是充分体现和回应了道德的社会价值属性。它回答了伦理学存在的现实价值与意义，即“不关注现实问题，不讲求道德的经济社会效应，伦理学就失却了存在的理由，伦理学家也就没有必要去做研究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巳经清醒地认识到德源资产与道德资本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医学伦理学作为“德源资产”或“道德资本”，是医疗卫生事业不容忽视的资产来源和资本结构，对于推动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医学伦理学作为德源资产和道德资本，其表达形式是复杂的和多元的，除了传统的医德医风外，还包括和谐的医患关系、有效的医际沟通、规范的伦理原则、正确的价值判断、合理的伦理选择等。今天我们积极致力于建设伦理委员会，进行伦理审查与伦理监督，规范医疗科研行为，也是德源资产和道德资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确保了医疗产品和医学科研的质量与效益。医学伦理学作为一种资产，它能够使医疗单位的物质资产和技术生产增值，使医务人员自身价值获得增值，提升其感染力和亲和力；而作为一种资本，它能够实现医学服务的保值与增值，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性。德源资产和道德资本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它符合医疗卫生事业的逻辑起点一公益性，没有向善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目的，医疗卫生事业就缺失了其道德根基，演化为一般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