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道德的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商业道德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市场经济商业道德构建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与之相适应的商业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没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作为有力支撑，商品流通不可能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也是难以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因此，商业道德体系的构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重大。

一、构建商业道德体系的必要性

1.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是趋利经济、竞争经济、信用经济，但更是道德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利益对社会利益的依赖，要求人们对社会负责，即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追求私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时，应该充分考虑社会效益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惟有抓住消费者，才能生存下去。而消费者对企业产品有充分、自由的选择权，他们行使选择权的依据是企业形象的好坏和产品质量的优劣。企业形象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企业时刻都要讲信誉，稍有疏忽便前功尽弃。南京“冠生园”以次充好月饼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佐证。

3.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客观要求。维护消费者权益离不开商业道德体系的构建。商业道德滑坡的最后受害者都是广大消费者，商业不道德行为是对消费者利益的直接侵害。商业道德的本质，就是要尊重和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二、商业道德体系的目标和内容

1.商业道德体系的目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体制要求我们必须创建与之相适应的商业道德体系。构建商业道德体系，其目标为：

(1)确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商业道德理念。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活动主体必须通过在市场上进行价值交换才能达到盈利的目的。要实现价值交换，产品就必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就要求生产者和经营者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必须从市场需求出发，根据市场需要决定生产产品的品种、数量、质量等，即为他人、为消费者、为全社会提供优质、有效的供给。从此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也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因而，以真诚的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理念，才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品质。

(2)确立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商业道德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它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各类工商企业的法人代表和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他们的局部利益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矛盾以至冲突，但其生产和经营的宏观目的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即都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无论是竞争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共享社会生产增长所产生的益处。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每个经济主体合法经营致富，从而有效地实现社会利益，使国民经济走向繁荣的集体经济。这就要求每一个经济主体不应仅仅满足于个人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应从长远考虑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培育和加强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

(3)确立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要引导经济主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感，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引导他们认真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2.商业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商业道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是在交易过程中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出来，涉及交易双方的切身利益，离开“公平、诚信、信誉、义利”就没有商业道德可言。因此，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1)公平原则。公平即公开、公正、平等。公开，指商品交换活动公开，商品质量和价格公开，市场规则和管理公开。没有公开，是非曲直难辩，真假善恶难分。

(2)诚实原则。诚实作为一种商业道德，得到了古今中外的公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招天下客，诚实服务是企业成功之路。诚实的实质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待客平等，优质服务。凡是进商场的人，无论年龄长幼，相貌如何，穿戴好坏，都是顾客，都应真诚、友好、热情相待，像真正敬重宾客一样敬重顾客；时时处处为顾客着想，认真了解和解决顾客在购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真正做到售前、售中、售后，让顾客感觉便利满意。

3.信誉原则。信誉是企业的名声，是企业的形象，是企业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企业的信誉好，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就能不断的发展；企业的信誉不好，就没有生命力，就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无论历史还是当代，因失掉信誉，陷入困境最后破产的企业不胜枚举；由于信誉好，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企业也不可胜数。因此，信誉作为一条重要的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基本准则。

4.义利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利润时，应遵循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利两全的道德准则，摈弃见利忘义的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意识，在义利两全中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

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基础内容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的构建，是社会主义商业价值的鲜明体现，反映了时代精神和市场经济的道德诉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之一。

三、构建商业道德体系的途径探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不长，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道德建设仍在起步阶段。这一个阶段的商业道德建设应重点抓好深入宣传，正确引导；加强教育，提高素质；严格他律，从严管理；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等四个方面的工作。

1.深入宣传，正确引导。通过广泛、深入宣传，使经营者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如果不讲商业道德，不择手段去牟取利润，尽管可能获利一时，但终因商业道德败坏而受到消费者的唾弃。只有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消费者，从而为企业扩展经营，提高经济效益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加强教育，提高素质。人的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要靠思想政治教育，还要靠人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因为，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可以使人们从新的思想认识的高度来区别是非真假、善恶和美丑，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因此，在加强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中，应把商业员工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放到重要议事日程，全面地提高商业队伍的科学文化水平，从而推动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在商业企业中形成和发展。

3.加大执法，从严管理。法律具有无上的权威，它是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的强有力后盾。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政策贯彻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一条，其他社会监督力量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加大他律约束力度，使各项规章制度、工作守则、劳动规程等进一步具体化，严格执行并辅之以奖惩，才能不断强化职工的敬业意识，提高整体职工的商业道德水平。

4.因地制宜，讲究实效。加强商业道德建设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商业道德建设应不图形式，注重实效。制定商业道德规范要从实际出发。要将人们共同遵守的公共行为制定成企业职工行为规范，由企业统一修订。这些规范包括工作岗位、公共场所、家庭生活三个方面，对职工进入企业后在工作中的基本要求、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在商业企业里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宋希仁等:《道德观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

第2篇：商业道德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先秦豫商 德性文化 内涵 现代价值

引言

河南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简称“豫”，地域及文化优势明显，上古先秦时期有很多商人从这里生长、起步，后来发家致富。同时，伴随着中原文化的出现、繁荣及社会的进步，并逐渐孕育形成了根源深长和内涵价值厚重的先秦豫商文化。在先秦豫商思想文化中，其最富有生命活力的当属先秦豫商的德性文化，这是以河南为主体地域性儒家思想道德文化在古代商业活动中的集中体现与现实折射。由此，认真挖掘和仔细梳理其德性文化内涵及现代价值对当前中原经济的崛起是十分必要的，其现实的启示意义亦是重大的。

先秦豫商德性文化是指先秦时期在河南一带从事商业活动的儒性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经验活动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一种共性的商业道德文化特性。这种文化特性是先秦豫商在生活和经商的双向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语言行为习惯并夹杂多样的民俗文化及宗教思想等内外合一的商业德性文化意识，伴随着古代中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演变，并灵活的融合了儒家的一些仁义道德，常常把儒家的一些伦理道德文化作为从商的至高境界，明显带有商业伦理的儒化倾向。继而，后世的众多豫商加以传承和极力弘扬，这是一个儒家思想道德文化与古老商业时代文化不知不觉互动共鸣、共融发展的演化过程，也是一个先秦豫商不断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渐进过程。如中原第一儒商子贡秉承儒家“仁义”之德，从商富贾，终成“儒商鼻祖”；郑商弦高犒劳秦师退兵，倡导爱国重商；洛阳商人白圭治生有方，以智强仁勇的经营理念创造了商业致富神话而名满天下；还有豫商“陶朱公”范蠡以忠恕之道，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惠济四方，成就“千秋商祖”之誉。在这些先秦豫商的身上，皆彰显了厚重的德性文化意识和幽深的商业文化品性，其内涵价值丰厚，现实功效明显，为新时期新豫商提供了鲜活的精神食粮，对重塑和建构新豫商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崇尚“仁义”之德

中华民族素来号称“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极其推崇“仁义”之德，这是以完善社会的情感道德为理想目标的，而不是完全的以追求社会的物质富足为最终指向的，这与现代西方的纯粹物质文化是截然不一样的。此种道德标准更多合乎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商业价值取向，在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中，道德价值的提升和完善是高于物质利益的需求和满足的。同时，这也是先秦豫商经济伦理思想的道德精髓，先秦豫商历来把崇尚“仁德”作为通商惠贾的基本伦理标准，要求商人要“本心仁厚”，把古代豫商从商远贾的道德完善由外向内进行自我超越。而在具体的经商实践中则表现为“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主张“仁中取利”、“以义生财”，要求商人正确对待物质利益的正当获取路径，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基本秉承儒家的“仁义”之道来经商处事，把为人处世的道德理念和从商致富的商业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先秦豫商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们致富发家、为民立国的一大法宝。豫商之一的洛阳商人白圭，曾称自己的经商行为是“仁术”；孔子弟子儒商子贡，也极力倡导“博施济众”的“仁德”道德标准。

可见，以“仁义”之德经商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显著特征，且内涵价值丰富，折射到他们实际的商业活动中则表现为具有高度自觉的道德伦理意识。大家常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其实说的就是商人的道德伦理问题，商人在从商过程中以高超的商业技巧而大获成功，并深受儒家高尚仁义道德的情感熏染，那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儒商”典范。先秦豫商就一直秉承“仁义”之道的从商理念，主张“为富且仁”、“富而不骄，贫而不谄”，先秦豫商有正确的财富观念，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在孔子及其弟子子贡的眼里，富而仁德是从商惠贾的首要原则与思想核心。先秦豫商鼻祖子贡，堪称儒商典范，他一生从商治生，崇仁立德，求实务本，既传播和弘扬了儒家思想，又成就了自己的商业理想，促进了古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史记・货值列传》）。子贡是孔子众多弟子中从商致富为民立国的成功范例，他一边学习、信奉尊奉孔子的“仁义”之德，一边利用自己卓越的商业头脑从商致富，他善于学习，重德守义，讲究诚信，立公为民，较好的协调了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实现古代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由此，《论语・学而》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以看出，子贡是先秦豫商中典型的文化商人，既有商业头脑，才思敏捷，又崇仁立德，义利兼顾，将仁义道德、贤智济世融合起来，开启了中华儒商文化的先河，为后世众多豫商所追随和效法。

而被司马迁誉为“治生之祖”的洛阳商人白圭，也是先秦豫商中崇尚“仁义”之德的成功商人。他经商的秘诀是“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而不是一味用巧取豪夺来发财致富。《史记・货值列传》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为商之道应善于决断和权变，具备智、勇、仁、强等多方面的综合道德素质，所以，他把自己的商业精神和经商之道称为“仁术”。豫商“陶朱公”范蠡也极其赞赏从商要把“仁义之德”一以贯之，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先秦豫商勤奋善良，踏实能干，行商千里，从不忘崇儒重教，乡情浓厚，并为富且仁，常常惠施乡邻，恩泽四方。其厚重的儒家德性文化涵盖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婚姻等各个领域，其中有豫商用于衣食住行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交通文化等，这些是古老的中原先民们在积极的商业实践和生活劳动中长期培育养成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个人情操、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重要的时代价值内涵，是他们在改造、征服自然和创造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实活动、思维模式和道德意识行为，是先秦时期商业德性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凝聚。这种经世济民的大爱思想，既是儒学仁爱精神的崇高体现，又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至高理想和目标。它提升了先秦豫商的商业智慧，也深化了先秦豫商的人文品性，成为先秦豫商精神的最高体现，对古代中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影响和造就了后世一代又一代卓越的儒性文化商人。

先秦豫商严格尊崇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思想教诲，把自己从事的商业活动看成自身实现儒家德性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途径。他们大多发家致富立国为民，而不是将财富用于个人的奢华消费，而是热衷于赈灾济民、捐资办学、修桥筑路等为社会、为国家的公益性活动。先秦豫商这种以商为业，兼顾为国、为民、为社会的儒商修养受到了后世以来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可，像后来的明代巨富沈万三、清代晋商翘楚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华人首富李嘉诚、爱国慈善家邵逸夫等，他们不为一己之利而害天下苍生，而是以自己超人的才华、智慧、仁爱来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注重“仁智”之勇

商业的经营与管理不但需要以“仁义”之道来铸就商业道德，更需要仁者的智慧与谋略来勇创商业奇迹。实践证明，只有善于把握市场规律，认清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正确预测未来经济形势，才能稳操胜券，致胜千里，永远立于商业的不败之地。先秦豫商把“仁德”作为经商之道的基本素养，同时倡导勤俭经营，善于用人，尤其看重经商时要眼光独特，坚决果断，出其不意，以“仁智”之勇，“乘势待时”，以眼疾手快抢占商机，从而赢得主动，获取成功。商人始祖殷人王亥落居于今河南商丘一带，在上古时期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王亥利用自己过人的聪明才智，驯养牛马，“牵牛车而远贾”，并用自己部落剩余的物品来换取周边部落的牛羊帛粟，开启了我国早期的商业活动，对后来商人认识到商业交换的市场规律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后世商人认识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同时也出现了商朝人及后世商人时常大规模用牛马羊等牲畜来祭祀王亥的现象。春秋时期儒商鼻祖子贡也拥有“仁智”之勇，并善于明察秋毫，认清时令变化和市场供需状况提出了“物以稀为贵”的商业理论，使他在经商活动中游刃有余，大获成功，就连他的老师孔子评价他擅长揣度市场行情，预测准确，常常“货殖屡中”。还有著名的郑国商人弦高以贩牛为业，一次在经商途中偶遇秦师入侵，他智谋超群，心生一计，用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主动犒劳秦军将士，暗地给郑国报信，最终智退秦军，保全了郑国，他以经商爱国的“仁智”之勇终止了一场战争，被传为商人重义的美谈与佳话。

事实上，先秦儒家自始至终都在提倡“仁智”之勇。在孔子看来，“智者不惑”，人是一种有理性的高级物种，“智”是一种道德的认知行为，是一个道德理性的范畴，学习智慧是人生一大快事、乐事。儒家所倡之“智学”，是学思与知行结合统一的，孔子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道德智性是先秦儒家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是明辨是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而运用“仁智”之勇是自我克制物欲泛滥和提升自我人性的最佳路径。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儒性文化思想的引导下，“以智经商”就成为先秦豫商经营活动的突出特性。他们重视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总结，善于反思自我，不袭旧俗，一切商业实践皆按时、因事、依势而变，好学重智，通达善变，推崇人才的任用和创新的提升，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获成功。假若先秦豫商重德不重智，那就变成了迂腐的商人，俗话说的好，“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先秦儒家把仁、智、勇作为三达德，而先秦豫商也只有把这三者在商业活动中运用好、发挥好，才能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和铸就成恒久不变的商业之德，这也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崇高的人格境界和至高的经商境界。

洛阳商人白圭是先秦豫商的代表人物，后世尊奉为“治生鼻祖”，他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经商之道，他看重“智”、“强”、“仁”、“勇”的经商素质。他强调商人要以“智”学识，多读书，勤思考，善于捕捉商机，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勇于决断，以“智”取胜。同时他坚守仁义之心，有忧患意识，能深入了解市场和天象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方式，保证经营管理发展要有强大的后劲，能守得住财富，白圭虽富甲一方，但自身生活简朴，省吃俭用，与家人、奴仆们同甘共苦，共创家业。白圭拥有高远的战略眼光和把握商业时机的超强能力，商业天分突出，他善于选择商业经营的方向，主张乐观时变，倡导“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经商原则，保证了自己经营的主动权，轻松获取丰厚的利润，客观上又调节了商品的自然供求和价格平稳，保护了个体农民、手工业者、消费者三者的利益，最终白圭以这样的“仁术”累积百万，成就了“商圣”之誉。豫商南阳范蠡年轻时曾拜早期的商业理论家计然学习理财之道，后来辅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此后弃政从商，隐居江湖，凭借自己超人的生财之道，曾“三致千金，财聚巨万”，后世誉他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名冠天下”。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认识到“仁智”之勇的重要性。在风云变幻、尔虞我诈的商海之中，更要依赖于优秀的经营人才，提升自己的创新智慧和管理谋略，方能克敌制胜，成为真正的“仁智”商人。特别是现代新豫商更应该认识到，在复杂多变、竞争残酷的商业实践中，不仅要积极的向先秦豫商那样“修心养性”，更应该深刻的学习新知识，总结新经验，以“智”取胜，并能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经营活动中，灵活善变，充分发挥先秦豫商儒性文化的“仁智”之勇，彰显新时期当代新豫商的儒商风采和儒商德性魅力，方能恒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忠恕”之情

“仁义”之德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以仁生财”是实现儒性商业文化的主要手段，先秦豫商特别强调“忠恕”之情，尽心做事，同情弱者，以治国的胸怀来经商致富，赚取民心，赢得民意，从而立国为民、名扬天下。而对那些不仁者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富不仁，把“生财”作为最终目的，为赚钱而赚钱，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试法、谋取暴利等卑劣商业行为应坚决摒弃。先秦豫商则是真正的仁者，他们超然物外、轻视功利、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爱国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忧国忧民，甚至以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重，这是先秦豫商经商之大道。豫商子贡在孔门众多弟子中，勤奋求学，孜孜不倦，有辩才，善外交，师从孔子立志从政，虽长期经商，家财万贯，最为富有。但他胸怀大众，博济广施，富而不骄，谦逊忠孝，他曾花重金救赎在外流落的鲁国奴隶，但从不索要赎金，他坚持“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的“忠恕”之道，以同情别人的眼光和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商业实践，实现自我与大众的互惠共赢，且能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胸襟而慷慨回报社会而名扬列国。

南阳豫商范蠡出身寒微，但聪敏好学，年少有才，他人生前期帮助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成就霸业，人生后期专心经商，成为巨富。范蠡一生基本秉承“忠恕”之道，以圣人之资协助越王治国理政，富民强兵，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治国之道，终以铸就伟业。后来，他急流勇退，致力从商，与家人们开荒耕地，兼顾养鱼、饲养牲畜等副业，很快成为当地巨富，但他生财有道，富而能仁，时常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曾三迁“天下之中”定陶，三聚千金，又三散家财于乡邻，可见，范蠡是忠国爱民、社会责任意识强、仗义疏财、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德”豫商，堪为后世豫商之楷模。郑国大夫子产执政护商，保护商人的权利，促进郑国商业的发展与繁荣，这种良好的从商环境造就了很多爱国商人，使得郑国及后世豫商中不断涌现出很多的爱国商人。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就是其中之一，能在郑国四面受敌的困境中，想方设法智退秦军，拯救郑国于危难，弦高从商为国，带动国家重商风气，提高郑国商人地位，成为古代中原第一爱国商人。

姜子牙，河南卫辉人，也是先秦时期的著名豫商之一，在殷朝末年他是有名的政治谋略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后人大多认为他在军事和政治上是成功的，可他在经商方面却时运不济，生活上时常贫困潦倒，为了营生，他多次提篮街头叫卖，其结果往往十分悲惨，无功而返。为生活所迫，他还卖过竹篮、干面，经营过酒肆，在朝歌贩卖过牛羊等牲畜，大都失败。后来，在西周初期，得周文王、周武王赏识任用，得以施展才华，成为了运用经商来治国理政的政治大家。姜子牙文才武略，秉承心中的“忠恕”之情，对周王朝忠心不二，后来分封“齐候”，看到齐国之地贫穷落后，他根据自己早年丰富的从商阅历，积极带领齐国民众，励精图治，上下一心，种桑养蚕，并借助于天然的土地及气候优势，大力发展丝织业、捕鱼业、盐业等手工业和商业生产。姜子牙是一个聪慧睿智的“若愚”商人，他勤奋能干，务实精明，拥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再加上他善于运用儒家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模式，仁义为先，处处体现着豫商乐善好施、以善济众的高贵品质，他关心大众百姓，尽心忠孝，为民为国。由此，他潜心经营的齐国很快就繁荣昌盛起来，成为当时全国比较有名的商业大都市，姜子牙也成为了以商治国、立国的成功典范，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子贡、范蠡、弦高从商的“忠恕”之情强化了古代先秦豫商所具有的仁政智慧和商业德性，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先秦豫商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和自强图新的进取精神，把商业的德性文化落实到具体的个体生活和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完善。这样的从商义举深刻影响了后世豫商的道德思维方式，历代豫商都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忠信仁德”作为自己从商的首要职责，强调正己施人、经邦济世，使得“忠恕”之道的真正内涵和价值在不同的时期能充分展示，发挥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秦代相国豫商吕不韦以经商起家，善于长线投资，颇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以“奇货可居”从商治国，为中国的统一贡献很大，这主要源于他能忠信报国，以宏伟之志成就千古商业奇才。西汉有名豫商卜式以耕田畜牧为业集聚财富，当汉朝边患四起，匈奴战争连年不断，他依然顾全大局，以国为重，愿意捐出一半家产来资助边防，甚得皇帝赏识，皇帝也以此来教化百姓，受此影响，当时还有豫商张长叔、李通等人曾帮助汉室复兴。后来清代河南巩义以康应魁为代表的康百万庄园，也是一个典型事例，如今庄园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匾、额、楹、联，皆体现了康家“修己安人”的“忠恕”之情，还有康家有名家训“留余”思想，也集中体现经商的“忠恕”之道。诸如这些豫商都非常自觉的把自己从商致富生财与服务人民、振兴国家、强盛民族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起，这些都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中“忠恕”之情的完美阐释。

结论及启示

我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儒家德性伦理文化映照下的商业经济发展模式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强调，商业经济的主体践行过程应该是在我国儒性道德伦理文化的支撑下才能正常运作，把经济发展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和社会道德价值的最优化真正的契合起来，进行互补，达到统一。此种道德价值标准和先秦豫商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先天的内在涵容性，像上面说到的“富而不骄，贫而不谄”的儒性商人子贡，“天下治生之祖”的商业祖师白圭，“富而好行其德” 的商圣范蠡，甚至包括后来“愿输家财半助边”的汉代商人卜式、“人有危难，倾财相助”，“义声遍及长安”的唐代商人宋清，还有近代有名儒商张謇、陈嘉庚、卢作孚都是此类经济思想和德性文化完美融合的典型代表。当前中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种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并指引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更好的向前推进，在我国平衡东西部发展中发挥更大、更广、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第3篇：商业道德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儒商儒商伦理现代意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但同时，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弄虚作假……不但践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一批文化层次较低的“暴发户”为富不仁，他们宁可一掷千金肆意挥霍也不肯奉献少许参与社会的公益事业，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针对这些危机，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市场经济需要继承儒商文化，市场完善必须借鉴儒商伦理。

一、儒商

“儒商”一词古已有之，顾名思义，“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是亦儒亦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 一般认为，儒商应该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注重个人修养。儒家以“修身”为本，儒商也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先做人，再做生意。许多成功的儒商首先都是道德的楷模，具有凝聚人心的人格力量。 二是诚信经营。儒家非常注重诚信，古今儒商都十分注重信用，不仅将信誉作为恪守的商业道德，而且作为企业的经营之道，坚持靠信誉来赢得用户。三是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儒”最早的词义为“书生”，后来才具有道德的色彩。四是注重合作。儒家讲究以“和为贵”，讲究互利合作和“双赢”。五是具有较强责任感。“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生财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财”是用来发展“仁”的事业，“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财”是实现“仁”的事业的手段。他们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

二、儒商的商业伦理

1.倡导义利合一、以义制利的商业经营理念。将儒与商联在一起，是对传统的一大突破。尽管儒家不绝对排斥物质功利，但毕竟不占主要地位，重义轻利是其主导倾向。而儒商做了调整，他们将物质利益提升至显著位置，强调“以儒术饰贾事”（《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只有到“飨身其利”后，才让子孙“驰贾而张儒”（汪道昆《海阳处士金钟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经商需要以利益作为行为的指向，希望实现利益最大化。儒商作为商人群体自然也不例外，但儒商并不把经商的目标仅仅局限于聚敛财富而不顾及手段的运用，他们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条，努力协调义利关系，强调经商应合乎“道义”原则，他们甚至认为，在逐利的同时如果能做到“以义求利”还可成圣成贤。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说：“商贾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从而把道义制约和伦理规范引进了商业活动，创设了“财自道生”、“因义取财”的商业经营新理念。

2.确立具有儒家精神气质的商业职业意识。儒商是儒士和商人这双重身份在价值层面上的统一。表面上看，儒家的道义论的价值观和商人致富聚财的功利的追求是对峙、背离的，所谓“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但儒商在价值之“名”和功利之“实”二者之间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和结合，对儒士和商人的价值观都做了成功的改铸和整合，找到了契合点，提炼出了新的职业观念。中国古代的一些儒商，虽身处商务经营的俗世生活，然其心其行则不忘修德成圣，且将“德”作为商业的根本，奉行“事商业必须先修德业”的准则，不仅是一个好的经济人，更看重的是做一个道德人，认为一个无德的商人，终将被市场所淘汰。

3.构建起了以儒家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商业经营原则。具体表现在：

第一，仁政管理。“仁”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它强调“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其实“仁”字就是要解决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将“仁”施于政治，谓之“仁政”，用之于商则要成为“良贾”。儒家伦理的出发点是人，倡导对人实行软管理。如果“赚得了人心”必然产生更大的效益。儒商将儒家倡导的以人为中心、内求仁心、外行仁政的待人、处事原则，转化为商业经营上的立业、做人的依据，创造了极赋人彩的仁政管理模式。对内，儒商重视血缘亲情，讲究忠孝礼义，对雇员仁爱关心，营造出了商家内部的有序关系和和谐气氛，增强了雇员的凝聚力和对企业的责任意识。对外，着意塑造商家仁慈形象，经常参与社会慈善事业，谨守儒家道德信条，积极打造商家良好声誉和不断完善仁者风范。他们把儒者的“道德文章”与商人的讲求实效完美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

第二， 诚信待人。诚实守信是儒家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诚”作为道德范畴，即为诚实、真诚，最能体现“诚”的品德者则是“信”。故儒家常以“诚信”并称。“信”是内诚的外化，体现为社会化的道德践行，就是“取信于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也。”（《论语・为政》），又言:“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谓之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礼记・祭统》）。孟子进一步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荀子说“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意谓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把这一儒家伦理应用于商业活动，则形成了“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诚信是儒商商业伦理的首要道德信条，是儒商伦理的生命线。

第三，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是儒商富有智慧的经营境界和伦理原则。儒家奉行中和之道，要求“致中和”，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又认为“君子心和则气和”，要求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人际关系，实现“和则众”的目标。儒商将这种“和气”的伦理用于商业经营实践，作为处置商家内外关系，和谐老板与店员、店员与顾客、店员与店员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保证了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儒商经济伦理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

儒商把儒家长于伦理、注重理性的精神气质引入商业经营领域，塑造了义利结合、理欲兼容的经营价值观念，对纯商业经营活动必然产生的功利追求和物欲冲动进行理性层面上的约束和调整，将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适度结合，为当代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传统资源。这种借鉴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儒商将商业活动和经济伦理相互渗透、结合，有效消解了现代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使得现代经营活动具有更多的人情味。现代市场经济活动被称为“商战”，充满了火药味，将儒家伦理引入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作为现代经营管理的“剂”，有利于和谐市场主体和客体、厂商与顾客、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增强管理中的人彩。同时，儒商不是用纯商业、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待商业经营活动，而是意识到商业活动中的人际间的交互关系，他们更倾向于把商业经营看成一种社会性的广结善缘的活动，在追求利益目标的同时，建构和扩大人际缘分网络。这样，使得一种死的、没有感情的商品交换、物质交易变成鲜活的、充满生机的人际关系交流，帮助现代企业管理者树立起一种正确的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的职业观念和经营观念。

2.借鉴儒商“义利合一”的人格形象，培养大批有德有能、有社会担当意识的现代经营管理人才。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离不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而这种高素质有多方面的要求，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具有德性和功利完美结合的人格属性。作为具备知识分子精神的商界管理者，其所追求、所达到、所蕴涵的不仅是感性功利目的，而且还维护人的尊严，体现高尚道德的教化。其所引领的经商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工具道德理性的经济功能，他们不仅把自己看成一个经济人，承担造福人类的经济责任，而且把自己看成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人。他们为社会的繁荣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为社会的崇高培育着精神资源和道德楷模。

第4篇：商业道德的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日本町人与中国儒商所处的历史时期相近，虽然各自伦理思想都具有儒家文化的背景，但是由于价值观、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异同，因而导致其各自伦理思想的差异性也较大，对二者的伦理思想等进行深入比较，有助于更加准确的理解二者伦理思想之异同。

日本町人是指自中世纪初期至明治维新以前，居住于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町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5%一6%，人数约50万左右。町人与武士和农民一样，身份上是固定的，不可自由改变。正因为如此町人才形成了一股力量，而且产生了很多鼓吹町人伦理思想的著作，并逐步形成了伦理思想体系。从而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儒商是指有文化教养的，以儒家理念为指导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商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儒为四民只首，而商为四民之末，儒与商有天壤之别。由于封建当权者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人备受贬抑，直到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已经萌芽，这种传统的儒家伦理对商人的贬抑才有了很大的改观。“弃儒从贾”蔚然成风，至此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商。

1、町人与儒商对“仁”的理解

在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对商人有一种偏见，“商社性恶论”。这种偏见也是对商人社会低下的卑视。为此，町人哲学家石田梅岩主张商人之道为仁。他说:不知商人之道者，则贪婪亡家。若知商人之道者，则应离欲心，勉仁心。此乃是学问之德。梅岩提倡商人要离“欲心”，行“仁心”，把“仁”作为商人必备之德。这种思想还是对职业的“行”无贵贱观点的发挥。梅岩把商人作为“市井之臣”

来辅助君治理天下，商人在社会机能运转中，具有士农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商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要以行“仁”为道，梅岩特意在“月会”上，以“行仁为本”这一题目，教导他的门人弟子说:我儒以仁爱万物，不杀无益之物。一家有仁，则一国兴仁。尧舜率天下以仁，则民从之。作人处事应以仁为本。梅岩从儒家观点出发，认为只有行“仁”道，才能治家、治国。

商人作为“市井之臣”，对社会起应有的作用，也必须以行“仁”为本。“仁”字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在造就了明清晋商企业及其领军人物自强不息与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优良品格与作风。“力行近乎仁”，晋商的创业者们在商业领域辛勤耕耘，凭着顽强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坚毅拼搏，勤苦创业，节俭持家，积累商业财富，历经数代人、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就了一个个财力雄厚的晋商企业。成功的晋商们力戒为富不仁，坚持“仁厚”之道，如:著名的乔家大院历代主人几乎个个乐善好施，关心公益，据光绪八年《祁县志》记载:光绪三年，山西大旱灾，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饿死数百万，乔家大东家乔致庸在家乡出巨资贩灾，设立粥棚，救济灾民，救民甚众，受到褒奖;其子乔景俨执掌家业时，慷慨为家乡捐资兴修水利工程，资助祁县中学堂和太原私立光华女子学院创立，向穷人施舍医药等，深得时人赞誉。秉持“仁”道的晋商用自己的“仁”行树起了明清山西企业的良好公众形象，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自然也就赢得了数不尽的有形资产和巨大的无形财富。

如明正德年间，安庆潜山、桐城一带发生灾荒，粮价暴涨。休宁粮商汪平山并“不困人于厄”，将自己蓄储的谷粟，“悉贷诸贫，不责其息，远近德之”。清代休宁人吴鹏翔，侨寓汉阳，时值汉阳饥谨，“鹏翔适运川米数万石至，计之可获利数倍”，但吴鹏翔为救人于水火之中，“悉减值平巢，民赖以安”。为此，“自大吏至郡县咸与嘉奖”。清代歇县商人吴柄也是以“仁心”经商的典型。他“平生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势阻，辄食为之不宁”。儒商的伦理思想中“义”是经营立足的根本，“信”是经营兴旺的标志，而“仁”则是儒商经营理念的中心范畴。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认为，所谓“仁”就是“仁者爱人”。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爱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即爱血缘之亲;二是爱亲情以外的他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就是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而要实现仁的要求，就应由近及远地爱人，由爱血缘之亲，推及到非血缘之亲的他人。实现仁的途径，孔子认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伦理道德思想被后来的儒商嫁接到经营管理领域，以“爱人”为出发点，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商经营理念。致使儒商在经商过程中着意塑造商家的仁慈形象，如参与娠灾、乐善好施等，培养“洁身自好”“人品端正”的素质以树立商家的良好名声和仁者风范。

2、町人与儒商对“义利”的理解

町人的“义利观”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中井竹山，竹山所主张“利即义”的伦理思想中，其“利”是指“上下共利”，其“义”也是指“上下共利”。无论是庶民只为自己的“利”，还是幕藩统治者只为自己的“利”，都只能称为“私利”，而不能称之为“义’，尤其执掌政权的统治阶级，只有做到“上下共利”才是“义”。竹山这种将“上下共利”视为“义”，而否定历来官方以所谓“公利”为“义”的思想，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打破了此前将农工商之“利”视为“私”而将幕藩官方之“利”视为“公”的统治阶级伦理观，为建立以庶民大众为“公”、以庶民大众之利为“义”的价值伦理，提供了理性主义的理论依据。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义利观，是一种把义、利对立起来的义利观。孔子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明确提出“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以义制利”。“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的背景下人们商人的看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义利观在强调义、利对立的前提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义、利的统一性，并且认为主张重义轻利，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不合理性。从这一点来看，儒商的的义利观，相对儒家传统的统义利观来说，有其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随后在商品经济活动的应用过程中造就了儒商“义利兼顾”的商业伦理思想。在商业发展的初期，儒商是崇尚儒家伦理的“义利兼顾”的商人的典型。儒商在追求“利”的过程中，以“义为准绳”，“以义取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而决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儒商的义利观是一种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义利观。在一些儒商的传记中，有不少一边求利，一边行仁义的富商大贾。他们在经商过程中能够自觉的做到是义利兼顾、义利兼得。儒商在从事商业活动时，所关注的不仅是其商业活动是否可以获利，而且还有其行为是否能够具有道德上的正值意义。以义统利，义以生利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

而中国儒商的“诚信”状况，处于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此有各自不同的估价。但“诚信”确为近世儒商重要伦理。驰骋商界几百年的晋商和徽商，也都具有诚信的特征。徽商大都奉行“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诚信”作为重要的商业经营理念，在商业交往过程中，由于“诚信”能降低交易成本，并促成了儒商的事业成功，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因而在明末清初的儒商群体中对“诚信”认识和理解的历史进步性应给予充分肯定。在儒商“诚信”道德选择背后，实在也埋伏着物质利益驱动。康海在《扶风首宾樊翁墓志铭》中记商人樊现语云:“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不以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对‘旧益”的预期，使儒商选择了“不欺”和“诚信”;而“日益”的效果，又进一步强化了“诚信”意识。为了强调“诚信”合理性和神圣性，又进而将之“天道”本体化，上升到根本性伦理的高度。经济行为的相应文化支撑，道德支持只是其中之一，“诚信”又只为道德之一。

3、町人与儒商对“俭约”的理解

“俭约”是町人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町人哲学家石田梅岩的《俭约齐家论》就是其阐述“俭约”的核心文献。名称即透出浓厚的儒学特色，梅岩在《齐家论》中论述:町家之事琐细，难用大道言之。吾以为不然。自上至下，职分虽异，其理则一。得心而行节俭时，则家齐、国治、天下平。此焉非大道乎?所言俭约者，毕竟是为修身齐家耳。《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以修身为本。修身何有士农工商之别!修身以何为主?乃此心也。若以此身之微而喻之，犹如大仓中之一粒米。然而，成天、地、人之三才，唯心而已。”故士农工商虽职分各异，会得一理，则言士之道与农工商通，言农工商之道与士通，何必四民之俭约要分别论耶?言俭约无它，乃天生之正直也。天降生民，万民皆天之子也。故人乃一小天地，本无私欲，故我物即我物，人之物乃人之物，贷物收领，借物返还，丝毫不为我私，此乃正直也。若行此正直，世间一同和睦，四海之中皆兄弟也。“私欲虽害世，不知此之味而成俭约，皆至吝，为害甚也。吾所言由正直至俭约，则至助人。”“若要守正直，首当远离名闻利欲。”“俭约非仅衣服财器之事，总之，乃非私曲也。教以正心为志，退而应有工夫。”

这些话的关键点，在于将“俭约”与“正直”联系了起来，并说明“由正直至俭约”，而且区分了俭约与吝音。他还有许多论正直和俭约的话，如《语录》卷十一切忘怀而能守法则为俭约，“圣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随心之所欲亦成天下之法。”他不止一次讲“随法”就是俭约。这个“法”既是“物”之所具有的，也含幕府“实定法”之意，反映了石田梅岩思想的多重性与过渡性质。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对儒商的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所以对于儒商的“俭约”的伦理思想，还是要从传统的儒家思想谈起，儒家的始祖孔子虽没有很系统地论述过节俭问题，但他一贯主张节俭消费。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是当时奴隶制礼节的一个显著特点，孔子却提倡朴素的礼乐制度和道德风尚。在他看来，“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他认为人君能否守礼制，节嗜欲和尚节俭，直接关系到国家社极之盛衰存亡。对于一般庶民及士大夫阶层，他也同样强调应该用财有制，克俭持家。他提出“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位”“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儒家都“俭约”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儒商对“俭约”的理解，在现有的历史资料的记载中，儒商中的晋商和徽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的认识到“勤俭”“节约”是经商之根本。深明其重要性。

第5篇：商业道德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晋商 商业经营

晋商是最早的商人。旧时的山西商人即为晋商。现在晋商主要指明清时期的山西籍商人，俗称“山西帮”，是当时中国的十大商帮之首。史书中多次记载了山西人经商。晋商最早出现于尧舜禹时代，也是晋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晋文公时，山西有名的商业重镇是榆次和安邑；到了秦汉时代，山西的太原、平遥、汾阳、临汾、平陆等地己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之后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新兴商业城镇如泽州、太谷、平定、大同。元朝时期的“太原到平阳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之后是明朝时期，平阳、泽州富豪甲天下。晋商纵横商界五百年，明清五百年间，晋商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因此，当时流传着“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说法。

晋商伦理的形成以山西自古以来的纯朴民风为前提，既是晋商商业实践活动的历史产物，又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山西地域特色文化哺育的结果。晋商伦理产生的条件自然因素，精神因素，社会因素和内在因素。自然因素是由于艰苦环境的锻造，山西人大都质朴信实、吃苦耐劳、不怕冒险，顽强进取、不畏艰险、勤俭刻苦，而正是这优良品格促成晋商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山西人的精神因素是敦信义，崇正直，不欺所事，不负所托。明清时期“儒贾相通”、“学而保商”的社会风气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将儒家道德渗透于商业经营活动中，为晋商伦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制约和影响，秉持着传统义利观的晋商很自然地将道德因素注入经营活动，强调经商有道，做人有德，坚持以质取信，信义取利，塑造了诚实笃信、义孚天下的儒商形象，形成了自我约束、自我修省的商德规范和贾道精神。由外部压力而激发的内部动力机制，有效地促进了晋商伦理的发展，成为晋商伦理形成和发展的一个深刻内在根源。下面分别从晋商常家和乔家来介绍晋商的商业伦理。

晋商常家商业伦理不仅在常家家族商业的崛起、发展、兴盛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商业伦理研究与建设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常家的崇商敬业、尚义求利、杖信如石、以人为本的商业伦理精神，对当今市场主体职业观、利益观、信用观的树立和科学经营理念的形成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常家崇商敬业伦理精有助于市场主体树立良好的职业观和商业效益的可持续性。因此，现阶段引导市场主体建立崇商敬业的职业观，仅能够帮助市场主体树立职业荣誉感，且能够引导它们形成良好的商业伦理精神，从而促进市场经济整体良性运行。晋商常家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活动始于清康熙年间，自此之后的20余年，常家崇商敬业，世代相传，苦心经营。其次，尚义求利有助于。义利问题历来是商人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而常家的商业伦理精神与市场主体正确的利益观相呼应。

第6篇：商业道德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传统 商业 伦理道德 现代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入世后市场经济主体及行为的复杂化，新闻媒体中有一个话题日见趋热：市场要不要讲道德？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才是我们应该提倡和遵行的？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短，大量问题涌现，商业诚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中国商业伦理的建设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很多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时均源从西方主流管理学和经济学相关领域中寻找理论，动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等，本文拟略换思路，讨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是否可寻找些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也许国人于传统文化中能接受和汲取的会更多更深。

一、何谓现代商业伦理？

经济伦理指的是直接调节和规范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系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内在于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商业伦理规范的领域其实很广泛，商业伦理对财务数据的准确、合同的遵守、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是很显然的。此外，产品质量、环境影响、知识产权、雇用关系也都是商业伦理规范的领域。如果一个公司始终坚持商业伦理，那么其员工会有自豪感，从而会激发出更多的热情与创造性；如果产品始终是可信赖的，最终会获得客户的信任；与供应商的交往也是如此，供应合同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如果能获得对方的信任，那么合同不完备的问题就能很容易得到解决。当然，有些时候，坚持商业伦理是有代价的，尽管最终会有收益，但长期收益可能是当时无法预见的，这就需要一种勇气。

二、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中的可取之处

尽管我国历代君王都有重农抑商的思想，因此我国商业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发展却十分缓慢。甚至长期把商人视为社会底层人物，但正是这样一个阶层在与社会其他人交往过程中发展出了很多充满商业智慧的好的商业伦理。略举如下：

1、“诚信为本”、“薄利多销”的企业理念

贱买贵卖，获取利润是商人的基本目标或经营手法。中国古代商人不乏奸商，但是廉贾如陶朱者也不少。“诚”是儒家伦理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德目，也是中国交换伦理德重要典范。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可以赢来商业信誉，引来更多的顾客。司马迁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他们的经营方针是“诚信为本”、“薄利多销”即通过树立“诚信无欺”的经营信誉赢得顾客。以“薄利多销”来增加利润。“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也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企业道德的核心。现在所推崇的诚信经济，与合作者、消费者共赢多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价实、货真、量足、守义的企业伦理道德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商业伦理发展中所提倡的4p理论（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其实也和这些思想息息相关。

3、富好行德，周济贫民，捐赠国家的企业传统行为

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行为不应当是无序的，必须有一整套商业伦理原则和规范进行制约。我国商业伦理产生最早，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勤”、“俭”、“察”。我国古代商业企业优良传统正是通过商人的行为而表现出来。乐施于民成为商人的美德。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是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

4、体现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观念文化起主要作用

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体现尤为强烈。近代中国的经济及历史现状，决定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是中国近代和现代企业文化的主导意识。爱国民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实业救国论”、“主人翁精神”，近代民族资本家荣氏兄弟、新中国成立后鞍钢的孟泰、大庆油田的王进喜等就是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企业文化中，不是制度文化起主导作用，而是观念文化即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民族资本家兴办企业其经营往往不单纯为了经济目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如荣氏兄弟、张元济等把“实业救国”作为其兴办企业的最高目标。 现代商业伦理中当然不能一味强调为国奉献，但涉及到幼稚产业发展，出口遭遇贸易壁垒，国内价格战烧到国外市场时，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前人更为高远的一些看法呢？

三、从传统商业伦理中寻找建设现代商业伦理契机

当前西方商业书籍流行极广，中国悠久的商业文化和伦理道德几乎已成被遗忘的对象，甚至完全没有话语权。相关学界和企业界人士应该认识到：加强我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一个必经阶段。国外的很多管理思想和方法未必一定能完全为我所用。当前最应考虑的一个话题显然应该是如何在现有国际化大背景下，勿忘现有历史资源。不仅是把优秀的传统商业伦理封存在记忆中，或者仅作为讨论谈资。重要的是应考虑如何从可操作层面上探索建立完整现代商业伦理体系的方法和模式。比如政府、企业、社区甚至整个社会如何引导互动，相关理念的宣传贯彻，文化表达权和话语权应如何树立等等。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宝贵资源，经过去粗存精，结合现代思想，必将大放异彩。不要忘了我国的传统商业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个大循环，当我们在埋头拜读西方相关著时，西方也在认真学习我们的论语和道德经。

参考文献：

第7篇：商业道德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传统 商业 伦理道德 现代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入世后市场经济主体及行为的复杂化，新闻媒体中有一个话题日见趋热：市场要不要讲道德？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才是我们应该提倡和遵行的？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短，大量问题涌现，商业诚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中国商业伦理的建设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很多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时均源从西方主流管理学和经济学相关领域中寻找理论，动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等，本文拟略换思路，讨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是否可寻找些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也许国人于传统文化中能接受和汲取的会更多更深。

一、何谓现代商业伦理？

经济伦理指的是直接调节和规范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系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内在于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商业伦理规范的领域其实很广泛，商业伦理对财务数据的准确、合同的遵守、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是很显然的。此外，产品质量、环境影响、知识产权、雇用关系也都是商业伦理规范的领域。WwW.133229.CoM如果一个公司始终坚持商业伦理，那么其员工会有自豪感，从而会激发出更多的热情与创造性；如果产品始终是可信赖的，最终会获得客户的信任；与供应商的交往也是如此，供应合同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如果能获得对方的信任，那么合同不完备的问题就能很容易得到解决。当然，有些时候，坚持商业伦理是有代价的，尽管最终会有收益，但长期收益可能是当时无法预见的，这就需要一种勇气。

二、中国传统商业伦理中的可取之处

尽管我国历代君王都有重农抑商的思想，因此我国商业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发展却十分缓慢。甚至长期把商人视为社会底层人物，但正是这样一个阶层在与社会其他人交往过程中发展出了很多充满商业智慧的好的商业伦理。略举如下：

1、“诚信为本”、“薄利多销”的企业理念

贱买贵卖，获取利润是商人的基本目标或经营手法。中国古代商人不乏奸商，但是廉贾如陶朱者也不少。“诚”是儒家伦理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德目，也是中国交换伦理德重要典范。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可以赢来商业信誉，引来更多的顾客。司马迁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他们的经营方针是“诚信为本”、“薄利多销”即通过树立“诚信无欺”的经营信誉赢得顾客。以“薄利多销”来增加利润。“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也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企业道德的核心。现在所推崇的诚信经济，与合作者、消费者共赢多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价实、货真、量足、守义的企业伦理道德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商业伦理发展中所提倡的4p理论（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其实也和这些思想息息相关。

3、富好行德，周济贫民，捐赠国家的企业传统行为

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行为不应当是无序的，必须有一整套商业伦理原则和规范进行制约。我国商业伦理产生最早，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勤”、“俭”、“察”。我国古代商业企业优良传统正是通过商人的行为而表现出来。乐施于民成为商人的美德。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是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

4、体现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观念文化起主要作用

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体现尤为强烈。近代中国的经济及历史现状，决定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是中国近代和现代企业文化的主导意识。爱国民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实业救国论”、“主人翁精神”，近代民族资本家荣氏兄弟、新中国成立后鞍钢的孟泰、大庆油田的王进喜等就是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企业文化中，不是制度文化起主导作用，而是观念文化即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民族资本家兴办企业其经营往往不单纯为了经济目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如荣氏兄弟、张元济等把“实业救国”作为其兴办企业的最高目标。 现代商业伦理中当然不能一味强调为国奉献，但涉及到幼稚产业发展，出口遭遇贸易壁垒，国内价格战烧到国外市场时，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前人更为高远的一些看法呢？

三、从传统商业伦理中寻找建设现代商业伦理契机

当前西方商业书籍流行极广，中国悠久的商业文化和伦理道德几乎已成被遗忘的对象，甚至完全没有话语权。相关学界和企业界人士应该认识到：加强我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一个必经阶段。国外的很多管理思想和方法未必一定能完全为我所用。当前最应考虑的一个话题显然应该是如何在现有国际化大背景下，勿忘现有历史资源。不仅是把优秀的传统商业伦理封存在记忆中，或者仅作为讨论谈资。重要的是应考虑如何从可操作层面上探索建立完整现代商业伦理体系的方法和模式。比如政府、企业、社区甚至整个社会如何引导互动，相关理念的宣传贯彻，文化表达权和话语权应如何树立等等。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宝贵资源，经过去粗存精，结合现代思想，必将大放异彩。不要忘了我国的传统商业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个大循环，当我们在埋头拜读西方相关著时，西方也在认真学习我们的论语和道德经。

参考文献：

第8篇：商业道德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商业伦理；道德教育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提高了。由于企业家和经营者对经济利益片面追求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对产品质量的不负责，从而给消费者的人身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是物质相对比较充裕的年代，人们在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更加注重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所以对于企业出现的这种损害消费者利益，危害消费者健康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在追究了企业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之后，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经济法律问题，更是关乎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道德问题。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提高企业的商业伦理道德水平。所以，进行商业伦理学的教育以提高其伦理道德教育质量是势在必行的。

一、商业伦理学的概念

商业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主要涉及管理学和伦理学两个方面，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它将伦理学的一般原则与管理学的理论相融合，以商业活动中组织与组织、个体与个体、以及组织与个体之间的伦理秩序与规则为研究对象，试图寻找出可以普遍适应工商活动的一般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从而更好的指导工商行业的运行。商业伦理道德教育，其实就是通过大学开设的这些关于商业伦理学及其相关的课程来进行的。

二、开展商业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加强商业伦理道德教育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蕴涵着对经济主体的道德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趋利经济也是道德经济，所以在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必要符合道德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所以在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的同时，必须保持平等竞争、等价交换，没有信用的企业必将被市场淘汰。所以要建立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能缺少一个良好的商业道德体系。市场需要道德的维持，道德也促进着市场的有效运行。

2.加强商业伦理道德教育是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企业是一个盈利组织，他们经营管理主要目标是节省成本，提高利润。而道德行为其实对社会交易成本有着很大的影响，是值得企业关注的内容。假设一个企业没有很好的恪守商业道德，虽然可以暂时盈利，但是很可能也会得到其他企业同样的对待。长此以往，企业之间只会越来越不信任彼此，极大的增加了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会让交易行为变的复杂。而如果每个企业都能恪守商业道德，营造一个道德良好的社会，企业之间彼此信任，则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摩擦，使得交易活动变得更有效率，这对于企业而言是共赢的行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应该要恪守商业道德。

3.加强商业伦理道德教育是健全大学生人格的需要。商业伦理道德教育应该首先从大学生中间开展，大学生是未来的企业领导人，他们的商业伦理道德水平决定了未来企业的商业伦理道德水平。商业伦理道德教育还可以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高知识分子，更需要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接受商业伦理道德教育，是替社会培养更优秀的人才必不可少的课程。

三、提升商业伦理道德教育的对策和措施

1.建立有效完备的信用考核制度、完善法律制度，为商业伦理道德教育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效完备的信用考核制度可以评价一个企业的信用程度，作为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一个评价依据，规范了企业的行为，也帮助企业找到了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平衡点。除了有效的制度，还需要把法律作为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的强有力后盾。法律是规范企业经济行为最基本的规则与保障，任何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都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予以惩戒。法律是道德的根本保障，没有法律的威慑，道德机制的约束力是完全不够的。因此，建立一个有效的信用考核制度、完善法律制度，可以为商业伦理道德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2.提高全民的道德修养，为商业伦理道德教育提供社会环境。在遵纪守法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的道德宣扬，使公民更能理解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通过道德教育提高了全民的道德素质，帮助人们区分商业活动中对和错的行为，避免了公民触犯法律的几率，道德也可以帮助法律中有缺陷的行为做出决定。企业有了法律制度的约束，就不能肆意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抑制了企业违法行为的发生。企业如果将商业伦理道德编入员工手册及招聘条件中，将会使企业员工的商业伦理道德水平提高。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着市场环境，还对社会起着重要的影响。

3.建立完善的大学生商业伦理道德教育体系。建立完善的大学生商业伦理道德教育体系，首先要确立商业伦理道德教育的目标体系。由于高校培养的人才不仅是技能型的、知识型的，还必须是道德型的，所以商业伦理道德教育目标至少要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目标：第一层面，大学生首先要掌握课本介绍的关于商业伦理的基本理论和模式。对现有的理论进行熟悉，了解他们的背景和内容，能对各种商业伦理理论和模式进行区分。第二层面，学生可以通过已经掌握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对现有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锻炼学生的伦理决策能力。通过确定商业伦理道德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成果评价，我们希望可以构建出可以培养中国财经院校大学生良好商业伦理道德的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施祖军.高等商业院校开设商业伦理学课程势在必行[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04）：110-112.

第9篇：商业道德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生态性；职业道德教育；金融机构

中图分类号：D64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7）04-0144-07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银行等商业企业在市场化改革中频频暴露出的诚信问题，从表面看是商业银行在相关的内部管理机制和企业文化建设上存在不足以及政府的法律规范存在缺失引起[1]。但是，其根本原因则是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下降，道德教育生态系断裂，道德教育模式和道德精神不匹配。职业道德在员工整体素质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只有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银行才能更好的发展。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关系到金融行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商业银行职业道德问题已经成为金融界以及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2]。目前，中国正在大力加强企业的创新化和诚信化建设，商业银行的职业道德问题关系到国家重大经济政策方针能否得到落实以及整个行业发展的职业道德风气。而商业银行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改进都离不开其职业道德教育的主体，因此，研究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问题显得尤为重要[3]。

学术界围绕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这一主题的研究较为广泛，对职业道德教育目标与原则、内容与意义、体系和途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通过对这些成果的分析，我们发现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研究仍有一些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内容。事实上，银行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信用经济，信用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但是，银行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引发的问题却会使得这种货币信用经济关系变得混乱，甚至阻碍金融行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稳定，并且会增加社会的不和谐因素[4]。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成效不明显，笔者认为可以换个角度讨论有效的道德教育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决定道德教育效力的因素不是单方面的，最重要最核心的要件就是道德教育生态的构建，道德教育生态构建对解决商业银行诚信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意义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系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综合[5]。对于银行来说，道德就是在银行这一金融体系中能对银行职工的意识、感情、意志、行为等起引导和规范作用的价值标准[6]。

职业道德教育是指借助职业道德、社会舆论、组织文化和内在信念等思想观念，及培训、考核和内部监控等基本手段，使单位从业人员形成普遍性的道德信念、道德认识、道德情感以及道德意志，从而能够更加积极地、富于进取地完成工作任务，以此来达到管理、教育的目的[6]。商业银行的职业道德教育则是指：在商业银行内部对银行职员进行有目的的能够影响其认识以及行为的教育活动，约束银行员工在工作中的道德行为，与此同时，引导他们规范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工作时不与银行内部的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相违背，以使个体能更好地融入到银行工作中，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更好地为银行的未来发展和客户服务[7]。

（一）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

从职业道德的定义看，商业银行的职业道德教育主要目的是提高员工的思想道德认识，规范职业道德行为。商业银行是“窗口”行业，直接与货币金钱打交道，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不仅必须而且必然。总结起来，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诚实守信教育、忠于职守教育、守法合规教育、专业专注教育、廉洁奉公与保守秘密教育、服务客户教育。

其一，诚实守信教育。诚实守信教育是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的首要内容，也是引领社会诚实建设的重要内容。古人云：遵守诚信的人就是遵从天道的人。诚信教育就是培养商业银行从业人员重承诺、守信用、讲真话的品德[8]。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诚实是其立足于社会、受到他人尊重和认可的基础；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则是企业形象建立的主要依据。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诚信缺乏会对企业造成严重的损失。例如，曾经的世界500强之首美国安然公司因为会计造假的不诚信使其最终走向破产，而在2008年美国的世通、施乐公司又出现了严重的财务不诚信案件从而导致两公司的股价大跌。这充分说明诚信是金融机构的安身立命之本。图1是根据中国证监会和银监会的行业诚信发展相关数据汇总整理而得。从图1可以看到中国近些年来部分金融企业诚信发展不佳对行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情况。

图1所反映的数据是由于中国金融行业诚信建设不足导致的行业经济损失正在逐年加大，并且经济损失呈现出一定的加快趋势，这需要引起企业界和学术界充分重视。同时，作为金融领域的核心团队，商业银行由于诚信问题而造成的损失总量在金融行业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这说明商业银行的诚信缺位问题较为严重，构建商业银行的职业诚信道德教育的生态性体系迫在眉睫。

其二，忠于职守教育。忠于职守就是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忠诚地对待自己的职业，在岗位上履行好职责，这也是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9-10]。商业银行的事业发展离不开一群忠于职守的企业员工，如果员工懈怠自己的工作，就可能给银行发展带来严重的危机。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忠诚于自己的工作才会热爱自己的工作，也才会产生促使自己不断进取的动力。可见，在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中进行忠于职守教育十分重要[11]。否则，商业银行员工则会给企业发展带来危害。例如，2012年工商银行就出现了一例因为员工对贷款人申请材料审查不严而导致的违规贷款情况，最终使银行的贷款无法回收而造成重大的损失。相反，银行工作人员忠于职守则会对银行的发展带来促进作用。例如，2005年一名农行员工面对抢劫歹徒的威胁仍奋不顾身保护银行资产，最终保障了国家财产的安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数据显示，2008-2013年期间，中国商业银行由于T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者银行呆坏账比例虽然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价值总额却不断上升（图2）。

从图2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2008-2013年商业银行因为企业员工而造成的损失总体上逐年增长，6年间增加了236亿元人民币，总量增长了60.98%。（2）在银行的全部经济损失中因为商业银行企业员工的造成的损失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说明银行在加强职工“尽忠职守”的职业道德教育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是从比例的总体变化来看，目前因为员工不够尽职尽责而造成的损失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

其三，守法合规教育。对于金融行业而言，保障企业的资产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比让资产增值更加重要，这就要求从业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来进行流程的操作[12]。而金融机构要想获得财富的增值则更是要求员工能够进行守法合规的操作。所以，在商业银行的职业道德教育中开展“守法合规”的职业教育同样也是其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的从业人员应当遵守国家的相关金融法律以及行业的规范和企业的规章制度。虽然已经出台了多部关于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文件，如《中国人民银行法》等。但是，法律法规无论怎样健全也离不开员工的自觉遵守；而在法律法规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则更需要员工的自觉遵守。因此，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必须注重对工作人员的守法合规教育，保障工作人员能够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工作，从而杜绝见利忘义行为。

其四，专业专注教育。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环境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白热化，消费者对企业服务的品质要求也不断提升。因此，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所在岗位的专业知识技能[13]。对商业银行的职员进行专注专业的职业道德教育就是要让员工做到精通本职业务知识，并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学习以提高专业水平和服务技能[14]。金融行业的发展特点决定了从业者必须具备高度专注的精神状态以及娴熟的专业业务处理技巧。那些在业务中经常出错的人不仅会降低银行的服务水平，而且还会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同时，在社会竞争日益综合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需要面对的业务内容将更加广泛。所以，为了适应金融行业快速发展的步伐，银行的从业人员还要对专业领域以外的知识有所了解，从而全面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并在进行相关决策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其五，廉洁奉公与保守秘密教育。廉洁奉公既是一种法律要求，也是一种道德要求，要求公职人员能够在利益面前保持应有的道德品质。在中国商业银行中，由于相关的内部制度建设、监督机制和外部的法律约束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得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能够有机会获得非法的利益[15]。因此，在这种利益诱惑下保持员工的廉洁奉公显得尤为重要。对员工进行廉洁奉公的教育一方面保障了银行的资产安全，另一方面也保护了一批企业员工和党的干部。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每天与金钱接触，在长期的接触中难免会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中加强廉洁奉公教育十分重要。

由于商业银行的行业特殊性，在其业务活动开展中有许多内容暂时不便公开，即秘密[16]。这些秘密内容一旦泄露就有可能对客户、银行产生巨大的负作用，这就要求银行工作人员在接触到这些信息以后能够自觉地保守这些秘密信息，不为外界的利益诱惑或者不因其他原因而泄露秘密。目前，在商业银行的客户信息保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一些银行员工将客户的信息泄露给某些房地产公司或者销售公司，从而侵犯了客户的利益。

其六，服务客户教育。虽然商业银行基本上都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已经存在一定的私有性，但是商业银行的绝大部分仍然属于公有或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17]。显然，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公有企业必须做好服务群众的工作。在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人们与银行业务沟通的频率也越来越大，银行工作人员必须充分发挥国企服务群众的职能，为群众提供积极的服务。而为群众提供服务不仅与职业技能有关，还与职业道德密切联系，拥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就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在商业银行的职业道德教育中，服务群众的教育既是所有教育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二）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

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金融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发展的健康状况、服务水平直接影响到全行业的发展和服务水平，商业银行进行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意义重大。第一，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商业银行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工作人员，对这些工作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有利于提升他们的职业道德意识，从而促使他们在利益面前能够保证坚持为公的原则，而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中能够永葆激情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第二，有利于促进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在经济学中人具有利己属性，在银行领域的员工面临的利益诱惑更大。如果不对银行员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很多员工可能失去理性而造成对银行的危害。第三，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实力。长期以来，商业银行的服务态度大多不能让顾客完全满意，使得一些顾客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纷纷转到民营金融机构中。特别是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进入，使得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开展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有利于提高员工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从而有利于增加顾客满意度和提升银行的对外竞争力。

三、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体系的生态性构建

生态性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提出的新概念，其核心理念就是寻求一种良性的可循环式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中投入的物质尽可能少而产出尽可能高，并且在产品使用后还能够做到最大化的回收再利用[18]。在生态性的发展中必须具备：生态性的发展理念和目标、生态性的发展流程和实施步骤，以及实施结果的生态性监测和改进完善三个环节。将这一发展理念融入到商业银行的职业道德教育构建中就是要建立一种良性循环，促进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体系建立，从而促进职业道德教育的发展并l挥实际作用。笔者遵循生态性发展的三个环节，对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的生态性构建进行探讨。

（一）生态性发展目标

构建生态性教育体系，就是增强道德教育的效果，使道德教育能像自然生态一样具有生命力，促进系统内部各要素有机组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体系生态性发展目标就是构建一种先进、科学、高效、优质的，确保培训师、员工、培训机构三方共赢的教育理念。该教育理念提倡系统思维方式，强调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密切合作，追求整体效用最大化。提高职业道德教育的自觉性，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主人翁的心态投入到工作中，爱岗敬业、廉洁奉公，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二）生态性构建原则

其一，系统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就是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的整体互动，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要把道德教育与其他业务教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各种培训组成一个系统，各个部分相互呼应，形成整体效应，从道德教育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出发寻求预防银行职工道德问题的方法。除此之外，在课程内容安排上要注重培养员工的整体意识。

其二，渗透性原则。渗透性主要基于道德教育生态环境对人的作用方式这一角度。道德教育生态环境对人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影响不是靠强制手段，而主要通过感染、暗示、激励、熏陶等方式的渗透而逐步实现。在道德教育生态环境中，各种各样的生态因子每时每刻同教育对象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教育对象通过与这些因子的交流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并逐渐由量变到质变，实现道德品质的升华。如果周围环境中消极因子占主导地位，那么教育对象也会受到其影响而偏离教育目标，很难塑造完善的道德人格。

其三，多样性原则。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平衡的必要条件。多样性原则要求：一是教学内容的多样性，人文、管理、沟通、银行业务知识都要涉及；二是教学方式的多样性，既有传统的教学模式，也有远程教育、互动教学模式；三是培训师的多样性，培训师不局限于银行内部的培训讲师，可以邀请大学教师、企业管理人员、法律人员等进行各个知识层面的培训。

其四，开放性原则。职业道德教育生态系统中各组成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职业道德教育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都具有开放性。一是实现职业道德教育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开放；二是道德教育系统内部实现培训方式、培训热荨⑴嘌的勘甑娜诤稀

其五，动态性原则。自然界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而非绝对平衡，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系统会发生变化，然后产生一个新的平衡。职业道德教育的影响因素是复杂多变的，因此道德教育生态要求应根据外部教育环境的变化，及时转变观念，调整职业道德教育目标，创新职业道德教育内容，更新职业道德教育方式。

（三）生态性理论构建

职业道德生态教育要求以生态世界观的观点、方法以及与相关事物相统一协调的原则来观察和处理道德教育问题，道德教育系统内各种要素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便形成道德教育生态。同自然生态系统包含主体、客体、介体和循环体一样，道德教育也相应有由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目标和方法、教育环境等要素构成的不断循环更新的生态系统。

其一，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在生态。内在生态主要指与道德精神相匹配的道德教育模式，所谓道德教育模式，就是关于道德的教育样式。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模式包括构成模式的培训师、银行职员、教育规则等，又包括培训师和银行职员按教育规则的运行方式，也就是二者之间相互协同、制约的关系。从生态世界观的视角对道德教育中的教育者、教育对象以及道德教育内容、方法等进行观照，可以探索包含生态型的师生关系、课程结构、教育方法及与新的道德教育精神相匹配的道德教育模式。

其二，商业银行道德教育的外在生态。外在生态就是通常讲的大环境。道德教育的生态环境比一般生物生态学的生态环境复杂得多，包括道德教育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等。人类的生态适应类型所反映的生理特性，与道德教育的结构模式、道德教育活动方式、道德教育体系都会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道德教育的社会环境又称道德教育的结构环境，一般说来这是人类特有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政治制度、政治结构都对道德教育产生巨大影响。经济作为社会生态环境中重要的生态因子，制约着道德教育的目标、层次以及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手段。道德教育规范环境又称道德教育精神环境或价值环境，包括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传统与习俗等，它们对道德教育产生渗透、交织、促进或阻碍等作用和影响。

（四）生态性现实构建

1.明确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的理念和发展目标

在构建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的生态性时首先要明确职业道德教育的理念。商业银行是属于社会的公共财富，带有明显的公共和为人民服务的特点。同时，银行要追求利益，所以，既要服务又要利润，并且商业银行作为金融领域的代表其行为还要具有模范带头作用[19]。因此，商业银行在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时应当树立这样的教育理念：以精诚服务拓展业务发展空间，并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高的品牌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的传统道德观，以科学创新态度不断学习金融知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不断发展的金融服务手段，促进社会经济稳步提升。

明确教育理念以后，商业银行还应当建立具有行业特色的职业道德教育目标。虽然各个商业银行的发展环境和业务内容有所差别，但是，在职业道德教育的培养目标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笔者认为，在商业银行的职业道德教育中应当树立的培养目标是：建立行业基本道德标准，达成高度认同的企业文化，逐步提升道德要求和自身修养。

2.建立和完善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制度

为了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必须建立相对应的职业道德教育制度。具体内容包括：（1）制定规范的道德教育制度内容，即道德教育要如何实施以及如何保证实施的效果。

（2）制定道德教育的奖惩机制。为了支持银行相关机构和个人能够积极响应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应当对那些在制度执行过程中表现优秀的部门或者个人进行表彰奖励，而对于不严格执行相关制度的部门或者工作人员则应当进行适当的处罚。（3）建立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从而保障制度的有效执行。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教育监督机制就难以完全保证商业银行各部门能够严格执行相关的教育培训制度，所以必须有一套外部的监督机制来促使组织部门严格执行职业道德培训。教育的结果如何，需要在实际工作和企业效益中检验，目前，金融行业正在面临互联网技术创新的冲击，顺应技术变革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利用客户的社交平台和服务的网络平台及时提升金融服务业水平，不仅是道德要求，还是技术服务要求。

3.加强从业过程中的道德教育

由于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的工作受到社会的影响较大，容易产生对岗位道德的忽视和淡化，这就需要保证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随时跟进，从而使得工作人员一直处在良好的职业道德水平上。所以，必须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对工作人员的整个从业过程进行不间断的高质量职业道德教育。

一方面，细化职业道德教育内容。第一，加强对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观念教育，让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将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植入到脑海中。第二，加强对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化教育，而不是随意的、临时性的教育。第三，加强对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警示教育，让从业者从一些不遵守职业道德而受到处罚的案例中吸取教训并警示自己。

另一方面，优化职业道德教育方法。第一，充分发挥先进模范和党员先锋带动作用，激励从业者提高对自己的道德要求。第二，对从业人员进行业务能力培训从而提高其为社会服务的水平。第三，对从业者进行相关法律法规教育，使其能够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开展相关活动。实践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创新平台，比如银行内部行业公、私两条线分开管理的实践，从专业性上讲对公、对私分开管理有利于发挥分工的专业技能和特长，但对于银行职能的分割，让客户感受不到整体性，易导致银行内部分配机制产生服务分裂，其原因表明内部道德水平层次不够，客户至上服务至上的观念还停留在口号上，个人业绩及收入分配仍占据了重要位置。

最后，强化岗位培训和后续教育。要针对不同的工作岗位对从业人员进行针对性的职业道德教育，不搞一刀切。例如，柜台人员和现金清点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内容就应当有所差别，前者要体现“微笑服务”，后者则需“严肃认真”。

4.加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院校教育

商业银行新入职员工主要来源于各类高等院校，所以，在对商业银行从业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时必须注重从源头抓起。为此，各类高等院校需加强职业道德专项教育。第一，相关人才培养的院校应当将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一门课程入到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并不断强化学生对职业道德的认识。第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明确是非曲直，从而做到在职业生活中能够正人正己。第三，相关院校需要明确对学生的未来职业道德教育方向，引导他们自我升华。不论面对大、小客户，银行服务的金字招牌不能动摇，大、小客户只会影响银行短期利润，守信精准的服务才是银行对经济社会的核心价值。

5.提升从业人员自身职业道德素养

上述方法体系中主要是从外部对从业者进行职业道德教育，而要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重视内因的作用，即还要从从业者自身的角度强化职业道德教育。第一，从业人员要主动配合银行开展的各项职业道德教育，根据组织部门的相关要求进行改善提高。第二，从业人员要保持思想意识的灵活性和与时俱进，不能固守僵化，要以现实的需求为出发点不断丰富自我职业道德教育内涵。第三，树立公正和廉洁心态，保障自己能够在利益诱惑面前独立思考。

四、结论

在市场化竞争时代，商业银行作为金融领域的领导者对于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商业银行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水平则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品牌、信誉以及社会服务能力，并对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产生间接的示范效应。可见，提高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水平就必须构建一套生态性的职业道德教育体系。生态性体系的构建必须明确商业银行职业道德教育的理念和发展目标，建立和完善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制度，加强从业过程中的道德教育，同时加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院校教育中的精神和头脑优势，从而提升从业人员自身职业道德素养。

参考文献：

[1]罗梅.基层商业银行职业道德建设之我见[J].企业经济，2002（12）：187.

[2]洪建成.建设良好的商业银行职业道德[N].衡阳日报，2009-05-07（06）.

[3]郭金良.论商业银行从业人员职业素质教育[J].时代金融，2012（6）：163.

[4]毛泽盛，万亚兰.中国影子银行与银行体系稳定性阈值效应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2（11）：65-73.

[5]李春秋.新编伦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6]赖驰群.建设银行职业道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7]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办公室.公共基础[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8]徐明东，陈学彬.货币环境、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J].金融研究，2012（7）：50-62.

[9]方意，赵胜民，谢晓闻.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分析――兼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问题[J].管理世界，2012（11）：9-19.

[10]梁肖.我国金融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延吉：延边大学，2014.

[11]谷树忠，胡咏君，周洪.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J].资源科学，2013（1）：2-13.

[12]欧阳志云，郑华，岳平.建立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与措施[J].生态学报，2013（3）：686-692.

[13]綦艳宁.银行员工职业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治理[J].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2）：79-80.

[14]于洪丽.高职院校会计专业职业道德教育的现状及改进路径[J].教育与职业，2014（35）：79-80.

[15]曾凡龙.职业道德教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16]郑忠华，李年初.建设银行职业道德规范[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17]王灿发.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J].中国法学，2014（3）：34-53.

[18]曾海娟.论在职业道德教育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17）：94-96.

[19]陈安，赵曦.中部六省市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演变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5）：778-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