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再生产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力的再生产范文

关键词：扩大再生产；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034—02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加快水利改革的重大举措，认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1]。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包含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与内含式扩大再生产是关于生产的，而农田水利建设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工程，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耦合性。

一、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概述

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就是生产规模比原来扩大的再生产。具体来讲，就是社会生产的新产品除了用于补偿已消耗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外，还有多余的部分用于扩大生产的规模。马克思把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的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2]

1.外延性扩大再生产。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是在生产技术、劳动效率和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质量不变的情况下，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扩大生产场所来扩大生产规模。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信息和企业家等，劳动力代表的人口资源以及土地代表的土壤和耕地面积，对于再生产是核心的元素。而扩大再生产的场所，就农业生产来说，可以定位于环境条件如气候、水和土地等。

2.内含型扩大再生产。内含型的扩大再生产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就是在厂房、机器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数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加强管理、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等方法，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可以从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着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农田水利建设以及有关生产的流通场所等。

二、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与农田水利建设的耦合

1.开展农田水利建设能够实现农业的外延性扩大再生产。实现农业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即依靠增加农业用地面积来扩大农业再生产，是发展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要使农业用地得以增加，就必须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在中国，强调通过农田基本建设扩大农业用地是非常必要的。首先，人口增长过快和耕地减少的趋势，尚未有效控制。农业生产的规模受耕地面积的直接约束，通过扩大耕地面积的途径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潜力尚存。近年来，由于加强土地管理、减少耕地占用，但仍以每年500万亩的速度在减少，人均耕地、人均粮食占有数也在下降。其次，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减少对粮食的需求。因此，为了缓解中国粮食和整个农产品的供求矛盾，实现中国农业和农村工作发展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在努力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同时，通过开展和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扩大农业用地面积，以实现农业再生产的外延性扩大。

2.开展农田水利建设能够实现农业的内含性扩大再生产。农田基本建设实行改良和改造土壤，兴建和维修水利工程设施，植树造林。从而实现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目的的农业再生产的内涵性扩大。“通过人力改变和适应自然条件，以便农业扩大再生产。”[3]农田基本建设之所以能够提高土地生产率，是由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不仅具有人的经济再生产过程，而且具有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因此，人们如要增加农业的生产成果，就必须提高和增强动、植物的自然生产力。只有动、植物个体的产出量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才会提高。

人的经济再生产强化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第一条途径，是改造动、植物本身的性状和品质。第二条途径，是改善动、植物生长、发育、繁殖所必需的外部条件。通过农田基本建设就能改善动、植物生长、发育、繁殖的外部条件，为动、植物优良性状与品质的形成和保持创建相宜的环境。第一，农田基本建设可以改良和改造土壤。现代农业生产手段的应用和现代农业科技措施的实施创造与之适应的基础条件。第二，农田水利建设可以创建一个良好的水利条件。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内容中，有一项是兴建和维修水利排灌工程设施，另一项是植树造林。而这两个方面，都是农田基本建设的内容。

综上所述，开展和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增强动、植物的自然生产力具有重大作用，对提高动、植物的自然生产率具有重大作用，对提高土地生产率、实现农业再生产的内含性扩大再生产具有重大作用。

第2篇：劳动力的再生产范文

论文关键词：劳动力；生产

论文摘要：在任何社会中，劳动力都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具有使用价值，其所有者可以将其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也可以将其留作自用。当作为商品出售时，称为劳动力商品，具有价值，表现为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除作为商品出售外，剩余的劳动力留作自用，如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本文应用劳动价值理论，分析劳动者将自用劳动力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的过程。

一、引言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激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普遍繁荣，形成了“橄榄球式”的社会财富结构，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数量开始占社会成员的大部分，这些中产阶级大都源于资本主义早期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工人按等价交换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工资就是工人维持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的货币表现。显然工人的工资仅够用于购买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积蓄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的获得的工资不仅能维持自身的生存，还能有积蓄。随着积蓄的增加，他们不再是以前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工人，而是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

二、自用劳动力的使用

仅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收入的工人，其积蓄从哪里来呢?设积蓄为a，工资收入为w，生活和发展资料支出为c。

a=w—c(1)

公式(1)中，要使积蓄a大于零，显然工资收入w必须大于生活和发展资料支出c，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收入不仅能够工人的自身生活，而且有剩余。工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货币表现，用于购买生活资料的支出同样是生活资料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可以得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的价值大于生活资料的价值。

在工人消费生活资料进行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发生了价值的增加，即创造了新价值。依据劳动价值理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可知工人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进行了劳动，耗费了劳动力。

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是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工人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耗费了上一生产过程生产的部分劳动力，也就是说工人并没有将全部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是留了一部分劳动力作为自用。正是这部分自用劳动力的使用，使得在下一次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价值的增加。自用劳动力的使用同资本家使用购买来的劳动力一样是会创造价值的，同样会创造剩余价值。

三、劳动力的生产

劳动力是指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它蕴藏在劳动者的身体当中。而劳动者又是生产力中最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社会生产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再生产的条件圈。

一般地，工人并不会把全部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是留一部分给自己支配，用于家务劳动、学习等等。家务劳动和学习都要耗费体力和脑力，创造价值。同任何其它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决定。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生活资料和发展资料本身不创造价值，其本身的价值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转移到了新生产的劳动力中。自用劳动力的使用创造的价值和生活资料的价值一起构成劳动力的价值。

假设社会平均剩余价值率为100％，工人初始拥有劳动力的价值为1000个单位，将初始劳动力按4：l的比例在出售劳动力和自用劳动力之间进行分配。假定生活资料的价值保持不变为800单位，工人出卖劳动力获取的工资超过生活资料价值部分作为积蓄。

从图1可知，工人将800个单位价值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获得800个单位价值的货币，又将货币换同相同价值的生活资料，剩余的200个单位价值的劳动力留作自用生产了400个单位价值的劳动力，加上生活资料转移而来的800个单位价值，新劳动力中的价值为1200个单位。接着，：工人将新劳动力中的960个单位的劳动力出售换来价值960个单位的货币，又用800个单位价值的货币买来800个单位价值的生活资料，剩下的160个单位价值的货币留为积蓄，另外，240个单位的劳动力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加上从生活资料中转移而来的800个单位价值，共生产出1280个单位的新劳动力，依次循环。经过三次劳动循环，该工人除基本满足生活消费外，另有160+224=284的积蓄。

在下班后或在节假日，工人使用自用劳动力生产劳动力，家务劳动、学习劳动这些具体劳动创造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了劳动力的价值。通过自用劳动力的使用，实现了价值的增加，劳动产品既劳动力归工人自己所有，新增价值即剩余价值也自然归工人所有。

劳动力本身也足一种劳动产鼎，而且是一种具有创造社会财富的特殊的劳动产品。劳动力产品不是天然自生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劳动的结呆。在其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耗费了人们的精力、休力、时间和各种物质财富。

四、自用劳动力是实现按劳分配的路径之一

工人将自己的部分劳动力留作自用，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新增价值即剩余价值有工人自己占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并没有被资本家剥削掉。劳动成果足按劳动量进行分配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复杂劳动在总劳动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对高级劳动力的需求将越来越大。未来消费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和高环保要求使得劳动者要大部分的劳动时间用于学习以获取生产这种产品所需要的技能，而真正直接作用于产品的劳动时间相对很少。价值的增加主要发生在学习劳动者的过程中。

社会总财富的积累在于价值的净创造，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决定荇工人在劳动前要进行长时间的学习，在工作期间也需要更多的假期，更多的时间供自己支配，以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特别是高级劳动力的在生产。劳动者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直接占有这个劳动过程的剩余价值，实现财富的积累。劳动者扩大自用劳动力的使用，有利于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收人日益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并逐渐缩小，使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日臻完善。

五、重视高级劳动力的生产

劳动力的生产町分为低级劳动力的生产和高级劳动力的生产。低级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劳动，而高级劳动力能胜任复杂劳动。低级劳动力的生产主要体现在人口数的增加，它受到地球环境承载力上限。高级劳动力的生产主要体现在人口素质的提高，是未来社会生产的重点内容，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生产可分为劳动力的生产和消费牖的生产。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两种生产的价值净创造足不同的。在原始社会，人口数量少，维持人口的繁衍是部落的第一大事，低级劳动力的生产，主要体现为人的简单繁衍，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内容。在奴隶社会，战争和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战争和祭祀都需要用奴隶，奴隶主全部地占有奴隶，奴隶是其财富的主要内容，奴隶数量的多少反映奴隶主的贫富。尽管具有些简单技能的奴隶的价钱更高一些，但低级劳动力的生产体现为奴隶的数量增加仍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内容。进入封建社会，最低生活消费品的生产成为价值净创造的主要领域。随着最低消费品的满足，剩余价值创造主要发生在般消费品的生产过程。人的消费需求是无止境的，一般消费品的满足了，随之出现的是科技含量高、环保要求高的高级消费品的需求。

对高级消费品的需求引致对高级劳动力的需求。要实现高级消费的生产，首先要实现高级劳动力的生产。高级劳动力的生产所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高级消费品的直接生产过程所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比越来越大，相应地高级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创造出的价值量与高级消费品的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量之比也越来越大。社会中价值的净创造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劳动力的生产过程，特别是学习劳动过程中。高级劳动力的生产所实现的价值净创造占价值总净创造的比重不断提高，这种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正如前所述，劳动力生产的劳动成果归劳动者占有，而高级劳动力的生产又是劳动力生产扩大和深化的重要领域，加大高级劳动力的生产可以大大的提高社会分配中按劳分配的比例。这就要求社会重视高级劳动力的生产，努力创造和完善高级劳动力生产所需的条件，如加大教育投入、尊重人才等。作为高级劳动力的一种存在形式，人力资本自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首次提出后，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

第3篇：劳动力的再生产范文

[关键词]体育事业；发展；社会经济；关系；体育产业

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历史证明，经济是体育的基础，体育的发展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体育产业也是一项全民的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事业，对物质生活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起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

党的十三大决定，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振兴国民经济战略首要位置，把经济建设由主要依靠粗放经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党的十六大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融政治、经济、文化、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一体的综合目标。这一目标的科学内涵，十六大用六个“更加”进行了简明的概括，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为了认真贯彻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落实体育事业的地位，促进经济教育的良性循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很有必要研究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

体育以其特有的功能，在以经济建设为指导思想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体育的经济功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升人力资源水平奠定基础。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首先要明确体育与经济的含义。

体育的含义。体育一词，有多种解释，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体育的概念是指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活动，它是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教育和训练，是开发人的潜在能力的活动。从教学的性质看，是社会主义造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体育事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体育产业可以为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熟练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因此体育事业的发展本身客观地包含着经济的因素。体育发展是超前的事业，因为体育培养人才周期长，体育的经济效益具有迟效性的特点，因此，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先行。

经济的含义。经济代表一定的财富和生活用度，也可代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总和。体育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可表现为体育的进步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关系，以及体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日益突出的作用，诸如强健的体魄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等等，显示体育是提高劳动质量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都是熟为人知的。

一、体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于经济的繁荣

体育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同步的节奏，与人类的经济活动有着最根本的因果关系。体育发展不是主观的东西，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它一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要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体育事业的发展，基础在于经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需要，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这一客观规律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协调发展

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体育运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决定着体育事业内部的结构和比例。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一方面取决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规模为其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保证，保证必要的财力，提供体育的基建设备、场地、图书、器材等，提供体育基建费用和体育经常性费用。国外学者对1984年奥运会奖牌分布及获奖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98％的奖牌都为经济水平较高和人均寿命较长的国家所获得。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总产值、国民平均收入等基本指标是体育运动发展的前提指标。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这种需求不仅决定着劳动力的总数量，而且决定着各种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劳动力的总数量决定着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及速度；各种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决定着体育体系、体育结构。

(二)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决定体育发展的规格与方向

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方式和水平，制约并最后决定着体育的质量，即制约并最后决定着劳动力的规格，因而也决定着体育培养人才的规格和发展方向。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总产值对竞技体育可起较大的作用，国民平均收入等基本指标则对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影响较为直接。21世纪初叶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新的世纪里，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将给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进入小康社会后体育事业的发展必将得到更大的社会支持。

三、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依靠体育事业的推动

经济的发展同发展体育事业一样，也不是主观的东西，单凭调整生产关系是不行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技术。按这个意义，科学技术是属于生产力范畴的。特别是现代经济越来越要依靠科学技术，依靠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这就需要体育技能的培养。经济的发展与体育技能的这一“依靠”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体育技能训练是劳动再生产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两种生产在数量上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在质量上也要相适应，整个社会再生产才能实现。有一定生产经验和技能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在任何社会都是实现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体育训练则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体育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最基本的联系是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来实现的。

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恢复和保持现有生产过程和科学技术活动中，从业人员的劳动能力，使他们能继续从事劳动和工作；二是培养和训练新的劳动力，以替换退出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和补充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再生产的两个方面中，前者主要是通过生活资料的消费来进行的，其中包括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料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和训练，更新知识和技能，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后者则要通过投资于体育来进行，发展体育事业是劳动力生产的重要手段。

那么，体育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是体育训练能传授和积累劳动技能。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体育训练的基本职能就是要向受训者传授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技能，保持和发展生产过程和科学技术活动中从业人员的劳动能力。

二是体育能生产劳动能力。人的劳动能力，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在现代生产条件下教育与经济的基本联系。青少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有利于身体发展，形成良好的身体形态，发展身体的运动能力。练就了健壮的体魄，使之成为合格的劳动力。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比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劳动生产率均高出0.6％－10.0％。体育运动可保护和增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劳动力，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再次，体育投资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能力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在生产过程中除了生产和自身价值外，还能创造出新的价值。经过培养与训练的劳动才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创造出超过它自身的新价值。这不仅说明体育投资具有生产性，而且体育投资在生产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较之消费掉的费用是一个“扩大”了的量，是劳动者智力素质在生产中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在生产中一次次地反复而实现的。据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育设施建设投入713亿元人民币，将极大地改善体育产业的硬件设施条件并能带动其他行业对体育产业的投入，从而加大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规模。

(二)体育事业发展也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经济的重要途径

科学本身就是经济，但是它还不是具体的、直接的经济，而是一种知识形态的潜在的经济，要把科学转化为具体的、直接的生产力，一部分是可以通过体育来实现的。一方面通过体育教育，科学技术被劳动者所掌握，变成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构成劳动力的要素；另一方面，通过技术的发明创造，物化在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上，构成生产资料的要素。这一过程也是通过体育科学所培养的科技人才来实现的。社会科学也可以通过体育科学转化为物质力量。一方面社会科技的发展可以不断开拓劳动者的知识视野，提高他们各方面的素质，产生新的更高的劳动效率；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发展，可以不断揭示生产活动的社会组织规律，提高生产过程的科学管理水平。

(三)体育教育是使科学技术实现再生产的重要手段

科学研究是一种精神生产，也称为科学生产。教育不仅仅能积累、继承前人的科学技术，而且还担负着发展科研的任务。体育教育培养体育健儿，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体育教育可使学生在一定时间系统地掌握某一领域前人的科学精华，也包括从前人某些思想技术中获得的启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实验，向未知领域探索，最后达到突破，促进体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四、体育事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

第4篇：劳动力的再生产范文

论文摘要：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产权思想研究的理论基础。只有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才能揭示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剥削本质；才能揭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是产权关系的不断的再生产过程；才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配关系以及各种收益的实质。

一百多年来的经济思想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断论战、斗争的历史。两者分别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各持不同的世界观，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无论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19世纪后期诞生的所谓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20世纪早期产生的西方现代制度经济学，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理论分歧产生于理论基础的不同，也就是是否建立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之上。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对产权问题的研究同样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一、劳动价值论揭示了掩盖在物的关系下的商品生产者的关系

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贡献，但他们对劳动价值论的开创性的研究很不彻底。尽管他们看到了价值的实体是劳动，但只是笼统地讲劳动，从未论证过“劳动的二重性”问题，因此不能揭示价值的本质，也不能更深入地研究社会生产中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关系。马克思从剖析商品这个最简单的细胞开始，研究了商品的二个因素，揭示了创造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指出具体劳动和自然物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一自然属性，而抽象劳动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代，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同时，价值又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决定商品交换性质的本质属性，因为其中“掩藏着某种社会关系”。通过对价值实现问题的探讨，马克思指出了商品形式的奥秘：“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是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实质的深刻揭示，说明了价值的本质是掩盖在物的关系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

产权，即财产权利，也称财产权。它是人们(财产主体)围绕或通过财产客体而形成的经济权利。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主体。不同的主体不仅与物质资料有不同的关系，而且彼此之间通过在物质资料上结成的一定的关系形成产权关系。马克思所确定的他的经济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啪指出他在研究中涉及到的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也就是它所研究的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围绕一定的财产发生的产权关系。如上分析所言，马克思对这种产权关系的研究正是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

二、劳动价值论是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研究剩余价值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它既是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也是一个价值增殖过程。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物质生产资料是形成劳动产品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因素，而工人的劳动却是形成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分析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历史条件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分析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是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其不仅能创造价值而且能创造出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根据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不同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种形态；指出了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区别。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价值增殖的秘密——资本家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到生产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以上．占有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说明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产权关系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劳动力所有者的劳动的剥削，这是马克思主义所有理论的唯物论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劳动价值理论，就不可能有剩余价值理论一马克思这一伟大而科学的发现。

三、劳动价值论是揭示资本积累实质的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是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促使资本家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从表面上看是一个“资本生资本”的过程，但其实质是资本家不断地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资本的过程。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实质的揭露同样是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他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特点：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即可变资本是工人自己创造的；资本家的全部资本归根到底都是工人创造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中，一方面，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再生产出资本家；另一方面，工人创造出可变资本，再生产出劳动力商品，即雇佣劳动者。这两方面就表明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不仅创造出物质产品而且也再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接着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特点，马克思指出，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追加资本，从一开始就全部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完全是由工人的无酬劳动创造的。这些追加资本不仅是剥削工人的结果，而且是进一步扩大对工人剥削的手段。劳动力买卖的真实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特点的考察，一方面说明了资本积累的实质就是资本家利用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进一步无偿地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的过程；另一方面说明了在不断地资本积累中，不仅再生产出了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客体——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而且再生产出了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主体一资本家和劳动力，因而不断地再生产出了这种以剥削为实质的产权关系。

四、劳动价值论是分析不同产业资本家收益的理论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探讨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形成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学说。根据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资本家所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不一样，他们所获得剩余价值量或者是利润是不同的。但是对于资本而言，它所能意识到的只是“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社会权力。”目资本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等量资本是否会带来等量利润”。资本家对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追求，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让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无法解释的矛盾。但是马克思运用劳动价值理论中的价值规律，通过对资本主义竞争的分析，揭示了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对这些转化过程的研究，既解决了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等量资本可以获得等量利润的矛盾，也说明了因为整个社会的产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同行业的资产家之间进行了重新的分配，所以“与总资本不同的一个部门的资本对该部门直接雇佣的工人的剥削会表现出特别关心，与整个部门不同的单个资本家对他个人直接雇佣的工人的剥削会表现出同样特别的关心。”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既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延续，也是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特殊的表现形式。它揭示了不同的产业资本家等量资本获得等量收益的原因，从而从整体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是全社会的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

五、劳动价值理论是说明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和现实形式的理论基础

在资本主义社会，除了有工业资本家外，还有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银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他们都是各种形式资本的所有者，他们的资本同样要求获得利润。但是按照劳动价值理论，如果不经过生产过程，资本在运动过程中是不会自行增殖的。商业资本经历的仅仅是购买和销售的过程、借贷资本和银行资本经历的仅仅是在不同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转移的过程、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作为资本仅仅是生产的物质要素。资本要获得利润、土地要获得地租，就必然要使资本在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样资本才能成为实现价值增殖的因素。因此，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不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所发挥的不同职能，并进一步探讨了利润在不同职能资本间的分割：由于资本独立化为商业资本，产业利润的一部分必然转化为商业利润；由于借贷资本的使用，产业利润必然分割为企业利润和利息，从而说明了不同职能的资本所获得的利润都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除此而外，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的地租问题。他指出，资本主义地租不过是租佃资本家交给土地所有者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体现了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共同剥削农业工人的关系。

第5篇：劳动力的再生产范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人力资本多期投资

关于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问题,已有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但是,以往研究在分析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过程中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青年就业和中年失业问题。文章试图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青年就业和中年失业问题为切入点,运用Wallace Huffman的人力资本多期投资理论来分析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青年就业、中年失业问题分析

2007年底,中国农村劳动力达到4.8亿人。从年龄构成看:16岁-29岁、30岁-49岁和50岁以上年龄段的劳动力分别占27.1%、53.4%和19.5%。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文盲和半文盲、小学文化、初中文化和高中级以上学历分别占7.4%、29.9%、50.2%和12.5%。从技能培训来看:未受过培训、受过短期培训、初级技术培训、中等技术培训的分别占76.4%、20%、3.4%和0.13%。在劳动力转移方面:16岁-19岁、20岁-24岁、25岁-29岁、30岁-40岁及40岁以上年龄段的转移比例分别为:57.5%、97.4%、55.9%、34.%和17.8%。在企业用工需求方面:83%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53%的岗位要求达到初级技工以上技能水平,62%的岗位要求年龄在18岁-25岁。可见,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与企业的用工需求有巨大差距;青少年劳动力用工需求旺盛,几乎所有在20岁-2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都得到转移,但随着年龄的增加,转移比例逐次下降,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可持续性,企业用工年轻化和中年失业化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问题(章铮,2009)。

青少年就业和中年失业的原因可以从以下方面分析:首先,农村劳动力在向非农行业转移过程中主要就业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现有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工作的典型特点是:简单重复作业、技术含量低、对从业人员的体力、反应灵敏度具有很高要求。为此企业更希望雇佣年轻劳动力从事生产,而青少年劳动力则看中了短期利益,缺乏在生命周期早期进行技术培训的投资,纷纷流向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当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生产率下降,而无法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的岗位竞争中获胜时,加之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非农转移的难度加大,最终导致失业。其次,农村劳动力在生命周期的初始时期缺乏必要技能培训的同时,劳动力再培训发展滞后,加之对失业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的收益刺激不足,影响了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政策效果。

解决劳动力转移可持续性问题的两个着力点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升级和建立完善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在制造业中无特别技术的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是技术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Orazem,1997);更一般的是,随着劳动者技能的增加,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关系将会变小,劳动和资本最终变成互补关系,特别是对受过较高水平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随着知识和技术的提高,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相对于较少技能劳动力需求在增加,而且增加技术型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是有可能的。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加速调整时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业升级是一个重点。在农村劳动力的现有技能水平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业升级必然会加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为此加快农村劳动力培训,完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已迫在眉睫。

二、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多期投资模型

人力资本多期投资模型由Wallace Huffman(2001,2007)建立。该模型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假设家庭是风险中性的,具有三期生命周期。在每期,通过消费人力资本L1t(t=0,1,2)和商品X1t来获得效用:

U=U(L10,X10,L11,X11,L12,L12)①

人力资本生产和农业生产具有以下技术限制:

一是人力资本生产是初始时期人力资本禀赋或上一期的人力资本投入L2t、购买的要素投入X2t和固定的先天能力要素A2的函数:

Z2t=F2(L2t,X2t,A2),F2(0,X2t,A2)=0,F2(L2t,0,A2)≥0②

其中,F2(•)对L2t和X2t规模报酬递减。

二是农业生产是人力资本服务L3t和购买的要素投入X3t和固定的农业气候条件A3的函数:

Z3t=F3(L3t,X3t,A3)③

其中,F3(•)对L3t和X3t规模报酬递减。人力资本投入只改变可用人力资本量,而不改变单位人力资本的工资率。家庭具有原始人力资本禀赋K00,人力资本以δ(0≤δ≤1)的速度折旧,并以α(>0)的比例将人力资本存量转化为可用量:

Lt=αKt=α[(1-δ)tK00+(1-δ)t-1Z2t-1]

④

人力资本被分配到闲暇L1t、人力资本生产L3t、农业生产X3t和非农场工资工作Lwt:

Lt=L1t+L2t+L3t+Lwt,L2t,L3t,Lwt≥0⑤

同时,家庭面临多期预算限制:

(Pe3tZ3t+WtLwt)/(1+r)t=(PitXit+Cj)/(1+r)t⑥

其中,Pe3t是农业产出期望价格;Pij则分别是购买的消费品、人力资本生产投入要素和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价格;Wj是单位人力资本的工资率;Cj≥0是家庭生产和消费形成的固定成本;r是固定贴现率。

在公式②、③、④、⑤和⑥的限制条件下来最大化公式①。最终得出最优的人力资本投资:

PV=MC=λ/MP=P/MP⑦

通过人力资本多期投资模型发现以下重要结果:首先,在每期,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规模是单位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的现值等于边际成本的现值时的量。其次,推迟一期的投资显著降低边际收益的现值,所以在生命早期而不是晚期去制定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最优的。在最后一期(时期2)将资源投资于人力资本生产永远都不是最优的,因为这时只有成本,没有收益。但是人力资本生产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当延期进行投资而使得成本节约超过收益的下降时,在两期而不是一期实施人力资本投资是最优的。

三、基于人力资本多期投资下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分析

目前,农村劳动力培训存在不少问题。农村劳动力培训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使得在现有的培训供给下没有建立合理的培训体系,从而未能实现效用最大化。人力资本多期投资模型的结论对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农村劳动力是一个由不同年龄段的劳动者构成的群体,年龄层次的不同决定了其在接受技能培训方面应当区别对待。根据多期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将农村劳动力按年龄不同划分为青少年(16岁-29岁)、青壮年(30岁-49岁)和中年(50岁以上)等层次,分别对应于生命周期中的第0期、第1期和第2期。

(一)农村劳动力培训的优先次序分析

确定农村劳动力培训的优先次序主要是在现有资源下如何在农村劳动力中进行合理分配实现收益最大化。

农村青少年是即将踏入社会或者刚刚踏入社会不久的人群,是未来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在农村劳动力中占有的比例接近30%。从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中看,青少年处于第0期;因此在青少年时期而不是在晚些时候的青壮年或者更晚的中年时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最优的。青少年群体具有最长的工作年限。能够通过在青少年时期的人力资本投资获得收益的同时提高在青壮年甚至中年时期的人力资本储量,从而提高今后的可用人力资本量;并且,能够通过其在青壮年时期的再投资而达到最优,使得其净收益的现值达到最大。

农村青壮年是目前新农村建设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在农村劳动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比例达到了60%。农村青壮年处于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中的第1期;对青壮年的技能培训仍然是能够取得净收益的,只是其净收益要小于第0期的青少年;因此在青壮年时期而不是在晚些时候的中年时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最优的。青壮年具有相对较长的工作年限,能够通过其在青壮年时期的投资提高中年时期的人力资本储量,增加今后的可用人力资本量,使得其净收益的现值最大;但是,此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净收益要小于青少年时期的净收益。

中年劳动力基本上处于生命周期的末期,其在农村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最小,处于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中的第2期,工作年限最短。此时对其进行技能培训是不经济的。

综上分析能够得出的结论是:在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过程中,对青少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是最优的;对青壮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则是次优的;对中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则是不经济的。应当优先发展农村青少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合理安排青壮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二)农村劳动力再培训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持续性的动态过程,劳动力技能培训也应是持续的动态过程。根据人力资本多期投资模型,人力资本不断折旧,只进行一次性人力资本投资会因为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下降,边际成本上升,无法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这时需要对其进行人力资本再投资,以对人力资本更新,来避免边际收益下降和边际成本上升带来的损失。

在目前的劳动力培训过程中,更多的是就培训而培训,缺乏再培训体系建设;劳动力再培训的滞后使得劳动力未能及时进行技能更新,原有的技能水平无法承担新的岗位技术要求,最终导致失业。这构成了劳动力转移缺乏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确定现阶段劳动力技能培训优先次序的同时,应当建立农村劳动力再培训制度,以防止劳动力由青少年进入青壮年时由于缺乏再培训使得技术陈旧导致失业的窘境。

四、结论及建议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可持续性,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用工条件和劳动力培训体系不健全。通过对人力资本多期投资模型的分析后发现:在劳动力培训中,应当优先对青少年群体进行技能培训,然后合理安排青壮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并建立农村劳动力的再培训制度。

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坚持加快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业升级不动摇。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业升级是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的一种刺激:一方面,它可以有效地化解“读书无用论”的毒瘤,防止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行为,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农村劳动力在青少年时期进行技能培训的需求。

二是加大政府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方面。首先,要进一步强化义务教育阶段的执行,防止义务教育阶段中途退学,把好义务教育关。其次,加强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目前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使其更能够体现经济发展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改善教师队伍,特别是建立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进一步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费的专业和地区覆盖范围,通过相应的技能和经济刺激使得青少年能够顺利接受和完成中等职业教育。再次,实施高考落榜生的职业教育。

三是鼓励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再培训。为了使农民工能够顺利达到和适应新的技术要求,需要对其进行再培训。当农民工在企业中从事工作达到一定年限时,应当鼓励企业承担更多的对其进行再培训责任。

四是加强农村劳动力对进行技能培训和再培训的认识,提高参与率。由于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的限制和进行技能培训收益的不确定性,其对技能培训和再培训的认可度不高;需要对其进行更多的宣传和收益刺激来提高其技能培训的参与率。

参考文献:

1、章铮.从托达罗模型到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J].中国农村经济,2009(5).

2、Wallace Huffman.Human Capital:Education and Agricultural[Z].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

第6篇：劳动力的再生产范文

一、经济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体育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同步的节奏,与人类的经济活动有着最根本的因果关系。体育发展一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还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需要,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和社会基础。

(一)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协调

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体育运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决定着体育事业内部的结构和比例。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一方面取决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规模以及为其发展所提供一定的物质保证,即保证必要的财力,提供体育基建费用和体育经常性费用,提供体育的基建设备、场地、图书、器材等。国外学者对1984年奥运会奖牌分布及获奖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98%的奖牌都为经济水平较高和人均寿命较长的国家所获得。这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平均收入等基本指标是体育运动发展的前提指标。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这种需求不仅决定着劳动力的总数量,而且决定着各种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劳动力的总数量决定着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及速度,各种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决定着体育体系、体育结构的存在状况。

(二)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决定着体育发展的规格与方向

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方式和水平,制约并最后决定着体育的质量,即制约并最后决定着劳动力的规格,因而也决定着体育培养人才的规格和发展方向。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对竞技体育发展可起到较大的作用,国民平均收入等基本指标则对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影响较为直接。21世纪初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新的世纪里,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将给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有了这个基础,在进入小康社会后体育事业的发展必将得到社会的更大支持。

二、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依靠体育事业的推动

经济的发展同发展体育事业一样,单凭调整生产关系是不行的,尤其要注意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中必须包括科学技术,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说明科学技术是属于生产力范畴的。特别是现代经济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时,仍需要依靠体育事业的推动,依靠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这就需要加强体育技能的培养,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体育技能的这一“依靠”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体育技能训练是劳动再生产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两种生产除了在数量上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外,在质量上也要相适应,只有如此整个社会再生产才能实现。有一定生产经验和技能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在任何社会都是再生产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体育训练则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手段。体育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最基本的联系是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来实现的。

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恢复和保持现有生产过程和科学技术活动中,从业人员的劳动能力,使他们能继续从事劳动和工作;二是培养和训练新的劳动力,以替换退出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和补充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前者主要是通过生活资料的消费来进行的,其中包括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料对劳动者(包括体育工作者)进行教育和训练,更新知识和技能,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后者则要通过投资于体育来进行,发展体育事业是劳动力生产的重要手段。

那么,体育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是体育训练能传授和积累劳动技能。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体育训练的基本职能就是要向受训者传授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技能,保持和发展生产过程和科学技术活动中从业人员的劳动能力。

二是体育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的劳动能力,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青少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有利于身体发展,形成良好的身体形态和运动能力。练就了健壮的体魄,使之成为合格的劳动者,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三是体育投资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马克思说过:人的劳动能力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在生产过程中除了生产和自身价值外,还能创造出新的价值。经过培养与训练的劳动者才能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超过它自身的新价值。这不仅说明体育投资具有生产性,而且体育投资在生产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由此可以看出劳动者智力素质在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生产中一次次地反复而实现的。

(二)体育事业发展也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经济的重要途径

科学本身就是经济,但是它还不是具体的、直接的经济,而是一种知识形态的潜在的经济,要把科学转化为具体的、直接的生产力,其中一部分是可以通过体育来实现的。一方面通过体育教育,科学技术被劳动者所掌握,变成了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构成了劳动力的要素,提升了劳动力的质量;另一方面,通过技术的发明创造,物化在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上,构成了生产资料的要素。社会科学也可以通过体育科学转化为物质力量。一方面社会科技的发展可以不断开拓劳动者的知识视野,提高他们各方面的素质,产生新的更高的劳动效率;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发展,可以不断揭示生产活动的社会组织规律,提高生产过程的科学管理水平,因为科学管理出效益。

三、发展体育事业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体育社团的建立与发展问题

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体育社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种社会团体在改革中获得适当的土壤和气候而迅速成长,但就其数量和质量、社会参与程度和开展体育活动的独立性上,与体育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怎样来解决这一问题呢?第一,采取“民办官助”的办法,由政府和财团提供资助并依靠民间体育组织来开展国内体育活动和参加国际体育比赛。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会越做越好。这种“结合型”的经费来源结构,由于有政府给予必要的拨款,可以确保体育组织的基本工作条件和国家体育计划的实施,又能引导体育组织强化自身的经济功能,调动其利用体育办体育的积极性,有助于体育组织与社会各界密切联系,增加企业团体的社会责任感,并对体育工作质量实行自发的监督。同时,民间的经济资助,又弥补了政府的不足,促进了体育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各种社会资源不再由政府垄断,被分解到社会的各个利益群体,使体育活动在民间得到相应的普及和发展。

(二)农村体育的发展问题

农村体育问题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持续难点和重点。农村体育,是指在县级以下广大农村开展的、以农民为主要参加对象、以增强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目标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农村体育所涉及的内容包含农村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小城镇体育等内容,还有部分竞技体育的成分。在我国13亿人口当中,有9亿是农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和国家历来以发展农村、建设农村、改善农民生活作为安邦治国的大事。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地方财力不断增长,对农村体育投资将会越来越大,农村体育事业将会得到长足的发展,这将是不争的事实。

(三)体育事业与经济的发展实现双赢问题

第7篇：劳动力的再生产范文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 再配置效应； 总量生产率；经济增长

一、引言

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速度不断加快。劳动力作为经济运行中相对活跃的投入要素，其在产业部门间是否合理配置将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效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对这种扭曲的资源配置一定程度上的矫正，将会提升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实现经济的增长。

对于江苏省而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将会对地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重要的应用价值。

对于劳动力再配置的经济效应分析，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以生产函数为基础，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从而得到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主要代表有胡永泰、丁霄泉、郝枫、赖明勇、对C-D生产函数的分解、潘文卿对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武定国利用费拉模型的推导等。这种方法推导过程严谨，理论性强，但计算繁琐。第二种研究方法主要是在国民经济恒等式的基础之上，利用指数方法分解经济增长率，从而从中分离出劳动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效用。主要代表有赵伟对生产率指数的分解，郝大明对经济增值率的分解等。这种方法推导方便，意义直观，数据易得，但理论性差。

本文拟运用总产出恒等式分解总量劳动生产率和总量生产函数分解TFP的方法，测算出江苏省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总量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进一步探讨劳动力转移与江苏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江苏省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再配置效应分析

劳动力在部门间再配置效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流入、流出以及部门之间存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当生产要素从资源充裕部门流入稀缺部门时，就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二，部门间通过劳动力的流动能达到生产的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效率。这两方面的劳动力配置效应均有利于经济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一个方面可以看作劳动力的转移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即整个社会的总量生产率得到提高；第二个方面，可以看作劳动力的转移所引起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对总量生产率贡献的测算

按照Syrquin(1986)的做法，我们可以将总产出表示为一下形式

Y＝∑Xi（i=1、2、3） （1）

其中i表示各产业部门，Xi表示各产业部门的产出。

对上式经过简单变形我们可以求得：

dy/y=∑[dxi■/y+d（■）xi/y]

＝∑[（dxi/xi）（xi/y）■+d[（■）/■（xi/y）■

＝∑（dxi/xi）（Xi/Y）]+∑[d（■）/■]（Xi/Y）（2）

由（2）式可以看出， y的变化率被分解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表示各部门生产率增长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第二部分表示各产业部门就业比重的变化对总量生产率的影响。

我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虽从1979年开始，但宏观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仍然非常显著。中国最为重要的政策调整始于1990年，从此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局部改革进入全面和快速市场化阶段。我们依此将江苏省农业劳动力转移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1978——1989年，1992——2008年（其中1989——1991年为政策调整的三年，故将其剔除）。

计算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为3.04%，第二阶段贡献为2.11%，第一阶段明显高于第一阶段。这说明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速度较快，第二阶段转移速度较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阶段贡献率最低的年份发生在1998年和1999年，说明这一阶段较低的贡献率可能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关，金融危机使得第二产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连续5年出现负增长，这一时期第三产业成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另外，进入21世纪后，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进程逐渐加快，西部省份外来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对省域内的劳动力转移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模型

本文运用胡永泰所设定的生产函数，将地区经济按照三部门模式进行划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每个部门的都可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表示，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商品增值系数的αi 的不同。其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αiXiβZi1-β）PiLβK1-β

其中：Y=GDP，Pi=部门i占GDP的份额，Xi=部门i占劳动力的份额，Zi=部门i占资本存量份额，αi为商品增值系数，部门i为第i次产业，L表示劳动力的投入的数量，K表示资本存量，β表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将上述公式经过简单变形我们可以分离出劳动力的再配置对经济的贡献M：

M＝β∑pi（■）

我们可以将M进一步分解为：

β∑pi（■）=β■-■dX■+■-■dX■

2.劳动力产出弹性的确定

运用不同假设下的生产函数所求出的劳动力产出弹性会存在种种差异。本文通过采用C-D生产函数的推导来求劳动力产出弹性，原因有二：一是数据的可得性，二是其假设不存在规模经济，从而使得整个推导运算过程相对简单。

Y=ALαKβ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L为劳动力从业人数，K为资本存量，A为K、L之外其他因素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α、β为分别为资本、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

将C-D生产函数进行对数变形后得：

logY=logA+αlogK+βlogL+μ

3.估算结果

利用江苏省相关统计书据，运用evievs6.0进行回归分析得：

logY=-1.922+0.74logK+0.40logL

(-1.44) (15.58) (1.98)

R2=0.97 A-R2=0.96 F=716.61 D-W=1.94

在运算过程中发现，D-W值为0.38，根据其判定区域，可得模型存在明显的自相关，在对其残差进行回归的基础上，得出模型存在二阶序列相关，运用广义差分法对其进行修正，得到以上结果。修正后模型在拟合优度、方程整体显著性以各个回归参数的统计性显著性都比较好。

由以上运算结果可以看出，两弹性系数之和α+β=0.74+0.40=1.144＞1,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对其参数进行正规化处理得：β*=0.40/1.14=0.351

在以上运算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再配置的经济增长效应（表1）。

三、江苏省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的潜力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江苏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省域经济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然而，近几年各地民工荒的频繁出现和学术界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讨论，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着新一轮变化。那么对于江苏省而言，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的潜力究竟还有多大？

库茨涅茨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会逐渐趋于稳定，在进入高收入水平后会明显上升；第二、三产业恰恰相反。当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接近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时，产业结构整体效应水平会较高。

由表2可以看出，由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降低的速度大于其劳动力比重降低的速度，使得其比较劳动生产率在过去30年里下降趋势明显，由1978年的0.395下降到了2008年的0.258。从表中的数据还可以看出，江苏省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在过去30年一直保持着比较大的差距，虽然这种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说明江苏省农业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会对江苏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J].经济研究,1998(3).

2.袁志刚,谢栋栋.中国劳动力错配对TFP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11(8).

3.段均,杨俊.劳动力跨部门配置与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8).

4.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

5.蒋乃华,卞智勇.社会资本对劳动生产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来自江苏的实证[J].管理世界,2007（12）.

6.丁宵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中国农村观察,2001(2).

7.谢正勤,钟甫宁.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关系研究——基于江苏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6(8).

8.郝枫,赵慧卿.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6（11）.

9.赖明勇,彭冲,王腊芳,肖皓.湖南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再配置效应分析[J].农村技术经济,2011（1）.

10.潘文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效益测评[J].统计研究,1999(4).

11.武国定,方齐云,李思杰.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6).

第8篇：劳动力的再生产范文

一、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方式的多样性

在一个非产品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按劳分配原则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的呢？是不是按个人劳动时间或劳动强度来分配为唯一的呢？分配给个人的仅仅是个人生活消费品吗？对于前两个问题，尽管以往理论界探讨的很多，但尚有待于深化。对于后一个问题，以往理论界极少涉及探讨，但这一问题却极为重要，它关系到按劳分配实现方式。诚然，马克思当年提出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学说，分配对象是个人生活消费品。但是，这是以下列三个条件假定为前提的：一是以剩余价值的产生、分配、占有以及消亡为红线，

贯穿于《资本论》之全书，揭露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工人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分配——按资分配；剩余价值的占有——全部由投资者（资本家）占为已有，剩余价值的消亡——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社会，消灭剩余价值，消灭剥削，实行按劳分配直

至按需分配。二是以社会主义产品经济为假定条件，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①。由于实行产品经济制度，消灭商品，消灭价值，消灭剩余价值，因而也就不存在

任何价值分配问题，对劳动者个人所分配的只能是实物形式——个人消费品。三是以社会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假定条件，马克思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曾这样写道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 ② 。基于生产资料全部由整个社会所直接占有，劳动者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于是对劳动者个人所分配的也只能是生活消费资料。一旦离开了这三个假定条件，按劳分配的分配对象将会随之发生变化。

在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劳动雇佣制度下，资本家付给劳动者个人的工资只是支付给劳动者劳动力付出的补偿费。这种补偿费，就是马克思所指的用于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必要费用，也就是劳动力价值让渡的补偿。正是资本主义企业对于支付给劳动者以补偿劳动力耗费的工资是按照劳动力价值分配（即按照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必要费用来分配劳动者劳动力付出的补偿费）的，于是，我国有些研究者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倒真做到了“按劳分配” ③。不过，我认为在此有两点值得指出：在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存在着“按劳分配” ，但这是一种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方式；按劳分配的分配对象是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力付出的补偿费，投资者（资本家）占有全部剩余价值，“按劳分配”不

能进入剩余价值的分配领域，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同时，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为了缓和劳动矛盾，纷纷提出企业职工“分享利润”的口号。当今风靡全球的“人本主义”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职工

对企业所创造剩余价值的分享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做法，客观上都是承认劳动对剩余价值的部分所有权、分享权，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按劳分配”进入剩余价值的分配领域。但是，同样值得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主

要是实行“按资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 。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按劳分配之所以只限于个人生活消费品的分配，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要求由社会完全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它不允许个人收入除了用于生活消费以外还有剩余转化为资本。因此，国民收入首先由政府分割为积累、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然而个人生活消费品再实行按劳分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理念逐步被人们所认可，并日益重视和讲求剩余价值；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劳动者进行经营劳动和生产劳动“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实现劳动力价值即劳动力价值耗费的补偿，而且是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劳动力价值的增值”⑤；非但可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且还有权决定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当然需要通过一定的合法程序）；劳动者不仅可以把分享到的剩余价值用于生活消费，也可以用于储蓄、投资入股、投资办企业等非生活消费性支出。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依据劳动者投入企业资本股份按比例分享剩余价值，但这是按资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二是依据劳动者提供给企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剩余价值分配，这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原则在新价值分配过程中的作用层次有两个：一是对劳动者的劳动力付出的补偿费v实行按劳分配；二是对剩余价值m的一部分实行按劳分配。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分配对象包括劳动者劳动力付出的补偿费v和剩余价值m的一部分两个方面内容。

二、按劳分配位次的博弈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也同样具有不同的地位及经济利益。各方为了争取提高自身应有的地位和经济利益，必然会展开权益性博弈。考察和认识按劳分配位次关系的运动变化，或许从各方之间所展开的权益性博弈路径进入，更能获得预期效果。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同样具有不同的地位及经济利益，这是由企业所有权主体结构的差异性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权主体结构之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下面主要分析3种所有权主体结构形式的按劳分配博弈问题。

（一）股份制企业经济里，经营者和生产者都不拥有企业股权。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创造新价值的主要因素在于劳动强度、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和努力程度、生产者的劳动技能和努力程度。以P1表示经营者的经营能力，α作为P1创造新价值的折算因子；Q1表示经营者的经营岗位劳动强度,β作为Q1创造新价值的折算因子；R1表示经营者的经营努力程度，ρ作为R1创造新价值额的折算因子；λ1表示经营者创造的新价值与其经营分配收入的比例关系参数。P2表示生产者的劳动技能，σ作为P2创造新价值的折算因子；Q2表示生产者的生产岗位劳动强度, γ作为Q2创造新价值的折算因子；R2表示生产者的劳动努力程度，τ作为R2创造新价值额的折算因子；λ2表示生产者所创造的新价值与其经营分配收入的比例关系参数。m表示企业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那么，经营者和生产者的按劳分配收入S（即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分配所取得的经济收入）可以函数表达式进行述：

S＝λ1P1αQ1βR1ρ+λ2∑P2σQ2γR2τ

其中,λ1P1αQ1βR1ρ为经营者的按劳分配收入,λ2∑P2σQ2γR2τ为生产者的按劳分配收入。

我们可以将经营者的劳动力价值与其创造的新价值的比率记为θ1，生产者的劳动力价值与其创造的新价值的比率记为θ2。

显然，（1－θ1）/θ1就是经营者的剩余价值率；（1－θ2）/θ2就是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率。

通常情况下，由于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增值的过程，必然要求创造的新价值要大于劳动力价值。因此，必然有0<θ1<1, 0<θ2 <1。

假如所有者可以对经营者的行动实施完全监督，从而可以根据经营者创造的新价值给予报酬。也就是说，所有者依据观察到经营者所采取的行动而采取自己的策略行动，那么，所有者一般只付给经营者低于其所创造的新价值的收入，甚至仅仅是经营者劳动力价值的收入，即θ1≤λ1<1。但由于他们之间的博弈是长期“重复”，因此，很可能所有者会采取满足λ1：θ1<λ1<1，即经营者也分离一部分自身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对经营者的行动失控，就往往会造成经营权侵蚀所有权，经营者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可能会虚增利润或侵贪财产。反过来，假如所有者先付报酬，然后经营者再去创造价值。这时候，经营者完全知道所有者的行动。显然，如果所有者给出低工资的话出于理性，经营者不愿受剥削太多（暂时不考虑经营者辞职中跳槽的情况），必定出现“低创造价值”现象，如果是再次博弈（倘若他们之间存在长期关系），那么所有者必定再开出低工资，经营者也因此创造低价值。于是，重复动态博弈的结局不断地重复（低工资，低创造价值）。如果所有者开出高工资，经营者有两个行动选择，要么他创造高价值，于是所有者在再一轮博弈中仍给出高工资（若他在下次博弈中开出低工资的话，那么博弈回到第一种情况，以后经营者将创造低价值，这对所有者不利）。要么经营者创造低价值，出于惩罚，他将在以后得到低工资。如果经营者先创造价值，所有者再给付报酬。这时经营者不知道所有者的行动。经营者就会尝试性地开展价值创造活动，要观察所有者给付的报酬高低。若较高，则继续努力工作；若太低，则要么向所有者争取提高报酬，要么不继续干下去。所有者为了更好地留住经营人才，就会适当提升经营劳动的报酬水平。因此，重复动态博弈的系列结局应为达到基本均衡关系：θ1<λ1<1，即经营者在得到足额的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同时，也分享到一部分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经营者的按劳分配部分进入剩余价值领域。

假如所有者和经营者可以对生产者的行动实施完全监督，从而可以根据生产者创造的新价值给予报酬。那么，所有者和经营者一般只付与生产者低于其创造新价值的收入，且与其劳动力价值基本相当的收入，即θ2＝λ2<1。如果所有者和经营者对生产者的行动失控，则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往往难以充分发挥，可能会出现θ2<λ2<1之现象。如果所有者和经营者先付报酬，然后生产者再去创造新价值。显然，如果所有者和经营者给出低工资的话，生产者不愿受剥削太多（暂时不考虑生产者辞职中跳槽的情况），必定出现“低创造价值”现象，如果是再次博弈（倘若他们之间存在长期关系），那么所有者和经营者必定再开出低工资，生产者也因此创造低价值。于是，重复动态博弈的结局不断地重复（低工资，低创造价值）。如果所有者开出高工资，生产者有两个行动选择，要么他创造高价值，于是所有者在再一轮博弈中仍给出高工资（若他在下次博弈中开出低工资的话，那么博弈回到第一种情况，以后生产者将创造低价值，这对所有者不利）。要么生产者创造低价值，出

于惩罚，他将在以后得到低工资。若所有者后开工资，则生产者在开始时将不会尽力创造价值。待所有者提高报酬水平后，再逐步扩大新价值。因此，重复动态博弈的系列结局应为达到基本均衡关系：θ2＝λ2<1，即生产者的劳动力价值将得到足额补偿，但不能参与剩余价值分配。

综上所述，在股份制企业经济里，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经营者和生产者都不拥有企业股权。经营者的按劳分配收入，在量上取决于其创造的新价值与收入的关系系数参数λ1。当λ1大于1，经营者所得的收入中 P1αQ1βR1ρ部分是其创造的新价值；而（1-λ1）P1αQ1βR1ρ部分来源于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即经营者的按劳分配部分进入剩余价值领域。但其创造的新价值与收入的关系系数λ1则决定于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博弈。一般情况下，θ1<λ1<1，经营者所得的收入小于其创造的价值而大于其劳动力价值，因而分享了一部分自身创造的剩余价值。生产者的按劳分配收入，在量上取决于其创造的新价值与收入的关系系数参数λ2，但其创造的新价值与收入的关系系数λ2则决定于生产者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博弈。一般情况下，θ2＝λ2<1，生产者所得的收入小于其创造的价值而等于其劳动力价值，不能参与剩余价值分配。其博弈结果可能会带来的问题是剩余价值绝大部分被企业资本所有者占有，经营者可能会分得微量的剩余价值，而生产者则丝毫享受不到自己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必将产生并逐步加深劳资矛盾。

（二）股份制企业经济里，经营者拥有较大股权，生产者拥有小部分股权。在这种情况下，以T1表示经营者所拥有的企业股权数额，T2表示生产者所拥有的企业股权数额，d表示按资分配收入与企业股权总数额的比例关系参数，其它同前所设，则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分配收入函数表达式又变为 ：

S＝λ1P1αQ1βR1ρ+dT1+λ2∑P2σQ2γR2τ+dT2

其中, （λ1P1αQ1βR1ρ+d T1）为经营者的按劳分配收入和按资分配收入,（λ2∑P2σQ2γR2τ+dT2）为生产者的按劳分配收入和按资分配收入。

依据上述原理分析可得：在股份制企业经济里，经营者拥有较大股权，生产者拥有小部分股权。经营者的按劳分配收入在量上取决于其创造的新价值与收入的关系系数参数λ1。当λ1大于1，经营者所得的收入中 P1αQ1βR1ρ部分是其创造的新价值；而（1-λ1）P1αQ1βR1ρ部分来源于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即经营者的按劳分配部分进入剩余价值领域。但其创造的新价值与收入的关系系数λ1则决定于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博弈。一般情况下，θ1≤λ1<1，经营者所得的按劳分配收入小于其创造的价值而大于其劳动力价值，因而分享了一部分自身创造的剩余价值。生产者的按劳分配收入在量上取决于其创造的新价值与收入的关系系数参数λ2，但其创造的新价值与收入的关系系数λ2则决定于生产者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博弈。一般情况下，θ2＝λ2<1，生产者所得的收入小于其创造的价值而等于其劳动力价值。由于经营者拥有企业的资本所有权，其在凭借所拥有的经营权取得按劳分配收入的同时，又可以凭借所拥有的企业资本所有权取得按资分配收入。由于经营者所拥有的资本股权数额占企业资本股权总数额的比重比较大，偏好于按劳分配不进入剩余价值分配领域，则往往不利于生产者取得较多的按劳分配收入。其博弈结果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生产者尽管可以凭借所拥有企业的微量股份分得微量的剩余价值，但是按劳分配仍然被排斥在剩余价值的分配领域之外，生产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依然被企业资本所有者占有。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国有独资企业经济里，国家是企业的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全部资本所有权，经营者和生产者都不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前面所设，经营者和生产者的按劳分配收入S的函数表达式可以描述为：

S＝λ1P1αQ1βR1ρ+λ2∑P2σQ2γR2τ

依据前述原理分析可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国有独资企业经济里，经营者的按劳分配收入，在量上取决于其创造的新价值与收入的关系系数参数λ1。当λ1大于1，经营者所得的收入中 P1αQ1βR1ρ部分是其创造的新价值；而（1-λ1）P1αQ1βR1ρ部分来源于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即经营者的按劳分配部分进入剩余价值领域。但其创造的新价值与收入的关系系数λ1则决定于经营者与所有者的代表之间的博弈。一般情况下，θ1<λ1<1，经营者所得的收入小于其创造的价值而大于其劳动力价值，因而分享了一部分自身创造的剩余价值。生产者的按劳分配收入，在量上取决于其创造的新价值与收入的关系系数参数λ2，但其创造的新价值与收入的关系系数λ2则决定于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博弈。通常情况下，θ1<λ1<1，生产者所得的收入小于其创造的价值大于其劳动力价值。其博弈结果可能会带来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经营者为了扩大“政绩” 、增加自己的效益报酬和取得广大员工的拥戴，一是虚增利润，虚交税利；二是超前分配，从而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理性整合按劳分配内外部结构关系的政策建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提升按劳分配运行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按劳分配系统的内外部结构关系进行理性整合。

首先，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具有以下三大特点：一是分配主体的双重性。第一重是国民劳动收入由市场按照市场承认的劳动成果在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第二重是企业劳动收入由企业按照企业承认的劳动在劳动者（经营者和生产者）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二是分配对象的双层性。第一层是按劳分配劳动者（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劳动力付出的价值补偿费V；第二层是按劳分配剩余价值m的相当部分。在实施按劳分配实践的政策制定和实务操作中，只有高度认识“按劳分配税后利润是整合劳动目标与资本目标关系的客观需要” ⑥。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特点，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按劳分配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应有积极作用。

其次，要正确搞好按劳分配的制度定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制度定位至少需要明确以下三点：（1）按劳分配原则必不可少。要在制度上进一步明确按劳分配是全社会的根本分配方式。（2）按劳分配是全社会的主体分配方式。在政策上要明确规定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在具体实践操作上突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3）要明确按劳分配在新价值整体分配上的主体地位。不仅在劳动力付出的价值补偿上要突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而且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也要突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第三，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的分配体系，也难免会产生分配不公之现象。其主要成因在于经营资源配置不公导致初次分配差别悬殊，宏观调整政策不力又造成再次分配结果不公。然而，分配不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分配不公是指收入与投入相背离，一部分人多投少获，另一部分人少投多获。第二层次是指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不同群体之间收入的绝对差距高低悬殊，超过了公众的承受能力⑦。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深化改革为手段，紧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政府分配机制和市场分配机制在微观、宏观之间实行层次间分工结合的新模式。在微观层次，要在受控的状态下引进市场分配机制，一切经济主体（不分所有制）都应该以均等的机会参与市场竞争，由市场按同一尺度对投入量及其产出效率进行评价，确保第一层次的公平分配。在宏观层次，应该以强化政府分配机制为主，对各类人员的收入关系进行宏观调控。对即使有投入根据但收入绝对差距过分悬殊的第二层次分配不公，要通过再分配，调节到公众能够承受的限度内。

第四，要构建高效的按劳分配运行机制。一是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二是要完善社会劳动保障制度。三是要重视抓好按劳分配剩余价值的制度建设。建议国家制定按劳分配法，明确按劳分配进入剩余价值分配（税后利润分配）的具体条文，并规定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税后利润部分占全部税后利润的最低比例。四是要强化企业运行的监管制度。为了确保按劳分配参与剩余价值分配领域政策的切实到位，国家应当通过一定的形式，定期或随时监督和考察企业的剩余价值分配情况，主要是监督：（1）国有制企业的利润是否真实，有无虚增利润，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劳动报酬有无超分配。对于虚增利润、超分配的人和事，要严肃查处，要全额收回经营者和生产者的超分配收入，并对经营者视情节轻重作出相应的经济处罚、党纪政纪处分直至刑事处分。（2）在股份制企业里，按劳分配有否进入剩余价值分配领域，对于没有进入剩余价值分配领域的要依法从严处理；对于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税后利润部分占全部税后利润的最低比例的，要责令其限期纠正。同时，对董事会成员视情节轻重作出相应的经济处罚。

第五，增强税收的分配调节功能。一是改进个人所得税课征制度。二是改进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的课征制度。三是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四是开征社会保险税。五是在税制结构上应逐步实现由倾斜于流转税向所得税的转移，着力发展个人所得税。六是严格税收执法。坚持在税法目前人人平等，对于偷税和有意漏税的人必须依法严惩不贷。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4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11页。

③杜漪. 张彦纯《西方国有企业的“经济参与”制度》，《外国经济与管理》（沪）

1994.10。

④张胜荣《人本主义企业体制理论》，《经济学动态》（京）1994.10。

⑤朱子云《按劳分配再解》，《亚太经济时报》（粤）1994.5.24。

⑥钱世明《两层次公平与双轨制分配》，《学术月刊》（沪）1991.2。

第9篇：劳动力的再生产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劳动力再生产；家务劳动；平等权利

摘要：莉丝・沃格尔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性受压迫―迈向统一的理论》一书中尝试为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构建一个稳定而恰当的理论体系。她认为女性受压迫的基础是她们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独特地位。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受压迫现象，她主张将这一问题置于社会再生产语境中，从家务劳动和平等权利两方面来分析。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6-0073-06

莉丝・沃格尔(Lise Vogel)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她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去探讨关于女性的问题，并以此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沃格尔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要深入发展，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当时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没能确立稳定的理论基础，这使得解决女性解放问题的努力经常为不同观点之间的论争而困扰，而构建这样一个理论基础的关键在于将所谓的女性问题置于社会再生产语境中。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性受压迫――迈向统一的理论》(Marxism and theOppression of Women:Toward a Unitary Theory)一书中，沃格尔就作了这样一个纯粹理论上的尝试。

一、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概念

在用社会再生产观点去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之前，沃格尔首先明确了几个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劳动力、劳动力再生产和必要劳动。

马克思对劳动力概念有过明确的定义：“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沃格尔引用了这一概念，指出劳动力是人类拥有的潜在能力，只有在劳动过程中被使用时，这种潜能才能实现。一旦进入劳动过程，劳动力拥有者就提供劳动。

沃格尔接着解释劳动力再生产。劳动过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存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之中。而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社会再生产除了需要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外，还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以保证劳动过程的运行。劳动力再生产因而成为生产的条件。劳动力再生产当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实现，不过工人不可能永远活着，那些因劳累和死亡而无法劳动的劳动力，必须要由新的劳动力来补充。沃格尔指出，补充劳动力的方式当然有很多种，在劳动力通过代际更替――也就是说，现存工人被下一代新工人代替――得以更新时，生物意义上的再生产就必须介入。人类开始分成两种在生物上有区别的群体，女人和男人。

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受压迫之前，沃格尔特别解释了必要劳动这一概念。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必要劳动是每天的工作中生产者维持自身再生产所需的部分，而每天工作的其余部分是被剥削阶级占有的剩余劳动。沃格尔则进一步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劳动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社会部分，一个是家庭部分。必要劳动的社会部分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劳动紧密相连，像马克思指出的，在工作日中，工人的必要劳动获得报酬，而剩余劳动则是无酬的，但是从工人的角度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不存在区别，工资看起来也是为两部分的时间而支付的。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是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之外实现。沃格尔特别强调，劳动力的再生产既需要必要劳动的社会部分，也需要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因为，首先，工资可以允许工人去购买商品，但是在商品被消费之前，必须进行额外的劳动――家务劳动；其次，许多与劳动力代际更替相联系的劳动也是家务劳动。因此，沃格尔总结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工资的支付，必要劳动的社会部分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分很是模糊；另一方面，“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与实现剩余劳动的舞台――雇佣劳动分离了开来。”

沃格尔对上述概念的界定和阐述基本都遵循马恩的本意，这保证了她接下来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分析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进行。

二、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

沃格尔构建理论框架的第二步是对所有阶级社会中的女性受压迫问题进行一般性考察，也就是说，解决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问题。“因为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自始至终都是焦点，所以此时我们必须先把问题的其他方面放置一旁。”在解释过几个基本概念之后，沃格尔开始分析阶级社会中女性为什么会处于从属地位。

对这个问题，沃格尔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就像她在解释劳动力再生产概念时所指出的，在采用代际更替方式补充劳动力时，女性具有特殊的作用，“正是这种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独特作用，构成了她们在阶级社会中受压迫的基础。”

在生育期间，女性的劳动能力会降低，沃格尔认为，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一个潜在的矛盾。一方面，生育影响了统治阶级对剩余劳动的占有。首先，怀孕和哺乳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女性在此期间进行剩余劳动的能力当然降低了，即使她们仍然能够参与剩余劳动生产，生育在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对其剩余劳动的立即占用；其次，女性的劳动通常是维持劳动力所必须的，所以怀孕和哺乳也可能降低了女性维持劳动力的能力；最后，在女性怀孕和哺乳期间，有部分必要劳动是为她提供的，否则这些劳动就可以成为被统治阶级占有的剩余劳动，也就是说，为了给女性提供其生育期间所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必要劳动，这就意味着剩余劳动的相应降低。而另一方面，生育对统治阶级又是有益的，因为如果劳动力要通过代际更替而得到补充，就必须进行生育。所以，“从统治阶级的观点看，占有剩余劳动的即刻需要，与整个阶级占有剩余劳动的长期需要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矛盾”。

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除了阶级斗争之外，还有在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劳动力再生产形式。沃格尔指出，通常，其他的成年人，一般是父亲和他的家族，或者分娩妇女自己的男性家属，有责任保证妇女在分娩期间被供养。被统治阶级男子因而在劳动力再生产的代际更替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他们保证为分娩的妇女提供生活资料。被统治阶级家庭通常是维持必要劳动和进行代际更替的主要地点，而这正是性别分工的源泉之一，这种分工使男女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在与必要劳动相联系的任务方面，特别是在与孩子相联系的工作方面，妇女承担了更大的责任。相应地，男人通常在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这种责任通常伴随着他们更多地从事剩余劳动。”地就是说，事实上在所有的劳动力再生产形式中，男性在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而女性在必要劳动任务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并形成了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化的形式。

为了供养家庭中的女性成员，男人会得到超出他们自身个人消费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个过程的确 切形式在不同社会中的表现差异很大，但就对女性的统治而言，这种形式通常是合法的，并因女性受压迫的制度化结构而得到加强。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支持被剥削阶级中的男子统治，原因是他们希望巩固劳动力再生产，保持必要劳动的数量。如同帕迪・奎克(Paddy Quick)所分析的：“女性试图占有超过维持其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是统治阶级占有剩余部分的一种间接需求。这样，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就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甚至因此而强化。另一方面，在建立于男子统治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中，任何逃避抚养女性的‘责任’的企图也遭到了反对。男子控制超出日常自身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仅仅是为了让他们能对自己阶级的再生产做出贡献。”沃格尔对此进一步总结道，“这样的政策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实行的，而不管男子统治给男人带来了什么直接的利益。”

上述分析都是针对被统治阶级妇女的。至于统治阶级妇女，沃格尔强调，在理论上，她们的地位与被统治阶级妇女的地位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在特定情况下，女性受压迫的共同经历，可能会使她们超越阶级界线在一定程度上团结起来，尽管这种团结有强大的现实基础和重要的政治含义，但这都不能抹杀统治阶级女性与被统治阶级女性地位的本质差别。因为，“只有从属阶级的女性才参与了维持和更替阶级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一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统治阶级中的女性对于本阶级的男性来说也可能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从属地位的根源，是她们在统治阶级个体成员的代际更替方面的特殊作用。沃格尔指出，这里的问题是财产。如果财产由男子来掌握并传给孩子，那么女性受压迫就是保证孩子的父系血统的一种便利方式。

经过这些分析之后，沃格尔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正是女性生育期间男性为其提供生活资料，而不是性别分工本身，构成了阶级社会中女性从属地位的物质基础。”

三、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位置

在对阶级社会中的妇女受压迫进行过一般性的分析之后，沃格尔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受压迫问题。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受压迫的境况有什么特殊性呢?沃格尔说：“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位置包括两个确定的方面：首先，像在所有阶级社会中一样，就身体方面而言，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再生产中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第二，女性像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一样，缺乏完全的民主权利。”

沃格尔对第一个方面的分析主要是经济性的。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的特征和女性受压迫的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积累自身的逻辑”。

沃格尔认为，早期阶级社会中压迫性的劳动分工使男女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两个组成部分中处于不同的位置，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区分强化了这种位置。在资本主义社会，必要劳动家庭部分的负担大部分落在女性身上，而从事雇佣劳动提供商品则大部分是男性的责任。沃格尔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创造剩余劳动的领域和可以被准确地称为家务劳动的领域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资本主义通过提高生产力、特别是通过工业化来增加剩余价值，这“使得家务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空间、时间、制度方面形成了严格的区分”。资本家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在雇佣时间内集中在工厂，处于他们的直接控制之下。“雇佣劳动因而与劳动者在工作之外的生活，包括他或她参与的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家务劳动日益发生在特定的社会单位之中，它在空间和时间上与雇佣劳动的隔离因男子统治而日益加强。这些，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务劳动表现出了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造就了女性从属地位的基础。首先，从事家务劳动的单位处于孤立状态，使得男女之间产生了自然的分离，似乎妇女传统的自然的位置就是“局限在与资本主义生产隔离的世界里”。其次，家务劳动的“特殊性对男女而言都造成了私人生活和某些公共领域之间的强烈对立”，在制度上，家务劳动与男子统治语境中的雇佣劳动之间有极大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女性从属地位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第三，区分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深深扎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之中，并因男子统治体系而加强，因此很难超越。

当然，作为必要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家务劳动可能减少了工人参与雇佣劳动所实现的剩余劳动，这客观上与资本积累相悖，所以，资本主义积累的压力使家务劳动的数量有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被极大地削减了”，其主要方式是家务劳动社会化。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家务劳动无法完全被社会化。沃格尔认为，障碍来自四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因素，因为抚育孩子和维持家庭生活的费用都相当高。其次是意识形态因素，将以前在家中所做的工作社会化，可能会冲击工人阶级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公共教育的引进则会遭到一些担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抵制。第三是政治因素，家务劳动的缩减可能会有助于激进工人组织行动，从而成为对统治阶级的政治威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最终障碍是生物因素，尽管可以将家务劳动缩减到最低程度，“但分娩这一基本的生理过程仍然是女性的职责”。

在这里，沃格尔又一次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因阶级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工人阶级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必要劳动家庭部分的责任，也就是说，她们主要的任务是维持和更新劳动力；相应地，工人阶级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必要劳动社会部分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从事雇佣劳动以提供商品形式的生活资料。而在资本家阶级中，女性可能承担了更多的个体阶级成员代际更替过程的责任，男性则承担了更多的维持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责任。

四、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在平等诉求中的位置

沃格尔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从属地位分析的第二个方面集中在政治权利上，即考察女性在平等诉求中的位置。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平等有两个方面对于分析女性受压迫很有意义：第一，人人平等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运行中的体现方式；第二，人人平等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首先，平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积累的要求，但女性缺乏这种平等。在阐述这个观点时，沃格尔开门见山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一人人平等的趋势。当然，沃格尔强调，这并不是说人人平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平等的理念在不同的社会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它才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商品的特殊性。马克思对此有过精辟而细致的分析。商品作为劳动的结果具有二重性，既拥有使用价值也拥有价值。商品可以交换，就是因为每种商品中都体现了同样的一种东西：抽象的人类 劳动，即价值。价值的存在使我们可以不去理会各种劳动之间的区别。人类不同劳动之间的等同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为价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沃格尔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劳动的等同化日益加强。积累要求人类劳动越来越采取没有区别的抽象劳动形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也进入市场被买卖。在市场上，工人拥有劳动力这种商品，资本家拥有货币这种商品，二者都是商品所有者，都希望能买到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的人类劳动，他们的交易遵循商品交换规律，“他们是在市场上签订交换合同一工资契约一的平等的交易者”。所以，沃格尔认为，“人人平等正处于劳动力买卖的流通领域内”，在流通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注定要求平等必须占据统治地位”。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情况就不同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生产出了剩余价值，在这个领域，掌握控制权的不是政治平等，而是“剥削规则和经济权力”。所以，沃格尔强调，“在流通领域中建立的人人平等趋势背后，隐藏着阶级压迫的强大力量”。然而，人人平等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原则或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有物质基础的复杂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进程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随之而来的趋势是人类劳动日益等同和个人在政治上日益平等。当然，这里的个人指的是所有的人，包括女性。

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某些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即工人阶级妇女，她们要维持和更新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但所有女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缺乏平等，至少在原则上缺乏平等。“女性缺乏平等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一个具体特点。”以往阶级社会流传下来的歧视女性的传统，因新的发达的资产阶级政治歧视而得以补充和强化，“法律体系和一系列正式的社会实践都对女性的受压迫和不平等地位给予支持。”很明显，资本主义承诺人人平等，而女性却没有被给予这种平等，她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而所有女性――工人阶级女性和非工人阶级女性――都缺乏平等，使得她们有可能联合起来，建立超越阶级阵线的女性团体，共同斗争。

当然，女性在平等诉求方面是有特殊性的。沃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种不同成分和性质的团体都缺乏平等权利。一些团体像出生在美国的非洲人和土著美国人一样，有着特殊的被压迫历史。另一些团体则由一些具有独特性质的个人组成，比如同性恋者或老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与上述二者都不同，她们既不是有着特殊历史的被压迫者，也不是拥有独特性质的个人团体。她们是有生育能力的人类中的一半，而生育可以补偿资本的劳动力供应。换句话说，她们缺乏平等与其他群体缺乏民主权利具有不同的性质。“这种特殊的性质来源于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不同地位。”相应地，阻碍女性获得真正平等的因素也有自己的特性。

其次，平等诉求日益向细微差异宣战，而女性在实质上缺乏平等权利的状况日益突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平等诉求是反对封建制度的财产束缚和人身束缚。工业资本主义开始两百年后，明显的公民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现象大部分都消失了，今天，平等诉求是要求消除“人们之间更加细微的差异”。女性对于平等的诉求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去，妇女运动的重点在于消除社会中明显的不平等，特别是法律法规中的不平等。而今天，“女．『生在所谓的私人领域为平等而战，这个领域过去被认为主要处于法律补偿和社会补偿之外”。比如，她们现在争取的是家庭中的平等、性选择的自由以及生育孩子和不生育孩子的权利，等等。

沃格尔指出，随着女性在法律和形式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间潜在的紧张状态也就愈发显露了出来。在政治层面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平等范围的扩展趋势与女性缺乏权利的现状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它们的矛盾也日益加大。随着时间的发展，在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被孤立的程度日益降低，女性从事雇佣劳动的范围和数量日益增加，但是，女性的地位依然独特，有利于资本家的对女性的歧视依然存在。比如，众所周知，为“女性的”工作而支付的工资仍然很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结构中的中间阶层日益壮大，同质化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断发展，家务劳动这一“女性领域”与雇佣劳动这一“男性领域”间依旧迥然有别，这些仍然为女性构建了“不平等的语境――男性几乎成为多数女性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社会性因素”。

如上所述，沃格尔阐述了用家务劳动和平等权利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观点，“为理解女性在雇佣劳动中的地位，分析基础广泛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基本因素，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至少在三个方面是有价值的：第一，沃格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讨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分析女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再生产理论。第二，在所有的分析中，沃格尔特别注意区分不同阶级的女性所受的压迫性质不同。比如，她曾明确谈到，“不能忽略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成分之间的基本区别”，在纯粹的意义上，杰奎琳・肯尼迪・奥纳希斯(Jacqueline Kennedy Onas-sis)并不是工人阶级女性的姊妹，“而是渐趋消亡的异类”。第三，通过分析女性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中缺乏实质上的平等权利，解释了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女性的受压迫现象，揭示了建立超越阶级差别的统一的妇女组织和开展统一的妇女运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