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实践的主要描述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实践的主要描述范文

在对HPS真实本性进行讨论的同时，科学社会学家们提出了哲学分析在更一般条件下的效验问题。他们所批评的是一直存在于一些科学哲学家中的关于唯一性、统一性和科学合理性的观念。在这期间发展起来许多不同的科学研究纲领，甚至与最初的强纲领差异甚大。不过，虽然这些纲领之间存在差异性，但仍共享这样的主张：要在语境中理解科学，不仅意味着知识的语境，也意味着实用的、社会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的语境[1]。80年代末，当许多科学社会学家放弃了更极端的建构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本质论(essentialism)时，一个日益清晰的判断在所有的辩论方中涌现出来，即每一个现有的科学学(science studies)学科都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重视对语境中的科学进行分析表明了科学事业复杂、多面的本性——这是当人们注意科学的语境性细节时不可回避的一个特征。科学能够严格地以哲学、或社会学或历史的术语加以有效地理解，这是难以置信的[1]。近来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中令人瞩目的进展，是把对科学的理解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变成作为实践的科学。科学学的一部分转变为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CSSK)，这种转变依赖于人们如何定位文化的涵义，而这一研究是通过一种语境和文化的科学编史学的形式来处理的。

在此意义上，“科学实践”的概念是科学学中一个需要加以澄清的关键概念，它还需要提供解释力，从而使其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近来对“科学实践”的系统性研究已成为科学学中一个新的分支，它借助了科学文化史的概念工具而得到了发展。在这一新的分支中，一些人认为，“科学实践”观将为我们处理科学的语境分析提供新的概念工具。因此，他们的部分工作就是发展一个“科学实践”的解释性概念。

不同的学者都在试图给出某种科学实践的概念，以解释科学事业及科学复杂、多面的本性。不幸的是，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计划都至少在两个方面将认识论问题放在了一边。一方面，他们没有致力于从历史和认识论角度来分析诸如证明、证据、检验和错误等认识论概念，而是多使用诸如抑制、技巧、劳动、作用(agency)、抵制、启发式结构(heuristic structure)等社会和人类学的解释性概念。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计划不是规范性的，而主要是描述和文化解释性的。他们关注的是去描述科学事业的社会、心理和经济学方面，而不是试图发现用来评价和(或)指示科学知识甚至科学实践的认知范畴。

科学实践的研究(SSP)与传统的HPS共享着一个旨趣，即从历史的观点来分析科学事业，同时关注于按照科学真正发生的方式来理解科学。然而，思想上的主要区别在于，SSP不把对科学的认知关注看作一个值得分析的关键主题。我想要说明的是，从HPS到CSSK的转变，在分析和解释科学知识的认知规范性方面出现了困境，皮克林和劳斯的科学实践理论将有助于说明一些这样的困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首先分析从HPS到CSSK的转变；接着考察CSSK中两种关于科学实践的代表性的观点；然后提出一些被认为是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知识的认识规范性的认知困境。

1　从HPS到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

在1980年代中，发生了一个从HPS到科学研究再到文化研究的转向。1985年，出现了著名的语境性的科学编史学。夏平和沙弗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波义耳和实验室生活》一书以历史的方式展示了，在复辟时代英格兰的地方性语境中，科学事实是怎样在物质、文化和社会技术的相互作用中被建构出来的[2]。这一研究瓦解了对影响科学的因素做“内在的”和“外在的”两分的传统。由此带来了被支持者称为“科学学”的活动，即一种跨学科的组合，其中科学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变得“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联”。

一些学者越来越考虑为像“科学学”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增加新的“语境性”的进路(approach)。这些更新的语境性进路，逐渐成为文化理论的发展方向和人类学家严肃探究的工具。当这些人类学进路转向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时，科学自身变成一种“文化”。通过一些学者特别是皮克林的工作，语境主义为科学哲学提供了方法上的补充。

1980年代末，皮克林开始拒绝SSK议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SSK不能简单的提供给我们获得科学丰富性的一整套概念体系，比如，装配仪器、计划、运转、解释实验、精心阐述理论这样的密集工作，以及与实验室负责人、杂志、给予资助的机构协商等”[3]。对皮克林而言，作为科学史家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以及作为科学社会学家的布鲁尔和巴恩斯的问题，主要源于他们将研究定位于宏观层次以及与实践相对的理论。

皮克林的实践概念是在两个意义上表达的：一是时间上作为文化拓展和转换的实践。另一个意义上的实践与科学家在其日常工作中所依赖的特定的、可重复的活动序列相联系。皮克林对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解释，体现出他对科学的复杂性及知识和实践要素的丰富性的强烈欣赏，他开始将这称作“实践的冲撞”。通过这种措辞，皮克林把科学生活的本质定位于“实践的动力学”。这是一个复杂交互的、相互依赖的过程，一个不断重塑物质程序、解释和理论的过程。皮克林发展了一种关注细节的特征，特别是关注某些地方性情景中的科学家，如路易斯·阿文兰兹或盖尔克蒙·默普尔哥，这使得皮克林可以在一种极其复杂的、不同联系的风土志(topology)研究中来描绘科学实践，作为实际科学的不相统一、缝补拼凑和分裂破碎，从其虚构的统一性中发出的一声遥远的呼喊。皮克林分析了高能物理学的语境，根据他的说法，理论家和实验者在那里顺从于不同的小组，以便能够将研究进行下去，这种研究具有一种积累不同“机会”的特征。

在这个拓展了的科学文化的概念中，皮克林试图超出作为知识的科学的概念，去包容科学的物质、社会和时间的维度。他主张将科学不仅想像成一种表征是可能的，人们可以从这种观点出发：世界首先并非是被事实和观察充满的，而是充满了作用。世界持续不断地制造事物(doing things)，与我们有关的事物不是建立在无肉体的智力上的观察陈述，而是一种基于物质存在物之上的作用[4]。不过，皮克林主张，可以通过对实践的分析来说明其认识论上的论证。确切地说，他主张“对实践暂时性的严格分析指向一种对科学知识的历史性理解，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超越了客观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陈词滥调”[4]。皮克林的认识论论证，旨在拒斥用科学家共享的标准或用他们的兴趣来解释科学的客观性。客观性是彻底的和时间性的，通过科学实践的历史发展而形成；并且，按照皮克林的观点，传统的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并不能充分地描绘科学事业的复杂性。他说：“这……是一般问题的一个清晰的例子。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已经开始认真地考察实践，但仍沿用过去所使用的不恰当的词汇来表达他们的理解，在过去，虽然科学知识是可以谈论的，但似乎与实践无关。”[4]。皮克林谈论的是传统的限制性谈话，按照他的观点，这种谈话只不过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用以控制科学家的作用的一种认识规则的变形而已。

皮克林的解释计划，将科学知识的现存状态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和当代社会地位的结果来说明。其编史学特征之一，即展示科学信念和实践的偶然性，以消解其自然的或合理的必然性外表。科学知识社会学自身并不能指点科学信念或科学实践中的特定变化，而只能为人类作用更自如地演练开辟一个偶然性的空间[5]。在此意义上，皮克林认为“科学的选择在原则上是不能还原的，是开放的，即使从历史的观点看，依据未来实践所意识到的机会，选择自由是被封闭的”[6]。简言之，皮克林从理论优位和表征性的科学观中脱身，转而关注科学实践，以理解仪器、模型、实验和科学中等干预性程序的作用。

1996年，劳斯出版了《参与科学》一书，提供了后实证主义最新的讨论以及文化和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成果对理解科学实践的贡献等相关问题；同时，讨论了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及实践是如何产生知识的，并为反表征主义提供了清楚的辩护，对文化研究进行了有所偏向的整理。

2002年，劳斯出版了《科学实践何以重要》一书，书中他面对《参与科学》的一些批评，对他所提倡的自然主义的科学实践概念给予了详细说明。他的主要观点是要证明一种哲学的自然主义，作为遵从科学的元哲学自然主义或与科学相协调的哲学自然主义是可以解释自然的。他提出一个双重策略：一方面，反自然主义者，比如内格尔，希尔和泰勒的批评是源于语言的逻辑或超验的必然性；另一方面，通过规范的可说明性将科学实践重新构想为可以确认的，从而不必还原为任何规律和规则就可以理解的因果过程。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拒绝在自然和规范之间做任何系统的区别，并把这种区别设想为一种有害的二元论。他非常严肃地对待特纳对实践的批评，但强调特纳的批评“没有认识到一种可选择的实践概念的可能性，这种作为实践的要素的行为表现被恰当地看作应对正确和不正确的规范负责”。劳斯正确地断言，并不是所有的实践者都可以执行同样的行动或者拥有同样的预设，因此，他把特纳对实践的批评看作是“共享的预设”。但是劳斯认为，实践者和实践中的其他要素应对不适当或其他方面不正确的执行和预设负责。因此，标志着某些行为表现的不正确认可和其他的不同回答，本身就是规范性的实践[5]。

对劳斯而言，“实践通过设定一个格局构成现象中的客体，在该格局中，客体和其他事物之间的边界是有区别的，而且边界应对它们所形成的区别负责任”[5]。这一观点说明，自然界是有内在规范性的，这种内在规范性仅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即它关系到自然界的部分是如何存在和运转的，以及这些部分的行为从根本上可以看作具有确定的特征。劳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作为实践要素的行为表现所共享的规范性说明来理解实践”[5]，这意味着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行为表现可以进行相互解释，而不需要其中任何基础的基本规则。为了区别作为规则性的实践和作为规范性的实践，劳斯强调一种在语言学实践和话语实践间相关的区别。那些将实践等同于规则和共享信念或概念系统的人，典型作法是将语言放在实践领域之外。相反，劳斯认为，实践的规范性概念最好像布兰德姆、维特根斯坦和戴维森所论证的那样，合并为一般的意向性概念那样理解。语言和意向性的更一般语用学说明，将语言看作是动力学的和规范性的，意味着共享的意义或信念并不是预先存在的可以解释交流可能性的事实，而是在解释作为具有交流属性的语言的过程中被援用的预先假定的规范。

与皮克林相同，劳斯的核心目标是清楚地表达一种可供选择的科学理解的概念，这种对科学的理解既不源于自然的必然性表征也不对这一特征的其他形式的二元论让步。劳斯将科学实践而非理论表征的概念作为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的核心。他承认，在他的计划中有几个部分：(1)实践是按照其规范性的可说明性而不是表述行为的规律性来重新构想的。(2)实践的语义学重要性是按照话语实践而不是语言学表征重建的。(3)话语实践的特殊的语言学成分在语义学上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们在物质内部作用的模式中的位置。这些更大的模式是话语的并不是因为每一个事物都是语言的一部分，而是因为语言伴随着每一个事物。(4)他认为科学实践揭示了自然现象而不是客体，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实践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自身是可理解的。(5)这种观点使得科学中实验的实践的首要地位能够得到理解。按照劳斯的观点，科学通过它们对自然的处理使得自然成为可理解的，而实验性实践包括了改造世界的物质干预，同时也是一种概念的表达[5]。

2　文化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

文化研究来源于一种HPS的社会形式，特别是来源于整合了科学的社会和文化史的HPS。通过这种转变，损失的是认知承诺，而增加的是对作为解释手段的社会因素的过分强调。文化研究承认社会和社会学的成分进入到科学实践中，这样做的代价是科学事业失去了智力和哲学的特征。在余下的讨论中，我将扼要的说明，皮克林和劳斯的科学实践概念中认知分析是如何令人惋惜地消失的。

皮克林和劳斯的科学实践概念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坚持抛弃理论优位和表征的科学观。正如已提到的，他们关注科学实践以理解仪器、模式和实验在科学中所起的作用。对皮克林来说，“实践”概念和关于科学的社会和文化史的一般活动一样，比“理论”更为基础。“理论”不再是通过它来对科学进行分析的概念，主要是因为它依赖于作为表征的知识观。像证据、可能的知识、错误的控制、非完全决定性，认知证明等认识论问题，被“科学活动的丰富性”的文化历史的分析所取代。当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没有在智识议程(intellectual agenda)中出现时，从“理论”转向“实践”就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转变；这个日程的核心目标是“当科学中文化拓展的工作发生的时候及时地去理解它”[4]。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这种分析策略有两个缺点：(1)它局限在实验科学上；(2)它将实验的一种主要的认识论目标排除在外，即对理论的认知支持。先看前者，他的分析对于像实验物理学这样程序虽有效地简化了，但并没有排除掉理论、表征或叙述性实践的学科，仅具有有限的合法性。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皮克林的科学实践概念能为像古生物学、宇宙哲学、地质学、考古学和进化生物学这样以文本性和叙述性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性的科学提供怎样的解释力[7]。再看后者，皮克林对实验实践的分析大体说来是对作为过程的科学的分析，但他并没有解释这一过程是如何产生出一种认识论上稳定的产品的。几年前，麦克姆林区别了两种意义上的科学：作为产品的科学和作为过程的科学，前者是一组具有支持证据的陈述，后者则包括了证据赖以积累的(实验的、工具的和社会历史的)路径[8]。正如麦克姆林主张的那样，问题在于科学有效性的判断标准是否能在科学实践之中被发现，如，科学知识的认知规范性(科学的认识论的要素作为产品)怎样以及为何是存在于科学实践(科学作为过程)中的。皮克林没有对这个问题加以解释，一个原因就在于其作为过程的科学观是超负荷的，过分强调了“科学事实上是如何工作的”这个基本问题。

然而，皮克林的科学实践观展示了某些历史编史学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认识论的结果；但不幸的是，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研究。确切地说，我的观点是，按照皮克林的论点，科学所具有历史性会对以一种本质论的方式定义科学这样一种企图构成挑战。这种观点驱使我们转向一个认识论上非常重要的历史问题：科学是怎样在历史中形成的？其认识论的重要性依赖于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科学的一个核心部分是科学知识及其历史变化。因此，可以用下述术语来重新表述已经提到的问题：科学信念、证明、证据以及许多其他嵌入科学知识中的认知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与皮克林的观点相反，事实上科学不仅包含着物质实践。科学也可以从一种认识论的观点来进行关注，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为“认识论的实践”，即，作为一种信念体系，其叙事提高了共同体的认知一致性。劳斯也没有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研究科学实践。他认为科学实践揭示的是自然现象而不是客体，这使科学中实验实践的首要地位能够得到理解。科学通过与自然界打交道来使理解自然成为可能，而实验实践包括改造世界的物质干预，同时也是一种概念性的表达。与皮克林的理论一样，在劳斯的理论中，我们再一次发现将科学等同于实验实践的局限性的(和不完美的)因素。把皮克林和劳斯的科学实践理论应用于理论科学或历史科学中，并试图去理解将那些理论性科学中的表征与理论一致性放在一边的理由将很有趣。正是因为将整个科学知识的谱系限制在实验科学中，才可以顺理成章的将表征或符合不再看作是基础性的问题。不过劳斯的理论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困难。他的目标是，通过规范性的可说明性来重新构想一个可以确认的科学实践，来理解因果过程，而不必将其还原为任何规律或规则。但有趣的是，劳斯不是在谈论认识论的规范性，而只是在谈社会的规范性。他主张可以通过要素表现的共享规范的可说明性来理解实践，在这点上，他是清楚的。表现基本上是一种某物或某人作用、操作或行为的方式，这完全是一个社会的主题。

第2篇：劳动实践的主要描述范文

西方认识论发展史的主旋律一直都是基础主义的规范认识论。然而，自从1969年奎因倡导自然化认识论以来，许多哲学家积极响应并发展了这种自然主义认识论。坎贝尔、吉尔、撒伽德、劳丹、胡克、邱奇兰和布朗等人都主张，人类认识包括科学认识活动是一种自然现象，应该象研究其它自然现象那样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认识论问题。自然化认识论已经发展成为当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研究中方兴未艾的一种思潮。

自然化认识论是在基础主义受到攻击、第一哲学被抛弃、先验论的藩篱被推倒之后，为了避免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应运而生的。它既反对有超越科学认识活动的优越的阿基米德点，也反对放弃认识论研究的怀疑主义，企图在基础主义与怀疑主义的两极对抗中找到第三条出路，即使认识论研究自然化、实证化、科学化，从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去阐明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寓于自然科学之中，而自然科学又存在于自然化认识论之中”。［（1）］

不过，自然化认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因而遭到反对者的诘难。一个紧要的问题是，认识论被自然化、科学化、实证化之后是否仍然具有规范性？自然化认识论的倡导者奎因及其者西格尔等人都否认自然化认识论具有规范的功能，而以劳丹和布朗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则坚持认为自然化认识论应该具有规范性。

布朗（Harold I.Brown）是近年来在美国哲学界十分活跃的哲学家。他的代表作《感知、理论与选择——一种新的科学哲学》（1977）在美国两度再版，并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日文分别在马德里、罗马和东京出版。他的《合理性》（1988）对科学合理性作出了独到的理论阐释，受到国际科学哲学界的广泛重视。近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发了他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特别是《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对“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是规范的”之诘难作了透彻的辩析和有力的反击。

二

许多哲学家都认为，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是规范的，不可能经验地建构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依照他们的观点，首先，科学必须通过规范自我控制，任何从科学中抽象出认识论规范的努力都将只产生那些早已蕴含于科学研究活动中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化认识论将不可避免地是循环的；［（2）］其次，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一以贯之。因为，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不可能包含于科学之中，“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非经验性的辩护理论——这种理论由认识论研究提供。我们需要探索出一种温和的第一哲学。”；［（3）］最后，从科学中获取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就是从“是”中获取“应该”或从事实中获取规范，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荒谬企图。甚至有的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已经接受了这条反对意见。［（4）］

上述反对意见的要义在于表明：支配经验科学研究的规范不可能经验地建构，而必须先验地建构，因而，自然化认识论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诘难，布朗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中从以下三个方面为自然化认识论作了有力的辩护。

（一）没有超经验的规范

布朗认为，在论述先验认识规范的浩翰文献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常常被忽略，即“我们如何建构规范？我们人类拥有什么样的认识能力去先验地把握认识规范？”［5，p.55］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采取语言分析的方法对先验规范的建构和把握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经验主义关于先验有三个重要论点：第一，所有的先验真理都是概念真理；第二，概念真理包含于分析命题之中；第三，分析命题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布朗把分析论证的焦点放在第三个论点上。因为，依据经验主义的观点，“先验规范一定是以某种方式建立在分析真理之上的”［5，P.63］，而第三个论点则“为阐述我们何以能够先验地把握真理提供了依据。”［5，p.56］

在古典经验主义那里，词汇是语言分析的基本单元，而词汇又是由通过直观就能界定的基本词汇和依基本词汇而定义的辅助词汇（basic vocabulary，auxiliary vocabulary）所组成。一个命题是不是分析的以及一个分析命题是否为真，完全取决于该命题中辅助术语的定义。据此，布朗就以辅助术语为基点分析它及由它所构成的分析命题嵌入我们语言之中的过程。通过分析，布朗得出结论说，“我们创造自己的语言，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要求我们创造这种语言而不是另一种语言。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的语言创造具有任意性，而是说，我们的语言是在我们与世界之间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而且，我们的语言反映了我们认为值得保存的处理周围环境的方式。语言与世界及经验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裂缝，不过，这个裂缝被各种实用上的考虑充斥着。”“语言体系都不是任意的，也不受依据不容置疑的原理的合理推断所驱使。”［5，p.58］

接着，布朗又依据路易斯（C.L.Lewis）的现代经验主义观点对分析命题进行剖析。与古典经验主义不同，路易斯主张，一个概念系统是由一组相互联系的分析命题构成的，一个术语的意义由它在这些分析命题中所具体体现出来的与其他术语的关系决定的。我们运用这个分析命题系统是为了理解经验的意义，并通过把感性所与归入概念系统来达到这个目的。一旦归化成功，我们的概念系统分析机制就会使我们作出关于未来经验的推论。经验不必满足由概念系统作出的预测。当预测失败时，我们的典型反应是撤消对感性所与最初的识别。然而，如果某个特定的识别频繁地导致预测失败，人们就开始怀疑那个概念（与感性所与相应的）的有用性。在路易斯看来，经验会促使我们作出拒斥某个概念系统的决定，却不能逻辑地驱使我们拒斥一个概念系统。一个被拒斥的概念系统仍然由一些真分析命题组成，但是，这些真分析命题不再包含于我们目前用以处理经验世界的一系列分析命题之中。［（6）］

布朗认为，虽然古典经验主义与现代经验主义关于概念和分析性的观点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继而所有的概念都能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可能通过反思“燃素”和“热质”的意义去发现任何分析真理，尽管过去有许多人能够这样做。同样，“地球不是行星”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这一命题表述了一个分析真理；而对我们而言，它不过是一种经验上的错觉。布朗指出，分析命题也能遭到拒斥，不过它是在被遗弃的意义上被拒斥：它不是错误的，但不能服务于任何有益的目的，或者说它完全是累赘，游离于我们用以处理经验的命题体系之外。

在布朗看来，正是术语、分析命题嵌入我们语言之中的历史把术语、分析命题与其赖以生成的经验基础隔离开来，而表面上的“经验约束的丧失是形成分析命题关键的认识论特性的原因——分析命题的真值独立于世界或我们的经验。”［5，p.57］所以，分析命题并非没有经验内容，“如果从元语言学的观点来考查一个分析命题系统，我们就会发现它包含了大量的经验内容。”［5，p.62］

在把握了分析命题的特性之后，布朗转而讨论建立在分析命题之上的先验认识规范。他认为，“认识规范不象下棋规则，而更象下棋战略和技巧。……换句话说，认识规范需要辩护。”［5，p.63］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怎样才能运用分析命题去为先验认识规范辩护。他认为有两种途径去实现这个目的。一种途径是给词下定义，这种定义隐含于分析命题之中并成为适当运用这些词的先验规范。“如果我们对概念的选择完全是任意的，这些规范就类似于下棋规则——因此它与我们的目的无关。然而，我通过论辩已经表明，我们的语言选择并非完全任意的，它们总是在某些实用约束条件下进行的，而一旦这些实用约束条件被人们认同，我们就不能再坚持说定义提供了不受经验评价的先验规范。“如果逻辑规范是因它们与分析命题的联系而成为先验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都要接受科学的评价，那么，我们的逻辑规范也要接受科学的评价。”［5，p.64］

总之，“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都要受经验的制约，很自然地，建立在分析命题之上的任何规范也都要受经验的制约——即使这些规范能够在我们目前的概念框架中先验地建构起来。”［5，p.64］

（二）科学不需要超科学的规范

在对先验规范进行分析并得出没有超经验的规范或规范必须接受经验制约的结论之后，布朗进一步考查了科学认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规范，考察它们是怎样产生并受到评价的。

在他看来，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有两种不同形式的规范：追求目的形式和行为指令形式，它们在科学实践中是相互依存的。就行为指令形式而言，人们在习惯上区分绝对指令和假言指令两种规范。布朗和劳丹一样，认为科学方法论中充满了内在于科学的假言指令，不存在绝对指令。

许多哲学家认为，逻辑是绝对指令之源。然而，布朗在前面的分析论证中就已经表明，从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看，逻辑有经验性的渊源。本来，这足以表明逻辑不可能是绝对指令之源，不过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而有必要进行直接的论辩。

布朗以科学活动中接受某个命题的具体指令为例来具体阐明他的上述观点，通过分析论证，他得出结论说，逻辑既不能为接受命题提供绝对的必要条件，也不能提供绝对的充分条件。比如，接受一个命题最可能的绝对性必要条件是内洽。但是，布朗认为，这个要求也只能在“接受”的某种意义上成立（他在分析中把“接受”区分为几种不同意义）。就算我们不应该相信我们认识到有内在矛盾的命题，也不应该相信我们认为是相互矛盾的一组命题，“但是，很有可能有两个命题即使相互矛盾而它们却拥有唯一的真的经验推论。当我们把接受P界定为把P当作进一步研究或解决问题的基础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5，p.68］人们多次指出玻尔原子理论是有内在矛盾的，但这并没有阻止科学家进一步发展他的理论，或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预言。虽然玻尔原子理论最终被一个内洽的理论所取代，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如果当初物理学家因为玻尔理论有内在矛盾而拒绝它，玻尔理论会更加有效地被取代。因此，“我们如何处置一组有内在矛盾的命题，将部分地受所追求的科学目的和研究现状的制约。”［5，p.68］

布朗结合大量的科学实践活动具体考察了科学认识过程中产生规范并评价规范的途径。他认为这些途径大体上有三种：1．源于理论原理的规范；2．观察中的规范；3．来自对科学进行经验性研究的规范。通过详尽的分析，他指出，这些规范都是内在于科学的，它们不仅源于科学活动而且受科学活动的评价。总之，“以科学目的和方法论指令两种形式出现的规范，与理论假说、实验设计、新数学以及科学内容的其他方面一样，是以相同的方式被引入、被评价的。人们提出规范并检验规范，如果一个建议看上去是有前途的，它就被探索追寻；如果它丧失前途，就得被修正或被抛弃。”［5，p.69］科学不需要超越于科学评价的规范。

（三）答对自然化认识论之诘难

布朗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的结语中，集中回答了反对者对自然化认识论的诘难。

首先，自然化认识论包含从事实演绎出规范的企图吗？布朗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同意坎贝尔和胡克的观点，认为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规范本身就是假说。［（7）］布朗指出，人们打算追求某一目的或为达到某一目的而打算尝试运用某种既定的方法论，这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或逻辑上的困难；研究者应用某种方法论是因为他们断定这种方法论在另一不同的领域是成功的，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

其次，布朗强调指出，自然化认识论试图在科学实践中探索科学方法论不存在逻辑循环。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被科学与诸如象棋之类的游戏之间的一种不确切相似所误导。”［5，p.75］象棋有一套构成规则，不遵守这些规则就不能下棋。如果真的有一套类似的构成科学活动的方法论规则，那么就会出现逻辑循环；要么，当我们主张对方法论规则进行科学地检验时我们就已经承认了这些规则；要么，对这些规则的检验根本就不是科学的。但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活动这种历史现象并不适合于这个模式。科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业，在科学活动中研究者运用不同的方法追求不同的目的，这样，检验各种理论和实验设计以及检验各种方法论和目的都有非常广阔的视野。……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根本就不适合我们认定为科学活动的复杂历史现象。”［5，p.75］

最后，科学事业是自我辩护的吗？布朗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大概都在追求一种由先验认识论提供的终极辩护。在他看来，不可能有终极辩护，因为，独立于科学而对科学进行的辩护要求我们不探索科学研究与世界发生的相互作用而去获得这种辩护所必需的知识。当然，没有终极辩护并不等于说其他所有辩护都是无益的。他指出，如果我们想理解什么辩护对我们有益以及如何寻求有益的辩护，科学认识过程本身就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我们应该只是在从事大量的科学活动之后而不是在开始之前去企求理解科学是何以被辩护的。”（［5］，p.76）

三

认识论作为研究人类认识活动的哲学理论，它应当负担起三项任务：1．描述，回答人类认识“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2．解释，回答人类认识“为什么”的问题；3．规范，回答人类认识“应如何”的问题。这三项任务是密切相关、不可或缺的。描述是解释和规范的基础，规范是描述和解释的目的，而解释则是描述与规范间的中介。

然而，自古以来，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主旋律一直都是规范认识论，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到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波普尔，他们都注重在某种解释的基础上对认识活动进行规范研究，而忽视描述研究。在他们看来，人类认识活动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能够支配该活动的规范，认识论研究者或科学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努力去寻求这种规范，以便让认识者或科学家在各自的认识活动中自觉地遵循，从而促进认识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家合理性就在于对他们所认为的某种或某些规范的遵循。20世纪60年代之后，认识论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意识到，科学认识活动并没有绝对不变、普遍有效的规范；哲学家不应该发号施令要认识者或科学家遵循这样或那样的规范，而应当忠实地描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认识活动过程。这样，许多哲学家在重视对认识活动的描述研究和解释研究的同时又走向另一极端，不同程度地轻视规范研究。认识论被“生物化、进化论化、自然化、社会化、结构化、发生化、行为化、语言化、计算化——甚至化为乌有（罗蒂化）。”［（8）］于是，西方哲学认识论研究逐渐分化成规范与非规范两种不同的取向。

布朗旗帜鲜明地反对在认识论研究中把描述与规范割裂开来，强调在描述、分析和解释认识活动的基础上研究认识规范，从而把对认识活动的描述研究、解释研究和规范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他赞同并发展了自然化认识论研究，但是反对某些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在倡导自然化认识论的同时，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轻视认识论的规范性。布朗认为，非规范的自然化认识论已降为“描述心理学”，至多只能描述理论产生的心理机制和过程，而对理论的真伪优劣之评价没有丝毫作用。他与非规范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不同，并不是一概地反对认识规范，而是反对脱离科学实践、超越认识活动、在认识活动之外去寻求支配认识活动的规范。为此，他深刻地阐明了先验规范的经验性，强调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来自于科学实践并受科学实践的检验和评价、随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因此，在自然化的基础上强调认识论的规范性、在描述与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布朗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既是对自然化认识论反对者的有力反击，又为克服自然化认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对主义倾向提供了批判武器。

在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布朗和劳丹一样，在反对传统的规范认识论的同时都反对非规范的自然化认识论，都强调要为认识活动的合理性辩护。在这个意义上，布朗也可以被看作劳丹所说的“规范自然主义者”。不过，布朗自己说他与劳丹“在方法和具体细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5，p.65］本文认为，布朗和劳丹的理论差异远不止在方法和细节上，他们除了研究方向相近外，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其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劳丹是站在反实在论或工具主义的立场上，着重从元方法论的角度发展他的规范自然主义理论。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变动着的科学方法及规则或规范是如何合理地演变的。布朗则是站在实在论的立场上，着重从元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他的规范性自然化认识论思想。他的主要任务是要揭示那些包括元科学标准在内的认识规范是如何经验地建构并受科学实践的检验、评价的。

其次，由于劳丹把科学目的和科学方法看作是不同的认识范畴，所以，在他那里，认识规范实际上就是脱离目的的方法规则。这样，正如J．R布朗（James Robert Brown）评价的那样，在劳丹看来，“物理学和神学、数学和形而上学、地质学和社会学，在正确地追求它们自己的认识目标时都有相同的方法。当然，这些学科的某些研究者可能没有较好地遵循方法规则，但是，只要他们的行为是真正合乎理性的，而且这些方法是普遍有效的。”［（9）］由此可见，在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问题上，劳丹仍然紧紧抱住方法论理想不放。

布朗则认为科学方法和科学目的并不是分属于不同的认识论范畴，它们二者都要接受相同形式的经验评价。［（10）］他认为，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并不能归结为对方法论规则的遵循。在有明确的方法论规则的情况下遵循它固然是合理的，但是，在科学探索的许多场合都没有明确的方法论规则可循，这时更需要人的理性。而且，科学实践表明，认识主体往往能在没有明确规则的情况下作出合理性的行动来。［（11）］

仔细的分析表明，传统规范认识论中的规范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规范中立于理论；其二，规范中立于认识主体。从这个角度看，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只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对第一方面作出批判，而没有或很少触及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在认识过程中，人是以主体方式，以其内在尺度和思维图式能动地反映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主体性。因此，产生于科学实践之中并随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规范如何为认识主体理性地把握和具体运用，是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包括布朗忽视或回避了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当代西方认识论研究中还存在一股“社会化”思潮。自然化认识论的阳光未及的角度，正是社会化认识论滋生的温床。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甚至在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研究中倡导彻底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从科学认识活动的社会学因素、文化学因素中去寻找科学理论发展的根据和理论评价的标准。尽管认识论的社会化存在着诸多偏颇，不可能独立地解决当代认识论面临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忽视认识活动的社会文化特性绝对不可能解决认识论问题。因为，在认识活动中，主体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其他主体发生社会性的认识互动过程中与客体产生相互作用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化与社会化的趋同与整合，描述、解释与规范的辩证统一，是当代认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W.V.O.Quine，"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in Ontological Relativ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2）H.Siegel，"Justification， Discovery and the Naturalizing of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47 (1980)， p.309.

（3）H.Siegel，"Empirical Phsyschology，Naturalzed Epistemology andFirst Philosophy"， Philosopy of Science 51 (1984)， p.675.

（4）P.Kitchener，"Genetic Epistemology， Normative Epistemology andPsychologism"， Synthese 45 (1980)， PP. 266—267.

（5）H.I.Brown，"Normative Epistemology and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Inquiry 31.

（6）C.I.Lewis， An Analysis of Knowledge and Valuation(1946)， Mindand the World Order (1956).

（7）D.Campbell，"Science policy from a Naturalistic Sociological Epistemology"(1984):C.A.Hooker， A Realistic Theory of Science (1987).

（8）M.W. Wartofsky，"Epistemology Historicized"， in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Reidel， 1987.

（9）J.R.Brown， Scientific Rationality: The Sociological Turn， Reidel， 1984， pp. 7—8.

第3篇：劳动实践的主要描述范文

论文关键词：农业合作社，农户收入，丹阳市，丹徒区

 

一、 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国家的粮食战略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农业作为一种天然的弱质产业，具有投入时期长、收益较低等特点，同时，由于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自然条件、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农业又成为一种高风险产业。传统上，我国是以小农经济方式进行生产和经营的，这直接导致了农业从业者抗风险能力的缺乏。首先社会实践论文，个体小农没有足够的能力对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其经济决策经常不能反映市场需求。其次，小农因为生产规模小，市场谈判能力较弱，而无法通过谈判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价格论文开题报告。因此，农户希望能通过一些制度和组织，与同业经营者，与上下游经营者进行结合，以减少风险，增加收入。于是，农业合作社划时代地产生了。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兴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各种形式和产业的合作社工作开展地如火如荼。特别是2006年《合作社法》颁布之后，农业合作社得到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推广，农业生产和经营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但是，目前的农业合作社出现了求量不求质、管理不规范、利润分配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实践论文，农业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针对农业合作社所存在的问题，大批专家和学者都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并提供了政策建议。一部分专家从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入手，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内源性根据；也有一些专家着眼于合作社的组织结构，从管理和组织的角度进行探讨；另外，也有相当多的专家通过研究认为合作社的立法才是关键之处。总之，专家们的研究大多是针对组织自身开展的，而针对农户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微观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的态度和意愿直接决定了合作社的发展。

因此，本研究正是从农户的角度出发，通过问卷调查、统计描述的方法，分析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的现状与态度，并计量分析农户参加合作社的行为对收入的影响，从而为发展农业合作社规模、推广合作优势、更好地以合作社形式增强农业竞争力、保障农户利益提供政策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二）文献综述

杨惠芳（2005）认为，解决农民增收的关键在组织创新,建立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使我们找到了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和载体。

韩洁、薛桂霞（2007）认为，农业合作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不仅表现在其市场经营和谈判能力的增强社会实践论文，更与生产一体化、二次分红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王新利,李世武（2007）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优越性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基础的。要使这类组织获得长远而良好的发展，进而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强有力的帮助，政策的实行需要遵循这一基本原理。

二、 数据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次数据由本班四位同学利用暑假时间前往丹阳市丹徒区实地调查获得，我们走访了当地茶叶合作社周边的4个村落，共发放问卷220份，通过剔除信息明显错误、前后矛盾和异常的问卷21份，实际有效问卷为199份，有效率高达90.45%。

（二）数据分析

1、数据分析分为描述分析和计量分析两部分。在描述分析中，将参加合作社农户与未参加合作社农户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身份（是否村干部或党员）以及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产品销售价格等指标做横向的比较，以此对这两个群体的特征做出基本的描述。在计量分析中，选择农户总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家庭种植规模、非农收入、是否加入合作社、生产资料成本为解释变量，采用Cobb-Douglas模型进行计量。

2、描述统计：

（1）年龄：参加合作社的农户户主平均年龄为47.36岁，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户主平均年龄为47.40岁，且两个群体中户主年龄都是呈正态分布的，因此，户主年龄没有显著差异论文开题报告。

（2）文化程度：将户主受教育程度按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分别赋值为1、2、3、4、5社会实践论文，则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这五项比例依次是0，8.82%，47.05%，26.47%，17.65%，平均值为3.14，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这五项比例依次是0，12.12%，76.97%，4.84%，4.84%，平均值为3.11.从各种文化程度分布比例来说，未参加合作社的户主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但总体均值较为接近，这是因为当地的教育模式以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主，大部分户主的文化程度都是初中社会实践论文，以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户主绝对人数较少。

（3）身份：在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村干部或党员的比例占到了50%，而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村干部或党员的比例仅为7.88%，有理由相信，身份的区别对参加合作社与否是有着较大影响的，这也与理论分析的结果吻合，通常认为担任村干部或党员的农户觉悟较高，能够积极响应号召，另外也需要起带动作用，因此参与的意愿与可能性更高。

（4）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在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中，平均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为64.67%，而对于未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平均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为64.13%，同时两个群体也符合正态分布。

（5）农产品销售价格：本次调查对象为当地的曲阿茶叶合作社，通过调查了解到，大部分农户每年采摘两次茶叶。从问卷反映的情况来看，对于参加合作社的农户社会实践论文，第一次茶叶的平均出售价格是328.1元/斤，第二次茶叶平均出售价格是235.2元/斤；对于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户，第一次茶叶出售价格为319.6元/斤，第二次茶叶出售价格为227.4元/斤，且上述数据分布都较为紧凑。

3、计量分析：

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总收入，以Y表示。解释变量见下表：

 

表1 实证模型解释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平均值

D1 是否加入合作社：是=1，否=0 0.23

X1 种植规模：农户耕种的总面积(亩) 3.43

第4篇：劳动实践的主要描述范文

摘要：本文以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为框架，组合管理学及相关学科的一些基本要素，建立组织中的“人”的元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衍生需求模型、需求特性模型，为组织理论、应用、实践提供借鉴、视角。

关键词 ：系统人 模型 元模型 需求模型 特性模型

一、引言

无论管理理论，还是管理实践；无论探讨组织，还是探讨行为；无论研究文化与学习，还是研究变革；无论运筹战略，还是力行战术；无论基于过程的管理，还是基于交付的管理；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作为生产关系的宿主，在漫长的管理历史长河中，演绎着历史，创造着历史，也谱写着历史。

管理学史上出现过“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关于人的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像“X理论”、“Y理论”、“Z理论”、“双因素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等等需求与激励的模型。这些模型为管理理论、应用、实践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本文承袭以上管理学模型模式，以系统科学与工程理论为框架，组合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要素，建立组织中的“人”的元模型，基于“系统科学与工程”特色称之为 “系统人”元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衍生“系统人”需求模型、“系统人”需求特性模型，为组织管理理论中的范式、比喻的建立提供借鉴，为管理应用与实践的前提、假设的建立提供视角。

二、元模型

组织中的“系统人”，可由一些基本要素构成。这些要素可以抽象地描述组织中普遍意义上的、表征稳定、形态可控、特征规律化明显的人。基于描述的抽象性，称之为“元模型”。

元模型的基本要素包括，动物机体，为物质基础要素；人性哲学，为观念要素；认识，为智力要素；情感与情绪，为心理要素；劳动，作为人类的本质活动，为活动要素；社会关系，为环境要素。元模型的基本要素描述如下。

1.动物机体。人是与外界环境有着明确界限的有机系统，通过严整的机制统一组织机体内各组成部分协同运行，与外部环境进行资源交换，选择性适应并干预外部环境，实现机体的有效运转；以个体的“存在性”为根本，演绎个体产生、成长、成熟、繁衍、抚育、衰退、消亡的过程，有寻求“存在”状态向好的本能性需求。

2.人性哲学。人基于先天特质、后天认识，形成个人哲学，即对自然、社会、思维、情感的较为稳定的认识（自然观、社会观、思维观、情感观），并造就与之匹配的态度，影响着个人衡量付出、所得、社会交往、心理感受的价值标准。

3.认识。人通过感性与理性认识机体内部、外部环境，获取、存储、加工、转化、优化、升级相关信号、信息、知识，并以一定的认识形式与机体本身和外部环境发生作用，通过学习、实践提升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能力。

4.情感与情绪。人以成长环境、机体机能、思维方式为基础，构筑一定的情感与情绪模式。这种模式呈现出状态可控性，受个人机体环境、外部环境影响，会呈现出波动性（正面、负面），偶尔出现失控，有整体向好的态势，这是一个适应性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对情感、情绪认识提高的结果。

5.劳动。人身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并与之作用。在个人的人性哲学影响下，基于个体的认识能力、功能能力，调整自身的情感、情绪，进行个体、群体、团队、组织等形式的劳动。在一定的劳动关系中，参与劳动、劳动能力、劳动身份、劳动所得，是生存、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6.社会关系。人处在社会关系中，有建立、维系、改善、弱化、放弃部分社会关系的表征，对塑造个人哲学、认识、情绪、情感模式有一定的作用，对行为养成有一定的影响，是劳动的环境条件。人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交往需求，同时社会关系表现出一定的资源特性。

三、需求模型

基于元模型，建立“系统人”需求模型，模型的构成要素描述如下。

1.动物机体。选择个人、家庭生存环境并尽力适应；维系、保障个人及家庭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保障个人、家庭基本生活持续与改善；干预内部、外部环境，争取个人、家庭的生存状态改善。

2.人性哲学。自我定位、自我认同需求；寻求世界观、价值观共鸣的需求；个人价值实现需求，在此驱动下形成行动需求；价值取向有无意识变化倾向，为无意识需求。

3.认识。通过一定的形式获得、提高个人认识能力；与外部进行感性、理性认识的交流。以认识作用于外部，并期望一定的效果与认同。

4.情感与情绪。有一定的情绪需求，喜、怒、哀、乐等等；有一定的情感需求，友情、爱情、同情、关心等等；有情绪、情感的交流需求，并期望一定的效果与认同。

5.劳动。有劳动环境要求需求，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同时对环境有选择、改善、适应、放弃的需求特性；具备、提升劳动能力的需求，包括知识型、技能型、体能型等；劳动身份确定、稳定、提升的需求；维系个人、家庭的生活、教育、再教育的劳动所得，并期望从保障型过渡到改善型、享受型、品味型；在法律、道德框架下，和谐劳动关系；受多种条件影响，个人对劳动关系也有异常化需求；对劳动表现出一定的感受、情怀；劳动需要一定形式的认同，因人而异，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6.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中，有情感、情绪交流需求；基于生活、工作、学习、运动、休闲、娱乐等的协作、帮助需求；将社会关系作为资源需求；改善社会关系的需求。

四、需求特性模型

需求模型呈现出如下的系统性特性，称为“需求特性模型”。

1.稳定性。稳定环境下，需求有时候是清晰可鉴的，水平稳定的，有时候需要经历心理历程、理性思考、或者经过引导、身体践行后，需求逐步清晰，呈现出边界性、目标性、指标性，达到稳定水平的状态。

2.动态性。稳定环境下，需求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围绕稳定水平的上下波动，幅度不会太大，呈现出动态平衡。

3.变动性。内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心理博弈，心理平衡打破后，需求会呈现出较大的变动，突破原有的稳定水平，可能正向，也可能是负向的，最终会达到某一稳定水平，或者退回到原来的稳定水平。

4.优先性。稳定需求内部的分项需求，呈现出一定的优先级。优先级与紧迫性的相关性有不确定性；同时，内外部条件变化，优先级有调整机制，可能会呈现需求的动态、变动特性。

5.矛盾性。构成需求的各分项需求具有矛盾性，有些矛盾可以通过自我调整、优先级排序解决，有些需求需要一定的外部干预，达到稳定水平。

6.模糊化。需求需要通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进行干预强化。不然，可能会出现模糊化的趋势。

7.引导性。需求经过一定的引导、强化，会变得更加理性、清晰、可实现。

8.边际性。在需求的逐步实现过程中，或者需求实现后，效果会有一定边际效应。

9.累加性。在需求的逐步实现过程中，或者需求实现后，会有新的需求出现，较为明显地突破原有需求水平。这种新需求可能是有意识增加，也可能是无意识增长。

参考文献

[1]高飞,李萌译.系统思考——适用于管理者的创造性整体论(第一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唐宁玉,郑兴山,朱晓妹.组织行为与管理(第1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第5篇：劳动实践的主要描述范文

一、播放恰当音乐，营造诗意氛围

早期的古诗词与音乐是融为一体的，诗词就是歌词，随着诗词的发展，诗与歌才逐渐分离，各成体系。但是诗词中韵律节奏依然蕴含着音乐之美。因此，在教学中结合诗歌的内容，运用恰当音乐，可以刺激学生的感官，营造诗意氛围，引领学生尽快走入诗歌的情境之中。

比如，在执教苏轼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时，在导入环节中，我利用多媒体给学生播放了王菲演唱的《明月几时有》，在那空灵美妙的歌声中，学生们对这首词的作者苏轼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苏轼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接下来的介绍中学生听得全神贯注，很快沉浸在诗词的情境之中，他们在我的介绍下，了解了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他性直开朗，仕途不顺，诗词以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等风格见长，与辛弃疾并称“苏辛”……通过音乐的播放，成功地导入了这堂课的学习，学生在流溢着诗歌之美的气氛中，感受到诗词之美，充分调动起了学习的激情。

二、深情朗诵诗词，增强艺术感染

深情的朗诵可以通过声音的表现力，生动形象地表达出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情感，增强诗词的艺术感染力。深情朗诵可以引领学生自然而然地进入诗歌的情境中，激发学习的兴趣。在诗词朗诵教学中，首先要做好范读，这是学生领会诗词的主题思想和情感的切入点。教师首先要多听一些专业人员的朗读，通过对照体会，找到自己朗诵中的不足之处，加以完善。要处理好朗诵中的停顿、重读、语调等环节，对于表现诗人情感的关键之处要重读，结合情境、情感的变化来变换语气，做到恰当地表现诗歌的情感。范读之后，进行领读，然后让学生熟读、精读，加深学生对诗词情感的体会。

比如，在教学《十五夜望月》时，我注重在“白”、“栖”、“湿”、“望”几个关键字上引导学生去体会诗歌中的情感、情境之美。在我的示范朗读、领读、学生自己的朗诵中，诗中浓浓的游子思乡之情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三、运用信息技术，再现诗歌情境

古诗词有较强的画面感，所谓诗情画意，在教学中能够再现这些画面，营造诗词所表现的情境，让学生仿佛置身其中，会更加准确地理解诗人的创作动机。多媒体具有集声文图画于一体的特点，可以生动、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在古诗词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运用多媒体来创设情境，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比如，在执教刘禹锡的《秋词》时，我首先利用多媒体展示了很多美丽秋天的景色图片，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仙鹤直冲云霄飞翔，暗合了诗人所描绘的秋天景色，再现了诗歌情境，使学生的思想融入了画面之中，对学生理解诗歌情感奠定了基础。

四、通过角色扮演，置身诗歌意境

在古诗词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古诗词中作者的情感，可以让学生扮演其中的角色，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地追随诗人的情感发展，让学生完全走入诗歌，融入诗歌，对古诗词教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比如，在教学《木兰诗》时，我结合诗词的内容，编写了课本剧让学生来表演。剧中人物有木兰、天子、母亲、父亲、姐姐、弟弟、伙伴等，通过角色表演，学生渐渐走进了诗词世界，感受到人物的丰富情感，在表演中与角色产生了强烈共鸣，通过角色扮演，充分发挥了学生在古诗词学习中的主体性，促进了学生对古诗词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五、生动语言描述，加深情境理解

语言描绘突出了情境，提高了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力，教师在古诗词课堂教学中，要结合诗词的不同基调，运用相应的语言，形象地展示诗的意境。这样的描述还要注意与体态语言的结合。教师的形象气质，知识水平，人格魅力等对教学氛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第6篇：劳动实践的主要描述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差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5-0210-02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有时候被称为共产主义，有时候被称为社会主义。在指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时，二者没有区别；而在指明二者在未来社会中处于不同的阶段或过程中起的不同作用时又会加以区分 [1]。

（一）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归结起来有以下特征：（1）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2）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采取社会储备直接供应；（3）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4）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5）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6）国家消亡，代之以社会管理机关；（7）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人将获得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2]。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理论描述的特点

1.着眼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典型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依据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大工业，他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达到物资产品的极大丰富，进而慢慢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

2.以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进行构建时，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前身。社会主义革命的广泛胜利，资本主义体系支柱的崩溃，会使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迫使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3.合乎逻辑的推论和预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的论述，既不是对一个已经历史存在着的社会形态的描述，也不是对现实存在着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是依据资本主义大工业充分发展的客观经济事实对未来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合理的推论和预测 [3]。

4.揭示一般规律而非设计蓝图。在对未来社会进行理论描述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在为各个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与模式，而是揭开未来社会的一般规律 [4]。

5.是科学的而非假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是经过对资本主义各种具体现象进行抽象分析的概括，是典型的、纯粹的、抽象的和理论意义上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带有预测性质的假说。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在于其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其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均来自于马克思的两大理论成果：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其合规律性在于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他从未离开生产力去讨论生产关系，他认为，社会生产力是要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的，而社会生产关系也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其合目的性在于剩余价值学说透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提出阶级解放的理论。

二、现实与理论的反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南、立足中国国情进行的伟大历史性创造，重点在于“中国特色”。总结学术界的观点，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形态。其中道路的“中国特色”是相对于其他具有质的差别的道路和发展模式而言的；而初级阶段的社会形态的“中国特色”则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完成形态来说的，同时也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来说的 [5]。

（二）存在的反差

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当旧的理论已经生成且长期存在，而新的实践又刚刚拉开序幕且举步维艰时，我们便会不由自主地拿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来比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比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基本设想的基本特征，反差具体表现为：（1）生产力欠发达，虽已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2）商品和货币关系不仅没有消灭，而且采取了市场经济；（3）私有制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阶级及阶级差别尚未完全消失，但是呈现出新的特点；（5）国家仍然存在，且发挥着不仅仅是社会管理者的重要职能；（6）劳动依然是人们谋生的需要，且实行按劳分配。

（三）存在反差的原因

1.理论教条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是科学的、正确的，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毫无疑问地完全照搬照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理论探讨的科学态度就在于他们并不想把此理论设想作为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这是他们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并不是为其他任何国家设计的蓝图和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如果脱离了客观事实和过程，这些设想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2.混淆了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进行阐述时，其逻辑起点是完全成熟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故该理论的正确与否也只能依靠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进行检验；而中国现在所处的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时期想要呈现出与理论设想相一致的现象还有很大差距。

三、如何看待反差

科学认识反差的实质，准确把握反差的走向，积极推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不仅是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问题 [6]。

（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其意义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7] 这一论断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也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在这一阶段还难以实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现在还是不发达、不够格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3]。邓小平同志还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 这一理论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本质，并清楚地阐明了中国目前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

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这一科学论断，是解决中国一切重大问题的基本立足点，也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其次，有助于我们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最后，有助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澄清在社会主义不同历史阶段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二）反差存在的合理性

根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其社会主义本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与现实的反差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1.历史前提和经济条件不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是脱胎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成为前提的；而中国仍然需要通过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来发展生产力。

2.基本矛盾和历史任务不同。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历史任务要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要历史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3.发展道路和体制模式不同。唯物史观认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但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可以选择特殊的发展道路。中国虽然不经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但可以把有利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4.社会形态和经济制度不同。我们现在还处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采取的也相应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此，我们不能要求它很快就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的经济制度完全一样。

综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是需要分阶段、经过长期发展过程才能够实现的。邓小平同志作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且强调这是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经的特定阶段。只有承认理论与现实之间反差的客观存在，认识到反差的本质，努力寻求能够有效解决反差的方法，才能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才能更好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赵家祥.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未来社会名称的含义[J].北京大学学报，2001，(1):25-30.

[2]赵家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几点认识[J].社会科学家，1998，(1):9-15.

[3]董正平.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J].学术界，2005，(4):30-36.

[4]董正平.历史与现实: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探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2):29-44.

[5]陈文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认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1):4-14.

第7篇：劳动实践的主要描述范文

如何科学地运用故事讲述新闻?在这种讲述的基础上,融入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的叙事和描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我们以《荣辱观的生活解读》为例,来看新闻故事的构成特征和写作技法。

一、在新近发生的事实基础上的挖掘升华

叙述性写作的起点和基础就是讲故事。新闻故事的前提是新闻,因此,新闻的两个基本要素——真实性和时效性是新闻故事的必要前提。新近发生的事实,在这前提下,作者(记者)作适度挖掘,寻找新闻的故事性和真实性的结合点。在《湖北日报》推出的系列报道《荣辱观的生活解读 》中,记者们按照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思路,采写了9篇以身边人说身边理,以生活观折射荣辱观的新闻报道,意在对"八荣八耻"作更为大众化、喜闻乐见的解读。文中,记者以疏捞工刘玉梅、女司机王静、蔬菜大王兰贵娥等9位普通群众的平凡故事为典型报道,彰显了人物命运与社会体系的关系。例如,疏捞工刘玉梅,在“刚当上疏捞工那阵,觉得丢人,干活时总是压低草帽遮住脸;如今,在下水道、窨井、化粪池中,她带领伙伴们清理污秽,疏通城市"经脉",大方而自豪。”我们看到了,在介绍她这些情感变化的原因时,记者发掘了刘玉梅身边的一个个故事,从下井排污,到群众对于他们的认知与感谢,处处真实,个个感人,记者把这些故事串联在一起,勾勒出一个知荣明耻、去浊取清的清晰轮廓。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事件本身的真实,更重要的是折射出一种背景的真实。

二、情节的起伏跌宕

陈述故事与一般报道的区别在于,一般报道着重展开事件的全过程,即新闻的五个W,新闻故事重在事件的矛盾冲突,尤其是戏剧性矛盾冲突中。新闻报道作品中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来自生活本身,人物是个体生命的体现,是需要讲述的。在《荣辱观的生活解读》系列报道中,我们看到,记者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无须刻意体现,各种矛盾已经就显而易见。还说 “疏捞工刘玉梅”这篇报道 ,女性的洁净与化粪池的污浊,爱面子的心态与世俗的偏见,浑身异味的工作和群众对他们的尊重,这些矛盾真实而普遍,而矛盾中的人也因此而形象生动。在展示这些矛盾情节过程中,记者实现了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解读。所以,只要注意观察不难发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无须刻意营造。“戏剧性矛盾冲突”的原型来自生活,只要去观察、去感受、去体验。

三、注意悬念和细节

构成故事的重要成分是悬念和细节。悬念的功能是要吊住受众的胃口,使之非看个结果来。《荣辱观的生活解读》中,对女司机王静的报道,就始终抓住了一个悬念。8年间,这个爱车像爱自己女儿一样的女司机安全行车51万公里,点点滴滴节油4万余升,成为闻名遐迩的江城"节油王"。可是,这个女司机不但没有另谋高就,而且主动开亏油车,这种看起来吃亏的选择究竟是不是值?记者选择王静工作生活的几个细节,巧妙地通过与乘客、与家人关系中的几个小故事,层层剥茧,环环相扣,渐释悬念,揭示主题。

细节展现着人物的行为和事态的进程,用细节展现的新闻报道才能够再现新闻事实本身的生动性、独特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从而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故事化新闻报道十分注意形象化的描述,善于捕捉生动的细节,好的细节不仅增加了新闻的可信度,而且增加了故事的现场感和画面感。充分的描写能使读者读起报道来有强烈的现场感。细节的表述绝不是为了细节而细节,为了故事而故事。所有的细节、所有的表达形式,应该是为描述与解释事实本质服务,这样才能使新闻报道文本简洁、流畅直击人心。

来看《疏捞工刘玉梅》这篇报道:

一次,她在鲁磨路疏通明沟,突遇暴雨,浑身淋得透湿,一位大嫂拿出家里的棉衣棉裤帮她换上。

一次,清理完路边的化粪池,一位老大妈特意从家里牵出水管,为她冲手洗脸,并用毛巾替她拭去衣服上的污物。

点滴积聚的温暖,消融着胸中的块垒,升华着精神境界,产生了对职业的认同。她留在了疏捞班。8000多个日夜里,她和同事们一起,累计清理地下垃圾8000多吨,疏通地下涵管1.5万公里,从一普通女工,成长为共产党员、班长、武汉十大女杰、湖北省劳动模范。

再看《劳动光荣生活美丽——女司机王静的人生感悟 》这篇报道:

首义路正在修路,一段凹凸不平的泥巴路横在眼前。“坐好啦!”王静回头提醒乘客,当乘客小心地抓好扶手时,车子只轻轻起伏了几下,就爬上了平坦的水泥路。

一个来回,80分钟,进出数十个站点和红绿灯,200多次起步,王静没踩一个急刹,精心按着自己摸索出来的“慢起步、柔进挡、中速行、缓进站”的节油秘诀做。

这是个难得的凉爽天气,车子以35公里的时速平稳行驶着,好几位乘客在车上打起了盹。伴随拂过的清风,在后视镜里看到睡着的乘客,她满足地笑了。

在系列报道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一个职业记者是怎样运用细节描述新闻,去展示新闻产生的环境,去剖析新闻的意义的。你看不到记者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议论,但是你能够被他引向他设定的方向,你会随着他的引导而兴奋,而激动,也会在他的引导下而感叹,而沉思。这一切的力量,就来自对事实细节的精确的描述与展示。

四、报道角度的平视角

叙事角度是讲述者的观察点,据奈特和米克·巴尔的划分,叙事角度分为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三类。零聚焦即无所不知的叙事者叙事,虚实者所知>故事人物所知;内聚焦是透过故事中人物来确定故事焦点,叙述者是讲述他所知道的事,叙事者所知=故事中人物所知;外聚焦从 见证人角度讲述故事,仅陈述他看到的、听到的,不做主观评价、心理描述,叙事者所知

第8篇：劳动实践的主要描述范文

论文关键词：基于工作过程导向；职业教育改革

一、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设计基本理念

（一）以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系统化设计，是对职业教育多年来基本沿用学科体系的课程教学的一种否定

学科体系的课程开发，是以知识传授为主线，按照知识本身的内存逻辑结构（相关性）或认知规律而展开的“平行”体系。是以老师的“教”为中心的。而行动体系的课程开发，是以培养能力为主线，按工作过程的不同工作任务的相关性来实现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整合的“串行”体系。是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的，使学生循序渐进学习各门课程的过程变成符合或接近企业工作过程的过程。

（二）以工作过程导向课程开发的二个因素

1、课程内容的选择

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生产、管理和服务一线的高技能人才为目标，将职业岗位和岗位群所需的能力作为主线，按工作过程的不同工作任务和工作环节进行能力分解，细化成若干能力点，由此将其转化为由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所构成的课程内容。

2、课程内容的重构

课程内容的重构，就是要改变按学科体系编排课程内容的“平行”结构，建立按工作过程编排课程内容的“串行”结构。这种“串行”结构的课程内容，是以工作过程为参照系，针对行动顺序的每一个工作环节来传授相关课程内容，实现实践技能与理论知识的整合。这意味着，在工作过程或行动体系中获得的，是实践技能、理论知识的总和。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内容是以学生为中心设计的。它强调以学生直接经验的形成来掌握融合于各项实践行动中的知识、技能和技巧。

（三）关于职业能力定位

职业能力应该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三个方面。

1、专业能力：具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技能与相应知识。专业能力是劳动者胜任职业工作、赖以生存的基本能力。

2、方法能力：从事职业活动所需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的步骤、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独立学习新技术的方法、评估工作结果的方式等。方法能力是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不断获取新的技能与知识、掌握新方法的基本发展能力。

3、社会能力：从事职业活动所需的行为能力，包括人际交往、公共关系、职业道德、环境意识、团队意识等。社会能力的要求是积极的人生态度，强调对社会的适应性和行为的规范性，也是基本的发展能力。

上述三种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将形成职业迁移能力。是一种能够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新获得职业技能和知识的能力，对劳动者未来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以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设计路径

（一）社会需求调查

1、对课程内容的需求调查

现有职业岗位需要的职业能力；对现有职业岗位需要改进的职业能力。如计算机操作、外语水平、公关能力等；新的岗位发展趋势对从业人员要求的职业发展能力。

2、对课程现状的分析研究

对学科体系和行动体系课程设计的比较分析；对以工作过程导向的行动体系课程设计的关键问题、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对以学生为中心课程设计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分析。

3、对课程数据的收集整理

有关行业企业职业资格标准，原有课程的反馈信息等。

（二）分解岗位工作过程

针对一个岗位和一个岗位群进行调查分析，将其所要求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和工作规范一一进行排列，编成一套描述从业人员履行其职业的工作职责目录，并对职业岗位的工作职责进行分解。这种描述即为职业岗位所应具备的综合能力。

（三）分析工作任务

即进一步对每个工作职责进行分解，成为更为具体的工作任务，完成每一个工作任务所需要的能力为专项能力。 转贴于

（四）进行教学转化分析

将一系列的专项能力转化为教学单元（或模块），并将专项职业能力目标转化为教学目标，将相关的知识技能转化为具体的学习、训练内容。

1、行动领域归纳。在对典型工作任务做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能力整合，包括同类项合并等措施，将典型工作加以归纳形成能力领域，这里称之为行动领域。它是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的平台，是与本专业紧密相关的职业情境中构成职业能力的工作任务的总和。采用工作过程描述的方式，行动领域体现了职业的、社会的和个人的需求。从工作任务到行动领域，是职业分析与归纳的结果，主要在企业里进行。至此所做的工作及其结果，仅仅与工作岗位相关。

2、学习领域转换。自这一步开始，必须在企业的目标中融入教育的因素。因此，作为职业分析结果的行动领域，必须根据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将其转换为学习领域。所谓学习领域即课程，它包括：由职业能力描述的学习目标、工作任务陈述的学习内容和实践理论综合的学习时间）三部分。由学习领域构成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其排序必须遵循两个规律：一个是认知学习的规律，这是所有教育都必须遵循的普适性规律；一个是职业成长的规律，这是职业教育必须遵循的特殊性规律。

3、学习情境设计。学习领域的课程要通过多个学习情境来实现。所谓学习情境，是在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的背景下，将学习领域中的能力目标及其学习内容进行基于教学论和方法论转换后，在学习领域框架内构成的多个“小型”的主题学习单元。这又是一个演绎的过程。如前所述，学习情境的设计也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具有典型的工作过程特征，要凸显不同职业在工作的对象、内容、手段、组织、产品和环境上的六要素特征；二是实现完整的思维过程训练，要完成资讯、决策、计划、实施、检查、评价的六步法训练。

（五）载体选择

根据确定的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选择教学载体；且教学载体要具体，具有代表性、完整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六）编写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即教学大纲，是最基本的教学文件。其内容应包括：学习目标、课程内容及课时、对知识技能掌握程度的要求、教学中的难点、实践教学的组织和要求、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对实验实训设施设备的要求、考核考试的标准和方法等。

（七）教材的研发

教材作为课程内容的载体，采取立体化的表现方式，以提高教和学的效率。开发教材及相应教辅材料。彻底改变传统教材的编写习惯，以工作任务为核心，重点把握教材开发的两个关键要素:知识选择和排序。

（八）考核方式

评价体系与教学内容一一对应，评价标准要规范、具体，且结合行业岗位标准，摒弃原有的落后考核方式，采用形成性和终结性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第9篇：劳动实践的主要描述范文

距离《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出版才不过两年多，吕途又出版了她的第二本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这一次，吕途依旧保持着难以被忽略的双重身份。首先，她是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研究者和写作者，需要像任何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一样，和研究对象保持必要的距离;但同时，她长年生活在北京东五环外的打工者聚居区，在这个意义上，她又不同于一般研究者，她是研究对象的同路人。这种双重身份使吕途的写作任务变得非常特别：不仅仅分析性地呈现这个群体的文化实践和当代境遇，更是用知识生产的方式，参与到这个群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召唤新的主体性的形成，也试图呼唤劳动者在世界中的新的位置和新的身份政治。理解了吕途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特殊的结合方式，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她的字里行间不仅有分析性的描摹，也充满了困惑、无奈甚至愤懑。作为对新工人群体在未来可能性的摸索的环节之一，吕途的写作应该被看作一个非常开放的文本，甚至是一个未完成的文本。她所探讨的新工人文化的问题，也同样应该被看作一个高度开放的问题，一个实践和探索的过程。

吕途为当代的新工人画群像，而“文化”是她描摹的关键。如果说，在她的上一本书中，她坚定地使用了“新工人”这样的概念，区别于“流动人口”“农民工”这样的称呼，把当代中国一大批劳动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拉回到了阶级问题的层面。那么，在她的第二本书中，她则把有关劳动者主体性的讨论集中到了文化层面。无论是分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做什么样的人”，还是讨论“新工人文化的实践”，她所处理的新工人群体的文化问题，其本质都是探索劳动者主体性的形成。在吕途那里，文化不是仪式性的表演，不是垄断在少数人那里的艺术，而是一种使人获得其身份认同和自身主体性的那一系列实践。她用到了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的概念，这显然是恰当的。对于雷蒙・威廉斯而言，资本主义世界的组织和统治，离不开文化，离不开个体对于社会结构的体认，也离不开以文化为中介的情感体验。相应的，一个群体要获得主体意识，实现团结，也离不开文化过程。这一点，在E.P.汤普森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得到过细致而深入的体现。在理论上，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是很多理论家讨论的重心。简单举例，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就建立在对文化阶级性的讨论之上，阿尔都塞的“询唤”（interpellation）概念则强调了国家机器在主体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福柯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和“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等概念则力图强调这一过程在微观层面上更为复杂的互动过程。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正如哈特（Michael Hart）和奈格瑞（Antonio Negri）在《大同世界》（Common Wealth）中所论述过的，当前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通过图像、媒体、符号、感受、知识等中介，转向了对于主体性的直接生产[1]。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的主体性的塑造能够更加容易。恰恰相反，晚期资本主义生产的主体，往往不再是劳动的主体，而是消费的主体;是个人主义的主体，而非集体主义的主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劳动者们羞于谈论自己的劳动，不愿意和“工人”这样的社会身份沾边。我们会发现，情调、欲望和消费占据了社会价值的核心，成为美好体验和意义感的主要来源，而这些体验往往是与劳动过程彻底分离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劳动者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共同命运的体认，变得异常困难。一方面，主体性问题也恰恰因此变得越发重要。我们想象未来世界的可能性，促进未来世界的可能性，恐怕更是要从主体性和文化问题入手。这一过程是身份政治的必需，也是另类现代性路径的希望所在。这一点，不仅对于阶级身份成立，对于性别身份、族群身份等其他社会类别，恐怕也同样成立。

吕途的书恰恰以一种质朴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当今中国新工人群体主体意识形成的困难。在劳动场域，吕途非常敏感地提出了新工人群体的“过客心态”。过客心态，不仅是对自己劳动地点的否认，更是对自己劳动者身份的逃避。这种逃避，也带来了新工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无奈。吕途和我们都面对这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三亿人的劳动者群体，会逃避自己的身份，会难以建立团结意识，而感到迷茫和没有出路呢？吕途给出的答案，实际上回到了马克思，即资本对于人的异化（虽然吕途自己很少提到这个概念）。这个答案显然没有错。然而，要进一步展现这一过程，这可能要回到对于中国的新工人所面临的历史境况。具体来说，这一个历史境况，可能有三个基本层面。

其一，我们所面对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既不是马克思看到的资本主义发生早期的原始积累阶段，也不是成熟资本主义时期的福特主义阶段。我们面对的，是灵活劳动、灵活生产和灵活消费的资本主义。无论用“后福特主义”来指涉这一时期，还是用“新自由主义”来描绘这一阶段，这一时期的劳动和资本的组织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点在吕途的叙述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吕途的调查说明，大量的劳动者，长期频繁地更换工作，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职业生涯。大量的妇女，穿梭在家庭和工作的抉择之间，往往因为婚姻和家庭的需要而选择短期工种，成为更加流动和灵活的劳动力。劳动者的工作选择貌似丰富，而实际却越来越可以替代，越来越缺少稳定性和安全感。新工人群体只能依靠“灵活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求并且不断变换自己的位置。

其二，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在政治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汪晖在为吕途第一本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序言中已经做了非常精练而且精确的总结。他非常正确地指出：“不是新工人群体缺乏阶级意识，而是产生这种阶级意识的政治过程终止了、推动这种阶级意识形成的政治力量转型了。”[2]在政治领域，传统的政党政治面临着汪晖所说的“代表性危机”，工人群体的斗争，在今天已经被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政治领域的重组，使得新工人群体的斗争，缺乏曾经的组织结构。这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的变化。不仅如此，NGO等新的组织模式的兴起，也标志着以工会为基础的团结也日渐衰落。而以NGO为主要团结方式的抗争，也更多地围绕着中产阶级的权利，不再以工人乃至劳动者的身份政治为中心。

其三，中国新工人群体还面临着自己的特殊问题，特别是户口制度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上述制度设计，使得他们至今仍旧没有完成自己的“离土”过程，一方面，他们在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作为保障的土地还留在农村，福利还留在户口所在地，无法跟随他们进城。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始终徘徊在城乡之间。这也就是潘毅论述过的“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在潘毅看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特殊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实际上有利于劳动剩余价值的最大榨取，也使得无产阶级化过程异常漫长。按照潘毅的判断，“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们始终是残缺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3]这一点，吕途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所涉及。她用了很大的篇幅写了王福维的房子和王福维的购房抉择，在吕途看来，王福伟的购房行为是荒谬的，因为他其实根本不会去居住那个花费了他几乎全部积蓄的房子。但这个故事却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新工人群体在劳动力再生产环节的困境。总体上看，中国的制度安排，在生产环节之外的劳动力再生产环节，进一步增加了新工人群体的流动性。面对土地、故乡、户口、城市，这一群体的挣扎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所谓新工人群体自身，变成了一个政治隐喻。

综上所述，中国的新工人群体，面临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生产方式的激烈重组，政治制度的整体变革，也面临着中国内部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壁垒。这些不同的侧面，都在吕途的写作中，得到了细致的呈现。她的叙述让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廉价劳动力闻名的地方，劳动者群体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如何被塑造的，她们/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又是如何被消磨的。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讲述的包括王佳和程永芳的女性故事，吕途也让我们看到，主体性塑造的过程，不仅蕴藏了阶级政治，也包含着性别政治、代际政治等一系列范畴。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也关注吕途书写的新工人群体，也曾经在吕途长期生活的村子生活过几个月。根据我的体会，对新工人群体的研究，实际上还有很多可以推进的地方。譬如，新工人群体的界定，可能就需要概念上的廓清。如果说，新工人群体，就是户口在农村，而生活地点在城市的劳动者们，那么，这个群体的界定，事实上并不是依据他们和资本的关系，或他们的劳动内容，而是依据他们和国家的契约，依据他们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公民权来确定的。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这一群体基本是同质的，但是就劳动层面而言，他们内部的分化就特别复杂。工厂工人、小企业业主、摊主、企业雇员、外地高校毕业生，这些人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被囊括在新工人群体中。以市场为中介，新工人群体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能人、民间资本家、私企业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历史过程，如何理解他们之间的分化乃至冲突。此外，作为研究者，除了面临上述新工人群体的分化问题，我们也面临着“整合”的问题，即如何把中国新老工人的处境和变迁纳入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之中，如何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团结。

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新工人”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一个开放的概念。未来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群体的自我意识的确立和身份政治的有效事件。吕途的著作，本身也就是探索的一部分。而这种探索的力量，不仅包括吕途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其他的力量。譬如，近些年国家已经在福利制度上做出了很多变革，新农合的推广、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新居民的政策、户口制度即将面临的大范围的调整，都对这个群体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策略存在影响。而与此同时，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到2010年以来的富士康事件，再到2014年7月哥式比女工周建容的自杀事件，这些事件充分说明，新工人群体对于权利和尊严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这些貌似单一的历史时刻，也许会在工友摸索自身主体性的历史进程中成为重要的节点。

注释

[1]参见Har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9， Common W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汪晖：《我有自己的名字》，载《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