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育发展 劳动力市场 高职院校 人才培养 互动关系 经济发展 劳动者 专业设置 技能型人才 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历经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成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2011年底，全国共有高职（专科）院校1280所，占普通高等学校数2409所的一半还多，职业院校全日制在校生约700万人，占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三分之一。30多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了成千上万名毕业生，为国家输送了大量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他们遍布在我国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不仅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也得到社会认同，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

在高职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是高职教育发展最直接的动力。我国的高职教育由于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最初的办学定位是“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录用、短期学制”，这种定位与当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比较接近，一开始就得到市场的认同和欢迎。随着高职教育的蓬勃发展，高职教育不仅得到市场经济的认同，而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2004年6月17-19日，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七部门联合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讲话，陈至立在讲话中强调：职业教育要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加快培养大批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逐步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育部部长周济也在会上发表了“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实现职业教育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主旨讲话。会议要求，职业教育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应当完成三个转变：一是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二是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转变；三是从以专业学科为本位向以职业岗位和就业为本位转变。可见我国的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劳动力市场与高职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

(一)高职教育针对企业生产管理一线进行人才培养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

1．高职教育培养出多种类的劳动力，满足市场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人类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劳动分工，原始社会“采集经济”时期，每天天亮后，劳动群体在首领的安排下，年轻力壮的若干男人们去狩猎或渔捞；妇女、青少年、中年等，去采摘植物食物；老弱者留在住处看护幼儿、火堆，或在附近捡取烧柴、搓绳子、砸击制做石器、用兽皮连接成“袋子”或“兜子”；派有经验的人员四处觅寻哪里存在食物资源。这是原始社会的劳动者从事工作内容不同所引起的分工。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分工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其分工越来越细，逐步变为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超越一个经济单位的社会范围的生产分工，包括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部门的一般分工以及把这些大的部门再分为重工业、轻工业、种植业、畜牧业等产业或行业的特殊分工。这种分工劳动的岗位，职业特性越来越强，于是出现了对劳动力的不同需要，出现了交换劳动力的现象，随着大量的、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交换，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为各种生产活动提供劳动力。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这一目标定位使高职院校培养的多种类劳动力在满足市场对劳动力规格不同需求方面，有着不可小看的作用。

2．高职教育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高端技能型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引出了一些新的产业、新的职业。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出现的IT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技术成为新兴产业，掌握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人才有了新的职业，IT既成为新的产业也成为新的职业，它需要劳动者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掌握了这种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在工作时会成倍地提高工作效率。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使学生掌握了知识与技能，掌握了生产一线最先进设备的操作方法，学生毕业后进入企业，企业得到了较高水平的劳动力，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同时，高职教育培养人才的规模性、持续性特点决定了它能源源不断地为劳动力市场提供各种人才，这种人才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能，适应新技术要求、满足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求，为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保障作用。

3．高职教育培养“零距离”上岗劳动力，实现劳动力市场与高职院校的互利双赢。在市场机制下，生产企业要从劳动力市场招聘到足够多的熟练技术人员，而市场不可能自己培养这种劳动力，只能依靠学校和培训机构，所以劳动力市场承载着生产企业、劳动者、劳动力培养单位几方沟通需求和平衡供需的职能，当供需关系平衡时劳动力市场平稳，当供需关系出现不平衡时就出现市场动荡。由于劳动者的技能是否符合企业岗位的需要、企业能否接纳市场提供的劳动力，都是变化不定的，这种不确定或者说供求失衡就会通过劳动力市场反映出来，表现为有时是劳动力不足，有时是劳动力过剩。高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社会培养合格劳动者的重大任务，为生产一线培养技能型人才的目标定位确定了高职院校要通过3到4年的学校教育和实训指导，使学生成为生产管理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人才，毕业时“零距离”上岗，高职院校这种大批量、多工种和持续不断的人才培养，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同时高职院校也通过劳动力市场优化专业设置、开拓毕业生就业渠道，实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这是高职院校、劳动者个人和劳动力市场的互利多赢。

（二）劳动力市场在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平衡过程中对高职教育的导向作用

1．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促使高职教育规模一定程度地扩大。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企业也会随之进行扩大生产和技术改造，而扩大生产和进行技术改造就要增加生产人员或者选用较高水平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员企业可以自己培养或者到劳动力市场招聘，由于企业自己培养人才周期长、成本高且不能立即满足需要，因此，企业更愿意到劳动力市场招聘人才。但是劳动力市场所供给的人才规模、层次和数量并不一定与企业需要一致，有时企业的人才需求数量较大而劳动力市场供应不足，企业招聘不到合适人才，于是劳动力市场就会发出某些人才短缺的信号。这种人才短缺信号外传，就给专门进行人才培养的高职院校一定的导向作用，当高职院校得到这一信号时，办学者针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需求，会调整专业结构或扩大招生规模，尽力使人才培养满足劳动力市场的这种需求。这说明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的办学规模和办学方向有直接的导向作用。

2．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当今，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也不断调整，劳动力市场也随之呈现出变化的态势并反映到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服务专业化、技术一体化、知识高端化的趋势，尤其是新兴产业或高端制造业企业会对劳动力有特殊的要求，这时原有那些没有接受过专门学习和培训的员工、没有掌握专门技术的普通劳动者就可能不胜任这种生产要求，由此就要求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生产管理一线技术人才时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有针对性地让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或者和企业进行订单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办争使毕业生掌握新技术、新工艺，达到服务专业化、技术一体化、知识高端化的要求。这既是生产技术的要求也是企业竞争的要求，高职院校必须通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达到市场需要。

3．劳动力市场使高职教育服务经济的功能逐步增强。高职教育是与经济联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教育形式，服务经济发展、服务企业生产是其最基本的定位。高职教育服务于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为生产企业提供合格劳动者实现，高职院校对人才进行培养后直接送入劳动力市场，或者与企业合作进行订单培养、校企合作培养等，不管方式如何都是高职教育服务经济的形式，只不过这种形式通过劳动力市场逐步增强。高职院校通过劳动力市场调节，优化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发挥高职院校有教学场地、有雄厚师资、有专业技术、有丰富经验的优势，使人才培养更适应企业的需求。同时，在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下，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企业人才需求、生产一线结合得更为紧密，提供的劳动者更符合企业的人才需求，更能发挥高职教育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

4．劳动力市场促进了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为生产管理一线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目标决定了高职教育与经济生产有紧密的关系，同时也要求高职教育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生产相结合。而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就要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管理一线进行实践与锻炼，这种实践与锻炼要通过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实现，学校不可能为每一个专业和每一种岗位提供校内真实生产环境，即使校内有一些能让学生进行实践的校内实践场所也不具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那种更为真实的竞争氛围，因此，高职院校一定要与企业加强联系，拓宽渠道、强化合作，让学生在毕业实习环节到企业锻炼，使学生毕业后一到企业就能立即上岗，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

二、目前我国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一）高职教育迅速发展但存在的许多问题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

一是社会对高职教育认可度较低，学生、家长和一些企业对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不认可、不选择。虽然我国高职教育已经进入国民教育序列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许多学生和家长眼中高职教育还是末流教育、是无奈之下的选择，有时宁可选择一个三流的本科院校也不愿选择一流的高职院校；宁愿当一个并不重要、发展空间受限的管理者，也不愿意当一名得到社会尊重、发展潜力巨大的高端技能工人；二是高等院校总数的增加和本科院校的大规模扩招，使职业院校的生源大幅下降，致使一些职业院校根本完不成招生计划。从2008年到2012年全国参加高考的生源逐年减少，同期高等院校数量和本科院校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在一增一减的夹缝中，职业院校发展空间受限，下表数据就是高职教育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映。

三是一些高职院校办学观念还没有跳出普通教育的框框，机制不灵活、特色不突出。其教学理念、教学改革滞后，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相对陈旧，致使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不强，学生毕业时没有竞争优势，出现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四是校企合作不紧密流于形式、技能型和“双师型”教师缺乏。一些职业院校由于和企业的合作流于形式未能深度融合，校内没有大的实习实训场所，学生不能到企业进行顶岗实习，得不到真实生产环境的锻炼。有些学校教师从本科学校毕业即到高职院校教学，缺乏实践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对企业生产管理一线的技术技能要求一点不知，难以完全胜任高等职业教育对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学生技能水平参差不齐。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但不够成熟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劳动力的增加与减少都是由各级劳动局根据计划进行调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市场的研究和培育得到国家的重视。1986年国务院决定改革企业用工制度，在全国企业中实施劳动合同制，这才有了劳动力市场的萌芽。但此时，劳动力市场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直到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劳动力市场才真正发育，劳动力配置方式也逐渐由传统的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转变。经过近20年的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步发展，市场对人才配置趋于成熟，目前绝大多数企业的用人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会）招聘，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明确责权利。但是也应看到劳动力市场还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市场机制的制度建设不完善，市场的信息系统建设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季节性特征而没有建立长效机制，企业的招聘许多时候是通过政府举办的招聘会进行，有些人才市场仅对劳动者档案进行了保管而没有上升到较高层次的分层管理和引导，劳动力市场还未彻底发育完善，远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不能恰当匹配

高职教育虽然是针对生产管理一线进行人才培养，为企业提供合格劳动者，但他与劳动力市场是两个系统，在各自的系统内是一致的，但相互之间并不一致，各有侧重。高职教育侧重对学生进行培养使之成为技能型人才，对受教育者负责；而劳动力市场则根据生产企业人才需求进行人才调节配置，对用人企业负责，两者主体不一致，而且在管理上也各有自己的隶属部门，相互交叉较少。再者，高职院校在调整专业、确定发展方向时，经常会对企业人才需求进行调研，但较少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调研，所以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没能实现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人才需求的协调一致，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对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加之高职教育在扩招后基础条件不足致使人才培养质量不是很高，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不能恰当匹配，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滞后于劳动力市场。

三、高职教育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对策

（一）厘清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三方关系

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程度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和结构，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规模又决定了高职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模式，在这三者关系中，经济发展始终起到了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经济发展好劳动力市场接收劳动者的能力就强，经济发展不好劳动力市场接收劳动者的能力就弱；经济发展与高职教育之间的关系，正是通过劳动力市场这种显性媒介体反映出来的。高职教育要真正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就必须注重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查研究，在对劳动力市场调研中找到高职教育发展的路径。也就是说高职教育系统通过“毕业生”与劳动力市场发生关系，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力”与经济生产系统发生关系，反向的信息流动也是这样发生关系的，三方密切关联互为因果。当经济发展迅速时，各经济要素活跃，人才需求旺盛，尤其是产业调整、增加生产、提供服务，都需要招进新的人员，于是向劳动力市场发出用人需求的结构、数量、规格，劳动力市场作为联系企业和人才培养单位的中介，把这一需求信号反馈给人才培养的相关单位，相关人才培养单位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趋势调整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规模和人才培养方向，为劳动力市场培养合格劳动者；反之，高职院校经过3到5年的教育将学生培养为准劳动者时，也要通过劳动力市场这个中介实现，学校的培养方向是否符合用人单位需求、专业设置是否合理、人才培养数量是不是匹配，都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是基础，规定着人才需求的规模和数量，高职院校和劳动力市场在经济发展的作用下发生关系、实现平衡，两者互动并与经济生产发生关系。

（二）建立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正向互动关系

在厘清了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三方关系后，高职教育无疑会选择与劳动力市场的正向互动关系。这种正向互动关系是在市场机制下高职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有序、持续地循环流动。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在就业时到劳动力市场寻找职业，生产企业在用人时到劳动力市场招聘人才，劳动力市场则根据供求平衡的原则将人力资源在经济生产和社会服务的各行各业中进行合理配置，将市场中所需劳动力的数量、等级、要求等通过供求信息传递给对应的系统，包括高职教育系统。而高职教育系统内的高职院校会根据劳动力市场发出的信息确定自己的教育规模、教育层次、专业设置等，使学校的人才培养水平、目标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一致，与企业的经济生产需求一致，当高职院校培养的毕业生符合了劳动力市场这一需求时，两者达到匹配、正向互动；反之就不能实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因此，高职教育系统必须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调整内部各元素，使两者产生正向互动关系，并在互动中保持长期、有序、平衡。

（三）建立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匹配机制

第2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刘易斯拐点”的形成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其实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会将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无限劳动力供给。而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向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 “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是人追逐工作，即使不涨工资，劳动力也会源源不断地供给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是工作追逐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员工。“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的关系。“刘易斯拐点”的显现，是“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前兆。需要指出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着眼于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即依靠城乡之间的外部分工，来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目前我国已有2.45亿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这种转移的结果虽然也给农民带来增加收入的效果，但是，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还扩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即从1986年的1.7倍扩大到2010年的3.3倍）。客观地说，刘易斯在其所创立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即随着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必然会导致城乡劳动力比较效益的均衡，并没有被我国的实践所证明。这就涉及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质的差别。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被扭曲为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即把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财政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起步阶段，发展中国家既可以选择模仿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发展模式，又可以选择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如果是选择前者，就必须实行扭曲要素价格的财政政策。即依靠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使用价格、资本使用价格。并以此为代价承接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没有承接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国际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是不可能做到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揭示这么一条定律，就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而资本与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如果经济发展中仅仅有资本要素的积累，那么，不可避免地就要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趋于下降。相反的，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过程相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阶段的到来，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常规发展，还在于实行高积累的财政政策，和近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价格（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与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相联系的财政制度与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制度性的分割状态，在城市中表现为市民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分割。市民与农民工的划分，是客观上存在的城乡制度性差别在城市的复制。农民工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第三元。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农民工赖以形成和存在的制度基础。由于城乡分割的制度性差别，农民工即使与市民何出等质等量的劳动，其报酬和福利差别仍然相当大。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由于制度性歧视而造成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别上。据有些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市民的工资福利待遇约相差5倍左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除了尚未完全消失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还借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格局，把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强制性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延续。我国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为加快工业化提供积累。这种政策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从而也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这就为我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分工表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点是，同一个产品从研究、开发、生产到销售、消费等往往要通过数个国家的生产与经营环节。从产业环节看，高端环节主要集聚在发达国家，而产业的低端环节则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定货、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不从国外（境外）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和销售渠道，是很难迅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三来一补”正好把这三大要素送上门来。这些要素与我国廉价劳力、土地结合起来，形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它既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础，又强化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要从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中摆脱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况且，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当一部分资源还直接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当地方政府还担负着经济建设职能，即还没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相对于农村和农业，城市和工业是经济增长极，能够高效率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扭曲状态、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顺理成章的。工业化与财政支出的“双重城市偏向”以及“城市化先于农村”的发展战略，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一直处于刚性的胶着状态。我们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复杂性，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三、“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幼儿到80、90年代，就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辅以低抚养率就会带来高储蓄率，并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迅速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491万人，猛降到2007年的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逐渐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一倍以上。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就业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1999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扩大到160万人，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着，2008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文化教育程度（包括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体。但占绝大比重的低附加值企业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尖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

第3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论文提要：近年来，河南总体经济实力迈上了新台阶，但由于 人口 基数大，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压力巨大，经济和就业之间矛盾突出。本文研究认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鼓励民间创业，发展县域经济，组织劳务输出将是促使河南经济与就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

河南是一个 农业 大省，近年来总体经济实力迈上了新台阶，但经济相对落后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2007年全省生产总值突破1.5万亿元，居全国第五位，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生产总值仅1.5万元，位居全国第16位。同时，河南省又是一个人口大省，劳动者素质总体偏低，这使得一方面全省总体就业压力巨大，另一方面 人力 资源 已经不能充分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就业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非常突出。如何缓解这个矛盾，实现经济和就

业的协调发展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河南经济发展与就业现状

（一）经济发展实现了重大突破和跨越，但仍存在很多问题。1、总体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但人口基数大，人均水平低；2、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但仍不合理。2007年全省农业、 工业 和服务业持续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为15.7∶55.0∶29.3，二三产业比重达到84.3%，呈现出工业化加快发展的显著特征。但与全国三次产业结构（11.7∶49.2∶39.1）相比，河南省的一二产业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3、城镇化加速发展，但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在扩大。2006年全国城镇化率为43.9%，河南为32.5%，比全国低11.4个百分点，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五位；4、 投资 、消费和进出口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不均衡。2007年全 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8，01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98亿元，进出口总值128亿美元，分别是2002年的4.4倍、2倍和4倍。2007年全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5%；消费增长17.8%，投资增长是消费增长的两倍，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和出口拉动不足；5、民营经济对发展和就业的贡献日益突出，但仍面临发展障碍，在 税收 ，政策、信贷等方面不能享受公平待遇。

（二）人口多，劳动者素质偏低，就业压力大。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2007年全省常住人口9，360万，人口总量已成为全省经济加速前进的沉重负担。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劳动力供需矛盾在相当长时期内难有根本性改变。大学生、 农村 富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突出，并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二、河南经济与就业协调发展的思路

河南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人口数量庞大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丰富，这实际上是河南的一个比较优势。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发展思路：在发展中实现就业，以就业促发展。在短期内，充分利

用河南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发展河南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化人口压力为动力，借助多种手段、多项措施促进就业；在长期内，重视基础 教育 和 职业教育 ，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把劳动力资源优势变为人力资源优势，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实现经济的优化增长。

为了实现以上发展思路，需要抓好以下几点：1、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经济 和就业的良性互动发展。经济发展包含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就业同时受到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如前分析，河南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低， 工业 内部重工业比重高，这不仅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吸纳就业；2、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是劳动力的蓄水池，是经济增长中最具活力的因素，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将有利于河南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的解决；3、发展县域经济，组织劳务输出，缓解 农村 富余劳动力就业压力。河南是一个 农业 大省，“三农问题”严峻，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由于河南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吸纳的劳动力有限，发展县域经济和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是当前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

三、河南经济与就业协调发展的建议

经济发展和就业之间互相影响，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河南至关重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以下总体结论：结合河南的资源特点和 人口 特点，在发展中实现就业，以就业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就业的良性互动。

1、针对河南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状，以 市场 为导向，优化产业结构，以产业结构的优化带动就业结构的优化。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建设，加快服务性行业的发展步伐，提高经济总量中二三产业的比重，促使第一产业中的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优化三次产业内部结构。

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需要不断更新。从近期来看，政府应加大职业培训的力度，以市场为导向，以 财政 投入为杠杆，从长远来看，加大基础 教育 和 高等教育 的投入，以市场为导向，改革学校教育培养方式，提高人口素质，把的人口优势转化为 人力 资源 优势，满足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2、充分调动民间经济主体的活力，鼓励民间创业。民营经济成分中，许多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可以吸纳极大的就业量。民营企业的发展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于就业增长具有双向作用，一方面是它本身对劳动力的吸纳，另一方面就是促进其他部门吸收劳动力。在鼓励民间创业的过程中，政府应以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目标为 指导 ，借助于财政、 税收 、信贷、土地等工具，正确对民间的 投资 活动加以引导，在信息、服务上给予支持。

3、发展县域经济，开拓农村市场。县域经济的发展意义至关重要，发展县域经济不仅可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还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开拓农村市场，有助于改变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

4、有组织地实施劳动力转移。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财政、政策支持，要对劳务输出积极引导，建立健全各级服务机构，完善劳务信息网络、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输出基地建设，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与用工单位、输入地区劳动力 管理 部门和用工企业建立长期、和谐的劳务合作关系，建立稳固的劳务输出渠道。

主要参考文献：

[1]周世国.利用回归分析预测河南省第二产业总产值[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5.

[2]茹莉.河南现代服务业发展及对策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12.

[3]胡荣涛，徐扬.关于提高河南产业竞争力的思考[j].企业活力，2006.11.

[4]傅端香，张建香.河南省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j].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

第4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劳动者报酬； 动态作用； 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5-0355-01

引言：随着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国的经济与国际进行了接轨，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平稳增长，使得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出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劳动者收入较低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各界政府的关注，相关学者和专家对经济的各方面也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经济全球化影响着所有参与的经济实体的每一方面，对于我国来说，这是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收入的水平，此外，我国的收入分配局势也受到了很深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对不同的人群产生不同的积极作用。本文试着对劳动者的收入规律进行经验分析与总结，以便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全球经济化对劳动者报酬的动态作用

自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总体水平在经济全球化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动态的阶段性特征。

1.上世纪八十年代。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逐步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但仍处在起步阶段，市场经济还达不到建立的要求，在国外的投资较少，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期较短，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报酬以及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必须对陈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制定促进生产力的有效政策

2.九十年代初到本世纪初。从大约1990年开始，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我国对外贸易和生产快速增长，导致经济全球化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与逐渐增大。说到底劳动者工资增长的主要原因就是生产率的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提高了劳动者报酬。具体来讲，我国劳动者受益的原因有：一是全球化为中国更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二是廉价的物品提高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三是生产率提高使劳动者工资水平上升。

首先，工资收入的提高在于一个国家的物品生产与劳务能力，经济全球化在我国这个大型的劳动集中地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与此同时，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水平人才不断拥入中国的大门，投资的企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为中国国内的企业树立了标准也起到了积极的领导作用。

然后，我国人口众多在此时成为一大优势，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更是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劳动力，使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当中国为全世界生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时，全世界的就业机会大部分转移到中国来，使许多下岗职工可以在就业。我国农村地少人多，这样一来，大量的劳动力没被利用，适时地融入全球化为大量劳动人口进入工厂提供必要的条件，由此可以提高劳动者报酬总量。

最后，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更为丰富便宜的消费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降低了生产单位所需的劳动时间，进而降低了商品实际价格，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就会大幅提高。

3.本世纪初至今。虽然我国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上升，但是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却没有实质性改变，一直处于低利润率。在这一阶段全球化对我国劳动者报酬的影响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全球化对不同技术能力等级劳动者的影响不一样。很明显，具有某些专业特长的劳动者收入增长大大快于非熟练技术工人。有高技能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从而有更多机会调到生产率更高的地方，而没有娴熟技能的劳动者很少有机会进入生产率高的单位就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要素是分层的，全球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也不同。

二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普通劳动者没有充分享受到。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普通劳动者占为多数，他们的就业情况和收入水平以及其变化，是评价经济发展成败的根本标准。近十多年的时期里， 我国劳动者报酬的提高低于GDP 增长率，普通劳动者未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三是部分体制不完善障碍提高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地位。经济全球化包括技术、资本、服务和产品等诸要素的全球化，但不是全部经济要素的全球化。总之，中央政府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力度的不足，国民经济对旧有增长模式的强烈路径信赖等等，都构成了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根本。

二、提出的政策建议

1. 首先要做的就是摆脱对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实现经济发展由投资及出口导向型向国内消费导向型的转变。提振国内消费，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升级。

2.其次，要关注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态，从提高就业培训、基础教育质量等长期性的措施入手帮助低收入的劳动者提高收入水平。具体讲就是打破贫穷的代际传递，为低收入者打开向社会中上层的致富通道，让低收入者慢慢致富，实现全体劳动者的体面劳动。

3.再次，需要创造更加公平的生产市场环境。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信息是生产经营活动中要使用的各种资源。目前来看，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流动，即是大量农村土地无法满足集约生产条件，同时把过量的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户籍制度也成为农村劳动力城镇化的障碍。以上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因为市场机制的不健全而间接作用于劳动者报酬，有些则是因为限制了劳动力流动性而直接制约了劳动者报酬的增长。

结语：就理论方面而言，经济全球化和收入高低差距两者中间没有一种简单肯定的内在关系。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在劳动者收入方面所起的作用绝对不能片面的归结于好处多或者坏处多。两者其实存在着一种动态的联系，就像经济全球化劳动收入的高低差距由他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而定。

参考文献

[1]钟坚，刘晓晗.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劳动者报酬的动态作用[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2]关春芳.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哈尔滨师范大学.2010.6

第5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关键词：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发展；创新

Abstract： Cultivating a social service talented person whom society needurgently is to carry through sciencedevelopment view and set up the socialism diapason society of ages request.The development labors to guarantee the application a society of etc. with society the profession is aggressive response that requests to the ages.The our country labor to guarantee the profession development with society to have already obtained the better result， and constuct the socialism diapason society to develop to provide the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profession， but profession the development still faces to solicit students the employment， talented person development， the professional special features and courses develop etc. problem.In tallying up to develop the empirical found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fixed position and special featureses that analyzed the labor and societies to guarantee the profession， and put forward the profession to develop the creative way of thinking.

Key words： labor and society guarantee； profession development； innovation

如何构建一个和谐共享的全面小康社会，不仅需要管理和制度创新，更需要大批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的人才。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中指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1]显而易见，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等社会服务型人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正是顺应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而建立新型社会专业。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发展，经过了一个逐步发展、迅速扩大的过程，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如何应对扩招以来逐步凸显的招生就业难题，如何突出人才的应用性和社会适应性，如何挖掘人才的培养特色等都是必须面对的急迫问题。论文通过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发展历程、发展环境的分析，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发展的简要情况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逐步建立的。1994年，中共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因此，社会急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随着实践探索、理论研究和相关人才的培养不断成熟，1998年，教育部确定设立劳动与社会保障本科专业。近十年以来，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比较完备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科体系。

目前，全国有100多所高校开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其中，有30多所高校具有硕士点、7所高校具有博士点。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与人才培养梯队。相关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培训正在深入展开。

一、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发展的简要情况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思想的提出、宣传和逐步落实，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等应用型社会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贯彻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在抓紧经济建设的同时，注重社会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利益共享。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工作。社会建设与管理需要大批高素质、专业化的应用型社会专业人才。这种需求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一）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机遇

从宏观上分析，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设置与不断发展，是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要求。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主要采取单位模式，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都依靠单位集中统一管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逐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有企业随着企业改制、减员增效等改革的不断深入，下岗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外资和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劳动争议、社会保险等问题也非常突出。因此，必须改革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保障模式，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劳动保障模式。正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应运而生，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保障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科学发展与共建和谐成为时代主题，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从而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加强社会建设，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合理使用无疑是根本的问题。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立健全以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确定职业规范和从业标准，加强专业培训，提高社会工作人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充实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配备社会工作专门人员，完善社会工作岗位设置，通过多种渠道吸纳社会工作人才，提高专业化社会服务水平。”[1]这为劳动与社会保障等应用型社会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也为其提出了任务和要求，更为其广阔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新机遇。

（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困难

尽管社会大环境给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然而，从专业发展的现状，特别是大部分近年来新兴办的专业来看，发展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关系着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科学发展。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招生就业问题。由于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新专业，社会对它的认知程度还很不深入，在招生时很多学生不知道如何选择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有些学校学生大部分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过来的，给专业招生和教学稳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就业方面，毕业生要进入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必须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而每年的公务员录用名额非常有限。毕业生要进入企业，当前大部分企业没有直接对应的部门或者岗位。进入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选择，不过与学习人力资源专业的毕业生相比较也缺乏竞争力，专业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如何解决好招生就业问题，关系着人才培养的的出口通畅和进口充足，关系着专业发展的根本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思考。

二是人才培养机制问题。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主要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型人才。除了一小部分学科基础深厚的院校，可以培养一部分学术型人才外，大部分院校应立足于培养应用型人才。但是，在培养机制方面，如何来实现应用型培养，目前是一个难题。根据不完全调查，大部分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基本上是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的内容、深度、方法还比较欠缺，不能够适应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三是专业特色问题。在高等教育规模非常巨大的今天，如果很多学校和专业都走同质化的思路，结果无疑是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在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大环境下，这个问题将更加突出。因此，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在创新人才培养特色上下功夫，按照产品差异化理论，培养特色鲜明的应用型人才。而目前大部分学校在重复人才培养规格上“大而全、小而全”的老路子，特色不突出。

四是学科发展问题。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长远发展，必须具有一定的学科支撑，逐步形成自己的学科生态体系。这样，专业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持续成长，平衡发展。在国外，劳动学科与社会福利学科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发展的侧重点不同，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方向也不一致。目前，我们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实际上属于多学科交叉的情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我们发现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的矛盾。因此，如何理顺学科关系，完善学科生态，是一个关系专业长远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对于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发展创新路径的探索

从宏观角度分析，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发展正经历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应该加快发展。从微观的角度分析，现实是专业发展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难。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劳动与社会保障的专业建设，创新专业发展思路、拓展专业发展空间。论文试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拙见。

（一）国外劳动与社会保障相关专业发展的经验

在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比较完善的发展，但是，具体专业设置上和我国目前的情况差异较大。国际上，相关领域一般设立劳动关系和社会福利两个专业。国际上一些著名院校设有劳动关系专业，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等。也有一些大学开设社会福利专业，例如，日本福祉大学、台湾地区的中正大学社会福利学院等。但是，多数大学是开设社会工作专业，如香港大学。劳动领域和社会保障领域虽然紧密相连，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很大差别，因此，分设两个专业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定位与特色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发展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专业定位要明确在培养应用型社会服务人才上。除了培养少量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人才以外，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应该大力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而不能发展过多的学术型本科人才，特别是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因为这和我国的实际需要不一致。

在专业特色方面，要在应用型社会服务人才这个目标定位上着力探索。应用型社会服务人才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定位于企业和基层的社会服务岗位。因此，需要毕业生具有踏实的作风、扎实的理论基础、过硬的素质和不断创新发展的意识和潜力。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要有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认真负责的专业素质；二是具备坚实的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基础理论知识；三是要具备良好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操作能力、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四是要有不断创新的意识和潜力，能够在工作中不断提高知识、能力和素质，成为企业和基层社会服务的行家里手。总之，专业特色要体现在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强，进入工作单位后上手操作快、站稳岗位牢和发展后劲足。

（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发展方向探索

在明确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发展定位于应用型以后，如何来推进专业发展和创新？我们认为，应该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针对市场需求创新发展思路和方法。

1.适当控制专业设置和招生数量

高等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必须自觉适应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确定人才培养规模，否则，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没有足够的岗位，就业难是必然的结果。因此，要研究我国人力资源市场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科学制定人才培养规模。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而言，市场需求有限，所以，要适当控制专业设置和招生数量。目前，全国专业设置的数量已经比较多，不宜继续扩大。各高校也要科学制定招生规模，促进专业良性发展。

2.通过校企合作等社会实践形式，促进应用能力培养

在专业发展方向上，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寻找细分人才市场，努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根据目前的就业情况分析，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毕业生除了少部分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府工作以外，大部分进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从事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等相关管理工作。从就业导向的角度而言，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首先必须面向企业进行思考。要通过与企业合作，让学生尽早接触企业、了解企业和熟悉企业。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形式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例如，请企业管理者给学生做报告；引导学生深入企业进行社会实践或者社会调查；鼓励学生进行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专业模拟、专业技能竞赛等多种形式加强能力培养。例如，争取机会多和政府劳动部门、社会保险管理部门、民政部门、保险公司和企业等组织加强交流，为学生创造锻炼机会。

3.模块化培养，突出应用特色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涉及领域很广，“大而全、小而全”的培养模式，只能使学生无所适从。因此，要通过模块化培养突出应用特色。根据国外的经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可以分为两大模块，一是劳动关系模块，突出劳动关系与政策、劳动市场和就业等方面，毕业生主要从事劳动关系等相关职业领域。二是社会福利模块，突出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慈善等方面，毕业生主要从事社会福利等相关职业领域。在课程设置方面要体现应用性特色，例如，加强计算机、社会政策、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社会救助、文书写作、演讲与口才、组织行为管理、沟通技巧、社交礼仪等方面的课程。具体到某个大学而言，要进一步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深一层突出特色，例如，有劳动经济学渊源的高校，可以突出劳动关系领域；有保险学渊源的高校可以突出社会保险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提升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可以进行差异化竞争，避免恶性竞争。在就业导向上，学生必须切实转变就业观念，就业选择不能紧盯着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狭小的视野，要引导学生深入基层社会保障所、社会救助站、民政救灾和民营企业等社会人才需求大的领域。在就业空间的拓展上，要从劳动与社会保障一个领域向人力资源、民政、工会、残疾人联合会、保险公司、慈善组织等方向开拓。

4.积极拓展专业发展空间

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就如同一个生态系统，有自身的空间和规律。独木难成林，所以，必须积极拓展专业发展空间，形成科学的学科体系，从而促进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因此，在发展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同时，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拓展专业空间，例如，设立劳动关系专业、社会保险专业、社会福利专业、社会工作专业、社区管理专业、农村社区发展和管理专业等。

总之，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发展和创新，必须面向市场，针对社会需求有的放矢。在发展规模上要适当控制；在发展思路上，要突出应用、强化实践；在发展方向上，要解放思想、努力创新。

参考文献：

第6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关键词：课程内容；社会转型；经济发展

Abstract：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building courses.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labor economics courses should be the building of the Western labor economic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market economy and China's specific practice， focus on economic reality， based on research issues，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aws and the practice of labor market services.

Key words： curriculum； soci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是理论性较强的应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的人的学问。自哈尔滨商业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03年招收本科生开始，劳动经济学就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中的专业必修课，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相关专业课程提供劳动经济理论基础，并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有利地支持着这个专业的发展。

当前，由于经济社会的双重转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不断深化。反映到课程内容，就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系统地阐述西方劳动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同时，让学生在理论上明确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方向；在应用上引导学生思考我国劳动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为学生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劳动力市场的实践服务。这既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立足于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着庞大的就业人数及社会保障的双重压力。值得关注的劳动经济问题很多。

（一）从宏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的调适问题。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过程。经济转型必然引起与原有经济结构相配套的规则与程序不同程度的失效，而新经济结构要素的生长亟待制度创新来促进和保障。为了扭转高速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失衡状态，在经济发展目标已被社会发展目标取代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如何与各种新的经济结构要素协调发展；劳动力市场如何消除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闲置并存的局面；这都应包含于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之中。

2.经济政策与就业形势以及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经济并存，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必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使劳动经济问题更趋复杂，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加强了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关注；和谐社会的推进提升了劳动的自主地位，弱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政策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支持与矫正功能，对政治的维护、监督与批评功能等等，也应是劳动经济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比如，凭借“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曾经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世界工厂”。但是，随着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最初目标的实现，政府正在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在上升。从今年7月份开始，深圳市把经济特区内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 000元人民币[1]。这样的经济政策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的变化。

（二）从微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与输出结构的冲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工荒”仍大量存在；熟练工人到处都是，工厂是买方市场的观点现在得到扭转。在广东，各家工厂不得不以两倍或三倍的工资吸引工人。然而，随着工资的增长，工人们却没有以过去的速度从农村涌入城市。

2.劳动力供给数量和劳动力需求数量的矛盾。1978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偏紧已经显现。目前，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2]。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行将结束，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现实，必然带来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比人口红利期长势必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这些现实的问题，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问题。应该说，劳动经济学的问世就同工业革命引起的欧洲社会急剧转型、劳动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正是对这些劳动经济问题的研究，使各国劳动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学科生长点。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渐进式的改革又是我国所独有的，随之而来的各种新劳动经济问题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很难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完全说明。因此，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该关注这些特殊性。

二、着眼于学科发展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我国当今的社会转型也为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许多机遇。这些机遇除了表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使劳动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为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课题以外，还表现在为劳动经济学的特色打造与方法整合提出了新要求。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关注这些新要求。

（一）关于“中国特色”的打造

1.“中国特色”包含着“本土化”的内容。劳动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欧美各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我国劳动经济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围绕“本土化”特色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我国学者着重研究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转轨变型初期劳动经济理论和一些政策；近十年来，重点已经转移到市场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来。致力于“本土化”，是获取学术独立地位、实现学术社会价值的要求。

2.“中国特色”比“本土化”内涵更丰富。“中国特色”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在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为指导，把现代西方经济学观点与我国当前的劳动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方向上，把立足国情与面向世界、关注现实与经典理论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内容上，要充分考虑中国劳动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把统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结合起来。提倡“中国特色”有利于克服“本土化”过程的片面性与狭隘性。

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为指导，从研究现实的各种劳动经济问题出发，按照各种问题自身形成、发展与解决的逻辑顺序，进行深入地实证性研究，理清其脉络，分析其原因，揭示其规律，探索其解决对策，逐步积累起研究需要的本土性资料，才能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知识体系，才能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真正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才有可能生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但是，在突出中国问题研究的同时，要防止片面化倾向，应面向世界，继续有重点地翻译、介绍和评价外国的研究成果，反思国外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增强同国际劳动经济学界对话的能力。

（二）研究方法的整合

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往往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突破口，研究方法的整合关键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劳动经济学，其研究方法正在实现如下两个转变。

1.从封闭的研究视角转向开放的研究视角。开放化是时展的大趋势，这种趋势也反映在学科的研究方法上。从劳动经济学发展的历程看，二战后，美国劳动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跨学科的合作，尤其得益于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吸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劳动经济学，同样应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借鉴和移植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促成本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2.从综合的研究视角转向分化研究的视角。重视分化研究也是劳动经济学发展的一大取向，更能反映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其实，日趋复杂的劳动经济现象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和认识。

此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多地广发展不平衡的国情，综合运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分化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劳动经济问题的微观研究与分化研究。

参考文献：

[1][日]内堀敬则.“中国制造”不再是破坏价格的根源[N].参考消息，2008-07-01.

第7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就业 一致性 非一致性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一致性

（一）有效就业论

龚玉泉、袁志刚从有效劳动需求，即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值等于其工资成本的劳动力使用量出发，认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有效就业的增加。由于其研究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撑，后来部分学者在其基础上对经济增长与有效就业进行了实证分析。陈安平、李勋来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从有效就业的视角研究中国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有效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有效就业的增加也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常云昆、李俊锋、蒲艳萍从有效就业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得出了中国存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互动机制的结论。

这种观点基于中国存在大量隐性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基本事实，侧重于就业质量而非单纯的数量指标，分析有效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谓视角新颖、独树一帜。但有效就业很难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目前学术界对有效就业的界定和有效就业量的测算方法也存在严重分歧，此外即便经济增长促进了有效就业的增长、就业质量的提高，但当今社会成员就业难、流动难、工资低、强度大仍然是所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所以有效就业论难以使人信服。

（二）实际就业弹性论

冯煜认为，由于隐性失业的存在，一般统计分析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并不是真正的劳动力弹性系数，鉴于此，他从名义就业量中扣除了社会总体的隐蔽失业量，得出结论：1978-1990年中国实际就业弹性较高而且稳定，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末略有回升。邓志旺、蔡晓帆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下降的是名义就业弹性，把隐性失业考虑进去以后的实际就业弹性没有急剧下降，中国近20年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所谓的“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矛盾并不存在。刘军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就业弹性在表现经济增长的真实就业吸纳能力上是无效的，而近几年的就业弹性系数被人为地缩小了。简新华、余江建立了一个存在冗员的就业弹性模型来研究冗员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并利用相关数据，重新估计了中国1980-2004年剔除冗员影响后的就业弹性；结果显示，1995年后中国gdp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并没有下降。

这种观点针对就业弹性没有考虑隐蔽性失业和不完全就业的现象，基于中国存在大量隐性失业的基本事实，区分了名义就业弹性和实际就业弹性，这是可取的，但基于实际就业弹性的估算结果来判断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一致性，这是欠妥当的，因为隐性失业本身是很难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

（三）统计失真论

葛蔓、刘桢认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真，而所谓“低就业”或“无就业增长”则是由于统计口径、手段与方法不适应时代特征而导致的假象或误判。她们认为，由于中国现行统计本身的问题导致就业人数远低于实际，中国是“高增长、高就业”并存。这种观点也面临种种质疑。众所周知，由于城镇登记失业率遗漏掉城镇未统计失业人口、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的失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失业人口这三部分，所以它明显低于真实失业率，不具备统计分析意义。为此，许多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根据不同的方法对真实失业率进行了估算。比如周天勇通过比较适度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与实际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来估测城镇真实失业率；龚刚敏将估测的失业率限定在城镇，同时只考虑失业和下岗且未再就业的人员，不考虑隐性失业，设定模型估算真实失业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依据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推算真实失业率。尽管他们的推算方法、采取的数据各有不同，但最终估算出来的真实失业率都比较高，从估算数据中并没有看到“高增长、高就业”并存的迹象。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

性

（一）技术进步排挤论

李红松认为，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明显，就业弹性出现下滑趋势。苗文龙、万杰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发展路径（技术选择）偏差（普遍选择与国情相背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致使本国的劳动力没有充分利用，降低了投资效率，抑制了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提高，造成持续、高速的增长与失业并存的局面。

同时这种观点受到两个方面的质疑。第一，从逻辑上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既能增加就业，又能加剧失业。短期内，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人的替代；长期内，技术进步产品价格下降/生产利润上升需求扩大/新企业进入就业需求增加。第二，从经验上看，纵观世界技术革命史（水力机械化-蒸汽机械化-电气化-机械化-计算机化）可以发现：每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经济的跳跃式增长，制度、组织的极大变革，同时也带来就业方式、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短暂失业过后的就业“复苏”。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质疑，杨淑华认为，技术进步并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技术进步不一定带来失业率的增加，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具有吸纳和排斥的双重效应，关键看能否选择充分利用本国资源，以及充分吸收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路径。

（二）经济结构调整论

蔡认为，中国失业中的自然失业的比重很大，而自然失业又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相关，所以单纯依靠宏观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和缓解失业现象，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应该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加强职业培训体系建设、推动高就业产业发展。刘伟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其经济双重转轨的特殊体制和发展背景。就发展转型而言，向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客观上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伴随技术进步，工业化进程的重工、重化工化阶段的来临，产业及产业结构会在更大程度上由劳动密集型占优势比重逐渐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占优势比重转变，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自然会降低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弹性。

同时这种观点也至少受到三个方面的质疑。第一，从理论上看，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法则、钱纳里的发展模型都表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且变动的方向大体一致。经济步入工业化中后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结构也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逐渐转为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为主，此时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成为吸纳劳动力大军的主要产业。第二，从经验上看，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表明，伴随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传统行业绝对或相对减少的同时，一些新兴产业异军突起，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阵地。第三，从中国现实来看，当前中国的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正在逐步向第三产业方向调整，第三产业也因此获得突破性发展。统计数据显示，从1979-2011年间，中国第三产业平均增速为10.9%，比同期gdp的增速高约1个百分点。同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也在明显提升。1973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是17.3%，而到了2011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41.6%。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大力发展使其对就业的带动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正是由于这些质疑的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净影响究竟如何是难以判断的。

（三）要素价格扭曲论

一般而言要素价格扭曲论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方面，比如盛仕斌、周天勇认为，中国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并将大多数贷款投向国有部门，使得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更为便宜，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趋势明显，就业弹性下降。也有的学者将要素细分，具体分析不同的要素配置扭曲对劳动力就业产生哪些不同的效应。比如黄婧认为，中国长期存在要素配置扭曲，具体表现为资本要素配置扭曲、土地要素配置扭曲、劳动要素配置扭曲和能源要素配置扭曲。这些要素配置扭曲对劳动力就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一是资本要素向国有企业集中导致国有部门的就业竞争日益激烈；二是土地要素向非农产业集中导致失地农民问题更加严峻；三是劳动要素向低薪酬领域集中导致民工荒问题时隐时现；四是能源要素向重化工业集中导致能源替代劳动的强度增大。

同时这种观点受到来自逻辑和经验两个方面的质疑。比如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实际的

率水平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两个效应即替代效应（资本替代劳动力）和规模效应（资本价格的下降推动投资和产出，进而带来就业增长），这两种效应孰大孰小，很难分清。从经验上看，实际的利率水平并不是影响就业弹性的重要因素，因为银行的贷款绝大部分是流向了国有企业，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和预算软约束，贷款利率的高低对于企业的经营起不到应有的约束作用。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论

黄婧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双重二元分割的视角分析当前中国的失业问题，认为两类产业部门与两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传导受阻，且两级劳动力市场与两类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受限是导致失业的根本原因。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二元分割和背离输出了四个结果：一是一级市场上的竞争激烈；二是低学历劳动者向上发展型就业流动困难；三是廉价劳动力驱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四是高学历劳动者向下开拓型就业流动受阻。这种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当前大学生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激烈的就业竞争现象以及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农民工被迫大量返乡的事实，但无法解释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同时并存的现实困境，无法解释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失业潮”与“民工荒”交替出现的奇特现象。

（五）人口红利消失论

针对劳动力市场分割论的理论缺陷，一些学者从人口学即劳动力的数量、健康、教育、性别、劳动参与率等方面差异来解释“失业潮”与“民工荒”交替出现的奇特现象。张翼认为伴随“低生育水平”的长期维持，两个非常重要的就业群体—农民工与大学生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就业问题。农民工的“招工难”源于劳动力人口供给数量的逐年递减。而大学生的“就业难”，则直接产生于扩招所引发的结构性竞争压力。蔡认为中国的快速人口转变形成了“未富先老”特征，第一次人口红利过早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困难，而过去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而这个人口因素一旦变得越来越不具有优势，则会对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和储蓄率等方面造成负面的影响，把中国经济增长的稳态向较低的水平上回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增加就业压力。

同时这种观点也遭到质疑。首先，人口“红利”是否真的存在。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人口负担，而非人口“红利”。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控制人口，用20年时间达到了低生育水平。但由于人口惯性，20世纪30年代人口才会达到高峰。与这一过程伴随的就业问题一直是重大社会问题。其次，即便存在人口红利，那么在数量上是否真的消失也存在争议。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指出，目前中国教育的发展加速了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但这时的刘易斯拐点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因为它只是用中高端劳动力的失业替代了低端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失业。它只是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形式发生转移，即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型的人口红利转变为具有人力资本的人口红利，从低端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人口红利向中端具有人力资本的人口红利的转移。洪勇指出中国三十多年来之所以能通过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主要是得益于充裕的人口红利，近几年，“民工荒”使得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行将消失，但是实际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巨额人口红利，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最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现象与人口“红利”联系起来，因果关系至今也没有得到过有效论证。此外，人口红利除了指人口数量，还指人口的质量即人的文化素质，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中国人口的综合素质得以大幅度提升，而这又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就业的增长和就业结构的提升。

此外，不少学者还从经济转型时期制度性因素、消费需求不足、国际因素如实际汇率和贸易协定与国内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等各种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非一致性的机理。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全局性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均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

结论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的原因

目前学术界从实际就业弹性和名义就业弹性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一致性、非一致性。但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逐渐显现出非一致性，并且随着重化工业的到来，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原因如下：第一，经济增长率平稳上升。1978-2007年，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为9.87%

%，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第二，就业增长率不断下降。1978-2007年，中国就业增长率从1.90%下降到0.77%。就平均就业增长率而言，1978-1990年，中国的平均就业增长率为2.87%；1991-2000年，其数值降为1.07%，到2000年后，其数值进一步下降到0.94%。第三，就业弹性整体下降。1978-2007年，中国的就业弹性从0.16下降到0.06。1978-1989年，平均就业弹性为0.33，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330万人就业；1991-2000年，平均就业弹性下降到0.11，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带动110万人就业；2001-2007年，就业弹性进一步下降到0.09，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带动90万人就业。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不同表现形态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的非一致性。第二，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非一致性。第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非一致性。第四，经济周期波动与就业数量伸缩之间的非一致性。就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的非一致性而言，当前中国出现高增长、低就业并存。就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非一致性而言，有学者研究表明，1990-2006年间中国没有明显地呈现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同等通货膨胀程度下，失业率上升，波动较大。就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非一致性而言，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严重偏离，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就经济周期波动与就业数量伸缩之间的非一致性而言，经济危机下，中国出现经济衰退速度与就业减少速度的非一致性和经济复苏速度与就业增长速度的非一致性。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复杂成因体系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是多种复杂的因素在当前这一特殊阶段同时聚集的结果。本文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直接成因，要素配置扭曲和技术进步偏误是造成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非一致性的两个间接成因，三大成因相互配合，构成了中国新型赶超战略和快速工业化道路中的“三驾马车”。具体而言，当前各地方政府热衷于重工业，重工业、大项目的优先发展固然能够带动产值的较快增长，但由于它们多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所以对劳动力就业带来的好处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劳动力形成排挤效应。另外，为了支持重工业、大项目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必然会动用手中依然拥有的资源配置权力，扭曲要素价格和技术创新政策，优先发展产值大、税收多、资本密集的简单加工工业和重化工工业，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这将会对中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发挥带来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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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1.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江苏常州213001；2.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中心，

贵州贵阳550004；3.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发展研究院，湖南长沙410205）

摘要：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模型内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并考虑中国“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现实，加入“迁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三个变量，建立了内生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释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取决于“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个变量的相对大小。由此得出促进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异地转移”；新经济地理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093-07

收稿日期：2015-06-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生性一般均衡模型及其政策应用研究”（12BJL04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长效机制研究”（11JZD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力资本、自我发展能力与大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1BJL066）；贵州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贵州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互动研究”（黔科合LH字\[2014\]7272）；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协同发展的机理研究”（LQ13G030017）；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贵州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JD2013121）

作者简介：范方志（1972-），男，湖南隆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E-mail：fanfangzhi@163.com

张杰飞（1973-），男，湖南娄底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E-mail：jiefeizhang@126.com

一、引言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产业维度上则表现为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这两个维度上是同时进行的，即农业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完成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然而在中国则不同，庞大的农业人口和有限的农地，导致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城市也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因而形成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并存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两种转移途径。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如何选择转移途径的呢？其影响因素又是什么？由于就地转移只是极少数国家特有的现象，因而未曾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则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探讨。

一些学者认为，两种转移途径都是现实的合理选择。李晓春［1］通过分析Lewis及Harris-Todaro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和背景条件，认为“离土不离乡”型劳动力转移与Lewis模型、“民工潮”型与Harris-Todaro模型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明确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双重机制。马轶群和李晓春［2］进一步认为，由于江苏的发展模式起源于乡镇企业，因此，江苏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途径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待大量就地转移劳动力聚集成新兴城市后再进入第二阶段“民工潮”型异地转移；浙江民营大多源于农村手工业，其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上海城市化水平高，基本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民工潮”型异地转移。但许经勇［3］认为，强调依靠城市工业扩张来转移过剩农村劳动力的Lewis理论对应于异地转移（流向大中城市），强调依靠人力资本提高、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内部分工深化来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的Schultz理论则对应于就地转移（流向农村工商业和小城镇），只有坚持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且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必然会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段均和高定伦［4］认为，转移模式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有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战略和城镇化模式，就会要求有什么样的劳动力转移模式与之相对应。

也有学者认为，就地转移应成为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曹明贵［5］认为，中国不断深化的城市经济改革造成了城市失业，大量农民工进城加剧了城市就业压力，并增加城市交通压力和引发治安问题，因而加快农村工业发展、实现农村工业化，应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途径选择。李平和侯军岐［6］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的内外部原因，认为导致速度下降的因素不会长期发挥作用，并从作为农村工业化主体的乡镇企业在相对经济效益、竞争优势、不平衡性、积聚效应和自身特点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一步吸纳劳动力的潜力，认为应该继续关注农村工业化。李国英［7］认为，不受限制、无序的异地转移会带来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集群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穆建新［8］认为，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外向型经济严重受挫，中国必须由以出口导向、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异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力转移模式，转变为以内需驱动、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转移、就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产业转移模式。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应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以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袁铖［9］从动态视角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比学术界的测算还大，虽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受阻，但现实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渠道仍然是就地转移，因而开展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程怀儒［10］分析中国现实情况后，认为大城市的人口容纳能力有限，实现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近”农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延长经营链条，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但也有学者认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还是异地转移。董文柱［11］认为，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小城镇由于缺乏第二、第三产业的支撑，吸纳能力有限。大中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投资环境比较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强，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较高，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应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

由上可见，尽管学者们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从多个视角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但基本都只进行了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同时也没有进一步深入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极大地简化了工业部门垄断竞争下的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分析，由此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内生地解释了劳动力的转移，对劳动力转移研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朱希伟［12］建立了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并得出了可以在地区发展新兴制造业，从而缩小地区间差距的结论。然而，包括上述模型在内的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模型都假定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力投入成正比，且农业中不存在失业，同时，也没有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成本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二、模型假设与初始均衡

1.模型假设

由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地区间可贸易品价格差别很小，而非贸易品价格与住房成本高度相关，因而学者们认为住房成本是地区间生活成本

容易证明，此时非农产品与农产品市场也实现了均衡。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业转型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不失一般性，假定相对于劳动力总量而言，最先有极少数农民（占总劳动力比例为hd）具备了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的能力和动力，可能放弃农业，从事非农产业生产。鉴于中国实际情况，我们假定农业劳动力存在两种转移途径：异地转移（进城打工）和就地转移（农村工业化）。

1. 异地转移分析（进城打工）

假定城市工人工资存在刚性，农民进城打工导致城市劳动力供给增加，但城市工人名义工资不变，那么，城市工人的名义可支配收入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方面，既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层面，缺乏定量分析；且未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生活成本等重要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模型内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并考虑中国所存在的“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现实，加入“迁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三个变量，建立内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其主要结论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取决于“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个变量的相对大小，当“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大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异地转移；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小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就地转移。因此，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将促进异地转移、抑制就地转移；而劳动力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则会抑制异地转移、促进就地转移。

尽管就地转移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性。一是，作为其主要载体的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无序的、分散发展的道路，导致了设备落后、资源浪费、集聚程度低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自身发展不稳定（如高诞生率和高破产率并存）、管理不规范，导致其提供的就业岗位缺乏保障。同时，为保持竞争力，乡镇企业势必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将进一步削弱其劳动力吸纳能力。三是，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虽然退出了农业生产，但其退出不彻底，仍保留了承包的土地作为退路或生活的基本保障，这显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利于农民增收［17］。

同时，城市化率低、大城市人口规模偏小导致城市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从长期来看，本文认为异地转移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终选择，由此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城市是国家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主要载体。增加对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直接激发科技能力，提升人力资本，增强企业间技术溢出，降低产品运输成本，强化资金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

第二，加快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成本。户籍制度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福利政策（包括就业、养老、医疗、失业和教育等政策）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根源。虽然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其约束作用有所下降，但由于制度惯性及部门间利益冲突，其进展相对缓慢。然而就中国经济发展大局来看，加快推进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和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合理抑制房价上涨，降低城市成本。加强财政、货币和税收调控力度，提高购买多套住房者和炒房者的购房成本，抑制对房地产市场的不合理需求。同时加大公租房、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住房市场供给。此外，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进而合理抑制房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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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关键词】二元经济 剩余劳动力 农业生产 总需求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市场在国家疆域的限制下是统一的，每种生产要素只有一个价格，这个价格传递着生产要素的供求信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据此做出生产决策。在这个过程中，资源会得到有效配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却与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情况不甚一致：发展中国家处于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十分落后，市场体系尚未形成，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刚性，价格机制对资源的重新配置的作用很小。刘易斯（A．Lewis）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把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市场成熟完善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二元结构，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土著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劳动收入仅足以糊口的维持生计部门（主要指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活、劳动率较高、工资率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城市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其表现是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这部分劳动力形式上在劳动，实际上处于“伪装失业”的状态。

而在工业部门，劳动者已实现了充分就业，其工资率水平高于农村劳动力收入，从而农村过剩劳动力有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自然趋向。只要农业部门存在着“伪装失业”，只要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收入保持差距，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就会对工业部门形成源源不断的无限供给。工业生产的扩大不会引起工资率上涨，因为雇佣来自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而积累起来的利润可以转化为投资，可以使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再吸收更多的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农业部门由于过剩劳动力的逐渐消失，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收入将逐渐提高，这一过程一直维持到农村过剩劳动力被吸收殆尽，工农两部门工资水平相等为止。其结果将是工业化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得到发展。

一、农业的剩余劳动力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可以把他们视为自我雇佣，这样他们得到收入就可以看为工资。受到土地数量有限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农业工资一般是很低的，仅能维持生计，因此可以称农业工资为生存工资（subsistence wage），农业部门可以称为生存部门（subsistence sector）。这里，农业部门的生产企业首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为了这个目标可以增雇或者解雇工人；生产单位是家庭，它和企业的生产目标是不一样的，家庭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所有成员的生存。正是因为这个差异，传统农业部门就存在着过剩劳动力。

如图1所示，图中TP线和TC线分别表示农业总产量和劳动力总成本（总工资）。MP是TP曲线上对应L?鄢点的切线，表示第L?鄢个工人的边际生产率。LT为劳动力总数。W为工资率,正是TC线的斜率。起初，总产量随着劳动力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当劳动力数量超过L0以后，总产量不再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了。在给定的一个工资率W下，如果是一个现代化农业企业，此时就只会雇佣L?鄢个工人，这样能保证利润最大化原则。但作为一个从事传统农业的家庭，不可能解雇自己的家庭成员，劳动力总量是LT，他们都要生存，要得到工资，因此总产量要在全部劳动力中进行分配。这样一来，劳动力L?鄢LT虽然表面上参加了农业生产，但时间上其边际生产率小于工资率，处于伪装失业状态。其中，L0LT是完全过剩的。他们的边际生产率是0，但是得到工资W。这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就是刘易斯所谓的剩余劳动力。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如图2所示，OA表示农业部门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实际收入，OW表示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WSS?鄢是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D1K1、D2K2、D3K3分别为不同资本量下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曲线。对工业部门来说，在OW工资水平下，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具有完全弹性的，即不必提高工资，就能不断地得到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源源供给，所以劳动供给曲线WS段是一条完全水平的直线。假定工业部门在初始阶段的资本量为K1，当资本固定在这个水平上而逐渐增加劳动投入时，按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劳动的边际产品逐渐减少，如曲线D1K1所示。这条曲线也正是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曲线。工业部门雇佣工人的数量由劳动供给曲线和劳动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此时，在K1的资本量下，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是OL1。工业部门的总产量为OD1FL1，付出的工资总量为OWFL1，剩余产出即利润量为D1FW。只要有剩余劳动力，这个过程就可以重复下去，“一旦存在一个资本主义部门，它的壮大就只是时间问题”。这样使得工业部门的资本量继续增加，雇佣的劳动力数量随之增加，利润额不断扩大，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张。这个阶段是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中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相对稀缺，工业工资不变，利润额不断增加。

当工业部门雇佣的劳动力增加到一定限度后，进入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资本和劳动都是稀缺的，工业工资上升，利润额不一定不断增加。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农业中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将提高，农业的劳动力收入也将提高。此时，工业部门要得到更多的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在图2中，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为OLS，超过这个数量，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将向右上方上升，成为SS?鄢。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并提出了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和思路，的确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但是这个模型也有其以下几个缺陷。

1、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忽略了农业在工业增长中的重要性。没有注意到农业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应该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先决条件。1960年，罗斯托（Rostow,W.W.）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提出了主导部门方法的理论。他引入了主导部门的概念，并认为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增长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不同的主导部门相继地作为增长的基本发动机。在罗斯托的发展政策体系中，农业部门在工业化的早期可以充当主导部门，承担经济加速增长的责任。此外，农业还得为迅速增加的人口提供粮食，为新生的工业部门提供市场，为农业以外的新主导部门提供资本投资和劳动力。而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里把农业部分的作用过于简单化了。拉尼斯（Ranis,G.）和费景汉（Fei,J.C.H.）对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的这些缺陷进行了补充和改进。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会减少农业产出，也不会提高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农业生产的剩余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而同时被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作为发展的资金来源。在这一体系中，农业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既贡献劳动力，又贡献剩余产品。正如拉尼斯和费景汉所说：“任何试图加速工业化的国家，如果忽视了农业部门先行的或至少是同时进行的革命，都会发现难以前行。因此，我们强烈认识到这个事实：任何只集中于工业部门劳动吸收能力的成功标准，仅仅是一个指标，它暗含地包括了农业部门同时释放劳动的能力。”

2、另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把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看成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动力。刘易斯曾明确指出，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还不到国民收入的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或15%以上的经济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刘易斯只注重对工业部门供给方面的分析，认为在劳动无限供给的约束下，现代工业部门发展的唯一约束是投资（储蓄），只要有了足够的投资，现代工业部门就可以不断扩张，创造足够的需求，剩余劳动就可以被吸引完毕，经济就可以进入持续发展阶段。他忽略了总需求不足也可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这里，刘易斯模型背后其实隐藏了萨伊定理。作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社会，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经济表现也许可以对此做出一个反面证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经济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总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乏力。这可以从当时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出，不论是连续的调低银行利息，甚至是调低银行准备金率，还是发行大量的政府债券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都是针对总需求不足而采取的措施。伴随着总需求的不足，还有很多产业产能的剩余，中国经济的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二元结构经济社会不会很容易由于伴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可以保证现代工业部分的持续扩张，创造持续需求从而使经济持续发展。刘易斯的分析框架基本上还是从总供给的角度出发，停留在古典经济学的背景里，忽视了从总需求角度去考虑经济的发展。

3、一些理论也与现实脱节。即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工业部门就业机会的增加速度和工业资本积累的速度不可能总是成比例的。首先，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的积累并不一定都是用于生产性投资，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企业家把大量利润用于奢侈性消费，或者转移到发达国家的银行里。其次，即使积累的利润用于投资，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现代化，往往又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削弱了吸收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此外，在刘易斯模型中，肯定了乡―城人口流动的影响，认为正是这种人力资源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区域向边际生产率较高区域的转移，带动了经济的全面发展。但是现实表明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乡―城人口流动一方面给城市造成巨大的人口压力，加剧了城市就业竞争；另一方面造成了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大量外流，使农业现代化更加滞后于工业现代化，对经济发展形成了负面的影响。出现了缪尔达尔（Myrdal, G.）所提出的“回浪效用”，即由于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受报酬差异吸引而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动，从而有利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不利于落后地区发展，最终使落后地区成为发达地区持续扩张的工具。

在具有二元结构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城市里存在大量的失业，失业的压力十分巨大，而农村落后地区的劳动力仍源源不断的向城市转移。这一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也无法解释，在刘易斯模型里，现代工业部门在使农业部门的工资上升到和工业部门相同的水平之前，是可以无限制地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保持工资不变的。同时，环境、住房、交通、治安等社会问题日益尖锐，这些国家里的 “城市病”日益严重，显见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并不是如刘易斯模型里所显示的那样的顺利和完美。

4、刘易斯假设剩余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即图1中的L0LT部分）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观点也很难令人接受。这一点至今仍有许多经济学家持不同意见。舒尔茨(Schultz,T.W.)借助了一个“自然实验”反驳了刘易斯的这个观点。1964年，舒尔茨利用印度1918至1919年发生全国性流感的数据，对比了流感前后农业生产力人数和农业产量，发现流感使全国的劳动力减少了8.3%，产量下降了3.8%，而且死亡人数越多的地区，产量下降的幅度越大，这说明了印度农业中原本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否则，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应该对产量没有明显影响。还有经济学家指出，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在播种或收获季节，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完全消失，此外，在家庭农场之外也可能有其他就业机会，使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为零。

三、结论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作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正如上文所述，刘易斯模型在比较确切地解释了发展中国的经济特征的同时，有着自身的缺陷。从本质上来说，刘易斯发展理论在分析方法上注重的是结构主义，倾向于把经济分解为几个构成部分，通过对结构剖析去认识和研究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在经济思想上是古典主义，忽视对总需求的分析。默认了在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供给会自发地创造出需求。也就是说，萨伊定律对该模型来说是外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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