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会学精选(九篇)

第1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英文名称：Digest of Foreign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上海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9-3923

国内刊号：31-1813/C

邮发代号：4-280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58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第2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社会学/爱丁堡学派

【正文】

劳丹(L.Laudan)曾将科学社会学划分为认知科学社会学和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两种形态。[1]依据他的解释，如果社会学企图依据外部的社会或经济因素来说明为什么某一理论被发现及发现后被接受还是被拒斥，企图依据外部社会或经济因素预先决定科学家对理论的态度是赞同还是抵制，企图说明某些社会结构对某个特定理论及概念的形成产生影响，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如果社会学家的研究宗旨不是去解释科学家对物理世界的信念体系，不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过程，而是去研究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

显然，劳丹是依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目标及研究方法来给科学社会学前后两种“范式”进行划界的，若不顾忌冒过分简单化的风险，劳丹的划界标准本质上就是认知标准。在劳丹看来，只要社会学家在科学之社会研究中不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那么，这种科学社会学就是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及默顿科学社会学，反之，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即当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这就引出了一系列亟待探讨的问题，非认知识科学社会学是怎样过渡到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换言之，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在前后两个阶段过渡期间必然发生过认知转向，如果发生，那么，是何种原因促成了这场认知转向？它产生了怎样的结果？认知科学社会学校之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有哪些不同的特征？怎样看待科学社会学的这场认知转向？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考虑到认知转向不可能不涉及哲学层面，故此本文首先得从认识论视野对这一转变过程进行背景透视，这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成因及认知科学社会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是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认识论基础

如前文所说，劳丹笔下的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本质上就是默顿科学社会学，尽管这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定域在科学共同体之内、实验室高墙之外，系“中距”科学社会学，所采用研究方法是科学计量学，所研究的宗旨是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功能，经费投入与论文产出评估，科学体制化目标。但只要我们冷静下来认真品味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说，仍可从中发现其认识论基础，仍不难发现这种被劳丹称之为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构架、经验事实正是建立在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确保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基础之上的。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兴衰是与构成其经验基础及理论构架内核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存亡是唇齿相依的，只要我们抓住了构成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内核也就可以从认知视角对此进行认识论分析，现就此进行讨论。

如果我们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形式逻辑分析，那么，默顿所言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就等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所谓科学体制化目标就是生产正确无误的知识，所谓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则为[2]：①普遍主义。即科学真理的标准到处一样，只要是科学真理，不管其来源如何，都应服从于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且这种非个人属性的标准与先前证实的科学标准是一脉相承的。②公有主义。所有科学的重大发现都是科学家群体合作的产物，归科学共同体所公有。③无私利性。要求从事科学活动、创造科学知识的人不应以科学谋取私利，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展知识而不是其它，科学家不能因为他个人的其它原因来决定接受或者拒斥一种科学思想或科学事实，科学家热衷于探索和发现科学真理的真正动力主要来自于内在兴趣。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研究科学的人不承认在神圣的、不能批判的同非神圣的，可以进行批判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固定的界限，所有科学知识都要严格地加以检验。

从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来看，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生产出归共同体公有的确证无误的知识，而行为规范则是确保生产确证无误知识的清规戒律。普遍主义则在表明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知识的检验可诉诸普遍一致的标准，而无私利性原则则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科学知识的检验中恪守感情中立原则。只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严格遵守这4项行为规范，凭借其内在兴趣追求科学体制化目标的话，那么，社会因素，诸如科学家情感、信念、偏好、科学共同体的外部环境、科学活动中的种种内在与境、科学家所面对的“实在”，均不会渗科到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都不会影响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既然如此，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乃至科学知识的评价机制，均无需诉诸社会学分析，社会学家的研究范围就应该被严格限制在科学共同体内、实验室高墙之外。

由此我们明白了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及研究宗旨为什么不涉及认知层面，不触及科学知识微观生产过程、不考虑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的原因所在。即使科学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过程持有浓厚兴趣，那么，他也用不着走进实验室，只要借助于资金投入与论文产出及论文的引证分析，就可以达到对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了解，正因为如此，基于“控制论”研究方法的科学家计量学成了这一类社会学家研究的重点。[3]

由此可见，默顿科学社会学在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及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及评价机制的具体过程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式研究方法，它侧重于输入与输出二者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活动认知过程及评价机制的研究路径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确证无误的知识是“理性科学家”在自然面前“默祷”的产物。

此处所言的“理性科学家”就是严格遵守默顿给出的4条行为规范且以默顿给出的实现科学体制化目标为已任的科学家，所谓在“自然”面前“默祷”是因为科学知识的本性就应该是对物理世界所作的逼真描述，按照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原则的理解，科学家只有面对非个人属性，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旨在对物理世界进行逼真描述并且依据普遍一致性标准加以检验就可获得“确证无误”的知识。说得白一些，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是“理性人”，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是“自在之物”，充当认知活动评价机制的是普遍一致性标准。这种描述是朴素的经典实在论思维，可以说是与科学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相吻合的，甚至有学者直接声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哲学基础就是逻辑经验主义[4]。无论这种科学社会学怎样声称绝不触及，也不该触及亦无需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但骨子里仍然带有浓厚的经典实在论色彩，仍然是凭借其数十年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作为其生存基础的，一旦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走向衰落时，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的解构就成为不可避免。本文接下去就要探讨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过程。

二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

严格地说，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成因首先来自于科学社会学内部，其次才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以及由此引起的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关于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作者已有专文述及），只不过前者不象后者来得那么彻底而已。此处先讨论来自科学社会学内部的种种诘难，无论意义多大，但它为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引起研究“范式”的变迁抑或“认知转向”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默顿科学社会学在后期所受到的种种诘难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对4条行为规范的怀疑，而且这种怀疑主要依据于科学史事实，而不是形而上的思辨。如在关于光的本性之争演化过程中，牛顿的微粒说在一定时间内占据垄断地位，尽管有惠更斯的波动说与此针锋相对，且波动说在某些解释功能上并不逊于牛顿的微粒说，但这一期间的科学家在对这两种理论的评价中仍有偏爱牛顿微粒说的强烈倾向，甚至置惠更斯波动说于不顾，这与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的行为规范明显不符。再则，当普朗克不得不放弃连续性观念，提出光的量子论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心情也显示出科学家在描述和解释物理世界过程中是很难做到感情中立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由于触犯了左右科学共同体思维方式的经典时空观，受到了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抵制，同样表明科学家在接受或拒斥一种科学理论时是受既定价值观控制的，难以做到感情中立。如果计及政治因素，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在德国、前苏联不仅受到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抵制，更重要的还受到科学共同体的非学术抵制，甚至遭受迫害。这表明，社会外部政治因素，如意识形态是可以渗透到科学共同体且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评价的，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是接受还是抵制，科学家在这种氛围中是无法做到感情中立的。

默顿科学社会学受到的诘难还来自于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确证无误的怀疑。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科学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约定的，说科学知识是确证无误的当且仅当它被社会所接受。还有人认为，在科学文化的进化阶段，信仰可以被相信为真理，那是由于它被社会所接受的缘故[5]。还有人认为，科学思想只能相对于一定的约定规则才有意义，科学规律只能作为一系列行动规则为我们所用，甚至科学定律本质上是一种约定[6]。这种带有约定主义色彩的论点均对评价科学理论的普遍一致标准，科学知识的“含金量”提出质疑。

默顿科学社会之所以受到诘难，还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存在的“弄虚作假”现象，如“N射线”就是典型例证[7]。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并非科学家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现象，还存在着权威对出自一般研究工作者的新观点、新思想的抵制现象，还存在着破坏公平竞争的“马太效应”，等等。

为回应这些社会学家的种种诘难，默顿采取如下挽救措施，首先他肯定了科学体制化目标和科学家行为规范在科学共同体中的规范约束功能，并且认为绝大多数科学家是能够较好的遵守这些行为规范的，其次，他仍然回避认知问题，将“弄虚作假”现象的存在归因于科学家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科学家违背了正常的行为规范。因此，在默顿看来，只要运用这一系列行为规范对那些“弄虚作假”，包括非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科学家进行矫治，将他们“康复”为“理性科学家”，那么，科学共同体仍能在既定的科学体制化方向上继续前进。

然而，无论默顿学派怎样努力，社会学家仍能找到大量的科学史实予以反驳，这就使得这种研究纲领的“内核”不断受到“反例”的挑战。再则，既然有人经常不断地从内部发现“反常现象”的存在，那么，至少表明默顿科学社会学所依赖的经验基础是不牢固的，更何况他总是试图调整“保护带”，从没有正面解释认识论意义上存在的大量“反常现象”。

简而言之，默顿科学社会学无论就其宏观经验基础还是就其微观认知层面，均因存在着大量“反常现象”而不得不在7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甚至有些社会学家对这种科学社会学仅仅以科学共同体为研究单位还明确表示出不满情绪，认为它是大科学时代的“小科学社会学”，还有人认为这种科学社会学将科学活动的主要场所——实验室视为一只“黑箱”，只研究表象问题而不触及认知层面而将此种科学社会学称之为“黑箱”社会学。[8]

三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

随着“反常”现象的不断出现，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走向解构已成为定局。遭致解构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种情况，一是科学史史料的不断挖掘，二是行为规范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三是研究方法的“黑箱化”，四是“不对称解释”，亦即错误知识是由违反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确证无误知识是由遵守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9]。这几方面因素均触及认识论问题。总之，如何从认识论上打开缺口是关系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设能否走向彻底解构，能否直接促成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的关键，于是，社会学家开始从库恩那里寻求问题的答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从认知层面对长期以来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发起猛烈进攻。问题是库恩能否为这些社会学家的研究提供哲学基础，答案是肯定的，现略述之。

库恩(T.Kuhn)首先使用自己的“范式”将科学事业视为在“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相互交替中得以发展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在常规科学时期是线性积累的，而在科学革命时期却是间断的，甚至是跳跃的。所谓科学革命本质上是新旧两种“范式”在更替，如牛顿“范式”取代亚里士多德“范式”，爱因斯坦“范式”取代牛顿“范式”就是科学革命。

依据库恩的解释，“范式”将决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等。“范式”的变更必然导致科学家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反过来，“科学革命”也就是以科学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及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为其标志的，因而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且仅由这个“范式”所决定。

既然如此，普遍主义，无私利性等行为规范在认识论意义上就难以成立，因为从普遍主义原则的要求来看，检验科学真理有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然而，只要承认“科学革命”是在“范式”变更的基础上实现的，且“科学革命”是科学进步所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普遍一致标准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标准是相对于特定“范式”而言的，其结果是，要么否认普遍一致性标准，要么否认“科学革命”，既要坚持普遍一致性标准，又要同时承认“科学革命”，不仅在事实面前说不通，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从无私利性的原则来看，科学家在与物理世界对话时以及在评价科学理论时，要求恪守感情中立，从大量反例来看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科学家是在给定“范式”条件下从事科学活动的，“范式”不仅影响他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导致“观察负荷理论”，而且左右着他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他对科学知识的检验，以及他所要使用的评价标准及检验标准[10]。就此而言，“范式”本质上是对科学共同体在“常规科学”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施加伦理约束的一种张力，换句话说，科学家是在这种张力约束下从事科学活动的，从这层意义上讲，默顿科学社会学才能寻找到极其狭窄的生存空间，那些游离于这种伦理约束的科学家要么成为下一次“科学革命”的先驱者，要么就是失败者。

大而言之，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科学家模型的重新建构，科学活动的“重新背景化(Recontext)”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不论是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还是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抑或科学家与物理世界的对话过程，以及科学家对“对话”结果的评价均取决于该时期的特定范式。如在经典力学里，物理世界定域在绝对时空中就是典型例证。

库恩的这些思想成了70年代以来为科学社会学家彻底动摇默顿科学社会学哲学基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受库恩思想的启迪，他们开始了对科学知识本性的深层反思，认为科学知识应接受社会学研究，不该享有特权。持这一观点的社会学家主要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他们是埃奇(D.Edge)、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巴斯克(R.bharsker)，后人称他们为“爱丁堡学派”(Edinburgh-School)，正是他们声称受库恩思想启迪，而转入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足于库恩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解释，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历史主义解释，还是相对主义解释只不过是科学哲学家在唱独角戏，社会学解释仍未从中获得合法性，他们决心重构科学社会学，将科学社会学研究引向认知层面，引向科学知识本性。于是，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在该学派努力下，遂得以实现，为将这种科学社会学区别于默顿科学社会学，有人将之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劳丹笔下的“认知科学社会学”。

四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

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世，亦即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这种社会学一反默顿传统，公然要对长期以来亨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提出挑战，将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直接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著名社会学家布鲁尔在其《知识及其社会意象》(1974)一书中开宗明义地问道：“社会学研究科学知识的细节及其本性问题是可能的吗？”布鲁尔用他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的“强纲领”(StrongProgram)对此作了肯定答复：“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地研究……，没有什么特殊的界限存在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的或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

布鲁尔还为他的“强纲领”给出了下列原则[11]：①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及产生的原因。②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及知识，两方面都要解释。③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④反复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

其中，因果性原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界定了研究对象及研究宗旨，即要对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及科学共同体信念体系进行认知层面的社会学因果解释；公正性原则是指认知科学社会学必须以所有科学知识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以人为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内容为科学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即使对后一类知识，在诉诸社会学解释中也应将其与前一类知识置于平等地位，社会学解释不含任何歧视色彩，两类知识在社会学研究中都应享有同等待遇；对称性原则是对公正性原则进一步展开，即不能采用默顿的“非对称性”做法或歧视性做法，只对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以求矫治那些“非理性”科学家，而对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知识则免于社会学研究，而是对两类知识给出对称性解释。具体地说，社会因素渗透是对称的，它既可导致伪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的产生，也可导致默顿笔下的真的、理性的，成功的知识的生产，如果将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的产生归因于社会因素介入，而将所谓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知识的生产归因于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就违背了对称性原则。

由此不难看出，公正性与对称性解释原则是为彻底的因果解释服务的，换言之，任何科学知识形态都是在特定社会因素影响下得以产生和形成的。这几项原则说到底是为科学社会学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科学知识的文化本性提供辩护和说明的，所谓“强纲领”中的“强”也就体现在这几项原则之中。

总之，自“强纲领”提出以后，对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进行社会学研究或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已无什么可言，“爱丁堡学派”的努力，尤其是“强纲领”的提出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既象征着默顿科学社会学基本假说的彻底解构和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又标志着认知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无论功过如何，它在科学社会学发展史上，在科学社会学从现代形式向后代形式走向上都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究竟对此作何评价，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浦根祥：《科学知识本性的哲学与社会学解释之争述评》，载《自然辩证法研究》No,10.1996.

[2]D.Bloor,KnowledgeanditsSocialImagery,RoutledgePress,1976,pp.1-3.

[3]浦根祥：《科学社会学研究综述》，载《社科信息》No,1.1996。

[4]陈光：《“科学知识”社会学概念及哲学背景》，载《自然辩证法通讯》No,3.1992。

[5]浦根祥：《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研究会趋同吗？》，载《江苏社会科学》No,5.1994。

[6]S.Full,M.D.Mey&T.Shim,TheCognitiveTurn.KluwerAcademicPublishes,1989,pp.211-23.

[7]赵乐静，浦根祥：《“给我一个实验室，我能举起世界！”》载《自然辩证法通讯》No,5.1993.

[8]S.Mulkay,TheScientificResearchCommunity.in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SagePublication,1977,p.108.

[9]S.Woolgar,Representation,CognitionandSelf.intheCognitiveTurn,（同6）1989,p.108.

第3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如何其芳在《街》中所说：“理想，爱，美，幸福，以及那些可以使我们悲哀时十分温柔，快乐时流出眼泪的东西，都是在书籍中容易找到的，而在真实的人间却比任何珍贵的物品还要稀罕。”理想，爱，美，幸福。我们苦苦的寻觅，到今天我相信这将是我们寻觅的一个终点。我们会会发现在文学遨游的现实中，找到他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文学社将给我们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在把文字的理想和现实结合的平台。通过今天的会议，我们将确定今年5月至9月文学社的工作计划。这段时间内我们的工作计划如下：

一：校刊征稿工作。文学社将分阶段进行征稿工作，阶段分为：5月，6月，暑假，9月、在5，6，9三个月份中各班的通讯员需推荐优秀稿件5篇以上，暑假阶段推荐10篇以上。对稿件的要求是，文体，字数不限，内容可多样，但要积极向上。稿件以电子稿形式发送到文学社的邮箱。文学社将以同学为主体，参考语文老师的意见对稿件做到每稿必复。

二：社团活动。自本周起，文学社将开始进行以同学为主体的社团活动。社团活动工作由文学社社团活动小组负责。我们的活动内容将以交流写作的心得体会，探究社员感兴趣的文学现象为主，也可以有内容多样的活动。我们的每次活动都由同学自己组织，每次活动有一名至多名发起人。文学社社员和各班的通讯员均可发起活动，如有兴趣组织文学社活动的可以把计划交给社长或社团管理组。之后由社团活动组负责确定时间地点。文学社社团活动，社员必须参与，各班通讯员根据时间安排号召大家参与。下周将由社长组织一次文学社社团活动，希望大家届时参与。

三：社刊编辑。文学社作为一个社团组织，除了为潞河所有师生编辑校刊《潞园》外，我们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园地。在这份社刊中我们将主要刊登文学社社员和各班通讯员的文章，和文学社内的人和事的记录。

四：由采访组进行的对校长的采访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期的《潞园》上首卷位置刊登。

五：在暑假前，对全校同学进行征稿宣传，希望同学在暑假多写文章。

第4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人们越来越忙了。鸡犬相闻、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已被现代立体交通网所分解，社会化生产使人们习惯于交际和奔走，走出县界、省界和国界，走出一个日益扩大的活动空间。从亚洲到非洲，从地球到月球，航天事业正在实现真正的“天涯比邻”和“天涯咫尺”。人们的另一个间接活动空间――精神空间，也由于现代信息工具的发达而得到高速拓展。邮路四通八达，电信瞬息万里。即使在祖辈相传的赵家庄或李家大屋，你仍可以从电视中饱览北京盛况，从报纸中领略中东风云，通过磁带和书本体会贝多芬的辉煌以及原子世界的奇妙。上下古今，万千气象，密集信息正越过曾经时代的沉寂，突然涌到我们这些显得十分狭小的大脑中来。

活动空间越大，时间就越紧促。精神领域中空间与时间的函数关系，理所当然地使人们体会到一寸光阴一寸金。一切费时的信息传达方式已逐渐被人们疏远。开会要短，说话要短，作文要短，悠悠然的文学即文字之学，也在面临考验。古典戏曲的缓慢节奏，已使青年观众们远离剧院了；长篇叙事诗和长篇小说作为时间上的高耗品，其读者也在减少――只有极少的杰作能造成例外。与几年前人们较多闲暇的情状相比，现在人们忙得甚至没有太多时间来光顾短篇小说了。这里除了有文学本身的质量问题外，其他多种信息渠道的出现，很难说没有对文学造成压力和挑战。文学作者们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非文学性报刊应运而生，更有一批又一批载有密集信息的文摘报刊为读者所欢迎。他们还眼睁睁地看到，尽管文学作者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下班后的人们往往更多地坐到电视机前去了。影视文学、声像艺术，正在使人们津津然陶陶然。

文学正在汹涌而来的信息浪潮中黯然失色吗？

我们已经失去了恐龙，失去了甲骨文，失去了长袍马褂……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事物都会万寿无疆。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历史久远的事物都面临末日。人类还存在，还需要用符号来表达感情，那么被誉为“人学”的文学，理应无缘受到文物部门的垂顾。这是一个确实却稍显笼统的回答。也许，为了进一步讨论文学是否消亡，我们还须探明文学特有的价值，看它对于人类是否具有其他事物所无法替代的长处――任何事物有所长就不会被淘汰，哪怕小如竹筷。

当我们清点文学之长时，也会冷静而惊愕地发现，随着电子声像手段的广泛运用，文学曾有的某些长处正在弱化或消失，某些职能正分让或传交给其他信息手段。这种动向虽然令人沮丧，却也是确实的。

文学无法在平面写实方面与影视竞争。远古时期没有什么文学，最早的“文学”大概算那些象形文字，像牛像羊，像日月山川什么的。古希腊艺术家普遍认为“艺术摹仿自然”，主张文学照相似的反映生活。中国古人也首先提到“赋”，即强调铺陈直叙，摄万象、状万物。因槊挥猩阌埃更无电视电影，文学义不容辞地要独负写实重任，作品中自然倚重平面的白描。因此，你要知道云梦泽吗？请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其东”如何，“其西”如何，“其高”如何，“其卑”如何。作者洋洋洒洒，把东西南北、山石草木写得无微不至。你要知道梁山好汉的出征英姿吗？那么可在《水浒传》中随便挑出一首战场诗，作者用墨如泼，把天地人马刀枪剑戟写得面面俱到。作者对实写物象的这种劲头，还体现在巴尔扎克对一栋楼房或一条街道的数十次描写中，体现在雨果对一所修道院数万字的介绍中。人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自己未能看到的世界，观察到自己未能观察到的事物，从而开阔眼界，长见识。然而，今天的人们如果要知道云梦风光，去看看摄影画报不是更简便吗？如果要知道沙场壮景，去看看宽银幕战争片不是更畅快吗？不仅省时，而且声像效果比文字效果更强烈。它能用直接的有声有色来取代文字描写间接的“有声有色”。屏幕上几个镜头，往往功盖大片文字。

叙事诗越来越让位于抒情诗，而小说领域里，不仅大场面大事件的题材越来越多地分让给影视，不少小说家也不再热心于铺陈物象，艺术触须更多地伸向人物的情绪和感觉，伸向那些更能发挥文字优势的领域。这不是说不写实，更不意味着作家沉湎于主观世界。以徐怀中的《西线轶事》为例，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战争，其规模不会小于梁山好汉们所经历的任何一场征杀，但作者在战况交代和战场描写方面寥寥数笔带过，笔墨始终倾注于男女战士们的心态。不是从外形观照来再现战争，而是以内心窥探来表现战争。作者也写到红河、战车、木棉花等诸多物象，但显然不再是那种刀枪剑戟式的面面俱到了；不是全景式的，是特写式的；不是平面的，是曲面的或变形的――即收聚于作者主观审美焦点。不难看出“物象”型小说，更适宜改编为影视，而“心态”型小说，一旦搬上屏幕就会损耗掉大量内容和光彩。小说这种由“物象”型到“心态”型的转变，不仅仅是所谓中国情节小说受了外国心理小说的影响，这种转变是国际性的，是在现代信息手段日益发达的条件下，小说扬长避短参加竞争的自然转向，是它力图使自己有别于影视的自然趋赴。

文学也很难在直接宣传方面与其他舆论工具争雄。古代不仅没有电子声像宣传，连报刊新闻也没有。奏疏和塘报仅为宫廷所用，对下宣传则靠文告和鸣锣，因此当时文学又兼有新闻报道的功用。古代的理论事业也极有限，鲜有专门的理论机关及机关刊物，故文、史、哲从不分家，多位一体。这样，儒家文论历来主张用文学来“明理”“载道”“讽谏”“劝世”，即强调它的直接宣传作用。《国语・周语》载：“故天子所政，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荀子・赋》中也有这样的话：“天下不治，请陈媸。”这样，就把诗当成公文报告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敷显仁义，颂扬忠烈，可算是当时的“哲理诗”；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抨击苛政，指斥贪赃，可算是当时的“问题小说”；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常常于篇末来一段“太史公曰”，考究得失，评论是非，这都是把一些非文学因素夹进小说中来了。如果说上述优秀作品“多位一体”现象在当时是难免的，或是必需的，那么后来情况就出现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新闻之后，哪位长官还靠下属“献诗”来了解下情呢？我们要了解理论，还需要到小说当中去寻找各种“太史公曰”吗？

纵然文学很难在思想功能方面争雄，然而它可以在培育人的感情素质和性格素质方面来发挥自己的所长。可以发现，众多作者的兴趣侧重逐渐由“明理”转向“缘情”，由“言传”转向“意会”，由阐发事理以服人，转向表现情绪以感人；即由直接的宣传教化转向间接的陶冶感染。人们已经看到，中国古代那种“写中心、唱中心”式的诗歌，包括《雅》《颂》中的“歌德诗”和“讽谏诗”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继之而起的是唐宋以后大量描写征夫、思妇、游子、寒士等题材的抒情感怀诗。到今天，活跃诗坛的大量诗歌更以其情操、情趣、情致的独特性和多层次性赢得读者。当代小说中，越来越多的作者更注重人物的微妙感情探究和复杂性格分析。随手举王安忆的《流逝》为例，作者及笔下人物评议政治，评议人生，评议世间众相，仍然有不少“理”。主人公赵家媳妇那段关于生存意义的大段内心独白，全是理论，类似情形在《捕蛇者说》里根本没有。但《捕蛇者说》表面上不太说理，实际上以理念为纲，推出明确单一的主题；而《流逝》表面上不避理，实际上以情绪为纲，议论为传达情绪服务。两者的根本性指归不同。《流逝》的主题是什么？赵氏家族在运动中的家道衰落值得同情还是值得庆幸？赵家媳妇终于得到的“实惠精神”是朴素还是平庸？人生幸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动态过程还是静态目标？据说编辑部当时对此都各执一说，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但又可感可悟，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概可以预测未来文学方位的又一个坐标点――“感悟”型。

重心态甚于物象，重感悟甚于思想，发展中的文学正在趋长避短，弱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而同时强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这当然是大体而言，不能概括有个别。这当然也是相对而言，既说“侧重”就不是说“唯一”――心态离不开物象，感悟离不开思想，矛盾的双方面总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问题只是：它们在什么样的层次中进行了什么样新的组合？在新的机制中，孰纲孰目？孰表孰里？

演变就是演变，并不意味着演变前后有着什么高级和低级之别。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各有价值，但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文学是必然有所演变的。这种演变过去就有。

我们已经经历了口传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三个历史阶段，每一次信息手段的丰富和发展，都带来一次文学体裁门类的增加和分化。各门类间或有交叉，有迭合，有杂交品种。理论与文学结合可以生出文学宣传，包括杂文、朗诵诗、哲理小说等等。新闻与文学结合可以产生非虚构文学，即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等。

正由于门类越分越多，因此各门类就该有自己更确定的功能和更专擅的范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不善于扬长避短而去越俎代庖，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近来有不少电影导演已经认识到，真正好的小说是难于改成电影的，好的小说题材往往不是好的电影题材。其实在小说与戏剧、小说与新闻之间的问题何尝不是如此？以前有过一段小说戏剧化，命不长。现在又有些作者热心于小说新闻化，靠匆忙采访抓素材，靠道听途说找热门，靠问题尖锐造影响，这样的“小说”既缺乏新闻的真性魅力，又无小说艺术魅力，实在不足为训。

第5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英文名称：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Philosoph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新疆大学

主办单位：新疆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2820

国内刊号：65-1034/G4

邮发代号：58-12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3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第6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艺术社会学观念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塑造

(一)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研究意义

艺术社会学的研究客体有艺术品、创作者与欣赏者和社会，它们是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由社会决定和影响创作者及欣赏者，再由创作者及欣赏者决定和影响艺术品。简而言之，艺术和社会是通过创作者和欣赏者这根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著名艺术史家岑家梧在《论艺术社会学》中提出“百数十年来，艺术社会学者在着重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析研究，指出艺术发展的规律性，使艺术学的研究，逐渐脱离了玄学的范畴，这是这派学者重大的灾献。”他还充满信心地说:“现在艺术社会学，不管它的本身怎样的幼稚，在将来，它终必能采取史精密的科学方法，吸收史进步的学说的精华，而成为真正科学的艺术学，这确是一种趋势!”［3］蔡仪认为，包括艺术社会学在内的艺术学是以美学为基础的，没有美学便没有完全的艺术学;而美学的领域应当包括美的存在、美的认识和美的创造，也就是现实美、美感和艺术美。因此，“艺术学和美学的关系，好像内切的两个圆，艺术学是内切于美学的。”由此决定，艺术社会学的意义“是考察艺术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相对应的关系，和其随社会基础的发展而变化的相关联的规律。”［4］据此可知，艺术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所以想教好和学好艺术，就必须重视艺术社会学的指导作用，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

(二)严格区分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

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应该严格区分二者，不要混淆二者。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指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批评方法，即是一种艺术批评模式。与社会学批评不同，艺术社会学是将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讨论的，是用社会学的先进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科学的方法对艺术的产生、创作、传递等艺术现象进行考察研究的。另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从社会这个大环境对艺术现象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关系来考察研究艺术现象，从艺术作品、艺术家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来考察研究艺术作品，从而在揭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的联系关系中体现出的社会学批评的广阔视野。艺术社会学是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艺术进行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由此可见，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高等美术教育应当立足于使学生在美术学习中，从社会生活的视野对所学习和创作的艺术作品和一系列的艺术现象进行宏观、综合地学习研究。

(三)摒弃“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中国艺术理论界由于对庸俗社会学缺乏清醒的辨析能力，曾一度错把庸俗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家弗里契视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学之指导者”，庸俗社会学在中国艺术发展历史中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艺术发展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和影响是相当严重的。我们所说的艺术社会学立场与庸俗社会学是有根本区别的。艺术社会学是建立在一种综合和包容的立场上，探讨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研究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中如何摒除庸俗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影响的同时，如何正确加强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社会学视野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改革对策

(一)注重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

艺术社会学认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密切联系的，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例如艺术与经济、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的关系。在进行高等美术教育改革时，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艺术现象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背景，艺术现象的社会功能，艺术现象的艺术价值的标准和取向，艺术社会过程中的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等一系列活动的完整整体的各个环节。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活动中应注重对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高等美术教育应当以对生活的切入来极大地丰富学生个体的经历和体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离开了生活，体验就无法生成。如果高等美术教育中，老师对美术知识与技能技巧的传授得不到学生个体经验的认同，那么学生在这样的高等美术教育中所学习到的相关的美术技能技巧就只能停留于技术层面本身，由于缺乏生活的体验，与社会生活脱节，学生创作的美术作品就会相应地缺乏艺术生命力。

(二)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美国的小威廉姆E多尔在其著作《后现代课程观》提出:教育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可自然称之为教育联系，指课程中的联系赋予课程以丰富的模体或网络，后者也可自然地称之为文化联系，指课程之外的文化或宇宙联系，这些联系形成了课程赖以生存的大的模体，两者相互补充。［5］艺术社会学强调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其在揭示艺术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关系时，把艺术活动当作多种因素的复合整体，重在宏观研究和整体性考察。这就要求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要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但是指教育内容、方式和类型的繁多，而且也包含着“求同存异”、“包容并蓄”等教育理念和思想。高等美术教育应当是一种综合的教育，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应主要以综合性为原则，从传统的分科走向综合的发展，实现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融合，建构起综合的学科门类。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还应当注重美术学科内容的综合，将“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与强调审美的精神功用的“纯艺术”结合起来。老师在高等美术教学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多的为学生提供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并积极地引导学生从一点出发多点结果的多元或从多点出发以多点结果的多元地进行思考和学习。

(三)注重高等美术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和谐

艺术的理想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仅仅在于形式，而是期望艺术作品的形式能够体现和表达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人生意义。艺术形式有其相对独立性，如果不是结合着社会现实而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创新，那么其就很有可能流于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所以成功的艺术作品中，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的。艺术社会学的转向就是从对形式技巧的讲究转向对内容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艺术作品的形式是完成了的内容，内容是具有形式的社会。综上所述，在对高等美术教育进行改革时，我们应当注重高等美术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即在进行高等美术教学时，要培养学生具有既要注重艺术的形式创新，又要注重艺术的内容丰富的思维。

第7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一、文学批评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就是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过程，也是人类精神世界不断扩大、不断发展、不断自觉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主要基于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依托现实而观照理想，才会产生改造现实以实现理想的动力；依托理想而观照现实，才会使现实呈现出理想的光辉，现实才具有价值和意义。现实有了理想引导才能不断发展，理想有了现实基础才会成为有根之本、有源之水，才会具有追求和创造的价值和意义。这说明现实与理想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对而存在和发展的。文学也是人类立足现实、追寻理想的必然结果。同时，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结晶，更是不满足现状，是超越现实、向往自由、追求理想、实现愿望的心灵产物。从这一角度而言，文学是人类理想的突出表征。文学批评通过文学评价行为事实上已扩大到对人类社会活动的评价，确立评价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第一，人类活动具有自觉性、目的性和主体性。人类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后就具有人性、人类性及其类本质、类特性，从而使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有本质差异。

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显然，人类活动具有三个特性：一是目的性，在活动之前就已设定目的，使动机与效果统一、过程与结果统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基于现实而追求理想的表现方式；二是自觉性，目的在实现之前就早已在人的观念意识中存在，并指导和支配人类的行为与活动，从而表现出人类意识活动与现实活动的自觉性；三是主体性，人类无论作为意识活动主体还是现实活动主体都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目的是基于理想而改造现实或基于现实而实现理想，人类主体性发挥不会像动物那样仅仅依赖于自然和现实的馈赠，以满足本能的需求，而是力图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现实、改造对象以满足人类生存、存在、发展的需求。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马克思在此集中讨论到人与动物生产的不同特征为：“全面的”生产、“真正的生产”、“再生产”、“自由的”生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生产、“内在尺度”生产、“美的规律”的生产，突出了人类活动的目的性、自觉性和主体性。第二，人类活动具有对象化、人化特性。人类意识观念中的目的性，通过人类活动与行为在其目的实现中对象化在结果上，从而使结果带有人的本质、本质力量以及人的意识、观念的目的性对象化特征，或曰“人化”特征。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的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个情况才是可能的。”[3]因而，“人化”也好、“对象化”也好，人的意识观念及其理想目的对象化体现出人类活动的本质和特征。人类在改造对象从而使其“人化”与“对象化”的同时，也使人类自身“人化”，亦即在改造对象的同时也改造人类自身，不断提升人类性和完善人性，提升人类改造现实、追求理想的意识和能力。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显然，人类活动的结果不仅是在对象身上体现目的性，而且也在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类自身上体现目的性，也就是说人类自身的提升、完善、发展也是人类活动的目的。因此，人类社会才会不断发展，人类也才会不断完善和提升。这实际上表明从现实到理想、从理想实现到回归现实，形成现实—理想—改造现实—提升理想的循环的螺旋式上升发展态势，由此不断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第三，人类活动的人文精神特性。人类活动主要分为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生产活动。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来看，在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同时，意识和精神对存在、物质具有反作用和独立性。同时，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浑然一体、不可分割；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需要，精神生产才分离、独立出来，形成两种不同的生产活动方式。但毫无疑问，这种分离和独立是相对的，不仅存在两者相间和界线模糊的生产活动形式，而且也存在着两者之间的兼容、包容和互渗。因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包含着意识、观念、精神、思维等因素，也都与生产力、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物质载体相关，因而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协调辩证关系应是人类活动特性的重要支点。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缘起和发生，并随着分工而分离、独立为精神活动形式，精神性应是其本质规定，也决定其人文精神的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艺术生产”形式，突出其文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指出文学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悬浮”性，文学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敌对”性，等等，突出文学的形象性、典型性、审美性特征；提出批评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突出文学评价的真、善、美价值取向；提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突出文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继前苏联文学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主张，在强化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倾向性的同时也凸显了文学的理想性。邓小平在新时期纠正“文学为政治服务”偏颇的同时，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而言，也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目标。这并非仅仅从政治上、思想上对文学提出要求。文学历来都是人类理想追求、信仰支撑、精神支柱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明及人文精神的突出表征。中国当代文学应义不容辞地肩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奋斗目标。文学批评的人类共同理想评价取向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

二、文学批评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构建的依据

翻开古今中外文学史与批评史，对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永远是文学的主题和文学精神之所在。人类从原始荒蛮时代走出来就依靠理想的支撑和信念的鼓舞。古希腊神话和史诗，无论是《伊里亚特》还《奥德赛》都旨在表现人类及其族群在神祗和英雄引导下追寻理想的历程；中国古代神话，无论是女娲补天，还是羿射九日，也无论是愚公移山，还是大禹治水，都旨在对光明幸福的追寻和美好理想愿望的实现，以达到强化族群凝聚力、向心力和群体力的目的。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几乎是理想地聚合人类所有最为美好健全的体魄和灵魂。中国先秦时期的《诗经》“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成为中国文学最为理想的范本和经典；《楚辞》将最富于浪漫色彩和理想光环的文学想象和夸张发展到极致；屈原《离骚》高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将文学对理想“求索”的主题一直延续、发展至今。此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白的《将进酒》、陆游的《咏梅》、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如群星闪烁、百花绽放，编织成中国文学史绚烂的理想画卷，激励和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世代相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执着的信念、坚定的信仰、美好的理想在文学中薪火相传，文学也成为人们最为美好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寄托，成为“诗意的栖居”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境界。

人生在世，除物质需求之外还应有精神需求，除在现实存在中生存之外还需寻求更为合理、更为美好的生存和发展，除现实人生追求外还需有理想人生追求，从而使人生和生活具有意义。人类是个性存在与群体存在的统一体，个体只有在群体中生命才会永恒和延续，群体也只有在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和系列中生命才能显现。因而文学对典型化个体生命的具体描写，都依托信仰和理想将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融为一体，呈现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立足于现实、执着于信仰、依托于理想的结果，也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在信仰与信念的激励下以有限生命不断奋斗拼搏、不断探索追求美好理想和永恒生命价值的结果。古今中外文论批评史也充分证明，以文学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认知为基础，构造文学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以及知识谱系，确立文学评价的人类共同理想的价值取向维度及其真、善、美批评标准。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提出“理式说”，他指出：“我们经常用一个理式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每一类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式”，因此“床不是有三种吗？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创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6]。他认为文学摹仿的对象是“理式”，现实只不过是摹仿“理式”的结果从而是“理式”的影子而已。显然这一带有客观唯心主义色彩的“理式”是对现实抽象化和超越化的理想王国，故而柏拉图提出“理想图”是文学始终追寻而又难以企及的最高境界。亚里士多德也提出文学“摹仿说”，在文学摹仿自然和现实的前提下，他进而区分“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7]；“这些事物是按照它们应当有的样子描写的”[8]；“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从而立足于现实的同时也立足于理想。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孔子以实用理性精神将其理想定位于周代的“礼乐”制度，其目的是针对当时的诸侯混战乱象匡正救弊，提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10]，将“礼乐”制度作为“成人”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社会。道家庄子则以“自然无为”的自由精神将理想定位于“至德之世”，追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11]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2]的理想境界。不论是儒家的和谐进取精神还是道家的自然无为精神，都开辟了中国古代批评的“和谐”与“自然”评价取向及其人类共同理想发展取向，都殊途同归地指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协调的和谐理想境界，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梁朝刘勰《文心雕龙》首篇《原道》，旨在发掘文之道的源流、本质、本体、本原，直接指向道家的“自然之道”和儒家的“征圣”、“宗经”之途，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3]的道、圣、文之关联，将其“为文之用心”推向儒道佛统一和“天道”与“人道”一体的理想境界，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体大虑周”的宏篇大著，引导和影响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发展。其“原道”的评价取向成为文学理论批评讨论文学的原点和出发点，更成为文学评价的重要观测点和价值取向，将文学对理想的追求从形而上、形而中和形而下的整合中推向现实人生、哲学思想的高度，指引和鼓舞人类改造现实、实现理想，也使文学成为人类从现实走向理想的启明星和航标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当代文学批评的共同理想价值取向

中国文学从“五四”前后进入现代化进程，从而也进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影响及中国化过程，并且也进入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战民族解放到民族国家独立、由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由改革开放到进入新世纪的过程。这一百年发展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构建的过程。20世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但已包含社会主义的萌芽，社会主义必然是新民主主义的继续和发展结果，其实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和探索的结果。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从抗战文艺到延安文艺，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和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和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形成社会主义文流。新时期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整了生产关系、转换了生产方式、改革了生产体制，使当代文学事业与产业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指导和影响文学发展，文学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构建。因此，当代文学批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取向是历史必然和现实必需的合理选择。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理想追求的必然结果

任何理想都是基于现实需求和改造现实提升现实的需求而提出的更高愿望，因而理想总是分为现实理想和终极理想两大类，或者说相对理想与绝对理想；同时，理想也是在不断实现后又提升和发展的理想，也就意味着理想永远是在追求探寻中，理想在于人类改造现实和改造人类自身的不断追求探寻的奋斗精神。此外，理想也总是由个别到普遍、由个体到群体、由分别到共同的不断聚合、集结中形成民族及人类共同的理想，其实质是民族及人类群体凝聚力、向心力和统摄力的表征方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中华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与中华民族千百年追求的和谐社会理想有着紧密联系。《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中国古代“和谐”思想发展源远流长，先秦典籍《尚书》曰“协和万邦”[14]；《国语》曰：“和实生物”[15]；《左传》曰“和与同异”[16]等，成就儒家文化的“中和”说、“和谐”说和“天人合一”说思想，并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和特征，推动历代仁人志士对和谐社会理想的追求。其次，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和创造的结果，也是对人类优秀思想文化遗产继承革新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超越也通过对“原始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同社会”式的“桃花源”世界来表达对理想社会的愿望和追求；历代不同时空的人们也总会殊途同归地共同向往理想化的和谐社会，这体现出社会主义理想的某些特质和特征，是使中华民族选择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础和条件。再次，与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相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科学”、“民主”以及启蒙、救亡和反封反帝的大旗，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影响显而易见；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左翼”文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思想不言而喻；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延安文艺”也直接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衔接；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与新时期改革开放文艺繁荣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铺平道路。最后，与中国社会现实相联系。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及文化转型期的探索追寻中最终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改造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振兴的理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在世界崛起，才能完成历史与时代赋予中国的责任和使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文艺“二为”方向、“双百”方针贯彻实施的必然结果

中国文艺发展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实质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人民文学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使文学的人民性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贯彻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形成文艺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双百”方针既符合文艺与批评发展规律，又符合社会时代需求及人民群众的需求；既提供文艺更为自由和更大发展的广阔空间，又体现出文艺多样化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形态。“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构成中国文艺多样统一、多元共生的生态环境与和谐状态，在多样性、多元化发展潮流中凸显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主潮、主流的地位，从而也凸显了文艺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及基本价值立场、态度和观念，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文学批评也在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基础上确立核心价值取向和评价取向，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其核心价值取向和评价取向，以此衡量和评价文艺作品得失优劣，成为文学评价标准的重要维度。以此作为“香花”、“毒草”的鉴别尺度。他认为：“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来看，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17]这一标准虽然时过境迁，但其精神和主要内容仍具有现实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文学、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精神实质的贯通上。这对于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文艺乱象的辨识，对于文艺作品存在的不良倾向以及错误倾向的批评，对于正确引导文艺发展的方向，都是非常必要的。文学需要评价机制推动，批评需要有正确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中国历代批评的作用并不限于择优和推荐，而且还包括识伪和批判。先秦儒家孔子批评“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道家老子批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庄子批评“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20]的人为造作艺术；梁朝刘勰批评“离本弥甚，将遂讹滥”[21]的浮华文风；唐代陈子昂批评“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22]的文坛弊端，等等。这些批评家面对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潮，敢于批评、善于批评，对文坛拨乱反正、辨伪存真、扬善抑恶、褒美贬丑，起了积极作用，对于今天的文论批评建设仍不失借鉴启迪意义。因此，文学批评应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立足当下文坛的现实实际，面对社会时代及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求，确立文学批评的核心价值体系和评价取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健康良好发展的同时推动全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构建以及促进对这一理想目标的不懈追求。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文学批评“现代性”、“世界性”价值取向构建的必然结果

第8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关键词】  医学文化　文化功能

    Abstract：Social functions of medical culture include six different aspects.Firstly,it moralizes people,that also means“culture civilizes the masses”.Secondly,it is a carrier that passes down medical history,medical experience and medical ethic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Thirdly,it plays a role of centralization because a particular culture is the emotional tie that sustains the centripetal force of a certain collective.Fourthly, it identifies because accurate distinguishing and differentiation of medical conditions are based upon the identifying function of medical culture.The fifth function is coding,in another word,conditions in medical culture actually are combinations of codes that are abide by purpose and logic as well as conventions and rules.Finally,medical culture performs as a social drive.Individual medical behaviors are subjected to collective psychodynamic;medical-social development depends upon the drive of socio-psychological mechanism.In addition,medical culture performs as orientation and unscrambling.

    Key words：medical culture;cultural function

   医学活动是与人们实现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和高水平的生命质量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活动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中，协调、维系人们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元素是文化。人类的一切医学实践，其由始由生、所兴所盛、至极至衰，最根本的驱动力量和影响因素便是医学文化。文化是以意会符号承载的族群主观信息，它包括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所产生的一切物质方面的内容、精神方面的内容以及驱动人们进一步进行社会实践的心理程序；医学文化则是通过一系列具象符号和抽象符号所表现的与医学这样一个特定族群有关的主观信息，它在驱动、指导人们医学实践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以下一些社会功能：

    1  医学文化的教化功能

    文，所以载道也，“文化化人”主要就是讲文化的教化功能。医学文化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医学观、医学态度、医学精神、医学行为及习俗、医学伦理、医学道德等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内容不仅对医疗主体，而且对医疗对象都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

    自父精母血凝聚成胎生存于世，人要食用五谷杂粮，历受风霜寒暑，时而遭火炙水淫，偶尔遇蚊叮虫咬，大自然的风寒暑湿燥火，人世间的喜怒忧思悲恐，都可能对人的健康构成不同程度的威胁。追求身心健康是人们的普遍愿望，而如何在健康时恒久地保持健康，在不健康时尽快地消除影响因素而恢复健康，则取决于人们对待医学的观念和态度。敬畏生命，崇尚医学，尊重科学规律，恪守保健规则，是人们须切切谨记的基本原则和正确态度。如何才能够树起科学的健康观、自若的生命观、正确的医学观、理性的求医观，关键还是看人们对医学文化的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或者说，关键是看医学文化对人们的教化和影响程度。

    医学是崇高的事业，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都对医学职业者之伦理道德有着极高的要求。医乃仁道仁术仁功仁业，自古以来无仁不成医，普天之下无医不守仁。尽管在现实社会中确有一些不良不肖之徒借医谋财，伤天害理，然而从总体上说，行医者都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诚如《医学生誓词》所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为医者须“……献身医学……恪守医德……竭尽全力……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这些都是医学文化对医务人员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一代代的医务工作者，都是饱受医学文化中伦理的濡养和道德的熏陶，在医学实践中坚持着“人性至上，生命至重，健康至高，人格至尊，和谐至要”的医学文化之本质，视病人如亲人，为其倾注至爱至亲之情感，精益求精，全心全意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可以说，医务人员之道德品质、理论素养、技术水平、执业态度等都是医学文化教化的结果。

    2  医学文化的传承功能

第9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在自然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的19世纪，学者们试图利用自然科学的方式（或至少是自然科学的哲学）理解社会，似乎不足为奇。社会学公认的奠基人孔德将他的学科定名为社会物理学，彰显了其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揭示社会之秘的取向——虽然孔德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但是其思想影响了其后数代学者，形成了实证主义范式。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科学以隐喻的方式，微妙地影响了学者们对于社会的理论构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牛顿力学的隐喻，它甚至贯穿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整个发展过程。我们还将指出，在接受了经典社会学家考察世界的方式的同时，也就很可能接受了这种考察背后的隐喻及其局限。牛顿力学是“进入现代科学世界的大门”。其体系的核心在于：惯性是物体的根本属性，惟有外力才能克服物体的惯性。大至天体系统，小至原子，都遵循一种永恒的完美秩序。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牛顿力学的隐喻究竟是如何在经典社会学背后产生作用的。众所周知，功能范式与冲突范式的互动是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母题之一。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指出：“最近半个世纪中，对社会的描述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社会构成一个功能整体，另一种是社会分为两个部分。我们可以用帕森斯和他的学派解释前一种模式，用马克思主义思潮解释后一种模式。”这两种理论派别之间的差异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假如我们从类比的角度去审视这两大理论，却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即：无论是帕森斯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拥护者，其理论背后的隐喻都是牛顿力学。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来看看法国学者米歇尔福尔塞对社会变革理论的颇有趣味的分析。福尔塞指出，要理解社会的变化，只凭经验注意到社会系统在两个时间点上的差异是不够的，人们无法凭此确定社会深刻变化的实质。为此，必须指明所参照的理论状况。无论是帕森斯还是马克思，给出的这种理想状况都是平衡状态。帕森斯学派认为，社会系统具有一个由多种部分构成的稳定结构。要想打破这种状态，即发生社会变革，必须借助外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帕森斯学派的反面，它认为社会是矛盾双方的角力场，其本身就内含有对立，即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的结构之所以没有瓦解，在于强制力的作用。一旦强制力不足以维持，那么社会就会趋向变革。福尔塞指出：“上述各学派在思考平衡或不平衡时所参阅的，是其在力学里所描述的东西，即分别是秩序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由此，我们看到了功能主义和冲突论两种范式在处理其固有问题上的无力感：功能主义强调平衡的永恒性，不引入外力就无法解释社会变革；冲突论强调不平衡的永恒性，不借助外力就无法维持社会存在。这两种处理方式虽然获得了力学系统的永恒美感，但是既无法处理其理论的逻辑难题，又都排除了社会内部的可能性。直到今天，基于牛顿力学的社会学理论仍然非常有效。在我们使用“张力”、“秩序”等词语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已经接受了其理论背后牛顿力学的隐喻。否认社会与力学系统的相似性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无疑，作为一种具象化和简化策略的、基于力学的理论构建策略，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弊端。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经典社会学理论时，保持对其背后隐喻的警惕性和敏感性。

二、类比的未来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认识到，通过类比社会与其他自然物或人造物之间的相似性、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理论资源，是社会学早期学科发展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但是，在社会学最近的发展中，类比似乎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关注。经过百年的发展，社会学已经发展出数量巨大的学科资源。看看卷帙浩繁的社会学出版物和论文就能对这一点有直观感受。这意味着，每一个社会学研究者都拥有大量的可以借鉴的互文本。贝尔特指出：“在20世纪晚期，在社会理论家中已经有一种倾向，避免应用从其他学科中得来的知识。许许多多学者倒是假定，理论进步惟有依赖仔细考察、重新利用先前的社会理论。”此外，类比法特别适合处理高度复杂、宏大的社会系统的理论思考；而这种系统由于其非物质性，无法如经济学那样用清晰简明的公式进行说明。而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学理论已经将普遍存在于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的“宏大性”束之高阁。后现代主义的反动、对唯智主义的批判、对实践的重视为社会学的理论转向奠定了哲学基础。社会学自身的发展，也使得其理论越来越趋于微观化，无论是社会学理论的多元取向、建构取向，还是互动取向、制度取向，都不必对社会有一个总体性的交代。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忽视与其他学科互动的社会学理论也结出了不少硕果，但是忽视了类比也封闭了学科发展的一些可能性。类比策略不仅有助于吸纳新的研究方法，还可以激活社会学本身的创新灵感。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更是应该注重这种互动。主宰中国社会学理论界的是一些碎片化的、文献综述样的、译介式的、缺乏想象力的理论生产，这既是学科专业化造成的，也是理论创造力不足（或者至少是理论创新的自信不足）的后果。因此有理由相信，类比——或者说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尤其是自然科学最新成果）——仍会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可以预见到的是，至少有如下几种思路，蕴含着巨大的潜力：

第一，系统论类比的进一步发展：复杂性系统。西利亚斯总结了复杂系统的十个特征：复杂系统由大量的要素构成；复杂系统中的要素动态地相互作用着；相互作用的层次相当丰富；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处在相当短的范围；相互作用中有回路；复杂系统是开放系统；复杂系统在远离平衡条件下运行；复杂系统具有历史；个体要素不知道它们所嵌入其中的整个系统的行为6。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与复杂系统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或者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一种复杂系统。另一种策略认为，面对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用直观对其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已经不太可能了。如果想真正作出考察甚至预测，必须以复杂的认知工具复现系统的复杂性，而不是以某种具象化的形式对其进行简化。计算机模拟的方式可使这一观点成为可能。

第二，社会行动者的原子化类比。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社会网络分析。在互联网时代和大众传播时代，对社会行动者进行原子化处理，不仅是一种方法论策略，更是一种本体论策略。通过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在虚拟互动和信息传播中的一些奥秘。