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现状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教育现状分析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详细阐述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的现状，剖析了形成当前现状的原因，并指出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才能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就是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数量充足，但其质量却并不令人乐观，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必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奥德·舒尔茨通过对美国半个世纪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1]。这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而人力资源的贡献率却逐渐上升；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更多地表现在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各方面条件受到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不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时，指出“农民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发展的灵魂。”必须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大部分农民处于较低文化水平层次，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为六个字“一大、六低、一弱”。

“一大”是指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我国农村中有近5亿劳动力。据专家推算，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下，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2]。也就是说，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有3.5亿属于富余劳动力。我国农业资源相对匮乏，庞大的农业大军与有限的耕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六低”是指农村劳动力思想素质低、文化素质低、科技素质低、经营管理素质低、身体素质低、劳动生产率低。

（一）思想素质低。我国农村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小农意识浓厚，思想保守，满足于现状和眼前利益，缺乏较强的成就动机，对新观念、新技术、新事物反应冷淡，商品意识淡薄，缺乏经营观念。

（二）文化素质低。在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占20%，小学占40%，初中占29.5%，高中占10%，大专以上仅占0.4%。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79年，而美国农民大部分是从州立农学院毕业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专文化；德国6.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日本农民中5%是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占74.8%[3]。另外，受到妇女生理条件的限制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致使妇女及其家庭无法正确认识妇女教育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妇女劳动生产能力，有利于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从而造成了农村妇女劳动力素质不高，更低于男性劳动力素质。全国从业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男性从业人员占83.9%，女性从业人员则占88.1%。2000年我国男女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分别为51.63%和48.37%，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3.26个百分点，以农村总人口8.0739亿人计算，女性人口应为3.9亿多[4]。几近半数的农村女性，无疑是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支柱，她们的素质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整个素质水平。总之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将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三）科技素质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95%以上的人基本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要求。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可谓是“科盲”。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有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5]。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四）经营管理素质低。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多半停留在传统耕作水平上，生产方式简单，劳动手段陈旧，经营管理粗放。他们不计劳动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益，不会合理配置劳动资源，调整生产结构，无法预测市场变化。从事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尽管其经营管理素质优于种植业的农民，但绝大多数人的经营管理并非自觉意识下的行为，仍是一种凭直觉经验的，带有相当程度盲目。

（五）身体素质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低，基本上是只能解决温饱问题，食物构成和食物营养简单，因而身体素质较差。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的营养不良，饮食结构不合理。农村卫生保健条件差，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的需要。加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问题，人口生育质量低下。据统计农村残疾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6%，弱智儿童占人口的15%。农村劳动力中还有少数人格不健全、有心理疾病等患者[5]。

（六）劳动生产率低。劳动生产率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创造力的总标志。《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显示：1997-1999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316美元，仅相于日本的1.03%，韩国的2.58%，巴西的7.35%，约为印度的80%。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以及高层次文化程度人员比重过低，必将影响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给我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及城镇化进程带来严重制约。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成因分析

1．观念较落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除了经济落后、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落后的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主观的因素，即观念上的落后，在农村地区，目前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民风习俗，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民风相当纯朴，人们经常是夜不闭户。由于其教育条件差，农民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奋斗的目标或眼光短浅，还处在小富即安的状态，部分农民宗族观念、家长观念盛行，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相当严重，并且过分强调客观条件的不足，缺乏主观的追求。尤其在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村中多数人未真正摆正读书与挣钱的位置，没有树立起以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以高素质形成再就业竞争力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一是认为多读书不划算；二是不读书照样能挣钱。

2．投入不足。政府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不过20%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目前全国义务教育投人中，乡镇负担78%，县级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6]，财权与事权极不相称。在投入规模方面，政府投入农村教育的经费十分有限。从总量上来看，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偏低。2002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3.76%，比上年的13.31%增长了0.45个百分点，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17%，仍未达到1996年国家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支出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的水平”的目标。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1949年3.3%的水平，明显低于中等收人国家4.48%的平均值，更低于高收人国家5.66%的平均值[7]。

3．体制不适应。对于文化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农民已有一定认识，对提高自身素质也有迫切要求。但是目前的农村教育体系和农业科技的供求现状却使农民无法有效提高自身科技素质，难以完成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整个农村教育体系来看，农村“三教”(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分割或残缺，农村教育脱离实际，使得农民素质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农村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城市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基础教育没有任何区别，从学生的学习目的到学校的培养目标都是一样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农民、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而是为了高考应试。与农民直接相关的农村职业教育也脱离农村实际，“升学无希望，打工无出路，回乡无技术，致富无门路”是学生普遍面临的困境。真正能为农村服务的成人教育又面临诸多问题而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4．管理不完善。整个中国的农村教育系统，过去都是由教育部门条条管理，农村县镇(乡)村需要农技、农业产品加工及经营管理初级专门人才，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农民，但不能按农村的这些需求去改革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结构、课程、内容与方法，以提高农民及其子女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素质，这不仅制约农业现代化，也阻碍农民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以及海外劳务输出。

5．劳动力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劳动就业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劳动力输出不断增加，一部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或其他行业，农村优质劳动力资源外流现象严重，导致了农村务农劳动力整体素质的进一步下降。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农村的留守大军中，女性和老龄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沉淀下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低，结构更不合理。

总之，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新农民，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素质不提高，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总理也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因此，我们只有面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剖析成因，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把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力量。

参考文献

[1]冯菊香，提高农民素质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6，(9)：69-70.

[2]王凤山、阎国庆、任国岩，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05，(3)：60-62

[3]李水山，现阶段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解决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3，(15)：6-9

[4]李苏英，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问题探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4-17

[5]卢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劳动力素质关系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8-30

第2篇：劳动教育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经济增长；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6-000-02

一、黑龙江省劳动力资源变化情况

（一）劳动力数量分析

1.劳动力供给潜力呈现下降趋势

劳动力供给潜力通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来衡量。1985-2014年，黑龙江省劳动年龄人口从1985年的2175.1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2998.2万人，年均增长1.1%，较同期总人口增速高0.6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加为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图1所示，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始终保持上升趋势，但年增长率总体却呈现下降趋势。2005年起，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大大减缓，现已连续4年出现负增长，2014年增速降为-0.9%。

2.人口老龄化进程较快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于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黑龙江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6%，是老龄化社会的开端，比全国老龄化社会晚5年。

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从5%提高到7%，一般要经历50-80年，而黑龙江省仅用1996-5005年短短的9年时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就从5.2%提高到了7.6%，2005-2014年又一个9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6%提高到了10.1%，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非常惊人。黑龙江省老龄化程度加剧，对地区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人口压力将成为未来经济上行的一大障碍。

3.存在虚假的人口红利

目前，对于人口红利的判定多以总人口抚养比为标准，但这种标准忽略了总抚养比内部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结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车士义对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以总人口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标准衡量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状况，即以总人口抚养比小于或等于50%、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于10%，界定为“真正的人口红利”，总人口抚养比小于或等于50%，老龄化率高于10%，则为“虚假的人口红利”。

根据所能掌握的数据，1985年，黑龙江省人口处于盈亏平衡状态，不存在人口红利；1986-2006年，是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红利状态在5年间从人口微利过渡到人口高利，90年代以后进入人口暴利状态；2007-2014年，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年抚养比超过10%，虽处于人口暴利状态，但其中存在虚假的人口红利。

4.劳动参与率持续走高

劳动年龄人口仅反映劳动力的供给潜力，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取决于劳动参与率（即就业人员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我省劳动参与率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59.3%上升至2013年的67.8%，上升了8.5个百分点。1985-2013年就业人员年均增长1.7%，高于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0.5个百分点。

（二）劳动力质量分析

1.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偏重第一产业

就业人员在产业间的分布情况是衡量劳动力质量的因素之一。我省是农业大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我省就业人员逐步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1978-2010年（产业结构就业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从52.6%降至41.3%；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从29.2%降至19.4%；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从18.1%提高至39.3%，但农业大省的就业结构依然非常明显。

2.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提升较慢

除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外，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力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黑龙江省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受人才外流等因素的影响，我省就业人员整体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中低教育程度者（小学和初高中）占绝大多数。2002-2014年，未接受过教育的从3.1%下降到0.8%，降幅2.3个百分点；中低教育程度就业人员从90.4%下降到87.6%，降幅2.8个百分点，其中，仍以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最大；接受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就业人员从6.5%上升到11.6%，增长5.1个百分点。可见，就业人员受教育结构整体变化幅度较小。

根据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结构，估算出我省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2002年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8.8年，到2014年提高到9.6年，低于全国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0.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较慢。

二、黑龙江省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一）劳动力供给潜力预测

根据历年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到2020年，黑龙江省劳动年龄人口将接近2932万人，比2014年减少66万人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4年的78.2%下降到2020年76.6%，降低1.6个百分点。同时，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出现明显的年龄段分化，呈现青年和中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大幅下降、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略有增长的状态。其中，15-34岁年轻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减少2.7个百分点，35-59岁中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减少1.8个百分点，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增加2.3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将给黑龙江省带来更多的结构性矛盾。

（二）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劳动年龄人口是15-64岁的所有人口，不论其是否参与了经济活动，因此只能将其视为潜在的劳动力资源。真正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人口是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人口，即就业人员。由此，本文选择实际就业人员作为劳动力投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资本投入，与经济总产出一起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以此说明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为保证模型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对GDP和固定资产原值数据计算可比价格。模型截取1990-2013年数据进行分析，假设黑龙江省1990-2013年间经济总产出符合如下模型：

Y=ALαKβ

Y―经济总产出，用黑龙江省GDP表示；L―劳动力，用黑龙江省就业人员年末人数表示；K―资本，用固定资产原值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为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两边求对数得出以下模型：

LnY=lnA+αlnL+βlnK

运用Eviews7.2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模型结果为：

LnY=0.6901-0.0305lnL+0.8216lnK

对该模型的各项系数进行检验，R2为0.9966，说明方程拟合度较好。F为3093.559，说明该对数方程总体的线性关系显著，且各个自变量的显著性也较高，回归结果显著。由此得出黑龙江省1990-2013年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数为：

Y=2.7180.6901L-0.0305K0.8216

模型结论显示，黑龙江省的劳动力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为负值，说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负拉动作用，出现负值结果原因在于劳动力资源利用不合理，某些产业部门存在冗员，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导致劳动力投入产出系数为负；资本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为0.8216，说明投入一个单位的资本，能拉动经济总产出增加0.8216个单位。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之和小于1（α+β

三、对策建议

（一）在劳动力数量上保增长

我省劳动力供给潜力呈现下降趋势，要想保持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应挖掘劳动力潜力。鉴于我省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状况，要想提高人口基数、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因此，要想挖掘劳动力潜力，就应从现有劳动力的地区配比结构入手。

1.要留住我省培养出来的人才，提高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一是，为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强宣传，给予政策引导、职前培训和公平合理的薪资报酬，使其按照本省产业结构的需要进行就业选择。二是，为自主创业给予政策扶持和技术支持，让外出打工人员止步，既解决自身就业，同时又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2.要吸引外省高端人才，提升我省劳动力供给潜力。畅通信息渠道、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给予优厚的待遇、打造保障健全的社会大环境，吸引外省剩余劳动力来我省就业，壮大我省劳动力队伍。

（二）在劳动力质量上稳提升

提升劳动力质量不是孤立的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才结构的培养相匹配，使劳动力供给潜力真正转化为就业，达到供需相称，人尽其才。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我省劳动力质量提升较慢、就业人员以中低文化层次为主，这与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创造更多的高等教育就业岗位，提高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劳动参与率，逐步实现劳动力对经济数量推动向质量推动的转变。

2.教育要与市场需求接轨。我省人才培养结构与劳动力的市场需求脱节，致使人才外流、结构性失业状况严重，大量潜在劳动力无法真正转化为就业。目前，中等技术教育存在缺口，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同时，高等教育的供给也没有与市场需求接轨，造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出现。要提高劳动力质量，教育的市场化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必须使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

参考文献：

[1]王立军，马文秀.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劳动力供给变迁.中国人口科学，2012.6.

[2]周也.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9.11.

[3]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人口学刊，2006.4.

第3篇：劳动教育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重庆市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现状；问题探讨

一、引言

劳动力资源是指能够从事各类工作的人口，它是劳动力人口数量和其平均质量的乘积。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的当今时代，对人力资源的定义一样强调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因此探讨一个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现状，分析阻碍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因素，关键在于研究该地区的内外部环境与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因此本课题既要考虑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也要考虑它的质量。以下主要从这两方面展开探讨重庆市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相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为重庆地区的农村人力资源发展提供建设性的理论研究资料。

二、重庆农村人力资源发展面临的现状

（一）重庆农村人口数量大

根据重庆市2011年统计年鉴可以得到重庆市2009和2010年的常住人口分别为3275.61万人和3303.45万人，而其中农村口分别是2326.92万人和2196.45万人，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达到了71.04%、66.49%。重庆市作为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比重最大，就2010年的比例为66.49%，而仅次于重庆的天津直辖市，农村人口占其总人口数的比重仅仅是36.14%，北京和上海的这一比重最小仅在10%左右，而重庆农村人口比例比全国平均农村人口比例36.86%还高出将近3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重庆市的人口城镇化率在四大直辖市中是最低的，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的平均水平，突出了重庆面临的农村人口基数大的现状。

（二）重庆农村人口转移就业数量大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农村人口走出农村向其他产业谋求发展机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农村人口中的青壮年和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以及具有一定技术能力的人普遍选择外出工作，由此造成的就是现存农村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且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和技术水平较低。

三、重庆农村人力资源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重庆农村高等专业教育水平偏低

在对2010年的重庆市各类高校学生总人数中接受农业专业教育学生数量的数据调查分析如下，其中，重庆市在校的高等院校学生总人数为565868人，而就读于农学的学生人数为9540人，所占的比例是1.69%；而2010年全国的高等院校在校生的总人数为1482680人，其中就读于农学专业的学生人数是43033人，所占的比例是2.90%。据此可知，重庆市接受农业高等专业教育人才的普及率还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这个缺陷在亟需农业专业人才的重庆地区显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这是重庆市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重庆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缺乏

重庆市作为一个典型的高海拔的多山多石的喀斯特地貌型山区，造成地理位置优势出现级差化，其中，平地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给教育事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建设条件，而高山地区由于所处的不利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此出现了地区经济发展一边倒，教育事业发展一旁倾的分布状况。根据2010年重庆各区县教育和文化机构数量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从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查证到一小时经济圈第一产业的就业率为44.0%，渝东北翼为56.8%，而渝东南翼的为70.0%。而从以上数据对比分析看出渝东南翼作为农业的主要发展地区所占的教育资源相对于其他的地区还是较低，存在着教育资源地区分配不均衡的明显事实。教育资源是促进教育发展的基础，资源分布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的发展。作为教育水平亟需提高的农村人口分布地区受限于教育资源的缺乏则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从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成了农村人力资源发展面临的问题。

（三）科学文化水平影响重庆农村人口就业转移

农村人口科学文化水平偏低已成普遍现状，而劳动力丰富的农村地区人口由于在农村发展的局限性只能选择转移就业，寻找在其他行业的发展机会。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造成外出就业的农村人口选择的就业面较窄，特别是在对科学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率较低。根据可查询数据知2009年重庆就业人口有1668.83万，其中，有950.95万农村人口，而就业于第一产业的有666.61万，第二产业有100.19万，第三产业有184.15万。但随着教育资金的逐年增加，重庆市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口受教育水平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改善，农村人口就业于对科学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的人数则不断地上升。由此可知，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对选择转移就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农村人口转移就业产业的人数对比，进一步看出科学文化水平对农村人口选择就业的影响。

四、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对策

（一）提高农村人口的科技文化水平

1.加大教育资金投入，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的受教育范围太窄这一弱点得到了缓解，农民的基础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当前农村的基础教育还具有一定的薄弱性，比如教育的知识水平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教育的基础设施落后，教师的知识水平有限等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教育发展存在滞后性，从而影响学生接受先进知识的进度。因此，促进农村教学水平提高，优化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已成必然，而这个过程需要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以实现目标。

投入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经费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施；第一，改善学生学习环境，完善教学设施。良好的学习环境为学生营造高效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保持学生轻松愉悦的学习状态，从而进一步提升学生接受知识的效率。而完善先进的教学设施又可以培养出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学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二，强化农村师资队伍建设，缩小城乡师资力量差距。

2.完善升学考试制度提高农村学生的升学率

根据2010年重庆市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分析，重庆市劳动力中城乡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差距。数据分析如图1所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重庆市城镇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普遍集中在初中以上，而乡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大部分集中在初中及小学以下。从中可以了解到乡村劳动人口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甚至在高中这一文化阶段城镇是乡村的5倍。总体对比是，城镇劳动力文化水平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比例是33.3%，而乡村的这个比例仅仅只有4.1%，数据的比较凸显出乡村人口在文化水平上具有明显的弱点。

（二）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

1.统筹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实行城镇和乡村的就业统筹，维持地区较低的失业率，实现城乡劳动者充分就业是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在执行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同时充分考虑就地转移的需要，对内转移就业要不断拓宽当地的转移空间。首先，在农村劳动力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将剩余劳动力往当地县城和各个乡镇工业园区转移。转移的方式可以是政府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于当地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以个体或者私营经济为主体，以强化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扶持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副业产业诞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当地的第二产业转移。其次，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服务，吸引在外地事业有成者回家创业。一方面，为当地劳动力市场提供更丰富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出劳动者对外地城市就业的冲击，同时，回流的优质人力资源又可以降低农村人力资本的外溢规模。

2.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中心

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劳动力一直处于自由转移的模式，这种模式增加了剩余劳动力就业难、合法权益保障难、收入低以及医疗保险落实难等弊端，缺乏一种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有效监管的管理服务机构，因此在农村设立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中心将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收集整理劳动力市场的劳务需求信息，并向外公布就业岗位的信息要求。其次，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指明就业于不同行业应进行的相应技术培训。再次，记录劳动力转移的相关信息，以规划和监测管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再次，为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劳务用工合法权益保障服务，如提醒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签订劳务用工合同，购买五险一金等规范性的必备保险金，提供劳务纠纷处理等权益保障服务。最后，为农民工提供综合服务，可以根据以往收集的个人就业信息帮助农民工分析个人适合从事的行业，以减少个人的就业盲目性。

五、结论

农村人力资源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在现代化的新农村建设道路上将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和采取的一系列支持措施则是推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关键。

参考文献：

1.董克用.人力资源管理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第4篇：劳动教育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农民素质；农民收入；人力资本；最小二乘法

作者简介：尹纪梅（1985－），女，山东临沂人，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2009级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发展战略与规划；潘寄青（1956-），男，山东临清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理工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带头人，天津理工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山东财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农村农民教育问题和公共财政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面提高我国农民素质的财政政策研究”（课题编号：10BRK004）；天津市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天津市农村人口历史变迁与农村现代化”（课题编号：TJSR10-229）阶段性研究成果，主持人：潘寄青。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4-0039-05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整体素质问题。早在土地革命时期，针对农民问题就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邓小平同志曾于1988年强调：“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进入新世纪之后，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农民素质问题。2003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明确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的培育离不开农民素质的提高，高素质的农民离不开国家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支持。

提高农民素质不仅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还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从广义上讲，农民素质是指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等相关活动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基本素养。它包括农民的身体素质、教育素质、科技素质、农民经营管理素质、社会心理素质、现代意识等综合素质。本文采用狭义上的概念，农民素质主要指农民的教育素质和科技素质。

一、我国农民素质和收入现状

（一）农民受教育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3年的4.55年增加到2000年的7年多。[1]据统计，截止2009年底我国农村人口为7.2亿人，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而美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11年，日本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是高达11.3年。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在逐步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

天津市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和中央直辖市，经济比较发达，农村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0%多，那里的农民素质及其收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以天津市农村为例，分析天津市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作为大城市，虽然发展水平较高，天津市农民近十年的受教育程度却并不乐观。如表1所示：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各项农村教育政策、惠民政策的实施，天津市农村文盲、半文盲以及小学水平等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正在逐年减少；每年在各种教育程度中，受过初中教育水平的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一直很大，在50%-60%之间；受过高中及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正在逐年增加，但其所占的比例十分低，尤其是接受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低。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中国人口总计为13.39亿人，其中农村人口数为6.7415亿人，占总人口的50.32%。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多，是我国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根据2009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末，我国农村劳动力学历构成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15%，小学文化程度占25．30%，初中文化程度占52．81%，高中文化程度占11．40%，中专文化程度占2．66%，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68%。我国农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综合素质普遍不高，不仅制约和影响着农民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水平，还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据测算，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只有27％-35％，而发达国家则高达60％-80％。[2]这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相差较远，因此，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把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提高农民的素质仍然任重道远。

（二）农民收入现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党和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却没有相应的增加，有时甚至减少，“贱谷伤农”现象时有发生。根据FAO对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高低所确定的恩格尔系数标准，目前，我国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全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2000年是49%，2005年是45.5%，进入新世纪之后，虽然一直低于50%，处于小康的阶段，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却高出了20多个百分点。我国农民的收入普遍偏低，经济比较发达的天津市也不例外，如表2所示：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天津市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偏低，大概只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一半；第二，虽然农民家庭和城镇家庭人均年纯收入都在逐年增加，但是农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增加的幅度远远小于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增加的幅度。

我国农民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其收入水平却十分低且不平衡，不但无法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农民的收入水平相比较，而且不能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相比较。2005年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83元的标准，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365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684-94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067万人。如果按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最低标准人均每天1美元计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还将大幅度升高，总数将不少于2亿人。[3]截至2006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有2148万人，低收入群体数量为3550万人。由于我国城乡差距的扩大，我国农民收入还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城乡收入差距是1.8:1，到了2005年却扩大到3.23:1，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了1.8倍，如果加上城镇居民享受而农村居民不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各种补贴，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高达5:1甚至6:1，城乡收入实际差距很大并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农民的收入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必须加大对农村和农民的投入，尤其是教育方面的投资，提高农民素质和收入水平，才能有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二、农民素质和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一）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许多学者对教育投资与收益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

蔡增正采用明瑟模型分析了受教育时间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得出受教育程度对于收入的影响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分别是18%、22%和9%（蔡增正，2000）。刘伟利用1952-2004年的数据检验了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表明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协同互动的均衡关系，教育投资每增长1%，经济增长就提高0.91%（刘伟，2007）。梁国超通过计量分析得出1952-2003年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约为22.62%，并认为教育投资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和促进经济增长（梁国超，2008）。[4]

据美国经济学家D.Galejohson的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1年，其收入就可以增长3.6%-5.5%，如果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缩小15―20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就会大幅度提高。[5]

（二）农民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投入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所以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并且该理论认为受教育水平与农村收入水平是正相关的；根据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除了能增加收入之外，还能带来一些正的外部性收益；根据经济学供需理论，在受教育较多的熟练劳动力曲线的均衡点上，厂商往往愿意出更高的工资，劳动者有着更高的收入；由于人力资本具有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因此，其受教育水平越高，带来的效益就越大，其收入水平也就会越高，这都说明农民的素质和收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调研数据分析。本课题组于2009年，对天津市五区一县1200户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技能培训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历时3个月，发放1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60份。通过对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如下：

第一，在教育文化程度方面，被调查的农民所受教育程度属于中等，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最多，有548人，占调查总数的51.70%；具有高中或者中专文化程度的人数其次，有257人，占总数的24.25%；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是180人，占调查总数的16.98%；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最少，只有75人，占调查总数的7.08%。数据显示，天津市农村劳动力基本上以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为主。

第二，在教育文化程度分析的基础上，课题组调研了农村家庭收入状况，并对农民的受教育情况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进了比较分析。调研结果显示，农村人口的收入和劳动力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关系。如表3所示：

从家庭年总收入与主要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的关系来看，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有极大的相关性。在被调查的农民中，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为文盲、半文盲和小学的农户，年总收入重要集中在3000―15000元之间，而家庭主要劳动力为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农户，年总收入一般集中在8000―20000元之间。可以看出农民收入与其文化程度具有极大的相关性。

分析表明，农民素质高低对农民收入增长有重要影响，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相对也较高。因此，加强农民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成为提高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途径。

2.实证研究。（1）数据选取与转化。本文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年-2010年《天津市统计年鉴》所统计的2000年-2009年的天津市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农民素质由于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因此，我们需要把天津市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经计算转化为天津市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方法如下：

根据天津市农民家庭劳动力不同的文化程度采取不同的年限，采用标准:文盲或半文盲0年受教育程度，小学5年受教育年限（农村成人劳动力受小学教育时间一般早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小学一般是5年制），初中水平受教育年限是9年，高中和中专一样，都是12年受教育年限，大专15年受教育年限。运用公式：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或半文盲×0+小学×5+初中×9+高中×12+中专×12+大专×15，计算得出（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如表4所示：

（2）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本文以Eviews软件为分析工具，建立最小二乘法模型估计，对天津市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农民收入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天津市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得出天津市农民素质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在本文中，天津市农民受教育年限和农民收入分别用EDU和INC表示，为了便于分析，对解释变量农民受教育年限和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两边取对数将其平减，分别表示为LGEDU和LGINC。

首先，做散点图。通过对天津市农民受教育年限和农民收入之间的数据做散点图，以观察农民素质和农民收入之间的优合度。如表5所示：

由散点图可以看出，农民素质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拟合优度较好。因此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其次，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建立模型，并假定相关的时间序列都是平稳的，否则所进行的预测和分析是无效的。检查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并进一步作残差检验，以确定所检验的数据是平稳的，并且确定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对LGEDU和LGINC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LGEDU和LGINC不是平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或者二阶差分处理，相关数据是平稳的。

再次，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本文采用现行回归分析中的最小二乘法来分析农民素质及其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农民素质为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农民收入，公式:LGINC=a+bLGEDU。

通过对LGEDU和LGINC作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估计结果为：

LGINC=6.93LGEDU+MA(1)

t=(4.30) (5.173)

R2=0.927 DW=2.099 F=44.46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到，R2=0.927较大且接近1，说明回归分析的拟合优度高，F=44.46较大，故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总体线性关系显著。如表7所示，两组数据模型的拟合优度都比较高，且各项参数显著，表明作为解释变量的LGEDU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被解释变量LGINC。

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天津市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元线性关系，天津市农民的收入会随着农民受教育年限增加而不断增加。受教育年限的系数是6.93，表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民的收入就会增加6.93个百分点，农民的收入和农民素质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系。

白菊红、袁飞对2001年我国农民收入和农民受教育数据建立模型分析得出，当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年以下时,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劳均收入增加36.4元；当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以上时,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劳均收入则增加112.16元。

最后，残差检验。残差是否平稳是检验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标准。为了确定上述所分析的变量是平稳的，在截距、趋势项和滞后项为（0,0,1）的检验情况下，残差检验如下，见表8所示：

三、提高农民素质的教育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农民素质高低对农民收入增长有重要影响，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相对也较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是基本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根据教育投资决策分析模型，可以看出对农民进行必要的高等教育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应该继续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一）建立“补偿教育”制度

所谓“补偿教育”制度，是指针对那些未能在义务教育年龄阶段接受全部教育的人而提供的一种补偿性教育。[6]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有相当一部分处于初中甚至是文盲、半文盲水平，由于现实因素和年龄问题，不可能再让这部分农民再去按部就班的接受正规教育。据统计，受教育年限平均每提高一年，可以使人均GDP在长期内年平均增长3.7%,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6%。因此，政府通过建立“补偿教育”制度，使他们继续接受一些基础性教育、职业教育、创业教育、成人教育等；还可以通过举办一些培训项目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如“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阳光工程”项目，以及2010年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项目，通过对农民以及农民工的全面培训，不仅可以提高农民各方面技能，还能弥补农民之前无教育、少教育的状况，从而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

（二）鼓励支持农民继续教育

长久以来，我国农民是依靠出卖体力为生，形成了一种农民不需要高学问、高知识的观点，从而忽视了对脑力、智力的投资和开发。但是在新时期面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需要较高素质的农民，国家提倡培养新型农民，应该支持鼓励农民继续教育。目前，虽然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大大提高，但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仍然普遍存在受教育年限短、文化素质不高、有效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等情况，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和内地少数偏远落后地区。

因此，首先，应该严格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在农村地区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行九年义务教育，使义务教育切实落到实处，使农村劳动力尤其是使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都能达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才能保证劳动力的整体基本素质，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其次，支持鼓励农民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叶茂林计算得出，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17%，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最大。通过调研数据分析，我们也发现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比接受初等教育的农民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支持、鼓励农民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对破解我国“三农”问题具有积极深远的意义。

(三)建立国家农民教育基金

基于我国GDP发展和现行的国家财政运行机制，应从财政上“开源”来保障农民的教育工作。即在中央财政预算中基于农民受教育单列一项开支，设为国家农民教育基金，按固定比例提取一定的费用专门用于农民教育，通过直接拨付和对地方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既可向农民提供基础性教育，又可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等，并最终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使之合理化、合法化。

农民教育基金应区别不同地区进行筹措与建立，在我国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可以本着“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实行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农民三方筹措,以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为主，个人适当缴纳的办法。而对我国西部地区及老、少、边、穷地区,农民教育基金应采取以国家财政划拨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的办法。[7]同时完善对教育基金的管理与使用制度，加强财政审计工作,防止教育基金被挪用，保证专款专用。从而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农民教育基金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白菊红，袁飞.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力资本关系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3(1).

[2]陈淑芬.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提高农民素质[J],中国成人教育,2008（12）.

[3][5]王红艳,栗遵超.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状况的研究[J],河南农业2008(1).

[4]张晨琛.山东省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天津理工大学2010年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毕业论文.

第5篇：劳动教育现状分析范文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人力资本与 经济 发展理论的研究，从人力资本角度对山西经济进行了现状分析，通过对比分析找出山西在人力资本方面的缺陷以及对山西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对山西人力资本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先驱者西奥多.舒尔茨，在长期的 农业 经济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已经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物质资本，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舒尔茨认为“观察到的按劳动单位平均的生产率增长，只是因为保持这种劳动单位长时间不变的缘故，尽管这种单位劳动实际上按工人平均的人力资本数量的稳定增长而已经不断增加，正如有资料认为，作为人力投资的结果，人力资本部分已经变得非常巨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

1.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引起物质资本、资金和技术投入使用效率提高，从而使投入同样的物质资本、资金和技术可以获取更多的产出。

2.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引导物质资本、资金和技术投入的增加，如扩大要素投入的范围，增加要素投入的种类，利用国外资源等等，从而导致其产出量的增加。

3.劳动者结构的改变和劳动力素质的普遍或部分提高，引起劳动力使用的更加合理及其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在不增加劳动投入和不增加其他要素的情况下引起产出量的扩张。

二、山西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山西人力资本情况重点从人力资本存量、教育投资、人才外流三方面的现状与山西济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

1.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发展。由于人力包括人的智力和体力，劳动力也属于人力资本，因此，全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劳动力的贡献之和实质上就是人力资本的贡献，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山西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续旧体制，是高积累、高消耗支撑下的粗放型增长。加之思想观念落后，偏好物质资本投入，长期忽视人力资本投资，高层次专业人才匮乏。这也是近年来山西经济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之一。

第6篇：劳动教育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城镇劳动力；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分解；反事实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71-08

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整个宏观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劳动用工权统一掌握在政府手中，劳动力的就业受到政府的统一安排，在户籍制度的管制下，城乡就业市场分割，外来劳动力无法流入城镇就业市场寻求就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和户籍制度的变化，大量外来劳动力流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寻求就业，外来劳动力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户籍制度的放松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但是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依然被区别对待，他们在工资、福利、医疗等方面依然受到歧视[1]。

歧视的存在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方面，歧视使得同等素质、同等能力及经验的人不能获得平等的待遇，阻碍了价格信号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外来劳动力本身在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上就劣于城镇劳动力，歧视的存在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导致收入差异的不断扩大，不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为了研究城镇就业市场上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状况及其变化，本文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一、文献综述

户籍歧视作为劳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对此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多。国内方面，许多学者对外来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二者在人力资本上存在差异。姚先国、赖普清运用浙江省企业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对城乡工人劳资关系方面的差异进行分解后发现，城乡工人在劳资关系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源于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企业的差异，另一方面源于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户籍歧视，其中前者占到70%～80%[2]；章元和王昊进一步将城市劳动力样本区分为本地工人、本地农民、外来工人、外来农民后发现，外来农民受到了565%的歧视，其中26%为地域歧视，305%为户籍歧视[3]。另一些学者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歧视，如邓曲恒在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2年的调查数据进行BlinderOaxaca分解后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60%应该归结于歧视[4]；谢嗣胜和姚先国运用BlinderOaxacaCotton模型对浙江省的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后发现，448%的工资差异是由于人力资本特征不同导致的，而余下的552%则归结于歧视[5]。王海宁、陈媛媛对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城市城镇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分位数分解后发现，两群体工资差异是由人力资本特征和制度性歧视共同作用形成的，并且在大部分分位数上制度性歧视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人力资本特征[6]。王美艳在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研究了北京、长春、南京、天津、西安、武汉等城市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后发现，其中的76%应该归结于歧视[7]，但是她在采用Brown分析法对同样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工资差异中歧视的部分只占到了4288%[8]。

国外方面，同样有一些学者对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进行了研究。孟昕基于BlinderOaxacaCotton分解方法发现农民工与工人工资差距的50%左右不能用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来解释，进一步的Brown分析则发现有超过100%的职业内工资差距是由歧视导致的[9]。而毛雷尔-法齐奥（MaurerFazio）的估计中歧视占工资总差异的比例只有2489%[10]。

上述文献在分析过程中存在两个不足：第一，以上研究都是在某一时点上展开的静态分析，并没有分析工资差异中人力资本和歧视贡献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第二，上述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平均意义上对工资差异进行分解，没有研究人力资本和歧视贡献随着工资水平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因此，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征差异和歧视的大小及其随时间是如何变化的；第二，市场歧视的影响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是否存在差异，其变化趋势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是否存在着不对称现象。

二、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特征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简称CHIPS）2002年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2002年的调查覆盖了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甘肃12个省份，其中城镇劳动力样本20632人，外来劳动力样本5327人。2007年的调查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广东、重庆、四川9个省份，其中城镇劳动力样本14742人，外来劳动力样本8446人。

本文对数据做了以下处理：第一、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只选取15～60岁的样本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第二、将工资和人力资本数据不全的样本进行了剔除。处理之后，2002年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样本数目分别为9978人和3343人，2007年样本数目分别为6946人和6798人。

表1给出的是2002年和2007年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特征。从小时工资上看，两类劳动力之间的差距明显，城镇劳动力的工资要明显高于外来劳动力，并且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由2002年的276元上升至2007年的781元。

三、 工资决定方程的估计及结果

为了考察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工资上的差异，首先需要分别对两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方程进行估计。我们在明瑟（Mincer）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增加了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培训、地区本文根据调查对象工作的省份所在将地区控制变量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控制变量和职业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对数小时工资率作为工资方程的被解释变量。

对于教育回报率的估计，由于不同阶段的教育边际报酬率并不相同，我们摈弃了传统的以受教育总年限表示受教育程度的做法，采用了阿兰（Alan）和斯科特（Scott）、阿萨姆（Asam）和巴里（Barry）以及张车伟、薛欣欣的做法[11～13]，采用各阶段实际受教育年限作为不同教育层次的变量本文将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的受教育年限规定为6年、3年、3年。，这样估计出来的变量系数表示的是各阶段教育的实际边际报酬率，有利于在各层次教育实际报酬率之间进行对比。

表2给出了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2002年和2007年工资决定方程的OLS异方差稳健回归结果，变量的系数和符号基本符合预期且都很显著，同时可决系数也很合理。我们运用邹氏检验对方程的结构变化进行检验，发现2002年和2007年的F值分别为2615和1723，这说明2002年和2007年的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决定方程存在结构性差异。

四、平均工资差异的分解

对于不同群体之间工资差异的分解是在Blinder和Oaxaca框架下展开的[18～19]，该方法在收入歧视研究领域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其将工资差异分解为两部分——由劳动力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带来的可解释部分和劳动力人力资本不能解释的部分即歧视。具体形式可以用公式表示为：D—=lnwur-lnwim=（X—ur-X—im）′βur+X—im′（βur-βim）其中D—表示群体间平均工资率的差异，lnw表示对数小时工资，X—表示平均特征向量，β表示OLS估计的特征报酬率。上式中的下标ur和im别表示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由此，工资的总差异便被分解为由人力资本差异导致的特征差异，即等式右边第一项，和由不同群体报酬率不同导致的系数差异（歧视），即等式右边第二项。

五、城镇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下面利用马查多和马塔（Machado and Mata）提出的分位数分解方法进行城镇和外来劳动力的研究[24]。首先进行的是工资差异的反事实分析（the counterfactual analysis），然后基于反事实分析进行分位数上的分解。

本文采用的反事实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外来劳动力能够按照城镇劳动力的回报率获得工资的话，那么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将会如何，这里定义反事实分布为F（y*|Xim，βur），其中Xim表示影响外来劳动力工资率的人力资本要素，βur表示影响城镇劳动力工资率的人力资本要素在某个分位数上的报酬率，y*表示如果外来劳动力能够按照城镇劳动力的报酬率获得工资的话其工资的数值。

从两条曲线的关系上来看，2007年歧视总差异比整体上要小于2002年歧视总差异比，更加详细的讲，在第23个百分位数到第93个百分位数之间，2007年的歧视总差异比要小于2002年该比例，这说明位于该区间内的外来劳动力所受到的歧视状况得到了改善。从第9个百分位数到第23个百分位数之间，2007年和2002年的歧视总差异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说明位于该区间内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情况无明显变化。对于工资分布位于第9个百分位数以前和第93个百分位数以后的外来劳动力而言，2007年歧视总差异比要大于2002年该比例，说明他们受到的歧视更加严重了。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试图改善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状况，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的措施主要是在中高收入者阶层发生了作用，处于这一阶层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对于低收入者群体而言，他们受到的歧视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对于少数极低收入者而言，他们受到的歧视更加严重了，另外，少数拥有极高收入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程度也有增大的情况，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六、结论

本文运用CHIPS 2002和2007年的数据，将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分解为人力资本贡献部分和歧视部分，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对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之间的歧视，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市场地位。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自身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这占到总差异的6482%（2002年）和7592%（2007年），而本单位工作经验和受教育水平是最主要的导致工资差异的人力资本要素。

更进一步的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反事实分析将歧视的变化在整个工资分布上进行分解，分解的结果表明，对于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到第9个十分位数的广大外来劳动力而言，他们受歧视的情况得到了改善；而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以下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基本保持不变甚至发生恶化；另外，工资分布位于第93个百分位数以上的外来劳动力受歧视情况也出现恶化。

在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劳动者收入，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和外来务工者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结论有着丰富且重要的经济和政策含义，在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水平的过程中，除了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为其提供培训等手段外，还可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等手段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结合近年来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状况，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在逐渐降低，因此，政府在接下来应该继续推进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建立更加规范的用工制度以保障外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进一步降低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的水平。

第二， 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工资位于第23个百分位数以下的低收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并未改善，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于这类劳动力的帮扶和照顾，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措施，降低这类劳动力受歧视的状况。

最后需要注意，本文分析的歧视变化只是涉及劳动力收入方面，除此以外，外来劳动力在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均遭到相当大的户籍歧视，因此，实际情况下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可能会更严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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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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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同[10].

[23] 同[4].

第7篇：劳动教育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职业院校 劳务派遣 培训

劳务派遣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新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在我国向着普遍化和常态化趋势发展，现实中劳务派遣纠纷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被派遣员工的权益难以保障，参加培训的平等权利难以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构成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两大要素，培训是职业教育的必然组成部分。在派遣单位和用工企业不够重视劳务派遣员工培训的现实下，职业院校应为和谐社会建设承担更多责任，在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下，制定劳务派遣员工培训规划，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劳务派遣员工培训，不断提高其工作生活质量。

一、职业院校开展劳务派遣员工培训的必要性

1.劳务派遣员工培训现状不容乐观

劳务派遣机构作为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因此其会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减少支出，而用工单位选择劳务派遣用工方式，其出发点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同时我国现行有关劳务派遣的法规，如《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对派遣员工培训的规定又比较笼统，基于成本考虑，派出机构和用工单位势必会尽可能减少培训成本支出。

2.党和国家对职业培训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使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任务目标。党的十报告提出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因此，针对目前劳务派遣员工的培训现状，国家有必要进一步通过加强立法等措施，全面保障派遣员工包括接受教育与培训在内的各种劳动权益。

3.职业培训是职业教育的必然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我国职业教育包括职业准备教育和就业培训、岗位培训、晋级、转业及再就业培训等各种职业培训，二者是构成职业教育体系的两大要素。职业院校通过实施劳务派遣员工职业培训，可不断提高其劳动技能，更好地维护他们的权益。

同时，开展培训也是职业院校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必然会促进学校自身的发展。

4.开展劳务派遣员工培训是职业院校的使命

随着我国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的发展，做好其培训工作，对实现派遣员工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增强就业稳定性和提高就业质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职业院校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在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下，制定劳务派遣员工培训规划，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培训，不断提高其工作生活质量。

二、职业院校开展劳务派遣员工培训的可行性

1.良好的教育培训资源体系

职业院校拥有丰富的职业教育资源及完善的办学场所、良好的培训师资，具备制定科学培训方案和开展技术教育的能力。只要措施有力，职业院校完全可以把培训做大做好。

2.教育服务的公益性

教育具有公益性和普惠性。在开展培训时，应注意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适当向劳务派遣员工倾斜，这也是职业教育济贫性质的应有之意。

3.教学资源齐备，具有管理与服务优势

特别是与社会培训机构比较，职业院校教学组织完善、教学资源齐备，培训师资稳定可靠，目的性和计划性强，在教学管理过程、后勤服务保障方面都具有良好的性价比。

职业院校虽然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但不等于其开展劳务派遣员工的必然成功，学校必须在培训需求调研、培训内容的选择、培训师资的确定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才有可能不断提高培训效果，确保派遣人员学有所获。

三、劳务派遣员工培训系统设计

职业培训系统是由培训计划、培训实施、培训评估三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子系统组成的一个母系统，如图1所示。

1.培训计划阶段

（1）培训目标及其确定。培训目标是培训方案的核心内容，要有实用性，同时能够对受训人员起到引导发展的作用。

从劳务派遣员工情况分析，其培训的目的可涵盖以下几方面：第一，提升劳动技能；第二，培养维护自身权益意识与能力；第三，获取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自我发展能力；第四，职业态度和敬业精神的养成。

（2）培训需求的确定。培训目标来源于培训需求，培训需求是特定工作的实际需求与任职者现有能力水平之间的差距，即培训需求=理想的工作绩效-实际工作绩效。

差距导致低效率，只有找出存在绩效所在，才能确定可否通过培训消除差距，提高员工生产率。结合劳务派遣员工来看，可从组织战略要求、工作任务需要及个人技能水平三方面进行分析。对派遣人员来说，我们应重点做好员工个人分析，通过分析其年龄、知识结构及能力现状，寻找到其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这样才有可能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2.培训实施阶段

（1）培训课程。课程在职业培训中具有核心地位，是职业教育培训的“心脏”。课程建设应满足劳务派遣人员提高技能的需要，与生产实践紧密相关。职业院校要与企业密切合作，将传统的教学计划与课程 “解构拆包”，根据职业与岗位具体要求，进行“重构建包”，制定出适合派遣员工培训需要的“培训包”（培训课程），从根本上保证培训目的的实现。

（2）培训师资。教师是实施职业培训的关键资源。培训师资应能够根据经济、技术发展，结合员工具体需要，掌握并运用现代培训理念和手段，成为学习资源的设计者和提供者、学习过程的咨询者和参谋、学习内容的导航者、学习绩效的评估者。

（3）培训对象。劳务派遣培训的对象为成人，而成人培训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人学习的特点。所以为保证培训质量，提高培训的效果，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分析成人学习特点，努力营造开放的、宽松的学习环境，正确引导派遣员工运用既有知识与经验去体会、掌握新知识与技能。

（4）实训条件。派遣员工培训的功能实现离不开良好的实训环境，这就需要职业院校动态关注实践教学条件，加大对实践教学设施与设备的投入，制定与岗位群、技能群相适应的实践教学体系，充分实现提升派遣员工技能的宗旨。

3.培训评估阶段

广义的培训评估，是指对培训实施全过程和效果的综合评价，但培训最终效果评价，是培训评估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目的在于使各方了解培训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为后续培训的制定与实施等提供有力的支持。

培训效果评估，一般可按照“柯氏（kirpatrick）四层次模式”逐层递进进行，以帮助培训实施方发现培训目标及实施过程的不足及偏差，提高培训质量。

在效果评估的同时，还应进行培训成本效益分析，这是检验培训成果的有效途径，也对制定后续培训方案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春生，徐长发.职业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张小建.大力推进校企合作 加速培养高技能人才 开创职业培训新局面[R].在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工作视频会议上的报告，2007-3-9.

第8篇：劳动教育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法律职业能力；经验式学习能力；体验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4-0018-03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是与现实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学科，同时又作为具有高度实践性的法学学科之一，决定了注重课本、课堂理论教学，致力于知识传授的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着局限。“灌输式”的教学不仅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较少顾及学生今后个人的发展与工作需求，不够重视培养和训练学生掌握从事实际工作的技能，难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在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形势下，《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是情势所需，具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法学实践教学，一般理解为是在我国本科法学教育过程中开展的旨在训练法科学生实践技能的教学模式，是与理论教学相互衔接、相互支撑的法学教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实践教学是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教学的继续、深化和扩展，如专业实习，这是一种验证性的实践教学模式。

而本文所指实践教学，区别于传统的验证性的实践教学模式，是指一种基于能力培养的体验式的教学模式，即以能力培养为目标导向，以体验式教学方法为实施手段的实践性教学。通俗来说，是以创新性的教育理念，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的教学模式，即：应该教给学生什么？以及应该怎样教？也即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的问题。

一、基于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教学目标导向

知识教育与智力教育已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的需求，注重知识传授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造成学生“知晓”过于“能做”；专业划分过于狭窄和细化，学生强于具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弱于现实社会环境中有效运用和发挥专长的能力。因此，能力教育与素质教育，是当前整个法学教育调整、改革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重视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生活、学习与从事实践工作的能力与素质，这是实践教学的主要教学目标，确立实践教学框架体系的重要指引，同时也体现出实践教学的核心理念。本文将实践教学目标归纳为两种能力的培养：法律职业能力和经验式学习能力。

1.法律职业能力。我国传统法学教育一直是重视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导致法学教育的现状之一是，法科毕业生就业渠道不通畅，法律人才匮乏与毕业生就业困难并存，同时还面对法律实践部门对法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素质属于“半成品”的责问，这种重“学理”轻“术业”的状况已不能满足法律职业对法律人才素质的需要和法学教育本身的发展。因此，让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重新定位教学目标，不仅仅局限于法学知识的教育，而是从社会需求和学生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将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作为法学教育的根本目标，以法律职业能力为目标导向，来思考和确立具体的教学模式，这也是本文所指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法律职业能力是将法律思维能力、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经验综合于一体的能力和技巧。美国律师协会法学教育与律师资格部下设的关于法学院与法律职业特别工作组的报告，即《麦考利特报告》，最终确立了法律职业需要具备的十项基本技能：问题的解决；法律分析和推理；法律检索；事实调查；交流；咨询；谈判；和其他纠纷解决程序；法律事务的组织与管理；确认并解决道德困境。将法律职业能力培养作为教学目标之一，即我们除了教给学生基本知识，日后处理各种复杂法律问题必须具备的法律原理、原则，我们还要传授和培训学生有关法律实践的基本技能，并要培养学生法律职业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发现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会学生能够“像律师那样思考”，这样才符合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和职业性特点。

2.经验式学习能力。所谓经验式学习，具体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涵义：其一，是指学习过程、学习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被动式、接受式学习，即“满堂灌”：教师讲，学生记的学习方式，转变为学生的主动式、参与式、互动式的学习方式，培养和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同时表现为教学过程中师生角色地位的转变，被动式学习中教师是主体，学生只是处于附属地位，而主动式学习中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转变为学习的主导者。其二，通过这一过程的体验和总结，使学生领悟、掌握一种学习方法。即增进学生对“实践出真知”这一学习方法的理解，培养和促进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能力，使学生在毕业后能通过自我学习达到更高的专业水平。在这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因此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才能培养和锻炼有利于学生终身职业发展的能力，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适应社会的发展。

实践教学强调从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是“在行动中学习”，即是从这一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经验式学习能力出发而确定的。学生除了学习系统的法学知识外，还应学到更重要的东西：在经验总结基础上自我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因为学生若要自如的应对日益暴增的规则知识，就必须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二、多层次、综合性的体验式实践教学——教学方法体系

本文所指实践教学，是以能力培养为目标导向的，而能力属于经验的范畴，具有主观化的属性，形成于实践这一具体化的、情景化的语境中，因此，能力无法通过传授来获得。传统教学注重知识传授，知识是可以言传的，可以在书本中发现或找到，但是，知识的掌握仅是基础，是必要储备，而能力的培养是知识的主体内化过程，依赖于人们在实践中的逐渐领会，以致精熟，因此，能力培养导向下的实践教学，必须以各种具体的、可操作的、具有实践特征的教学方法为实施手段，使学生在亲力亲为的实践活动中总结、领悟、掌握法律职业能力和经验式学习能力，也即基于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还需构建体验式法学教学方法体系。

以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为导向，突出体验式法学教学特色，同时基于《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学科特点，从课程内容出发，结合不同的教学主题，本文提出构建由“社会调查、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拟法庭”构成的多层次、综合性的实践教学方法体系。

1.社会调查。《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具有社会法属性，劳动法的基础理论和重要制度均是以此为基础确立的，所以了解社会现状、发现社会冲突、理解社会矛盾对加深该课程的理解至关重要。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拉近学生与社会的距离，为其提供接触社会、真实了解社会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发现问题、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课程基础理论、劳动基准法、社会保障法等教学主题可以采用社会调查方法，由学生独立设计调查问卷、确定调查对象、独立展开社会调查、分析调研数据，最后撰写调研报告。通过社会调查学生可以真实的了解劳动者群体的生存状况，研究分析劳动法律规范实施贯彻情况，体会现实社会中劳资双方的实力情况对比，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加深学生对该学科本质属性的理解。

2.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法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以及促使学生学会沟通与合作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合同制度主题中，重点运用的即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具体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以培养锻炼学生不同的能力：

（1）案例分析。课堂的案例分析或案例讨论，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劳动法律规范，全面掌握法律规范的适用条件。为突出实践教学，需全部采用真实的劳动纠纷案件材料，通过搜集事实、分析案情、适用法律规范、提出解决方案，将法学理论、法律条文、司法个案结合起来。通过对真实而典型的案例进行讨论、分析、归纳，进而达到对法学理论和规则的深刻认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仅是获得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学生对法律关系的分析能力和法律运用的操作能力以及积累处理案件的经验。

（2）判例研究。判例研究是通过探究式教学法，使学生精通判例，深入地了解我国法官在审理案件，特别是疑难案件的过程中澄清法律的模糊、两可之处，填补法律的空白等所体现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培养高层次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必不可少的教学方法。司法判例多是法官在审理个案过程中遭遇法律适用困难，即在解释不确定法律概念、补白法律漏洞以及基于个案司法正义而进行“脱法”解释（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续造）时遇到困难，从而必然造成司法适用不统一的疑难案件，因此，对典型的司法判例，可研究其中的裁判方法、裁判规则、法律思维、司法理念甚至法治精神。同时，通过对司法判例的研究总结，可以拓展、提高学生对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情境教学。此处的情境教学法主要是借鉴法律诊所中的角色模拟，由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一定的场景，提供必要的信息，由学生扮演某个角色，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再现场景。如“劳动合同的订立”教学内容即可通过模拟招聘，使学生了解劳动合同签订的程序、劳动合同订立的条件及劳动合同的效力等问题。通过模拟，学生加深了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认识，并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求得到理论的升华和能力的提高。同时在模拟过程中学生还需起草、审查、签署劳动合同书，以锻炼学生撰写与审查法律文书的能力。

模拟的理论基础是体验式学习法，学生学会如何从体验中学习是职业生涯所不可或缺的；模拟为学生提供综合的学习方法，模拟可以用以加强实体法、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学习；可强化学生解决问题的技巧与策略；可以为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适应能力提供机会。因此，情境教学法是重要的实践教学方法之一。

4.模拟法庭。模拟法庭目前已是一种较为常用的实践教学方法，但是很多模拟法庭的组织仅侧重程序，使模拟法庭成为具有表演性质的活动，难以发挥模拟法庭作为一种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的作用。因此，本文所指模拟法庭强调重实践、重程序、重案件事实的法律分析，强调学生在模拟法庭中的主体作用，为学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创造一个“真实”的环境，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参与性。本人在教学过程中，组织模拟法庭时尤其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

（1）依托劳动法诊所的教学资源，使用完全真实的案件材料。教师并未向学生提供类似案情介绍的文字材料，而是提供给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所有“原始材料”，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工资条、考勤记录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等真实的案件材料，由学生通过对案件材料的研究分析，整理出案情，选择证据适用，确定己方的诉求。

（2）严格按照实践中仲裁或诉讼的程序组织。先由一方当事人提交状和证据清单，再由另一方当事人根据状和证据清单，提交答辩状和证据清单，然后由教师担任仲裁员或法官按照事实调查、法庭辩论的环节引导整个仲裁或诉讼程序，庭审结束后还需由双方当事人提交词。

通过真实案件的模拟，使学生有机会将掌握的法律知识适用到真实案件，培养学生参与法律操作，解决实际案件和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实践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师生的角色地位问题。传统教学中注重知识传授，忽视学生的主体性，片面强调灌输式方式，以教师“教”为主，学生“听”为辅，课堂缺乏互动。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难以发挥。因此，实践教学改革必须注意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地位问题。实践教学中应当转变教师角色，使其从知识传授为主，转变为策划教学内容，创设学习情境，配置学习资源，引导学习方向，点拨学习疑难，监控学习过程，评估学习效果，从教学的中心和主体转变为教学的主导。以启发式代替灌输式，倡导自主式学习，使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学习问题的探究者，教学的参与者，因为参与，所以思考，因为思考，所以领悟，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同时，教师和学生在实践教学环节中的互动与交流尤为重要，以协调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

2.教学方法的选择问题。教学方法是实现实践教学目标的必要手段，然而不同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能力训练是不同的。在法学实践教学过程中，应当按照学生法律技能形成规律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即需遵守实践教学方法与能力培养目标相匹配原则。实践教学的目标并不在于简单地给予学生毕业前参与法律事务的机会，它的目标在于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以及法律职业能力。另一方面还需根据教学内容的特征来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即上文所述根据不同的教学主题适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最终构成该课程的多层次、综合性的实践教学方法体系。

综上所述，《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核心在于确立一种基于能力培养的体验式的教学模式，即以法律职业能力和经验式学习能力培养为目标导向，以“社会调查、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拟法庭”构成的多层次、综合性的体验式教学方法体系为实施手段的实践性教学，同时完成师生角色地位的转变，确立和协调在实践教学环节中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实践教学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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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劳动教育现状分析范文

[关键词]知识失业;地域结构差异;区域经济均衡

[DOI]10.13939/ki.zgsc.2015.13.079

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727万人，创下了新中国成立65年以来的历史新高。经历了2013年699万毕业生的“最难就业季”，2014年更是被人们戏称为“史上最最难就业季”，使得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持续热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从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毛入学率持续增加，使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了大众教育阶段。2013年的高校毛入学率达到了34.5%，并预计将在2020年达到40%。而扩招后，每年的高校毕业生的数量急剧增加，但对应的岗位需求却没有足够的增加，使得我国的“知识失业”状况逐渐严重。

1对大学生“知识失业”的研究现状

知识失业（Educated Unemployment），指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不得其用的一种状态，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合理配置的表现[1]。“知识失业”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作为高等教育人才的大学生，从知识能力到个人素质等各个方面都不应该成为失业的主要问题，但是现今大学生的就业确实不尽如人意，“天之骄子”的时代早已经过去。在国外，大学生毕业就失业早已有过一定的研究。Blaug[2]等人就认为大学生们不愿意降低工资是造成大学生毕业就失业的主要原因，因为根据供给理论，当市场供给增加时，均衡价格应该下降，显然其将原因归于劳动力的供给方。而Carnoy[3]则把高校毕业生的失业归于劳动力的需求方，认为失业大学生的存在有利于企业对于技术人才的需求，存在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是资本主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

从大学生就业分配制度取消和1998年高校扩招后，高校毕业生就业可能出现困难就成为了各个学者研究的关注点。宋福进[4]（2002）从供求的角度分析了不同层次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指出了预期劳动力价格的差别影响了不同层次毕业生的就业;王新清、候书栋[5]（2007）指出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矛盾，高等教育的机制明显落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翁杰[6]（2008）认为用人单位的“工作经验门槛”阻碍了应届生的求职，造成了应届生就业的稳定性不高;杨宜勇、周帅[7]（2006）则提出大学生自身的就业观念存在偏差，需要纠正;赖德胜、田永坡[8]（2005）则使用了工作搜索扩展模型协助分析，认为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大学生就业的相对困难，而非绝对困难。

综上所述，普遍认为有三种社会因素导致了大学生就业困难：一是供求矛盾，即大学毕业生数量增加但适合的岗位没有及时增加;二是教育体制的因素，大学的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出现了部分行业技术人才缺乏而部分行业人才过度饱和的状况，并且教育质量下降，使得当前的大学生能力水平跟不上社会所需;三是产业结构因素，我国的现有工业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缺乏不同层次的技术行业以消化大量的高等教育人才。而笔者认为，地域结构差异的差异也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因素。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资源使得高校毕业生集中于在东部地区就业，供大于求，而中西部地区则是高等教育人才严重缺乏。

2地域结构差异与“知识失业”对照分析

2.1大学毕业生总体数量分析

虽然中国现有大学生数量庞大，但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不高。2003年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各类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仅占5%，而1998年时发达工业国家的这一比例为26%。2007年我国大学生（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当年在校大学生）占成年人口的比重为7.18%，而1960年，美国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占成年人口的比重为16.5%[9]。数据说明，我国的劳动力水平是需要提高的，大学的扩招应当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应有政策，因此不能将“知识失业”的主要原因归于高校扩招。

从图1可以看出，与招生和毕业人数急剧增加相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基本呈下降趋势。基于毕业生绝对数量的持续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失业人数在增加，“知识失业”状况愈发严重。

2.2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即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格尔（Doeringer）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限于篇幅，本文不详细介绍。，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分割特性。具体来说，可以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视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将大中城市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小城镇和农村地区视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劳动力，有可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而劳动力一旦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会无法获得这种分割性收益。

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流动性更低，劳动者一旦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可以享受到较好的工作条件、更稳定的就业环境以及更高的工资水平，因此，对于那些正在选择人生第一份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进入哪个劳动力市场对其一生的收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大学毕业生自然会显示出对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偏好。

从下表的数据中明显可以看出，净流入率为正值的省市和地区基本集中于东部沿海，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净流入值基本为负值，大学毕业生就业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偏好十分明显。

曾湘泉[10]（2004）曾在2001年至2002年对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地选择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地选择非常集中，如74.8%的北京地区毕业的人都首选在北京求职工作，其中非北京生源毕业生首选就业地区为北京的比例也达到了69%。而中西部地区对于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又得不到毕业生们的响应，仅有2%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去中西部地区就业。该数据尽管来自十年之前的调查，但从当前的就业趋势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根据麦可思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如果将全国的就业地分为八个区域经济体，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比率呈现明显的差异性，超过70%的大学生选择了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就业（如图2所示）。

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以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而事实上，在由中西部地区和小城镇与农村地区构成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且这一劳动力市场一直在期望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前去就业。而在由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组成的主要劳动力市场里，由于大学毕业生过度集中，导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并且，即使暂时不能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又存在职位空缺，很多大学毕业生依然不愿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机会，使得“知识失业”问题更加严重。

2.3基于工作搜索模型的相关分析

如图3所示，在工作搜索模型限于篇幅，不赘述工作搜索模型的基本情况。中，假设F（W）曲线是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频率分布，而F′（W）曲线是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频率分布。明显F′（W）曲线较F（W）曲线短矮很多，并且，同样的工资率为W′，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获得该工资率的可能性为π′1，在次级劳动力市场获得该工资率的可能性只能是π2，明显较小。

F′（W）曲线较F（W）曲线短矮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假定，有着很强烈的现实意义。对我国当前，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距。

首先是经济水平的发展差距，具体可以表现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高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给普通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均在4000～5000元，而在中西部地区，同样的职业或者同层次的单位，平均工资水平要少1000元甚至更多。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高薪水无疑更加具有吸引力。

其次是产业发展不完善，某些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如果选择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会难以发挥所长。比如，当前我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对于该行业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来说，留在行业优势地区有利于找到工作。但对于整个国家宏观来说，大部分相关毕业生集中在某一地区，一是该地区就业容易饱和，出现大学生失业，二是当下落后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会缺乏人才，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

最后，我国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均等也加剧了就业的不均等。好的教育往往集中于东部地区或者大城市，但当大学生们学有所成，想要中西部地区就业时，很容易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或是职位空缺情况不了解，或是面试成本过高，都加大了他们找寻工作的成本，因此很多人往往就不愿意更换地区而直接选择在就读地就业。

工作搜索模型提供了一个基准来衡量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情况，即不论在找工作时考虑职位的何种条件，都可以将其折合成为工资率考虑。只有在职位的工资率达到大学毕业生的可接受工资率时才能使大学生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份工作。这也是解决地域结构差异引起的大学生“知识失业”的落脚点。

3大学生就业选择与创新创业思路分析

3.1解决“知识失业”的一种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在20世纪90年代对就业问题做过大规模调查，他们的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1995年，城镇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所占的比例已从12.76%显著地提高到了23.34%，而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所占的比例却仅从0.49%上升到0.54%，这说明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很少回农村工作，更不要说来自城镇的大学毕业生了。同时从前述的相关调查数据也可以发现，很多来自中小城市的学生最后也选择在大城市安居就业，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学生最后也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就业，虽然主要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强，但面对急剧增长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如此的就业倾向持续发展，只能加速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饱和，削弱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能力，加剧不平衡的发展。

笔者认为，结构原因导致的“知识失业”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地域结构差异引起的就业不均衡本质上是经济发展差异引起的不均衡。但是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说，采用解决教育体制问题和完善产业结构的方法解决“知识失业”都非一朝一夕，相对而言，以引导缩小地域差异继而带动缩小经济发展差距是相对直接和快速的方法，同时也符合西部大开发和鼓励中部崛起的国家政策。这一举措的直接方式即鼓励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返回家乡及周边地区创业就业，既解决“知识失业”问题，同时，大学毕业生们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去了知识和技术，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3.2相关具体对策

事实上，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都有很深的故土情结，鼓励大学生们返回家乡就业并非十分困难的事。但根据工作搜索模型，要使得大学毕业生们真正接受这份工作，必须使工资率达到其可接受的工资率。这里的工资率，也包括了各种福利待遇以及生活水平高低，能够让大学毕业生真正安居乐业。

第一，国家和政府应当有政策引导劳动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如对于到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和基层就业的大学生提供国家和地方双重补贴，提升其工资率和生活水平，缓解甚至解决大学生们对生活水平的顾虑，合理提升表现优秀的人才，给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第二，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一定的贷款担保和税收减免，同时给予一定的资助和支持，鼓励有技术有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创新创业。鼓励已经在发达地区或者大城市工作和学习过的大学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创新创业，创造就业岗位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同时鼓励针对地方特色和新兴产业创业，有利于形成更加完整的产业体系。

第三，加强信息交流，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建立更完善的职位需求供给交流平台，传递中西部地区的人才需求，拓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视野，降低其工作搜索成本。同时建立健全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大学毕业生在转换工作地区时的担忧。

第四，大学生应当树立新的价值理念，改变对于工资水平的观念。经济发达的地区虽然工资水平较高，但其生活成本也很高。同时，有创新创业精神的大学生更应该树立远大目标，抓住 “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大机遇，勇于创业，大胆探索人生的事业。

4结论

笔者认为，鼓励来自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返回家乡创业就业，不仅是解决“知识失业”的一种途径，也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一条可行道路。同时，我国目前对于这种方式还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如果通过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获取更新的报告和数据，未来应当可以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树立正确有效的政策引导，实现这一思路，这对于解决“知识失业”和区域发展不均衡都应当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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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laug・M.，L ayard・R.and Woodhall・M.，The causes of graduate unemployment in India，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1969.

[3]Carnoy・C.，‘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UNES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 or Educational Planning，1977.

[4]宋福进.我国高校不同层次毕业生供求的经济学分析[J].现代教育科学，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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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翁杰，周必，韩翼祥.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的变迁――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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